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税粮的征收与管理
明代的田赋以征收米麦为主，此外还有丝绵、棉花、棉布、麻布、绢等等。从洪武初年起，有时根据具体情况，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值十分之二。棉节一匹，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麦五斗。愿意交纳粮食的也听其自便。于是称米麦为本色，其他折纳税粮者称为折色。正统元年，令将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400余万石，每石折银二钱五分，共折银100余万两，入内承运库，叫做“金花银”。以后通行天下，粮四石折银一两。
朱元璋规定的田赋额是：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苏、松、常、嘉、湖以及浙西的田赋最重，亩税有二三石者。由于江浙赋重，所以这些地方的老百姓从明初开始，便相率逃亡。而明王朝也不得不减轻官田租额，调整税则，使重者减轻，轻者加重。然而，直到英宗之世，亩税一石的定额并未突破。
自永乐年间国都北迁之后，江南粮食便须漕运至北京。开始实行支运，即由江西、湖广、浙江人民将粮运至淮安仓，然后遣官军分别运至徐州仓、临清仓、德州仓以至通州仓。山东、河南、北直隶则径运京仓，不用支运。其后山东、河南也都运德州仓。宣德六年(1431年),又实行兑运法，即江南民将粮运至淮安、爪洲，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给与路费耗米。加耗米湖广每石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隶六斗、北直隶五斗。如果民运至淮安兑与军运者，止加四斗。不愿兑者，亦听其自便。后来加耗米有所减少，远者不过六斗，近者只有二斗五升。兑运虽然于军民都有好处，民可避免远运的艰难，军可得加耗，且得附载他物沿途贩卖。但不久便弊窦丛生：军与民兑米，往往恃强勒索；军运至仓，又备受仓官的侵夺。成化间，又改为官军长运。即由运军至江南水次与民运粮交兑，加耗之外，每石再增米一石作为渡江费用。交兑之后，由运军直接北运。然而，当时管理仓库者往往巧取豪夺，令运军辗转称贷，艰难困苦，不可名状。
弘治年间，在赋税的征收和管理方面，从制度上来说，除“开中法”有所更改外，没有太大的举措。无非是加强征收，堵塞漏洞，调整一些不合理的负担，变更某些陈规陋习而已。
鉴于一些地区缺乏官员管理税粮的征收，以致粮草拖欠，仓廪空虚，奸弊丛生的现状，弘治元年闰正月，命山西布政司右参议王盛总督粮储。朱祐樘在给他的敕书中说：“山西所属州县，历年拖欠的粮草数目很多，因而王府及各卫所的禄米、俸粮，不能全给；预备仓全无积蓄，饥民无法赈济。之所以拖欠粮草，主要是无专管此事的官员，以致管粮官多收受贿赂，纵容粮长、里长、书算人等作弊；加之所在卫所军旗包揽挟制，不肯上纳。即使已经交纳的，也多有亏折。因此，特命尔专一提督，禁革奸弊。如有催征违限及纵容仓官通同势豪军民人等作弊者，一经发觉，即行奏闻或径自处理”。
当时，各地富户多与里长、书手串通，故意迟迟不交纳秋粮。等到第二年，成了欠赋，便有可能蠲免或打折扣交纳。这样，富户和里书都可获得好处。弘治二年十二月，朱祐樘采纳浙江乌程县民施胜安建议，规定每年八月初旬，将秋粮的征收作出预算；九月初旬造花户实征册，中旬填写通知单；十一月初旬开仓征粮，十二月终收足。
江南官田的税粮本来就已很重，但还要在赋外加耗，以备供应，因而民力不堪。弘治二年下令：应天府上元等七县官田粮每石减耗米二斗五升，民田则每亩劝其出米二斗。镇江府丹徒县官田粮每石减二斗二升，民田则每亩劝其出米二升；丹阳县官田粮每石减耗米二斗，民田每亩劝出米一升二合。太平府当涂等三县官田粮每石减耗米二斗五升，民田每亩劝出米一升。广德州并建平县官田粮每石减耗米二斗，民田每亩劝出米一升五合。弘治十一年(1498年),南直隶巡抚彭礼也奏请减轻耗米，有旨令彭礼径自处分。
当时，在税粮的交纳和运送过程中，经管人员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剥削。于是折纳银钱倒成了减轻负担、堵塞贪婪的一种措施。弘治二年，命山东、河南起运保定、涿州、良乡等仓夏税秋粮，自弘治二年以后，本色与折色各收一半。折色每石收银七钱，旧欠该征者，每石收银四钱。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奏：“苏、松诸府，连年荒欠，民买漕米，每石用银二两。而北直隶、山东、河南每岁供给宜府、大同二边的军粮和马料，每石用银一两”。他请求“按各处灾情轻重折纳银两，灾重者，每石七钱，稍轻者，每石一两。俱解部转发各边，抵北直隶、山东、河南三处岁供之数，而收三处本色以输京仓”。自此之后，凡是有灾荒，每每权宜折银，而折价一般为六七钱，再无一两的。
此外就是禁止势豪包揽以及内外官员的需索，减轻纳户的负担，以免拖欠应纳税粮。如弘治十一年(1498年)十一月，总督粮储户部尚书王继就曾指出，山东、河南起运京仓税粮，在京势要之家，总是先期直至所在地方包揽，名曰“会粮”。地方官也往往答应其请求，多增粮价，与之分用。他请求下令禁止。又如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南京户部员外郎李嘉祥上言：粮米入城，守门内官索要过门钱，每石有至万余文者。又往年盘粮，照例差内官一员，当时所取不过二三两，名为茶果钱。今每门增派内官一员，每员索银二十两甚至三四十两。此外还巧立名目，百方诛求。他请求严惩为害最甚者，并裁减盘粮内官人数。有旨命查勘明白回话。在处理与宦官有关的问题方面，往往是不了了之的。
在漕运税粮过程中，运军所受剥削是最为严重的。弘治元年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马文升曾深刻地指出运军之苦：一为造船之苦。原来造船皆由工部给价，如运船有损坏，还给修缮，但近来工部不能按时给价，漕运总兵便请求领价自造。而工部却提出只给船料四分，其余由军卫出三分，旧船准作三分。然而军卫无从措办，只好由军士卖资产、囊男女来解决。二为往来之苦。正军虽然逃亡很多，但原额并不减少，只好以余丁充数，于是一户有三四人应役者。每年春初兑粮，至八九月以后始回卫，劳苦万状。当船至张家湾，又要雇车船剥运，而费用则多半是借贷的银钱。三为科害之苦。运军借贷的银钱，把总等官因而索取成倍的利息。军士或者自载土产之物，换点薪米，又以违禁之名，多被检夺。他请求每船一艘，加银20两，同时禁止运官及其他官员科害搜检之弊，庶几运军少苏困惫而转漕亦得以无阻滞。诏从其议。
为了保证税粮能如数并按时交兑，弘治八年(1495)规定：每年布按二司及直隶府州县管粮官，应督促所属征收，年终集中于起运的水次，候正月交兑。如果违限一年、二年者，记过还职，如果连续违限三年者，以罢(疲)软送吏部论处。各分巡、分守管粮官员，以十分为率，五分不完者，亦照此例。管运官如连续违限三年，听漕运衙门黜退，不许管军管事。此外，如果粮船在途中失事，将视情节轻重处分管运官员以及有关人员。如弘治七年，镇江卫指挥同知陆潮督运粮船失火，毁损正粮1.8万余石，死军夫五人，于是陆潮及本管千百户、把总以至总督漕运都御史和总兵官都督佥事都被逮治。对于管运官员的考察，朱祐樘也是很重视的。如弘治十三年诏令户兵二部及漕运都御史等官，考察运粮各卫所指挥、千百户，其中廉干有为者，留下管事；贪婪无为者革退，另选相应官员代补。
二、整顿盐法
与从前一样，明代也将食盐作为专卖品。煎盐的灶户，对明王朝有极其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形同工奴。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军户一样，比一般民户要低。而其所受的剥削，也比一般民户要沉重得多。
明王朝就是靠垄断自然资源，残酷剥削灶户、灶丁等，获得巨额收入的。当时，单以两淮盐课而言，大约有二百万，相当于全部漕运米四百万石的价值。而两淮盐课只是全国各盐运司盐课的一半左右。此外，在弘治中叶以前，明朝政府利用手中的盐，诱迫商人先将粮食运交边地，然后凭交粮证据到指定地点领盐，再往规定地区发卖。这种办法叫做“开中”。商人为了避免远途运输之劳，往往募人在边地开荒种粮，就地交纳。这样，边境地区便得到了开发。所以，盐的专卖，无论对明王朝的财政或是国防而言，都是有力的支柱。
不过，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尽管明王朝对盐的生产、开中、贩卖等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法规，但不久便逐渐遭到了破坏，盐课也相应地日益亏欠。弘治元年七月，乃命户部右侍郎李嗣及刑部右侍郎彭韶，俱兼都察院左金都御史，分别前往两淮、两浙清理盐法。在给他们的敕谕中说：“盐课年年亏欠，客商往往不肯报中。主要原因是盐商亏本，无利可图。其次是各场灶丁缺额多，没有补充。山场、草荡①多被势豪占据。仓厥锅盘，年久损坏，不能修治。灶丁艰难，无人赈济，而总催②等人，既勒索到场客商财物，又强收灶丁所煎盐课，私卖与人。等到清理的时候，不过出一虚假证据，申缴上司应付而已。因此，官盐不足，私盐盛行。加以运司③官姑息逢迎，御史又因循不理，盐法自然要坏，而边储也自然要空虚。由于如此，所以特命你等前往督同巡盐御史及运司官，亲至各场盘查清理，禁革奸弊：1.禁止官豪势要冒名报中，勾结主管官员，多买私盐，强行贩卖。如违，人拿问罪，盐没入官。2.不许亏欠盐课，责令总催人等限期追完。如总催中豪猾之徒，不惧法度，虐害灶丁，侵欺盐课者，正身与家属，解京问罪充军。3.灶丁有缺即补，如生计艰窘，即设法赈济。山场、草荡，不许占据，仓廉锅盘损坏，应设法修理。4.应给客商之盐，即便给与，不许刁难。5.禁止越境卖盐以及兴贩私盐。6.官吏军民人等，有贪婪作弊者，除三品奏请朝廷处置外，其余的就地依法拿问。如有廉洁奉公者，亦量加奖励”。
封建社会的弊病，是不可能治理一两次就见效的，更不要说根治了。盐法之弊，经过弘治元年治理后，不久又法令纵弛，奸弊日益滋长起来。主要表现在私盐兴贩盛行，课额亏损，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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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供灶户樵采，能耕种者许其开显。
②管理灶户的头目。
③明代设有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六个都转运盐使司。
要占中，商人守支，①灶户困难，公差人员夹带私贩，王府、宦官假借钦赐之名大贩私盐，漫无纪极。因此，尽管减轻价格，召商中盐，可无人报中。当时边情警急，军马供应浩繁，而经费却无着落。因此，弘治十四年(1501年)四月，命王璟为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前往清理两淮盐法。因为两淮盐利最厚，从来接济边饷，都靠这里的盐课。王璟禁革奸弊的主要内容是：抚恤小灶，锄治豪强，缉捕私贩，盘查历年盐课，追究侵夺亏损，裁革势要占中，依期拨盐与守支商人，依法盘究一应公差人员假借各种名目夹带私贩。自然，这次清理的效果也是很有限的。要自己清除自身的浓包，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盐法的弊病，终明之世始终存在，而且愈演愈烈。
洪武初年定开中法时规定，商人在卖完盐后，应将原来官府给的引目交还。同时规定，贩卖私盐者罪至死，伪造盐引者同罪。如果盐与引分离，即以私盐论处。可是，为了贩卖私盐获取高额利润而又不被查觉，便在卖完官盐后不将引目交还，而以它作为私盐的“护身符”。为了堵住这一漏洞，弘治二年下令，各地发出去的引盐，在售卖完毕后，应将引目直接上缴所在官府。盐运司及盐课提举司每年造册，详载各商籍贯住址及违限月日，送户部转发该管布政司、府、卫所提问，限期追销。十四年又规定，行盐地方，卖过的引目，每月终由州县缴府，每季终由府缴布政司，年终由布政司及直隶府缴部。如有不及数者，其府、州、县正官，许户部参奏问罪。
成化末年，由于宦官大量地奏讨淮、浙盐，因而两淮积欠至五百余万引，商人支盐更难。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弘治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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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规定交了粮、银，到指定盐场支盐，却无盐可支，又得等候，有的等了几代人还支不到盐。这叫守支。
李嗣在清理两淮盐法时，便请令商人买余盐①以补官引。弘治二年乃正式下令“两淮运司守支的客商，自成化十五年(1479年)以前无盐支给者，许收买灶丁余盐以补官引，免其劝借米麦②其成化十六年以后至二十年以前，正支不敷者，亦许买补，该劝借赈济米麦，照支盐多少上纳。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未支者，将盐课严限追补完足，支与客商，不许收买余盐”。于是，以余盐补充正课，盐法至此一小变。
旧例商人中盐后，当其尚未支盐即行去世时，许妻、子具奏，由原籍及运司核实，方得代支，其他人不能代支。然而山、陕、辽东等边远地区，很难作到。于是，弘治十六年(1503年)九月，经奏准，不限商人之妻、子，凡是商人之父、母、祖、孙、同居兄弟，俱准代支，也不须具奏，只须巡盐御史通知运司核实，即可支给。
弘治年间，盐法变更最大而且影响也最深的，莫过于弘治五年的召商纳银中盐。当时，商人困于守支，不愿报中，而边方军饷亦告匮乏。于是户部尚书叶淇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户部太仓，分给各边。每引纳银三四钱不等，按时价可买粟二石；而永乐时边商中盐，一引不过输粟二斗五升；两相比较，弘治时比永乐年间增加了八倍。而商人因可免去守支之苦，所以也愿输银。因此，一时之间，太仓银积累至百余万。然而，商人既已纳银运司，便不再在边境屯田或运粮至边开中，于是不久边境粮食储备匮乏，粮价飞涨。嘉靖时稻米一石，值银五两。不少人归咎叶淇，认为他不该变更边境纳粮开中之法。其实，明代边储匮乏，主要是屯田之法破坏了。而盐法之坏，又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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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灶丁除纳正课额盐之外所余之盐叫余盐。
②起初，余盐送盐场盐课司，二百斤为一引，给米一石，其盐召商开中，不
论商人的年资与盐引顺序均可给与。成化以后，令商收买，而劝供米麦以振贫灶。
势豪乞讨，并不在叶淇的变法。从当时的情况来说，叶淇的变法是势所必然的。因为商人辛苦劳顿，却守支数十年而得不到盐；即使得盐，又被势豪奏乞之盐所阻遏，不能很快销售。既然无利可图，故极不愿意报中盐引。尽管下令招商，也无人响应。叶淇有见于此，乃变更旧制，使商人有利可图；商人有利可图，则报中者多；报中者多，则国课充裕。这也是救弊的办法。从责怪叶淇变更旧制这点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祖宗成宪”不可更改的阴影。还有人认为，叶淇是淮安人，盐商都是他的亲故，是他们给叶淇出的纳银主意，叶淇同意后，又与内阁徐溥商议，而徐溥与叶淇是同榜进士，关系最好。有内阁大学士的斡旋，所以叶淇才能奏准盐商纳银。我们认为，在传统的人治社会里，人际关系在处理事务时十分重要。但是，抛开社会现实，单从人际关系去评判一项重要政策的制定或更改，并不妥当，而其结论也是不可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