明末甲申，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一举攻克北京，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黄河以北陷入了满州贵族统治者的手中。同一年的五月份，原明朝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勾结操江提督刘孔昭、南京守备徐弘基、靖南伯黄得功、总兵官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人，在南京迎立福王朱由崧建立了南明王朝。
当时，南明王朝尚据有江南半壁江山，其统治范围之内的中国南部各省大都还完好。南京占据长江下游形势之地，是明代二百多年的陪都所在，对南方各省还有一定程度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清兵初入关时，兵力不过十多万，只占据了辽东、河北、山东一带。而南明王朝拥兵二百余万，并且具有传统爱国思想的广大人民群众也瞩望于这个正统的汉族政权。如果南明王朝能够坚守江淮，励精图治，是极有可能徐图恢复而统一中国的。但是，这个封建小朝廷却极其腐朽，君臣上下一味地苟且偷生。南明小朝廷建立之后，立即派遣官员出使清廷，准备议和，打算以“割让山海关以外土地与清，岁币十万两，国号随意”等诸项条件换取江南的苟延残喘。
结果议和失败，清军日趋逼近，南京危在旦夕之际，南明小朝廷却仍然在逐酒征歌，淫乐终日。弘光皇帝朱由崧不关心国家大事，成天只知道饮酒作乐，听曲观戏，还大肆修建宫殿，花费无数。弘光皇帝手下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钺等权奸，以及贪官污吏、跋扈武将，更是为非作歹、有恃无恐。他们结党营私，大肆捉拿复社进步文人，排斥异己分子，内部斗争愈演愈烈，冤狱接连不断，枉死者无数。因此，当时流传着“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的谚语。
而从明代万历、天启年间以来，统治阶级内部就存在着长期的派系斗争。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了南明王朝统治时期。代表统治阶级内部腐朽势力的阮大钺等人，正在等待时机，重新起来执政。以陈定生、吴次尾为领袖的复社文人，在政治上继承东林党人的主张，有他们进步的一面。然而他们在“中原无人，大事已不可问”艳的时候，依然流连风月，买醉征歌，说明他们不可能担当起挽回国家危急形势的艰巨任务。随着复社文人对阮大钺的斗争而来的是为了建立南明王朝而引起的统治集团内部的争论。以马士英、阮大钺等人为首的魏阉余孽勾结江北四镇，企图拥立福王。而为复社文人所推崇的史可法、左良玉等人都曾表示反对。福王即位后，马士英、阮大钺当权。他们一方面买卖官职，大肆搜刮，来满足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一方面，四处出动捉拿东林党人、复社文人，企图一网打尽，使得自己的权力能够得到巩固。
如《桃花扇》的第二十五出，写福王当清兵即将南下之时，他所关心的只是怎样在宫中寻欢作乐、纵情声色。第三十六出里面写道，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在南明王朝即将灭亡的前夕，还念念不忘他们的“一对娇娆，十车细软”，这都足以说明以马阮等人为代表的整个南明统治集团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当时南明王朝所赖以守御江北的是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四镇，所赖以镇守上游的是左良玉的兵力。由于这些部队本身分属不同的将领，各自号令之下，这些部队只知有将领，而并不听从南明弘光皇帝的号令；而这些将领之间，派系林立、互相倾轧，无法统一兵力一致对抗清军。当史可法出守扬州，满心希望能够出兵北伐时，江北四镇的将领就为了争夺扬州地盘，而起了内讧。后来经过史可法的苦心调停，高杰也自知寡不敌众，才同意离开扬州，前往开洛。高杰引兵北上之后，为叛明降清将领所暗算。这时，便只剩下了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等三镇。而他们又被马士英、阮大铖等人调去阻止左良玉带兵东下。这时，河淮一带，千里空虚。因此当清兵南下时，只留下了史可法一支孤军，困守扬州。扬州一失，南明王朝也就跟着覆亡了。夏完淳的《续幸存录》中写道：“朝廷内的官员与出外镇守的官员不和，朝廷内部的官员之间也不和，而在外镇守的官员之间也有矛盾。人们只顾结党立社，各派之间斗争激烈。而对外敌入侵这样的事情，丝毫不加以考虑。”吴梅村在《清忠谱序》中说：“甲申之年的变乱中，南明朝廷在金陵留都建立。国家大事未定，臣子们却先只顾着个人拉帮结社，而不顾朝廷利益，这样一来，东南的灭顶之灾也因此到来。”
拥军近八十万、镇守武昌的左良玉，以清君侧、讨马阮为旗帜出兵东进，则是加剧内部斗争、加速南明灭亡的催化剂。督师史可法，虽有“光复神州”的决心，但是上有弘光皇帝的昏庸无能、马阮等人的欺压迫害，下有四镇不和、兵戈相向，因而北伐不成，孤城难守而慷慨殉难。清兵血洗扬州十日，被杀者数十万，尸横遍野。随后，清军破镇江、取瓜州、下南京，如取囊中之物，易如反掌。而南明文武百官，也是纷纷投降。到了1645年5月，只维持了一年多的南明小朝廷便土崩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