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皇帝大传（出版书）》
作者：郭厚安
简介：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从洪武元年（1368）建立，到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共跨时276年。其盛世之态、激昂江山，其纵横壮举、鸿猷远略，足以令后世感慨万千。作者通过这本传记反映出弘治年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以及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这个时期历史发展的脉络，反映出弘治朝在整个明代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弘治皇帝朱祐樘，明朝第九任皇帝。他十八岁即位，在位十八年之后去世。生活在明中期的他虽不是昏庸之辈，但也决非英明之君，他能博得后人[中兴]之主的美誉，实在值得深思。比较而言，他是明代一位中规中矩的皇帝。他对宦官的庇护和纵容，对道教的迷恋和放任，都令后世慨叹。所谓[勤政亲贤]的表象背后隐藏的却是复杂的社会矛盾，危机正在潜滋暗长……
写在书前
十几年前我读大学本科时，有一次同李洵先生谈起明武宗，觉得这个人荒唐得出奇，皇帝不像皇帝。李先生却认为明武宗的行为虽然有些病态，但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贵族阶级没什么出路、无所作为的一种心态，并说有机会要为明武宗写传。当时我对李先生的话似懂非懂，只是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将明代那些荒唐成性的帝王一一写出传记，会是什么样呢？大学毕业以后跟李洵先生读研究生，这种念头更强烈了。后来我被分配到出版社工作，真正有机会实现当初的想法。
明史是建国后研究较为薄弱的领域，由于种种原因，人们的研究只是相对集中在朱元璋、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战争以及郑和下西洋、戚继光抗倭、资本主义萌芽等有关问题上，对整个明代社会的发展变化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对明代的帝王则更缺乏研究。“文革”结束以后，许多历史领域的研究工作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如清史),而明史研究则仍然差距较大，相对落后了。许多学者力求迎头赶上，我也想凑个热闹。明史有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也有许多可以研究写作的选题，但出版社不同于科研单位，可以随意选定研究题目，而必须考虑到广大读者的社会需要，考虑到书稿的经济效益。制订什么样的选题，才能既有利于明史研究、又能满足广大读者的社会需要呢？想来想去，我觉得以前给帝王写传的想法可以一试。帝王不同于平民百姓，他们的活动是和整个时代、国家、王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中国古代以人治为主的社会里，帝王的活动更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帝王都是人，同样有人的特性，只是社会环境和某些遗传因素使帝王成为不同常人的人，使他们在自己的舞台上演出了许多生动而丰富的人生戏剧。将这些帝王的传记写出来，不是可以献给读者一套好书吗？即使传记写得不成熟，让明史界的学者们挑毛病，不是也能以此来推动明史研究的发展吗？主意打定，我便着手落实了各位帝王的作者。
起初的想法，只是将明代那些从前研究较少、但又确有生动事迹的帝王们写出来，如武宗、神宗等人，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人物的事迹需要向人们介绍，另一方面出版社也不想一下子推出整个明代的帝王传记，因此选择的传主并不全。后来我听从了一些师长们的建议，认为建国后还没有一套整个明朝的帝王传记，何不借此机会出全了呢？于是我先后确定了十几位明代帝王的作者人选。中间由于作者自身情况的变化，撰写的人物和作者人选也随之略有变化和调整，最后确定为：李洵先生写正德，林延清先生写嘉靖，赵毅、罗冬阳兄写正统，张德信先生、谭天星兄写崇祯，林金树先生、高寿仙兄写天启，吕景琳先生写洪武，毛佩琦先生写永乐，郭厚安先生写弘治，方志远兄写成化，曹国庆兄写万历，我自己写宣德，张显清、南炳文、张德信等先生曾推荐了上述许多作者。整个组稿过程几经折腾，直到93年年中才最后完成。
从89年年底到93年近四年的时间里，虽然社里换了三届领导，但历届领导都对“明帝列传”这一选题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使这套书得以顺利问世。
在我提出撰写和出版“明帝列传”的设想，制订整个方案的过程中，曾经向明史界的许多师长们请教、咨询，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我的设想和方案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并最终得以付诸实施。这一过程中，李洵先生、韦庆远先生等一大批师长和作者们，经常就一些重要而具体的问题提出各种意见，使我在工作上和见识上都大开眼界，受益非浅。自己觉得虽然学过明史专业，但对明史有如此广泛深入的学习和了解，还是在毕业后的这段工作中。
组织撰写这套书，有几个有利条件，一是明代的帝王确实有许多生动精彩的事迹可写，以前人们只知道清代的帝王事迹吸引人，不太了解明帝同样也有吸引人的事迹，其生动的程度决不下于清帝；二是有一批多年研究明史、思想开放、功力较深的作者群体，其中许多人是中青年学者，我对这些师长们大部分都有所了解和接触；三是明史的研究专著虽然不多，但却有《万历十五年》、《朱元璋传》、《张居正大传》、《明代的宦官和宫廷》等一些水平和档次都很高的优秀传记著作，完全可以作为“明帝列传”的参考书目。根据这些条件，我提出了撰写“明帝列传”的基本方案：
第一，采用开放的深刻的指导思想来写每一位帝王，力求打破从前那种旧式理论束缚下僵化、呆板的写法，十一种书不强求一致，尽量发挥每位作者的理论水平和艺术才能；
第二，传记就是传记，要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写出这个人物思想上和活动上的时代特征，写活的东西，尤其是要力求写明帝王的人性与封建环境、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冲突，将人物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去写，写得深刻，令人回味。而决不能写成某个帝王在位时期的简单历史，更不能写成与时代相脱节的个人活动史；
第三，语言尽量采用平实晓畅的白话文，力求生动活泼、通俗易懂，避免为人讨厌的评论和文件式的说教语言，同时也避免长篇引用那些艰涩难懂的古文，尽量用普通话表述清楚，以便减少广大读者的阅读障碍。
这一方案得到了作者们的基本赞同。尽管时间很仓促，但许多作者都尽自身的最大努力去完成传记，许多提纲都是反复推敲，几易其稿，在写作过程中仍然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作品。因此可以说，从作者的整体水平和撰写方案来看，“明帝列传”的起点是较高的。
有人问我，你搞的“帝王传”是学术著作呢，还是历史小说呢？我说，两者都有，比以前的学术著作通俗、生动，比流行的历史小说丰富、真实。一句话，是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物传记。至于究竟能达到什么水平，我和作者们只有各尽所能了。
一套好书，除了内容之外，还必须有与内容相一致的精美装帧。为此我同有关同志一道，想方设法进行全书的整体设计。社科院的王熹同志弄到一张《明帝出警图》的长卷图片，负责封面设计的同志决定采用其中的各个部分作为每种传记的封面，这样一套书平摊起来，便是一幅完整的《明帝出警图》了。图中展示的明帝围猎、出游等各种场面，既与传记的内容相吻合，又对读者有吸引力，显得豪华气派，典雅考究。许多人都对这一设计较为满意。封面的书名，听从了作者们的意见，取为年号加“皇帝大传”,听起来较为赫亮。与此相配，封面的书名我决定选用书法题字，而不用印刷体。字迹要潇洒而大器，舒展而有气势，经过多次筛选，最后选中了吕如雄先生的书法手迹，有时一个字写许多次，美术编辑又多次排列组合，才完成整个封面的设计。
为了增加这套书的观赏和收藏价值，我曾托人多方收集有关明代帝王的图片资料。王熹兄为本书奉献出了自己积累多年的图片资料，张德信、赵毅、罗冬阳诸位作者也提供了一些图片；经南炳文先生介绍，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刘如仲、李泽奉先生为这套书提供了许多十分珍贵的图片，其中有些是从未发表过的。经过多次认真筛选，我为每种传记配置了大量的图片资料，包括帝王、后妃、重臣的图片，帝王的用具、手迹、陵墓的照片，后人描写明帝活动的有关画卷等等，力求达到图文并茂，使读者可以通过图片和文字来感受几百年前的那个时代。
十一种传记完稿之后，作为责任编辑，每种书稿我都从头至尾仔细拜读一遍，尽管书稿的风格不一样，水平也不尽相同，但每种书都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皇帝和那个时代，许多传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玩童兼傀偶皇帝朱由校，战俘兼囚徒皇帝朱祁镇，荒唐好动的朱厚照，雄猜残暴的朱元璋……我是这套书的第一个读者，有幸快目先睹了每种传记，什么时候回忆起来眼前都闪过许多凌乱而生动的历史画面。我相信别的读者也和我一样，读了这套书不至于有后悔的感觉。
组织撰写和出版“明帝列传”,是一项颇为庞杂的大工程，除了我和作者之外，社里的校对、版式、出版、发行、宣传人员都为这套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许多人是放下手里的急活优先处理这套书的。令人感动的是，包括装帧设计和书名题字在内的各个环节的有关人员，都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很高的标准来对待这套书，尽量发挥各自的才能，来保证和提高这套书的质量，和我一样全力投入，将这套书当成自己的优秀作品。我和作者一样感谢他们，他们也和我一样感谢作者，感谢为本书提供图片、提供有益帮助的人们。
编辑和出版“明帝列传”的整个过程颇为复杂，摊子大，头绪多，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努力和代价，我将这一切简略而胡乱地写出来，算是对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们有个交待，取题为“写在书前”。
赵中男
1994年5月10日
前 言
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孝宗朱祐樘登上了皇帝宝座，以明年为弘治元年。此时上距明王朝的建立，已整整过了120年。明朝的国势，到此究竟怎么样了？弘治皇帝应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这就是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把帝王将相赶出历史舞台的说法甚嚣尘上。于是对他们的是非功过，很少去谈论。把问题绝对化，无疑是不恰当的。其实，我们在重视、强调客观规律以及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的同时，决不能忽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在其著名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书中指出：“如果说某些主观主义者因力求拚命抬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不肯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规律性的过程，那末现代某些反对主观主义者的人却就因力求拚命强调这种运动底规律性而显然决意要把历史是由人所创造，因此个人底活动在历史上不能不发生作用这一原理置之脑后了。”(着重点为原文所有)他在书中列举了诸如七年战争中，腓特烈第二只是因为布图林优柔寡断才得逃出窘境这样一些生动的事例，说明个人的作用，有时会对历史事件发生巨大的影响。个人、特别是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上所谓的奸臣、小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和否认，这是肯定的。至于帝王，特别是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帝王，他们对于促进或延缓历史进程的作用，则更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这是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本传传主弘治皇帝朱祐樘，也将为你证实这一点。
对弘治皇帝作出恰当的评价，是本书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弘治中兴”。其实并不存在“中兴”的问题。这是因为，明朝自英宗以后，即进入了中衰时期。成化年间，由于宪宗的荒诞不经，奸佞当道，群小横行无忌，以致社会矛盾颇为突出。弘治初年，迫于形势以及文武臣僚的殷切期望，朱祐樘对前朝的积弊，不得不进行适当的整饬。然而，其所采取的措施，力度既不大，时间也不长。所以，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仍然没有解决；明朝国势下滑的趋势依然没有停止；明王朝的统治在弘治年间并没有出现奇迹。当时的情况是，国势仍然在继续衰颓，尽管其进程显得比较缓慢。确切地说，表面上似乎还维持着升平景象，而实际上却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过去对弘治皇帝朱祐樘的评价甚高。有的说他是“圣主”,有的说他是“明君”,甚至认为他是三代以下少有的令主。应该说，这些评价并不符合实际，因而是很不确切的。我们认为，总的说来，在明代的十六帝中，孝宗朱祐樘虽然不能说是昏庸之辈，但也决非英明之君。他缺乏雄才大略，因而也就没有赫赫的文治武功。他以儒学为宗，恪守“敬天法祖”、“尊尊亲亲”的古训，这就使他很难清算其父宪宗的过错而改弦易辙，因为这是“彰先帝之过”；同时也使他很难冲破外戚、宗室的包围，而不充分满足他们的请乞，并不惜耗费人民的膏血去豢养这批害国害民的寄生虫。他兼治黄老，迷信神仙佛道，崇尚清静无为，心怀慈悲，因而苟且偷安，得过且过，一心只想作个“太平天子”。本来，当时的内阁、六部、都察院布列着一些很有才干、颇负时望的大臣，而此时明王朝与鞑靼、瓦剌等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都处于一种间歇期，并不激烈。按理说，在这种情况下，朱祐樘要导演一出有声有色的、威武雄壮的戏剧并不是不可能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个责任自然不在群臣身上。朱祐樘是责无旁贷的！由此可见，朱祐樘不过是一个不很好，也不很坏的“中主”而已。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隐恶扬善，是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而这种观念，在日常生活中，在评价人物时，已经成为一种牢固的、很难冲决的传统。很早以来，对于君主，特别是专制君主，那怕是昏君、暴君，死后也总能得个美谥，受到恭维。至于象明孝宗朱祐樘这样的皇帝，受到后世的赞颂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可以理解的并不都是正确的。
《明史》作者认为，在明代的十六帝中，除太祖、太宗以外，可以称道的就只有仁宗、宣宗与孝宗。这个看法应该说是可以接受的。宣宗以后的英宗、景帝、宪宗都存在严重的缺陷，英宗甚至弄到几乎倾覆宗社的地步。孝宗之后的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熹宗，更令人有每况愈下之感。所以比较起来，孝宗朱祐樘自然算是不错的。不过，这里有一个标准问题。朱祐樘只是比他前后的昏庸、狠戾或荒淫贪婪之君较好，犹如俗话说的“站在矮子当中高出一头”而已。如以一个君主应该有的气质、作风，以及应该尽的职责和可能完成的使命而言，则朱祐樘是很不合格的，或者说是不应该受到称颂的。
有的颂扬者只看表面现象，以为弘治年间“众正盈朝”,同时对内对外都无大的战事，似乎是太平盛世。因而比拟其时为开元，朱祐樘就好象唐玄宗。实际上，那些颇负时望的名臣并未受到朱祐樘应有的信任而充分发挥其作用。鞑靼、瓦剌、兀良哈等正是极衰之时，无力大举进攻，并不是朱祐樘有什么御敌良策。不是吗，面对弱小的敌人，他已经感到十分棘手，无能为力了。人民群众在赋重役繁、天灾频仍的情况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规模的人民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并不是朱祐樘有什么德泽，真的使老百姓安居乐业了。因此，弘治年间的所谓升平景象，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一种假象。只有透过表象，我们才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质。那种只根据表象就大加赞颂，是不妥当的，其颂词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还应注意的是，评价明代的君主，离开极端君主专制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便很难深入，很难把握人物的本质特征。弘治皇帝尽管不为已甚，对臣下较为宽容、温和，但他的血管里仍然流淌着朱元璋遗传下来的“代天理物”、“威柄自操”的极端君主专制的血液。“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锦衣玉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明代完全成为现实。因此，自朱元璋以下的明代诸帝，基本上形成了这样的性格特征：绝对地以自我为中心；他们不信任大臣，只相信宦官和近幸；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任何人也奈何不得；所有的臣民都是奴才，既是奴才，就只能“奉命唯谨”,只能毫无保留地奉献一切，不止土地财产，也包括生命。所有这些，就是他们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朱祐樘自然也不例外。然而，绝对的权威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导致背离常情的胡作非为，明代的大量事实为我证明了这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哪个皇帝多少表示出亲近大臣，或者偶尔采纳一点无损于自己和贵幸的意见，或者暂时减轻一点对老百姓的压榨，或者“减膳撤乐”,说上几句无关痛痒的自责的话，那自然要被臣下高呼“圣明”了。
弘治年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以及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自然与朱祐樘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我们想通过这本传记反映出这个时期历史发展的脉络，反映出弘治朝在整个明代历史上应有的地位。然而，传记应以传主为中心。就是说，《弘治皇帝大传》不应该成为断代史。所以，本书在取材方面是有所选择的，而选择的标准就是如何才能更好地突出传主的特点。有些问题虽然很重要，但与传主无关，因而只好摈弃了。比如王守仁的心学。尽管此时“王学”的先驱如吴与弼、陈献章、湛若水与娄谅等人的“静观涵养”,径求诸心，以自然为宗，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随处体认天理”等等思想学说已经颇为流行，且为不少人服膺了；而王守仁在弘治朝已入仕途，且深受上述诸人的影响；但是，毕竟“王学”的最终形成，还是在正德年间王守仁贬谪贵州龙场驿以后的事。再说，孝宗朱祐樘对心学既未倡导，也未压制，与陈献章、湛若水、王守仁等也无特殊的关系。因此，本书只好把这个问题留给下面的传记了。此外，历史是一个整体，不能割断。为了弄清楚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弄清弘治皇帝的统治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的，不得不追本溯源，联系弘治以前的历史。当然，我们注意了尽可能不使问题冗杂枝蔓。
如果弘治皇帝具有叱咤风云的雄才大略，创建了赫赫的文治武功；或者与此相反，荒淫腐朽、暴戾恣睢；那末，作为传记来说，都可能写得有声有色，吸引读者。遗憾的是，弘治皇帝既不是前者，也不属于后者，而是一个“中间人物”。因此，客观上给写好这本传记增加了困难；加上本人没有撰写传记的经验，缺少一支生花妙笔；效果自然是不会很理想的。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历史人物传记不是小说，不能夸张，更不能虚构，不能只顾以情节动人。我认为最主要的应该是真实。本书所述事实，都有根据。力求将当时实实在在的历史以及实实在在的弘治皇帝，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为了雅俗共赏，所以既注意内容的科学性，又力求提高其可读性。行文尽量通俗易懂，不以词害意，避免大量地引证原文，以免影响阅读。常用的参考书目，作为附录列在书后。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文中所涉及的专门术语和个别问题，作了必要的注释。
辽宁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的这套明代帝王传记，实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明史著作。可以肯定，它必将对明史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在历史科学园地里，也将是一朵奇葩。因此可以说，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同志们很有见地，对明史学界作出了有益的奉献。所以，当赵中男同志向我讲述了他们的构想并且热情地邀我撰写《弘治皇帝大传》时，我虽然有一定的困难，而且水平也有限，但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在撰写过程中，中男同志还不时地给我支持。再有，我已年近七旬，又羸弱多病，如果没有老伴陈志芬的细心关照，要完成任务也是有相当困难的。现在，当任务即将完成之际，不能不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关心和支持。
最后再说一句，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时间也紧迫，自觉本书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作者
1994年元月于西北师大
明代帝王系列传记
顾 问 韦庆远 李 洵
编 委 张显清 张德信 南炳文 赵中男
总策划 赵中男(以上各项均按姓氏笔画为序）
目 录
写在书前
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