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官僚们斗争获胜的纪录。以下让我们看看失败的几起纪录：
弘治元年五月，南京户部员外郎周从时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内外官员的进退，作得较好。然而在内的太监也有很不称职的，如汪直、钱能、蔡用等，应该绳之以法，追没其赃款赃物以充边防或救荒之用。此外，南北两京宦官各监的管事以及各处镇守内臣，也应考察其善恶以为去留。这样，天下幸甚，宗社幸甚”！弘治的答复是：此事朝廷自有处置。指责其奏内未将宗社等字提行写，命刑部逮治其罪，但随即又将其释放。很清楚，宗社二字未提行写，并不足以下狱。之所以下狱，无非是冒犯了弘治的心腹宦官而已。
元年七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边镛请皇帝直接与府、部大臣议论大政事，不要派遣左右宦官传达处分旨意，以致发生泄漏之弊。弘治说：“我正是这样做的”。拒不采纳他的意见，并且责问他“为何误写皇高祖谥号”？好在只是给予警告而未加以处分。
同月，监察御史曹璘因灾陈言，其中有的内容是请不要信任和依靠宦官，废除内书堂教宦官读书的制度，以免担任教习的儒臣因与宦官有密切关系而每每荣升，内官则因读了经史，有了文化而更易作奸犯科。这自然是弘治皇帝和宦官们不愿意的。所以弘治说：“内馆教书，由来已久，如何能够废除？奏内的话，很多轻率，又有错别字，本应治以不谨之罪，姑且不问。”貌似宽厚，实际上是借故封住言事者的口，不许他们攻击宦官。
3.节省冗费 成化年间，由于统治的日益腐败，财政逐渐出现紧张状况。成化九年(1473年)九月，户部言：据内承运库太监林绪奏，本库自永乐至今，收贮各项金72.74万余两，银2076.04万两。因不断赏赐，金已用尽，只剩下银子240.49万余两。今后用度如何办？请将浙江、松江、常州、苏州等处折粮银改折为金，云南及他处的差发金和赃罚金，尽数解京，以应急用。
为什么出现财政紧张状况，成化十六年(1480年)彭韶在上疏反对给市舶太监韦眷均徭余户以造办进贡物件时指出：“国家升平已一百余年，然而官府仓库少有储蓄，人民衣食尚难自给。究其原因，乃在于现在文武冗官太多，皇亲国戚日众，寺观日增，僧道无数，进献多门，上用奢侈，差役繁重，牌坊充斥街衢，士人好尚奇巧。”他的概括既不全面，重点也不突出。其实造成财政紧张的主要原因乃在于皇帝的奢侈浪费，享乐腐化，祈求福荫，梦想长生；其他如赏赐太滥，冗官太多等等都与皇帝的荒怠有关。
为了改善财政状况，同时也是希望弘治能够成为一个好皇帝，所以不少官员纷纷提出要他注意节俭，不要浪费。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减省光禄寺供用牲口等物。他们说，正统年间，光禄寺供应各种牲口每年止有四万，至天顺年间不断增多。成化年间每年增至10万。十六年以鸡3000折,猪3000,鹅500,折羊500。数量虽未改变，可是以小易大，价格却是超过了十倍。另外，内供用库每年所用香科，成化四年以前是1635斤，以后增至1885斤，再增至2685斤。他们说，近年以来各处都有灾荒，人民生活十分困难。请将光禄寺原纳鸡鹅者免其折纳，酌减猪羊以及增添香料之数，以苏民困。弘治认为说得有道理，命香料照成化四年数解纳，折纳猪羊由光禄寺计算后再定。第二，停建寺观，驱逐僧道。宪宗崇奉佛道，广建寺观，打破其祖宗规定的剃度僧道数额的限制，大封僧官道官，频修斋醮，浪费了无数钱财；同时由于僧道受到尊崇，又不劳而食，所以不少百姓便令其子弟学僧学道。为了救正这一弊病，他们提出清理僧道的要求。即命令两京的僧录司和道录司及天下各衙门，通查奉旨修建之寺观以及古刹之数若干，给过度牒的僧道共多少人，造册送礼部存照。原定十年发一次度牒，现在僧道太多，应予停止，待数额不足之时，所在官府照定额给度。内外衙门不得假借救荒纳粟为由，奏请给度，违者听任科道官纠劾。敢有擅自修盖寺观者，即行拆毁。如果没有度牒的僧道行童，即发回原籍当差。敢有私创寺观及容隐行童僧道者，僧道官并住持俱发附近卫所充军。官员不行举报者，以枉法论处。这对遏制僧道的泛滥，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遗憾的是弘治皇帝对此没有表态。这又一次反映了他对佛道的向往之情。第三，裁革冗官，罢除传奉。成化年间，文武职官，比旧额成倍地增加；特别是传奉官员，更是充斥官场。官员增加，俸禄自然相应地增加。他们请求按《诸司职掌》之规定，裁减冗员；传奉官不许管军管事，其所领俸禄，定期停止支付。第四，停止贡献珍玩方物。成化年间，以梁芳为首的一批佞幸，以进贡珍玩宝石取悦于宪宗和万贵妃，花费了大量的库藏。当时，一些人买来宝石，加工成艺术品，然后通过内侍，进入内府高价出售，于是内库的钱物，源源不断地流出。弘治继位之后，虽曾下诏停免，但此风仍然未熄。弘治元年八月，巡抚甘肃右副都御史罗明就曾上疏指出：“甘肃镇守、分守内外官，因为近来有传奉升迁的，于是争着比贡献。各遣人到所属的边卫派取方物，名义上是采办，实际上并不给钱，而是扣除军士的月粮、马价，或者巧取番人的犬、马、珍奇等物充数。他们还盖起膳乳房，派遣厨役，造办酥油等物。及至起运之时，沿途骚扰，不可胜言。陛下已有停免之诏，奈何守臣不遵，仍蹈旧辙。此事是否与年例进贡未予停免有关？请将年例进贡以及额外贡献一并停止，以胜边困”。弘治的答复是：“甘肃边地艰难，进贡事俱遵诏书例停免”。而“登极诏书”只说停免额外进贡，并未停免年例进贡。看来弘治帝对此是有保留的，他不会自断财路。至于那些以进贡为名扰害军民的官员，弘治更不会去处分他们。这样，要想弊政得以清除，自然是不可能的。第五，减免赏赐。为了显示皇家的气派，各种赏赐名目繁多，数额惊人。节庆有赏，各种大型工程完工有赏，军功有赏，外国使臣及少数民族贡使至京有赏，佞幸更是经常获赏。群臣要求停止一切滥赏，即使该赏赐的也要节省。
对一个沉醉在太平盛世、只图享受的帝王来说，要让他节俭，的确是很难办到的事。弘治五年(1492年)五月，巡视光禄御史彭程疏言亲见光禄寺在造皇坛器。皇坛是宪宗修斋行法场所。他说：“陛下即位以后，此类已废斥将尽，为何还须制造皇坛器？光禄寺的金钱，全是老百姓的膏血，使用得当，犹恐病民，况花在无用之地！过去李孜省、僧继晓等首倡邪说，而先帝笃信不疑者，乃意在希求福寿。今二人已伏诛，则祸患之来，二人尚且不能自免，岂能福寿他人？如果陛下真要造皇坛器，应将此念头遏止在萌芽状态；如果没有此想法，请治有关官员逢迎之罪。”这些话说得很委婉，也很有道理，可是弘治却听不进去。史载其得奏后大怒，以为彭程暴扬其父之过。立下锦衣卫狱，命刑部定罪。后来不少官员请求宽恕彭程，都没有结果。弘治以专横的手段来压制舆论，借以掩盖其父的过错，这自然是徒劳的。而从实质上说来，弘治是在向人们宣告：宪宗朝的弊政，不容许更多的、更深的触动，因为所有的弊政，无不直接或间接与宪宗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