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作家从中受到启发，也开始转向通俗文学和戏曲创作。李梦阳倡论“真诗在民间”，已表达了从纯文学转向通俗文学的意向；①唐寅在科考失败之后的诗歌创作，已具有明显的“俗趣”特点。被誉为启蒙思想家的李贽，吸收王守仁学说（尤其是王学中王畿一支）和禅宗思想的若干成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有力武器。对于禁欲主义和假道学、李贽的抨击不遗余力，其言辞之犀利，为历来所罕见。②李贽主张男女平等，他指出妇女的所谓“短见”，并不在于她们的智商比男人低，而主要是她们的生活受到多种限制的结果。
俗文学（包括色情文学）的兴起，一方面是市民阶层崛起的强烈信号，同时也是明朝廷长期对意识形态领域施行高压禁锢政策的必然反叛和绝妙讽刺。以李贽、徐渭、汤显祖、冯梦龙等为代表的反叛传统文化模式、冲击封建道德礼教的早期启蒙思潮，孜孜求人格独立，争取思想自由，憧憬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趣，不屑于以“至尊至圣”为冠冕的教条，憎恶那种吞没个人真情实性的欺世盗名的假道学。他们高举尊“情”反“理”的旗帜，要求将真实情感与人物个性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基础，认为只有将人们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写进作品，作品才具有灵性和生命。如袁黄在《情理论》中提出：“古之圣人治身以治天下，唯用吾情而已。人生于情，理生于人，理原未尝远于情也。后之学者远情而骛于理……盍亦返而思其情乎？”冯梦龙则对六经提出特殊的解说：“六经皆以情教也。”又说：“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古者聘为妻，奔为妾。夫奔者，以情奔也。奔为情，则贞为非情也。”汤显祖也坚决反对以“理”格“情”，责问：“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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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季开先高度评价《水浒传》的出版，认为“《史记》而下，便是此书”（见李开先《词滤》）。徐渭晚年也将主要精力转移到戏曲的创作、评析和传授方面。
②如李贽指斥那些所谓的道学家“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则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无一厘为人谋者”（《焚书•答耿司寇》）。他还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能”（《续焚书•三教归儒说》）。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焚书•又与焦弱侯》）。李贽对程朱理学及卫道士们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句句中的。
③见冯梦龙《情史》、汤显祖《牡丹亭题词》。
袁黄、冯梦龙、汤显祖等都是身体力行的通俗文学大家。他们将矛头直指非情之“理”，要求解除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束缚，对当时文学风气的影响极大。通俗文学创作到明末达到新的高潮。著名为“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和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的推出，汤显祖剧作《牡丹亭》的巨大成功，以及由冯梦龙整理、编著的大量通俗文学的出版等，便是其重要的标志。
与思想文化领域“以情反理”、通俗文学繁荣交相辉映的是，明末江南一带荟萃了大批风流才子。鳞次带比的秦楼楚馆滋润着明末绮丽而独特的青楼文化。文人与青楼的结合是产生美女的重要土壤。在中国美女史上名头很响的“秦淮八艳”，便是在与江南众多文人名士的耳鬓厮磨中诞生的。
明武宗时的唐寅（唐伯虎）被认为是明正德年间最“放荡不羁”的风流才子。他的形象只要看过评书《唐祝文周四杰传》以及周界驰主演的搞笑影片《唐伯虎点秋香》，一定印象深刻。他在《桃花庵歌》里公然宣言：“桃花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边贡被劾罢归，“日与豪士浮白倡和，醉则两妓肩扶，歌于途，观者如堵，不为怪”。①杨慎甚至“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诸妓拥之游行街市”。②康海“常与妓女同跨一蹇驴，令从人赍琵琶自随，游行道中，傲然不屑”。③祝允明常醉妓馆，携妓狎游，欲求书画者，“使女妓掩之，皆捆载以去”。④他们狂猜悖俗，纵酒狎妓，“浪游维扬，极声伎之乐”，借此表示对礼法的蔑弃。
重情轻理的人文主义思想，反映在文人学士们的言行中，就是对异性的爱慕与同情，以及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这种在当时难能可贵的平等意识，在众多青楼文学作品中时有流露。如梅禹金《青泥莲花记》就为历朝200多名妓女立传，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⑤在该书卷八末尾更借妓女史氏之口道：“凡倡，其初不必淫佚焉。或托根非所，习惯自然；或失足不伦，沦胥及溺。人之无良，一至此耳。间有临中流而海岸遂登，薄虞渊而日车始税，即顿渐不同，要其从道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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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罪惟录》卷一八。
②见《列朝诗集小传》丙集。
③见《四友畜丛说》卷一八。
④见《列期诗集小传》丙集。
③商鸿建、刘半农为赛金花立传，写作《赛金花本事》，很可能是受到他和余怀的启发。
也。”充满了对风尘女子的同情、尊重、认同。余怀的《板桥杂记》录明末秦淮名妓35人，分“雅游”、“丽品”、“轶事”三卷，对那些操守高洁、临难不苟的风尘妓女表达了由衷的钦敬。①公开以“异端”自命，抵悟儒家传统观念的傅山，对妓女的看法更为大胆：“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
俗话说：惺惺相惜。文人学士对名妓大胆咏赞，为其树碑立传，这种行为放在600年前的唐代，也许是一件寻常事；在600年后的今天，也很有可能被视为邪说异端。但在当时环境下，体现的却是士阶层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美女品评标准的变化。如果没有这些文人学士的呼吁和造势，明末众多青楼名妓的人性便难得舒张，明末青楼名妓整体的文化素养、才情色艺，也不可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明末青楼名妓大多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她们风姿绰约，不同流俗，真正能够欣赏她们才情的，当然不会是泥古不化的伪道学家，也不会是俗不可耐的庸官俗贾，而只能是满腹才华的文人学士。
文人与名妓互为知音，相互传名。在“濡沐词章翰墨，吟赏山水烟霞”之中，久而久之，难免擦出爱情的火花。晚明时期，名妓与文人名士的联姻，始终是文坛和青楼史上的一段佳话。其婚姻的成功率、影响力、婚后双方的感情关系、婚后的文化氛围和生活质量等，被认为是此前（包括唐代）望尘莫及的。①
理清了明代美女文化发展的背景脉络，对有明一代美女评价标准的历史变迁也就相当清楚了。明初至中叶，占统治地位的美女评价标准，自然是由正统的理学家们说了算。据《古今图书集成》所收历代节妇烈女的人数统计，明代有节妇烈女35829人，为中国历代之最。枯燥的数字背后，可以想象有多少双充满落寞和绝望的泪眼。明中叶以后，美女的评价标准已经是由文人学士们来拍板了。明代中后期的美女评价标准有四大特点：一是在唐代乃至之前一直颇为看重的华丽张扬之美经南北两宋的淡化，到此时已基本为清雅、内敛所取代；二是明代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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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板桥杂记》是中国古代美女史上最重要的著述之一，后世研究“秦淮八艳”者，《板桥杂记》是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②见李中馥《原李耳载》卷上。
③葛嫩嫁孙临，顾如嫁龚鼎孳，马娇嫁杨文聪，王微嫁许誉卿，卞敏嫁申维久，柳如是嫁钱谦益，董小宛嫁冒辟疆，李香君与侯方域、卞玉京与吴梅村也各有一段缠绵俳情故事。
往任何朝代都更加重视美女的才艺，直到明末，由于江南大批美女的涌现，文人们对容颜的要求才趋于苛刻（马湘兰能够进入秦淮八艳阵容，典型地说明了这种评判标准的变迁过程）；三是小巧玲珑型美女备受青睐（这当然是因为江南水乡大多数美女都以小巧玲珑型为主，李香君应该是典型的代表）；四是青楼女子取代宫廷美女成为时尚的领导者，青楼文化的繁荣超越南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到晚上，所有的红灯笼都会亮起来。成语谓之灯红酒绿。
清朝前期与元代颇相类似，属于异族入主，民族矛盾相当尖锐。不满异族占领的汉族文人大多将注意力转向文字训诂等历史考据，以期逃避现实。但清初的社会开放已远非元代可比，因而美女文化的发展仅有几乎可以忽略的短暂沉寂。
清代屡兴文字狱，禁毁小说颇多，但色情小说却始终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清初虽然也表彰了多达12323人的节妇贞女，但妇女的社会地位整体而言已较前朝为高。满人不像汉人有那么多繁文绣节，满族女子的活跃开放对社会风尚的开化有积极影响。清代的娼妓业始终比较发达，通俗文学特别是色情文学在民间很有市场。到清末，中国已经是一个逐步向世界开放的社会，美女评价标准已经较为自觉地向国际惯例靠拢了。
娇小妩媚的江南美女仍然是清朝男人们的最爱，但“林黛玉”式的“病美人”也很讨清末知识分子的喜欢。按照刘达临先生的观点，在中国宋代中期以后，女子由一定程度上的性自由、受尊重转变为性禁锢、被歧视和严重地受压迫，与中国封建制的衰落有关：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越是繁荣富强，民众就越满意，社会就越安定，统治者就越有信心，民众各方面的自由度（包括性自由度）就越大；反之，社会越是衰退，社会就越不稳定，天灾人祸，民变蜂起，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就越是钳制民众，于是民众的自由度（包括性自由度）就越小。这是古今中外一条颠扑不破的社会发展规律。唐代之所以开放，因为它富强；宋代中期以后之所以实行性禁钢，是因为从那时开始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由盛而衰表，走下坡路了。①
支持刘先生观点的史学家们也习惯举唐朝为例。唐朝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朝代，对于各种外来文化都敞开胸怀接纳，自信的唐朝人从来不会有被取代、被同化、被奴化的担心。唐朝人的审美观也是丰富多彩的，并不是一花独放百花杀，所以唐朝的美女才会风采各异、千姿百态。南宋以后，汉族知识分子抛弃了唐朝的女性审美观，要求女性压抑本性，灭绝情欲。他们痴迷女人的小足，强调女性是男性的附庸，醉心于女性的小鸟依人、小巧玲珑和弱不禁风，这其中固然有统治者着意强化等多种原因，但也照出了普遍存在于汉族男性心理深层的一种自卑感，一种从女性身上寻求自信、自强的虚荣心和作为征服者的满足感。至于清末汉族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女性病态美，不正是他们在面对满人统治和“茹毛饮血”的强势的西方人时，担心被欺凌、被奴役的病态心理反应吗？
所以说，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的美女文化和审美观念，都有它所根植的民族土壤，都能发现其随时代而变迁的特点。
到民国时，美女的评价标准已有明显的西化倾向，依据性感、三围、黄金分割等西化评价理论，赛金花、胡蝶等成为领导时代新潮流的美女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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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达临、胡宏霞：《云雨阴阳：中国性文化象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PI1、P137-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