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户口锐减
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成化二十二年，天下共有921.4144万户，6544.2680万口。而弘治元年，天下共有911.3630万户，5020.7934万口。两相比数，户减少了10.0514万，口减少了1523.4746万。以后，户数历年递增，八年时为1010.0279万户，十七年时则为1050.8935万户。可是口数却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八年时为5067.8953万口，而十七年时才增至6010.5835万口，比成化二十二年还少533.6845万口。
我国封建社会的统计数字很多并不真实，自然也就不甚可靠。明代的户籍册(也是赋役征收册)叫黄册。其中所载数字，只有在明朝初年还较为可信，以后的黄册只是具文。官府征税和编排徭役，另有一本册子叫白册，其中的数字才是真实可靠的。所以明朝的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就不相信某些户口统计数字，认为造册官员和户部的审查都把这项工作当成了儿戏。不过，尽管统计不确切，不甚可靠，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户口耗减的趋势。
从土地上抛出来的户口，据宣德、正统时江南巡抚周忱讲，他们或者被豪门隐占；或者流向南京、北京，与苏、松人匠相依同住，或创造房居，或开张店铺；或者外出经商，全家生活在船上，往来于南北二京，湖广、河南、淮安等处，官府没法清查，粮差因之脱免。其实，在弘治以前，包括江南在内，工商业并不十分发达，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户口，除豪门隐占部分外，城市工商业并没有力量将其消化。因此，更多的人户是在向河南、陕西汉中、湖广荆襄地区流动，希图到那里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过一种没有赋役负担的“世外桃园”生活。
《明史·食货志》认为户口的增减，总的说来是由于政令的张弛。此话有点笼统。它又引明宣宗的话说，户口盛是由于休养生息，而衰则由于大兴土木和战争。这话还不够全面。比如户口的衰耗，应该说主要是由于土地兼并，赋役繁重和战乱频仍以及天灾流行等造成的民不聊生，非死即徙。
二、土地兼并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经过普查，全国共有官民田地850.7623万顷，可是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即109年后，天下土田总共才有423.8058万顷，减少了426.9565万顷，几乎是原额的一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即使按照《万历会典》所载数字622.8058万顷计算，也比洪武时原额减少了227.9565万顷。这个问题，不少人作过各种解释。我们不必在此多作征引和论述。总的来说，弘治时期的土地数额，比洪武时期减少了，大概是一致的看法。
为什么明王朝掌握的土地，即登记在《鱼鳞图册》上的土地会大量减少？据嘉靖时的大臣霍韬说：“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广东无藩府，非欺隐即委弃于寇贼”。就是说，主要是激烈的兼并所致。自然也还有农民逃亡或边境战争以后的抛荒。
关于成化年间勋戚、藩王、宦官兼并土地的情况，我们已在本书的第一章加以扼要地叙述。至于弘治时期的土地兼并，总的来说，仍然呈上升的趋势。现在根据《明孝宗实录》记载，简要地叙述如下：
弘治元年正月，命以杨村(今属天津武清县)、河西(今河北香河县南)地200顷赐廓王妃汪氏。
元年五月，赐神宫监太监陆恺保定府定兴县(河北今县)等处地200顷。后又赐172顷。再赐武清县庄田140顷。
元年十月，赐寿王涿州(今河北涿县)等处空地540余顷。
二年三月，认永清县(河北今县)田208顷赐皇亲纪贵。
二年五月，命以原赐故崇德长公主庄田300顷给其子杨玺。
二年七月，户部尚书李敏上疏说，畿内皇庄有五处，共占地1.28万余顷；勋戚、太监等官庄田332处，共占地3.3万余顷。朱祐樘命仍其旧。
三年三月，给仁和长公主三河县(河北今县)庄田215顷。十七年再赐武清县(今属天津市)地294顷。
三年四月，赐瑞安伯王源固安县(河北今县)庄地225顷。
三年闰九月，赐淳安大长公主饶阳县(河北今县)庄田160顷。
四年正月，赐岐王永清县(河北今县)地575顷。后又加赐90顷。
四年十月，赐益王顺天府望军台地500顷。
六年五月，赐衡王丰润县(河北今县)田500顷。
六年九月，赐皇亲周寿宝坻县(天津今县)官地500顷。十年再赐700余顷。
七年三月，赐永康长公主顺义县地231顷。
七年四月，赐衡王丰润县田150顷。
七年十月，再赐皇亲王源之母肃宁县(河北今县)田200顷。
九年九月，赐汝王玉田县(河北今县)望军台庄田700顷。
九年十月，赐岐山王德安府(府治在今湖北安陆市)观滩店田300顷。十一年又赐300顷。十三年再赐612顷。
十年九月，赐大慈仁寺良乡县(今北京房山之东北)庄地112顷；赐大慈延福宫昌平县(今属北京)庄地150顷。
十年十一月，赐德清长公主冀州(河北今县)庄田474顷余。十一年再赐衡水县(河北今市)地130顷。
十一年二月，赐卫王平度州(今山东平渡县)及昌邑、寿光(均系山东今县)二县田1000顷余。
十二年六月，以丰润县田500顷赐荣王。
十二年十二月，先后以肃宁县地1121顷赐外戚张鹤龄。
十三年正月，赐寿王四川保宁府(今阆中县)田403顷余。十三年二月，赐兴王祐杭近湖淤地1352顷，户部尚书周经等以此项土地属1750余户的世业，再三谏阻，不听。
十六年二月，赐外戚张延龄涿州等处田751顷。
十六年三月，赐锦衣卫带俸指挥使邵英三河县庄田215顷。
十七年四月，皇亲周寿、张延龄争永清县、宝坻县等处庄田，经朱祐樘决断，寿得地2000顷，延龄得地1.67万余顷。
十七年十月，礼科给事中葛蒿奏：边方军民田土，凡邻近牧马草场及皇亲庄田者，辄被侵夺，致使军民流离困苦。
从上述材料中，不难看出当时土地兼并的规模和剧烈程度已远远超过了成化时期。如果把各布政司所在的藩王、宗室、外戚、宦官以及豪右们分封、请乞、强占的土地算上，则土地兼并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的。
至于屯田的被侵占，也是十分惊人的。明初军屯的原额一说是89.2789万顷，①一说是90.3313万顷②果真如此，则相当于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总数880多万顷的十分之一强。可是，据王毓铨先生考证，认为89万顷或90万顷的数字不甚可靠。他推断明初屯地总额，大致应该接近于万历间63万多顷的额数③。即使如此，也约相当于全国土地总数880多万顷的十三分之一强。我们再看：《明孝宗实录》所载弘治年间屯田数字，除十七年为30.8191万顷外，其余各年基本上是28.9481万顷。还不到明初全国屯地总数89万多顷的三分之一或63万多顷的二分之一。
巨额屯田的丧失，除少量系因自然灾害及边境战争抛荒外，主要是被王公贵族、官豪势要、管屯官旗侵夺隐占。侵占屯田之事，从洪武年间就开始了，以后更是愈演愈烈，屡禁而不止。到了成化、弘治时期。各处卫所屯田，多被势要、官军占为己业，屯田损失了十分之五、六。如成化十二年(1476年),定西侯蒋琬言，大同、宜府等处数十万顷肥沃土田，全被豪强占种，不交租税。又如弘治六年(1493年),马文升在奏疏中指出，原卫所军士或因征戍，或因应役，日益减少，而其屯地则多为势家侵占，或被军士盗卖。另外，原来王府的三护卫在改调后，所遗下的屯田，也都被王府及势家占种。可见占夺屯田的情况是如何地严重。
大量的官民田地被侵占，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首先，千千万万农民和军士被排斥出土地，成为生活无着的流民。其次，不少农民沦为庄田佃户，他们既要负担沉重的赋役剥削，还要忍受如狼似虎的管庄管校和一群恶棍的百般凌辱。如果有谁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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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春明梦余录》卷36。
②傅维麟《明书·土田志》。
③《明代的军屯·屯地总额》。
与他们分辨，往往遭到诬陷，即刻身陷牢笼，弄得举家惶惶不安。再次，朱元璋曾说，养兵而又不加重农民的负担，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兴屯田。这样方可以“兵农兼务，国用以舒”,才是“长治久安之术”。可是，随着屯政的废弛，屯田的被侵占，军饷的供应必须依靠国库。后来，更由于边军的大量逃亡，不得不招募客兵，因而军费的开支更是急剧增加。国家财政拮据，自然又得加重人民的负担。而这种恶性循环，再加上明王朝整个统治的腐朽，终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明王朝的崩溃。
三、艰难的国计民生
由于剧烈的土地兼并，沉重的赋役负担，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致使封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破产农民从土地上游离出来，转徙四方。于是封建国家赋税和力役的征发不得不受到严重影响，财政入不敷出，处于困境之中。
这种状况，直到弘治初年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弘治元年正月，吏部右侍郎杨守陈在上疏中列举了当时的许多积弊，其中就有财用匮乏，百姓贫困，各地仓库少有储蓄。同年十月，监察御史王嵩等指出，发生灾荒之处很多，而以湖广、四川特别严重。于是，各处居民多流移荆襄等处，但荆襄地方也无法供给。他希望早作安排，否则将酿成大患。北直隶、山东饥民纷纷流向陕西汉中、河南以及湖广荆襄等处就食的，真是史不绝书。弘治初年，军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大体上说来，北方之民困于差役，南方之民则困于纳粮和运输，军士苦于劳役，而其粮饷则被侵吞。六年闰五月，太常寺少卿李东阳在奏疏中作了具体的描述。他说：“今天下民穷财尽，已到了极点。例如：山东之地，草根树皮，几乎吃光了，只好吃人肉。湖广之地，湖水枯竭了，无鱼可捕，以致河泊课税，只好折纳。易州山厂，林木已空，只好到关外一二百里处伐木烧炭。”他说：“天下之地，无一处而不贫，万物之利，无一物而不贫。如果只是根据图籍在那里计口数物，不要说皇上难以了解真实情况，就是部院之内也不可能！”他还说：“要走出这一困境，没有好的办法。因为要蠲免租税吧，则国用不足；要照现行办法征发赋役吧，老百姓又受不了。唯一可行的就是裁省杂泛差役和额外科派。”
看来，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便无法摆脱国计民生所处的困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