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阿洛索罗夫的墓地坐落在离发现他尸体海边不远的特拉维夫裴多墓园。
领袖的童年
1935年9月。13岁的西蒙·佩雷斯与他的家人一起离开波兰，移居特拉维夫。
西蒙·佩雷斯1923年出生于一个名为维希涅夫的小城市。维希涅夫当时隶属波兰，现在隶属白俄罗斯。他的父亲伊扎克·佩雷斯是个商人，母亲莎拉·梅尔泽是个图书管理员，培养了他对图书的热爱。他的母亲说：“每天吃三顿饭，你就会变强壮；每天读三本书，你就会变聪明。”他的父母都来自宗教家庭，他的祖父是犹太教教士，但他的父母都已经世俗化。小西蒙戴着圆顶小帽，也每天做忏悔。他经常说，他会通过观察额头来评判一个人。额头宽广饱满，就说明这个人很聪明，他本人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他经常说到一个故事。有一天，在这个居住着1500个犹太人的小城镇上，有人带回一只橘子。这片以色列家园里的犹太人被深深震撼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小镇上的犹太居民看到这只橘子时惊讶的表情。这只橘子对他们来说是希望的顶峰，是深藏在他们心底的欲望。也就是那一刻，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这就是对以色列土地的渴望。那一刻，我的身体甚至都在颤抖。
也就是在1935年，13岁的他和家人一起，移居到了被托管的巴勒斯坦。他的祖父母留在了维希涅夫，后来被纳粹杀害。
阿鲁莫特基布兹、哈加纳国防军、以色列工人党，在大卫·本·古里安身边工作、在国防部工作、为发展与法国的关系奋战多年……这就是他早期的经历。当人们问起在他看来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回答说：
是从迪莫纳到奥斯陆的这段经历。一个民族攻击另一个民族，要么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动机，要么是因为他们被别人说服，认为自己具有这样的能力。既然我们不能改变动机，那我们就应该说服他们，告诉他们不会成功。
以色列前任总统哈依姆·赫尔佐克谈到他的继任者时说：
除了大卫·本·古里安，以色列没有任何政治家能比西蒙·佩雷斯更适合掌管安全和国防。
从1959年35岁开始，从他以以色列工人党身份竞选议会议员开始，50多年里，他担任了每一届议会的成员，最终于2007年成为国家元首。
这么多年来，他如何能成为不知疲倦的和平使徒、为和平而战的使者的化身？他总是说，和平，就像爱情一样，有时候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在与伊扎克·沙米尔轮流执政时期当过两年总理。他最伟大的举动之一就是与侯赛因国王秘密会谈。这次会谈本来可以促成约旦-巴勒斯坦邦联的设想，但受到了沙米尔的阻挠。当然，他倡导了奥斯陆协议，这是他政治生涯最伟大的事业。在特拉维夫市发生的那次祈祷和平的集会中，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不幸被刺身亡，他当时就站在伊扎克·拉宾身旁。
西蒙·佩雷斯被称为梦想家、幻想家、追逐名利的人。人们嘲笑他关于“新中东”的辞藻。他的一生都在坚守自己的信念。在最后的几年，他将全部心血都付诸佩雷斯和平中心。尽管刚刚经历了心脏的不适，他还是来到中心，进行了一段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公开演讲，阐述了他对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看法。
他的老朋友、作家阿莫斯·奥兹这么形容他：
他分析形势的能力，无可厚非的创新能力，断鳌立极的能力，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他被人称为白日做梦的思想，所有的一切都造就了他的伟大。
除了伟人、民族之父、人民的公仆，他还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无视各种阻挠、从来不向原则妥协的自由民主。他是这种民主最好的化身。
鸽派？鹰派？很少有国家具备这样一个几乎从国家创始就一直陪伴着人民的政治人物。即使有这样的人物，他们也通常是君主、最高领袖、国王。但佩雷斯身上没有丝毫专制国王或储君的影子。他只是一个一生都在推石头的西西弗斯，而石头在快要到达顶峰时一次又一次滚落。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容易的事情。一直到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的努力才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感激。他是迪莫纳城的创建者，同时也是奥斯陆协议的构造者。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他时而是鸽派，时而是鹰派，时而又同时是鸽派和鹰派。也可能正因如此，他令很多以色列人感到亲近。大部分以色列人赞成为两个国家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但大部分人不相信这个梦想能够实现。但是佩雷斯认为，应该不顾一切地坚持这个梦想。
他的遗产、他留下的东西呢？与同时期其他领导人——达扬、拉宾、沙龙——不同的是，他没有在以色列出生。他的希伯来语和法语都具有浓重的意第绪语口音。甚至他的发型也不一样，他所有的头发都向后梳，这都与他的同僚们不同。他喜欢巴黎胜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他热衷于接见法国政坛的重要人物，也喜欢被他们接见。他喜欢酒，喜欢露天咖啡馆，喜欢伊夫·蒙当和西蒙·西涅莱。他喜欢在公务出访的间隙偷偷溜出去逛书店。他喜欢书和诗人。他对科学极其感兴趣，喜欢钻研纳米技术和社交网络。除了他的梦想﹑他的不足﹑他的失败，他还有对大卫·本·古里安的忠诚。
2015年，当佩雷斯身陷国籍法案问题时，他引用其良师古里安的话说：“古里安的声音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成为以色列人应该成为的样子：一个榜样性的国家，一个有见识的国家，一个追寻公正与和平的国家。”本·古里安经常提起与佩雷斯的一次交流。他俩初识的时候，佩斯雷才初出茅庐。有一次，佩雷斯与古里安这头“年迈的雄狮”一起坐车。沉默了很久之后，古里安说：“托洛茨基并不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一个伟大的领袖应该知道如何做决定。要么决定战争并承担战争带来的风险，要么决定和平并为此付出代价。”
我们并不能确定佩雷斯是否从中有所领悟。他曾既是鸽派又是鹰派。他并非在一个时期是鹰派，在另一个时期是鸽派，而是强硬与温和并行不悖。他拒绝回答“您是强硬派还是温和派”这样的问题。
以色列第九任总理留下的，可能也是他从本·古里安身上学到的。他曾经说起过：要有勇气而不是遗憾。永远不要在困难面前退缩。不要害怕做梦。不要害怕明天。不要自我欺骗。这是一个伟大的规划。他是否如愿实现了这个规划？这还是留给后人去评判吧。
2016年9月28日佩雷斯去世。他的墓碑上刻着三句话。一句来自先知以赛亚：“他们必会将刀剑打成犁头。”第二句来自大卫·本·古里安：“以色列的精神形象和它的内部力量将构成我们未来安全与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第三个句子来自纳赫曼·比亚利克的一首诗：“还应该有一首赞美他的诗，但是现在这首诗已经消逝。”
先知、政治家、诗人。我们无法更好地描述这个在以色列建国近70年时消逝的人的一生。他的墓碑坐落在拉宾和沙米尔之间。他的孙女曾开玩笑说，他和他的左翼邻居一起，又可以像当时一样轮流执政了。
以色列爱乐乐团与大师
1936年12月26日。以色列爱乐乐团成立。
成立乐团的想法来自波兰小提琴大师布罗尼斯拉夫·胡贝尔曼。他成功说服了来自欧洲不同乐团的75个音乐家，使他们离开了曾经演出的首都，来到以色列这个正在破茧而出的国家，在特拉维夫成立了一个高水平的乐队。
首场音乐会在特拉维夫市北部的一个音乐厅举行。乐团的指挥是世界音乐大师之一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为了表达对这个乐团的支持，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放弃了纽约NBC交响乐团的指挥机会来到特拉维夫。这位因为法西斯主义肆虐而离开祖国的顶级意大利指挥家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全人类。”
当时，这个刚成立不久的乐团里的音乐家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德语、波兰语、匈牙利语、俄语，年纪小点儿的说希伯来语。
伴随着国家的建立，乐团也将其名字由“巴勒斯坦管弦乐团”改为“以色列爱乐乐团”。以色列于特拉维夫博物馆举行建国大典时，乐团在现场演奏了以色列国歌《希望之歌》。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雅沙·海菲兹、耶胡迪·梅纽因、艾萨克·斯特恩、伊扎克·帕尔曼、平夏斯·祖克曼、什洛莫·敏茨等人先后加入乐队，随乐团到欧洲和美国巡演，参加了很多欧洲（萨尔茨堡、洛迦诺、爱丁堡……）的音乐节，并于1967年7月在雷纳德·伯恩斯坦的指挥下，在斯科普斯山上演奏了古斯塔夫·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当时人们对乐团是否应该在柏林演出的争论激怒了乐团，最后的结果是，乐团在祖宾·梅塔的指挥下演奏了《马勒第一交响曲》，以色列的国歌在距离德国国会大厦500米远的地方余音不绝。关于乐团是否应该演奏瓦格纳的作品也曾有过激烈的讨论。这位德国作曲家的音乐一直被排除在主流之外，他的作品从来没有在广播中出现过，音乐会上也很少被演奏。只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冲破了禁令，于2001年7月在耶路撒冷与柏林爱乐乐团一起，演奏了他的作品《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的一段。当时，这引起了40多位听众的离场。另外，以色列室内乐团在第100届拜罗伊特艺术节的出现也引发了另一场论战。
为以色列爱乐乐团历史锦上添花的，还有六日战争结束后祖宾·梅塔的到来。时至今日，他依然是最杰出的﹑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乐团指挥家。他的长寿也打破了世界上所有乐团指挥的最高纪录。他刚刚庆祝完自己80岁的生日。在这场庆生音乐会上，他的朋友帕尔曼和祖克曼也来到了现场。他的国家也为此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这个优雅而又极具魅力的男人很早就决定，将自己的命运与一个被他视为祖国的国家紧密相连。他出生在孟买，与美国演员南希·科维克结婚并育有一子，儿子住在以色列。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期间，当第一颗飞毛腿导弹降落在以色列南部村镇的时候，他是第一批奔赴现场为拥护团结而示威的人。他一直对和平进程保持着极大的兴趣，经常去游览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城市。
他宣布将从2019年10月起退出舞台。1968年他开始做音乐顾问，1981年开始担任艺术总监，担任乐团指挥已经有五十余载。他同时也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特拉维夫大学以及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荣誉指导。
他的指挥风格？毋庸置疑，所有看过他演出的人，都会被他的力量﹑能力﹑激情和热情所折服。
这位“大师”——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国家总统，所有以色列人都这样称呼他——已经带领着以色列爱乐乐团遍访五大洲，指挥了近千场音乐会。
1994年8月，人们看到他在萨拉热窝国立图书馆的废墟上指挥演奏了莫扎特的《安魂曲》。演出获得的收益全部捐献给巴尔干战争中的受害者。
1999年8月，来自巴伐利亚州和以色列的两个乐团在德国魏玛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所在地联合演奏了马勒的第二交响曲。
1994年，他与帕尔曼和祖克曼两位独奏家及以色列爱乐乐团一起，来到了他的家乡孟买。
他对以色列的政治十分不满，尤其批评其安置政策。他对国家形象表示担忧，但他的意见总是被听取，他也一直受人爱戴。因为他从来都不会缺席为那些正在经历困难或威胁的国家而举办的演出。每当战争爆发、某个国家的未来岌岌可危时，他都会立刻跳上飞机，到达常年以他名字预留的希尔顿酒店的房间。
他去过基布兹，去过莫沙夫（合作社），去过发展中城市，去过军事前线，他的所到之处，人们都备受鼓舞。
他也孜孜不倦地扶持着全世界的青年才俊。
反抗与异端
1941年12月31日。阿巴·科夫纳在维尔纽斯的隔都里发起号召：“年轻的犹太人们，拿起武器吧！”
他的姓氏来源于他出生的城市——科夫纳，立陶宛语也称为考那斯。他的家庭曾与立陶宛著名的犹太人维尔纳的家族联姻。阿巴·科夫纳也视自己为真正的、永远处于抗争之中、随时准备造反的“利特瓦克”（立陶宛犹太人）。父亲去世后，只有14岁的他将大部分时间用来写诗及与当时的社会党并肩战斗。长长的卷发、清澈的大眼睛及高帮皮鞋使他看起来既像一个布尔什维克，又像一个浪漫主义者。
33岁时，他从关押自己及其他人的维尔纽斯隔都里翻墙逃出来，并和其他年轻的犹太人一起，藏身于一个多明我会修道院里。他是欧洲第一批从1940年开始就了解纳粹灭绝犹太人计划本质和规模的人。他准备号召大家起义。在返回隔都待了几天后，他发起了绝望的召唤：“我们不能再继续成为待宰的羔羊了！”在与他的同伴们一起钻进下水道来到森林之前，他很快就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活英雄。
阿巴·科夫纳的一生更值得一提的是，战争一开始，这个曾经英勇好战的人就立即萌生了坚决不放弃复仇的想法。他要将复仇和公正还给被杀害的人民。他完全摒弃了自己脑海中纳粹罪犯不会得到惩罚的想法。他是欧洲第一个公开号召拿起武器进行自我防卫的人，还第一个成立了被称为“复仇者联盟”的组织。是他的计划引发了惩罚纳粹罪犯的开端吗？即使这个行动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似乎也确实开了个头。最近法国水边出版社出版了《知道真相的犹太人》一书，作者蒂娜·波拉在书里写道：“从年轻的阿巴·科夫纳的话来推断，即使他们最后失败了，也想让自己的行为载入史册。永远也不能给别人留下口实，让他们说犹太人即使遭受了大规模的屠杀也始终是忍气吞声，什么也没做，没有为死去的人报仇。”
“伊休夫”——巴勒斯坦犹太人社群——或者称为“前进中的国家”更合适，完全不赞同他们的行动。但这并没有阻止一些“伊休夫”领导人会见阿巴·科夫纳并听取其意见。蒂娜·波拉写道，在阿巴·科夫纳1945年9月与哈依姆·魏茨曼的一次会面中，当时还未成为总统的哈依姆·魏茨曼表示，如果他还年轻，身体还足够健康，他也会做与阿巴·科夫纳同样的事情。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这次会面，没有任何证据能佐证这些话。也没有证据说明阿巴·科夫纳与大卫·本·古里安的会面是真实的。但可以证实的是，如果说“复仇者”计划没有受到法律的判决，首先是因为也绝对是因为“伊休夫”社群的领导人坚决和彻底的反对，他们认为国家行动应该动员所有的力量。只是这个“复仇者”计划的规模非常小，参与其中的只有200～250人。
以色列建国之后，阿巴·科夫纳准备加入左翼政党统一工人党，回到基布兹继续进行写作。但一直到最后，他都是一位持异见人士。尤其是在德国和以色列和解这个棘手问题上，他对此坚决反对，一直都不妥协。
20世纪70年代，他一直为在特拉维夫大学校园里修建犹太人大流散博物馆而奔走。1978年开幕后，犹太人大流散博物馆与马萨达、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及哭墙一起，成为多年来游客光顾最多的以色列景点。
出埃及记
1947年7月11日。一艘名为“出埃及记”的船只离开塞特港，驶向应许之地。
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开始，成百上千的欧洲犹太人重新聚集，回到了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及被同盟国控制的难民营。其中有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不愿意再回到原来的国家，准备前往巴勒斯坦。
1946年11月，负责阿利亚运动（犹太人大规模移民运动）的几个组织买到了一艘名为“沃菲尔德总统号”的美国船，并将此船改名为“出埃及记”，准备借助这艘船进行大迁移。这些组织当时都是秘密组织，因为负责托管的英国政府不允许犹太人的迁移活动。这艘船装载了4000多人。这次行动的目的，一方面是要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营救，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这次行动在国际上引发最大的反响，以得到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注意。
1947年7月初，4500名正式获得哥伦比亚集体签证的犹太难民离开德国的营地前往法国南部，登上了停留在古老的塞特港的“出埃及记”。这次由犹太人建国会组织的行动，获得了法国政府成员社会党的支持、帮助和祝福。他们对这个前进中的国家深表同情。
船只航行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都有英国的远程拦截机和驱逐舰紧紧跟随，英国方面想等船一进入以色列海域就立即逮捕船上的人。英方舰机一直逼迫船只往塞浦路斯港的方向行驶。到达港口后，英方与不愿意走下“出埃及记”的乘客们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最后导致3人死亡，3人受伤。7月20日，“出埃及记”上的犹太难民被英国的船只带回他们从法国出发时的港口。这是一场力量的较量。船只在布镇港口停靠后，尽管船上酷热难耐、异常拥挤，但船上的犹太人仍然不愿意下船。英方坚持要他们下船，但法国当局拒绝执行这项命令，表示愿意接待下船的人，但是要让他们自由选择。当时的法国政府发言人正是弗朗索瓦·密特朗。他强调，法国愿意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在法国的土地上给犹太人提供安身之所，但是只有在他们同意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最后，极少数犹太人下了船，大多数人发起了绝食抗议，这一举动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支持浪潮。在经过了一系列秘密会谈和艰难的谈判之后，英国政府通过当时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发声，决定让这些犹太难民重新回到他们在德国的营地。这一举动引起了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为首的美国人的极大愤怒。从此以后，美国开始深度干预以色列的事务。这件事甚至引发了当时犹太复国主义领导者内部的激烈讨论。哈依姆·魏茨曼同意让这些难民在法国下船，但是大卫·本·古里安则完全反对。
1947年9月8日，船上的人受武力胁迫，不得不在德国的汉堡港下了船。他们被全副武装的士兵拖拽到地上。这一切都被几个记者看在眼里。这些记者当中，有年轻的法国记者雅克·德罗吉，他为法国报纸《义勇兵》报道了“出埃及记”事件，后来还为此写了一本书，名字叫作《“出埃及记”的故事，以色列的回归法》。其中大部分犹太人在德国的难民营停留了一年多，一直到以色列建国后才被允许回到以色列。
“出埃及记”成为一座丰碑，也成为历史上的一个传奇。奥托·普雷明格导演为此拍摄了一部电影（1960年拍摄，以列昂·尤里斯的历史小说为基础，保罗·纽曼在里面饰演船长阿里·本·迦南）。但这同时也是一场与英国当局的较量。这件事深刻影响了联合国的决定。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投票同意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1950年7月5日，以色列议会投票通过《回归法》。法案声明，所有的犹太人，无论他们身处何地，都有权利移民到以色列人民历史意义上的祖国。
库姆兰的文稿
1947年11月29日。以色列考古学家埃利泽·苏肯尼克来到伯利恒，寻找死海最早的文稿。而此时，联合国大会正准备为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投票。
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据说，死海海边库姆兰地区附近，一个名为穆罕默德·埃尔·迪布的贝都因人在放羊的时候发现了几个罐子，罐子里装着几卷公元前1世纪、公元前2世纪甚至公元前3世纪前的卷轴。目前部分卷轴收藏在耶路撒冷图书博物馆。
苏肯尼克和其他的考古学家不一样。他通过自学的方式，立志要将犹太人的考古学发扬光大。
1947年11月29日，当“伊休夫”们正在焦急等待联合国关于分治投票结果的揭晓时，苏肯尼克起身乘坐大巴奔赴伯利恒。他的妻子和儿子试图劝他放弃（后来他的儿子伊加尔·雅丁继承了他的事业，也加入了文稿的搜寻之中）。过程并不顺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很紧张，联合国的投票也没能让气氛有所缓和。他对此毫不在意。他必须要看到这些卷轴。他必须要成为第一个看到这些古老文稿的以色列人。天黑的时候，他带着两卷文稿回到家中，一卷是《战争卷》，一卷是《感恩卷》。一个月之后，他又去了伯利恒，带回第三卷《以赛亚书卷》。
他的儿子伊加尔·雅丁，曾担任以色列军队参谋部的军官。他立即从父亲手中接过找寻文稿的接力棒，继续其未完成的事业。
已发现的文稿中有希伯来圣经中最早的文本（尤其是关于以赛亚的文稿），这成为多年来研究的焦点，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因为这些文稿的发现能够对第二圣殿末期犹太教的研究有所启发，也有助于1世纪的转折点和基督教起源的研究。
这些手卷的大部分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还有一部分用了阿拉米语，极少一部分用了希腊语。因此人们认为，这些手卷的誊清或书写是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完成的。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为了保护和收藏文稿，赶在第二圣殿倒塌之前把这些放着文稿的罐子藏在了山洞里。但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不属于传统资料的“外部”文稿也混在其中，这也不符合犹太教“主流”的习惯做法。
还有一些人通过研究古代的历史学家如亚历山大的菲隆、老普林尼、约瑟夫斯等人的著作，认为这些文稿最有可能属于当时与艾赛尼派关系最为密切的库姆兰图书馆。发现文稿的先驱、最先获得三卷文稿并最终将之贡献给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苏肯尼克首先提出，文稿可能属于艾赛尼人。其他考古学家将基督教的起源与生活在死海边上的艾赛尼人联系了起来。
古卷重现天日已六十余载，所有的秘密是否都不言而喻？这个答案无法确定。从中是否能找到深度改变考古学家们已有视角的新方法？这种假设也不能完全被排除。
无论如何，对这些古卷的研究创立了一座丰碑，也引发了论战。人们批评古卷被公之于众的时间太过滞后，质疑有些消息可能被封锁。今天，所有的古卷都被展示出来，向公众开放，甚至在网上也可以看到。来自以色列、法国及美国的新一代库姆兰研究者们前赴后继，仍然在研究的路上。
年迈的雄狮
1948年5月14日。大卫·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博物馆宣布了以色列国的成立。
在距离以色列南部斯代博格基布兹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坟墓矗立在一块峭壁上，峭壁外风景秀美。坟墓上有两个日期，一个是出生的日期，一个是死亡的日期，还有一句简短的话：“1906年，他来到以色列。”阿利亚运动让他获得了新生，让他改了姓，让他将出生地从波兰的普翁斯克改为格林。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在其某部作品中写到过，某个反抗罗马的运动中有一位首领的姓氏叫本·古里安，因此他选取这个姓氏做了自己的新姓氏。
纵观他活跃的一生，一直到退休，他时刻都在准备着去为“伊休夫”服务。
——20世纪20年代，他领导犹太人总工会为工人阶级就业而奋斗；
——20世纪30年代，他领导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反对英国政府颁布的限制犹太人移民的白皮书但支持英国军队抗击纳粹主义的盛行；
——领导犹太人的防卫组织哈加纳，这个组织是以色列国防军的雏形（是他向被伊尔贡组织租赁的船只“Altalena”开火，所有武装组织都感受到了他的雷厉风行）。
1948年5月14日，是他代表临时政府，宣读了以色列政府的独立宣言，同样是他，从1948年到1963年领导了第一届以及之后的几届以色列政府。
周五下午的4点，临时政府的成员、“伊休夫”社群的负责人、名门望族、新闻通讯界的男女记者们都聚集在位于罗斯柴尔德大街的特拉维夫博物馆。因为整个城市都被包围，耶路撒冷城的一些成员没有来。大卫·本·古里安身着深色西装，并佩戴着与西装搭配的领带，他的妻子波拉身着优雅的黑色长裙站在他旁边。古里安隆重地、一字一句地宣读了独立宣言：“我们在这里宣布，在以色列的土地上，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成立了，这就是以色列国。”他金属般的声音在西奥多·赫茨尔的肖像和两面蓝白相间的以色列国旗间回响。菲诗曼·迈蒙拉比诵读了对“新事物”的传统赞歌，在场的所有人都唱起了国歌《希望之歌》。在这个欢乐的日子里，当大街小巷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时，这头年迈的雄狮却觉得自己是“幸福人群中的一个悲伤的人”。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下午4点，以色列独立了，以色列国成立了。它的命运从此掌握在防卫军的手中。”
他说的并没有错。阿拉伯武装力量（埃及的﹑叙利亚的﹑约旦的）很快占领了这个国家。战争是残酷的。战争必须在所有前线上都取得胜利，但这个胜利是残忍的，因为年轻的“伊休夫”社群里数百上千的人为此付出了代价。
以色列民主议会诞生了。选举、联合执政、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本·古里安尽职地履行着每一项职责，尽管有些政策他并不认同。当他意识到自己不被认可的时候，他递交了辞呈，出人意料地选择了退居到新建于贝尔谢巴市南部一块沙漠中心的基布兹。这个基布兹给他提供了一处住所，一间大卧室可以存放他的1000本书（现在游客仍然可以参观）。波拉对他这个怪异的想法并不满意，但她还是跟随他来到了这里。本·古里安用《雅歌》中的诗句来赞美这个陪伴他四海为家的女人，即便是去到沙漠里这个寸草不生之地。
1966年10月16日，天气酷热难耐，气温超过了40度。这头“年迈的雄狮”准备在内盖夫地区的斯代博格基布兹庆祝自己80岁的生日。自从他离开了政府﹑远离了政坛甚至不再担当议员之后，他一直居住在这里。作为国家的创建者、毫无争议的党派领导人，他在退出以色列工党之前担任了连续好几届的总理，最终创立了“拉菲党”，但“拉菲党”最终还是未能在以色列议会中占据有力的席位。这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因此他决定退居沙漠，就如当年的辛辛纳图斯一样。
庆祝生日那天，他在自己居住的斯代博格基布兹里接待了100多位客人，其中包括执意要来的国家总统。总理没有出席，但这个只被以色列人以“老人”称呼的人，依然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祝福和爱戴。即使那些曾经和他冷战过，甚至发生过激烈争吵的知识分子，如耶沙亚胡·莱博维茨﹑马丁·布伯﹑格舒姆·舒勒姆等人，也发来了祝福的电报。他与他们继续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政治占据了他50多年的生活，他现在与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收集了一些关于自己的资料，准备写回忆录。但他并没有真正动笔，他更像是一个读者，醉心于历史，潜心于哲学和宗教。每次朋友或者家人去国外，他都会仔细叮嘱他们，按照他列好的单子为他带回各种书籍。米迦勒·巴尔-祖海尔和沙卜泰·特瓦特两个传记作家负责为他写传记，他也不时地接待新闻记者。
最近我们从斯皮尔伯格的35毫米胶片电影的工作样片资料中发现，他和当时作为访客之一的一位英国导演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访谈。这些内容从来没有公开播放过。对这位“年迈的雄狮”最后时期的访谈，被节选出来制作成一部纪录片，于2017年进行了公开放映，起名为《本·古里安，尾声》。犹太民族是被选定的民族吗？犹太人民有未来吗？作为一个领导人应该具有的政治道德和人格品质，独立战争，西奈半岛战役，六日战争，大屠杀，与德国的关系正常化，修复和道歉……他对这些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打算与缅甸总理吴努一起“冥想”并探讨犹太教和佛教。他也列举了先知关于爱情和异乡的诗句。人们感受到了他一生的颠沛流离，也惊奇地发现他竟然喜欢倒立，因为他觉得那是最能让他放松的一种姿势。
这就是本·古里安。以色列国的创始人和建立者，带领以色列接受洗礼的人。如果没有他，没有人知道以色列是否还能重见天日。无论怎么说，是他在最关键的时刻将以色列从梦想带进了现实。他很有远见，不仅仅是关于以色列。例如，他曾预言苏联最终会走向民主化的进程，也预言东欧和西欧最终会形成统一的联邦。他相信以色列和中国及印度最终会发展外交关系。他认为癌症的治疗方法最终会被找到，人们可以活到100岁。所有这些预言都或多或少地实现了。但是，他认为20世纪结束前，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会签署和平协议。很不幸，这到目前还未实现。
他逝世的前五年也就是80岁生日过后仅仅两年，六日战争爆发了。正如一位传记作者所说，这是“古里安时代的终结”。这头“年迈的雄狮”仍然是参谋部负责人伊扎克·拉宾的顾问。他的死敌梅纳赫姆·贝京也要求他重新回到政坛。社论作者们也呼吁他赶紧回来。但82岁高龄的他已经无法再担负起推动国家前进步伐的重任。这场他并不期望爆发的战争以闪电般的速度结束之后，他终于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除了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他反对吞并其他被占领的领土。在他看来，和平比领土的完整更加重要。他希望国内大部分犹太人的安全能够得到保证。
阿妮塔·沙皮哈[1]曾写到，在他逝世前不久的一次演讲中，他表示，在他看来，以下三个方针足以解释犹太人民关于独立的定义：
——让流亡在外的犹太人重新聚集在一起；
——让沙漠保持繁荣；
——构建“民族的一束光”的意愿。
[1] 阿妮塔·沙皮哈：《本·古里安，现代以色列之父》，以色列“Am Oved”出版社，耶路撒冷，2016。
第一张签证
1948年。作家约瑟夫·凯塞尔获得了以色列政府签发的第一张签证。
《在海法，我获得了以色列政府的首张签证》。这是当时《法兰西晚报》的头条标题，标题上方是该报特派记者的签名。身为作家和著名记者的凯塞尔写道，他的飞机第一个抵达以色列的土地。4天前，大卫·本·古里安刚刚宣布以色列独立。
当时凯塞尔50岁，已经著作等身（《行装》《白日美人》《影子部队》《无忧过客》……），后来这些著作都被改编成电影，获得了很好的票房。
他是立陶宛犹太人的后裔。和罗曼·加里一样，他加入了自由法兰西部队。当《葛林果报》开始站在亲纳粹的立场上时，他不再为这个报纸写文章，转而投身抵抗运动，并与他的侄子一起创作了《游击队之歌》的歌词。战争结束后，他报道了贝当审判和纽伦堡审判等事件。
当时，他刚刚从巴黎租用了一架私人飞机，准备登陆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且被托管政府控制的巴勒斯坦。当时整个国家都在疯狂战斗。飞行员坚持要在特拉维夫着陆，但塔台通过耳机命令他在海法着陆。事实上，当天早上英国政府其实就已经放弃了对飞机场的管控。因此，弄巧成拙，凯塞尔的飞机正好成为第一个到达以色列国土的飞机，他们的机组也成为第一个被机场接收的机组。
接待高大魁梧的凯塞尔的年轻人紧握着他的手，满脸神采奕奕的表情。他的脸上堆满了笑容，给每一位新的来访者的护照上都重重地盖上一枚带着以色列人激情和喜悦的印章，好像是在对他说：“这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张签证，您真是太幸运了！”
“Altalena”号轮船事件
1948年6月22日。在本·古里安的命令下，一艘负责运送伊尔贡组织军火的船只被摧毁。
该事件被视为以色列建国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事件。过去很多年人们对此事的看法不一，现在对此事的看法也是各持己见。
这艘船被命名为“Altalena”号，是犹太复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创始人泽维·贾鲍京斯基的笔名。船上装载着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伊尔贡组织的武器和近900名移民。船只到达了特拉维夫附近的岸边。几个星期前，以色列刚刚建国。新上任的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立即决定合并所有的武装力量——哈加纳、伊尔贡、莱希——统一由以色列国防军管理。他强势地发布了一条任何人都不得抵抗的命令：解除所有民兵及敌对势力的武装，将他们融合为一支由自己负责指挥的部队。冒着置国家于危难之中的风险，他不容忍任何人抵触这条命令。“Altalena”号轮船的登岸有可能会造成城市的摧毁。但伊尔贡拒绝将自己装载的武器交给以色列国防军。双方的会谈一拖再拖，最后没有达成一致。政府的新首领大卫·本·古里安当机立断。他毅然决然地决定拼死一战，做了一生之中最沉重、最关键也是最果断的一个决定，下令在伊尔贡武装部队卸载武器的时候向他们的船只开火。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让伊尔贡的船只进了水，双方的交火最终以损失惨重告终，18名士兵牺牲，其中包括16名伊尔贡的士兵、2名以色列国防军。
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曾是这艘船上的乘客之一。他在《记忆来临之时》（瑟伊出版社）一书中记录了这段历史。梅纳赫姆·贝京是否下令返回的时候不要开火？这是贝京在其自传《反抗》一书中提出的问题。贝京在他去世之前不久曾说过，他更愿意人们记住的，是一个避免一场自相残杀战争爆发的贝京。
这个事件给所有置身其中的人都留下了内心深处的创伤，也给这个民族的记忆里留下了伤痕。本·古里安也多次表示，他认为这是一场悲剧，但他同时认为，这是一场正义的、不可避免的灾难。
莫斯科的赎罪日
1949年10月3日。以色列驻苏联代表果尔达·梅厄来到莫斯科市的犹太大教堂，参加赎罪日活动。
在她的记忆里，有两个时刻深深地触动过她，令她终生难忘。第一个时刻，是她被选为在特拉维夫博物馆宣布独立宣言的重要人物之一。她出生在乌克兰基辅，又在美国的密尔沃基度过了幼年时光，1921年移民来到以色列。她承认，当像所有人一样把手放在这本庄严的宣言上时，她忍不住开始啜泣。
第二天，也就是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二天，她带领以色列外交使团来到了莫斯科。她被以色列政府任命为驻苏联代表。
当时需要为她寻找一个会说法语的随员，因为以色列指定法语为官方外交语言。一位出生在巴黎的年轻女性露·凯达尔被选中。露·凯达尔随着梅厄来到莫斯科，后来成为她的助手和多年密友。果尔达·梅尔森，当时人们更多地称她为果尔达·梅厄，因为当时的以色列总统想让所有人尤其是外交官使用希伯来语的名字。露·凯达尔和梅厄一样，都在俄国出生，也都喜欢抽黄烟丝。
当时是斯大林时期，这个时期后来也被埃利·维瑟尔称为“沉默中的犹太人”的时期。诚然，苏联曾经和其他一些国家一起，率先承认了以色列建国，但在这一时期，周边的意识形态、社会舆论以及主流言论都宣称排犹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例外，但考虑到舆论，苏联犹太人和以色列之间的所有联系也都被禁止。尽管如此，在莫斯科的犹太人依然不顾各种政策的阻拦，成群结队地来到莫斯科的犹太大教堂，欢迎这位以色列外交官的到来。1949年10月3日是一个赎罪日，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聚集在阿赫帕托瓦（Akhpatova）广场，热烈欢迎这位发髻梳在脑后的年轻女性。正如一年前在特拉维夫博物馆一样，她深深地被民众感动了。一张梅厄于西赫托拉节时在同一条街上起舞的照片就此名垂千古（当时甚至被印在了10元谢克尔纸币的背面）。
这位以色列外交官在莫斯科任职期间成绩显著但为时不长。不久之后她就回到以色列担任劳工部部长，之后于1969年成为以色列第一位，也是世界上第三位女总理（当时只有斯里兰卡的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和印度的英迪拉·甘地两位女性担任过国家总理），开启了她漫长而又辉煌的政治生涯，担负起新的职责。
她在总理的位子上一直坐到了1973年。后来，因为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爆发及她在战争中的“按兵不动”，她被伊扎克·拉宾替代。
她有几句话被后人津津乐道。例如“巴勒斯坦人并不存在”，“雌性的黑豹？她们不会仁慈！”（借以影射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一次全社会性的争论）她值得赞赏的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和她的内阁成员们在她自己家的厨房里讨论重要的事情。
她就是这样一位受人爱戴的女总理。她简单朴素的衣着，迷人的乌克兰-美国口音，一根接一根吸着香烟的模样，以及她接待了无数次内阁成员并为他们准备出三明治、奶酪蛋糕及薄酥卷饼的厨房，成为史诗中鲜活的一页。据说有一次在美国访问时，一位美国记者打趣道：“都说您能做出以色列最好的填馅的鱼，为什么不把食谱分享给我们大家呢？”她答应了对方。一个星期之后，她收到了4000多封讨要食谱的信。
爱因斯坦总统？
1952年11月9日。哈依姆·魏茨曼去世第二天，以色列向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由他来担任国家总统的请求。
这个消息并没有被立即公之于众，但很快就由以色列和美国媒体相继报道。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去世之后，以色列的领导人们决定请爱因斯坦这位聪明的犹太人、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来担任以色列的第二任总统。战争爆发后，爱因斯坦立即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虽然对此也持批判态度，但他始终坚贞不渝地支持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位物理学家谢绝了以色列的建议，认为自己并不具有“处理人类问题”的天赋。
当时，以色列驻联合国外交官阿巴·埃班受时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所托，给这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请求他担任总统。
爱因斯坦自然被感动了，这个举动深深地触动了他。他写了封回信，感谢了他们的良苦用心，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必须拒绝他们的请求：
我为我们的国家以色列的提议所深深感动。当然，我在为此感动的同时又羞愧难当，因为我不可能接受这个职位。我一辈子都在跟客观事物打交道，我生性缺乏恰当地与人打交道和行政管理的经验与能力。因此，仅此一点我就不是担当如此重任的恰当人选。
他的语气委婉细腻，但答案是清晰的。他不会担任以色列的总统。
其实，已故的魏茨曼总统和爱因斯坦很早就已相识，他们之间的关系很牢固。1921年，爱因斯坦同意了魏茨曼的请求，陪同他一起来到美国，为建立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筹款。这次巡回筹款过程中他一直满腔热情，去各地宣传建立这样一所大学的重要性。这所大学保存着耶路撒冷神庙倒塌之后关于巴勒斯坦的最重要文献，他认为这里应该成为犹太人知识生活的一个中心，成为一个能让犹太世界光辉四射的机构。
两年之后，即1923年，他来到了以色列圣地。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以色列。站在希伯来大学的诞生之地斯科普斯山上，他为大学成立发表了演讲。他先用希伯来语做了简短的介绍。然后，他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用法语和德语继续演讲。但他的演讲主题并没有围绕他一开始提及的魏茨曼的伟大梦想而展开，而是围绕着相对论，这个让他在世界范围内声名大噪的学说。
爱因斯坦在73岁时收到请他担任以色列总统的请求。他本人也是在魏茨曼逝世一周后，通过《纽约时报》一个简短的评论文章才得知自己被提议当总统的消息。看到文章后他哈哈大笑，以为是别人杜撰的故事。后来，各路记者开始纷纷来电，想听听他的意见。爱因斯坦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复道：“这也太荒谬了。”后来，成群结队的人来到他家，阿巴·埃班的电报也送到了他手上，他这才开始意识到事件的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