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提刑按察使司对地方官吏的监察，其职权甚重。它除了掌管司法之事外，职责范围甚广，据《国朝典汇》记载，主要有：祀典，移风易俗，兴举学校，奖励廉能，纠举贪鄙以澄清吏治，征求遗逸，赈赡流民，会计钱粮仓谷等等。他与都察院及其所属的监察御史一样，都是朝廷的风纪耳目之司。中央的称为“内台”,地方的则称为“外台”。提刑按察使为正三品，比都御史稍低，可见其重要性。
按察司的责任既然重大，可是其辖区的幅员却很辽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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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浮臊浅露，才力不及之类。
②指品质卑鄙，畏首畏尾，才能低下，昏愦糊涂的不才官吏。
③即评论、鉴定。
认真监察其属官并作出精当的考语，难度是相当大的。所以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设置各道按察分司，即将一省划为若干道，分区监察。十五年，又改为府州县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531人为试佥事，每人负责监察两个县。“凡官吏贤否，民利病，皆得廉问纠举。”这样，虽然加强了对地方官吏的监察，但由于这些试佥事们的权力太大，因而难免行事暴戾，造成新的问题。于是，十六年又尽罢试佥事，而复设各道按察分司。二十九年(1396年),定全国按察分司为四十一道。
洪武年间，除加强按察司的职权外，朱元璋还不时派出大臣、御史出巡地方，对地方官进行监察。不过，这并不是定制。对地方官的监察和考核，责任主要在按察使身上。
永乐年间，御史巡按成为定制，因而对地方官吏的监察考核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永乐元年(1403年),令府州县官到任半年之上者，巡按御史、按察司察其能否及廉洁或贪污之事具奏。宣德七年(1432年),令各处巡抚侍郎同巡按御史考察方面官(指知府及直隶州知州),仍同方面官考察州(指不辖县的县级州)县官。大体上从永乐至弘治八年(1495年)这段时间，对地方官吏的监察考核，逐渐由按察司负责转向巡按御史同按察司共同负责。巡按御史虽然官止七品，但他是代天子巡狩，专管考察举核官吏，权力很大。而按察使则位居三品，乃地方大吏，与巡按相颉颅。他们共同负责地方官的监察考核，对吏治的澄清，起着有益的作用。
弘治八年，监察考核制度再次发生变化。原来实行的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的双重监察制度，变成了只由中央负责的监察制度。具体办法是：各处巡抚、巡按会同考察布、按二司并直隶(北直隶京师、南直隶南京)之府州县以及各盐运司、太仆寺、苑马寺等官贤否。如无巡抚，巡按可会同清军御史或巡盐御史考察，如果两者俱无，则巡按自行考察。布政使、按察使及分巡、分守以及知府知州、知县、司(如盐运司)、寺(如太仆寺)正官，各访所属官员贤否，开具揭帖，送巡抚、巡按，以凭稽察。
这一转变，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就是强化了中央集权。然而，对地方官吏的监察考核却带来了若干消极的后果。主要是更难作到公正。例如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年)十一月，吏科给事中王瑞等就曾指出：三年一次的朝觐考察，是朝廷激励众官的大典。可是，当今天下的衙门，除土司外不下九千余处，官吏除阴阳、医、僧道外，真是成千上万。吏部在考察各官是否贤能时，对布、按二司则根据巡抚、巡按上报的材料；对地方官则参照布、按等官所报材料。即使吏部的访察出于公心，可是下面的奏报却多任其私意，有的徇情市恩，有的则乘机报怨。以致毁誉失真，贤否失实。其他弊端，不一而足。凭这样的材料来决定黜陟，怎能公允？弘治八年以后，按察司的职权基本上只剩提刑部分，按察官吏的职权被巡按取代了。而且按察使本身的地位也下降了。于是，原来对地方官吏的监察就很难周到的，现在则更加放松了；原来对地方官吏的考察就不易公正的，现在则更是毁誉任情了。而监察考核地方官吏制度的破坏，其结果便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吏治的败坏。
为了使考察的结果比较符合实际，比较公允，弘治年间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一是允许被考退的官员伸诉，一是在吏部考察以后允许科道指陈实迹纠劾。
弘治六年(1493年)正月二十三日，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县等官，其中年老有疾、罢①软、不谨、贪酷、才力不及者共1400员，又杂职②1135员，请照例罢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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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疲、软弱无能。
②包括各省所属之库官、仓官、税官、狱官、驿官、河泊所官等。
及调用。弘治的答复是：第一，对知府以上的地方大吏，必须提供事实根据，不要使用套话空话以致使人受枉。第二，州县官有到位未及三年者，也须通查，将实迹具奏。第三，其他考退官吏，照旧例办理。既而吏部尚书王恕等遵旨将各官具体事实材料上报，且言：“府州以下官，勤慎尽职者固多，贪鄙无用者亦不少。贪鄙无用者留一日则民受一日之殃，如果一定要等到满三年以后才将其罢黜，对这些人来说固当感激，然而老百姓却不免道殃而怨声载道。古人曾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这些殃民误事之官，虽然他们的任期不长，仍须黜退。”弘治却坚持说：“人才难得。事贵得实，人贵改过。如只凭一人无根据之言就将其积勤所得之官革去，并且不准他伸理，这难道是治世所宜有之事？你等总是因袭旧弊，不能改正。现在姑且照你等拟具的处理。不过，第一，知府以上地方大吏，年未满六十，或虽有疾但不妨治事；素行不谨，但在升任之先；现任不谨、疲软无为，可吏部并未掌握实迹；即使有巡抚、巡按考语，但只是一处开报；第二，其余官员到任未及二年，非老疾、贪酷显著者。以上官员，俱留治事。”二十七日，吏部即遵照旨意报上考退复留的州县以上官58员。二月初三，天下朝觐官谒见皇帝准备返任，朱祐樘赐给每人一道敕谕说：“你们代朕治理天下生民，其间固有恪勤官守、堪称任使者，然而，疲老不胜任、贪残为民害者亦往往有之，现在已令有关部门慎重地加以甄别，从宽简用一些。但廷臣仍交章奏劾，定要将尔等全部依法处置。朕念人才难得，特加宽宥，以便各自回去任职，以图后功。尔等应当反省自己的过错，尽心尽力，继续曾经作过的善行，纠正前事之失，将应该办的事次第付诸实施。要惜民之力而不轻劳，惜民之财而无浪费，惜民之身命而不任意动辄肆虐残害。一心为国，务使人人各得其所，则无负于朝廷。否则，没有人祸，也必有天殃。”弘治帝的训戒可谓苦口婆心，然而这未必就能使那些不称职或贪残害民者有所振作或改恶从善。
对于允许考退官员伸诉一事，不仅吏部尚书王恕不能接受，许多官员都对此持有异议。六年六月，礼科都给事中林元甫等奏：“自允许考退之人伸理之命下以后，伸理者接踵而至。如此年复一年，恐无止期。希今后凡考退或劾退官员，有无理奏扰者，请令有关衙门参奏治罪，照例发遣。”下吏部议，复奏：“三年朝觐，本部会同都察院考察，凡贪酷不称职的，必须黜退，因为除恶不尽，不足以除天下之害。不过，人才难得，其恶尚不显著便急于将其革去，则势必想不通，因而皇上许其伸理。但器悍狂躁之徒，一见禁令稍宽，往往捏词妄奏，变乱是非，有伤治体。今后朝觐考察中间，果有黜退不公者，许其伸理，若本无冤抑，虚词奏扰者，仍照例参问治罪。至于科道纠劾的官员，大多是在京各衙门的堂上官(即长官)以及在外的地方大吏，他们的是非善恶，人们都很清楚，其去留或取自上裁，或交有关荷门议处，亦未必有枉，间或有伸理者，是实是虚，亦照上述办法施行。”奏上，从之。但仍强调果有冤抑者许其伸理。看来弘治君臣对问题的认识并没有真正统一。
弘治八年四月，六科十三道又纷纷上疏说“朝觐考察的办法最好。因为由巡抚、巡按主其事，让他们评判官吏之贤否；加之布、按二司及直隶之州郡长官的参与，能使考察真实；最后吏部、都察院又检核其岁报的情况，以为朝觐去留之据。如有不当，则朝野可以非议，科道可以纠劾。这样，不才者岂能幸免，而才能者亦岂会冤抑？如果允许考退者恣行伸理攻讦，则群邪横议之门何以堵塞？明年又当朝觐考察，请一依弘治三年以前办法行之”。朱祐樘的答复是：“人才固不可轻进，尤其不可轻退。如果考察的结果不真实，损失就太多了。今后考察黜退官员，务必从公询访，必得实迹，不可偏听偏信，以致枉人。”看来弘治对考察的公正性是十分怀疑的，联系当时及其后的实际情况，他这种怀疑的确不是多余的。弘治十七年(1504年)五月，朱祐樘在给吏部、都察院的敕中就曾清楚地指出：“这些年来，考察之后总是议论纷纷，奏诉者不断。原因在于巡抚、巡按官员所报之考语多不得实，而你等询访稽察亦欠周详。以致勤敏有为、廉直自持者或被屈抑、贪污黜职，钻营舞弊者或得苟容，结果是不能劝善惩恶，士风日坏。应该知道，生民之休戚，与官吏之贤否关系密切；官吏不得其人，则民被其害，而愁苦怨叹之声上干和气。现在天灾频仍，原因就在这里。明年又当朝觐考察之期，应预先通知各处巡抚、巡按，将所属司、府、州、县等衙门官员贤否逐一从公开报，尔等仍须广询博访、仔细审核，明白具奏。定要使贤否有别，黜陟大明，庶几泽被生民，上回天意。”这只能说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要使考察作到公正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下级官吏对上级官吏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十分强烈的。在下者的升降，基本上取决于他和上级的关系，而不是取决于他的德才及其政绩。一般地说，下级最操心的是取悦于上司而不是为民作主，上级最关心的则是下级能给他多少好处，而不是甄别贤否。考语主要是根椐这种关系拟的，其公正性究有多少，可想而知。
由于监察地方官吏的权力集中在抚、按手中，因而对官吏的监察实际上是松弛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地方官德才的评价也难免失真。正如都察院右都御史白昂所说：“今天下文武官员的黜陟，皆以巡按御史所报贤否为据。假使巡抚的所见所闻并不公正，则其对官员的处分意见也自然不当。这种作法，误事不小。”既然，考察失真，就失去了它的劝惩作用，因而吏治势难得到较大的改善，相反地会沿着腐败的道路滑下去。从弘治年间几次朝觐考察黜退官员的情况便可窥知一二。九年，考退年老有疾、疲软无为、不谨、才力不及并贪酷在逃的布政使等官共1134员，杂职官共1221员。十二年，考退布政使、按察使、副使、佥事、知府等官共1265员，杂职官1033员。十五年，考退布政使等官共1219员，杂职官1265员。十八年，考退布政使等官共1836员。每次黜退官员约在2300员左右。按照明代编制，从正一品到从九品以至未入流的官员，全国共2.46万员，其中京官1944员，外官2.2709万员。这样，每次黜退的官员便要占到外官的十分之一以上，这个比例是不小的，而且是居高不下的。
除朝觐考察外，还有六年一次的京察以及平时的奉例考察。奉例考察同样由巡按御史主持，情况与朝觐考察相似。
上级如何处理下级的正官与佐贰官、首领官的关系问题，与考察官吏有一定程度的牵连，故在此一并谈谈。弘治以前，正官和佐贰、首领官有矛盾，上级不问是非，通通以同僚不和加以决断。这种稀里糊涂的处理问题的办法，自然会带来相当消极的后果。正如滦州知州潘龄所说：“在外各衙门的正官与佐贰、首领官，虽然同官共事，但其品质和才干并不一样。正官如果公正廉明，则憎恨佐贰之贪鄙，佐贰如有操守，则厌恶正官之偏私。只要稍加规劝对方，每每就会引起矛盾斗争。上官知道后，不辨曲直，通通以同僚不和将双方一并罢黜。因此，廉正者灰心丧气，隐恶不言，而妄为者肆无忌惮；或倚仗其粗野，公然肆意欺凌；或者倚老卖老，不顾廉耻。由于如此，故虽同堂办事，但与路人无异。于是政令不一，民受其害。”都察院奉旨复议，认为潘龄的话切中时弊。请求自今以后，佐贰、首领官有贪暴殃民、倚强恃老，欺压正官者，许正官具奏将其黜退。如果正官有贪赃枉法，政令乖方者，许佐贰官具文禀告处分。如果彼此皆贪，因私念引起争端者，方以同僚不和问断。庶几善良者得行其志，而粗暴贪鄙者有所警惧。朱祐樘同意采用此法，便在弘治二年正月决定在外正、佐官实行互相纠举之法。
3.提高行政效率 从洪武时期开始，凡有关礼仪、军国大事，都交大臣会议，提出具体办法，奉请皇上决断。兼听则明，集思广益，如果执行得好，倒不失为一种治国良方。然而，久而久之，这种办法也流为一种徒具形式的东西。应议的事情，有的拖延时间太久，或者并未认真议论，而是随声附和，或者干脆拒绝议论。
弘治元年七月，刑科给事中胡金在疏言会议一事时说：“有的要拖几十天，积累若干事后才付议。至临议之际，又只将应议之事说个大概，听者并不能周知其详。由于应议之事太多，致使参议者精疲力竭，再无精力议论了，只好随随便便，敷衍塞责，甚至看人说话，如果提建议者没有地位则弃其言，如果权大势重则附会其说。这实在有背于会议的精神。”他建议“以后凡交会议的奏章，必须预令会议衙门遍阅议论的事由。不论章疏多寡，俱在五日内会议，从容论辩，各尽所长，庶几所采纳的是公论而所行者确为良法”。礼部复议，认为这不符合会议的成规。认为各衙门的政务很繁忙，而建言者无日无之，如果都要求五日内会议，岂不太烦而有妨政务？得旨：“今后有关民情的要务，半月内议之；若利弊诸事，果应急议者，限五日内议闻。”
然而，问题并未解决。八年八月，南京礼部尚书童轩说：“群臣在会议时，因循旧例，立议片时，便得出定论。政有放小，事有难易，大而难者，岂是三言两语可决的！事实上并未认真议论，不过是甲以为可，乙也说可；此以为否，彼亦以为否。名为集议，结果是一人之见而已。”他希望“自今以后，凡政事有关宗庙社稷，礼乐征伐以及推举大臣、法律情罪之有可疑者，俱交三品以上廷臣各陈所见，具疏奏闻；四品以下有愿建议者听。然后会聚众说，供朝廷选择”。弘治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叫“所司知之”。即让各有关衙门知道就是了。老规矩仍然维持不变！
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朱祐樘针对官场中拖沓之风，特别命令都察院及六部：所有奏章，凡是有旨令“即看详以闻者”,复奏处理意见不得超过二日；令“看详以闻者”,不得超过三日。如事关几个衙门，须查询商议的，不得超过十日。如遇军机及重大事情，宽限五日。
衙门多，官多，费用既多，行政效率又低而且扰民。弘治六年(1493年)五月，礼部尚书耿裕上疏说：从弘治五年十月至六年四月，礼部所铸新开衙门印信、关防铜牌已有80多枚，象这样的增设，年年如此。他请求命令吏部清查天下新增设的衙门和官吏，凡是冗滥的，通通裁省，以便提高办事效率，减轻人民负担。朱祐樘以为他说得有理，但并未彻底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