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广场的谋杀
1995年11月4日。在一次和平示威活动结束时，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被一名宗教极端分子刺杀身亡。
这是特拉维夫一个秋天的夜晚。10万多名群众来到国王广场上，因拉宾和佩雷斯为和平所做的努力而举行集会。人群欢欣鼓舞，慷慨激昂，挥动着手里的彩色气球。忽然，在这位总理正准备登上他的汽车时，有人从台阶的下方离他很近的地方朝他开了三枪。拉宾随即被送往苏拉基斯医疗中心。四分钟之后，一切戛然而止。
在阿莫斯·吉泰的电影《拉宾的最后岁月》中，有两个场景。一个是对于这场刺杀的不安的思索：是什么导致了刺杀？哪股暗中的力量帮助他锁定了被攻击的对象？武装了凶手的原教旨主义宗教演讲，讥笑、侮辱、贬低原总理的一场场集会，任其自由发展或暗中唆使的政治力量？第二个场景犯罪的发展过程。地点的侦查，停车场的混乱，护卫的替换，国王广场与苏拉斯基医疗中心的距离，司机达什蒂的反应，集会本身的毫无准备，四天之内临时起意，以色列国家安全局与警察局的相互推卸责任，凶手自相矛盾的陈述，为证实安全措施缺乏而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对证人、警察及情报组织的问询……
在巴黎的一次公映中，阿莫斯·吉泰表示，他不认为自己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他请公众“让电影本身来说明”，而不是从电影中归纳出一个具体的结论。
这是一部纪录片吗？总而言之，电影里所流露的，是伊加尔·阿米尔意图改变局势、改变事情发展的方向。他是否成功？这是不是一项政治罪行？这个罪行是否有可能再现？
刺杀事件发生之后，人们对各种比较做了概述。有人提起了约翰·肯尼迪被刺杀事件（出席拉宾葬礼的美国参议院议员泰德·肯尼迪带来了一撮他从约翰·肯尼迪和鲍比·肯尼迪的坟墓上拿来的泥土，放在了拉宾的坟墓上），并且认为亚伯拉罕·林肯的死亡并不能避免肯尼迪的死亡。有人提到了饶勒斯。在法国进入一战的前三天，他正在巴黎蒙马特大街上的可颂咖啡馆里吃午饭。像拉宾一样，他被三颗子弹终结了生命。这件事，也有人称之为“统计学谋杀”。煽动仇恨的系统一旦锁定了受害人，那从此以后针对他的袭击就成为某一个环境中不可避免的产物。人们也将此与意图瓦解魏玛共和国的瓦尔特·拉特瑙被刺杀事件做了随机比照。伊加尔·阿米尔是想践踏以色列的民主吗？并不是不可能，但总而言之，他没有成功。如果他成功地阻止了和平的进程，他就可能会宣布中立。
关于伊加尔·阿米尔事件，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书。其中大部分是宗教类书籍，只有两本无关宗教。其中一本（《总统刺杀令》）讲述了一次针对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刺杀，意在阻止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军（1962年8月22日发生在帕蒂·克拉玛尔的袭击）。让-玛丽·巴斯蒂亚-亨利曾经是一个伞兵、极端右翼分子、“法兰西行动”的狂热支持者。他的袭击失败了，伊加尔·阿米尔成功了，但二者仍然有可比性。拉宾被刺杀事件是政治谋杀，就像戴高乐事件一样。
在电影中，阿莫斯·吉泰没有呈现以色列社会所经受的创伤、宣泄的方式、无尽的哀伤、举国上下乃至全世界所流露出的感情，这些似乎不是他所要表现的主题。
拉宾在逝世后收到了从世界各地寄来的大量的信件（这些信只寄到了巴黎的以色列使馆）。如果他没有被杀害，可能会收到更多的信。人们表达了对他的无尽怀念，为他没有走到最后而扼腕叹息，对那些滋养了狂热和仇恨的家庭满腔积怨。有人想知道他对接下来局势发展的看法，也有人想写信告诉他，他走了以后世间发生的事。佩雷斯的笨拙、内塔尼亚胡的当权（选举之夜，一觉睡醒之后的选举结果出人意料）、巴拉克的天真、自杀式袭击、巴勒斯坦青年的起义……所有这一切都让奥斯陆协议的梦想被熄灭。
奥斯陆协议的梦想破灭了吗？还是没有完全破灭。周折迂回、失败的企图、一连串的希望与打击、重拾信心的时机……昙花一现的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说“奥斯陆协议是勇敢的一步”。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拉宾看起来似乎“最先打开了指引着人们走向以色列公共意识觉醒的进程”的人。这难道不是在承认，是拉宾开拓了道路，开启了“破冰”之旅，打破了大以色列是可以实现的、是人民孜孜以求的这个幻想？不久之后，以色列从加沙地带的撤离方式，难道不是个启示？在双方阵营针锋相对的环境中保持自我克制的愿望、不越过黄线的意愿，这难道不是在暗示我们创伤已经开始在发挥作用？
其实，在避免时钟于“最后一天”停止、避免将背景简化为当下的唯一背景，在避免过早地回答伊加尔·阿米尔是否已经达到了自己目的的背景下，应该“让电影自己来说明”。
电影里的最后一个画面是沙姆加尔法官。他独自撑着伞，走在特拉维夫潮湿的街道上。悲伤、孤独、没有护卫随从。他是影片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也许是吉泰眼中的主人公。这个画面像是在暗示，伤口依然暴露着，所有的问题也同样如此。
这些问题现在依然残留。拉宾最后会成功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吗？他是否会与巴勒斯坦人签订和平协议？这项协议是否会同与埃及和约旦签署的协议一样被执行？这项协议是否经得住一场场撼动了整个地区的暴风雨？阿拉伯之春、叙利亚战争、伊朗战争、伊斯兰运动的兴盛、伊斯兰国的哈利法，加沙的火箭弹、耶路撒冷的刀光剑影……这些问题仍然存在。
拉宾的遗产，当然，并不只有奥斯陆协议。这是一种形式的领导。这是对现状的拒绝。这是一种远见，一种意愿，一种勇气，一种实用主义。只是，有一项数据经常被人们引用，但仍然令人费解。70%的以色列人同意建立两个国家，70%的以色列人认为这个方案不可能实现。在这进退维谷的困境中，以色列似乎永远无法自拔。
一个沙特阿拉伯人与他的两个妻子
1998年11月18日。亚伯拉罕·耶霍舒亚发表了《一段通往千年之末的旅程》。这部历史小说开启了以色列文学的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展现了西葡系犹太世界与德系犹太世界之间的冲突。
最近我们见过几次。去年的一次是在希伯来大学。亚伯拉罕·耶霍舒亚在希伯来大学的一个大厅里给交流学院的学生举办了一场讲座。我也被邀请去参加这个关于写作的交流会。这有点类似于欧美国家的“工作坊”——法国仍然拒绝这样的形式，它也有足够的理由——在这个工作坊里，大家讨论如何写小说、小说的想法从何而来、小说需要什么因素去丰富……
因为亚伯拉罕·耶霍舒亚经常与以色列最有天赋、读者最多、最受欢迎的作者交往，因此他的作品、技巧以及关于思想和写作的作品有很多精巧的变化。
他在讲座中说，形式对一部小说来说非常重要。形式确定了文学作品应该以怎样的顺序进行。确定这种结构非常重要，因为这会避免想象和创作的风险。换句话说，小说并不是简单地让感情呈现、并不是沉醉于作者自己的灵感，它首先是对一本书结构的人为构建。作家必须要有一个目的，必须要将某个地方的人看作另一个人，必须将他置于某个情境之内。
当然，生活中的一些意外也可以被嵌入小说之中。“有一天，我在出租车上丢了手机。我有点晕头转向。但我很快就意识到，在我的小说里，有一个人物也有同样的境遇。”
亚伯拉罕·耶霍舒亚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传统的西葡系犹太人家庭。他长期住在海法，担任比较文学系的教授。如今，他同他的朋友阿摩司·奥兹一样，住在特拉维夫。
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小说家，很少写散文。但如同奥兹和格罗斯曼一样，他也十分关心国家的政治，反对在以色列国土之上建立巴勒斯坦国。即使有时候不得不放弃，他也会不顾所有人的反对，一直对自己年轻时代的偶像们表示着忠诚。
他的作品在法国非常畅销。从著名的以交响乐形式为结构的《五个季节的一年》开始，几乎他的所有小说都被翻译成了法语。
现实？现实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小说里，也会成为某些事情的起源。
因此，《人力资源经理》这本关于当代旅行的小说，诞生于第二次巴勒斯坦青年起义期间。这本小说被世界各国争相翻译，也被拍成了电影，甚至被拍成了戏剧。在全国上下此起彼伏的自杀式袭击中，一家雇用了很多外国劳工的面包工厂里的一个外国工人不幸丧生。
一名为当地报社工作的记者发现了这个年轻女人的身份。她死于耶路撒冷集市上的一次袭击。他发现她是城里一家很大面包店的清洁工。这位女清洁工是一个非犹太人，俄罗斯籍，袭击发生前一个月刚刚被解雇。但她仍然领着薪水，因为值夜班的保安爱上了她。面包店的老板让并不在意员工死活的人力资源经理，将她的棺材从耶路撒冷一路护送回她出生的那个位于俄罗斯的村庄，并对她的儿子及母亲给予赔偿。于是，怀着对女工的同情，人力资源经理开始了一段漫长旅行。在这场旅途中，这个男人错误的道德观被修正了，整个人都被彻底改变。在这本引人入胜的小说中，这场身体力行的旅行也使耶霍舒亚的创作达到了顶峰，成为他内心的一次旅行。
《一段通往千年之末的旅程》也是如此。这本小说发表于1997年，被视为以色列文学史上最具原创性的小说之一。这位创作了《迟到的离婚》的作家用史诗般的文风，沉醉于第一个千年之末的历史之中，创作了他抒发内心情感的早期小说之一。
事情发生在第一个千年。丹吉尔的犹太商人本-阿塔尔带着他的两位妻子、他的穆斯林助手及一个安达卢西亚的教士穿越大西洋，一路长途旅行来到法国与他的姐夫见面，解决一项由犹太法院来负责调停的争端。他与他的两个家庭住在巴黎的一幢房子里，也是在这座房子里，展开了一场联系着两种不同文化、两种对世界的恐惧、犹太教内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不可能的对话。同时，这也是一场关于道德、关于僵局及关于重婚的复杂性的哲学思考。
这本奇怪的小说是如何想出来的？在交流学院的学生面前，耶霍舒亚回忆起让他萌生写这本小说的一件事。
在以色列与埃及签署和平协议之后，他正在埃及的一家大酒店的餐厅里吃饭。他对面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沙特阿拉伯人和他的两个妻子。他的两个妻子都戴着面纱。耶霍舒亚看到了这一幕。这两位女士都在吃饭，每个人都用一种极其复杂的方式：一只手将叉子放在盘子里，而另一只手揭开面纱的一角，将食物塞进嘴里。然后放下面纱。她们的嘴唇在不停地蠕动。这样的动作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这位沙特阿拉伯人与他的两位妻子在餐厅的画面，点燃了作家脑海里的一盏灯。二十几年之后，同样的场景在他的笔下出现，只不过换成了另一个环境和其他的人物。
朝圣耶路撒冷（一）
2000年3月21日。保罗二世开启了自己前往圣地的第一次朝圣之旅。这是历史上教皇首次对以色列进行正式访问。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很少会试图从隐藏在潦草笔记里的题外话中寻找曾经的感情。在回忆教皇对圣地的这次官方访问之前，我应该先来和你们聊聊14年前的故事。
罗马，1986年4月的一个下午。虔诚的信徒们身着节日的盛装，所有人都身着清一色的白衬衫以及盛大节日里才穿的西服。大厅里挤满了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好奇，大厅里到处是窃窃私语。我们身处罗马最大的犹太教堂里，这座教堂位于这座永恒之城旧时的犹太“隔都”中心。这场盛大的活动像极了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件事：教皇在人们的期待中登上圣台。只是这一次，这并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是现实。一袭白衣的教皇出现在门口，头上戴着无边圆帽，他的身旁是罗马首席拉比伊里欧·托夫。伊里欧·托夫拉比也同样身着白衣，肩上搭着祈祷披肩。信徒们站满了大厅，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在管风琴伴奏的《哈利路亚》颂歌中，他们两人一起登上通往祷告桌的台阶，坐进了两张并排安放的扶手椅里。他们的对面是存放着犹太律法的圣约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要赞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
约翰·保罗二世教皇用希伯来语念诵了这段诗篇中的赞美诗。伊里欧·托夫拉比追忆了过去所有殉教的信徒，追忆了反犹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一位1982年在罗马的一次袭击中被杀害的年轻人，也向所有在迫害中遇难的人表示了哀悼，包括南非黑人、苏联犹太人及天主教徒。保罗二世教皇在一旁倾听着他的讲话。紧接着，伊里欧·托夫拉比提起了犹太人的回归，强调了这次返回圣地对唤醒犹太意识及犹太意识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重要性。全场的信徒都在屏息凝神地听着他的演讲。
约翰·保罗二世回忆了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回忆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强调了他多次提及的《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在强调教会与犹太教的关系时，他扭头看了一眼伊里欧·托夫拉比，然后脱离了演讲稿，大声宣布：“你们是我们最亲爱的兄弟，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是我们的兄长。”教堂里的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
其余的都已消失在我的记忆中。
出了大教堂，伊里欧·托夫拉比和约翰·保罗二世教皇相互拥抱，一直到教皇的汽车从台伯河的另一边开了过来。男男女女的信徒们在一片嘈杂声中四散而去。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了感激的微笑。他们为教皇热情的语气而着迷。仪式的简单也令他们难忘。在这个安息日里，在这个周日里，世界各地数百万基督徒听到教皇对他们说，为促进与犹太教的关系，罗马教廷委员会分别于1974年和1985年发表了两份文件，基督教与犹太教共同发展，因此他们都应该学习这两份文件，将其融入到他们的讲道之中。他们也看到，在犹太教堂里的祷告桌上，犹太教徒与天主教徒关系的历史被翻开了新的一页。约翰·保罗二世教皇坐在那里，坐在他的扶手椅上，被虔诚的信徒所包围。他看上去是那么平静，没有丝毫的拘谨。自拿撒勒的耶稣开始，2000多年来，任何一个圣伯多禄的继任者都未敢使用这样的姿态。
约翰·保罗二世教皇幼时的朋友耶日·克鲁格说：
当我看到教皇坐在那里，看到他坐在犹太教徒祈祷的地方，看到他宣布犹太人是他的兄长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没能荣幸地看到这一幕。我们的教皇保罗二世，就像一个犹太教堂里的大主教一样，发表了一席令人动容的讲话。
耶路撒冷。2000年3月的一个上午。对圣地的朝拜将教皇在大禧年的朝圣活动推向高峰。这是约翰·保罗二世自担任教皇以来的第91次出访。
2000多名记者到达了现场，这打破了世界纪录。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时，到场的记者有1500名；伊扎克·拉宾的葬礼举行时，到场的记者有1500名。报道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记者的数目也不过如此。全体以色列人的目光都紧紧追随着这架从安曼开往特拉维夫的、被以色列和梵蒂冈的代表性颜色装饰一新的约旦皇家航空飞机。一袭白袍的教皇走下飞机，羸弱却又坚定。因为害怕被风吹走帽子，他在走下舷梯之前摘下了帽子，又在走下舷梯后重新戴上。他会见了两位以色列的首席拉比，在总统府受到总统接待，去伯利恒做了弥撒，也去拜访了一些圣地，参观了代舍赫难民营……
这天早晨，他来到了离赫兹山不远的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为了永久地纪念犹太大屠杀的遇难者，以色列于1953年修建了这座纪念馆。
教皇拄着拐杖，缓慢地走向地下墓室。他微微地驼着背，脸上的表情非常凝重。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点亮了追忆死难者的火炬。在他身旁的是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及纪念馆的馆长谢瓦·韦斯。站在拱形门下，教皇念诵了“仁慈的主”的葬礼祷告词。他的两位侍者献上了一束鲜花。
埃胡德·巴拉克用英语和希伯来语交替着说：“您，教皇陛下，您是这场悲剧的一位年轻的见证人。正如您在给一位幼年时期的犹太朋友的信中所写的，看到波兰犹太教所经历的苦难之后，您甚至觉得这些都是您的亲身经历。”埃胡德·巴拉克也回忆起了他的祖父母，埃尔卡与萨缪尔·戈登。他们两人在华沙住家附近的乌木莎普茨，登上了死亡列车，前往终结了他们的命运的特雷布林卡。教皇一直站立着。面对着巴拉克，面对着韦斯，面对着这座城市以及全世界，他说：
我想起了在战争期间被纳粹占领的波兰所发生的一切。我想起了我的犹太朋友及邻居。他们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幸存下来。我来到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悼念数百万在大屠杀中失去生命的犹太人。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尤其是人类的尊严。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但记忆永存……
教皇表达了保持沉默的必要性。“沉默可以让我们回忆”，他同时也谈到了上帝的缺失。“只有一个没有信仰的思想体才可以组织并且实施对一整个民族的灭绝。”
他总结道：
作为罗马主教和圣伯多禄的继任者，我想请犹太人放心，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哪里，受真理和爱的福音的规范约束而不是被政治考量所支配的天主教会，永远都会为基督徒针对犹太人的仇恨行为、迫害以及反犹示威运动而深深地感到难过。
第二天，在离开之前，教皇奉献了一个最高规模的礼物，震惊了世界，给全世界人民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在耶路撒冷老城的中心，他参观了哭墙，耶路撒冷圣殿的遗址。在那里，他拒绝了所有人的陪同，独自沉思了片刻。他走近哭墙，像其他犹太教徒一样，将一个纸条塞进了墙上的裂缝里。他用摊开的左手手掌抚摸着墙上古老的红色石头，开始祈祷：
我们的天父，你选择亚伯拉罕及他的子孙将你的名字带到人类面前。我们为在历史中让你的子孙遭受苦难的人的行为而感到深深的痛心，我们祈求你的原谅。我们希望与犹太人一起真正生活在友爱里。耶路撒冷，2000年3月26日，约翰·保罗二世。
教皇的访问结束了。45000名信徒陪伴着他。同一个星期，300架飞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恰巧与教皇乘坐同一班飞机的《以色列晚报》的一名特派记者写道，“这次访问实现了约翰·保罗二世自1978年被选为教皇以来，心中一直怀着的那个梦想。”
无法解决的问题
2000年7月25日。比尔·克林顿在马里兰州安排埃胡德·巴拉克与亚西尔·阿拉法特会面，准备在这里签署第二个戴维营协议。紧随其后的是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
比尔·克林顿在戴维营临时举办了与埃胡德·巴拉克及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和谈，和谈以失败告终。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纷纷议论各方责任、峰会的准备不充分、各方过多的期待以及三方均没有安排备选方案。
结果？《以色列国土报》的记者、让-克劳德·拉岱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应许之地》的作者阿里·沙维特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这是以色列最慷慨的给予。在这之后，是针对以色列最严重的恐怖袭击。”
马里兰州的这次峰会后来被称为“第二次戴维营和谈”。在这次峰会上，以色列总理向巴勒斯坦当局主席提出了建议，比尔·克林顿称之为“阿拉法特从以色列总理手里接过的最好的礼物”。
以色列提出的建议涉及签署一项协议。以色列准备还回1967年占领的大部分领土（要求经过调停略微修改地图）、将耶路撒冷分治以及在圣殿山做出让步。阿拉法特并没有简单地拒绝这项建议。他压根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两个月之后，一系列的自杀式袭击接二连三地发生，拉开了第二次大起义的序幕。第二次大起义比第一次更加血腥，持续的时间更长。
大部分以色列人认为，第二次起义并不是想结束占领，因为这次起义发生在提出结束占领的建议之后。换句话说，“占领”并不是巴勒斯坦人的首要疑虑，因为妥协式的提议与不断增加的暴力行为相冲突。
以色列作家、评论家米查·古德曼（他的《摩西最后的布道》在以色列非常畅销）在纪念六日战争五十周年前夕，出版了《1967年的陷阱》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分析了这两次起义对舆论的影响。
米查·古德曼认为，第一次民众投掷石块的起义，发生在1987年，是想产生间接的影响，打击右翼世俗势力。当时，只有21%的以色列人赞同成立巴勒斯坦国。2001年，这个数字超过了57%。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巴勒斯坦民族意识的苏醒打消了以色列民众认为现状会永久持续的信念。
第一次起义质疑了右翼，第二次起义则指责了左翼，尽管支持率不高，但更加暴力血腥。它不再是向以色列士兵扔石头那么简单，而是自杀式袭击，公交车爆炸，对平民、妇女以及孩子的攻击。它发生在特拉维夫，发生在耶路撒冷，发生在整个以色列的所有地区。
第二次起义让左翼的梦想破灭，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极端暴力行为，也因为他们的思想所诞生的环境：这发生在第二次戴维营和谈两个月之后。左翼极力推崇的主流意见——土地的妥协会带来和平——被打击的支离破碎。
1967年的“陷阱”又重新被掩盖。结果，大部分以色列人不愿意被巴勒斯坦人控制。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也不再相信双方会签署和平协议。换句话说，以色列人不再相信会成立大以色列国。他们也不再相信和平会到来。
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何从中脱身？古德曼也没有找到会诞生解决办法的奇迹。但他发现了这种同时存在于左翼与右翼群体中的失望。只有右翼宗教分子才能摆脱失望，或多或少地独善其身。因为，他们的信仰并不与政治现实相关联，他们的信仰只是沉浸在政治现实中。
我在云中漫步
2003年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太空中航行16天后返回时，不幸发生事故。伊兰·拉蒙在事故中遇难。
伊兰·拉蒙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孩子及孙辈——他的母亲和祖母都被押送到集中营。他是以色列空军的歼击机飞行员和中校，也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宇航员。1997年，他被NASA选中，与其他六位宇航员一起担任了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宇航员。根据美国与以色列的一项框架协议，一名年轻的以色列人必须加入航空队伍。因此，他有幸被选中。
也是因为如此，伊兰·拉蒙的航行牵动着亿万人的心。他的牺牲也成为整个国家的灾难。他在执行这项任务前曾做了精心的准备。他随身携带了彼得·金兹的一幅画。彼得·金兹是一位16岁时就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年轻捷克画家。他留下了一幅油画，画面是从月球上看到的地球。除了这幅画，伊兰·拉蒙还带着他出生的城市拉马干的徽章、他长大的城市贝尔谢巴的徽章以及他在其中学习过的特拉维夫大学的徽章、他正在服役的以色列空军的徽章。出发前，他也询问过一位拉比，想知道如何在太空中遵守安息日的规定。因为在太空中的一昼夜，仅仅是地球上的90分钟。这位拉比建议他最好遵循出发地卡纳维拉尔角的时间。
在这些随身携带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中，还有一本圣经﹑一本祈祷书、一张他最喜欢的歌手阿里克·爱因斯坦的CD。在这张CD里，有一首歌特别适合他即将执行的任务：《我在云中漫步》。
在成为以色列第一位飞行员之前，他已经因1981年参加了对伊拉克奥斯拉克核反应堆的轰炸行动而小有名气。
2003年2月16日，他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上已经飞行了16天。飞机在返回地球的时候，在德克萨斯州的上空发生了爆炸。伊兰·拉蒙留下了妻子和四个孩子。2009年9月13日，又一场灾难打击了这个家庭。犹太新年，他的儿子阿萨夫在驾驶一架F16战斗机训练时牺牲。阿萨夫被埋葬在位于耶兹雷尔大峡谷的纳哈拉尔公墓里，躺在了他父亲的旁边。同父亲一样，阿萨夫也希望有一天能去到太空，而他也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努力着。
伊兰·拉蒙在轨道中航行的时候，描述了从那里看到的地球，也谈到了保护地球的重要性。
世界是这样的神奇，这样的高大，这样的平静，这样的奇妙，这样的脆弱。大气是如此的奇妙。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保护它的纯洁和完美。大气保护着我们的生活，赐予了我们生命。
他还说——2003年2月4日他的这些话被乔治·布什在约翰逊航天中心的一次纪念活动中重新提起——“这种美丽保护着太空，也让它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最后还必须要说的是，伊兰·拉蒙在太空期间仍然坚持写日记。后来，人们找到了他的几页日记（其余的都已在爆炸中丢失）。仅存的这几页日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这个并不是特别虔诚的年轻宇航员，怎么会记住所有的“祝祷词”（根据传统犹太人的习惯，周五晚上及周六中午喝酒前要吟唱的赞歌）？
克里姆林宫主人的首访
2005年4月28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一幢位于特拉维夫的公寓赠送给他曾经的德语老师。
这是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第一次访问以色列。奇怪的是，普京要求拜访他在圣彼得堡求学时的德语老师米娜·贝尔琳娜-余迪特斯卡娅。在那次拜访结束之后不久，这位老妇人就收到了一份礼物：一块手表、一本普京题词的总统传记以及……一幢位于特拉维夫的公寓！
米娜·贝尔琳娜-余迪特斯卡娅已经93岁高龄，她非常高兴这次能与普京见面。是她自己努力促成了这次见面。20世纪70年代末，她在圣彼得堡的一所中学教德语。在她的学生中，有一个害羞而严肃的少年，经常翘课去参加拳击或空手道训练。时光飞逝，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成了克格勃的首领，后来又担任了市长顾问，最后成为俄罗斯的总统。在这期间，米娜移居以色列。当普京宣布将要访问以色列的时候，米娜并不知道总统是否还记得自己。于是，她马上来到俄罗斯领事馆，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她对与普京见面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普京到访的当天，一个司机来到了她家。她与其他二战时期的老兵一起，被带到了普京下榻的位于耶路撒冷的一家戒备森严的酒店。普京按照日程安排发表了一番讲话之后，就单独将米娜邀请进了另一个房间。
他们两人见面的气氛相当轻松。普京自我调侃说，自己的头发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少。米娜也毫不拘谨地回应：“我发现了。”普京没有想到初夏会这么炎热。米娜回答说：“幸运的是我们有空调。”但她忘了“空调”用俄语怎么说，只好用了希伯来语“Mazgane”。普京问她这是什么，她笑着向他讲述了让空气变凉爽的“Mazgane”先生的故事。她滔滔不绝地讲着，普京在一旁听着，好像他仍然是她的学生。谈话期间，普京请她将她的住址写在了一张纸上。这次见面之后不久，一位俄罗斯官员敲开了她的门，手里拿着一张纸。这位官员直截了当地对她说，总统知道她自从寡居之后一直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弗罗伦坦区的一个狭小的公寓里，因此希望送她一栋位于特拉维夫的公寓。他们带她参观了两处公寓，一处位于什肯恩大街，又宽敞又现代，另一处面积较小，毗邻一个市场。米娜说她只想要一个离公交站、医院以及市场都近一点的公寓。一切马上准备就绪。搬家的工人来到她家，很快就将她的物品打包搬进了新的公寓。我们在俄罗斯驻以色列使馆也证实了普京与其德语老师的这次见面。至于其他的信息，都是个人隐私，不便透露。
今天，移居以色列的俄罗斯裔犹太人已经超过了100万。因此，俄罗斯也特别重视与世界各地说俄语的人保持联系，并发展俄罗斯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还不至于给他们中的每个人赠送一块手表、一本总统个人自传以及一幢公寓。
米娜·贝尔琳娜-余迪特斯卡娅去世之后，普京成为这幢位于特拉维夫平斯克大街上的公寓的继承人。
血腥的夏天
2006年7月31日。纳斯鲁拉叫嚣：“远到比海法更远。”
飞机抵达了本·古里安机场。整个机场都是死气沉沉。机场的客流并不像重要日子里的客流那样多，尤其不像7月31日的客流。大厅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度假者的团队。一些人决定不顾一切继续行程，一些人则是临时决定来到这里。
以色列北部的战争已经持续了20天。在巴黎，人们仍然将这场战争称为冲突、交锋、升级……即使是在特拉维夫，人们也在很谨慎地使用“战争”这个词。但是没有人会质疑，这就是场战争。这是一场没有名字的战争，一场真正的战争。因为技术团队拒绝出行，准备在亚尔康公园演出的Dépêche Mode乐队不得不取消他们的行程。4000名已经预定了演出座位的观众只好接受退款。这个消息一跃成为新闻报纸的头条消息。面对这个正处于流行音乐顶峰的英国三人组合最终取消演唱会的消息时，人们才发现，局势已经变得更加严峻，并且有可能会持续下去。
当时，问题只聚焦在卡夫卡纳的惨剧上。人们一直不知道惨剧发生时具体的情况。以色列的第一次袭击与第二次爆炸相隔了七个小时，人们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被困在建筑物里的人没有离开。根据以色列方面展示的照片，可以肯定的是，喀秋莎火箭炮是从迦南方向发射出来的。还可以肯定的是，真主党占据了居民区，将人口稠密的地方作为他们的掩护。那里发生了什么？建筑物是怎么倒塌的？为什么平民百姓会待在里面？调查结果被公布后，以色列政府表达了他们“深深的遗憾”。然而，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达恩·吉勒曼在CNN上表示，以色列认为在这场战争中黎巴嫩儿童的死亡是一场悲剧，而真主党却认为一名以色列儿童被真主党袭击死亡是值得庆祝的胜利。以色列空军接到任务，要求其在对一些建筑物发动袭击之前必须掌握足够的信息，但他们打击作为真主党掩体地点的原则却没有受到质疑。
火箭弹袭击着海法。海法市的市长也崩溃了。几个星期以来，他都夜不能寐，他已经忘了什么是困倦。从31日早晨开始，大街小巷暂时恢复了平静。迦南的惨剧发生之后，埃胡德·奥尔默特宣布停火。残垣断壁中的城市，勉强获得了新生，就像是刚刚睁开了一只眼。一些店铺重新掀开了门脸，人们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大街小巷。但每个人都知道，火箭弹虽然撤离了，但它们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
海法市长双眼红肿，面色蜡黄。他无法掩饰他的不安。整个8月，海法应该给度假者们呈上一系列的舞蹈、音乐和民俗演出。这本该是一个属于节日的季节。但这场战争突然爆发，每个人都陷入担忧和恐惧之中。战争在一些人的意料之中，但没有人会预料到战争这么快就会到来。损失是惨重的。在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5500万座房屋被摧毁。整个城市陷入了混乱。
我们在市政厅的走廊里碰到了贝尔谢巴大学原校长阿维夏伊·布雷弗曼。他当时加入了工党，开始涉足政坛。他与其他代表一起，在市政厅参加以色列议会经济委员会组织的一场杂乱无序的会议。他似乎更加忧心忡忡，满脸的惊愕和不屑，又有些恼火。他认为如果法国愿意，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但法国要避免发表“荒谬”的宣言，就像菲利普·杜斯特-拉齐布刚刚宣布由伊朗来担任中东“稳定器”的角色一样。我们在海法“Rambam”医院碰到的工党成员艾弗莱姆·斯内也是面色凝重。他来医院慰问被喀秋莎火箭弹袭击的受害者。1982年第一次黎巴嫩战争期间，他是北部地区总指挥，熟知地形、兵工厂以及兵力。他认为，一场关于土地的战争纠纷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块土地不是简单的散步场所。这场纠纷注定是残酷的，甚至比过去更残酷，以色列经常要面对的要么是游击队，要么是传统的军队。“与真主党的战斗，是混合了游击战以及攻击装备齐全、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军队的战斗。这也是令事态更为复杂的原因。”
当时纳斯鲁拉仍然在持续发出威胁：“要打得比海法远”，“要打得远到不能再远”。有一次，他提到了“以色列北部”，但很快又纠正说：“被侵略的巴勒斯坦的南部。”对于这位真主党的领袖来说，整个以色列就是一块被侵占的土地，应该将其解放。他敢攻击特拉维夫吗？不久之前，一颗导弹降落在了杰宁，人们立刻开始思考使用远程导弹进行袭击的可能性。如果真主党获得了伊朗的许可，只要他们有能力，他们很可能会更加得寸进尺。没有人敢排除这样的想法。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消息。特拉维夫的人民还处在相对平静之中。
阿佩尔菲尔德的悲伤
2006年8月3日。加利利地区几座被火箭弹袭击的千疮百孔的城市里，大批居民被要求撤退到南部或躲避在避难场所里。
在一个叫作尼特扎尼姆的地方，有一个遍布帐篷的村庄。它位于以色列中心、毗邻阿什杜德市，旁边就是一个基布兹。无数座帐篷沿着海边支了起来，用于接待来自北方无亲无故、无法在酒店里安身或无法忍受被困在防空洞里的人。只有在这个面积宽广、接受了8000多人口的村庄里，才能深刻地感受到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所带来的伤害，才能体会到这场战争对人民的创伤，才能发现喀秋莎火箭弹以及导弹对以色列北部城市袭击的后果。仅仅一天时间里，就有230个火箭弹从空中降落。
我们在耶路撒冷“Mevassert Tsion”区的路上碰到了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他的屋子里到处都是私人物品和书。他家附近有一个接收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移民接收中心，他经常在那里接待到访者。他有着狡黠的眼神，笑起来像个孩子。他的言谈举止热情而又保守。他非常高兴地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家，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妻子及他的小孙女。如所有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也曾接待过几个居住在北部的亲戚。在与他的交谈中，我们才忽然意识到这里发生事件的严重性。每天降落在加利利地区数不清的喀秋莎火箭弹，遮掩着全局的事态。阿佩尔菲尔德说，当100万人居无定所逃离家园藏身避难所的时候，他觉得脚下的土地都在颤抖。
三个多星期以来，我们的北部一直在遭受真主党的袭击，南部有来自哈马斯的袭击，中部正受到自杀式袭击的威胁。所有战争带来的都是恐惧和不安全感。但是这次战争，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对生存的威胁。
后来，当他意识到他正在与一位法国记者交谈、法国的公众也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他刚刚于2004年获得了美第奇外国作家奖，而在这之前他于1983年获得了著名的以色列文学奖）时，他开始喃喃自语。这是他独有方式，好像他想让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这些话的重要性：
人们想把我们描绘成野蛮人、杀害孩子的刽子手。生活在这里的人都知道，生活是一场无尽的烦恼，是面对未来的无尽担忧。我并不想为此辩解。以色列不是一个天使民族。它和其他所有的国家一样，有它的善良，它的天真和它邪恶的一面。但让我害怕的，是将它妖魔化。
他又继续说：
人们逐渐开始遗忘，以色列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人民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或幸存者的子孙。我想要说的是，还是要关心这些人的生活，无论是犹太人的生活还是阿拉伯人的生活。
他说自己收到了很多来自欧洲的信件和邮件，尤其是最近这些日子。“我非常关注欧洲对我们的评论。所有对我们表示理解的话，让我觉得非常开心，但所有来自欧洲的对我们的误解，会让我非常痛心。”
这是阿佩尔菲尔德的悲伤。这是一个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男人的醒悟。他的言语里永远都夹杂着欢喜和沉重，让我从中依稀发现了自己所熟悉的列维纳斯的影子。他让我绝望地发现，虽然已经建国60年，但以色列一直都面临着对它的抗拒。“也许今天我们不再处于被毁灭的边缘。但是，来自伊朗、叙利亚、真主党以及哈马斯的态度传递了这样一种声音：我们的邻居并不希望我们成为他们的邻居。”
2018年1月4日，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以85岁高龄在耶路撒冷郊区去世。在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中，他仍然坚称自己是为犹太人大屠杀发声的作家。
书籍与窗户
2007年2月18日。艾瑞·德·卢卡受邀成为以色列耶路撒冷书展的荣誉嘉宾。
第23届耶路撒冷国际书展由西蒙·佩雷斯、齐皮·利夫尼以及茨鲁娅·沙莱夫揭幕。开幕式上，大家向书展的创立者、耶路撒冷原市长泰迪·科勒克表达了敬意。人们想起了他的话：“一座没有书的屋子，就像一座没有窗户的屋子。”本届耶路撒冷文学奖被授予了作家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波兰大使替他领了奖。艾瑞·德·卢卡也在本次书展上受到了隆重接待。以色列电影公司刚刚将他被翻译成希伯来语的《上帝之山》一书改编成电影。
意大利作家艾瑞·德·卢卡来过以色列很多次。他的大部分作品已经在以色列被翻译并出版。他在以色列声名远扬（在法国也是如此），也被很多以色列朋友所称赞，尤其是阿摩司·奥兹以及梅厄·沙莱夫。他与奥兹的关系非常好，两人经常一起交流诗歌的细枝末节，但熟知他们两个的人说，他们俩其实也在暗自较量。但他们坚决不肯承认。难道他们两人都不再梦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名单即将揭晓的时候，人们的心中都在默念他俩的名字。
每次他获得邀请的时候，都会表示出席，哪怕当时的局势并不乐观。因此，在2008年年末2009年年初，人们因为加沙战争而都不愿意前往以色列时，有人问他是否会因为经受不住来自左翼势力尤其是他的政治家庭的压力而取消行程时，他回答说：“我是以色列的朋友。我不认为谁能劝服我去做或不做什么。我是以色列的朋友，每次只要我获得邀请，我都会来到这里。”正在进行的战争，对他没有丝毫影响。“在这片狭小的土地上发生过很多场战争。这场战争只是那无休无尽没有终点的战争之一。”当被进一步追问时，他解释说，这场运动只是几千年来一系列战争的一部分。这一切会有最终结果吗？他认为没有最终结果。“我认为，有些地方注定就是一生都不能停息。这是“Tabour Haaretz”（他用希伯来语说了这个词，‘世界的中心’）。这是世界的神经系统的中心。因此。它现在、曾经、未来也将永远的不平静。”
作为一个非专职的宗教工作者，他每天早晨都会用母语诵读希伯来语圣经里的一章（我曾看到他住在罗马郊区的时候，在厨房里读书，希伯来语圣经摊开放在他的稿纸上）。年轻的时候，他是左翼及“持续斗争协会”里的积极分子，自学希伯来语，翻译了《路得记》《以斯帖》《传道书》《约拿书》，等等。
我回忆起2005年5月的一次访问。受特拉维夫大学“法国朋友”协会的邀请，他参加了一个圆桌会议［同时参会的还有弗朗索瓦·海尔布龙（Francois Heilbronn）教授、吕特·阿尔莫西（Ruth Almossi），作家瓦莱里·泽纳蒂（Valérie Zenatti）以及阿里亚纳·布瓦（Ariane Bois）］，会后是双方交流。我负责将他介绍给在场的法语听众并向他提问。我们一起坐上了出租车。非常有趣的是，他操着一口非常圣经化的、教条化的希伯来语，与说着现代希伯来语的出租车司机交谈。出租车司机完全没有觉得坐在他车上的这位满腹诗书的乘客有什么异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