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刑条例》的修订势在必行
刑法是统治阶级用以统治人民的重要工具。所以，尽管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法制的国家，但统治者仍然十分重视法律的制定工作。而制定法律的原则似可概括为整齐画一，轻重得平。如果没有统一的量刑标准，任意轻重，甚至罪与非罪因人而异；就是孔子说的刑罚不中，那老百姓将无所适从，而执法的官吏更可因缘为奸。这对统治秩序的稳定，将是十分有害的。
所以，从原则上来说，统治阶段总是企图制定一部罪罚适中，繁简恰当，能够垂之永久的法律。然而，事实上却是不可能的。
明太祖朱元璋在《唐律》的基础上，斟酌损益，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制定了一部《大明律》。他要其子孙们谨守此法，一字不可改易，臣下敢有议改者，即处以变乱祖制之罪。实际上，朱元璋就没有依《大明律》办事，而是法外用重刑。他说自己是治乱国用重典，是不得已，希望后继者不要这样，只守律与《大诰》就行了。
以例代律，任意轻重的先例，是朱元璋首开的。在封建社会，皇帝的诏、令、敕等都具有法律效力，甚至“圣旨”比法律的权威还要高。所以，以例代律，即以“圣旨”代律完全是“合法”的。不过，这样就难以避免轻重失宜，断狱失当的情况发生。
由于《大明律》不能更改，所以在朱元璋之后，因律起例，律外起例，因例生例的情况更是无法遏止。致使条例愈来愈纷繁，而弊端也就愈来愈严重。
因为条例太多，官吏不能掌握，也无法应用。不免比拟失当，致使情法不一，甚至被奸巧官吏用来谋取私利，干脆将律搁置不用，而以自己的需要选择相应的条例作为判案的依据。
轻重不一，情法不相当，也是明中叶以后条例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历代皇帝的宽严不一。朱元璋严刑峻法，在其统治期间，凌迟处死、枭首示众、族诛弃市者成千上万。单是胡、蓝两狱，诛连死者就近五万！建文时，以《大明律》议刑较重；不尽遵守，提倡以仁义化民；他要百官崇尚礼教，赦疑狱。可是，明成祖朱棣又一反其所为，以族诛、瓜蔓抄、充军等酷法镇压反对派，又大兴告密之风，残杀所谓的诽谤者。仁、宣时期，一扫永乐年间之酷虐，行宽仁之政。英、宪以后，法网又日趋严密。由此可见，从重或从轻，都可以在以往的例中找到根据。其次，《大明律》虽经朱元璋多次修订，企图酌其中制以垂永久，但比较唐宋法律仍然太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乃将宽恤之意，寓于赎例之中；同时，赎刑也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作为边储，赈荒以及宫廷开支等。赎法有二：有据律收赎的，不能损益；有据例纳赎的，则因时制宜，故先后不一。这种先后互异，实际上从朱元璋时就开始了。仁宗初即位，就下令停止输罚工作之例，认为这种办法对有财者有利，应通通以律为准。但实际上行不通。英宗正统以后，赎刑之例愈来愈广，凡官吏公私杂犯答、杖、徒、流以及情轻之死罪俱可用输作、纳米、纳钞、纳钱、纳银等项赎罪。至于如何分别有力与无力(嘉靖时又增加稍有力),笞、杖等罪如何折收钱钞、钱钞又如何折银；此外，收赎与赎罪不同，收赎律钞与赎罪例钞的数额也不相同。真是纷繁复杂，很难一致。第三，律文简练而原则，执行时又必须具体化。在这个过程中，不免发生前后不一、参差不齐的情况。如文武官小有过犯，不即加罪，止是罚俸。罚俸的事例很多，远远超过《大明律》的规定。至于具体如何实施，是罚其全部俸禄，还是止罚钱钞或俸米①？律文未载，而《大明令》规定只罚俸钱而存俸米。可是后来罚俸时却钱米一齐住支，违背了原来只罚俸钱，俸米还可养其妻子，使之不至于失所，情法两尽之意。第四，由于时异事殊，如照旧执行律文，便不免轻重失宜。如洪武定律时，钞贵物贱，所以枉法赃至一百二十贯者，免绞充军；而正统时钞贱物贵，如以物估钞至120贯，则枉法赃俱发充军，比定律时太重，因而估钞至800贯之上才发北方边卫充军。第五、法律一经制定，便不能轻易变更，但如完全依律决断，有时又未必尽合情理。为了使情法基本一致，不得不用诏令或由廷臣奏请施行形式，对律文作适当的变通。如法律规定“越诉”(越级上诉)有罪，可洪武时有民父因被诬告逮系，其子诉于刑部，法司拟加以越诉之罪。朱元璋却说：子为其父伸诉冤枉，出于至情，不可罪。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嘉兴通判庞安将贩卖私盐者送京师，而以盐赏缉获者。户部以其违例，罚赏盐入官，并且还要判他的罪。安乃上言：“律者万世之常法，例者一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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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代官员俸禄分为折色即钱钞和本色即米两部分，大官的本色部分占俸禄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小官的约百分之七十。
旨意”,今拟依例而行，则于律有悖，失信于天下。朱元璋同意了他的意见，下令此事仍按律文规定处理。弘治六年(1493年),太常少卿李东阳上奏说：“在外衙门，往往以笞杖轻罪致人于死地，纵然事情暴露，不过以因公之名，照旧在职。他们有的杀人多者数十，甚至上百，积骸满野，流血涂地，可为伤心。律有‘故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之条，可他们是‘公’而非‘故勘’,所以致死人命虽多也不要紧。这是情重律轻，不能不重新审议”。朱祐樘也认为存在“情重律轻”或“情轻律重”的现实，所以他往往改变法司依律断案的判决，使情法适中。
由此可见，既不能以例代律，以例破律，也不能死守律文而不作恰当的权变，即必须以例辅律，以例补律。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对律与例的关系却往往处理不当。洪武二十八年，刑部请更定与条例不合之律文，以便各衙门遵守，朱元璋没有同意。此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宪宗都有断案一依《大明律》的诏旨。这种完全抛弃条例的作法，也是行不通的。正确的办法就是既承认律的主导性，也承认例的辅助性，即以律为主，律例并行。
二、《问刑条例》的修订
律例并行的思想，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到弘治年间已经成熟并付诸实践了。四年二月，刑科给事中韩佑上疏请将成化元年以后现行事例斟酌轻重，取其有补于法律所不及者，去繁从简，分为六目，与《大明律》并行，使天下臣民永为遵守。五年(1492年)七月，南京户科给事中杨廉在上疏中说：“近年以来，条例过多，以致问刑之官或不周知，或任意援引。是以议拟虽同，发落实异。”他请求“命令三法司会同各衙门广泛议论一次，将旧例十分取一，不要繁多。奏请裁定，俾与《大明律》并行”。就在这一年，朱祐樘命刑部尚书删定了《问刑条例》。十三年，杨廉再次上疏说：“自洪武至今，一百三十年来，《大明律》行之既久，条例渐多。近令法司详议，汰其繁琐”。他认为“只有通经者才可以议律，精于律者才可以议例”。因而希望“特选素通经术，深明律意者专理其事。以立法贵简之意为主，一切冗杂之例通通革去。便于以例补律之不足，不以例淆律之正，庶官有所遵守”。朱祐樘采纳了；他的意见，命刑部尚书白昂会同部院大臣共同议论，择历年问刑条例之经久可行者奏闻。结果，议上279条，请与律并行。诏从之。
从此，以例辅律，律例并行的制度确立了下来。以后，嘉靖、万历两朝又曾两次修订《问刑条例》,使例以辅律更趋于完善。至于《问刑条例》的特点(或者说优点),从以上所述，可以概括为：第一，删繁去冗，简明扼要而又确切精当。这样就避免了问刑之官或不周知，或任意援引，致使罪同罚异的弊病。第二，删定《问刑条例》酝酿的时间长，参与其事者基本上既通于经意，又深于律意，因而去取比较恰当；对现行条例中情罚不当且违背律令者删之，情罚相当且有补律令者留之。作到上合律意，下合民情。这样，律所未载或不太完善之处，俱用法律形式的例加以补充，并使之更易于实施。律例并行是明代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的一大进步。第三，情法适中是《问刑条例》以例辅律、以例补律的最大特点，也可以说是它的核心。“情轻律重”或“情重律轻”,任意轻重，世轻世重，是历代用刑的通病。《问刑条例》尽可能求其“情罪相当”,“贵存中制”。畸轻畸重，必然使得冤狱遍于寰中。而“情罪相当”,轻重适中，则善有所劝，恶有所惩，民无冤枉，人心悦服。根据当时的情况，要做到“情罪相当”,轻重适中，除认真对待具体的司法实践外，最主要的就是禁用酷刑、淫刑、草管人命。如陕西监察御中李兴，因致死人命数多，有旨处斩。于是五府、六部英国公张懋等上疏说：“李兴酷暴，罪责固然难逃，然其致死之人多为有罪之人。若处兴死刑，则其余故杀、故勘者又将如何处置”？吏部尚书王恕亦上疏说：“李兴巡按陕西，能尽职守，贪官污吏，闻风敛迹。若处以死刑，恐天下后世将会以陛下任情而不任法，使御史不敢尽职，贪污者皆无所畏惧”。由于为李兴辩护者地位很高，且振振有词，所以朱祐樘不得不让步，说：“李兴使用酷刑，罪当死。你等既不断论奏，姑从轻处分，杖一百，连同家属发极边烟瘴地充军”。大家知道，明代的充军，从某种角度来说，犯者最苦，且子孙、亲族、邻里亦被殃及，因而对李兴的处分仍然是很重的。
自然，决不是在《问刑条例》制定以后，刑罚就完全实现了情罪适中，再无冤案了。超乎法律之上的“圣旨”仍然毫无限制，仍然可以任意轻重。突出的例证就是正德十四年(1519年)群臣谏止武宗南巡，被廷杖者146人，杖死者11人。嘉靖三年(1524年),群臣争大礼，被廷杖者134人，杖死者16人。此外，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的特务，更可任意轻重，任情生杀。有罪大恶极者，其案卷堆积如山，但以有直接下达的圣旨开脱，因而纵之不问；有的不该死罪，但特务们随便写个纸条给锦衣卫诏狱，横祸立至。弘治年间，东厂、锦衣卫还算不太横暴，可是，由于他们对刑狱的干预，仍然造成累累冤案。九年，刑部吏徐珪曾上疏，说他在刑部三年，每见审问的盗贼，多数系东厂、镇抚司缉获的。而这些所谓的盗贼，有的是锦衣卫校尉挟私诬陷，有的是为人报仇，有的则是接受了首恶的贿赂，而令旁人抵罪。刑官虽然洞察其情，但无人敢擅更一字，以致枉杀多人。徐珪建议革去东厂，根绝祸源，太平便可到来。这自然是与虎谋皮，绝对办不到的事。弘治朝尚且如此，厂卫势焰薰灼之时，其为祸之烈，法律条例之被践踏，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