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城成为新闻报纸的头条。寒冷成为新闻报纸的主要话题，将司空见惯的冲突、社会轶闻以及政治性社论赶出了报纸的头版。字里行间，所有人都盼望着这座城市每三到四年就能下一场雪，让大雪覆盖人行横道、路面、树木、汽车，让大雪落在行人身上，让一切都获得几个小时的平静。
在耶路撒冷，每个人都知道，下雪就是一场盛宴。
朝圣耶路撒冷（二）
2014年5月25日。追随着约翰·保罗二世及本笃十六世的脚步，教皇方济各在一位穆斯林伊玛目及一位犹太教拉比的陪伴下，来到安曼、伯利恒及耶路撒冷。
这次访问不同于之前的任何一次。这是继约翰·保罗二世与本笃十六世之后的一次访问，但又与这两次有所不同。
首先，教皇方济各与他的前任们并不一样。他与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脾气。约翰·保罗二世是一位哲学家，本笃十六世是一位神学家。而方济各是人民的教皇。他行事俭朴，愿意简化所有的奢华。人们亲切地称他为“街头的教皇”。他修订了罗马教廷现行的政策，也不住在梵蒂冈。在去梵蒂冈度过一整个白天之前，他会与教会的朋友们一起吃早餐。
他在出发之前一再强调，此次访问将会是一次“严格的宗教访问”，不会涉及政治问题，他不会就和平进程以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对话发表任何意见。但最终，没有人会相信。所有人都知道，在世界的这个角落里，人们可以避免陷阱、避免去站在一方或另一方的立场上，但很难摆脱地缘政治的大环境。总之，此次访问公之于世的首要目标，将是与中东的教会加深联系。2014年是教皇保罗六世与亚德纳格拉斯宗主教于1964年会面的50周年。教皇方济各想通过自己对东正教普世牧首巴塞洛缪的访问作为50周年的庆祝。针对这次会面，他做了两次纪念（这证明了会面的重要性），第一次是在他到达时，第二次是在圣墓教堂为世界祈祷时。
教皇方济各选择了两个最好的朋友陪伴他。同样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亚伯拉罕·思科卡拉比和一位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伊斯兰教研究所负责人的伊玛目。亚伯拉罕·思科卡拉比撰写过一本与教皇谈话的书，法语版书名叫作《天与地》，希伯来语版书名叫作《从罗马到耶路撒冷》。
对以色列来说，这次访问的行程或多或少都与前几次相似。访问哭墙、在大屠杀纪念馆进行演讲、与佩雷斯和内塔尼亚胡会面……但这次行程中还额外安排了与以色列两位大拉比的会面、访问赫兹山以及在马可楼礼拜。这是一次教皇的礼拜，但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这是此次行程安排中最棘手的，因此礼拜被放在了行程最后，以半私密的方式进行。
马可楼是耶稣举办最后晚餐的地方。它紧挨着大卫王墓。它是基督教的圣地，同时也是犹太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之一。因此，这也引起了一部分视基督徒为攻击对象的犹太宗教极端分子的愤怒。这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人，但他们仍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很长时间以来，天主教会都想将这些地方划归其管辖范围，但遭到了以色列的拒绝。教廷方面希望通过这次访问，以色列政府可以允许双方更为频繁的往来。
教皇对以色列的访问由本·古里安机场的热烈欢迎仪式开启。机场铺上了红毯，奏起了梵蒂冈的国歌及以色列的《希望之歌》。西蒙·佩雷斯对教皇的亲民行为表达了敬意。他对教皇说：“您是我们的兄弟，我们欢迎您。”他多次提到先知以赛亚的呼吁：“我们要坚持正义，要让寒冷的人有所衣，要让饥饿的人有所食。”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也强调，以色列是一个宽容的国家，它保证每个人宗教信仰的自由，正如它保证对圣地现状的维护。
方济各教皇表示，他对此次访问深感荣幸。他说：“建立和平并非易事，但不能和平地活着是一种痛苦。”就像之前在伯利恒所做的那样，他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希望两个国家的共存不仅仅是一个梦想，而且要成为现实。
在哭墙前面，发生了这样一幕。方济各教皇往耶路撒冷哭墙的缝隙里塞了一张纸条。然后，他走到他的朋友亚伯拉罕·思科卡拉比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伊玛目面前，与他们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一个亲密的时刻，同时也是一个展示了不同宗教之间融合的举动，简单而又自然。这也体现出这位厌恶冗长演讲、更喜欢亲身经历以及贴近现实的教皇的风格。亚伯拉罕·思科卡拉比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说：“与亚德纳格拉斯宗主教拥抱，这有过先例；但像我们三个人这样的拥抱，则史无前例。”
还有另外一个时刻极具象征意义：在以色列总统以及总理的陪同下，方济各教皇来到了赫兹山，给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西奥多·赫茨尔的坟墓献上了一束鲜花。110年前，西奥多·赫茨尔曾劝说庇护十世支持成立犹太人的国家，但庇护十世以“我们不能”而拒绝了他。此举也是前所未有的。之前的两次访问——更别提第一次，即保罗六世那次，留下的尽是酸楚——都不包括访问赫兹山这一行程。从这点来说，方济各教皇第一次打动了以色列人民的心。
被背叛的忠贞
2014年10月24日。阿摩司·奥兹开始创作他的宗教小说《犹大》。
我喜欢他咬文嚼字的方式，欣赏他给语言赋予的那种特殊力量。字字句句地斟酌，就像是在仔细地把玩一件古物。我喜欢他对语言节奏的把握，总是抑扬顿挫，让文章更加和谐。我喜欢他严肃的语气，伴随着他熠熠生辉的眼神，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总是高度凝练。这总是让最不起眼的东西获得了一层更深的含义。
“这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关于他们所想，他们所信，关于他们所相信的个人所认为的。”开篇这一席话，让你身临其境，将你置于他想讲述的核心。
正如他最后一本书里的第一句话那样，一开始就搭好了框架，展示了书里的内容：
这是一本关于1950年底至1960年初的一些冬日时光的叙述。在这些叙述中，有错误，也有希望，有失落的爱情，也有一个关于宗教的问题，依然无解。
他的最后一本书《犹大福音》首先在以色列出版，大获瞩目，但同时也招致了公众不少的批评。后来，这本书的法语版本得以问世（伽利马出版社，法语版书名为《犹大》）。
阿摩司·奥兹的这本书极具魅力，将三个故事融合在了一起。
第一个是耶路撒冷的故事。在1950年年底那个冬日的最初三个月里，这座城市被攻占了。人们走过小巷，走过护城坡，走过高高的城墙。瘦骨嶙峋的年迈妇人，躲在厚重的窗帘后面。虔诚的信徒走在马路上，准备去做安息日的祈祷。咖啡馆里的人坐在那里喃喃自语。没有出路的后院。阳台上的天竺葵。冬季温暖的灯光。暗红色的石头。教堂的钟声。被主人遗弃的猫以及凶神恶煞般的狗。这是从前的耶路撒冷，依然保留着独立战争的痕迹，保留着对这座城市分而治之后留下的痕迹。
第二个是萨缪尔·阿什的故事。一个加利利地区的年轻小伙子来到耶路撒冷大学学习。因为他的父亲不幸破产无法再继续为他提供资助，他不得不中断学业。也因为他的女朋友要与一个学习水力的老友结婚，他陷入了谷底。他感到非常的孤单。他所加入的“社会党集会”也逐渐失势，不断地分化，最终解散。然而张贴在大学行政办公室墙外的一则广告吸引了他：一个年迈的残疾人想找一位年轻人，他能为他提供住处但前提是他要陪伴他、听他说话。因此，这个小伙子来到了一座位于艾尔巴兹路尽头的陌生房子里。这座房屋里居住着一个漂亮的女人，举止优雅，比他大几岁。但他很快就爱上了她。她非常挑剔和悲观，显得那么冷酷无情，但又展示着自己神秘的魅力。实际上，这位漂亮的寡妇在独立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她的丈夫就是这位老人的儿子。在这种残酷的情形下，她无法从悲恸中走出来。她丈夫的父亲是著名的阿布拉瓦内尔先生，他是倡导以色列建国的“圈内人物”之一。他曾是大卫·本·古里安身边的人，但又逐渐开始远离这头“年迈的狮子”。后来，他成为以色列建国的反对者，支持成立两国联盟，因此被他的同伴视为叛徒。他逐渐远离公众，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无法自拔。就是在这座封闭的房子里，这三个被生活所折磨的人陷入了沉思。也就是在这三个人的对话中，在耶路撒冷漫长的三个月的冬日里，萨缪尔·阿什开始酝酿自己的计划。
这个得了哮喘的虚弱年轻人与两位房东之间的对话是这篇小说里不断跳跃的节奏。这本小说谈论了以色列建国，谈论了忠诚与背叛，谈论了爱情与欲望，谈论了犹太教与基督教。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也开始渐渐地与世隔离。他的姐姐不断地从海法给他写信，这让他想起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经常一起散步。那时的他总是想知道：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同时，萨缪尔·阿什也来到以色列犹太建国会档案馆，潜心研究关于著名的阿布拉瓦内尔的资料。阿布拉瓦内尔是一个与当时集体意见格格不入的反对者，这引起了本·古里安的愤怒，将其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阵营里驱逐了出去。档案馆的负责人告诉萨缪尔·阿什，他至少还要再等待40年，才能有机会看一眼关于“伊休夫”的讨论。就在这时，另一个主题跳入了他的脑海：耶稣和犹大。
因此，这本书又有了第三个故事，关于犹大的故事。
离开大学之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又研究了这个主题，研究了耶稣与犹太人关系的主题。他自己也是犹太人。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反而让他有了写一本书的想法。
当阿摩司·奥兹被问起如何产生了写这本书的灵感时，他回答说，他这一生都在用另一种方式思考着这个问题。宗教让他的书有了名字，最初也形成了书的主线，但这实际上并不是这本小说所涉猎的范围。每个人在读完这本小说时，几乎都忍不住想再读一遍。在这本小说里，各种主题交错复杂，凝聚成一股特殊的力量。
对话是小说的中心。这位24岁的小伙子，为了糊口，每天晚上都要来到这位卧床不起的老人家里。这位头发稀疏但又满腹智慧的老人，执着而又健谈，花钱让人来听他每天的闲扯，听他嘴里跳出的无数俏皮话，忍受他饱含哲理的滔滔不绝。这位年轻的寡妇用她自己的方式，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和规则以及自己的节奏来生活。他们一起喝着茶，吃着饭，用各自眼角互相窥视。时光在谈话中飞逝。所有深藏着的秘密最终重新浮出水面，缺陷、拒绝、痛苦、折磨、错误、失败，有的应该发生，有的正在萌芽，有的已经出现，有的早已被扼杀。
阿布拉瓦内尔先生这个人物以及他关于建立一个双国籍国家的疯狂想法，有可能会改变“伊休夫”的命运，改变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以及以色列的面貌。如果他孤独且不切实际的想法被更多的人听到，会发生什么？如果这个完全不可能的方案被采取了，如果独立声明是另一种声音，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在奥兹的书中，阿布拉瓦内尔是一个空想者。他的头脑中充斥着奇思怪想。但当我们看到作者将他塑造成这样的形象，我们就可以想象到，作者想借助这个人物形象来指出当下的失控，来指出不受他待见的政府的偏移。政府由于害怕背叛他们长久以来的偶像，一直停留在偶像们建立的原则上停滞不前。这样的原则，无论它是什么样子，都会带来一个与过去的异端派疯狂梦想相同的未来。
如果事情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如果在场的人成功劝服他们的主放弃了最后一次出行，如果犹大不那么令人信服，如果他不认为对主忠诚最好的方式是将其推向生命的终点，那么，在这次著名的最后晚餐中，还会发生什么？
因此，背叛成为书的主题。究竟是谁背叛了谁？
阿塔莉亚，为了不背叛在痛苦中死去的丈夫，不背叛那位终日沮丧的父亲，她拒绝生活，拒绝离开这座阴魂不散的房屋。萨缪尔，为了不背叛对他失望的父亲，不背叛拒绝了他的未婚妻，不背叛他年少时“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的扪心自问，他拒绝长大。
犹大背叛了耶稣，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相信他的信息，他想走到这场冒险的终点。
生活中能有什么办法不背叛一些人或一些事吗？生活中，是否有一种办法，可以让我们不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就可以继续前行？忠贞是否意味着偶尔也不需要放弃我们所坚持的东西？
奥兹说，有时（不是总是，是有时）我们嘲笑叛徒的品质，其实他是一个有勇气去改变的人。当回顾过去一个世纪中名垂青史的人物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可以理直气壮地面对来自对手的侮辱。当丘吉尔推动大英帝国的非殖民化时，当戴高乐开始投身北非人民的反殖民斗争时，当本·古里安接受分治时，当贝京为了埃及的利益而撤出西奈时，当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时，当拉宾签署《奥斯陆协议》时，当沙龙决定退出加沙地带时，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终结时……
很长时间以来，被背叛的忠贞这个主题都是阿摩司·奥兹作品的中心。通过犹大这个人物形象，他想让我们思考这个主题。过度的忠贞会让我们迷失了自己。偶尔地选择自我解脱是为了能更加不受约束。对自己或者别人许下的誓言有时会束缚我们，让我们无法再成为自己。所有我们挣扎而做的微小放弃都是为了不会否认曾经的自己。
我们可以因为过度爱慕而背叛。我们可以因为疏忽而背叛。我们可以因为错误而背叛。我们也可以因为不伤害所爱的众人而背叛他的偶像。我们同样也可以因为忠于内心最深处所坚守的东西而背叛。
我们的孩子被抢走了
2015年4月22日独立日。“位智”的发明者、拥有信息学及哲学双学位的年轻人在赫兹山上点燃了火炬。
技术创新是以色列建国67周年活动的亮点，因为被选去参加在赫兹山上点燃火炬的传统仪式的人物中，有很多人都通过自己的发明改变了以色列居民甚至全世界人民的生活。
尤其是埃胡德·沙卜泰。他是GPS导航应用软件“位智”的创立者之一。他的故事值得一提。
起初，他是一个居住在位于特拉维夫郊区城市赖阿南纳的年轻人。他的方向感特别不好。他在特拉维夫大学获得了信息科学和哲学双学位。但他是一个急脾气的小伙子。他不安于现状，想从以色列的某地去往某地而不求助于路人。他的女朋友给了他一个GPS导航仪。他有点生气，因为这并不能很快回应他的需求，并且也存在一些“盲角”。因此，他开始仔细绘制全国的地图。起初他是孤身奋战，后来1500个司机也一起加入了他的工作。
短短四年，他的创业公司就成功起步，最初非常私人化和业余化。他的初衷是设计一个能够定位以色列公路上所有雷达测速点的应用软件。后来，在两位企业家乌里·莱文与阿米尔·希那尔的参与下，埃胡德·沙卜泰与他的团队进一步研发了应用软件，以帮助缓解交通拥堵问题，让使用者依靠自己绘制的地图来避免交通问题。
通过精心的设计，他的想法很快就实现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彻底改变了以色列司机们的生活。2013年6月，在被谷歌以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之后，它开始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使用者的目光。
现在，“位智”已经成为以色列司机们常用的工具之一。“营销信息系统”公司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以色列司机正在使用这个软件。
“位智”也因此成为大学研究的主题。隶属于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的“德国电信”研究室及信息工程系的研究人员通过回顾“位智”软件提供的一个月的数据，研究了地理定位软件对交通安全的影响。他们得出的结论是：GPS提供的服务可以在预防交通事故方面发挥作用。
“位智”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拥有了超过7000万的用户，成为以色列在新技术领域里的一项标志性成果。但这并不是唯一一个。
其他可以与埃胡德·沙卜泰相提并论的伟大发明者中，还有丹尼·高德——反导弹系统“铁穹”的发明者。“铁穹”可以帮助以色列平民防御火箭弹的袭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玛尔塔·魏因施托克-罗森（Marta Weinstock-Rosin）教授，她发明了一种名为“Exelon”的药，能有效延缓阿尔茨海默症的发展；加希里埃尔·伊詹（Gabriel Idan），他发明了一种可以让患者吞下去的微型照相机；还有拉菲·梅侯达（Rafi Mehoudar），灌溉领域的工程师，他的发明帮助以色列以及发展中国家更好地保存水源。
埃胡德·沙卜泰在世界技术领域内非常有名。他是移动通信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十大企业家之一。
被谷歌收购之后，“位智”的主要合伙人之一乌里·莱文在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年轻学生们面前，表达了他的内心想法：“我们心中五味杂陈。一方面，我们成为很多创新企业的典范。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孩子被人抢走了。”
他向立志于从事技术创新事业的年轻人发起呼吁：
永远不要放弃你们的梦想。我要对所有拥有梦想的人说：去实现你的梦想吧！梦想是你们所热爱的，也是推动你们前进的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想要改变世界的欲望。
希伯来语的《古兰经》
2016年3月4日。第一次由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翻译的希伯来语《古兰经》问世。
报纸用整页的版面报道了一个惊天消息：由一位阿拉伯裔以色列人苏卜希·阿杜伊翻译的希伯来语《古兰经》问世。这史无前例。我们也知道，这是《古兰经》自当代以来第三次被翻译成希伯来语。在中世纪安达卢西亚时期，犹太人阅读着阿拉伯语的《古兰经》，偶尔用希伯来语字母标注。17～18世纪也有一些翻译成希伯来语的版本，但并不是直接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的，都是自意大利语或荷兰语翻译而成。19世纪，也有一些从阿拉伯语翻译的版本出现。但是一直到1936年，才诞生了第一部由伊斯兰教研究专家约瑟夫·里夫林翻译的现代希伯来语的《古兰经》。以色列著名诗人海姆·纳曼·比尔利克是这本《古兰经》的编辑，但在这本书问世时，他已经离世。
约瑟夫·里夫林是以色列现任总统鲁文·里夫林的父亲。他认为，以色列现任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父亲是一名研究中世纪基督教的专家，撰写了很多关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著作；而他自己，现任总统的父亲，为伊斯兰教做着贡献，他对此非常高兴。
第二本现代希伯来语的《古兰经》诞生于2005年，由特拉维夫大学阿拉伯及伊斯兰教研究系的阿拉伯语教师乌里·鲁宾完成。他一直在钻研穆斯林传统以及《古兰经》释义。他的翻译非常忠于原文。他说，他想用一种现代的语言让《古兰经》能被更广泛的大众所接受。
我的目标是展示穆斯林——非东方研究专家——阅读《古兰经》的方式。在每一页的页脚我也加入了注释，以便解释某一个特定的句子中有可能引发不同阐释的不同观点，以此来呼应古典伊斯兰教的注释中可能会提出的阐释。
他是如何做到的？他是逐字逐句、一以贯之地翻译吗？乌里·鲁宾坦承，他是从结尾开始的。“结尾的篇章是最短的，从诗歌角度来说也是最凝练的。我从结尾开始，一章章地往前翻译，一直到最平淡无奇的第一章。”徜徉于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之间，徜徉于《圣经》与《古兰经》之间，他能自如地应付吗？
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都是闪语族，这就赋予了译者将《古兰经》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可能性。阿拉伯语与希伯来语有相同的词源、相同的表达法以及相同的习语，这就让翻译更加容易。《古兰经》谈到了创世纪的神圣时期，里面也有亚伯拉罕以及从以撒到耶稣等以色列先知的故事，关于《圣经》的东西在很多篇章中比比皆是。在这些章节中，我运用了《圣经》里的习惯用法，尤其是先知们的称呼。《古兰经》给先知们起了阿拉伯语的名字，比如说“穆萨”和“伊萨”。我保留了这些名字在《圣经》里的称呼：摩西、约书亚。我也保留了圣经中对主的称呼“以罗欣”。《古兰经》将主称为“安拉”，但在当今社会，“安拉”只被穆斯林使用。在《古兰经》里，安拉是犹太人和基督徒共同膜拜的普世的主。这也是为什么我保留了“以罗欣”这个名字，以忠于《古兰经》所要传递的信息，安拉是所有人的主。
《古兰经》最近一次被翻译成希伯来语是由一位穆斯林实现的。尽管它的目标受众主要是以色列人，但它的编辑是约旦人，出版社也位于安曼。苏卜希·阿杜伊在加利利的一个村庄里教书。他自诩“一个没有政治派别的信徒”。40多年来，他一直在以色列阿拉伯地区的学校里教授阿拉伯语及希伯来语。
伊斯兰国的所作所为并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教规，这是反人类罪。《古兰经》里并没有去屠杀在巴黎公园里散步的平民和孩子的圣训。这在《古兰经》里一点儿也站不住脚。
新版本的突出之处在于，与前两个版本不同，这个版本的翻译没有评论。苏卜希·阿杜伊强调，在《古兰经》的114章中，有51章谈到了犹太人，谈及基督徒的篇章数目也大致如此。苏卜希·阿杜伊认为，一些评论会被认为是“扭曲”了信息的本意。
在这本译作的主体中，阿杜伊努力去避免所有的解释。但这是否可能？这是读者所希望的吗？这是否能产生一个更广泛的受众群体？这无法确定。专家们对此积极欢迎，但公众对此持保留态度。
陨灭的星星
2016年4月19日。以色列电影明星萝妮·艾卡贝兹逝世。
她在戛纳电影节上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罗蕾特·蒙康杜伊一直沉浸在她这位挚友逝去的悲伤中。她流着眼泪，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她的资料、事迹以及照片。法国国家影视中心也向她表达了哀悼。文化部部长奥德蕾·阿祖莱追忆这位光彩四射的女演员，“远看令人敬畏，但走近她时就会发现，她是如此富有魅力”。她说：“法兰西接纳了她。她是法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一座桥梁。”法国这个“电影的国度”也向这位伟大的女性致敬：她热爱她的职业，严格要求自己，也有着过人的才能。
人们播放了她的电影《诉讼》。这是一部不可错过的好电影。一个禁止旁听的诉讼，担负了来自电影自身以及以色列国家的压力。在这个关于“犹太式离婚”的剧情中，她面对法官，慢慢地散开头发，以表示对法官的对抗。这个情景令观众记忆犹新，似乎也是她真实自我的表现，不屈服、叛逆、活力四射！
我珍藏着很多次与萝妮见面的回忆。最初是在拉齐文化艺术中心。她来到巴黎，人生地不熟，但她渴望着征服，渴望着成功，渴望着成为大人物。她没有选择自甘平庸。每天晚上，她都会来跟我们谈笑风生。她特别自律，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即将由她在阿维尼翁剧院扮演的玛莎·葛兰姆的台词，呕心沥血，字斟句酌，每一个场景都不放过。但令我们惊讶的是，她紧张、焦虑、饱受折磨，但又总是那么平静。最近一次与她见面时，她正在巴黎，陪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一个弟弟，著名的科学家、研究干细胞的专家，她想为他的研究提供支持。她非常高兴能与她的一个弟弟重逢，她认为他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都怀着对崇高职业的敬意，献身同样的追求中。她对我们说，电影对她来说不是年轻小女孩的梦想。“在这个世界中，生活用这么强大的力量历练着我。我认为这无关运气。关于我的，都已经表明！”我还记得与她的一次通话。她的声音嘶哑却又动人。最后的一段时间，她的微笑略带悲伤，也没有了最初那些开朗的笑声。她悄悄地从高峰隐退，不让公众对一直缠绕着她、最终打败了她的痛苦有所猜忌。
她演过玛莎·葛兰姆，病怏怏的，嗜酒如命；演过薇薇安娜·阿姆萨勒姆，一个自由固执的女人；在《迟婚有罪》里，她扮演一位离婚的母亲，一个激情十足的情人；在《我的宝藏》里，她扮演一位17岁少女的妓女母亲；在《乐队来访》里，她扮演一位酒吧的老板娘。她一直在扮演各种性格的女性，一直在不断拷问着以色列社会的父权至上、迂腐以及沉重……
对她来说，法国是她的第二个出生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她抵达了法国，在阳光剧团实习，随阿维尼翁剧团巡演，后来开始与著名的人物一同演戏。安德烈·希泰内、芬妮·亚当、凯瑟琳·德纳芙、帕斯卡尔·艾勒柏、布丽奇特·赛……她计划出演玛丽娅·卡拉丝，这应该是她的最后一个角色。这也是一位与她非常相像的女性，炽热、光辉四射。她的生命也同她的一样短暂。
将她的名字与蓬勃发展的以色列电影的复兴联系在一起，这是何等的荣耀！还有谁能担负此盛名？她是以色列电影复兴的象征。以色列电影将继续沿着她的足迹前进，毋庸置疑。但以色列电影自此不再会有其他任何人，能够表现出比她更好的东西。这种夹杂着感激、深刻与失礼的特殊情感，只属于她一个人。
嘎嘎先生
2016年6月1日。一部关于舞蹈编导欧汉·纳哈林及巴希瓦舞蹈团的纪录片登上影院的屏幕。
巴希瓦舞蹈团是一家现代舞与当代舞公司，1964年由玛莎·葛兰姆在罗斯契德·巴希瓦的帮助下成立，因此它也以罗斯契德·巴希瓦的名字命名。自1990年以来，舞蹈团的艺术总监一直由欧汉·哈纳林担任。欧汉·纳哈林是当今以色列最著名、最本土的舞蹈编导。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舞蹈编导，尤其是在他的朋友托默·贺曼拍摄了一部关于他的电影纪录片之后。
他的经历非常特殊。他发明了一种世界性的肢体语言，不仅面向专业的舞者，也面向公众。这是一种舞蹈编排的运动，他称之为“嘎嘎舞”。“嘎嘎”就像一个婴儿最初的语言，更确切地说，他想让人们感觉到肢体在说话，就像一个婴儿在牙牙学语。
这部影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无论对艺术，还是对政治立场都十分苛刻的、激情澎湃的男人。他的言辞激烈和风趣幽默众人皆知。1998年以色列建国50周年时，他被邀请去为官方的庆祝活动举办一场演出。当时，为了不引起正统犹太教众们的愤怒，他被要求修改舞蹈演员们脱去衣服的场景。他当即递交了辞呈，这一举动也获得了力挺他的公众的支持。
通过托默·贺曼的“纪录片”，我们看到了欧汉·纳哈林的青春以及他职业的成长历程、他在基布兹的童年时光，还有他创造力的发展。这部影片很快就被大众所追捧。像学习瑜伽一样，很多人开始去学习他的嘎嘎舞。
他本身就接受了迟到的神召。22岁服完兵役之后，他才开始学习舞蹈，但他很快就展现出舞蹈方面的才能，这让他得以在美国落脚，加入了玛莎·葛兰姆以及贝嘉·洛桑的舞团。同时，他也梦想着成立自己的舞团。他回到了以色列，开始领导巴希瓦舞蹈公司。
实际上，他对舞蹈的兴趣很早就萌发了。他有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身体羸弱的弟弟。只有祖母为他跳舞时，他才能从自我封闭中走出来。在他们的祖母去世之后，纳哈林认为自己应该接替她的角色。这也是他的性格和爱好形成的原因。
这部影片同样也讲述了舞蹈的创作，展示了纳哈林与他的舞蹈演员们严格却又灵活的合作方式。在影片的开头，我们看到了正处于工作状态中的他。他正在教一个年轻的女舞蹈演员如何更好地摔倒，如何重重地摔倒在地但同时又能摔得优雅，如何能够故意摔倒却又表现得很自然。
素食者的应许之地
2017年5月8日。特拉维夫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素食城市之一。
英国《卫报》公布了一个名单，特拉维夫被列为素食者们最青睐的十大城市之一。国民美食法拉费、作为前菜的胡姆斯（鹰嘴豆酱）、素食沙威玛（不少餐厅都提供素食。特拉维夫大约有200家完全素食的餐厅，其余的餐厅里，10%的餐厅都会提供含有1/4素食的菜单）。这座“不眠之城”被评为世界上最“素食友好”的城市之一，这并不意外。其他城市包括突尼斯、柏林、赫尔辛基、米卢兹、伦敦、温哥华以及旧金山。
每年9月，特拉维夫都会举办素食节，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素食节之一。
5%的以色列人是纯素食主义者，这也说明以色列人均素食者的人数在世界上居于前列。
很多年前，纯素食主义就开始在以色列兴起。2014年12月，在几名军队的士兵要求军队提供素食之后，纯素食主义更是得到了飞速发展。
就新教徒、不信教的人及对纯素食主义一无所知的人而言，这样解释会更加清楚：纯素食主义是素食者食物准则的升级。纯素食主义排斥一切动物来源的食物，也就是说，没有肉，没有鱼，没有奶，没有蛋，也没有蜂蜜。
让以色列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素食之国的趋势从何而来？为什么素食者越来越多（以色列有近50万素食者）？为什么纯素食主义开始蓬勃发展？为什么人们可以在超市里发现越来越多的肉类替代品，如豆腐、小麦蛋白等？
在所有纯素食主义的先驱者之中，有一些人是纯素食主义的坚定卫士。例如泰勒·吉尔博亚，她深入一些屠宰场，向公众展示了所拍到的东西。2014年夏天，在加沙战争时期，她参加了一个真人秀电视节目《老大哥》。这个电视节目很受欢迎，但也饱受争议。公众对这个电视节目的关注度很高。几个月的黄金时间都在传播纯素食主义，这让几百万观众顿时醒悟。在泰勒·吉尔博亚的影响下，这个节目60%的观众因此而改变了饮食习惯。
这场运动的起源，本质是揭露对动物的伤害。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还有其他的因素。对一些观察者来说，让纯素食主义在以色列被广泛接受的是创新。没有什么根深蒂固的传统烹饪方式，美食也在飞快地发展。纯素食主义符合犹太教的洁食原则。归根到底，犹太教也要求人们善待动物。
对很多适应了素食原则的人来说，善待动物的举动同样也是伦理道德的根本要求。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纯素食主义逐渐也在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之间占据了一席之地。
2013年，以色列加入了国际社会发起的“周一无肉”运动。甚至连内塔尼亚胡总理也参加了这场运动。每逢周一，他都不再给他的宾客们提供肉食。
如果我忘了你
2017年12月6日。华盛顿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
这一天难以去回忆。原因是，在我们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还没有人能够去衡量这一天在历史上的分量及其带来的后果。
接下来的岁月里，如果发生了一系列意料之中的动作、不谋而合的愤怒、政治集团的利益考量以及尴尬的沉默而必须重新组局时，那都是唐纳德·特朗普“耶路撒冷宣言”的真正影响。
这是在以色列建国70周年以及新年的前几天。在一次白宫的正式发言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站在乔治·华盛顿的画像前，站在他的演讲桌前，隆重的宣布：“是时候正式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了。”这标志着他愿意承认简单的“现实”、希望不再违背美国20多年来的一项法案。1995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要求美国务院把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
可以说，四海之内皆认为美国的这项决定非常突然，毫无逻辑，无视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反应。我们可以说，特朗普宣布这一决定的时机并不适宜，当时以色列正处于亲近一些反伊朗阵营的国家及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微妙进程中。我们也完全可以认为，这样的决定招致了非常严厉的反对，有可能会导致美国被孤立，更不用提以色列了。从外交方面来说，这并不是一项成功之举。众所周知，这座圣城是一座具有多重特征以及复杂特性的城市，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故事，美国人不应该去打乱这个脆弱的平衡。我们甚至可以质疑这些别有用心的动机、亲近福音派选民的动作（福音派选民认为，未来，只有在所有犹太人民返回耶稣许给亚伯拉罕的这片古老应许之地时，耶稣才会回到他的出生地）、对局势的插手、对媒体的恶意攻击、想对全世界行善的美国总统的突然转向。最终，人们认为这项决定是恣意妄为，是无稽之谈，是挑衅，是即兴而发——甚至他对着电子提词机读出来的发言稿，都被认为是相机而作，是为了避免扼杀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所有谈判机会，其中也包括东耶路撒冷问题。这一切都很容易理解，也应该在考虑之中。
但有一件事，如果我们只是对关于宗教的历史、这片区域的历史一知半解甚至完全没有涉猎，那我们就不会做出理性的分析。也就是说，简单地将这个决定概括为“历史错误”，换言之，这并不是政治错误，不是战略失误，不是机会主义错误，而是违背历史的主张。任何一个熟知历史的人，哪怕胸怀一丝丝的善意，都不得不承认，只有犹太民族才将耶路撒冷当成他们的首都。
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大卫王从耶布斯人手中夺取一小块村庄土地，将其建成以色列的首都，他的儿子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圣殿。从那时起，耶路撒冷就经历了无数次的兴衰，接二连三地被攻占。但从来没有人（除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的一些人）对耶路撒冷是犹太民族的中心提出质疑。
但当特朗普宣布他的决定后，以色列心态之复杂令人惊讶。有人满意，有人感激，有人担忧。
满意，是因为一个自诞生之日起，就在苦苦挣扎，为了让全世界承认其合法性的国家，无法漠视这样一个对其所选择的首都表示认可的言论。
感激，是因为40多年来所有美国总统的竞选人、所有当选的美国总统所做出的承诺终于被付诸实现。美国国会一项年复一年推迟的决定终于被实现。
担忧，是因为特朗普的决定并不能改变地缘政治局势，也不能消除大部分伊斯兰世界的反对——尽管一些沙特阿拉伯评论者认为，根据《古兰经》里的一些说法，耶路撒冷也是犹太人的圣城；甚至，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也谨慎地拒绝对特朗普的决定做过多反应，仅限于对特朗普的发言表示“遗憾”。
有人认为，最终我们会从特朗普身上发现，该发生的总会发生。但在这场闹剧中，难道人们没有又一次亲眼看到以色列的动荡不安、孤立无援和脆弱不堪吗？
因此，特朗普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什么？美国这个世界警察，公开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很快所有人就会联合起来共同发声：赶快闭上你的嘴！但耶路撒冷已经是以色列的首都！美国只是肯定了一个实体国家而已。但这足以唤醒人们的思想。当然，根据似乎已经确立的国际共识，耶路撒冷也注定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然而，谁能阻挡这一切的发生呢？
只要这些动机被排除，只要这些符合大众口味的言论让位于常识，我们就有可能认清现实。
现实是今天所有的国家都承认以色列对西耶路撒冷的主权。从那时起，一个国家选择哪座城市作为她的首都，标志着其重要性在哪里，它会如何影响谈判的未来。
现实是以色列所有的民主中心机构、所有的标志性建筑（议会大厦、政府大楼、最高法院）都设立在耶路撒冷，所有的官方接待都在耶路撒冷进行。应该继续这样，为了避免触及这样或那样的敏感神经，应该陆续用特拉维夫来替代耶路撒冷，这是多么荒唐的想法！
最后，现实是耶路撒冷在时光流逝中的始终如一，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精神或者情感的角度。让我们暂时忘了美国总统，来回忆一下夏多布里昂在《从巴黎到耶路撒冷》一书里所写的吧：
5000年前他们所做的，这个民族现在依然在做。这个民族见证了耶路撒冷的17次毁灭，但没有什么能让他们丧失勇气：什么都无法阻挡他们遥望着锡安山。
就在特朗普宣布其决定的那一周，我们得知，为纪念吉诺·巴塔利，环意自行车赛将于5月4日在耶路撒冷拉开帷幕。吉诺·巴塔利于2003年被以色列追认为“国际义人”（见阿尔伯特·托斯卡诺《一辆反抗纳粹暴行的自行车——冠军吉诺·巴塔利不可思议的命运》，2018年，阿尔芒·柯林出版社）。
人口方程式
2018年1月1日。以色列人口达到870万。据预测，2050年以色列人口将会超过1200万。
1898年，历史学家、人口学家西蒙·多布诺夫预测，2000年将会有50万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1944年，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创建人罗伯特·邦奇教授预测，2001年以色列将会有230万犹太人。
这两项数据都没有太大的偏差。人口的演变并没有像以色列建国前人们所担忧的那样发展。人口一直被视为对以色列的威胁，而且这种威胁持续了很长时间。近年来，这种威胁开始转变为以色列的王牌。
2017年年初，以色列人口达到810万。根据联合国的一项预测，到2050年，以色列人口将达到1200万。这些数据是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鲁特和诺加·柯南共同撰写的《以色列：一个成功的故事》（Kinneret-Zemora Beitan出版社，2017年）一书里提供的。两位作者认为，以色列是经合组织成员中人口最年轻的国家，平均年龄只有30岁，而经合组织成员人口的平均年龄是42岁（日本是48岁，德国是47岁，欧盟是44岁，美国是39岁。数据来源于2015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对世界人口的预测）。
以色列人口的出生率是3.1%，这方面仍然超过了经合组织所有国家2.2%的比例。
阿拉伯裔与德鲁兹裔人口占以色列人口的20%。信教人口，即所谓的“哈雷迪”或极端正统犹太教派占以色列人口的10%。在这两个方面，两位作者非常乐观，一方面他们看到了出生率的降低，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对国家经济生活的逐渐融入（受互联网、智能手机以及维基百科的影响）。这些现象有待观察。
移民曾经是，现在也是全球人口增长和形成的关键性因素（两位作者认为移民很容易：“无论你在一个城市或另外一个国家说什么语言，你永远都能找到与你说同样语言的人。”）在以色列建国初期，始自欧洲以及一些伊斯兰国家尤其是北非的“阿利亚运动”，让以色列人口翻了一番。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以色列增加了240万移民，现在总共有310万移民。近五年来，“阿利亚运动”每年为以色列带来2万移民。现在，移民主要来自俄罗斯、其他独联体国家和法国。2015年，来自美国的犹太人翻了三番。
赛尔基恩·德拉·潘格拉教授是世界犹太人口研究专家、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当代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他认为，公元1000年，全世界共有100万犹太人。2014年年初，犹太人——根据《哈拉卡》的定义，母亲为犹太人的犹太人——人口达到了1200万。如果我们连父亲是犹太人的孩子也计算在内，这个数字将会达到1720万。如果将第三代也包含在内（《回归法》所坚持的准则），这个数目将会超过2930万。
赛尔基恩教授认为，如果1939年至1945年的犹太人大屠杀没有大规模地减少犹太人的人口，这个数目将会达到32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