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爱因斯坦当时接受了建议并担任了以色列的总统，事态会怎样发展？当然，谁也不知道。但可以想象的是，除了总统和总理将会有同样的从额头垂下的花白蓬松的长发、可能会梳着同样的发型外，很少有事情会被改变。以色列总统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职位，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哈依姆·魏茨曼为此也经常抱怨。他作为公众名人，不得不与大卫·本·古里安保持着特别复杂的关系。甚至有一天，他一语双关地开玩笑说：“使用手帕是唯一一件本·古里安同意我插手的事情。”
“相对论之父”爱因斯坦也主持过一些官方的庆祝活动。他并不太会说希伯来语，因此让他承担与公务相关的工作（尤其是口头演讲之类的工作）对他来说非常吃力。但他给人的感觉却恰恰相反。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习惯开玩笑。不过，每个人都知道他对自己的政治倾向非常苛刻。他支持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共同生活，他认为这是最终的目标。他的想法众所周知，人们甚至觉得他可能有精神问题。人们了解他怪异的秉性，也知道他经常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据说后来古里安在听到爱因斯坦的拒绝之后，松了一口气。他当时的顾问伊扎克·纳文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古里安曾偷偷地问纳文：“你说如果他坚持不答应，应该怎么办？”古里安又问：“我被迫向他提出建议，因为不可能不这么做，但是如果他接受了建议，那他自己就将陷入困境。”
这头鬓角花白的“年迈的狮子”并没有讽刺普林斯顿这位总是不切实际的教授。但也许他在努力地想，如何向这样一个经常忘记穿鞋子的人来提出此项建议？
逮捕艾希曼
1960年5月11日。阿道夫·艾希曼被埃瑟·哈雷尔领导的特别小组在阿根廷逮捕，后被送回以色列接受审判。
艾希曼，纳粹战犯，第三帝国的高官，“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纳粹党卫军中校。战争结束后，他化名为里卡多·克莱蒙特，隐匿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最终被以色列摩萨德发现。他在自己家门口的大街上被以色列情报部门负责人埃瑟·哈雷尔亲自领导的特别小组抓获。他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在同意接受去以色列受审的宣判书上签了字。
预审持续了9个月，最终于1961年开庭。在法庭上，这个纳粹高官之一、“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曾被纳粹组织委派将来自欧洲各地的火车统一调度送往灭绝犹太人的集中营的家伙，被关在一个特制的玻璃笼子里。他被以15种罪名起诉，其中包括：反人类罪、战争罪、参与敌对组织纳粹党卫军和冲锋队、反其他民族罪、驱逐大量的波兰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屠杀了成百上千的罗姆人……
诉讼在耶路撒冷的人民会堂开庭。摩西·兰道、本杰明·哈勒维及伊扎克·拉维三位大法官参加了诉讼，以色列政府司法顾问吉迪恩·豪斯纳担任总检察官。德国律师罗伯特·瑟法图斯担任艾希曼的辩护律师。此人曾为纽伦堡审判中的几个罪犯提供过辩护。由于以色列的法律不允许外国律师在以色列的法庭上为被告辩护，而以色列所有律师都拒绝为他辩护，因此罗伯特·瑟法图斯成为一个特例，以色列的现行法律也随后被修改。
1961年4月11日，诉讼开始。总检察官吉迪恩·豪斯纳宣读了他的公诉状：
以色列的法官们，今天，我站在这里，要起诉阿道夫·艾希曼。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我身后，在这个时刻，有六百万的控诉人。但是，他们无法站在这里，无法亲手指着这个玻璃笼子里坐着的被告人冲他喊：“我要控告你！”因为，他们的骨灰已经被洒落在奥斯维辛的平原上，被洒落在特雷布林卡的集中营里，被洒落在波兰的河流里，他们的坟墓遍布欧洲。他们的血液在呐喊，但他们的声音已经无法被听到。也正是因为如此，我要作为他们的喉舌，代表他们来发起这项重要的指控。
阿道夫·艾希曼的辩护律师用四项准备好的证词来反驳当庭的诉讼：
1.法官也是当事人，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不会客观地来看待事实；
2.不能审判一个在以色列国土之外被逮捕的人；
3.用来审判他的法律依据制定在他实施犯罪行为之后，并不具有可追溯性；
4.他在实施这些犯罪行为时，以色列这个国家还不存在。
法庭驳回了他的全部辩词：
1.从客观来说，法官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有情感。但是法律要求他必须合理地把控好这样的情绪，否则他就永远不能接触可能会被否决的案件，诸如背叛、谋杀或其他大案特案；
2.法庭必须基于事实，这一原则适用于任何一个案件，无论被告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被带到审判他的国家的司法管辖范围内；
3.审判艾希曼所依据的法律并没有创造新的法律条约，只是用来在法庭上确认被告的行为在全世界都被公认为有罪，其中也包括德国；
4.至于犯罪实施时以色列还未建国的事实，法庭辩护称，灭绝犹太人的计划当时针对的也是生活在“前进中的国家”里的犹太人。
1600份证据被带上法庭，其中还有一些艾希曼的亲笔签名。一百多位证人也出现在法庭上，其中不少人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之中有一个名叫T.卡茨金的人，他的表现令所有庭审现场的人难忘。他在听证会过程中晕倒了，后来轮到他作证时，他称奥斯维辛集中营为“另一个星球”。也正是在集中营里，诗人阿巴·科夫纳在战争中投身犹太人的抵抗运动。
还有不少在战争中见过艾希曼的人提供了证词，他们当时都对拯救犹太人丧失了希望。来到法庭的还有一名反纳粹德国的牧师，他当时正在努力挽救改变了信仰的犹太人。还有“互救会”的成员，当时他们尝试着与艾希曼协商，想要去为匈牙利犹太人社区提供援助。
控告状长达几百页，整整用了三天才全部读完。最后，艾希曼承认了针对自己的15项罪名指控。
1961年11月15日，法院宣读了判决书，艾希曼被判处死刑。1962年5月29日，上诉维持原判。一份附有艾希曼本人、他的妻子及五个孩子、一些以色列知识分子签名的信被递交到了以色列总统手里，请求减轻对他的量刑，但是遭到拒绝。艾希曼在拉姆拉的监狱里被执行了绞刑，他的骨灰被洒进了以色列领土之外的海域。
这场历史审判被世界媒体广为报道。尤其在以色列，大屠杀幸存者们提供的证词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其他地方的幸存者们一样，在战争结束后的十年里，他们既不愿意再听到，也一直努力去忘记有关这段时间的一切记忆。突然之间，历史上的这一页被重新翻开，人们发现，欧洲发生的这场悲剧的规模竟如此之大。被深深隐藏在这个民族意识里的各种壮举不断被发掘，不仅仅是华沙犹太社区的战斗，不仅仅是对纳粹主义的反抗，还有那些为了向历史证明而努力活下来的人。
战争结束后人们经常问到的问题“为什么你们甘愿做待宰的羔羊？”被另眼看待。犹太社会诞生了一种新的意识。诗人纳坦·奥尔特曼在审判结束后写道：
我们都知道，我们之中有另一个世界的人在行走，我们每天都会与他们擦肩而过，在大街上，在办公室里，在商店里，在市场上，在集会中……但是，似乎只有在这场可怕的审判当中，当这些证人一个个地走进法庭的时候，这些幸存者才得以走进我们的意识当中，让我们彻底醒悟。我们这才意识到，他们是我们所属的这个鲜活的民族形象里不可磨灭的一部分。（1961年6月9日发表在工党报纸《达瓦》上）
一场海难
1961年1月11日。一艘载着摩洛哥犹太移民的小船，沿着直布罗陀海峡缓慢行驶。这艘小船将带着船上的人前往他们的应许之地。
这艘简易的小船上载有43名犹太移民，他们准备前往圣地以色列。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小船漂泊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打翻了小船。这艘船是秘密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之所以选择在夜间出行，是为了避免引起摩洛哥当局的警觉。
船长是一个西班牙人，他和机械师很快就爬上了一艘皮艇离开，成为该船唯一的幸存者。船上的指挥是一个名叫哈依姆·瑟法提的以色列人，他留在船上，千方百计地向外界呼救。所有人都陷入恐慌，以至于他们无法快速穿上救生衣。最后，所有人都被大海吞没。后来，人们在岸边发现了22具尸体，他们都因为寒冷和溺水而失去了生命。其余的人都已消失在海浪里。44个遇难者中，大部分是孩子。所有人的尸体都被草草地埋在阿尔·胡塞尼墓地，没有宗教仪式，没有葬礼，也没有陵墓。以色列想展开调查确定一下当时的情况，但要从何而知？没有一个目击者能描述当时的情景，仅有的两个幸存者也早已人间蒸发。
1960年初的摩洛哥完全禁止本国国民离开其国土。但其实从1956年摩洛哥宣布独立开始，就已经有人不断离开，就像过去那些不顾所有艰难险阻而逃离的人一样。所有人的逃离都是秘密进行的。
一直到30年后，摩洛哥才同意将这些人的尸体运回以色列。1992年9月，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同意将这些人的尸体运回以色列并正式安葬。这些亡灵在赫泽尔山上接受了为他们举办的祈祷和仪式。
平庸之恶
1963年3月。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出版。
阿道夫·艾希曼在拉姆拉的监狱里被执行了绞刑。他的骨灰被洒在了以色列国土之外。两年之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场关于平庸之恶的报道》一书的英文版在美国问世。1966年，法国伽利玛尔出版社推出这本书的法文版，但一直到2000年初，这本书的希伯来语版本才得以问世。
这本书汇集了汉娜·阿伦特在审判期间发表于《纽约时报》上的所有报道。该书一经出版，立即在美国的犹太人中引起轩然大波。但以色列的知识分子对此却没有过多的评价，除了阿伦特的两个朋友格舒姆·舒勒姆及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
她为什么遭受争议？人们指责她对这场审判的质疑，在她看来，这场审判是以色列社会的一次精神的宣泄。人们指责她将艾希曼描述为一个没有思想、没有信仰的德国高官，她认为这就是一种“平庸的恶”。同样受到指责的还有她不留情面地对被纳粹操纵的犹太人委员会的批评。她的作品，包括她围绕集权主义所做的大量的研究，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以色列，从未打动过以色列人（她的书从来没有在以色列出版过，除了40年后才在以色列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她的朋友舒勒姆对她的总结被大众所认可：
在犹太人的传统里，有一种非常难以形容却又显而易见的东西，那就是对以色列的热爱。亲爱的汉娜，在你身上，我却一点也看不出来，就像在其他德国左翼知识分子身上看不出来一样。
饱受争议的汉娜回答道：“我不喜欢集体，我只把这种感情留给个人。”
希伯来语版本的书问世之后，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小说家芭提雅·古尔又重新回到了这个话题上：“这本书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对犹太人的冷漠，也是对全人类的冷漠，无论是对哪一个民族而言。”
汉娜·阿伦特对以色列问题的立场在之后也发生了变化。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她的密友玛丽·麦卡锡，从她与之多年的联系就可以看出这些变化。当汉娜·阿伦特处于舆论旋涡中时，玛丽·麦卡锡这位小说家决定拿起笔来为她辩护。
无论如何，她们肩并肩地一起经历了这件“奇怪的事”（阿伦特如是说）。汉娜·阿伦特也有表达不满的时候。就像这封信里所说：“那天和乔治（英国编辑）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对他说，关于我的这场争论可能会导致我以后再也不涉足以色列的事。这让他特别吃惊。”这样的表述并不少见。
随着时间推移，她俩的私交仍在继续。尤其是1967年以及六日战争结束后的日子里，她开始向麦卡锡表述，她觉得有必要表达出以色列对她的意义。她写道：“我发现以色列所经历的这场悲剧，比起几乎任何事情，都更能触动我的内心。”人们猜想这个“几乎”指她的丈夫海因里希，他于几年后去世。
她还有一个关系特别亲密的朋友，那就是库尔特·卢门菲尔德。他们之间联系频繁且密切，但他们的友情在艾希曼的审判结束之后就终止了，尤其是在汉娜·阿伦特的作品出版之后。库尔特·卢门菲尔德是出生于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居住在耶路撒冷。当时他已重病在身，但他同样指责阿伦特的态度。2013年，在玛加蕾特·冯·特罗塔（非常著名的传记片导演﹑法裔德国女导演）拍摄的一部关于汉娜·阿伦特的电影中，这个卧病在床的老态龙钟的男人转过身，用后背对着他最亲密的朋友。电影中的这个形象，也证实了这一点。
大马士革的绞刑
1965年5月18日。间谍伊利·科恩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一个广场上被公开执行绞刑。
在耶路撒冷的赫兹尔山上，有一个纪念伊利·科恩的铭牌。从铭牌上可以得知，他是索菲和苏尔·科恩的儿子，出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在执行公务时牺牲。铭牌上的语言朴实无华，并没有说他在大马士革的广场上被执行了绞刑，也没有说诸多国家（法国、比利时、加拿大）元首及保罗六世教皇为他做的求情及希望叙利亚政府重新审判的请求均石沉大海，更没有说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妻子纳蒂亚反复请求让他的遗骸重归故里，但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伊利·科恩1924年出生于埃及，起初在亚历山大大学学习工程学，后来因以色列独立战争的爆发不得不停止了学业。以色列独立战争的爆发也使埃及反犹气氛愈演愈烈。1957年，他返回了以色列。
1960年，他加入了著名的情报组织摩萨德。摩萨德将他包装成一个长期生活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拉伯商人，给他起名为卡马尔·达巴特。他伪装成一个重回叙利亚的纨绔子弟，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并学习有关伊斯兰教的课程，以加深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在阿根廷的时候，他就已经融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叙利亚-黎巴嫩社区，拜访当地的领导人，请他们写信将他介绍给大马士革的当权者。他逐渐获得了几个叙利亚高官和军官的信任，甚至获得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哈菲兹·阿萨德的信任。他甚至被询问是否愿意担当叙利亚国防部长的助手。更成功的是，他参观了叙利亚在戈兰高地的防御工事，向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报告了叙利亚部队防卫要塞的位置。据一些证人说，他建议叙利亚官员在这些防卫要塞周围种植桉树，声称这些桉树可以成为前线的天然屏障。这些信息对以色列来说都是如获珍宝。因此，在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轻而易举地定位了叙利亚部队的位置。
伊利·科恩的哥哥莫里斯称，伊利·科恩被埃及反间谍部门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哈菲兹·阿萨德的第三位继承人。从他的公寓里传送出来的电报信号使他暴露了自己。
对他的诉讼以非公开的形式于2月22日进行。没有律师在场，甚至他的法国律师、后来出版了《我们的间谍在大马士革》一书的雅克·梅西耶也不在现场。记者们也未被允许观摩这场诉讼。
1965年5月18日凌晨两点，一列军方的车队停在了城市中心的广场上。大马士革的大拉比尼西姆·安迪波-科恩，与伊利·科恩一起进行了祈祷，叙利亚的第一刽子手将他送上绞刑架。伊利·科恩交给拉比一封以阿拉伯语写成的信，请他转交给他的妻子：
我亲爱的纳蒂亚，我亲爱的家人，在我留给你们的最后几句话里，我希望你们永远地团结在一起。我希望我的妻子能够原谅我，请她照顾好自己，教育好我们的孩子。总有一天，我的孩子会因为我而感到骄傲。亲爱的纳蒂亚，请你重新嫁人，寻找到一个能真心实意想做孩子父亲的男人。不要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去哭泣，去浪费时间，要向后看。我向你们献上我最后的亲吻。请为我的灵魂升上天堂而祈祷吧！
纳蒂亚一直没有改嫁。她一直忠于她深爱的丈夫，也从未失去让丈夫的遗骸重回以色列的信心。
伊利·科恩被认为是当代最著名的间谍之一。在以色列，他被视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很多路以他的名字命名，甚至戈兰高地还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村庄。20世纪60年代在叙利亚所做的一切，是他成为六日战争首席功勋的主要原因。
语言的守护者
1965年6月13日。哲学家马丁·布伯在耶路撒冷逝世。
“捍卫人性的卫兵。”这是布伯的法国传记作家多米尼克·布莱尔形容他的话。这位传记作家用尽其毕生的学识、热情和知识，完全投身文献、书信及典藏中，就为了向世人呈现出一个全面的马丁·布伯。传记于2000年年初问世，向读者展现了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历程、哲学历程、社会学历程及其关于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作家贝尔纳·杜比曾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布伯：“站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上来护卫犹太教的人。”正像布莱尔所写的那样，马丁·布伯首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个体。他是一个相信上帝的知识分子，一个对圣经感兴趣的哲学家，毕生游走于犹太复国主义边缘的人，也是一个被纳粹从德国赶出来的人。布莱尔将他形容为“幸运的犹太人”里的一个典型。
他真的是一个幸运的犹太人吗？
布莱尔说：“在这一代人身上，很难形容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幸运的犹太人。但无论如何，马丁·布伯在他的生命中实现了很多东西。在这样一个世界各地都处于战争的大环境下（包括大屠杀的发生和以色列国家的伟大创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能坐在写字台前完成《圣经》的翻译，坚持撰写他建立在哲学人类学思想上的《我与你》一书。尤其是在晚年，他为获得阿拉伯人的承认而不懈努力，无论是在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中间，他都获得了一定的认可。因此，他是一个幸运的犹太人。无论如何，他自己对此也不否认。”
他并不是一个幸运的犹太人。他总是说自己不被人理解。现在人们回忆起“布伯的回归”时，第一个跳入脑海的人，恐怕就是布莱尔了，哪怕是在以色列。以什么样的形式？用什么样的方式？布莱尔对这些问题有很明确的答案。
首先，全世界都对这个德国犹太人的世界非常感兴趣。长期以来，德国犹太人受到了残酷的压迫。他们曾经消失过，现在又重新获得关注。人们发现，德国的犹太人和中欧的犹太人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在以色列建国的事业上。布伯并不完全是一个德国犹太人，但他经常将自己融入这个群体。现在，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很多研究。以色列国遇到的政治问题也不断地证明布伯是对的。但以前人们并不听他的建议，尽管他不是唯一提建议的人，还有萨缪尔·雨果·博格曼、马格奈斯及其他德国犹太人。战争还没有结束——尤其是在地缘政治比较特殊的地区——他也不认为战争很快就能结束。
马丁·布伯逝世已有50多年。他在逝世之前没有看到自己的任何想法得以实现。尤其是他关于对话的预言。他认为，即使没有谈话的对象，也应该不遗余力地寻求对话。
对布莱尔来说，马丁·布伯的预言是一个太概念化、太唯心论的东西。人们经常批评本·古里安，这并没有错，本·古里安本身就是一个现实政治者，他每天都在玩弄政治，这也是治国的手段。但布伯的看法却同圣经如出一辙。这就是一个从小就每日都生活在圣经里的布伯。在现实中，他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建国的思想都是非常圣经化、唯心论及理论化的，到今天为止也很难被大众接受。现在，若想要重新理解他，看看他写的那些书就够了。
事实上，本·古里安和布伯的关系非常复杂。他们时而针锋相对，时而又相互敬仰。本·古里安将布伯视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就像人们经常说赫茨尔那样，他经常表现出适度的豁达，以为了“接受被他视为生活点缀的浪漫主义”。
在本·古里安和布伯之间，存在一种“我与你”。这也许是一个大胆的比喻。也就是说，他们经常准备对话，经常尝试着进行交流。马丁·布伯也说，他深知这种面对面交流的困难。布伯太聪明了，因此他鄙视本·古里安，本·古里安也是如此。但他们之间仍然互相欣赏。你知道，我是一个整日躺在旧书堆里的人。如果有一天，人们发现一封封为庆祝生日或其他场合而写的洋溢着赞美之辞的书信，我一点也不会吃惊。这是表面上的，但本·古里安经常帮助他，请求他，也经常来看他。当20世纪60年代在以色列建立科学院的时候，马丁·布伯成为科学院院长的不二人选。我想本·古里安确实为此做了不少努力，就像后来的政府为莱博维茨所做的努力一样。当时也有一些负面的声音，但必须要克服。布伯一直将自己视为一个以色列人、一个耶路撒冷公民，他非常清楚自己应该感谢本·古里安。因此，他们的关系真的很微妙。我认为应该再写一本书来谈一谈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巴尔·祖海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他曾透露在以色列南部的斯代博格基布兹有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
布莱尔该书的结尾部分有一段很有意思。他描述了马丁·布伯与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一次会面。当时这位哲学家已经步入晚年。在这次普林斯顿的会面中，他将自己描述为这个残酷世界中的“语言守卫者”。这难道不像他的自我定位吗？
很多人都知道，在人们发现哈马舍尔德被谋杀的时候，在飞机里发现了一部《我与你》的翻译样本，当时他正在翻译这本书。他曾经私下里偷偷做工作，准备让布伯获得诺贝尔奖。当时人们曾传言，如果他没有拿到诺贝尔奖，那是因为诺贝尔奖想颁给一个阿拉伯人。这实际上是两种知识分子，这种说法也不会让本·古里安恼火，因为本·古里安还是一个不守常规的国家首脑，他熟读斯宾诺莎，熟读圣经，他深知言论的分量但也试图挑战言论。马丁·布伯身上确实有一种维也纳的犹太德国人对语言的特殊追逐。因此，人们经常嘲笑布伯的写作风格。人们总会提起一个众所周知的笑话。有人问布伯他的希伯来语怎么样时，有人立即回应道：“他的希伯来语足够让人云里雾里了。”就像翻译海德格尔的人一样，即使翻译了很多年布伯的作品，译者还是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不喜欢哲学的人会说：“这并不奇怪，这就是哲学。”但实际上，哲学有其自身的魅力。布伯其实是一个滔滔不绝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后15天里，他还在修改自己样书中的错误，还在继续写晦涩难懂的书。他真的是一个与这段未诞生出具有壮丽语言或说辞的伟大思想的历史休戚与共的人。当他谈论圣经的时候，他说，圣经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圣经应该被聆听。如果人们聆听圣经，那就说明圣经的语言依然可以为我们所用。
诗歌与复活
1966年12月10日。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在斯德哥尔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先来说说我个人的回忆。诺贝尔奖颁奖的第二天，或许是颁完奖几天后，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从斯德哥尔摩回国的时候途经巴黎，索邦大学邀请他进行了一次公开演讲。我们学院的院长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当时是我的老师——破天荒地向我们请假，为了去聆听阿格农的演讲。我们也因此“幸运地”逃了课。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的名字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有一位讲授现代希伯来语语言和文化的老师，这在当时很少见。我们也学习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的作品，我们知道列维纳斯特别喜欢他。
列维纳斯读过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希伯来语的作品吗？毫无疑问。对列维纳斯这位哲学家来说，语言并不是问题。他读过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俄语作品，当然这是他的母语。但他到达法国不久之后，就将胡塞尔的德语著作翻译成了法语。他学过的希伯来语都是圣经化的语言，非常贴近词源，非常诗化，因此，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的作品对他来说可能更容易理解。他喜欢他的语言，喜欢他对语言的那种若即若离的方式。他喜欢他那种去传统中寻找更具体、更深刻的东西并将它们变成更具浪漫和人性时刻的方式。他喜欢他无处不在的幽默，欣赏他那种任何事都不是大事也不是终极状态的豁达（除了死亡），以及他认为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可以用诗来描述的浪漫。
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获得诺贝尔奖7年后，列维纳斯在法国的期刊Nouveau Chaier（1973年第32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享誉盛名的《专有名词》（Fata Norgana出版社，1976年）一书出版后，他又选用了这篇文章作为这本书的卷首语。他写道：
学生们知道这位哲学家让他们逃课去听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在索邦大学演讲的原因了。学生们发现他读了阿格农的很多作品，还针对其几部重要的小说写过评论，当然都是用希伯来语写的。（这也许正说明，阿格农的这部作品是不可翻译的。）
他将他的文章起名为《诗歌与复活》。在这篇文章中，他惊叹于诗歌这门学科让语言重新找到了它的生机和活力；他尤其研究了作者通过对事物的简单列举而表达出的想法——“对犹太学者的专有名词的回忆，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指示图，上面写满了一个人甚至一条狗在以色列走过的所有街区、马路及房屋”，他仔细品味历史错误的意义，认为这“可能是灵感的一种形态”。
如果说我对那一天发生的事情还记忆犹新，那我对索邦大学那场演讲的记忆则已模糊不清。但我一直记得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在索邦大学演讲时重复的那句他在斯德哥尔摩颁奖仪式上所说的名言：“因为罗马皇帝提图斯摧毁耶路撒冷这个历史性的灾难，犹太人只好流浪在他们的国土之外，我就出生在这些流亡的人所在的城市之一，但我一直自认为出生在耶路撒冷。”50年之后，为了纪念阿格农获得诺贝尔奖50周年，他的肖像及他的这句名言被印在了50谢克尔纸币上。
12月10日，星期六，下午。一列由两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在两辆摩托车的护卫下，开到了阿格农在斯德哥尔摩居住的宾馆前。接到他后，车队又全速开往即将举行颁奖仪式的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了节约时间，阿格农不得不在车里用电动剃须刀匆匆刮了脸。
这是一件盛事。这是希伯来语作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阿格农与德语作家内莉·萨克斯共同获得了这一奖项。在陈述颁奖原因时，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委说“因为他洞悉犹太人生活目标的独特的文学作品”。
阿格农在演讲中回忆了他的灵感起源：圣经、犹太教文学、哈雷迪犹太教文学及德语文学（尤其是托马斯·曼的作品）。他也向听众说起，从他早期的作品开始，他就极其注重用犹太人蕴含真理的诗歌从各个方面来丰富他的作品。他的第一部作品是关于“Agounot”（被遗弃的妻子们）的，从这本书中，他找到了他的笔名。对家乡的自传性描述、对母亲去世的回忆、“徜徉在时代之花里”、一条名为巴拉克的狗的遭遇、哈雷迪的故事……他努力将所有形式融合在一起，浪漫主义、英雄史诗、讽刺诗歌、恶汉小说、微妙的情感、诗歌、民间文学……并将它们驾驭得游刃有余。
他于1970年逝世。他的作品成为以色列当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从1963年开始，在他的编辑朋友扎曼·肖肯的帮助下，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了瑞典语。扎曼·肖肯为阿格农获得诺贝尔奖也付出了巨大努力。
一个转折点
1967年6月6日。六日战争爆发。
十几年前，有人建议我组织编写一些关于纪念六日战争爆发40年的书。我很快就答应了，丝毫没有犹豫，甚至还满腔热情。因为这首先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
那时我17岁。我记得当时我们正在疯狂地准备高中会考，每天都会听广播。朱利安·贝藏松的报道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着我们的复习重点。我隐隐约约记得，当时有一个外国的电视节目，在节目中，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分别坐在两个单独的直播间里。我还模糊地记得，有一期厚厚的《当代》杂志，里面各路活动家发表的文章观点都是针锋相对。我也记得巴黎的大街小巷里为支持以色列而举行的集会。一向沉默寡言的雷蒙·阿隆打破他的稳重和谨慎，表示如果以色列消失了，他也没有了活下去的力量。克劳德·朗兹曼也声称他已经准备为之奋斗。同时，安德烈·马尔罗也在呼吁“国际纵队”加入。
那个夏天，我和同学们一起，突然开始去探索以色列。正如《以色列，为什么》这部影片里所呈现的，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扣人心弦。以色列人抽着埃斯科特香烟，坐着斯巴鲁汽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与我们同龄的以色列年轻人坐在耶路撒冷城的酒吧里，轻歌曼舞。那些酒吧就像巴黎雨榭路上名叫巴楚思、布斯-布斯或索拉梅洛之类的小酒馆一样。很多个晚上，我们坐在老城区的饭馆里听乌姆·库勒苏姆的歌，这时候，收音机里播放着拿俄米·舍莫尔那首著名的《金色的耶路撒冷》（在她快要去世之前人们才发现，这是从一首巴斯克摇篮曲中获得灵感的歌）。报纸上满篇都是在这场涉及四个国家的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凯旋的图片。加哈什·哈希维（Gashash Hahiver）表演的喜剧《面色苍白的猎人》被大众所追捧，人们热衷于模仿最“英国化”的以色列外交大使阿巴·埃班考究的希伯来口音。一个金发小伙的演讲赢得了人们热烈的掌声，因为他唤醒了人们在武器和军事技术之外的精神力量和道德观。伊扎克·拉宾，这位英勇的士兵，在经历了战争初期的险败之后，最终带领以色列国防军走向了胜利。他站在斯科普斯山上宣布：
可能我们从来没有学会，也不习惯如何来表达胜利的喜悦及对被占领的忧伤。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表达出来的是一种混杂着各种感觉的感情。
漫画家杜什（Dosh）与幽默作家埃夫雷姆·基翁合作出版了一本名为《真抱歉，我们赢了》的书，该书被认为涵盖了这种忧伤和喜悦混杂的感情。以色列人在等待并且期望阿拉伯人肯定会发出的“来电”。停战间隙，以色列人开始不断地开发出那些他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命名的土地。媒体在用词上还不太确定，有时称“被侵占的领土”，有时又称“被解放的领土”，但用得更多的是“被管控的领土”。后来，为了摆脱困境，有人建议用古时候的名字给这些地方命名，即《圣经》中用来指代这些地区的地理学意义上的名字——西岸。
但当时，人们看到的只是开发的魅力。人们去逛希伯伦的市场，游览伯利恒，耶路撒冷城的两边都被开放用于通行，两个地区的人口也混合而居。战争之后到来的就是和平，谁会对此质疑？阿拉伯人很快就会“来电”和解的，摩西·达扬对此深信不疑。
在以色列出版的一本关于六日战争的书中，历史学家汤姆·塞格夫提到过一个被遗忘的片段。这发生在敌对状态开始之前，对当时的气氛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那是在1966年六日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在离大海不远的特拉维夫市中心，有一个名为迪岑哥夫的活跃小区。它有点像巴黎的拉丁区，只是没有大学。在一个名叫加利福尼亚的咖啡馆里，聚集了一群作家和艺术家。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咖啡馆的主人、迪岑哥夫区的著名人物，在咖啡馆里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是伊朗裔的飞行员，名字叫阿比·纳丹。他有一个信念：他要去见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他要开着飞机去埃及，找到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劝他接受和平。他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请愿，很快就收到了10万个签名。当时的以色列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人们都在谈论“佩特拉”。爱冒险的年轻人们想深入约旦腹地，去这个他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在他们眼中遥不可及的玫瑰色城市一探究竟。阿比·纳丹租到了一架老式的飞机，站在飞机前请人给他拍了张照片，并用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英语在这张黑白照片上签了名。不幸的是，这个满腔激情、一心想要改写史诗的全副武装的年轻人很快就半路折回。由于汽油耗尽，他的飞机不得不在赛得港附近的乡村小道上着陆。这位和平的使者向当地的农民表达了他希望能被埃及总统接见的心愿，农民们将他送到当地的政府。当地政府的官员请他饱餐了一顿，并给他安排住宿。第二天，在美美地睡了一觉之后，当地的官员婉言相劝，建议他回家。这个年轻人别无其他出路，只好灰心丧气地返回以色列。等他到达特拉维夫的时候却发现，成百上千的以色列人在机场等候着他，准备为他欢呼，为他庆祝。这就是阿比·纳丹的故事。一个想与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握手言和却在醒来后发现自己身着奇怪睡衣躺在塞得港某地的帐篷里的年轻人，这也见证了当时整个国家的风气。
那个时期还有另一个特征：战争结束几个星期后，阿摩司·奥兹（当时他还只是“Houldal”基布兹一名年轻的老师，他早期的作品还不太为人所知）与“Yareel”基布兹其他几名军人不谋而合，准备创作一部不是记录战功而是记录战争中的讨论、质疑、酷刑及年轻人的忧虑的作品。这就是后来的《战士说》。在这本书里，年轻的少男少女们谈论恐惧，谈论濒临的死亡，谈论他们一直被灌输的但最后发现在战争中很难实现的“军队的纯洁”。最初，这本书仅限于在基布兹内部发行，但出版后便迅速占据了各个书店。10万本很快就售罄，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哈依姆·顾里称之为一本旨在“磨炼整整一代人灵魂和意识的书”。战争的参与者们都开始反思这场胜利的代价。这场战争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和平？如果战争不是无用——没有人愿意重新回到当时的情形——而是有害的呢？如果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对以色列来说有害无益呢？如果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奴役（如果持续了很长时间）将会导致整个社会深层次的道德败坏呢？所有这些战争之后将会爆发或者已经爆发的尖锐问题都在书中被提了出来。总而言之，这就是战后那些年的大环境，历史也在犹豫不决。一切都还有可能，一切都是公开的，两个社会彼此审视，两个民族都在用彼此不信任和好奇的眼光互相打量。之后，一切都开始飞速发展。“喀土穆协议”中的“三个拒绝”、劫持飞机、“黑色九月”、慕尼黑惨案、巴勒斯坦人的流亡、关于恐怖分子开始进行破坏活动并不断壮大而且阻挠双方寻找解决方案的讲话、“忠信社群”的露头、不断强化的定居政策……当撤退似乎并不能解决占领带来的问题时，谁能知道战争是不是有害的呢。
六日战争爆发半个世纪之后，对这场战争的质疑还在继续。这段历程遍布陷阱，遍布荆棘，遍布绝境，遍布迂回，包括没有达成的协商，没有促成的会面，当然也有怜悯的时刻，出人意料的惊喜，已签署的和平协议，已经促成的会面，庄严的仪式，关系的建立……并不能简单地说一切都没有改变。但可以肯定的是，六日战争后出现的地缘政治格局仍然继续在巴以冲突的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怎么说，这一天可以被视为以色列的一个转折点。
动荡的一刻
1967年11月27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了犹太人，“自信，有支配欲”。
六日战争并不仅是中东的转折点，也是法国和以色列关系史上的一个关键点。
在这段时期，戴高乐一举成为法国总统，与此同时，法国国内民意动荡。1967年6月初，法国总统戴高乐接见了去巴黎访问的以色列外交部部长阿巴·埃班。戴高乐警告阿巴·埃班：“以色列不能行动，必须要等到法国找时间与世界强国一起协商，并同意让军舰穿过海峡才可以。不要发动战争！”众所周知，以色列并没有听取法国的意见，打破了法国的禁令，从而导致与法国关系的破裂。从此以后，以色列开始在外交上寻求美国的帮助。几个月之后，被损伤了自尊的戴高乐评论这个“精英的民族”的名言，引发了社会的强烈抗议。对于爱丽舍宫新闻发布会发布的内容，人们都只记住了第一段，忘记了旨在纠正侵略行径的第二段：
一些人甚至担心当前还分散在各处的犹太人﹑多年来一成不变的犹太人，一个精英的民族，一个自信且有支配欲的民族，担心他们再来。他们一旦再次联合起来，变得更为野心勃勃，在他们心里留存了一千九百多年的信念就会迸发：下一年，耶路撒冷见！
戴高乐所说的，关于犹太人想建立一个国家的期望的长久性和正当性，被认为刺痛了犹太人的心。雷蒙·阿隆在他的《怀疑的时光》一文中表达了抗议。这是人们第二次发现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在自己的编辑生涯中突然发声表达自己的感情。战争爆发的当天，他在《费加罗杂志》上写道：
我们心中迸发出一种不可动摇的团结，不管它从哪里来。如果这些大国只是冷漠地考虑自己的利益，任由这个并非我的祖国的渺小的国家被毁灭，那这个国际性的现代犯罪将会剥夺我活下去的力量，我相信，数以万计的人会为人类感到羞耻。
六日战争刺激了很多法国犹太裔知识分子，致使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于是，1967年5月31日，几千名巴黎人聚集在位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以色列驻巴黎大使馆门前举行集会（当时这场集会还未波及其他省）。这是以色列的存在首次被视为一种威胁。当时，法国民意调查机构在法国民众之中做了一项调查：“作为冲突双方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您更同情哪一方？”56%的法国人同情以色列，2%的法国人同情阿拉伯国家，28%的法国人表示两方都不支持，14%的人未表态（1968年9月的调查）。时光飞逝，50年已经过去，历史曲折反复。法国政治经历了大风大浪，高低起伏，这期间既有紧张时期也有再平衡的时期。法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感情也是矛盾丛生：频繁的憎恶、偶尔的误解，更多的是热情。但是，六日战争仍然是这纷繁复杂关系中不可磨灭的一个关键点。这是一次停顿，一次动荡。这是借口吗？时机？催化剂？这是一次不可避免的演变吗？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历史学家们的关注。但从这个角度来说，六日战争也是一个无可置疑的转折点。
奥林匹克村的惊恐
1972年9月5日。慕尼黑奥林匹克村，11名以色列体育代表团成员被劫持为人质后遭残忍杀害。
凌晨4点半，慕尼黑的奥林匹克村。所有人都在熟睡。八名“黑色九月”恐怖组织的成员，为了不引起奥运村里其他人的注意，身着厚厚的运动衣裤，带着几个包偷偷溜进奥林匹克村。他们随身携带的包里有步枪、手榴弹和手枪。几名加拿大的运动员以为他们是同伴，甚至还帮助他们穿过了包围着奥运村的金属网。最后，他们来到以色列代表团成员驻扎的两幢公寓前。代表团由21名运动员及几名管理人员组成。尽管有几名运动员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但最后还是有九人被劫持为人质。40分钟后，恐怖分子向德国警方递交了一份罗列着他们所有诉求的名单。他们要求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的236名巴勒斯坦罪犯及2名被关押在德国的极左翼德国罪犯乌莉克·迈因霍夫和安德里亚斯·巴德尔。
时任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在睡梦中被惊醒，她当机立断，决定不给恐怖分子任何协商的余地。西德当局决定与劫持人质者进行谈判。谈判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最后，西德当局同意给恐怖分子准备一架飞机，帮助他们飞到开罗。在机场的停机坪，德国警方发动了袭击。然而，这次准备不充分、组织不严密的行动最后以一片血腥结尾。人质死伤惨重，11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杀害。其中，2名运动员的尸体在奥林匹克村的公寓里被发现，其他9名运动员被劫为人质长达19个小时，随后在德国警方与恐怖分子的机场对峙中被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