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宪宗的荒怠
从朱祐樘立为太子到他继位的十来年间，正是明宪宗荒怠益甚，国是日非之时，这对成长中的储君，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
明宪宗朱见深，英宗朱祁镇长子。“土木之变”后，奉皇太后之命立为皇太子。景泰三年(1452年)废为沂王。英宗复辟后，于天顺元年(1457年)再次立为皇太子。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英宗去世后即位。即位后照例大赦天下，宣布免除明年田租三分之一；浙江、江西、福建、陕西、临清的镇守内外官以及诸边镇守内外官，凡是正统年间所没有的，通通撤销；派到少数民族地区去的使者以及缉事官校，一律召还。此外，他还上景帝尊号，承认其帝统。给于谦平反冤狱，肯定其御侮保国的功劳。由此可见，他在位的初年，还是做过若干值得称道之事的，至于所谓“蠲赋省刑，闻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复见”的说法，并不是事实，只能是史臣的谀词。
尽管宪宗曾经有过曲折的遭遇，而当时又值内忧外患，国运不佳之际，可是这些都没有激励他励精图治，相反地在即位不久便走上了荒怠的邪路。究其原因，主要是到了明代，封建地主阶级总的说来已经腐朽没落，作为这个阶级的总代表更是如此。就明王朝而言，此时已立国一百年，朱元璋为其子孙们建立的高度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经过明成祖朱棣的进一步完善，已十分稳固，只要这套体制能够正常运转，皇帝就可高枕无忧，尽情游乐，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再说，自“土木之变”后，瓦剌逐渐衰落了下去，鞑靼又还未强大到严重威胁明朝安全的程度；就国内而言，经过景泰、天顺年间的治理，虽说社会矛盾依然存在，而且有些方面还显得比较尖锐，但并未险象环生；成化初年虽曾发生过郧阳流民及广西大藤峡少数民族起义，但很快便被镇压了下去；因此，从表面看来，不免给人一种太平小康的感觉，宪宗也无须“居安思危”了。
虔诚地信奉佛教道教，是宪宗荒唐的突出表现。天顺八年六月，宪宗即位才数月，便应正一嗣教真人张元吉的请求，改封其为体玄悟法渊默静虚阐道弘化妙应大真人。成化四年(1468年)四月，封劄巴坚参为万行庄严功德最胜智慧圆明能仁感应显国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纲普济大智慧佛；?实巴为清修正觉妙济普慈护国衍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锁南坚参为静修弘善国师，端竹也失为净慈普济国师。当时，封号中最尊贵的是大慈法王，西天佛子，依次是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
这些僧道，深受宪宗的宠信，因而其服食器用，可与王者比拟。他们进出要乘棕舆，有仪仗前导，缙绅若在路上相遇要回避。每次入宫诵经念咒，总要得到丰厚的赠赐。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请乞土地，强占民田。少数僧道更是猎取高官，与群小为伍，害国残民，如江夏的僧继晓以秘术由宦官梁芳引进，授僧録司左觉义，再进右善世。①他成日引诱宪宗礼佛，修斋建醮。又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民居数百家，花费国帑数十万。宪宗先后赐给他美女十余人，金宝不知其数。成化二十年(1484年)十月，员外郎林俊上疏指出：“僧继晓以妖言蛊惑陛下，把有用的财物用来摘无益之事，工役不息，人们的怨恨与日俱增”,他认为应当将继晓斩首，向天下谢过。宪宗得疏，认为林俊在诽谤他，拟将其处死，以司礼监太监怀恩力争而未果。僧继晓则惧祸临头，请求归养其母，并乞空白度牒五百道，宪宗一一应允。
又如正一嗣教真人张元吉，凶暴贪淫，横霸一方。他或者以沙包压人致死，或者把人投入深渊，先后杀了40多人。再如道士邓常恩，由宦官陈喜引进，超擢为太常寺卿(正三品),专管祭祀礼乐之事。为了报答宪宗给他的殊荣，他诱使宪宗打破祭祀的常规，祭祀不在祀典的祠庙，以祈多福。当时，所有的名山以及镇海、镇渎诸祠，都设置石函一个，函的周边刻上符篆②,用以驱鬼，治病、降福；函中藏道经一卷并贮金银钱、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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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六品，为僧录司最高官员。
②因其笔熏像集字形状，故又叫符篆，云篆。
石及五谷。这种作法既荒诞不经，又浪费钱财。不仅如此，邓常恩还与李孜省相倚为奸，虽然其权宠都在孜省之下，但为害也不浅。
宠幸方士，是宪宗又一荒唐的表现。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当数李孜省。此人原为江西布政司的一个吏员，因枉法受赃，革职为民。当时因宪宗好方术，孜省乃学习五雷法，并与宦官梁芳、钱义等深相交结，以符篆、祈祷术进见。宪宗直接下诏命为太常寺丞(正六品),因言官反对，改为上林苑副监(正六品)。然而其宠幸却日甚一日，没过多久，便传旨升授为通政司右通政(正四品),赐予金冠一顶，法剑一柄，图书印二方：“忠贞和直”、“妙悟道玄”,有所奏请，盖上这个印章即达御前。这与仁宗、宣宗对待蹇义、夏原吉和内阁辅臣“三杨”的礼遇相同，其宠幸之深可以概见。孜省更频繁地进献淫邪方术以固宠。从成化十五年到二十三年的八年之间，孜省几经周折，宫至礼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俱正三品)。他恃恩骄恣，并与梁芳相勾结，表里为奸。凡敢于与他作对的，必定害之；凡与之臭味相投或依附于他的，必定袒护并荐拔之。而他所采用的手段就是扶鸾术，假借神仙之口，故其所言，没有不获准的。此外，他也间或密封推荐一些颇负时望的官员，如学士杨守陈，少詹事刘健，都御史李敏，吏部侍郎徐溥，学士倪岳，通政黄孔昭，右都御史余子俊等。于是，官僚的进退，多出其口，无人敢于说三道四的。
宪宗躲在深宫，迷恋神仙，祈求多福，长期不上朝，不见大臣。成化七年(1471年)十二月，大学士彭时，商辂等力请召见。宦官乃约定十五日于文华殿入见，告诫他们说，初次召见，情感未能融洽，不要多说，等以后再召见时详谈。临召见前，宦官又再次叮咛。及至相见，彭时说：“天变可畏。”①宪宗答道：“已知道了，你们要尽心辅导才是。”彭时又说：“昨日有御史上疏请减京官俸薪，此在文臣可，武臣不可，请仍依旧。”宪宗当即认可。刚谈至此，万安即叩头呼万岁，准备离去；彭时与商辂不得已，皆叩头出。宦官据此却嘲讽说，“开始你们恨不召对，等到召见，又无奇谋至计，只知道喊万岁”。一时传笑称为“万岁阁老”。宪宗从此再不召见大臣，而在深宫之中，除斋醮之外，便尽情地游戏宴饮。据说有一种游戏是将金豆银豆撒在地上，让宦官宫女们去争抢，因为豆子是圆的，在上面站不稳，不免东倒西歪，丑态纷呈，而宪宗则引以为乐。于此可见其糜烂之一斑。
二、吏治日非
由于宪宗的荒怠，沉溺于神仙佛老，放情于游逸，热中于搜求珍禽异卉和宝玩，就是不勤于政事，因此，吏治自然会每况愈下，日益腐败。
成化年间，朝中不是没有贤臣，但不是被排挤就是被冷遇。如吏部尚书李秉，较为公正廉明。大学士彭时的族弟彭华，依附宦官，多次请求李秉给予照顾，李秉不听。于是，彭华乃恼羞成怒，与企图取代李秉的大理寺卿王概联合起来，共同唆使同乡言官上疏弹劾李秉，说他“阴结年深御史附已以揽权”。这是极端专制的君主深恶痛绝的，因为权力只能由君主独揽，其他任何人均不得分享。于是宪宗大怒，交付廷议。而吏部左侍郎崔恭，右侍郎尹旻以及刑部尚书陆瑜等又乘人之危，一齐向李秉泼污水。结果，宪宗给李秉加上“徇私变法，有负任使”的罪名，令其致仕。又如内阁首辅彭时经常对当时的弊政进行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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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彗星久见。
谏，或者提出一些切中时弊的建议，如请宪宗不要迷惑于佛事，糜费金钱；应经常延见大臣议事；不要对近幸赐予太多；赏罚应公，宜戒淫刑滥赏；要虚怀受谏，不要厌恶直言等等。可宪宗不是把他的建议扣下不发出去，就是不置可否地发给各衙门了事。因而彭时始终是“悒悒不得志”的。
正人不得志，而一些尸位素餐，阿谀逢迎，结党营私之徒，却能左右逢源。让我们看看一些对政局能够发生影响的大僚的情况吧。
陈文于天顺七年(1463年)入阁，成化四年(1468年)四月去世之前，一直是内阁大学士。此人颇有政治才干，但权势欲很强。在其与李贤共事期间，因李贤系首辅，又深受英宗宠眷，所以政事皆由李贤处分。对此，陈文心怀不满，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成化二年(1466年)二月，李贤去世，陈文为首辅。他本来就善于纵横捭阖，排斥异己。作首辅后，于政事无所建白。退朝归来，便招呼宾客故旧，喝酒听曲。他任意营私舞弊，卖官鬻爵。不顾大体。尤其是放纵其仆隶，大通贿赂，更使其名节尽丧。
万安于成化五年(1469年)五月入阁，十三年(1477年)六月递升为首辅。此人不学无术，道德败坏。他掌权以后，只知巴结宦官以为内援，拉帮结派谋取私利。当时，万贵妃宠冠后宫，万安乃通过宦官与万贵妃献殷勤，自称子侄辈。而万贵妃则自愧无门阀可称，既然内阁大学士愿为侄子，自然十分高兴。事有凑巧，万贵妃弟媳的妹妹，幼时因家贫，卖到四川，正好做了万安的小老婆。于是两家往来十分密切。因为万贵妃的弟媳可以任意出入宫禁，所以万安也就很熟悉宫中的动静，这对他保存自己，搏击善类，排挤政敌自然十分有利，所以他的地位从此更加巩固。后来李孜省、邓常恩有宠，万安又通过彭华与之勾结，从而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牢固。更有甚者，万安为了取悦宪宗，竟无耻地给他献上一小箧专论房中之术的东西。万安凭着强有力的内援以及宪宗的眷顾，所以其权势达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真可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成化年间，内阁长期只有万安，刘珝、刘吉三人，时称“纸糊三阁老”。就是说应该做的、正经的事他们不做，而热中于排斥异己。如王恕、马文升、秦纮、耿裕等许多大臣都相继被逐。刘瑚也在互相倾轧中去位。万安工于心计，很会取悦于主子，又善委过于人，所以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屡屡获胜。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尹直入阁，想面见宪宗。万安阻止他说，“以往彭公召对时，一语不合，便叩头呼万岁而出，以此贻笑四方。现在我们最好将事情都告诉太监，让他们选择一些上告，皇上未有不允的，远远胜过我们自己去面对。”《明史》作者对陈文、万安、彭华、刘珝、刘吉、尹直等人一个总的评价，说他们虽不是大奸大恶，但居心刻薄阴险，务逞己私。与自己意气相投的，则互相勾结，朋比为奸，而与自己站在对立面的，则千方百计将其逐去。至于万安，刘吉，要结近幸，不顾廉耻地巩固自己的地位，干了不少坏事，好在同列多贤，相与弥缝匡救。然而他们秽迹昭彰，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可见这些人在封建史学家看来，虽不是大奸大恶，也应属小人范畴。他们不会干什么好事，自是意料中事。
成化年间，对吏治影响甚深的是宦官专权。应该说，这既是当时吏治日非的深刻原因，也是吏治日益腐败的集中表现。
中国的宦官，可谓历史悠久。他们当中固然不乏心地善良，忠君爱民之人；而且大多数出身贫寒，入宫后又处于被压迫，受奴役的境地。但是，历史事实也的确向我们表明，如果不加钤束，他们将会给封建王朝的统治带来不可估量的祸患。
1368年，朱元璋登上了大明帝国的皇帝宝座。这个“淮右布衣”在自鸣得意之余，对于如何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巩固朱家万世一统的大业，却不免中心惴惴，寝食不安。
历史是一面镜子，而朱元璋则是很注意总结历史经验的。他认为汉唐之所以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出现了外戚、宦官和藩镇之祸。为了长治久安而不重蹈汉唐的覆辙，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预防措施。结果，终明之世，没有出现过女后临朝称制之事。而外戚则“最为孱弱”。至于藩镇，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尾大不掉，称兵割据的情况。然而在宦官干政这个问题上，却出现了朱元璋始料所不及的情况。有明一代，宦官的权势虽然时有消长，但总的说来，他们的气焰是愈来愈嚣张，而造成的恶果则是愈来愈严重的。
当然，这决不是由于朱元璋对防止宦官干政的措施不力所致。他清楚地知道，宦官朝夕在人君左右，对人君的一切都非常熟悉，因而很容易投其所好，以小善小信固结君心。如果君主为其所惑而不省悟，必将窃取权势，擅作威福，干预政事。久而久之，以至于不可抑止，由是而导致祸乱的，实在太多了。所以，他规定宦官只能洒扫侍奉，不准识字，不能用作耳目心腹，严禁他们干预军政事务，与外廷衙门往来交结。甚至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的禁令铸为铁牌，悬之宫门。由此可见，朱元璋对防止宦官干政，态度是颇为坚决的。
不过，就明代而言，宦官干政是极端君主专制的必然产物。因此，无论是“英主”还是昏君，也不管对宦官干政的后果有无认识，都必然会不同程度地使用甚至依靠宦官来进行统治。就连对宦官干政深恶痛绝的朱元璋也不可避免。如洪武八年(1375年)派内臣前往河州(今甘肃临夏)买马。十一年(1378年)遣内臣吴城去总兵官指挥杨仲名行营视察用兵方略。十九年(1386年)遣行人刘敏、唐敬同内臣出使真腊(柬埔寨)。此外，还使他们刺事。所以，在洪武时期宦官干政的先例已开，禁令实际上解除了。
到了永乐年间，宦官的际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明成祖朱棣在夺取帝位时，得到了宦官很大的帮助；“靖难之役”以后，建文帝下落不明，传说纷纭，致使朱棣积疑不可解，急欲查明其去向；更重要的，不少勋旧大臣对朱棣的篡位竭力反对；因而不能不招致朱棣对他们的猜忌。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使朱棣对宦官的宠幸。除大量派遣他们出使、采办、提督市舶、监军、巡视、镇守外，还增设东厂这一特务机构，使他们刺探所有臣民的“不轨”行为和隐私，同时还让他们掌管诏狱。
自此以后，明代宦官的权势便有加无已，始终在政治舞台上占据着重要位置。
宣宗朱瞻基在明代的帝王中算是“明君”,可就在他即位不久便设立内书堂，命翰林修撰大学士等专授小内使书，使他们掌握文化，以便担负重要使命。对亲信用事的太监金瑛，竟赐予免死诏，着实夸奖了一番。内官谭顺、王安、王瑾、兴安等几次同其他武臣率兵进行征讨。王瑾从征汉王朱高煦返京后，参与四方兵事。宣宗多次赐给他银记，曰忠肝义胆，曰金貂贵客，日忠诚自励，曰心迹双清。又给他巨额的赏赐，还赐他两个宫人。有记载说，当时朝廷往往听信宦官而不听信朝臣。宦官之受宠，于此可见一斑。自然，此时的宦官还不敢肆意胡作非为。
王振是英宗朝的大宦官，也是明王朝第一个权势煊赫肆意为恶的大宦官。他深受英宗朱祁镇的宠幸，因而权势熏灼。公侯勋戚，都呼之为翁父。畏祸企图免死的，想往上爬的，纷纷贿赂王振，或者极尽谄媚之能事。如工部郎中王祐貌美无须，王振问他何以无须，他的答复是：“老爹所无，儿安敢有！”真是令人恶心。兵部尚书徐晞等见了王振，多至屈膝，毫无大臣体统。如果谁要冒犯了王振，马上就会大祸临头。例如：侍讲刘球在上疏中建议勿征麓川，希英宗亲自裁决庶政，使天下大权归总于上。王振以为这是隐射自己，于是下刘球于狱，并命其心腹马顺将刘球杀死，肢解。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时勉素来瞧不起王振，对他无礼。于是王振便借他事陷害薛瑄，使其差点死于非命，而李时勉则枷号于国子监门前以羞辱之。御史李铎遇王振不跪，被充军铁岭卫。甚至驸马都尉石璟骂他家的宦官，王振认为这是作贱其同类，因而也将石璟关进监牢。王振在英宗的庇护下，就这样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终于酿成“土木之变”。英宗被俘，王振被乱兵所杀。廊王朱祁钰监国，诛戮振党，而王振之族人不论老少尽处斩。抄没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高达六七尺的珊瑚二十余株，其他的珍玩不计其数。英宗复辟后，一直思念王振，招魂葬祭，赐祠额曰精忠。主子对奴才，可谓一往情深。这是朝廷命官无论如何也难以望其项背的。
继王振之后，另一个肆虐的大宦官就是宪宗朝的汪直。成化十二年(1476年)发生李子龙私入内廷之事，宪宗因此急于想知道外面的情况，于是命汪直便服外出密察。十三年正月专设西厂，选锦衣卫善于刺事官校百余人，由汪直统领。自王府、边镇以及南北河道，到处都有校尉在暗中活动，以致民间互相打骂以及纵犬争鸡等琐事，也往往遭到重罚。加上缉事校尉多想以捕妖言图赏赐，而一些无赖之徒便千方百计诱使愚民上当，然后报告缉事校尉将其逮捕，加以法外之刑。因之冤死者接连不断，但无人敢言。至于官僚缙绅，汪直及其心腹韦瑛辈自称奉密旨得专刑杀，以此相威慑。他们数兴大狱，用锦衣卫的酷刑残害善良，从而使士大夫屈服在他们的淫威之下。于是，直每出，“公卿皆避道”。兵部尚书项忠不避，便遭到凌辱。当时西厂的虐焰，远远超过了东厂。
成化十三年五月，西厂刚设数月，因为上上下下都压的喘、不过气来，所以大学士商辂与万安、刘珝、刘吉等大胆上奏，请求革去西厂。疏中说：“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网太密官校提拿职官，事出风闻，根据不足，搜检家财，连个文书也没有，人们不知道是真是假，以致人心汹汹，十分恐惧。内外文武重臣，乃国家的股肱心膂，都不安于其位；大小衙门的官员，国家要靠他们办理政事，可是都不安于其职；其他如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承平之世，岂宜有此！如不尽快革除西厂，去掉汪直，天下安危，未可知也。”朱见深见疏后十分恼怒，说：“用一内竖，何遽危天下？”命太监怀恩、覃吉等至内阁传旨责问：“疏出谁意？”商辂答道：“臣等同心一意，为国除害，无有先后。”怀恩乃据实回奏。第二天，项忠及诸大臣疏亦入。朱见深不得己，只好罢去西厂而宥汪直之罪。实际上对直仍眷恋不已。故不久又重开西厂。于是，汪直的虐焰更炽。他借故勒令项忠为民，赶走大学士商辂；一时之间，尚书、都御史、侍郎等高官被革职者数十人。另一方面，他乃依靠其亲信王越、陈钺，自己以监军名义巡行边境。凌轿百官，大肆收受贿赂，并且擅开边衅，假冒军功。当时，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天子。十四年(1478年),曾发生过一次假冒汪直、作威作福的事件。江西人杨福，其相识者说他的长相太像汪直了。于是福乃诈称汪直，而其相识者即伪为校尉。两人自芜湖乘上官方车船，享受官给廪食，历经常州、苏州、杭州，抵达四明。沿途所有官员都小心谨慎，唯命是从。由于汪直的权势太大，因此，尽管杨福是冒牌货，但谁也不敢去清查一下真假。后来到了福州，才被镇守太监卢胜发觉。假汪直尚且如此，真汪直便可想而知了。
成化十八年(1482年)终于罢西厂，把汪直调到南京，降为奉御，而斥逐其党。天下人莫不拍手称快。
西厂虽罢，而东厂太监尚铭却又继起为虐。京师的富家大室，尚铭往往借故敲诈，得重贿方才罢休。卖官鬻爵，无所不为。不久被发往南京充净军，抄没其家产，用车运送内府，数日不绝。
梁芳是宪宗朝又一凶狠贪残的宦官，其党有钱能、韦眷、王敬等。梁芳谄事万贵妃，每天都要给她进献美珠珍宝，讨得她的欢心。妖人李孜省、僧继晓都是因梁芳的关系得到赏识的。他们勾结起来，作奸犯科，谋取私利。通过梁芳直接取旨授官的(名为传奉官)就有数千人之多，有白衣而至太常卿者。
钱能等借采办之名，出监大镇。钱能出镇云南，恣意为非，横暴异常。纵其下奸淫搜刮，杖死守矿千户，庇护罪犯。虽然有人不断告发，但朱见深都曲宥其罪，只是调其回京，重新安置在南京充当守备。
韦眷出为广东市舶太监。他纵使商人与外商及使臣勾结，从而弄到很多珍宝。他大肆聚敛上供之物，奏乞均徭户六十隶属市舶司，增加采办土特产，所有这些，都因布政使陈选的抵制而未全部实现。后来，番禺县知县高瑶揭发韦眷私通番舶，吞没其货巨万。巡抚宋旻等不敢诘问，唯独陈选嘉奖了高瑶。这样，韦眷自然不能不对陈选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广东发生饥荒，陈选未经上级批准，便宜行赈。于是，韦眷便诬告陈选矫制发粟，意在侵欺；褒奖属官，志图报谢。朝廷乃命刑部员外郎李行与巡按御史徐同爱共同审问陈选。两人都畏惧韦眷，明知其为诬告，但也不敢主持公道，只好按韦眷所说奏上。其后，陈选在解京途经南昌石亭寺时，暴卒。显系韦眷使人暗害。李行秘密遣人报告韦眷说：陈选死了。从此，再没人敢与韦眷对抗了。
当时，宦官大肆搜刮，任意杀人而不偿命，是极为寻常的事。如内官熊保奉命往河南，经兴济县时，对挽船夫没有派够一事很生气，杖责县衙皂隶一人致死。他装载许多私盐，强迫州县发卖。所过之处，往往勒索财货。到了河南，三司及镇守官甚至王府都有丰厚的馈送，熊保得银5300余两，马33匹，骆驼一峰，金玉玩器及古画无数。又如太监郭文奉使南京还，经过沛县，怒知县马时中供应不及时，杖责其子，时中之子不胜痛楚，跳入河中。时中急忙前去将其救起，大呼冤枉。郭文更加发怒，把时中衣服剥去，用绳子捆上拉走。县民怒不可遏，绕船大呼。郭文叫他们退去，无人理睬。郭文乃命家人持兵器击之，杀二人。时中向朝廷告发，岂知昏庸的宪宗竟偏听郭文的诬告，反而将时中械系至京，不久谪降广西庆远府经历。
成化年间，吏治腐败还突出地反映在冗官之多且滥方面。而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乃在于获宠的宦官群小破坏了选官制度。按照规定，任官之事，文归吏部，武归兵部，而吏部的职掌尤重。任官时要按照进士、举(人)、贡(生)、吏员三种不同的资格，所谓三途并用。例如京官的六部主事(正六品)、行人(正七品),外官的知州(从五品)、推官(正七品)及知县(正七品)在进士中选任；外官的推官、知县及学官①在举人、贡生中选任；其余入流，未入流的办事官员则在吏员承差中选任。初选和升任也有较为严格的规定。一般来说是按任官已满规定年限、考察合格、论资循序升迁。这套制度还规定，内阁大学士及吏部尚书由廷推或奉特旨；侍郎(正三品)以下及祭酒(从四品),由吏部会同三品以上官廷推；太常卿(正三品)以下由吏部推举；通政司参议(正五品)以下由吏部于弘政门会选；在外的督抚由廷推，布政司、按察司三品以上官会举。这套制度虽然有缺陷，但它毕竟对官员的素质以及入仕和升迁，作了一些基本的规定，因而不至于太滥。问题在于，当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明代这样空前高度的时候，威柄自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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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府学教授、训导，州学学正、训导，县学教谕、训导。
力没有任何约束的皇帝，怎能在任免官吏这一体现刑赏予夺大权在握方面，按照什么制度行事？史载宪宗刚即位，便命中官传旨，任命二人为官。此后相继不绝。一次传旨任官，少则数人，多至百余人。这些都叫“传奉官”。宪宗朝究竟有多少传奉官，没有确切的数字。孝宗朱祐樘刚即位，降黜的传奉多达二千余人，可见数量之多。成化十九年(1483年),吏科都给事中王瑞等上疏说：“现在幸门大开，卖官鬻爵，如同市场交易一样。恩典由内廷而降，遍及吏胥。武职的恩荫和袭爵，连白丁也沾了光。有的任官还不到年限，却超越历官的资格，有的本系外任杂流，却骤迁京职。以至身份卑贱之人或市井童稚，皆得以举附得官，名器之滥一至于此，真令有识之士寒心。望陛下将传奉官通通裁汰，以存国体。”御史张稷等亦言：“近来巫医卜筮有一技之长者，妄自跻身于公卿之列。屠父贩夫，也滥居显要。文职中有一字不识者，武职中亦有未曾放过一箭的。原本白丁，骤然显贵，而且年年升迁。有的父子并坐一堂，有的兄弟分踞各署。甚至有逃跑的军匠，改变姓名后进身的。也有贪赃的官吏，隐瞒了自己的罪恶再设法邀宠的。一日之内有数十人得官，一个衙门里有数百人寄俸。自古以来，有如此之政令否？”宪宗得疏后动了心，贬黜了十几个人。这不过是借此堵住众人之口而已，并不是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进而使吏治有所澄清。
当时，对于上述种种吏治腐败的现状，不是没有人提出谏诤，无奈极端专制的君主，对于逆耳的忠言，向来是听不进去的。宪宗对于涉及他本人或其亲信的意见，或者是置之不理，或者是立即加罪，或者是暂时不露声色，伺机惩处。让我们略举数例如下：
成化二年(1467年)四月，刑科给事中毛宏与六科诸臣上言，希望宪宗勤于政事；不要贪图逸乐。宪宗虽然表示这意见很好，但并未实施。六年(1470年)五月，山东、河南大旱，都给事中邱宏疏论梁芳等人之罪，请追还帑金，抄没彼等家产以赈饥民。宪宗不许。八年(1472年),翰林编修谢铎上言：“今天下有太平之形而无其实。虽说整顿纪纲，但小人却无畏忌；虽说要端正世风，可缙绅仍然不顾廉耻；整饬吏治而贪污暴戾更甚，抚恤军民而疲敝却到了极点，命令减省工役而修建仍使人疲于奔命，下诏蠲免而征敛仍然急于星火……”之所以表里不一，问题乃在于只说不做，没有“见之行事”。宪宗仍然是赞赏其意见，但不付诸实施。以上几例。上言者还算是幸运的，其言虽未用，其人却未受处分。但多数上言者却并非如此。十九年(1483年),陕西巡抚郑时弹劾梁芳及其引用李孜省、僧继晓等。宪宗不悦，谪降贵州参政。二十一年(1485年),有星变之异，御史汪奎偕同列上疏，请宥免言事得罪诸臣，治梁芳罪，斩僧继晓于市。尽斥传奉官以清仕路。镇守、守备内官，宜尽数撒还。当时，宪宗以灾变求言，汪奎疏虽触其忌，不便发作。后来总算抓到了汪奎的一个小过失，乃“杖之于廷”,继之又调作边远的姜州通判。与此同时，刑部主事李旦等也上疏言事，指出宪宗素来为神仙佛老、外戚女谒、声色货利、奇技淫巧所惑，而左右近幸又交相诱之，更是陷溺其中而不能拔。宪宗以“修省”期间，没有立即加罪而密谕吏部尚书尹旻，定要伺机将李旦等赶出去。后来果然借故将其贬为外吏。宪宗还将上疏触怒他的60人的姓名写在屏上，一俟有机会便贬斥远恶之地。如横州知州敖毓元，以星变应诏上言。宪宗憾其太直，“留中”①至二十二年(1486年),吏部奉旨将其远徙为河西县(今云南通海县)丞。这就是隐藏在所谓的“求言”背后的卑鄙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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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将上疏留于禁中，不发内阁处理。
三、激烈的土地兼并
明朝时期，土地兼并十分剧烈。而最为民害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宫庄田。
朱元璋在平定天下以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对江南的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削弱；对从军有功之臣，则根据其功劳大小赐予不同数量的庄田，多者上百项；至于亲王，一般赐田百顷，个别达千顷。培植了一大批新的贵族官僚地主。
仁宗，宣宗时期，请乞土地的逐渐多起来，大臣也能请乞没入官府的庄舍。英宗时，诸王、外戚、中官到处占田，不可胜计。
皇庄之名，起于宪宗没入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实际上，仁宗洪熙年间，就有仁寿宫庄，其后又有清宁，未央宫庄，由来已经很久了。其后皇庄遍及畿内郡县。而诸王、外戚、中官强占土地之多，又远远超过了英宗时期。现在根据《明宪宗实录》的记载，将一些突出的事例，简叙于下，
成化元年(1465年)八月，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周太后之弟周寿奏讨河间等县田448顷，与之。后又赐涿州庄田63顷。
四年(1468年)三月，命以顺天府文安县(河北今县)退滩空地365顷赐嘉善长公主。
五年，锦衣卫带俸指挥同知周彧求讨通州武强、武邑(均为河北今县)二县地共六百余顷；翊圣夫人(皇帝之保姆)刘氏又求通州武清县(天津属县)地300余顷；俱准。
九年(1473年)四月，命以武清县河东地504顷仍给廊王府管业。赐广德、宜兴二长公主任丘县(河北今市)地900顷有奇。
十年七月，隆庆长公主起初奏求武清县草场300余顷，与之。又与玉田，丰润(均为河北今县)二县闲地1000顷20亩。十三年赐皇亲万通霸州田600余顷。
十六年六月，六科都给事中王垣等言：皇亲王源受赐河间府静海县(今属天津市)地，原止27顷，今乃吞占民产达1220顷。朝廷已下诏赐之。请除原赐外，其余一切还民。得旨：“你等不谙事体，违理进言，本当究治，姑宥之。”
十七年(1481年)元月，赐宜兴长公主武清县塌水甸地1080顷。三月，赐内官陈显定兴县(河北今县)庄地390顷。
十八年(1482年)八月，赐赵王府汤阴县(河南今县)地711顷，水碱地70顷；安阳县(河南今市)地78顷；彰德卫(属安阳市)未纳粮地234顷，荒地81顷。
二十年七月，赐皇亲邵华蓟州(天津属县)金水屯庄地1900余顷(或作亩)。
二十三年(1487年)二月，赐德王见游新城(今山东桓台县西)、博兴(山东今县)、高苑(今山东高清县南)三县水淀、芦荡并空闲地403顷。
从这挂一漏万的材料中，我们已不难窥见当时土地兼并的激烈程度。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农民失去了土地，则无以为生，只好沦为庄田主人的佃仆，忍受重租剥削，甚至流落他乡。
四、声势浩大的流民起义
皇帝的荒怠，不勤政事，以致吏治腐败，加之土地兼并激烈，赋税和徭役的负担十分沉重，这样就把广大的贫苦人民推向了灾难的深渊。成化元年九月，南京吏部郎中夏寅上疏说，他在来京北抵徐州时，沿途所见，民不聊生，不少人被迫落草为寇以谋生。二年四月，巡按河南监察御史娄芳上言，淮、徐、河南等处人民鬻卖男女者，沿途成群，值价甚贱。三年九月，刑部主事袁浩言，自通州抵仪真，沿河人民困于徭役，“典妻卖子，日就流离”。六年，吏部尚书姚姜在谈到赈饥时说：“在各州县，饥荒尤甚。村落人家，有四五日不举烟火，闭门困卧等死者；有食树皮草根及因饥疫病死者；有寡妻只夫，卖儿卖女卖身者。”
虽然明朝政府也不时减免赋役，赈济灾荒，但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同时，虽然明令减免，实际上并未兑现。因为户部要保证国家的收入，而各级官吏征收赋税有定额，完不成任务就是失职，前途要受影响，所以他们都不理会朝廷的命令，照征不误。再说，减免赋税，只对有田产的人有利，佃种地主土地的农民，照交地租。至于赈灾，老百姓所受实惠照样很是有限。因为先要申报灾情，然后查勘，等候批复，及至允准救济，饥民已经死的死，逃的逃，所剩无几了。加之贪官污吏、豪绅恶霸，千方百计吞没赈灾粮款，或平价买下赈灾粮，再高价出售，借机大发“灾荒”财。凡此种种，致使成化年间老百姓的境遇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在不少地方呈现出每况愈下的趋势。如成化二十年(1480年)九月，山西巡抚叶淇在奏疏中还说：“山西连年灾荒，平阳府(今临汾)逃亡5.87万余户。其中霍邑(今霍县)、猗氏(今临猗)两县，男女饥死6700余口，蒲(今属永济),解(今属运城市)等州，临晋(今属临猗)等县，饿舜盈途，不可数计。父弃其子，夫卖其妻，甚有全家聚哭，投河而死，或者抛弃子女而逃者。”
饥寒交迫的广大贫苦农民，为了活命，只好离乡背井，逃往异乡。但也有部分人为了死里求生，铤而走险，聚众起义，与统治者展开斗争。成化元年十月，刘通(绰号刘千斤)在郧阳(今湖北郧县)举起了起义大旗，与石龙(号石和尚)合，称王，国号汉，建元德胜，设立将军、元帅等官职。很快聚集了数万人，分兵攻打襄阳(今裹樊市),邓州(河南今市)。其势如燎原烈火，迅猛异常。
郧阳在汉水上游，其地界于湖广、河南、陕西之间，山大沟深，森林茂密，其中多闲田可耕，故自来就是流民聚居之地。而流民多了，难免要闹出一些乱子，对统治不利。明朝初年，朱元璋虽命邓愈率领大兵对这里的老百姓进行过一次扫荡，然后空其地，禁止流民进入。然而被沉重的赋役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贫苦人民，受生存欲望的驱使，仍然冒险陆续闯入禁区。正统年间，这里聚集的流民日益众多。守臣请求派兵剿除，英宗朱祁镇说：“小民为饥寒所迫，为何要用兵诛之！”只是派官前往抚辑。后来情势愈来愈严重，而三省长官又互相推诿不管，因而终于燥发了刘千斤、石和尚领导的声势浩大的流民起义。
成化元年十二月，明王朝命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太监唐慎、林贵监军，会合湖广总兵李震讨刘千斤，二年(1466年)五月，白圭及李震击溃刘千斤，石和尚，斩杀万人。于斤被俘，解送京师与其部下苗龙等四十人俱被处以五马分尸的酷刑。根据地中十岁以上的男子，通通处斩。充分暴露了统治者凶残的狰狞面目。在这场浩劫中，唯石和尚与刘长子逃脱了。六月，他们又聚众千余攻打四川大昌县(今巫溪、巫山之间),杀夔州(今奉节)通判。十月，白圭诱拾石和尚、刘长子以及刘通部下常通等600余人。十一月，石和尚、刘长子同样在京被处以五马分尸的酷刑。而刽子手们的“顶子”被起义人民的鲜血染得更红了。朱永进封为抚宁侯，李震封为兴宁伯，白圭则进为太子少保。
被压迫人民是斩杀不尽的。成化六年(1470年)十月，刘千斤的余党李原(号称李胡子)又聚众反。刘千斤、石和尚起义失败后，流民仍蜂涌入山，多达90万人。李原与其党王彪，小王洪等往来南漳(湖北今县)、内乡(河南今县),渭南(陕西今县)之间，号召流民起义。自称太平王，立一条蛇、坐山虎等号。官军进剿，累次失利，荆、襄、南阳一带，骚然不安。十一月，明王朝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进讨李胡子。
七年(1471年)正月，项忠至襄阳，分兵扼守险要，劝诱群众脱离起义出山。于是流民扶老携幼，出山者络绎不绝，计40余万。白圭上言：起义群众困于饥寒，出于无奈，宜令项忠相机安抚，不应只凭武力剿杀。而项忠却凭借武力，迫使流民出山，不出者格杀勿论。十一月，项忠部队遇李原、部队小王洪于竹山，出击，擒之。复招抚流民50万，俘斩2000余人，编戍者万余人。荆、襄、南阳流民起义再次平定。当时，荆裹流民中有不少是自洪武以来就世代居此，已有家业，且恪守封建礼法的，但大兵一到，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诛杀，死者枕藉山谷；遣戍湖广、贵州的，又死亡相继，弃尸江边，不加掩埋。可项忠为了宜扬自己这一血腥的“战功”,并借此镇慑流民，却树立一通所谓的“平荆襄碑”,而老百姓却管它叫“堕泪碑”。
为了使荆襄地区获得较长时期的安宁，成化十二年(1476年)二月，明王朝命都御史原杰前往郧阳，抚定流民。杰至，深入山谷，将流民11.3万余户编入户籍。不愿在此落户的，遣归故土，共1.6万余户，愿留者9.6万余户，许各占旷土，官府根据其丁力给之，令开垦为永业，纳粮当差。另外就其地新设湖广郧阳府及湖广行都司卫所及县，加强统治。于是郧阳岿然成为重镇，而长期以来纷纷扰攘之地，暂且平安无事。老百姓要求的只是温饱，只要有活路，他们是不会轻易造反的。
五、少数民族的反抗
少数民族人民所受之压迫剥削，与汉族人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少数民族人民也经常组织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
景泰中，两广瑶族领袖侯大狗聚众万人起义，修仁(今属广西荔浦县)、荔浦(广西今县)、力山(今属蒙山),平乐(广西今县)等地群众群起响应。他们攻陷郡县，出没山谷，地方官束手无策，只好以招抚来笼络。当时北边有瓦剌为患，明王朝也顾不上处置这里的问题。天顺年间，形势更加严重。明朝政府悬赏千金并赐爵一级捉拿大狗，然而终不可得。起义蔓延至广东之高州(广东今县)、廉州(今广西合浦)、雷州(今广东海康县),所至皆破。
成化元年(1465年)正月，以都督同知赵辅为征蛮将军，都督佥事和勇为游击将军。提拔浙江左参政韩雍为右金都御史，赞理军务，率兵进讨。太监卢康、陈宣为监军。因韩雍有文武才，故行军打仗事宜，完全交给他处理。将士有功者可以自己决定升赏，三司以下不服从命令者以军法论处，明王朝给予韩雍的权力，可说是很大的。它把平定这次起义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韩雍身上了。
六月，韩雍至甫京，大会诸将，讨论进兵方略。诸将主张分兵，而韩雍却主张全力直捣起义的根据地大藤峡。七月，明军至全州(广西今县),九月至桂林。先破修仁，穷追至力山，大败义军，生搞1200余人，斩首7000余级。十一月，明军至浔州(今广西桂平)。韩雍向地方父老征询进军方略，皆言大觞峡天险，又有瘴疠为害，莫若屯兵围之，待其自毙。韩雍则主张乘胜追击，一举破敌。于是分兵三路进攻。经过廛战，于十二月生搞侯大狗等780余人，斩首3200余级。起义平。即其地设武靖州(在今桂平北)属浔州府，知州及各巡检司俱用土官，民得以暂时相安。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成化四年(1468年)四月，陕西布政司之固原(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发生了土达满四的叛乱。原来，朱元璋平定陕西时，元朝平凉万户把丹率众归附，被授予平凉卫千户。把丹的部落散处开城(今固原南)等县，称为土达。他们以畜牧射猎为生，比较富裕。把丹之孙满四因其赀力殷实，称雄于诸族。
满四叛变以后，其徒属尊奉他为招贤王，称另一土达头目李俊为顺理王。他们以石城(距今固原西北约百里)为据点。此处四壁陡峭，山顶平旷，四围有石墙，只有一条路可通其上，甚为险要。城中可容千人，有井数口。他们分兵攻打甘州(今甘肃张掖),又攻固原千户所，李俊战死。明军自靖虏卫(今甘肃靖远)驰援，战不利。叛军声势大振，失业者多从之，远近震恐。
四年五月，命陕西巡抚都御史陈介，总兵宁远伯任寿、广义伯吴琮、巡抚延绥都御史王锐、参将胡恺各率所部兵讨之。七月，宁夏兵先至，陈介等不候延绥兵，急忙自固原直趋石城。结果，被手执木梃的土达兵打得大败，损失大量军资盔甲器械。于是叛军气势更甚，声言将东向进攻西安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