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难者中包括1名德国警察。5名恐怖分子被击毙，3人被捕获。
第二天，奥运会比赛继续进行。“戏还得继续演下去。”而以色列代表团剩下的人，则收拾行囊黯然离去。8万观众来到奥林匹克体育馆观看匈牙利和西德的足球比赛，大部分人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现场的保安甚至要驱赶在体育馆里高举横幅的人。他们的横幅上写着：“17人死亡，已经忘了吗？”
慕尼黑惨案发生之后，梅厄夫人领导下的以色列政府当即决定，要逐一捕杀与惨案有关的“黑色九月”组织成员，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被委以重任。他们用了几年时间，摸清了所有恐怖组织负责人的位置，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至少八个参与了惨案策划的人被处死，其中包括“黑色九月”组织的负责人阿里·哈桑·萨拉梅，他于1979年1月22日被处死。以此为主题拍摄的电影很多，其中包括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慕尼黑》。
45年之后，2017年9月5日，为纪念11名以色列运动员，德国修建了一座屋顶铺满了草坪的纪念堂。纪念堂坐落在奥林匹克村附近的一座山丘上，俯视着奥林匹克村。通过一个多媒体展厅，向公众讲述着11位运动员的生平。
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及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都出席了纪念堂的揭幕仪式。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说，一些遇难者也是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他们满怀和解的希望从德国而来。里夫林强调：“惨案已经过去45年了，但国际恐怖主义仍然在威胁着无辜的平民。国际社会应该向遇难者们展现出他们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的坚定决心。”
举重运动员约瑟夫·罗马诺的遗孀伊拉娜·罗马诺代表其他遇难者的家属表示，纪念堂的修建，一方面寄托了他们内心的沉痛之情，另一方面表达了他们的欣慰和感激。伊拉娜·罗马诺回忆，当时这些运动员都是“满心欢喜、满怀希望”地来到了慕尼黑，却“躺在棺材里”被送回以色列。“他们的唯一错误，就是成了以色列人。”
《阿巴·尼比》
1973年4月7日。以色列首次参加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
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的命名同与大赛有联系的欧洲大陆息息相关，但受它所影响的地区范围正在逐步扩大。以色列和奥地利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参加比赛。如今，56个国家参加过比赛，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黎巴嫩等国家的代表都曾登上过大赛的舞台。
以色列很少暂停过参赛，除非极其特殊的原因。例如，比赛日与为纪念在常年战争中牺牲的战士而创设的“战士阵亡纪念日”重合。
这个爱好歌唱的民族特别喜欢收看节目的转播，尤其是在节目最初播出的那几年。以色列观众为“12分选手”而欢天喜地，为“落后2分的选手”而黯然神伤。节目播放的夜晚，常常是万人空巷。比起耶路撒冷和海法，特拉维夫更是这样。人们常开玩笑说，耶路撒冷人在学习，海法人在工作，而特拉维夫人在忙着娱乐。
以色列在大赛中获得过三次冠军，分别是在1978年﹑1979年和1998年。
以色列第一次夺冠是在1978年。依扎尔·科恩及阿尔法·贝塔组合演绎的《阿巴·尼比》连续五次获得最高分12分，毫无争议地获得了冠军。《阿巴·尼比》这首歌是一首青少年的喃喃细语，运用了小孩子们做游戏时想象出来的一种语言，在每一个音阶之后都重复一个特殊的B音节（这首歌问世之后，诞生了代表“我爱你”的“Ani”这个词）。
但不得不提的是，那一年，一到以色列选手表演的时候，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电视台就开始播放广告。这一行径令民众懊恼。但音乐并不是减少国家之间成见的灵丹妙药。其中最受瞩目的是约旦，竟然跳过了第一名，直接宣布排名第二的比利时歌手获胜的消息。
以色列第二次夺冠是在1979年。歌手盖丽·阿塔莉和“牛奶与蜂蜜”组合一起演绎了一曲《哈利路亚》。这首歌获得了极高的销量，很快就在欧洲及世界各地传唱。
第三次也是本书出版前为止的最后一次，是在1998年。女歌手达娜（Dana International）以一曲Dina获得冠军。令人惊讶的是，达娜是一位出生时具有男性特征、后来接受了变性手术的歌手，是第一个参加欧洲电视网歌唱比赛的变性歌手。以色列传统宗教人士严重抗议这次评选。当时正值以色列建国50周年。
2009年比赛的亮点是努阿（Nua）及米拉·阿瓦德（Mira Awad）两位歌手的出现。这是第一次由一名阿拉伯歌手代表以色列出场。他献唱了一曲《肯定还有另外一种办法》，以呼唤以色列与阿拉伯的和平。
尚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以色列第一次参加这项比赛时，距离慕尼黑惨案以色列11名运动员遇难刚过去7个月。安保措施被升级，比赛大厅的出口被严密监控，以色列代表团甚至还配备了保镖。
比赛在卢森堡进行。这一次以色列派出的代表是全国著名的女歌手伊拉尼特（Ilanit），她带来了歌曲《某个地方》。这位金发女歌手最后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排在卢森堡、西班牙及英国选手之后。
首席外交官
1973年10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338号决议，赎罪日战争停战。阿巴·埃班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阿巴·埃班自1966年至1974年一直担任以色列外交部部长，被视为以色列外交史上的一座丰碑。他出生在南非开普敦一个立陶宛裔犹太人家庭，在英国长大，在剑桥大学学习闪族语（包含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和波斯语），主要研究阿拉伯语对中世纪文学的影响，尤其对被称为“安达鲁西亚的黄金时代”的影响。他于1946年返回以色列，很快就成为政坛的一颗新星，并成为摩西·夏里特和哈依姆·魏茨曼的左膀右臂。他年纪轻轻（35岁）就被同时任命为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和驻纽约（联合国）大使。
自1966年起，他被列维·艾希科尔和梅厄夫人领导的以色列政府任命为外交部部长，这个职位也让他成为六日战争前政府的核心人物。也就是在这个岗位上，他巡回访问了欧洲很多国家的首都，并获得了一次与戴高乐总统会晤的机会。戴高乐总统向他的客人发出警告：“不要发动战争！”后来，戴高乐下令禁止法国将武器运往以色列。
赎罪日战争开始后，他在联合国安理会起草第242号决议的会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项决议确定了和平谈判的条件，为之后的进程奠定了基础。
赎罪日战争结束后，他依然是以色列驻联合国的代表，在联合国起草由美国和苏联联合提案的第338号决议即停火协议中运筹帷幄。作为对巴勒斯坦在领土上做出妥协的支持者、左翼工党成员，他比任何人都了解他的谈判对象，他曾声称——他也有这种一针见血和压倒对方的气势：“巴勒斯坦人永远不会放弃‘放弃机会’的机会。”
他尖锐幽默的俏皮话加上无人能比的口才让人对他刮目相看。他能流利地说十几种语言（其中当然也包含法语），英语也是游刃有余。基辛格曾这么形容他：“我从来没有碰到过比他更能驾驭英语的人。构词优美而又滔滔不绝，恰到好处地复杂到足以考验听众们的智商，听他说话的人会为他的才华而目瞪口呆。”用“知识分子”的标签来形容他，有点降低了他的威信，忽视甚至弱化了他话语的分量。有一次，人们问他，为什么他从来不去竞选以色列总理的职位。他回答说：“总理的位置一直是为“Degania”基布兹的人保留的，我还不知道谁刚刚从那里重新出生过。”他浓重的英式口音成为所有喜剧节目模仿的对象，模仿者们争相模仿他引经据典的说话方式。
他写了很多的书，其中有一本讲述犹太人历史的名为《传统》的书最为重要。有人拍摄了一部以此为主题的电视剧，他也为这部电视剧做了大力的宣传。这部电视剧在以色列和国际上都大受欢迎。
他的妻子苏西·埃班是一名埃及犹太人。年轻时，他曾将阿拉伯语作家特维菲克·哈金（Tewfikel Hakim）的《一位反检察官之人的日记》翻译成英语并出版。
一座献给太阳的塔
1976年。大卫·费曼投身布劳施泰因沙漠研究所的筹备工作中。
他的名字与新太阳能革命紧密相连。他很早就意识到以色列能源自主的重要性。石油的抵制和禁运让他认识到寻找一种替代能源的必要性。因此，他职业生涯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于开发一种能满足以色列需求的太阳能板的制造方法。
大卫·费曼是一位俄罗斯-英国裔核物理学家。他于1944年在伦敦郊区出生，在英国和美国学习，获得了牛津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加入总部设在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29岁时，他移居到以色列，加入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后来，经位于贝尔谢巴的本·古里安大学邀请，他加入本·古里安大学，成为太阳能研究领域的先驱者。1976年1月，他加入位于南部沙漠斯代博格基布兹的布劳施泰因沙漠研究所。
这位酷爱古典音乐﹑留着花白胡须的男人，像他的导师、领路人本·古里安一样，也搬进了南部沙漠的斯代博格基布兹，住进一个离这头“年迈的雄狮”坟墓不远的房子里，从此开始了他30多年的奋战。他相信人们可以发明一种更廉价但更有效的电力，这将比自1960年开始出现在屋顶上的勉勉强强能满足人们所需的太阳能热水器成本更低而效率更高。然而，当时的几届政府对此毫无兴趣。但这并不能打击他继续研究的积极性，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他对太阳能的深入研究让他相信，投身这项领域的研究迫在眉睫。
成效是显著的：自2018年1月开始，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阿沙利姆村的中央，一座巨大的太阳能塔被修建起来。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塔。这项壮观的工程就是他的功绩。这座塔的底下安装了5万面镜子，一面接一面地紧密排在一起。他通过缩小镜子的面积和弯曲镜面的弧度，成功降低了生产成本。这些颇具创新的太阳能板成功地说服了政府，最终政府同意在这些新的基础设施上投资。
也正是因为这项发明，以色列占据了新技术的尖端位置。同时，这也刺激了此种低成本电力的大规模生产。现在，这种太阳能板被出口到世界各地，包括韩国、意大利和中国。费曼教授也因为“实现了梦想并延续了以色列第一任总理的遗产”而于2016年获得了本·古里安奖。
他今后的愿望是，从现在到2020年，以色列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够达到10%。
兹维·泰伯（Zvi Tabor）博士因发明太阳能热水器而被视为太阳能研究领域的鼻祖，他的热水器1950年开始被广泛使用。针对有些人认为这些丑陋的太阳能热水器严重影响审美而极力反对的行为，泰伯博士反驳说：“我发明太阳能热水器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效率，而不是审美。有些人反对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太难看。但这是一项实验。”
太阳能塔也招致了批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与太阳能热水器带来的意见并不同。最先反对的人担心太阳能塔的出现会引起一些关于异教的联想。一座献给太阳的塔？有些人可能会趁机作乱，也可能会因此诞生出一部分鼓吹二神论或多神论的人。但最后，以色列人还是接受了这座矗立在沙漠中的直径250米的塔。
青年怪才的预言
1976年。《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出生于海法。这本讲述了人类未来若干年要发生转变的书，一经问世就成为畅销书。
尤瓦尔·赫拉利身形消瘦。受圣贝尔纳学院邀请，他身着经久不衰的牛仔裤﹑一件黑色套头毛衣，站在一群由记者、大学教师、研究人员、大使组成的观众面前，向他们介绍他的新书。他用平和又略微带一点鼻音的声音向观众们做了一场演讲，全程没有演讲稿，只有不断被播放在背景布上的图片（现在没有PPT该怎么活？），包括大脑的图片、无人驾驶汽车、咖啡销售机、朝鲜地图。他的演讲一点儿也不幽默，也没有太多的激情，但他的英语非常出色（他曾在牛津学习）。他的英语略带一点以色列的口音，但口头表达非常流畅，充分展示了他清晰的逻辑。演讲中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例子，紧扣住所有听众的心弦。他的演讲没有丝毫难懂的专业术语。这就是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这本风靡世界的畅销书（已售出五百万册）的作者。
“这是一种现象。”阿尔宾·米歇尔（Albin Michel）出版社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弗朗西斯·埃斯梅纳尔介绍这本书时这样说。“每个星期，我们卖出去的书都比上一个星期要多。”
大获成功的原因？首先是对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的，由工业技术所带来，且不断增强的震荡所产生的无尽担忧。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智者吗？这是第一本书的主题。我们将要变成什么？我们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这是第二本书的主题。
尤瓦尔·赫拉利1976年出生在海法。现年41岁。他出生于一个父母都是黎巴嫩西班牙裔犹太人的非宗教家庭。他的专业是中世纪历史及军事历史，后来成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历史老师。经过分析社会转型的硕士研究阶段之后，他无惧挑战，开始撰写关于情感、人类以及动物灵魂、上帝、意识、进步、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以及人文主义的文章。他的编辑评价说：“这本书真的是颠倒了乾坤。它让我们置身其中。看完这本书后，我们感觉像脱胎换骨了一样。”我也认为是这样。在好几个不眠之夜里，我阅读了他写的这本简洁易懂的书，然后就陷入了无尽的疑问中。我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这是最让人无法找到答案的一本书。
重新回到贝尔纳学院的话题。赫拉利认为，新技术的加速发展将会带来新的不平等，某一个阶级就会变成无用阶级。
举个例子，无人驾驶汽车。它将大幅降低车祸的发生概率。专家们对此表示赞同。现在，每年有130万人死于车祸，而大部分车祸的罪魁祸首是人。无人驾驶汽车却有另类的优势，比如说交通网格化。十字路口的通道被更新为网格化的程序之后，如果行人遭遇了车祸，新的调节方式会处理得更好。
再举一个例子。传统医生被网络医生所替代。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做到任何疾病都懂，也不能获得一个患者的所有病历档案。但是网络医生可以知道患者所有的既往病史，成为其永久且固定的医生。人类医生当然有知觉，有感情，但感情并不是精神现象。感情是生物现象。人类医生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脸部和姿势来判断病情，但电脑可以更好地评估悲伤、愤怒和恐惧。
面对这样的演变，越来越多的行业即将消失将是大势所趋。为了灵活应对这些转变，新行业的兴起也是势在必行。如何将一个50岁的出租车司机变成一个计算机“码农”？这样的变化会带来压力和巨变，例如，重新塑造生活就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结果呢？人工智能的革命将会是一连串持续的“消失”，稳定将不复存在。你将不断地调整自己以去更好地适应不断出现的新潮流。这将会是历史上第一次，人们不知道自己应该教什么。人们也不知道应该学什么。正如19世纪诞生了无产阶级，接下来的这个世纪将会产生无用阶级。面对满脸疑惑的听众，这位年轻的作家说：“这并不是预言，这是一种危机！”危机？那怎么来面对呢？怎么来控制这种可怕的威胁一切的潮流呢？他说：“我也没有办法。”
他与马克龙也谈了这些？马克龙在去安的列斯群岛访问的前夜，特意安排时间去拜访这位年轻的怪才、希伯来大学的“奇迹男孩”，与他一起吃晚饭。“我们谈话的主题是自由民主的危机。”他们两人谈到了特朗普的选举、脱欧的可行性、匈牙利的民粹主义，等等。“在自由民主中，人们丧失了信心。这可能会产生破坏性影响，就像当初共产主义的‘崩塌’。”替代品？他回答如斯：“这很简单，并没有。”
无可否认，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它谈到了历史和地理。这本书独具匠心，非常容易理解，非常引人入胜。但看完后人们会大为震惊。所有不属于生物范畴的，都属于想象和图像的范畴。上帝是一颗古老的卫星。圣经是一本古旧的魔法书。一神论已经走完了它们的历程。宗教将会消失（即使是激进伊斯兰教也会消失，因为“它们并不理解21世纪”，尽管目前它们造成了损失，但这并不重要）。信徒、犹太教、基督教、人文主义、价值观、道德观、人权，所有的一切都将变得轻如鸿毛，都将成为废话。这都是人类为了占据主导地位而想出来的“诡计”。意识本身也是（斯大林说，意识只是表象，人们并不需要意识。赫拉利说得更好，意识没有现实。他像我们解释道，意识是一个对数，就像咖啡销售机）。
所有这些人类已经制造出来并且可以用数据流来归纳的东西，只不过都是“数据主义”，一种关于具体数字的宗教。
尤瓦尔·赫拉利向我们解释说，当我们把与饥饿、疾病和与暴力有关的死亡率——饥荒、鼠疫、战争早已消失——降低之后，人类可能只会聚焦于三个目标：长生不死、幸福和神灵。他说一些专家已经相信人类可以在2200年战胜死亡，一些专家甚至相信人类2100年就可以战胜死亡。这位天资聪慧的历史学家不是很幽默，但他跟我们说，世界将很快变成一个庞大的“法兰西学院”。
“恩德培”行动
1976年7月3日至4日。夜间发生了“恩德培”袭击事件。此次袭击也被称为“霹雳行动”或“约纳坦行动”。约纳坦是后来的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哥哥，他在此次袭击中不幸阵亡。
我想起与历史学家本齐翁·内塔尼亚胡的一次会面。彼时，我正在进行一项关于当代以色列学者研究现代耶稣形象的方法的调查。我怎么能遇见当时以色列总理的父亲呢？这大概要归功于本齐翁·内塔尼亚胡的一位朋友兼同事（他的精神知己，同时也是生活中的知己）约瑟夫·克劳斯纳。约瑟夫·克劳斯纳是首位用希伯来语撰写关于拿撒勒传教士形象一书的人。他们两人都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1920～1930年间在由马丁·布伯为主的左翼社会党完全左右的希伯来大学内部被排斥。他们两人都因为“修正主义”而被边缘化，都因此而走上了各自的研究道路。约瑟夫·克劳斯纳开始研究耶稣和保罗，而本齐翁·内塔尼亚胡则开始研究宗教裁判史，并且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老内塔尼亚胡住在耶路撒冷里哈维亚区一座别致的房子里，离总统的房子不远。关于这次会面我能记住的并不多（这次会面对本书并无太大的用处，编辑也不想占用太多篇幅），只记得我们深刻探讨了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和平。老内塔尼亚胡坚决不相信和平最终会到来。在这次讨论之后，我更加理解了内塔尼亚胡的性格特征，即被芬基尔克劳所称为的“虚无主义”。
但让我记忆尤深的，是踏入房屋后的第一印象。屋里有一段楼梯，楼梯尽头有一张巨幅照片。照片上并不是内塔尼亚胡总理，而是他的哥哥约纳坦·内塔尼亚胡，这个传奇世家真正的英雄。他的名字与“恩德培”行动中的每一个以色列人息息相关。
一切都始于1976年6月27日。一架法航的飞机由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飞往巴黎戴高乐机场。飞机在雅典停留了一会儿，一对德国夫妇和两个巴勒斯坦人下了飞机。再次飞行的过程中，四名恐怖分子控制了驾驶舱，命令机长改变航道，将飞机飞往利比亚的班加西。利比亚的领导人早已经发出命令，不允许飞机停留在他们的领土上。因此，飞机在利比亚短暂停留并进行了燃料补给之后，重新起飞并于6月28日清晨到达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在恩德培机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与劫持人质的恐怖分子联手，分区域控制了机场。经过一番仔细筛查之后，他们释放了几名人质，继续劫持以色列公民及犹太人。犹太人和以色列人被排成一队，其他乘客被排成另一队。飞机上的机长和机组成员决定留下来，与被劫为人质的乘客并肩作战。
劫持人质的恐怖分子包括两名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组织的成员及两名德国极左恐怖组织“赤军旅”的成员。他们的要求有三点：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的53名巴勒斯坦罪犯；释放被其他国家包括法国关押的13名罪犯；要求法国政府支付50亿美元的赎金。
当时以色列的总理是拉宾。他拒绝了恐怖分子的请求，命令展开营救人质的军事行动。难以想象，这样一场在一个距离以色列国土4000公里之外、一个当时还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的领地上进行的军事行动，是多么不合时宜。但这场军事行动依然完美收官。
以色列政府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决定。政府确定了军事行动的可行性之后，立即集合了所有相关部门（这归功于一位英国的孕妇。她假装自己不舒服，因此得以在班加西停留时下飞机。这也幸亏一家以色列公司，他们承包了恩德培机场航站楼的建设工程，并且保留了图纸）。以色列政府与乌干达当局协商，想寻求他们的帮助以解救人质，但乌干达拒绝提供援助。
1976年7月3日，星期六。傍晚，空军军机从沙姆沙伊赫起飞，飞往恩德培机场。飞机上载有以色列特种部队（精英部队）的一个分队、一个伞兵小分队以及一个戈兰尼旅小分队。在飞机飞往恩德培机场的同时，以色列政府做出了执行此次军事行动的终极决定。
袭击被安排在晚上进行。整个航站楼四周都是一片漆黑。第一批伞兵跳下飞机，他们点亮了大灯，以便让飞机找准跑道降落。之后他们迅速攻占了塔台。
飞机上载有一辆黑色奔驰汽车，与伊迪·阿明经常乘坐的黑色奔驰汽车完全一样。还有几辆越野车，被恐怖分子认为是载有这位乌干达总统的安保成员的越野车。为了抓住突袭的机会，以色列部队径直来到人质被劫持的地方。但他们还是遭到两个乌干达士兵的枪击。这两位士兵当下即被击毙，但以色列部队却不得不开始冒着敌人的枪炮声继续行动。进攻刚一开始，以色列特种部队的指挥官约纳坦·内塔尼亚胡及其他三名被劫持的人质就不幸中弹身亡。
尽管如此，以色列部队还是成功进入了人质被劫持的地方，用武力控制了恐怖分子，解救了人质。
不到一天之内——袭击仅仅持续了20分钟——100多名人质被毫发无伤地带回了以色列。这场行动被称为解救人质历史上最大胆的、最不可思议的行动。
约纳坦成为英雄人物。他的弟弟成立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研究所（约纳坦恐怖主义研究所）。这是一个关于恐怖主义的思考平台。
在以约纳坦的名字命名的“恩德培”行动30年之际，在一次对非洲的访问中，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来到恩德培。站在卢旺达大屠杀遇难者的墓地里默哀的同时，他也向他的哥哥表达了哀思。
被扼杀的希望
1977年11月19日。萨达特的专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他是首位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阿拉伯领导人。
由埃及发动、获得了叙利亚支持的赎罪日战争刚刚过去几年，埃及就开始了和以色列的接触。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越过了苏伊士运河，在犹太人最神圣的日子里参加了战争。萨达特想要对以色列进行官方访问的消息一传出，全世界都震惊了。时任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接受了他想对以色列进行访问的提议。因此，全世界数百万观众最终看到了埃及总统的飞机降落在以色列的这一幕。以色列人民热情地欢迎这位总统的到来。政府的全体成员在飞机舷梯下方等待着迎接他，萨达特与到场的每个人一一握手致意。他在以色列停留了两天。在以色列议会大厦里，站在西奥多·赫茨尔的肖像前，他发表了公开演讲。演讲按穆斯林传统的方式“以真主的名义”开始。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道路就此打开。1979年3月26日，埃及与以色列在白宫的草坪上共同签署了和平协议。后来，萨达特与同他一起签署协议的梅纳赫姆·贝京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这位出生于迈特阿布库姆村的总统，一直执着地行走在争取和平的道路上。最终，五颗子弹让他与世长辞。1981年3月6日，萨达特正在主持一场纪念赎罪日战争的活动时，几个隶属于“穆兄会”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成员混进了参加阅兵仪式的军队中。他们站在汽车上向主席台开枪扫射。萨达特不幸中弹身亡，而当时的副总统、后来担任总统的胡斯尼·穆巴拉克得以侥幸逃生。
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出席了这位埃及领导人的葬礼，其中包括以色列总理贝京。阿拉伯联盟的国家中，只有索马里、阿曼和苏丹派特使出席了葬礼。苏丹总统加法尔·尼迈里是唯一一个到场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
行刺的动机是什么？并非以前所说的那样。其实，刺杀跟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没有关系。恐怖分子的首要动机，是抗议埃及教长奥马尔·拉赫曼颁布的一项“伊斯兰教法”。他们拒绝执行此项教法，抗议此项教法被宣布为埃及司法的基础。
以色列最著名的研究伊斯兰世界的专家伊曼努·斯万教授，是一位多年来一直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讲授伊斯兰历史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在“穆兄会”刺杀萨达特（或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所有动机中，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只排在第18位。排在这之前的动机还包括妇女的地位以及佩戴头巾的规定。
这场刺杀是政治伊斯兰主义及宗教恐怖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第一声响雷吗？伊曼努·斯万认为确实如此。
在一本关于穆斯林反犹主义的书中，研究人员指出，近年来穆斯林反犹主义发展迅速，尤其是在欧洲。但他认为，必须要在与之相对应的背景下来分析这种发展，也就是说，要在历史和动态的背景下来进行研究，而不是一直停留在“伊斯梅尔仇恨以色列”这种“本质化”的背景里。
伊曼努·斯万认为，伴随着伊斯兰教内部反犹主义的发展，有两种现象不能被忽略。第一，阿拉伯内部及穆斯林内部批评反犹主义及否认犹太人大屠杀声音的出现；第二，宗教间的对话。这并非夸大了这两种现象，而是因为它们确实存在。因此，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伊斯兰教内部也有人力挺德雷福斯这位受到处罚的军官。这种潮流非常微弱，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也微乎其微——我们从被刺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特维菲克·哈金）——对媒体的影响更是微不足道。至于宗教间的对话，即使是任何一种宗教里最慷慨激昂人也会承认，宗教对话有它的局限性。因此，最后他写道，“文明的冲突”并不存在，源自古兰经﹑穆罕默德与同时期犹太人的关系，以及“迪米”（非穆斯林）身份等因素导致的宗教仇恨也并不存在。
这本书写于2009年。九年之后，仍旧一成不变吗？我们不能肯定。伊曼努·斯万已经不再出现在讲台。他说自己已经“隐退”，在公开的讨论中，人们也不再能听到他的声音了。
和平之城
1978年春天。耶路撒冷市市长泰迪·科勒克与希伯来大学合作，成立了一个思考耶路撒冷未来的研究院。
在耶路撒冷里哈维亚区达拉克街上，离以色列总统官邸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一家致力于思考及调查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的智库。它被命名为“耶路撒冷以色列研究所”，于1986年在时任市长泰迪·科勒克的倡议下成立。泰迪·科勒克认为，他的身边应该有一些专家学者，来为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做规划，不管是从城市化的角度，还是从人口的角度，抑或是地缘政治的角度。他请希伯伦大学来充实这个专家队伍。因此，研究所得以起步。研究所的现任领导﹑核心人物梅厄·考尔斯介绍说：“我们现在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受一些机构的委托开展调查，但有时候也开展自己的研究项目。”
研究所的研究主题包罗万象：从环境到可持续发展，从生物伦理学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福利旅游”，等等。
耶路撒冷的“极端正统犹太化”？很多人以此为主题做过调查。梅厄·考尔斯并没有表现出对这个问题的悲观。他甚至列举了几个应该保持乐观的原因。
如果我们没有做错的话，而且，谁都难免会犯错误，以后我们也许会发现，将来会有很多极端正统派加入这些世俗工作中。我们的高等教育已经有不少这样的人加入。问题在于，我们要知道，当踏足就业市场的时候，他们是否受欢迎？这尚无定论，因此必须要在这方面做一些研究。
同其他问题一样，关于这个问题，研究所每年都会发布一本《现象与趋势》。这几乎已成为所有需要为这座城市的未来出谋划策者的圣经。研究所同时也编辑出版很多专家的作品。每位专家都是不同领域内的杰出人物，作品中所涉及的也都是他们最新的观点。
刚从特拉维夫大学毕业的年轻博士﹑基督教研究专家埃默侬·哈默最近刚刚发表了《以色列的基督教及基督徒》一书。他一直在为研究所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也正准备在耶路撒冷举办一场关于这些问题的研讨会。在办公室里，这位年轻人向我们介绍说，当前耶路撒冷有15000个基督徒，整个以色列的领土上有15万基督徒。以色列境内有12万阿拉伯以色列人，主要居住在加利利地区。以色列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程度很高的群体。他在书中表达的观点是，无论是在以色列内部、该地区还是与巴勒斯坦的关系中，这个群体都应该能够发挥关键的作用。这个群体可能会成为，也必须成为一个联通双方的桥梁。
埃默侬·哈默接着说：“因为我们必须知道，这个群体身上有一种特殊的趋向。教会就像是使馆。教会代表了基督徒，也代表了密切关注着一切动向的梵蒂冈。因此。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教堂。梵蒂冈负责犹太事务的主教科尔最近一直在这里。”
耶路撒冷以色列研究所里也有研究伊斯兰教问题的专家。伊斯兰教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也不少，并不仅仅局限于圣殿山一个问题。实质性或象征性地领土分治带来的紧张局势，有可能出现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玛米拉的墓地。人们曾决定在独立花园下面的一个停车场上方修建一座“谅解博物馆”。挖地基的时候，一座穆斯林的坟墓露了出来。整个穆斯林群体立刻开始躁动。这件事一直被捅到了最高法院。是否可以在一个穆斯林的墓地下面挖地基？最高法院最终判定此事可行。梅厄·考尔斯坦承：“但这并不意味着，获得了许可的，就必定是明智的。”
最后，梅厄·考尔斯介绍说，耶路撒冷有80万居民，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0%。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城市。“穆斯林群体想要扩大他们在这座城市的代表性和重要性。极端正统犹太教人想要强化这座城市的圣城特征。而不信教的人则希望这座城市向所有人开放。这势必会造成紧张局势。但我认为，这种多样化和多元化应该成为耶路撒冷的一张王牌！”
他也在思考耶路撒冷的未来。耶路撒冷的特点是什么？是对这个世界上数以万计的人来说，一提到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就会让他们心潮澎湃。梅厄·考尔斯说：“如果我们让耶路撒冷成为所有人的城市，那就最应该强化这座城市的身份。这是一座精神之城，这是一座智慧之城，这也可能是一座和平之城。”
当我们问起梅厄·考尔斯，他所提到的对所有人开放，是否要避免成为一些人所期望的“国际化城市”时，他立即回应道：“我要说两点。首先，当今世界上已经有不少国际化城市，巴黎、纽约……所有人都想去纽约和巴黎。对很多人来说，巴黎是一座文化之城。仅这一点就足以让它声名远扬。但这并不涉及主权。当然，主权问题是耶路撒冷的问题。但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增强这种国际化特征的方法和路径，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合法性就会提升。”他又补充说：“同时，应该达成一项协议。”
就协议而言，这所集聚了思想和计划、发布过诸多期刊的智库将如何看待？怎么来规划耶路撒冷的未来？应该将耶路撒冷分而治之吗？应该给予犹太人在犹太区里的特权，给予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区里的特权吗？应该把这片圣地的主权变成一个共有主权吗？这些问题已经被问过无数遍。有人已经拟订了计划（克林顿﹑奥巴马﹑奥尔默特……）也有不少人只是做了猜想。
但梅厄·考尔斯非常积极地承认，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目前都并未期望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协商。“很不幸，因为我们做过的大多数研究都表明，相关的形势对以色列并不有利。”
在此期间，耶路撒冷以色列研究所并不限制任何关于假设和构建蓝图的思考。无论分治也好，不分治也好，这些思考都是在开阔视野，都是在为备选方案提出建议，都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出谋划策。
重游希伯伦
1980年5月。以色列政府同意一群在希伯伦阿尔巴镇一座废弃建筑中落脚的人继续居住在那里。
希伯伦，一座极具象征意义的城市，一座久经考验的城市，凝聚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所有矛盾。
8月的一个空气沉闷的清晨，我们踏上了行程。从耶路撒冷出发，沿着一条新开辟出来的所谓“捷径”，我们开车来到了阿尔巴镇。
时任以色列定居点理事会发言人、同时也是阿尔巴镇居民的阿哈伦·多姆布接待了我们。他长着络腮胡，脑门上顶着雷朋太阳镜，后脑勺上戴着小圆顶帽。他向我们讲述了这个定居点的故事。
一切都始自1967年初。一小群由莱温格拉比带领的犹太人，在以色列逾越节前夕来到了阿尔巴镇。这十几个犹太人家庭决定租用这里的一个小旅馆过节。一周的节日很快就过去了，但这些家庭没有离开。“其实，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让犹太人在希伯伦重新出现。”一位特殊的房客为他们支付了房费，因此旅馆的老板也没有理由让他们离开。这些家庭在这个旅馆里住了至少一个半月。后来，关于他们的故事在城里一时空穴来风、谣言四起。在政府的许可下，他们被转移到一座废弃的建筑物里。当时，他们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
1980年5月，政府内部一致同意将这些家庭安置在希伯伦城周边，而不是在希伯伦城内。阿尔巴这个小镇因此而诞生。没有具体的原则，没有规划，政府也没有规定确切的面积。一切都是临时起意。但有一条原则不可触犯：所有人都必须定居在国有土地上，除非一些不可避免的安全原因，否则坚决不能侵占私人的土地。哈伦·多姆布说：“我们从来没有违背过这项原则。因此，梅纳赫姆·贝京决定，如果阿拉伯人认为自己的利益被侵害，可以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这也是阿拉伯人一直以来在做的事。”
哈伦·多姆布继续说：“因为安全问题，我不在阿尔巴镇住。我在这里住过，在这个理想之地长大。像耶路撒冷一样，希伯伦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说：“几百年来，阿拉伯人一直生活在这里。能够扭转乾坤的伟大造物者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必须在一起生活。”
我们继续前行。进入希伯伦后，我们看到了列祖之墓。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那里了，这又让我重新找到了那种熟悉的感觉。整个人类的记忆都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流淌（亚伯拉罕和撒拉、伊萨克和利百加、雅各布和利亚，当然还有塔木德、亚当和夏娃；难道不是因为这些，基尔亚特·阿尔巴这座小镇才享誉“四人之城”这个美名？）。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存留着侵略者们接踵而来的印记（罗马、拜占庭、十字军、穆斯林），所有人都想在这里留下他们自己的记号。在这场各方都在争相瓜分记忆版图的冲突中，比起其他任何地方，在这里我们更能感受到历史的分量。
进入列祖之墓入口的安检措施非常严格。游览路线有明确的指示图。根据规定，两座列祖之墓（亚伯拉罕和雅各布）向犹太人开放，第三座列祖之墓（伊萨克）向穆斯林开放。犹太人和穆斯林分别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祈祷。那里的气氛非常的庄严肃穆，让人觉得，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担负着沉重的记忆。哈伦·多姆布说：“这里被弄成了这样，这样并不好。这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的做法，这只会让人觉得，我们是被带来与阿拉伯人同住的。”他继续解释说：“诸如巴鲁赫·戈德斯坦之类的事，这都是极其个别的事件，但这让我们因此而蒙羞。”
巴鲁赫·戈德斯坦是一个虔诚的医生。1994年2月25日的一个普珥节上，他在列祖之墓大肆杀戮，杀死了一些正在祈祷的穆斯林。这件惨案在以色列及犹太世界引发了极大的愤怒，大家纷纷谴责。
我们进入希伯伦城，穿过老城区，来到一座正在建设中的神学院。200个年轻且朝气蓬勃的学生居住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敌对气息的巴勒斯坦城市的中心，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如何能够满足日常所需？
面对我的提问，从神学院奠基之日起就一直负责这项工程的布莱查尔拉比笑了起来：“我们在这里买日用品，在这里买食品，我们的一些学生在街头的驾驶学校学会了开车。我们在这里吃饭，在这里学习，在这里休息。下周我会在这举办一场婚礼。这是我的女儿和神学院的一位年轻人的婚礼。”
他邀请我共进午餐。午餐之余，我了解到，“以色列和平运动”就起源于这座神学院。这个运动倡导通过双方的会面，在信教群体与不信教群体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尤其是在拉宾遇刺之后，这个运动的活跃度更是达到了顶峰。
几天之前我们派出了三四个特拉维夫神学院的年轻人去与其他年轻人交流，向他们介绍以色列人民。我们甚至派了几个年轻人参加阿拉德节，去向人们传播圣经。阿拉德节的组织者们对我们嗤之以鼻，但他们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席之地。当他们看到我们被那么多人包围时，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拉宾被刺事件？与我们共进午餐的哈伦·多姆布说：“我被这件事捅了三刀。第一，我们的总理被杀害；第二，我也是戴着小圆顶帽的犹太人；第三，我也是定居点的居民。”
定居点的居民和巴勒斯坦当局打过交道吗？哈伦·多姆布回答说：“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过很多次。但我们认为，如果确实需要与巴勒斯坦当局打交道，这也是政府的义务。”
布莱查尔拉比总结了一条身边所有年轻人的信条：“我们之所以住在希伯伦，就是为了能够住在特拉维夫。必须让人们知道我们的祖先在哪儿，这样我们才会赢得更多的尊重。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个民族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之地，一个让他们的祖先生活了3000年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哪个民族会选择放弃这个地方。看看法国人对克洛维的所作所为吧。”
我们沿着常用的道路返回耶路撒冷，这条路必须要穿过巴勒斯坦领土。进入伯利恒的时候，我们的车被堵在了路上。司机们都开始变得不耐烦。负责指挥交通的巴勒斯坦警察也无能为力。我们听到有人在大吼大叫，然后就看到两个司机从车上下来，开始大声互相谩骂。一个以色列人，一个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想找一个说理的人，但他并不想找警察。他认出了哈伦·多姆布，走过来敲打我们的车窗，向他抱怨发生的事。有公务在身的哈伦·多姆布摆出一副并不畏惧在这片自治领地上遇到问题的神情，下车去劝慰两个争论不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