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们在一家意第绪特色的饭馆里用餐。原索邦大学校长让-罗伯特·皮特也在，他对各种酒了如指掌。一向爱开玩笑的艾瑞·德·卢卡向宾客们讲述了他对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语言的认识。他懂得希伯来语的所有语法技巧，相比之下，他很少用意第绪语。
在《上帝之山》这本书中——这是他俘获以色列读者的第一本书，也是吸引了法国读者的第一本书——他大量使用一些词语的希伯来语词根的变体。例如，“谢谢”（希伯来语“Toda”）这个词更接近“Yehudi”（犹太语或犹太人）。这让他大胆断言：“作为犹太人，就是能够去说感谢。上帝让这一切变成了真的……”
在希伯来语优雅的语法里，还隐藏着一个秘密，“元音倒置”，即在一句话里某一个字母通过简单的位置变化，就能将过去时态或未来时态转换成现在时。
言归正传。在耶路撒冷书展期间，作为书展的开幕式嘉宾，艾瑞·德·卢卡说：
虽然这有些奇怪，但我经常扪心自问，我能为以色列做点什么。我想学习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因为从它们的历史上来说，这些词语是上帝的词语。世界伴随着这些词语而诞生，智慧伴随着这些词语的出现而出现。
回来吧，我们爱你
2007年11月24日。赛义德·卡舒亚因为电视剧《阿拉伯劳工》一举成名，成为一名标志性人物。
您最先回忆起来的是什么？当您躺在床上的时候，您会想到什么？这是2017年出版的《追捕变化》一书中主人公对所有让他写自传的人提出的问题。他将他们的自述都用一台老旧的磁带式录音机录了下来。
书中的主人公和卡舒亚非常相像。和他一样，主人公也曾是《以色列国土报》的记者，也是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也出生于加利利蒂拉地区的一个村庄里。他也离开了位于耶路撒冷的村庄，来到美国的伊利诺伊州生活。然后，他收到一封电报，被告知父亲因为肺癌而生病住院。他坐着飞机，来到了父亲的床头，发现自己深陷过去和现在中不能自拔。他夹杂在这两难的阴影中，一边是与他出生和长大的城市的脱节，另一边是他最担心的父亲。这本书表达了深深的忏悔，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一本融入了亲身经历的以色列文学作品。卡舒亚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以色列文学，他的所有作品都是畅销书，在世界很多国家被翻译并获奖。他深受以色列民众的喜欢。当他公布自己将去美国生活一段时期但还会坚持写专栏的决定时，几百位读者在报纸的官网上呼吁：“回来吧，我们爱你！”
在他的作品中、在给他带来好运的电视剧以及他的小说世界中，阿拉伯裔以色列人面对的现实一直是他的主题。他讲述了生活中所经历的困难：他的女儿只会说希伯来语、他的家庭离他们的祖先越来越远、他的父亲一无所求，但卡舒亚这位公共作家想把他父亲的叙述与自己的作品结合在一起。返回蒂拉地区的村庄让他开始扪心自问，为什么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拒绝他？为什么只有他生活在美洲？为什么他从小就开始听的阿拉伯音乐，在青少年时期被厌恶，而成年以后，又重新令他着迷？是什么让他成为一个公共作家，让他沉醉于别人的叙述中？
这些问题都是他小说作品的中心问题，也都是针对当代犹太裔以色列人提出的问题，这都是他们自我叙述的故事、他们选择存放在记忆里的东西、他们想要去遗忘的东西，也是在这个划分着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模糊区域里的东西。他说，一个好的编辑，是一个重新撰写文章的人，不断地充实、删除，而记者却不会发觉。公共作家也有同样的使命，他使得向他讲述故事的人的命运变为了自己的命运。比如《追捕变化》这本书的读者们就会捕捉到这样的感觉。
赛义德·卡舒亚因为创作了电视剧《阿拉伯劳工》而被公众所熟知。这部电视剧以幽默的方式讲述了犹太裔以色列人与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2007年电视剧播出了三季，讲述了卡舒亚的化身卡米德所经历的家庭及职业生活。这部电视剧夹杂着爱与恨、分裂与融合、文化冲突、两个社会的文化、宗教与政治以及幻想。卡舒亚将自己描述为“用希伯来语自我嘲讽的巴勒斯坦作家”之一。他开设了周刊专栏，通过“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表达，来感受边境线附近的生活。
我们应该持续关注赛义德·卡舒亚，关注他的阅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命运。作为一个热爱希伯来语的人，他与其他的人一起，肩负着对未来的承诺，也保持着对未来的质疑。
一块三千年前的陶片
2008年7月。在位于伯示麦附近的大卫王与歌利亚战斗过的峡谷里，发现了最古老的考古学痕迹。
基亚法遗址位于伯示麦附近的一座山丘上，俯瞰着以拉谷。人们在那里发现了一块陶片——一块用陶土或石灰岩制成的用来写字的碎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990年，这可能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最古老的希伯来人的遗迹。陶片上的铭文极其少见，始于古犹太王国的大卫王时期。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葛瑞顺·加利尔教授对这些文字进行了解码。他认为，这些文字的内容涉及奴隶、穷人、孤儿、寡妇以及外国人的社会地位。铭文说明当时的犹太社会已经出现了外国人，也说明必须从人文主义的视角来研究这些文字。
阿摩司·奥兹在他的《狂热分子的和平》一书中，也提及了这块陶片上的文字——“……不要做这些，要为上帝服务。要给奴隶和寡妇以正义，给孤儿和外国人以公道，要保护孩子，保护穷人和孩子，为穷人复仇，保护奴隶，支持外国人……”——这是对犹太教的一种简要概括。
当他努力去思考犹太教的核心要义时，当他自忖何为犹太人传统里最深层的、最明显的核心时，阿摩司·奥兹从这块2008年7月在以拉谷里找到的陶片上的寥寥几句铭文里找到了答案。这是最古老的遗迹之一，甚至要早于先知时期。
铭文所提并非新语。这些是《托拉》以及先知们的老调常谈。但对奥兹来说，了解这片早于希腊以及希腊智慧、早于罗马以及罗马帝国荣耀时期的陶片上所包含的思想，非常有意义。
她的女儿法尼亚·奥兹-萨尔兹伯格表达了她的想象：这就像是我们兴高采烈地从公元前10世纪给21世纪发送了一条短信。这个发自3000多年前的信息说明了什么？它是一个司法和道德的命令，这个命令诞生于一个主张为弱者和被压迫的人伸张正义的传统之中。
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及研究人员提出的各种疑问引发了一场大论战。这究竟是“Cheraim”村还是“Nitaim”村？在废墟下发现的宫殿，是不是大卫王的宫殿？以拉谷难道不是大卫和歌利亚决斗的地方？
所有这些问题都非常有意义。但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穷人、寡妇、孤儿、外国人的命运对于这段只有16厘米长的文字的核心意义究竟有多重要。实际上，这段文字圈定了一个生活在古代社会里的所有被遗弃和被迫害之人的范围。这也强调出，社会性反抗很早就在犹太传统中出现。奥兹写道：“3000多年前这里就诞生了一种文化，一种认为自己有义务责令强者去对弱者的命运进行思考的文化。”
他也强调了希伯来语中“Tsédaka”（同情）与“Tsedek”（正义）这两个词语的相似性。他坚持认为，这种公平正义并不仅仅是强者的诉求，也是所有人的诉求。
奥兹没有错。但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其他犹太人在其他的地方找到了犹太教的核心，而不是在这块陶片上。有人将他们的信仰建立在犹太教规定的犹太诫命613条之上，建立在祈祷之上，建立在学习之上，建立在对圣人的崇拜之上，建立在“卡巴拉”的神秘之上。也有人从自己个人的信条之中找到了寄托。奥兹认为自己与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像。但是，犹太教没有教主，没有最高领导人，没有能指明正确道路的可靠指导。
阿摩司·奥兹从小上的就是犹太学校。他经常参加耶路撒冷“Takhkemouni”宗教学校的课程。有一段时期，他甚至一直戴着圆顶小帽。即使在被排挤到边缘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远离过圣经，没有中断与宗教世界的联系。但现在他认为当时的宗教世界是令人悲观的，他悲观是因为他发现在有那么多美德的“哈拉卡”（犹太教口传律法）里，还有关于知识、学习、热情以及狂热的发展，但是除了这些，他也为这些鲜活力量逐渐产生的局限性即创新性的丧失而感到惋惜。迈蒙尼德们在哪里？耶胡达·哈莱维们在哪里？伊本·盖比鲁勒们都在哪里？他们没有传承人。创新性？它从“哈拉卡”的世界来到了文学世界，即使希伯来文学从来没有中断与古代世界的联系。文学让创新性重新恢复生机。为了不把对文学的辩护和影射看作自我辩护，他列出了所有让以色列小说获得重新喘息的机会的人。
犹太文化？在阿摩斯·奥兹看来，以色列的文化是不是犹太文化的继承？这是一代代人积累的所有东西，是那些诞生于内部和被外部所滋养的东西，是那些希伯来语所创造的东西，是那些被其他语言塑造的东西，是那些被写在纸上的东西，也是那些存在于文本之外的东西。也许还是行为﹑态度以及做人的方式。
也许是对批判性精神﹑自我嘲讽﹑自我同情﹑夹杂着异想天开的实用主义的喜好，是对宗教的似信非信，是夹杂着黑暗思想的欢喜，是忧郁的快乐，是对所有统治地位深深的不信任，甚至还有对不公正的坚决反抗（又回到了陶片）。
这种矛盾的特性并不是在所有的人身上都会展现。这种特性可以在个体身上表现出来，也可以在被主流社会排斥的人身上找到，比如耶稣、海涅、卡夫卡、马尔克斯、马克斯兄弟、汉娜·阿伦特、伍迪·艾伦、先知耶利米，还能从《传道书》中看到，同样能从戴维·巴洛格拉比（摩洛哥诗人及歌手）、泽尔达、耶胡达·阿米亥、撒麦赫·伊兹哈尔等人的身上看到。
辨识这些感觉并不难。但是用一些定义来界定它们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创业的国度
2009年11月。两位分别来自以色列和美国的年轻研究人员用希伯来语和英语发表了一本名为《创业的国度》的书，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丹·赛诺与索尔·辛格共同撰写的这本书，旨在了解以色列如何进行高科技革命。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一个拥有800万人口﹑从建国之日起就生存在战乱之中的国家，如何变成现在这样？两位作者大胆地将之称为经济“奇迹”。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以色列创设了很多新兴企业，数量比很多稳定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印度、加拿大、韩国以及英国还要多。
这本书开篇首先介绍了“乐土公司”这个不属于高科技行业的公司的创业史。虽然并非一个大实业兴盛发展的历史，但这是一个对风险的尝试。书中也谈到年轻的以色列企业家沙伊·阿加西，一个来自伊拉克移民的儿子，如何在达沃斯与雷诺集团的董事长卡洛恩·戈恩相遇。这次由西蒙·佩雷斯协助安排并出席的会面目标，就是要让法国的制造商同意由以色列生产可以在指定充电站更换电池的电动汽车。这次会见9个月之后，戈恩同意了，他也认为以色列将会成为这个项目对外展示的一个窗口。然而，这项尝试起步不久之后就遇到了很多困难，但这是以色列大胆创新的影射，是这个国家的精神，是开拓各种可能性的意愿，尽管结果并不总能如预期的那样出现。
在丹·赛诺与索尔·辛格所讲述的“成功的故事”中，还包括由两位刚刚在军队服完兵役的年轻人创立的网络反欺诈公司“Fraude Science”。这两位年轻人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就区分出10万多个网络交易中的真实交易和诈骗交易，数据远比“paypal”（贝宝）提供的专业数据要精确得多。这只是建立在一个简单的想法之上：“‘真’的顾客对他们上网的痕迹坦诚相告，而骗子则对此隐瞒。”
在这本书完成时，以色列共有3850家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以色列新兴企业的数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以色列在研发上的投资占比位于世界前列（以色列4.5%，日本3.2%，美国2.7%）。
这种创新意识取决于什么？从何而来？这是否与以色列人典型的“胆量”有关？这种“胆量”也可以被看成是“肆无忌惮”或者是“毫无顾忌”（或者，如果往好了说，甚至可以被认为是“直入主题”）。这本书中谈到的故事都可以用“胆量”来总结。
一个美国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以及一个以色列人接受了一位记者的采访：“请问你们对肉类短缺有什么看法？”美国人的反应是：“什么是短缺？”俄罗斯人问道：“什么是肉类？”中国人一般会问：“什么是看法？”而以色列人会说：“什么是‘请问’？”
这是否与从军队中传承来的性格有关？这是不是已经习惯了白手起家的新一代移民所创造的这样一个大熔炉的影响？这是环境的压力吗？以色列高科技产业最重要的投资者约西·瓦尔蒂经常说：“以色列高科技真正的父母是阿拉伯国家和夏尔·戴高乐的抵制，是他们让我们意识到掌握以及发展工业的必要性。”
本书的这两位作者也提出了在创新领域实现大的飞跃的几点原因。
第一，以色列社会崇尚平均主义，没有阶级分层。以色列社会支持言论自由，也鼓励大胆尝试。
第二，以色列人从小就经历的战争让他们学会了承担责任，而军队则是技术革新的孵化器。
第三，大量的移民人口使得很多在以色列出生的年轻人从他们的父辈身上继承了这种超越自我的意识。
这是否过于乐观？当然，作者在书中也提出了它的危险性和局限性。他们也想知道，其他国家是否可以从这种“经济模式”中受到启发，但他们同样也想给别人展示这种“奇迹”所带来的风险及威胁。无序、即兴、传统的缺失，起初都是动力，但偶尔也会消失殆尽，无法持续地融入后续的过程中。但这些都不重要。美国NBC的副董事长完美地解释了这种融合：“为什么这些都发生在以色列？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多的无序和创新同时集聚在同一个地方！”
然而《创业的国度》——这种说法早已深入人心——是一本激情澎湃的书，书中所提供的数据都非常有意义，展示了置身事外的观察者可能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才能发现的这个国家的某个面向。西蒙·佩雷斯为这本书作了序，在序言中，他表达了自己的乐观。本书的最后，也提到了一场意义非凡的会面。它揭露出了一种现象的开端，两位作者看到了这种开端的萌芽及其不断壮大。
新的探索还将继续。10年之后我们才能发现，这种现象对以色列社会的深层以及持续影响到底是积极还是消极的。结果即将呼之欲出。
战俘
2010年3月6日。以色列电视台播出电视剧《战俘》的第一季。这部电视剧是根据公众关注度极高的一个传奇之家的故事改编的。
“Hatoufim”，希伯来语的意思是“被绑架的人”“人质”。这是吉迪昂·拉夫的一部电视剧，讲述了战争犯返家后的故事。
一次在黎巴嫩的行动中，三名以色列士兵尼姆罗德、乌里以及阿米艾勒被捕，被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成员关押在叙利亚。17年之后，他们中的两人被释放，试图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他们回到家乡的生活充斥着噩梦、在狱中经历过的幻觉、夜晚涌上心头的创伤，还有返回的困难、家长里短、没有结果的爱情，以及发现在被俘这些年中情报部门人员假扮的角色。这部电视剧充分展示了这些人物形象，尤其关注了第三个战俘的生活。至于第三个战俘，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他可能留在当地，皈依了伊斯兰教，选择继续在叙利亚生活。
这是第一部讲述了返回世俗生活的战俘的电视剧（在战争中被俘虏然后获释的人有1500人之多）。
《战俘》获得了以色列电影学院最佳电视剧奖。雅艾尔·阿贝卡西斯因扮演其中一名战俘妻子而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这部电视剧后来被美国改编成《国土安全》，在德法公共电视台播出。以色列社会内部也围绕这部电视剧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很多人质疑电视剧情节的可信性，战俘的家属则抗议这部电视剧宣扬了哈马斯的行动。
雅艾尔·阿贝卡西斯是以色列最著名的女演员之一。她出生于摩洛哥。她经常翻看《巴黎竞赛画报》上阿兰·德龙以及罗密·施耐德的照片，也经常观看克洛德·苏台以及弗朗索瓦·特吕弗的电影。因此，她开始学习法语，并爱上电影。她也承认自己被这部电视剧的情节震惊了。
我听了很多路人的讨论。可以肯定，起初他们不愿意面对这些。人们不能面对这些，是因为这太沉重，他们不想看。还有，克拉德·沙利特（被哈马斯关押的法国以色列人）当时仍然是战俘。在电视剧中，人们对冲突的看法不一。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认为，这个战乱之国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种代价让母亲失去了孩子，这是极其不合理的。对我来说，进行讨论并聆听与我本人持异见的人的观点非常重要。每一分钟，我的想法都在变化着。我没有统一的思想，我有很多立场，也有许多感想。我遇到过战俘的妻子们。我联系到了在叙利亚战争中被绑架了三年的赫兹·沙伊还有他的妻子伊莉。这是以色列的现实，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她又接着说：
还有什么比战争更残酷的吗？残酷存在于两方面，肉体和精神。所有都是真的。肉体和精神都是战俘，都是受害者……这部电视剧是对人类暴行的一个极大的影射。
电视剧的第二季引发了另一场争议。剧中有一个电影记者名叫阿丽亚娜，她被塑造成一个“泼妇”的形象，含蓄地影射了一个名叫阿丽亚娜·梅拉米德的电视评论家，她曾强烈抨击第一季。在其他同行的支持下，梅拉米德严重抗议对她的不公正对待，认为她只是在履行她的职业使命。导演们回应说，这丁点儿的幽默仅仅是为了给这部严肃的电视剧增加一点点调剂。
在所有题材的电视剧中，不得不提另一种类型的电视剧《谢迪瑟之家》。
《战俘》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也让观众的阵营一分为二。《战俘》引发了外国改编以色列电视剧的热潮。从《战俘》之后，以色列人开始展现他们在电视剧制作方面的天赋。他们制作的电视剧或多或少都获得了成功。少数群体阿拉伯裔人最喜欢阿拉伯作家赛义德·卡舒亚创作的《阿拉伯劳工》。年轻的“波波族”热衷于追捧Ramat Aviv Gimmel这部讲述“Ramat Aviv Gimmel”街区里时髦知识分子之间浮躁爱情的电视剧。
《谢迪瑟之家》是近年来深受好评的电视剧之一。电视剧的导演奥里·埃隆和耶胡内森·因德斯盖都出生于极端正统犹太教家庭。因德斯盖曾在伯尼布莱克的叶史瓦神学院学习，后来又去了山姆士皮革影视学院。他们在电视剧里讲述的日常生活，都是电影和电视剧中极少关注的一些领域，没有重蹈过去老调重弹和讽刺幽默的覆辙。
这本电视剧已经播出了两季，每季12集。第三季正在制作中。这部电视剧里有很多打动人心的人物。阿吉瓦，一个备受折磨的年轻画家，他在所生活的严守戒规的圈子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但也无法中断与这样一个生活圈的联系。拉夫·疏勒姆，失去了妻子、得不到安慰的鳏夫，他是一位满腹智慧的老师、苦口婆心的父亲。他经常警告他的儿子：“你的母亲曾经想让我学更多的东西，想让我多洗几次澡，但她从来没有要求我改变。你听到我说的了吗？从来没有！不要与一个要求你改变的女人结婚！”还有他的姐姐吉塔，被丈夫抛弃，返回家里想要修复破碎的家庭但最终决定在阿根廷开始新的生活。还有他的姑妈，一个生活在仇恨中的80多岁的女人，喜欢电视剧里的西方人物，她对她的一个朋友（从来不看电视）说：“他们也戴着大大的帽子，就像在希伯伦……但他们没有精神的约束。他们经常撕扯头发！”还有一个漂亮的女人艾莉舍瓦，她欣赏阿吉瓦的梦想，但她不能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自拔，也不能下定决心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这一方寸世界位于耶路撒冷极端正统犹太教街区“Gueula”区，这里的人物也都与《人间喜剧》中的人物有几分相似。在这部电视剧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热情，同样的痛苦，同样的与传统和现代的决裂，同样的对生存的热切渴望，同样的人文主义。但这是“哈雷迪”世界的第一次自我描绘，既展现了他们的优点，也暴露了他们的不足。
撰写了“科西嘉犹太人”［《犹太人回忆录》，勒米厄（Lemieux）出版社，2016年］的作家迪迪埃·隆恩，一向不看电视——虽然他与一个电视剧明星结了婚。他谈论起《谢迪瑟之家》每一集里的人物都是滔滔不绝。他在其博客中写道：
我沉浸在这部电视剧中无法自拔。这部电视剧展示了人间万象。每一次电影中谈到哈雷迪犹太教，都是用一种世俗的眼光……一个人陷入了爱情，然后离开……就是这样。然而，这部剧中的人物，他们热爱生活，他们就是普通的人物，也会遇到普通人的问题。生活在一个“另类”社会让他们的家庭生活如此贴近现实。一个或近或远的世界，没有丝毫的夸张。很感人，去看看吧！
《谢迪瑟之家》播出之后立即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在以色列获得了很多奖项。美国好几家电视公司都购买了它的版权，这部电视剧的DVD也在法国畅销。
可以喝的海水
2010年6月21日。以色列政府决定修建索雷科工厂。这是以色列也是全球最大的海水淡化工厂。
索雷科工厂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水淡化工厂，利用“反渗透”这项当今世界上认为极其有效的技术，通过软性薄膜对海水进行过滤。
2011年，特拉维夫郊区的里雄莱锡安举办了索雷科工厂的奠基仪式。2013年工厂开始全面投产。通过海水淡化，这家工厂为以色列提供了20%的自来水，使以色列成为人工制水的先驱。
过去这些年，面对长期的干旱和缺水问题，以色列采取了很多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降低生活用水消耗量、推广微型灌溉以及回收下水道废弃物的运动。在处理废水领域，以色列无可置疑地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根据一份以色列政府的工作报告，以色列能将87%的家庭用水处理后重新用于农业（排名世界第二的西班牙，只能处理20%的家庭用水量）。
但让以色列能够实现用水全面自主的秘密武器是海水淡化技术。几年之内，以色列就在海水淡化领域内取得了关键性进展。2017年以色列75%的生活用水来源于死海，剩余的部分来源于加利利湖。每年，以色列利用“反渗透”技术能制造出六亿立方米的饮用水。过去十年，以色列修建了五个海水淡化中心。以色列大部分生活用水依赖一个永不枯竭的水源——海水。
但这并非一帆风顺。科学研究人员十分担心这种提取海水的方法会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此外，以色列的一些地区也还没有存储经过处理之后的水的能力。
这种对水资源的管理模式吸引了世界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对世界各地的代表团来说，索雷科工厂已成为一个必游之地。这项技术由IDE技术公司设计建造，初出茅庐就已经促成400家海水淡化工厂在4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其中包括西班牙、塞浦路斯、美国、印度、中国，等等。这项技术给以色列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其中也包括来自埃及的订单。
作为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的源泉，自来水是否有一天也会成为和平的源泉？2017年1月15日，中断六年之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当局重新签署一份协议，继续开展位于约旦河附近的自来水合作项目。
纳克拉沃区的喧嚣
2010年11月14日。被视为“当代拉希”的亚丁·史坦萨兹完成了《塔木德精要》。这是一部标志性的作品，对《塔木德》进行了翻译（从阿米拉语译成希伯来语）和评论。
耶路撒冷的纳克拉沃区。亚丁·史坦萨兹拉比迈着轻盈的脚步走了过来，嘴角带着微笑。他总是妙语惊人。法国人——这是他的嗜好。他的妻子是法国人，最终说服他陪她去了巴黎，重游了她小时候熟悉的那些地方，尤其是她长大的玛黑区。——是他喜欢嘲笑的人，还有法国的知识分子，这些都是他喜欢谈论的话题。
托马斯·尼塞勒是中心的负责人、财务负责人、联络员及活动组织者，彼时也是咖啡的永久供应商——和巴尔扎克一样，亚丁·史坦萨兹喜欢喝“Nesspresso”咖啡，总是一杯接着一杯。托马斯·尼塞勒带我们参观了亚丁·史坦萨兹中心。天色已近黄昏，像平日里一样，喧嚣的街区开始变得安静。在中心，我们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耶路撒冷的全景与亚丁·史坦萨兹的合成照片。这是一个来圣城参观的澳大利亚人制作的。他非常感激自己能够参观这座圣城、有幸能与喜欢叼着烟斗的史坦萨兹拉比见面。为了表达他对圣城和史坦萨兹拉比的尊敬，他将两者合二为一。
走廊两边是一幅幅的照片。托马斯停在一幅照片前。照片上，他的老师史坦萨兹拉比正在接受扎勒曼·夏扎尔总统的接见，旁边是他的父亲（我也有同样一张照片，里面是我的父亲正在接受扎勒曼·夏扎尔总统的接见，也是同样的姿势）。史坦萨兹双腿交叉坐着，而他的夫人似乎对她的丈夫非常不满，并不是因为他的姿势，而是因为他脚上穿的袜子特别短，以致露出了一截小腿肚子。这让托马斯觉得非常好笑。
这位史坦萨兹的忠诚助手非常自豪地停在了史坦萨兹和以赛亚·伯林的一张照片前。他对我们说，是他为两个人牵的线。后来，史坦萨兹跟我们说，他与以赛亚·伯林的关系特别好。这位英国哲学家多次特地来以色列拜访他，跟他讲述一些从来没有与别人分享过的故事。还有一段时期，他与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也非常亲密。另外，他喜欢听人们所谓的“瞎扯”和“八卦”等流言蜚语和无稽之谈。他也向我们袒露，以赛亚·伯林年少时曾坐着船穿过大西洋来到海法。在这次乘船旅行中，以赛亚·伯林认识了一位想在“伊休夫”里获得一定知名度的年轻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位年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不是亚伯拉罕·斯特恩？总之，史坦萨兹与以赛亚·伯林一直保持着联系。大概正因如此，这位英国随笔作家才对以色列这个底蕴深厚的国家有所热爱吧。
史坦萨兹对我的妻子说——我的妻子将他的一本书由英语翻译成了法语——她应该学习希伯来语（她真的应该学习希伯来语）。他也提到了他与让·保罗-萨特以及西蒙娜·波伏娃的见面。“有一天，我对萨特的女儿阿尔莱特·艾尔卡姆依姆-萨特说了同样的话，我告诉她她应该学习希伯来语。几年之后，她高兴地跑来告诉我，她已经开始学习希伯来语了。”
他也对我说，有一次他差点在罗马见到新的教皇弗朗西斯一世（即方洛各教皇——编者注）（教皇宣布他要在犹太朋友亚伯拉罕·思科卡拉比的陪伴下出访以色列），就像他在梵蒂冈见到了教皇的前任本笃十六世一样。我建议他写一部传记，讲述他与这些人的故事、他的阅历和他做过的演讲，也应该给人们讲讲他翻译《塔木德》的各种方法。
托马斯说起这些来滔滔不绝。经过多次的接待活动，他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理论。我不止一次地听他说法国人多么能说会道和异想天开。在他看来，法国人有时候也特别浅薄。他生气地说：“想象一下，史坦萨兹在法国的明信片上已经存在了25年。塔木德、他的书、广播电视节目、访谈、与他妻子的家庭关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形成现在这种局面，就像在法国司空见惯的一样，人们漫不经心地读书，吹捧根本都听不懂在说什么的演说家，长篇大论地讨论一本压根没有翻开的书。就是这样……”“但最终你还想从法国民众那里得到什么呢？我应该长舒一口气吗？”“他们庆祝有关史坦萨兹的节日，购买他的书。他们读这些书吗？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白色封面的《塔木德》在很多书店里居高临下。这已经取得了胜利。”
我在史坦萨兹拥挤的办公室里看到了他。他抽着烟斗，声音突然变得虚弱。托马斯给他端来一杯凉了的咖啡。一个小时之后，芙丽玛·奥朗德——是的，他的女助手与著名的法国总统同名，她也自诩自己与总统有几分相像。但史坦萨兹警告我说，别相信她说的话，因为她喜欢自夸——又给他端来了一杯咖啡，但他并没有喝。他的声音低沉得几乎听不见，但在他说话的过程中，他的眼睛熠熠生辉，夹杂着一丝幽默，努力去寻找着在他记忆中有趣的故事和回忆。
写一部传记？讲述他的回忆？史坦萨兹拉比高高地举起了双手。他正在酝酿一部关于迈蒙尼德的著作，之后还准备为法国和美洲各写一部《塔木德》。他已经为接下来的140年做好了写作规划。他需要为他与以赛亚·伯林以及本笃十六世的回忆做些什么？他们不需要他，他们自己可以搞定一切。
后来，在我离开之前，突然——这是他的习惯——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跟我谈起了舒沙尼的“最后一个女人”。最近，以色列人都在议论舒沙尼，因为一部关于他的电影正在制作中。
你对舒沙尼很感兴趣，但你知道他差点就要与一个摩洛哥的犹太女人结婚吗？这婚最终没有结成，因为家庭不认可。这个女人是我妻子的一个朋友的妹妹，她的名字是蕾维。
当时我对此早有耳闻，正着手去寻找这位将令人敬畏的舒沙尼吸引的年轻神秘女人。我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告诉他我已经知道了很多这方面的事。
在以色列停留的最后一晚，我从我的哥哥维克多那里了解到，史坦萨兹拉比正在经历着病痛（这真是令人难过的消息），已经不能说话了。我们再也听不到这个伟大人物的声音了。我想起了周六早晨祷告时要说的一段话（题目叫作《所有生者的灵魂》）。在这段祷告词里，我们感谢耶和华给了我们舌头，让我们得以说话。
被审判的卡夫卡
2012年10月14日。长达六年的诉讼之后，特拉维夫法院判定，卡夫卡的手稿属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1939年，在纳粹开始将魔爪伸向布拉格的最后一刻，马克斯·布罗德跳上最后一班火车，离开布拉格，前往以色列。他的手里只拎着一个行李箱，里面装着15年前因为得了肺结核而死去的朋友弗兰兹·卡夫卡的手稿。
最近，关于这个手提箱、这列最后的火车、这个背弃的誓言以及超越了死亡的友情故事终于在以色列走到了终点。
马克斯·布罗德与他的妻子在特拉维夫定居之后，继续撰写小说和剧本，成了海法哈比玛大剧院的剧作家，甚至1948年还获得了特拉维夫市政府颁发的著名年度文学奖。定居不久后，他的妻子离世，他开始与他的秘书艾斯特·豪弗住在一起。艾斯特·豪弗给他的写作提供了很多帮助。他出版了一部关于卡夫卡的传记，也写了一本自传。在他的自传中，他讲述了自己与卡夫卡的友谊，他认为卡夫卡是一个天才。
1968年，马克斯·布罗德去世以后，艾斯特·豪弗继承了他的所有资料，其中包括弗兰兹·卡夫卡的手稿。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卡夫卡这位伟大作家的手稿某一天清晨会出现在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出现在一间他并不认识的公寓里，还掌握在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的手里。在耶路撒冷的民事法院里，所有想要获得卡夫卡手稿的人都卷进一场无止境的官司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认为，根据马克斯·布罗德的遗嘱，应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来继承卡夫卡的手稿；而德国档案馆也想争取手稿的拥有权，因为他们认为卡夫卡在创作这些作品时，希伯来大学还不存在；艾斯特·豪弗的女儿伊娃·豪弗以及鲁特·韦斯勒也想要获得她们母亲——已经以102岁的高龄去世——的遗产；布罗德所属的“Schoken”家族控制的《以色列国土报》也想从中分得一杯羹。这场官司引起了轰动，也让历史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人们面前。
在各方的辩词中，在各种长篇大论的辩词中，我们忘记了一点，马克斯·布罗德与卡夫卡的友谊。在这场友谊中，一个人将无法捍卫的誓言寄予另一个人，而另一个人却认为，不信守承诺对他朋友而言是更大的忠诚。
在他们两人的通信中，有一封信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在信中，卡夫卡命令布罗德烧毁所有的东西。
亲爱的马克斯，我的最终请求：所有我留在身后的东西（图书馆里、衣柜里、家里、办公室的办公桌里以及所有你在其他地方能找得到的东西）、日记、手稿、别人的信件、我的信件、我画的画，等等，所有这些都应该被烧毁，不能再让别人看到。还有，你应该以我的名义，把你或者其他人所拥有的全部手稿都索要回来并且烧毁。别人不想给你的信件，至少应该让他们自己去烧毁。（《弗兰兹·卡夫卡写给马克斯·布罗德的信》，Payot出版社）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布罗德并没有尊重卡夫卡的请求。
经过诉讼，特拉维夫法院最终做出了判决。这场诉讼在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焦点在于，《审判》的作者死后，这份由他的朋友以及遗赠接收人布罗德所保存的手稿到底应该归谁。艾斯特·豪弗的两个女儿想保存这些资料，支持她们的是德国档案馆的负责人。德国档案馆认为，保存这些手稿资料的地方应该是德国，她们两人有权出售这些资料。相反，以色列国家博物馆以及以色列政府的代理人强调，根据遗嘱，布罗德希望将这些手稿交给耶路撒冷国立图书馆。这次判决对于以色列来说是一个胜利。卡夫卡的手稿成为一项公共遗产。这场诉讼持续了六年。
我爱你，我也不爱你
2013年11月17日。法国总统奥朗德访问以色列。这是继弗朗索瓦·密特朗及尼古拉·萨科齐之后，以色列议会迎来的第三位法国总统。
继弗朗索瓦·密特朗第一个访问以色列之后，雅克·希拉克和尼古拉·萨科齐都先后到访过以色列。弗朗索瓦·奥朗德在他任职法国总统的中期，对以色列进行了访问。
这场访问让法国和以色列在关键时期对关键议题的政治立场更为亲近。在一次日内瓦的会议中，双方就一项关于伊朗核武器的协议发生过外交冲突。以色列原以为自己会在这场战役中被孤立，但最终还是获得了安慰，即使这是暂时的。法国方面表示只要伊朗不放弃核武器，就会继续对伊朗政权施压。
这也是法国与以色列关系的修复。法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友谊漫长而又历史悠久。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总是充满激情。“我爱你，我也不爱你”，人们经常用这个矛盾修饰法来定义法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但这是现实的真实写照。在法以关系的共同推动者佩雷斯的陪伴下，奥朗德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了一番豪言壮语，热情洋溢，亲切有加，令人信服。奥朗德表示，法国总是与以色列并肩战斗，法国与以色列的友谊已经持续了65年。应该承认他有所夸张。奥朗德回忆说，从1982年密特朗总统访问以色列开始，所有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都来过以色列。他说的没错。但他说这段友谊持续了65年，其实，这段友谊最多只有40多年。有一段时期，这两个分处地中海两岸的国家队彼此都特别的冷淡。
当然，最近这些年，法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有所升温，弗朗索瓦·奥朗德此次访问也给法以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发布双边合作的宣言、签署各个领域的协议、呼吁更多的法国企业到以色列投资、促进两国高校交流及科研领域的合作、法语领域的更进一步合作并对此寄予厚望……在这次访问中，奥朗德强调，在以色列已经有10万多法国人，也可能是15万。法语成为以色列一门使用非常广泛、非常活跃的语言。
但在这次访问中同时引发关注的，还有法国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的直率。
弗朗索瓦·奥朗德在以色列议会中袒露：是的，应该需要一个最终协议，可以终止所有的要求，避免伤痕永远得不到治愈。是的，各方都应该有所行动，让谈判有可能实现。释放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就是其一。但继续修建定居点的行为是谈判的绊脚石。同样，巴勒斯坦方面也需要采取行动——奥朗德在拉马拉也这样说——尤其要接受在最终协议框架内的领土交换。正如耶路撒冷应该成为两个国家的首都。
在场的代表们对奥朗德的演讲反应不一。但民意没有被他的发言而左右。以色列民众对奥朗德表示出了积极的欢迎，其中也包括他对和平进程的宣言。《以色列晚报》的社论编辑在文章的结尾这样说：“是时候聆听一下我们朋友的话了。弗朗索瓦·奥朗德是我们的朋友，他值得我们倾听。”
在此次访问中，西蒙·佩雷斯全程展示了他的魅力。在奥朗德访问以色列的三天时间里，他一直陪伴其左右。他们彼此竞相恭维。奥朗德对佩雷斯说：“以色列有很多奇迹，您就是其中之一。”佩雷斯也毫不吝啬地回复道：“您已经知道如何征服以色列人民的心了。”
一位社论作家援引奥朗德在法国惨不忍睹的民意调查结果，幽默地说：“奥朗德应该在以色列多停留几天。如果我们采访以色列人，那民意调查的结果可能就会好一些。”
落雪
2013年12月12日。耶路撒冷飘起一场大雪。这是以色列国家气象史上最大的一场雪。
七厘米的雪。这打破了12月的历史纪录。学校及幼儿园都停了课。公共交通也已经停滞。火车和公交车不得不停在站台上。气温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回顾历史，耶路撒冷上一次被大雪覆盖是在1967年。
一位博客作家在他名为“that happens”的博客里发表了一篇描述耶路撒冷美丽雪景的博文，很快就引来大量评论。大家争相讲述这场在圣城出现的极为罕见的大雪带来的种种不同寻常的故事。每个人都心潮澎湃。清晨，孩子们睁开眼，当他们听到广播里传来停课的消息时，情不自禁地开始欢呼。很快他们就跑了出去，打起了热闹的雪仗，不时地停下来搓一搓早已经被冻得麻木的手指。
电视里，新闻节目的主持人站在一个雪人前连线；年轻活泼的耶路撒冷市长尼尔·巴卡特被拍到正站在一台台除雪机前。电力时不时地被中断。脸书上满是朋友们外出自拍或拍摄雪花的照片。
耶路撒冷的大雪，这多么不同寻常，几乎都不真实。热气腾腾的汤，窗户玻璃上画出的一个又一个圆晕和小雪人，戴着手套拿着包或报纸的行人，裹着被单和大衣的路人，以往坐在露天咖啡馆外喝咖啡的人也没有了那份闲心，匆匆跑去侍弄自己的汽车，生怕打不着火……
这场雪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一种乡愁般的无精打采。因为，这个世界突然开始被安静包围。几个小时后，所有的嘈杂都消失殆尽，自然开始唱主角。这样的洁白赋予了这座城市几分轻盈，也给了它几分庄重。忽然，这座城市就沉默了。大街小巷无法行车，但并不是因为有活动。仅仅是因为一场雪，整个街道都变成了一片白色。这是片刻的宁静，白色的景象慢慢模糊，雪融化了，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节奏。熟人相遇，交谈甚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