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是日常交通中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是其他的事呢？
贝京的隐退
1983年8月29日。黎巴嫩战争结束后，贝京辞职。
当选总理四年之后，贝京身陷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以色列刚刚进行了一次选举。这次选举是一场改革，将右翼势力推到了权力的顶峰，接替了执政多年的工党。第一次黎巴嫩战争很快就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批评和反对者们的大规模集会。反对活动更是在贝鲁特大屠杀事件后达到高潮。1983年9月，基督教民兵组织在萨布拉和夏蒂拉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惨案发生之后，40万民众聚集在特拉维夫的国王广场，表达他们的愤怒之情。其他的抗议者，或许也是同样一批人，每天都坐在总理的官邸门口，高举一块写有数字的标牌。标牌上的数字每天都在不断的变化：这是在黎巴嫩战争中牺牲的士兵的数目。
贝京在部长议会上宣布了一个“不可撤销”的决定：“我不能再继续履行我的职责。”他不顾所有请求他撤回辞职决定的建议，义无反顾地宣布了辞职。
这一连串事件的起源都与黎巴嫩战争有关。黎巴嫩战争爆发后，贝京逐渐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掌控局面。发动军事行动最初是为了保护加利利地区的村庄免受叙利亚火箭弹的袭击。因此，黎巴嫩战争又被称为“加利利和平行动”。但是在阿里埃勒·沙龙的推动下，场面很快就失去了控制。以色列军队的推进远远超过了政府规定的40公里的战线，陷入与叙利亚军队的冲突中。贝京与好战的国防部部长的私人关系因此更是火上浇油。他们两人意见不合。因此，贝京逐渐发现此次行动已经不受他的左右。他的军队已经到达什么地方？人员损伤到底有多少？他对此经常是一无所知。从那时起，他感受到了肩上责任的沉重，承受了大量关于死伤惨重的严厉批评，更无法忍受贝鲁特难民营事件调查委员会对他的调查。负责公布战争进展的贝鲁特难民营事件调查委员会的结果并没有让他个人成为被追责的对象，而认为沙龙更应该对此次大屠杀负责，他应该辞职。但贝京的内心却被自责和内疚慢慢侵蚀。
时任以色列国务卿达恩·梅里多尔以一向“轻描淡写”的风格表示：“我什么都知道，有的是在事前，有的是在事后。”
贝京的辞职出乎公众的意料，但这符合他的个性，这让他的民众支持率很快得到了提升。
1977年5月那场饱受争议的选举以后，贝京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左翼势力非常愤怒，政府内部大吃一惊，阿拉伯世界抗议不断。只有一个领导人的话非常中肯（他已经开始为后面的事情做铺垫），这就是埃及总统萨达特。他在开罗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利库德胜利之后，再也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为阿拉伯世界的不安而辩护了。”
当选以色列总理六个月之后，贝京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议会大厦迎来了埃及总统。他们两人因为签署了和平协议而于1978年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贝京离开很久之后又回来了。他在死后又突然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好感，无论是右翼势力还是左翼势力。以前，人们认为他是“鹰派”，是“恐怖分子”，是“法西斯”。现在，人们反而开始欣赏他的优雅，他的幽默，他的直爽，他的国家意识，他与平民百姓的亲近（他曾经发起“亲近于民”运动）。
直到逝世前的最后一天，他都一直住在特拉维夫一座小小的公寓里，从来没有离开过。黎巴嫩战争之后，他经常将自己关在这里，无论是失望、悲伤还是灰心，他都在这里，一直在这里度过了余生。人们突然又开始喜欢他，这个本·古里安不喜欢的右翼势力，但在公众看来，他又成了本·古里安的继承者。
“摩西”行动
1984年11月21日。以色列空军展开行动，将埃塞俄比亚难民营中的犹太人从苏丹转移到比利时，并最终回到以色列。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黑皮肤犹太人群体的存在被世人发现。从古时候起，他们就一直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贡德尔和提格雷省。与此同时，“摩西”行动也声名远扬。这次行动的名称来源于圣经人物摩西。他率领他的人民逃离古埃及，最终带着他们走向“应许之地”。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被称为“法沙拉”，也被称为“贝塔以色列”（以色列家园）。这次组织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的行动一直被高度保密。
由于饥饿和内战，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开始了前往苏丹的徒步逃亡。在及时与当地政府协商之后，以色列空军于1984年秋天搭建了一条由苏丹前往欧洲并最终到达以色列的空中桥梁。1985年1月初，这次秘密移民行动被阿拉伯国家发觉，他们立即向苏丹政府施压，希望阻止这次迁徙。“摩西行动”已经通过或秘密或公开的方式、很多情况下也是通过金钱交易，不断地让8000人抵达了以色列。1991年的“所罗门行动”，让这次移民行动达到了第二次高潮。八天时间内，一共有来自阿迪斯·阿贝巴难民营的14000名难民被转移至以色列。这样的迁徙从来没有停息，仍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法沙拉”群体现在大概有11万犹太人，其中3万诞生在以色列。由于世代都生活在乡村，他们很难融入现代社会。2005年拍摄的一部电影《生命国界》就讲述了这些故事。
种族主义示威？文化冲突？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了不少愤怒的示威活动。例如，2015年5月在特拉维夫拉宾广场的抗议集会上，年轻人高举着标语：“为歧视而愤怒！”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一位年轻人表达了他的愤怒：“谨慎和礼貌是埃塞俄比亚文化中最重要的美德。但是，在这样一个行事肆无忌惮的国家，这些美德就有可能成为绊脚石。如果我们不大声说话，那就什么也得不到。”
比起他们的长辈来，年轻一代则能更好地融入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同时也保留了一些他们自己独特的音乐或服饰，这些特色有时候与他们的宗教相关联。从宗教角度来说，“法沙拉”有自己的传统，对所有那些犹太教的传统，尤其是塔木德，他们一无所知。他们完全没有听说过光明节和普珥节，更不知道六芒星的标志。
“法沙拉”从何而来？（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不喜欢“法沙拉”这个在方言里意为“难民”的称号，他们更喜欢被称为“贝塔以色列”）。两种传统，两种论点，两种学派。第一种认为，他们是公元前10世纪前后护送所罗门国王及示巴王后的儿子来到埃塞俄比亚的以色列人的后裔；第二种说法认为，他们是已经消失的十大部落之一的但部落的后裔，公元前8世纪被亚述人赶走。
1973年，一直信奉第二种说法的西班牙系犹太人及德国系犹太人的大拉比们公开承认了“法沙拉”的犹太籍身份。从那时起，以色列政府就开始赋予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权利。
小说的可能性
1985年5月8日。米兰·昆德拉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
耶路撒冷文学奖通常授予倡导人类自由与世界统一的作家，每两年评选一次，一般在耶路撒冷书展期间颁奖。耶路撒冷市的市长通常会出席颁奖仪式，国家元首偶尔也会出席。从该奖项被设立之日起，很多杰出作家都获得过此项殊荣，包括西蒙娜·德·波伏娃、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以赛亚·伯林、唐·德里罗、斯特凡·海姆、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欧仁·尤内斯库、安东尼奥·穆尼奥斯·莫利纳、村上春树、阿瑟·米勒、伊恩·麦克尤恩、奈保尔、苏珊·桑塔格、豪尔赫·西姆布隆、奥克塔维奥·帕斯、伊斯梅尔·卡达莱、库切、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伯特兰·罗素（首位）、安德烈·施瓦茨-巴特，等等。
据我们所知，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评委会威望素著，从来没有作家拒绝该奖项，也没有任何获奖者拒绝参加颁奖仪式，即使有时候以色列的“局势”（包括执政政府、地缘政治形势、巴以冲突、恐怖袭击、当时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等等）可能会导致一些并不很受欢迎或不被大众接纳的政治言论出现。
2009年，村上春树在加沙战争正进行的水深火热的时候来到以色列。尽管一些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发起抗议，他也被勒令抵制这次颁奖仪式，但这位日本小说家依然不畏压力出现在颁奖仪式上。他在演讲中说：“小说家们不能相信他们没有亲眼所见或没有亲手摸到的东西。因此。我选择在这里发声，而不是保持沉默。”提到当时加沙的“形势”时，他拿一面墙和一个鸡蛋做比喻。他用惯有的梦想家的语气说：“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鸡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
还有一次。2011年，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因其作品抨击“没收土地和驱逐耶路撒冷西部人的行为”而引发关注。他不认可以色列让犹太人而不是阿拉伯人返回的政策，认为自己因为呼吁在“耶路撒冷”的自由而获奖是个“意外”。但他拒绝了在英国的巴勒斯坦群体关于抵制奖项的呼吁。正如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所说：“抵制以色列本身就是一种种族主义。”
1985年春天，米兰·昆德拉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以色列的形势并不乐观。两年前，以色列和黎巴嫩经过一场恶战之后，签署了协议，设立了一个缓冲地带。1985年，以色列从“雪松之国”黎巴嫩撤退，真主党成立并且开始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反对以色列的行动。
但米兰·昆德拉来到耶路撒冷，并没有谈论以色列政府在与真主党交锋中所遭受的挫败。他来到这里是为了谈论欧洲、谈论小说。同时，他来这里也是为了告诉大家，欧洲是一片大陆的名称，在这里，小说的诞生成为可能。
耶路撒冷议会大厦。面对一群慕名而来的观众，米兰·昆德拉首先选择了谈论欧洲的犹太人，将他们视为欧洲的心脏（几年之后，另外一位获奖作家豪尔赫·西姆布隆也发表了类似的感言）。他首先向评委会表达了敬意：“如果以色列将其最重要的奖项保留给世界文学，这绝非偶然，在我看来，这是传统使然。”他继续说：“尽管欧洲的野蛮暴行曾让犹太人伤心绝望，但他们对欧洲文化的信念始终如一。所以我认为，以色列这块小小的土地，这个失而复得的家园，才是欧洲真正的心脏。这是个奇异的心脏，长在母体之外。”
就是在那里，在耶路撒冷的中心，他发表了关于小说、关于欧洲以及关于两者之间紧密联系的获奖感言。他认为，小说有一种智慧，这种智慧让小说家不能成为自己的代言人。小说里蕴藏的智慧比它的创作者要多得多，它能让人听到更多的声音。“在小说这片领地上，没有人掌握真相，安娜不能，卡列尼娜也不能。但所有人都有权利被理解，无论是安娜还是卡列尼娜。”
他总结道：“欧洲文明的精髓蕴藏在小说的智慧里，犹如被珍藏在小说历史的宝盒里。”
前功尽弃的会晤
1987年4月8日。西蒙·佩雷斯和侯赛因国王因“约旦方案”在伦敦秘密会晤。
一个周五的下午，天空下着雨。三个男人抵达了伦敦希思罗机场。瑞夫埃姆·哈利维，后来成为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首脑；约西·贝林，以色列外交部秘书；西蒙·佩雷斯，刚刚结束了临时总理的任期，将总理职位让给了伊扎克·沙米尔。
这是一项秘密任务，这也是瑞夫埃姆·哈利维到场的原因。他们正在秘密筹备佩雷斯和约旦国王侯赛因的一次会晤。侯赛因在其总理萨义德·里诺伊的陪同下也来到了伦敦。除了上述几个人，还有撒切尔夫人。此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泰晤士河畔将会发生的事情。
会晤的地点被选在维克多·米什肯男爵的住处。维克多·米什肯是工党成员、左翼犹太人（他因为在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事件后给贝京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而著名）。四位参加这场特殊会晤的人物都认为，他们正在接近一个史无前例的、或许会结束巴以冲突的“突破口”。
会晤的想法是由佩雷斯和贝林共同提出的。他们准备重提“约旦方案”。约旦拟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其保护范围，同时与以色列签署一项协议。这份以色列人带来的被标注为“秘密且敏感”的“文件”涉及了具体实施的细则。为了使方案的可行性更大，他们认为这项提议应该由第三方提出，比如美国。因此。他们想寻求一把“国际保护伞”——比如，通过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召开多方会议，由美国提出这项建议，约旦和以色列表示支持。
参加会晤的人接二连三地来到了男爵的住处。佩雷斯前一天就抵达了宾馆，他从宾馆直接来到了男爵住的地方。侯赛因在贴身警卫的陪伴下也来到了男爵的住处。安保措施被简化到最低程度，附近的人都已被清离，甚至连瑞夫埃姆·哈利维也被要求在门厅的候客室里等候。根据媒体后来的报道，当时的气氛非常热烈：在会面之前的午餐中，侍者们惊讶地看到侯赛因和佩雷斯都在用面包清理盘子里剩余的食物残渣。一次又一次的协商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讨论关于即将签署的这份协议的细节。约旦国王侯赛因一次次中断会议，返回到会场。当天晚些时候，佩雷斯和贝林认为他们已经旗开得胜，准备带着这份历史性的文件返回以色列。他们认为，这项协议将会改变地区形势，没有人会提出异议。
满怀自信的佩雷斯在通知伊扎克·沙米尔总理之前——这是他第一个致命的错误，但他没有想到，后面还有更多的麻烦——就安排贝林于第二天一大早赶去赫尔辛基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请他确保协议能够通过，确保合作的顺利进行。
1987年4月11日，星期日，耶路撒冷。部长会议结束之后，佩雷斯和伊扎克·沙米尔单独谈话。佩雷斯向他汇报了前一天的会晤情况。佩雷斯描述了伦敦对此次会晤做出的高规格安排，向他递过了文件。沙米尔草草地浏览了文件，面带愠色。佩雷斯汇报完毕之后，他让佩雷斯将文件留在那里，他要仔细研究。此刻，外交部部长佩雷斯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他以害怕文件最终被泄露为由，拒绝将文件留给沙米尔，从而为这项提议注定要失败埋下了祸根。
如果他将这份文件交给沙米尔，这项协议的命运就会被改写吗？并不一定。但单从协议本身来说，寻求“国际保护伞”的做法只会让这位“利库德”的首脑暴跳如雷。对他来说，这个名誉攸关的问题将是奇耻大辱。很长时间以来，他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国际会议，除了四年之后在海湾战争结束以后召开的马德里会议。这次会议他也是被迫出席。他在马德里会议上匆匆露了一面，便委派一位名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年轻人、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代表以色列继续参会。
无论如何，外交部部长佩雷斯拒绝将文件交给他，让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佩雷斯刚一离开他的办公室，他就让当时的“不管部长”、亲美派成员莫什·阿伦斯火速来到他的办公室，命令他通知乔治·舒尔茨这份协议并没有获得总理的许可。第二天一早，“约旦方案”被媒体广而告之，佩雷斯被右翼势力描绘为“阴谋家”。这份协议也就不了了之。据我们所知，这也是佩雷斯和侯赛因的最后一次会晤。
错失的机会？惨败？前功尽弃的会晤？被暗中破坏的协议？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份方案呼之欲出的时候，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有5万犹太人，这项协议的出台势必会行之有效。
一年多以后，1988年7月31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在一次公共演讲中宣布，约旦将中断与约旦河西岸的任何联系，不再关心这块地区的命运。这正如十年前安瓦尔·萨达特放弃了加沙地带一样。只是这一次，他通过一项正式的和平协议宣布了这个消息。
善良的病毒
1987年夏。大卫·格罗斯曼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证之于：爱》（75000本在以色列销售一空）。
这是他的第一部小说？这并非不可能。总而言之，是这本书让他成为以色列最受欢迎、评价最高、被翻译的最多，以及最有名的作家之一。
大卫·格罗斯曼1954年出生于耶路撒冷。他有着棕红色的头发，精致的黑色眼镜架后面，是他红润的脸庞。这位长期担任以色列广播节目“以色列之声”的记者（主持了几年早间新闻节目），如何成了一个小说家？
很难指出确切的时间，但确实有那么一刻，我发现自己不能另类地活着。我在写第一部小说的时候就感受到，自己被一种封闭的电流包围着。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幅拼图里缺失的那一块。这本书我写了一年半，足不出户，废寝忘食，无暇顾及其他。这种全身心的投入，是传奇小说的奇迹之一，这也是这本书努力要去表达的。
这是一本关于犹太人大屠杀及相关回忆的书。这也是一本关于文学、关于力量以及关于文学天赋的书。这还是一本关于善良以及善良的神奇力量的书。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1950年的以色列。一个9岁的小男孩莫米克·诺曼见到他疯疯癫癫的祖父来到家里。他的祖父在战争前是一位作家，笔名是舍赫拉查德。他为小孩子们写了很多作品，想通过这些支离破碎的言语，重构他自己经历过的悲剧。
“这不是一本自传体小说。”大卫·格罗斯曼对我们说。“我不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但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这些出生在以色列的人都是幸存者。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将我自己带入那些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们的精神世界里。所有人、所有的创作者都应该重新经历这些事，经历这些费解之谜，再从中走出来。”
不懈的追求、绝望、注定的失败。对“那边”那个国家的秘密探寻。这本书好像一曲由三个乐章组成的交响乐。在第二章里，莫米克发现了另一个作家，他的老师、与他像极了的布鲁诺·舒尔茨（《肉桂色铺子》的作者）。
作为一个生活在两次战争期间的犹太人，布鲁诺·舒尔茨写了一本精彩的散文，句句都散发着不同的气息。当纳粹来到加利西亚的波罗维茨时，他成为一名纳粹军官身旁的“伶人”。一次，这位军官打牌时与其同僚发生了口角，结果他们就杀了舒尔茨。一个纳粹说：“我杀死了你的犹太人。”“太好了，那我也要杀死你的犹太人！”另一个纳粹说。当我听到天才的舒尔茨用讲述这样一个恐怖故事的方式结尾时，我觉得我必须要为他的死复仇。我故意用了“复仇”这个词。我想写一本至少可以与一个人的生命相媲美的书，一本鲜活的、超越了使命的书。当我读布鲁诺·舒尔茨的这本书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自己曾有过的一种感觉，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封写给我的私人信件。面对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的命运，我感受到了深深的不安。在这本小说里，我想努力将笔还之于他，想成为他手中的笔。
第三章：莫米克的追忆，他想象着他的祖父安舍尔·沃瑟曼最后几年的生活。这是这本书最引人入胜的篇章，夹杂着小孩子眼中对时代的恐慌和对故事的幻想。没有死的“伶人”碰到了一个集中营的指挥官，他在幼年时期对舍赫拉查德讲述的故事非常着迷。因此，这名纳粹指挥官赫尔·内格曼和沃瑟曼达成协议，每天晚上沃瑟曼都要给他讲一个他小时候最喜欢听的故事。这是一个可怕的协议，协议中的每个人都要将自己的游戏规则坚持到底。在这场游戏中，一个犹太人在“勇敢的孩子们”的帮助下努力去拯救世界。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残酷战斗，在那个陷入恐慌的伤痕累累的时代里，人性的光辉在闪烁，就如破晓时分那微弱而又透明的阳光一样。善良的病毒穿越一切靠近我们，又转身消失。这让我们想起了另一个格罗斯曼——瓦西里·格罗斯曼，以及他的《生活与命运》这本书，想起他所说的“渺小的仁慈”是“美丽而且苍白无力的，就像露珠一样”。
我没有读过瓦西里·格罗斯曼。人们在谈论我的书时，也会偶尔谈起他。《生活与命运》出版了很久以后才被引进以色列。我们两人生活在两个极为不同的现实中。但是，有句拉丁谚语不是说过吗，“名如其人”，取什么名字难道不是天注定？就我而言，我被很多作家的早期作品所影响，比如卡夫卡、福克纳、弗吉尼亚·伍尔芙、亚伯拉罕·耶霍舒亚，等等。
这本书的主旨思想？他用一句话做了概括：“人类就是一个为了避免死亡而不断去想象的努力的过程。”
2006年8月，大卫·格罗斯曼失去了儿子乌里斯。乌里斯在黎巴嫩参加一场与真主党的战斗时，不幸被火箭弹击中坦克而身亡。于是，他的这本书就是围绕儿子的死、这场意料之外的葬礼（一个女人走漏了消息）而展开。几年之后，他的悲恸促使他又写了一部《摆脱时间》，用散文和小说混合的赞歌形式，表达了对这位逝去的年轻人的哀思。
大卫·格罗斯曼是以色列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获得过很多奖项。2017年，他的《当一匹马走进一家酒吧》获得了国际布克奖。
全力以赴的和平
1991年10月30日。海湾战争结束之后，由美苏两国联合发起的中东和平会议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开幕。以色列、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及巴勒斯坦的代表参会。
会议在西班牙老王宫的圆柱大厅举行，各国代表分列“T”型会议桌两侧。会议由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及詹姆斯·贝克和鲍里斯·潘金轮流主持。就如马德里一份报纸的头条标语《沙米尔以一敌百》所言，现场的气氛非常紧张。这场会议被安排的纤悉无遗，就像一场连贯紧凑的舞台剧，编舞、舞台装饰、出场顺序……一个都不能任其自由发展。首先，马德里会议是一场由美国策划、出资并促成的重要国际会议，各方都在为之一搏。各方都在努力，是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意让自己的一个细微举动造成“一着不慎，全盘皆输”的局面。用风格一向谨慎的法新社记者的话来说，在场的每一方都“谨言慎行”。一直到会议开幕之前，所有人都谨小慎微。会议组织方的一些额外要求更是让以色列不得不忍气吞声：代表团成员不许握手、约旦和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的发言时间可以加倍。会议开始了。在距离老王宫不远的国际媒体中心里，来自世界各地的5000多名记者废寝忘食地工作，数块大屏幕上滚动播出着一个又一个发言。第一天由费利佩·冈萨雷斯、布什及戈尔巴乔夫主持，下午由中东欧代表团和埃及分别发言。会上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只能这么说。各方没有任何接触，也没有什么过失，除了沙拉·多隆有点沮丧（她走进会议大厅，发现阿拉伯代表团中有一位女性，因此走了过去。但是这位来自黎巴嫩代表团的阿拉伯女性却纹丝不动，拒绝和她打招呼）。但是，当天傍晚在胡瑟公主酒店，以色列代表团成员流露出的满意之情是显而易见的。被CNN记者紧追不舍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毫无遮掩地表示：“总而言之，今天相当不错。”人们终究还是听到了积极的言论。这个问题，用美国总统的话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和平问题，不仅仅在于结束交战的状态，还事关安全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各方的直接协商。和平的进程被拉开，一切都在向前奔跑。被媒体评价为做事高效的以色列代表团也表现出了他们的积极意愿。
阿莫斯·柯南在走廊里心事重重地踱着步，腋下夹着一个厚厚方方的笔记本。这位多年来一直为巴以和解而奔走的左翼作家，此刻看起来颇为无助。一大早他就在维多利亚女王酒店附近徘徊，想见到巴勒斯坦代表团的成员。有人委婉地劝他离开。他似乎有些愤怒。“在以色列我经常看到这些人，在这里竟然无法跟他们插上哪怕两句话！”确实是这样。第一天的“明星”海德尔·阿卜杜勒·沙菲、哈南·阿什拉维以及他们的同事都被置于严密的安保措施之中。记者们的长枪短炮无时无刻不盯着他们。他们决定在酒店的台阶上召开一个小型新闻发布会的消息一经传出，酒店的门口马上开始人头攒动。
以色列代表团也是如此。代表团顾问戴维德·金对这几个彼时还不为外国人所知的巴勒斯坦代表的抢先露面非常敏感：“媒体对这场会议的关注度非常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可能会引发余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首领被替换，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只要这个新的领导人不会再重蹈极端化思维。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会这样做。”
会议第二天：一位留着精致胡须的矮小男人站了起来，微微地弯着腰，倾向他的发言稿。他一字一句地梳理了历史、政治、宗教，发表了他一生之中最富深情的演讲之一：
我们是一个拥有400万人口的民族。从美洲到海湾，阿拉伯民族一共有1700万人口。但我们的面积只有28000平方公里，而阿拉伯人却拥有1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问题不是领土的问题，而是事关我们生存的问题。
他在谈到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苦难时说：“这是全人类的耻辱。任何一个有尊严的人尤其是任何一个该地区的非犹太人，都不能漠视这种苦难。”然后，伊扎克·沙米尔用先知以赛亚的话结束了发言：“和平，和平，近在咫尺，远在天边。今天，这是一个梦想。但是，在我们的一生中，一些最难以置信的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沙米尔总理合上他的发言稿，在寥寥无几的掌声中走回了座位。
以色列代表团的团长阿卜杜勒·莎菲博士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加沙地带的长者，他做事沉稳，非常受人尊敬。他的发言充满了感召力。当他提到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压迫、侵略，耶路撒冷被吞并、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时，他的声音严厉而坚定。但他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自治也持乐观和开放态度，同时也提出了他们的条件：过渡时期、国际社会的保证，等等。他的发言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是叙利亚外交部部长法鲁克·沙雷的发言。他将现场的人们带回了现实。他的言辞激烈无情，充满了侮辱和责骂。这是一个非常粗鲁的发言。为什么叙利亚人来到了这里？他们来马德里干什么？
后来人们知道，在这场持续了四天的马德里会议正在召开的同时，某个地方的历史也正在悄悄改变。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正在挪威奥斯陆进行秘密会谈，为结束巴以冲突的决议奠定了基础。
这次会议的结果，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心甘情愿抑或勉为其难，都为1993年奥斯陆协议的达成和1994年巴以和平协议的签署铺平了道路。
《奥斯陆协议》
1993年9月13日。伊扎克·拉宾、西蒙·佩雷斯、亚西尔·阿拉法特与比尔·克林顿在白宫的草坪上共同签署了《奥斯陆协议》。
这件事意义非凡。它标志着经过长时间的秘密协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终于相互承认。拉宾、佩雷斯及阿拉法特三人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几年之后，希望落空。当被问起《奥斯陆协议》还剩下什么时，人们会在“信任”这个词面前踌躇不定。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他们已经不再能意识到和平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每个人心中所谓的和平是什么。恐怖主义的势头有所减缓，但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数量已经减少，市场上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少。更糟糕的是，新一代的阿拉伯人不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什么，也没有碰到过以色列人。偶尔也会有几个拉马拉的年轻人去海滩看海，在沙滩上待上几个小时，但这样的景象越来越少。
这是一个不眠之城﹑永动之城。这里的每个街区都充满活力，每一条街道似乎都能发生一个奇妙的故事。在这座城里闲逛的时候，一位刚刚在此定居的医生朋友告诉我：“你能想象，如果这座城市太平无事，它会成为什么样子吗？游客将会翻三番！”
赫兹利亚。这座城市以著名的“犹太国”理论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的名字命名。在这座城市的入口处，我们看到一个坐落在一所美式校园里的多学科中心。阳光铺满了草坪，草坪上摆放着很多亨利·摩尔的雕像作品。这座中心涵盖了国际关系及传播交流等相关学科。几个带着相机及讲词提示器的年轻学生正在户外进行一场对话的录音。他们正准备建立一个关于代际关系的网站。在这里，处处都流露出创新性、创造力和想象力。负责接待我的达帕·里希蒙德带着我参观了校园。她来自法国，在这个中心教授国际关系及战争史。我们讨论了一下时势，叙利亚发现了生化武器，阿拉伯联盟宣布了一项关于解决和平问题的原则性协议，包括退回1967年的边界，也有可能交换领土。
现在解决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是否为时已晚？一些人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天赐良机，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仍然了无头绪。
《奥斯陆协议》也是如此。人们一致认为，《奥斯陆协议》失败了。有人为之惋惜，有人为之高兴，也有人认为，如果历史很难重现，那挫折、失误及失败会推动它继续前进。
终于，在赫兹利亚我们被问起：为什么应该羞于承认曾经看好过《奥斯陆协议》呢？得意洋洋地承认自己预见到了一切，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当时就应该仔细斟酌是否给予他们支持？为什么就不应该让他们努力去签署这些高度机密的、由几个主要人物促成的、一个所谓会结束近百年仇恨的承诺的协议？
是的，《奥斯陆协议》出师未捷，人们只能这么说。这是一个被毁灭的幻想，一个无尽的失望，一个支离破碎的梦想。时隔多年再来看，当时的满意现在看来言过其实，为时尚早，也是不合时宜的。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人尽皆知。
但凡有人这样认为，就必须要说明，对《奥斯陆协议》看法的不同并不能因此而导致信教者与不可知论者的对立。这只是区分出了两种人：一种是适应了《奥斯陆协议》的失败且因此而欢喜的人，另一种是因其失败而伤心懊恼的人。无论怎么说，《奥斯陆协议》带来的并不是无足轻重。如果现在大部分以色列人赞同巴勒斯坦国家的成立，如果大部分的政客（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又对此表示同意，这也是因为《奥斯陆协议》。最终说来，历史并不是一往直前的。历史是曲折的，是犹豫不决的，历史可以倒退，历史也允许犯错误，历史是一条条遍布坎坷的路。
《奥斯陆协议》失败了，但它存在过。有人想否认它带来的所有影响，甚至否认它的存在，也有人认为冲突是永恒的，没有解决办法和最终结局（二者的意义一样）。但他们都不得不承认《奥斯陆协议》留下的影响。
愤怒的先知
1994年8月8日。哲学家耶沙亚胡·莱博维茨以91岁高龄在耶路撒冷逝世。
耶沙亚胡·莱博维茨，哲学家，同时也是化学家﹑科学史家﹑伦理学家。他是以色列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
2013年，乌里·罗桑瓦克斯与里纳特·凯林以他为主题拍摄了一部名为《莱博维茨：宗教，民族，传记》的电影（该电影于2015年5月27日在巴黎犹太艺术与历史博物馆上映）。
电影真实地重现了这位哲学家。他缓慢且平淡的声音，坐立不安的姿势，对犹太教法典的歪曲——每一次列举论点时都要举起手指——全身而动的感情迸发，拍案而起的愤怒……
他住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离特韦里亚路不远。他的住所正对着人民会堂。房子是用石头建造的，一进门就有一座楼梯，将想要窥探这位哲学家的访客拦截在那里。现代、低调、深沉，但很快就将你带入现实。圣经里的一句诗，一个关于时事的话题，努力让自己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知识分子，正如佩姬将自己塑造成“重要的人物”一样。所有一切都可以促使他有所创新。
就在他死去的床上，他依然从早到晚地接待来访者。电影中有人说——我认为那是他的儿子——他于这张床上逝世。他逝世的前一天晚上，仍然接待了一位哈雷迪犹太教人（极端正统犹太教派，他内心并不认同），这个人待到很晚才离开。
对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个异端分子；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他是至高无上的大师和老师。他的名字一直以来都是引发论战的原因。他的孙子说，每一个犹太教堂里，都会有一小群他的“粉丝”。他补充说，现在，虽然他离开已经25年多了，但任何一篇提到他祖父名字的文章都会在网上和社交圈里引起唇枪舌剑。
他在晚年仍然乐于接待任何一个想看到他的人。他在全国各处奔走，乘坐出租车去到任何一个角落，分文不收地去发表演讲。
“最初，上帝创造。”什么的最初？时间维度的最初？“上帝创造”，我们不知道这所指为何。我们只知道，上帝不在这个世界上，世界不是上帝。要想将犹太教归纳为“做”与“不做”这种在生活中自我约束的方式、信与不信的方式，则必须将其从所有的神学中完全剥离，别无他法。也要将犹太教从这种假的幻想中剥离：“我们相信弥赛亚终会到来。弥赛亚永远不会到来。已经到来的弥赛亚，永远都是假的。弥赛亚的本质永远是要到来。”犹太教与期望息息相关，我们并不能自其中摆脱。
他的传记作家，阿萨·卡什于六日战争后在广播节目中回忆了他的“出世”。六日战争后，他就一直愤怒地呼吁“应该离开国土”。他自始至终都固执己见。占领是伤痕累累的。每一次豪取强夺发生的时候，他总是与其他的知识分子一起高声抗议（她的孙女接过他的接力棒，在很多协会里为使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获得尊重而奋斗）。但这有时候会超过限度，引发争议，比如，他的“犹太纳粹主义”理论就备受争议，顶撞了很多崇拜他的人（最宽容的粉丝称之为“教学错误”）。他严厉抨击对庙宇的崇拜，在他看来，这是过分的崇拜。他一直在倡导将宗教和国家严格地分离，这也是他一生所执着的信念。
正如他的导师、他至高无上的偶像迈蒙尼德一样，他一边沉溺于哲学与宗教经典阐释学的最高境界中无法自拔，一边也在科学、医学、物理学和有机化学里徜徉。他在希伯来大学教授相关的课程，培养了整整一代的学生，他们都尊敬他、忠于他。
他在课堂上说，身体和灵魂是分开的。身体与灵魂之间没有可以沟通的桥梁。“大脑并不思考。只有大脑的所有者才思考。”他喃喃地嘲讽道：“我是说有时候！”他也对学生们说：“从我开始讲话到我的课结束这段时间里，你们离自己的死亡又近了一个小时。我们同时活着和死亡，这个想法很奇怪。”
他的去世，是否给我们留下了空白？是，也不是。
是。因为他接受过特别欧式的训练，他出生于里加，经常去柏林和海德堡的大学访学，与伦敦的以塞亚·伯林及巴黎的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经常通信。在这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列维纳斯的高度赞赏。他几乎对他所有的观点都不赞同，但在他与其传记作家的访谈中，他对列维纳斯赞赏有加：“这是我们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不是。因为他给以色列新一代的年轻知识分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们仍然毫无保留地欣赏他，继续听他的课。
牛排与布吉尼翁炖牛肉
1994年10月26日。以色列与约旦共同签署了和平协议，这是继以色列与埃及签署和平协议之后的第二个和平协议。
佩特拉。这个地方的神奇魅力从何而来？也许从它的名字而来。来自这个地方的古老（如《士师记》里所描述的，“埃莫里的边境线从马阿尔·阿克拉比姆一直延伸至峭壁之外”。在《七十士译本》里，“峭壁”被翻译成“佩特拉”？）来自景色的壮美？来自围绕它的各种传奇？来自几个世纪以来它所引发的神话？抑或来自“阿拉伯的劳伦斯”所描述的幽灵徘徊的神秘阴影，来自认为神灵的召唤诞生于群山之间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所有的一切都尽收游客的眼底。
首先是外表。它不同于人们所见过的一切，既严肃又庄重。人们沿着瓦迪·穆萨市的河岸行走。这里之所以被称为瓦迪·穆萨，是因为就是在这里，摩西以杖击石找到了水源。他在即将到达应许之地时，与他的人民告别。走过一段路之后，就可以看到一片宽敞的空地，这是佩特拉大门通往西克峡谷的道路。骑着马的阿拉伯人会让游客们骑上疲惫不堪的马，沿着一条两公里多的路往前走。路的尽头，矗立着一座镶嵌于岩石之间的建筑，这就是卡兹尼神殿。蜿蜒曲折的道路的两侧，都是红色、赭色及棕色的悬崖峭壁。
很长一段时间里，附近的贝多因人都认为这些岩石里隐藏着宝藏，没有人知道它们被放在了哪里。这也是佩特拉完全禁止外人进入的原因。一直到1812年，一个名叫约翰·伯克哈特的瑞士人来到这里，打破了它的沉寂。他装成一个来自印度的阿拉伯商人，誓言要为埋葬在这条峡谷深处的亚伦祭献一只羔羊。因此，他得以深入佩特拉腹地。继他之后，很多考古学家也相继来到这里，尤其是法国多明我会的修士们。
佩特拉滋养着以色列千百个传奇故事。它有着催生不少人的梦想和幻想的能量。寻找圣杯的浪漫、爱好探险的年轻新兵、对强烈感情的追逐……诗人海姆·赫弗曾以此创作了一首叙事诗，《红色的岩石》。这首诗后来被禁止在广播中播放，因为它激发了一些士兵的想象力，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了边境线（13人因此遇难）：“故事里说，在群山与无尽的沙漠之间，有一个地方，没有人能活着回来。这个地方的名字叫作红色的岩石。”
是这红色的岩石里有吸引以色列人的东西呢？还是长期以来被藏入深闺的东西的诱惑？大概是吧。但是，我们应该亲自去那里感受这种诱惑。佩特拉和它的神秘，镶嵌在岩石里的坟墓，绚丽多彩变幻莫测的颜色。佩特拉和它的宏伟壮观。这一切完全是来自另一个时期的壮丽风景。
以色列与约旦签署和平协议之后不久，我们一行几个法国犹太人来到了这里。没想到，我们（在走到蛇道的尽头，快要抵达“宝藏”时）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我们的队伍瞬间成为《印第安纳·琼斯之夺宝奇兵》《关山飞渡》及《布杜落水遇救记》的综合版。
佩特拉。安曼。在以色列和约旦之间长达48个小时的旅途之后，很难准确地定义什么是约旦人的精神。同样困难的，还有精心安排的行程以及对谈话对象的精挑细选。
我们在通过阿瓦拉之前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等待过程。在等待了很久之后，我们的护照终于被盖上了钢印。无论如何，我们来到了阿瓦拉。经过一段新修的路，我们来到一家安曼的饭馆里庆祝和平的到来。我们接受了一个热情民族的殷勤招待。总而言之，看到阿瓦拉两边的风景和面孔别无二致时，我们感动不已。我们也非常激动能够见证和平的初步摸索。
埃米尔·马斯奈是个年轻的大学生。很长时间以来，他都负责约旦电视台的法语节目。他是巴勒斯坦人，非常赞同和平进程。他特别高兴能有机会认识与我们同行的弗朗西娜·考夫曼。弗朗西娜·考夫曼全程陪着我们，她经常收听“以色列之声”的节目。
但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埃米尔·马斯奈的不安。他对一些词的使用非常谨慎。他努力避免一些可能会让我们生气的用词，更喜欢用自己熟知于心的词汇。我们发现，侯赛因国王最大的错误，是没有亲近于民，没有征求民意。谈判都是秘密进行，举行了无数次的会晤。以色列人只知道这些。对约旦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似乎只参加了和平协议签署的庆祝仪式，但并不知道它的起因。艾玛尔对我们说，结果来得太晚了。
埃米尔·马斯奈经常来这里。这位担任我们向导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说：“要想做一份布吉尼翁炖牛肉，就必须要小火慢炖。没有其他方式。”“那就做一份牛排吧！”车厢里有人冲他笑着叫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