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弘治君臣的苟安思想
弘治时期，政治上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总算有不少富有才干且有相当声望的官员，布列在各个部门，因而从表面看来，似乎还是盛世。财政上虽然比较拮据，但毕竟还能“拆东墙，补西墙”,维持下去。农民虽然仍在不断逃亡，但大规模流民起义的风暴刚刚停息，新的农民起义还在酝酿之中，此时正处在两次起义高潮的间歇期，因而表面上显得比较平静。北边的宿敌，自“土木堡之变”以后便日益衰落。此时鞑靼虽又复起，而且也在不断扰边，但总的说来并未构成严重的威胁。西边的土鲁番，虽然咄咄逼人，但毕竟部众太少，地盘太小，要想长驱直入是根本不可能的。所有这些，加上统治阶级的日趋腐朽，创业时期叱咤风云的锐气连影子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暮气以及安享太平之福的思想。这就是弘治君臣苟安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在朱祐樘统治的十八年间，面对敌人的不断侵扰，除有一次拟采用宦官苗逵的意见出兵反击外，从未提出过主动出击的问题。《明史·刘大夏传》说：“当是时，帝方锐意太平”。原来朱祐樘是一心一意想要作“太平天子”。这次偶尔心血来潮，借大同小警，想出兵侥幸建立一点武功，以夸耀时人，流芳后世。不料内阁大学士首先反对。朱祐樘不以为然，又征询他特别亲信的兵部尚书刘大夏的意见。他旁敲侧击地问大夏，你知道苗逵在延绥捣毁敌巢的战功吗？大夏答道：“我听说过此事，当时不过俘虏了妇女小孩十几人而已。幸赖朝廷处置得宜，才能安全返回。不然，后果难以预料”。这一席话，无异给朱祐樘浇了一瓢冷水。过了好一阵，他才反问道：“太宗频频出塞，现在为什么就不可以”！大夏只好先捧他一下，说：“陛下神武，固然不比太宗差，然而将领士马却远远不如当时。就拿当时来说，淇国公丘福稍一疏忽，几十万人便葬身沙漠。战争之事，怎能看得太简单？根据目前情况，惟有防守才是上策”。此时，朱祐樘的另一亲信大臣戴珊亦从旁劝阻。朱祐樘说：“没有你们，差点误事。”由于如此，故未出师。此事充分反映了弘治君臣的苟安思想已很难改变。
吏部尚书倪岳，曾有一通论西北用兵之害的奏疏，在历数当时军政弊病之后，得出只能加强防守的结论，可以作为“土木堡之变”后较长时期内一些重臣力主消极防御的代表意见。他说：“近年来毛里孩阿罗忽、孛罗出、乩加思兰等大为边患，因为他们占据了水草美肥的河套。然而，边防诸将怯懦，只能据城自守。偶尔遇敌，往往败北。他们既不敢正面御敌，敌退时又不能狙击。敌人进可获利，退无后顾之忧，自然边患就难以平息。有时命将出征，总是无功而还。可是他们一出兵就报捷，甚至妄杀平民冒功，而朝廷也就滥予赏赐，轻给官秩。并且功赏所加，尽是权要的子弟仆役，而执戈之士卒与转饷的百姓，只能白白地死于荒野”。有人建议调京营兵往援，他以为“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京营兵是出了名的既冗滥又怯懦，他们每每临阵就逃，反而使边军也招致失败”。兵部建议由宜府、大同出兵，并力以援延绥，他认为“这也不甚妥当，因为从宣大到延绥相去太远，士马疲于奔命，容易上敌人声东击西、持虚批亢之当”。至于士马屯集延绥，所需粮草，由山西、河南之民挽输，或以盐引易粟，他认为“这只能加重老百姓负担，有利于权贵豪右；如果由朝廷出帑藏给边，又给了管军将领克扣军饷的机会”。究应如何御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的主张恢复河套以外东胜等险要之地，有的主张率十万之众席清河套，他认为“都是冒险，容易为敌所困，蹈覆没之辙”。有的主张放弃延绥，使兵民息肩，他更是反对。认为“过去放弃了东胜，所以现在祸患集中在延绥，而关陕震幼；如果现在放弃延绥，则将来的祸患必然集中在关陕，而京师震动”。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他提出最好是采取重将权、增城堡、加强侦察、招募民壮、调走客兵、严明赏罚、搞好屯田等措施。这些措施，无非是消极防御的老生常谈，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可是，倪岳号称一时名臣，其议论素为众人心悦诚服。他将不能主动出击的理由阐述得如此透彻，其消极防御的思想，自然不能不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不能奋发图强，也就是说不能下决心采取有效措施清除当时存在的军政积弊，是弘治君臣苟安思想的最集中的反映。尽管不断地有人提出将帅贪鄙怯懦，肆意侵占屯田，克扣军饷，奴役军士，而军士则饥寒交迫，纷纷逃亡，即使在营，也毫无战斗力可言等等严重问题，希望能够切实加以整顿，可朱祐樘总是一味宽容，即使提出若干措施，不是苍白无力，就是每每落空。宽纵的结果是军政愈来愈腐败，等到敌人进一步强大时，大祸就临头了。
与上述苟安思想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弘治君臣对待人民反抗斗争的态度。下面略举数例便可看出，统治者在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时，是毫不犹豫，也毫不手软的。弘治元年十一月，陈辅与其父端、子文武等四十余人攻陷嘉兴府，然后携家往太湖退走，为官兵所败，端等被俘，余众被杀伤或跳水死，辅亦自刎死。事平，诏令端等12人皆斩首枭令，妻妾子女发配功臣家，财产入官，父母祖孙兄弟，不限籍之同异①,皆流二千里安置。八年十二月，湖广流民百余人攻入桂阳县(今湖南汝城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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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不论是否分居另立户籍。
广安守御千户所(属桂阳县)千户蔡隆等丢掉城池，拔腿就逃。朝廷得报后，即命兵部行文江西巡抚及两广总镇等官负责剿捕，守备、兵备、巡守等官俱停俸限期擒捕，对弃城逃跑及妄报军情者，从重罪之。湖广守臣因奏报不及时，命都察院查处。十七年六月，直隶、河南、山东等处，回民百十为群，纵横四出，官府不能抗御。朱祐樘对镇巡等官没有及时将其剿灭大为恼火，下令起义流民所经地方，有关官员尽行停俸，限期追捕，过了限期仍未捕获者，奏明处治。
历来的统治者总是把人民的反抗斗争看作心腹之患，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立即进行镇压，对首倡起义者及骨干分子总是处以重刑，对镇压不力的官员也多加以重罚。在这方面，弘治君臣的确没有丝毫的苟安思想。
二、对鞑靼的消极防御
本来，成化九年(1473年)经过王越的奋战，已将鞑靼满鲁都等逐出了河套地区，边患稍宁。满鲁都死后，其部属亦思马因继起，连岁扰边。亦思马因死，入侵者复称小王子。弘治元年夏，小王子上书求贡，自称大元大可汗。此时的明王朝，在苟安思想的支配下，一味优容，默认了他的称号，接受了他朝贡的请求。于是渐渐地往来套中，常为边患。八年(1495年)北部亦卜刺因王等入套驻牧，于是，小王子及原满鲁都部脱罗干之子火筛相倚，日益强大，为东西诸边之患。
在敌人尚未强大并驻牧河套的时候，明王朝正宜乘此机会，日夜选将练兵，作好反击的充分准备。可是计不出此，上上下下都若无其事，泰然处之。等到一有警报，则又忧惧惶恐，以为患在不测。即使他们提出一些措施，不过是治标的办法，不起作用或者说起不了多大作用。弘治七年(1494年)十一月，兵部上奏，认为敌人之所以能够多次入侵，并获得厚利，主要原因在于墩台疏阔，烽火不能连接以及守墩军士困惫。建议诏令各边镇巡等官报据地形，修理墩埃。十里左右为一大墩，五里左右为一小台。大墩守军10人，小台5人。凡遇敌人近边，天晴则举炮，天阴昼则举烟，夜则举火。各守城将官，闻警即领军截杀。其守墩军士，必选精壮者，分为二班，每月更换一次。墩台内必须储备充足之饮水和柴薪。守备将官，每半月巡查边境一次，墩台官则随时往来巡视。如果近边有军士屯田，则在其处修筑小堡一座，贮藏若干粮草，并暗伏马军三五百于其中，以便有警时可以防御。因为这个建议既不劳师动众，又无任何风险，更不妨碍任何人的利益，所以得到了批准。
可是，真正触及问题的实质，能够克敌制胜的建议，却又难以实行。如弘治十四年(1501年)正月，吏部侍郎王鏊上御敌八事：首先是“定庙算”。就是要朱祐樘拿定主意，“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而不要高枕无忧，遇警又手足无所措。解决一些关键问题，如嬖幸乱政，功赏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将不用命；边境空虚，民心离散而不抚绥”。他以为，火筛、小王子并不可怕，而这些问题才是十分可怕的。所以必须下定决心加以解决。还有，“要赏功罚罪以驾驭将帅。赏一人使人人皆劝，罚一人使人人皆惧。但是，如果赏不当功，罚不当罪，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他希望朱祐樘要“下定决心，消灭敌人。经常召见大臣咨询边事，了解边将怯勇，有罪必罚，不以近幸而免；有功必赏，不以疏远而遗。这样，则将帅同心协力，不患无人；士卒朝气蓬勃，不愁不克敌制胜”。其次是“重主将”。就是设立总制，统一“事权”。当时，在边防线上的大员，内臣则有太监，武臣则有总兵，文臣则有都御史。有时要调兵遣将，往往因意见分歧而作罢。大家认为急须设立总制，沿边诸将通通听其节制，庶几事权归一，命令不致受到阻挠。第三为“严法令”。“军事大权全部交给总制，平时不用命及临阵退缩者，即行斩首，以此作为广大将士鉴戒”。第四为“恤边民”。他说：“沿边之民，终年守障，其苦万状，而在上之人又百方诛求。因此，虽有电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虽有月粮而升斗不得入其家，上虽有赏赐但不一定能够得到，战斗中虽有斩首但总被抢夺而不能算作自己的功劳。现在又受到敌人侵掠，父子、夫妇、兄弟不能相保，肝脑涂地，哭声遍野。为将者不但不加抚恤，反而横加刻剥，其心安得不离散！听说边人苦于官府将帅之诛求，有的想逃往敌方，以求逸乐！其心如此，怎能望其拼死战斗呢人心动摇，决不能等闲视之”。他建议“拿出内库的银两，派员去大同等处抚慰；同时放免税粮一二年，使边人知朝廷并没有忘记他们；还应停止传俸官员的俸禄，用来给边将加俸，节约莫名其妙的赏赐以赏边军”。此外，王鏊还谈到广召募、用间等等。由于他的建议不符合朱祐樘的苟安思想，而清除军政腐败又必然要触动某些权要的利益，从而遭致极大的阻挠，因此，朱祐樘只批了个“命所司知之”,而不是要他们按王鏊的建议执行。
朱祐樘对兵部和王鏊两种建议的态度，充分反映了他对当时的军政、边防的态度是不折不扣的苟且偷安。因此，北方边防仍然长期处于严重的被动态势。
弘治九年(1496年),即小王子、火筛等驻牧河套的第二年，鞑靼入宣府、大同、延绥等边侵掠。十年五月，小王子犯潮河川(今北京市密云县境),指挥刘钦等27人战死。继犯大同，官军抵御，同样失败。于是京师讹言四起，传说敌人快要来了。为了稳定人心，明廷采取“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办法，对敌不闻不问，不了了之。七月，火筛犯甘肃，廷议复设总制官。先后会举七人，都不合朱祐樘之意，吏部尚书屠濡窥知其意向，乃以王越之名上，于是下诏恢复王越左都御史原官并加太子太保点制甘、凉边务兼巡抚。王越上言，甘镇兵弱，非借助延绥、宁夏两镇兵，难以克敌。请兼制两镇，解巡抚事。朱祐樘批准了他的请求。此时，王越已经是73岁的老翁了，而朱祐樘仍以军事大权相托付，说明朱祐樘对他的信任，深知边务非王越莫属。事实证明，王越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与同时的将帅比较起来，还是佼佼者。
弘治十一年(1498年)七月，王越以小王子大本营在贺兰山后，故多次扰边，乃兵分三路进剿。斩43级，获马驼百余。这在当时就算是奇功了，所以晋升为少保兼太子太傅。此时，王越本想继续建功立业的，可是恰好太监李广得罪死，言官在弹劾李广党羽时，都提到王越。王越知道后，忧恨而死。
西边的王越立了战功，获得奖赏。于是东边的边将也想立功受奖。十二年三月，辽东总兵官李杲、巡抚都御史张玉、镇守太监任良等诱骗兀良哈三卫男妇300余人到边互市，然后将其全部掩杀，而以军功上奏。事发，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顾佐前往查究。顾佐去后，李杲等百般阻挠，有关人证畏惧彼等报复，不敢讲真话。李杲等又扬言于京师，说顾佐偏听偏信，刑逼妄招，激变地方。顾佐也怕祸事临头，请别遣兵部及锦衣卫官各一员同来参与讯问，但未经朱祐樘同意。十二月，六科十三道交章弹劾辽东守臣之不尽职者，请求将彼等调回。未获朱祐樘批准。于是兵部尚书马文升等奏：“辽东总兵官李杲，原在宜府时，就有罪宥免不诛。调守辽东，体肥有病，不能骑射；在镇六年，卧享富贵，且颇肆骄淫。都御史张玉，没有抚御材干，不能禁革奸弊，因而下属不怕他，同事也轻侮他。太监任良，刚愎自用，见利忘义，唯贿是求，以致边备废弛，失机债事，匿败不闻，罪孽已深，更纵使部属，任其诱杀，情罪清清楚楚。廷议请求将彼等调回，科道请求更换，可是都未获允准。命下之日，士论沸腾。请将彼等取回勘问，根据情节轻重定罪。”朱祐樘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命任良等姑且不取回京，只是催促顾佐按复。他是想冷处理，以便顺利地实现其庇护辽东边臣之目的。
弘治十三年(1500年)正月，顾佐自辽东还京，奏李杲、张玉、任良令亲信总旗鲁麟等转督锦州、义州备御官鲁勋、王玺诱杀兀良哈三卫269人；继又转督宁远守备官崔鉴等诱杀44人。兵部请正其罪。朱祐樘又改变了口吻，说什么：“勋等罪宜重治，但事无佐证，牵涉的人又多，姑且从轻处治。勋及王玺、鲁麟各降一级，带俸差操①。杲、良、玉降旨切责。其余俱免追究。”后任良等各上疏自辩，改命李杲、张玉致仕，任良别用。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同年七月，兵科都给事中柴界等在奏疏中就指出：“致仕体例与现任相同，是人臣以礼去官而借以优待的名义。可是，李杲等是心怀奸恶，欺罔朝廷，因循苟且，腐败无能，败坏军机。以其情罪而论，固该给予重惩，可是只令其致仕或别用。这是恩礼有加，并非对待有罪之人的办法。这样处理罪人，不仅会使三卫大人积愤不平而更加反目，而朝廷的威严和命令也将自此不灵，边臣坏事更加没有忌惮了”。他们请求朱祐樘明正李杲等之罪，以为边臣之戒。而朱祐樘则以已经有旨相搪塞，不惜以坚持错误来维护皇帝的尊严。
弘治十三年四月，火筛自大青山分数道侵入威远卫(今山西右玉县西),游击将军王杲登城瞭望，见敌只有20余骑，心想失去这次出击的机会，让别人抢去我的功劳就太不值了。都指挥邓洪坚决加以制止，无奈王果夺功心切，不听。敌人诱使王杲进入伏击圈，七千余骑呼啸而出，冲击明军，将其分割为五。这一役，死亡军士一千多，裨将死者52人。参将秦恭、副总兵马界列营很近，但由于惧敌，故逗留不敢进援王杲，王杲于是大败。杲、恭、界俱论死。接着命平江伯陈锐为靖虏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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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虽然官职已经开缺，但仍给俸，叫带俸；差是差役，操是训练，两者相混叫差操。
总兵官，太监金辅监军，侍郎许进提督军务，赴大同抵御。五月，京师戒严。火筛再以五万余骑入大同。陈锐并无将材，提不出什么作战方略，又与副总兵刘宁不和。他的办法就是不许诸将出城迎战，只须据城固守。敌人乘机大掠八日，幸游击将军张俊力战，敌人才退却。七月，六科十三道纷纷上章劾奏陈锐等罪行，说他们“初到大同，据报有50余敌骑在某地抢掠，陈税乃令刘宁等领兵一万前往袭击。结果是寸功未获而明军指挥邵平等死了13人，战马死了100余匹。另外，大同东关外报有敌数骑，锐遣麾下轻骑数百前往追击，结果头目死了六人。从此，就再不敢言战了。敌人知道他没有能耐，因而更加猖獗，甚至只有五七骑，也敢直抵镇城之下。自五月中旬以来，西自威远、平鲁(威远西南)、井坪(今山西朔州市北)等卫所，东至阳和(今山西阳高县)、天城(今山西天镇县)、顺圣川(在今河北阳原县),南至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山西朔州市)、山阴(山西今县)、马邑(山阴西南)、浑源(山西今县)、蔚州(今河北蔚县)、广昌(今河北涞源县)等州县，绵亘千里，聚落数万家，旬日之间，生产荡然、人畜几尽。锐等止知固守太原一城，其余地方，任随敌人蹂躏。另外，陈锐与刘宁，自到大同之后，表面上赦衍，心里各有打算，因而动辄矛盾，互相攻击，自为敌国，怎能和衷共济处理好军务”？他们请求将陈锐、金辅、许进、刘宁等一并问罪，以为误事负国者之戒。朱祐樘仍然是姑息纵容，说什么,本当逮治，姑从轻处治：锐、宁革去禄俸闲住，辅革去管营，进致仕。千万人的生命财产，白白地被陈锐等断送了。孝宗不止是苟且偷安，简直是姑息养奸。幸好当时的敌人并不强大，否则嘉靖时期的大难早在此时就发生了。
陈锐等被劾去职后，朱祐樘改命保国公朱晖、侍郎史琳接替，以太监苗逵监军。有人上疏极言朱晖不称职，且请罢太监监军以加重将权，但为宦官所不容，结果下了锦衣卫狱。
十三年冬，小王子部再度入居河套，并进犯延绥。朱晖统率都督李俊、李澄、杨玉、马仪、刘宁五将与史琳分道进师延绥。
十四年(1501年)七月，泰宁卫以八千骑犯辽东长胜(在今辽宁辽中县)等堡，大肆杀掠，老弱尽死，少壮者被俘去，畜产禾稼荡然无存，辽东大震。兵部的对策是，请弘治帝下令守臣给泰宁卫头人去信，称朝廷宽大，不究已往。如果送还所掠人畜财物，则予重赏。兵科给事中屈伸等反对这种作法，认为这是示弱的表现，不是王者御敌之道。犯边不以为罪，归还俘虏反以为功，无异给敌人掳掠为利的启迪，这不是王者怀柔之道。朱祐樘觉得此话有理，便否定了兵部的意见。当时辽东屡次失利，巡抚都御史陈瑶等怕受惩罚，乃隐瞒真实情况，以捷报闻。此事被巡按监察御史车梁发觉，上告朝廷。于是命吏科右给事中钟渤、刑部郎中王益谦前往会同巡按监察御史按问。十一月，钟渤等奏上按问结果：由于分守辽阳副总兵孙文毅、少监刘恭、守堡指挥使白玺等失于备御，以致丧亡男妇1940余人，畜产3200多头。有旨：“总兵蒋骥、巡抚都御史陈瑶还京，另遣人接替。其余有罪诸人，下巡按御史逮问。”
与此同时，朱晖、史琳、苗逵等分兵五路，夜袭小王子于河套。小王子已迁徙，晖等斩首三级，获马驼牛羊1500而还。小王子随即以十万骑分道而入，都指挥王泰御之于盐池，战败而死。十四年八月，火筛诸部犯固原，大掠韦州所(今宁夏同心县东北)、环县(甘肃今县)、萌城驿(韦州所之东)。灵州(今宁夏灵武)副将鲁麟不率兵还击，只是派遣都指挥杨琳邀击，结果大败，而麟又不救援。于是敌人便转攻平凉、庆阳(均系甘肃今市),大肆杀掠，关中震动。
对严重的敌情，朱晖漫不经心，不急趋救援，而对冒功邀赏，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贪婪。十四年十一月，朱晖、苗逵、纪功监察御史王用等上报河套战役中有功将士一万余人。兵部定拟升赏4450余人。本来已经是够多的了，可朱祐樘还叫再拟，准备大大奖赏一番。兵部以为，官军捣巢虽有微劳，然而斩首之功止有三级。假若赏赐太厚，既与舆论不合，也将流弊无穷。官军人等仍照原拟升赏，太监苗逵、保国公朱晖、都御史史琳等另加 币表裹白金银币。内阁大学士刘健等对拟升职一级的210名官员，拒绝拟旨。理由是军功升级必论首级，这是“祖宗”定制。此役所获首级仅仅三颗，升职未免太滥。兵科给事中屈伸等奏称，斩首三级，怎能称得上是战功？况且朱晖等坐拥重兵，僻守一隅，以致敌人肆无忌惮，屡犯宁夏、固原等处，杀死官军至于千数，抢掳人畜动以亿计(按此数字不免夸大)。假使功过相准，恐怕这点微劳是难以赎罪的。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奖赏，而且大赏特赏？屈伸等揭露了事情的真象，原本这些随征升级者，不是纨绔子弟，就是权要们的仆隶厮养。如果这些人都给以奖赏，势必使边境将士灰心丧气。纨绮子弟们虽然高兴了，但损失就太大了。对此意见，朱祐樘根本不予理睬。十五年正月，朱晖班师还朝，朱祐樘派遣宦官，带上羊肉与酒前往劳军。屈伸等再一次上疏指出：“晖等西讨无功，班师之命刚刚下达，而将士已入国门，不知奉的是何诏书？此一战役，糜费国库及边储共160余万两，而斩首才三级，则是以50多万两换一颗无名的首级，可有功将士却上报了一万余名。假使杀了一个如火筛之流的大首领，或者斩首成百上千，岂不是竭尽国家财才还不够花费，而报功者将不知有多少万啊！朱晖、苗逵等不仅不能赏，应该处以重刑。”朱祐樘照样置之不理。仍以朱晖总督团营，领三千营、右军都督府。七月，苗逵、朱晖、史琳等奏河套捣巢官军还有7270余人未赏，请一并赏给，兵部以功薄而赏滥，坚持不许。朱祐樘认为，虽然无功也有劳，命令每人赏布二匹。这出战争史上少有的闹剧、丑剧至此才算收场。
弘治十四年冬，起用致仕的秦纮为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制三边军务，召还史琳。秦纮至固原，抚恤军士，劾治败将，表彰战死将士，训练壮士，兴屯田，申明号令，形势开始好转。当然，敌人还是照样入侵。例如：十五年四月，小王子入辽东清河堡(今辽宁本溪境)至密云。五月，西掠偏头关(今山西偏关)。九月，火筛诸部以5000骑犯辽东长安堡(在今辽宁辽阳市),副总兵刘祥奋起抵御，斩首51级，敌乃退走。十七年(1504年)六月，火筛入大同，杀守墩军士，指挥郑瑞力战而死。别部犯宜府及庄浪，守将卫勇、白玉等奋力抵抗，打退了敌人。十八年正月，小王子诸部三万骑围灵州，入花马池，掠韦州所、环县。陷宁夏清水营(今宁夏灵武东长城下),为指挥仇钺、总兵李祥击走。五月，朱祐樘去世，小王子乘机大入宜府，连营20余里。宣府总兵张俊率部抗击，大败，裨将张雄、穆荣战死，士马死亡无算。正德时期，鞑靼仍不断侵扰，而且其势愈来愈强，明廷也愈来愈不是它的对手了。
三、“闭关绝贡”以抵制土鲁番
成化年间，土鲁番长期占据哈密，明廷无奈，只好命边臣筑苦峪城，移哈密卫于其地。成化十八年(1482年)春，哈密都督罕慎纠结罕东、赤斤二卫兵，夜袭哈密，破其城。乘势连复八城，乃还居故土。宪宗拒绝封罕慎为王之请求，只晋升为左都督。
弘治元年，应哈密请求，封罕慎为忠顺王。此时，土鲁番苏丹阿力已死，其子阿黑麻继为苏丹。他假意与罕慎结秦晋之好，实际上是以此为诱饵，将其杀掉。然后阿黑麻仍令其姑父牙兰据守哈密。为了欺骗明廷，他在遣使入贡时，谎称将与罕慎缔姻，请赐蟒服等物。使臣到了甘州，而罕慎之变已经报到明廷。但明廷并不声讨其罪，只是命令使臣回去告诫其主，归还侵地。阿力麻知道明廷容易对付，根本不予理会，再遣使来贡，据说因为礼部议请拘留其使臣，拒收其贡物，责令其悔罪，阿黑麻傲慢的气焰才稍稍有所收敛。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是哈密都指挥阿木郎在罕慎遇难以后，乘吐鲁番在哈密的兵力单薄之机，请明朝边臣调赤斤、罕东兵，于晚上袭破其城，牙兰逃走，斩获甚多。这才是阿黑麻稍知惧怕的主要原因。
弘治三年(1490年)三月，土鲁番与撒马儿罕①使臣一道，来京师贡狮子诸兽。表示愿意归还哈密城及哈密金印以赎还使臣。巡按甘肃御史陈瑶，以为饲养狮子等兽糜费又烦扰，请不要接受。礼部同意其建议，但朱祐樘不从，命姑且收下。十月，土鲁番使臣将回，朱祐樘命令宦官张芾护行。阁臣刘吉等言：“阿黑麻背负朝廷，杀罕慎，宜遣大将直捣其巢，消灭此敌，方能雪恨。即使不这样，也应封闭玉门关，绝其贡使，尚且不失大体。现在反而宠其使臣，厚加优待，又遣内官伴送，这究竟是什么理！难道这种作法能够消除其敌对之心吗？再说，土鲁番使臣满刺土儿，乃罕慎之舅。其人忘主事仇，背逆无道。而阿黑麻聚集人马，图谋进犯肃州，名为奉贡，意实叵测。兵部建议羁留其使臣，正合事宜。遣使护送，断乎不可！否则，彼使臣回去，阿黑麻必然以为中土帝王可通情希宠，大臣谋国天子不听，能把我怎么样！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莫甚于此。”疏入，终于停止遣节护行。朱祐樘问大臣们兴师、绝贡究应采取何种办法为宜？刘吉等对以时势还不成熟，现在只宜薄其赐赉，以示疏远。
弘治四年十二月，土鲁番以哈密11城及金印归还明廷。五年二月，立陕巴为忠顺王，擢阿木郎为都督佥事，与都督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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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今属独联体乌兹别克共和国。
奄克孛剌共辅之。陕巴系安定王族人，故忠顺王脱脱近亲，蒙古族后裔。马文升认为其可以为哈密首领，而哈密各族亦共推陕巴。阿黑麻归还哈密后，土鲁番与明王朝的关系有所改善。但好景不长，六年春天，战争又起。陕巴立为忠顺王后，其部众邀赏不得，因而生怨，乃掠土鲁番牛马，故意挑起事端。于是，阿黑麻再次夜袭哈密，俘虏了陕巴，支解了阿木郎，再使牙兰据守其地。同时致书边臣，自称可汗。四月，朱祐樘命兵部左侍郎张海与都督同知缑谦前往经略。二人都是庸才，提不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只是遣返土鲁番人，使谕其主，归还侵地。而他们却住在甘州等待，再不敢前进了。朱祐樘也同样表现出其软弱的心态。他多次召见土鲁番使臣，以示优待。礼部尚书耿裕等进谏道：“朝廷对待外番，应该保持大体。番使自去年入都，许久不召见。今年三月以来，却再三召见，且赐以酒食。在此轻侮朝廷之书送达之时，使臣等可能认为朝廷对彼等如此优待，乃畏惧土鲁番使然。此事有干国体，不可不慎，况且阿黑麻傲慢无礼，早就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所遣使臣，必然是他的亲信腹心，乃令其出入禁中，一点不加防闲，万一出了事情，虽悔何及！”疏入，朱祐樘即将土鲁番使臣遣还。
七年(1494年)六月，土鲁番既占据哈密，又拟纠结鞑靼入寇，形势颇为紧张。镇守甘肃总兵官周玉乃三次上疏，谎称有疾，请求致仕。监察御史白鸾劾其临事避难，请予法办，另外选将接替。朱祐樘下令周玉用心供职，以图报效，不必更代。七月，阿黑麻遣使求贡，诡称愿交还陕巴及哈密，请朝廷也遣还其使者。兵部会同五府、六部及科道等官共议处置土鲁番、哈密事宜。结论是：如土鲁番送还陕巴，归还城池，则许其进贡；否则，仍拘其使人写亦满速儿为质；这次所贡方物，尽逐出关以绝之；敕甘肃镇巡等官简练兵马，固守封疆，遇有可乘之机，密调罕东，赤斤等卫进讨；如无可乘之机，则封闭嘉峪关，绝其贡使，而天方国①、撒马儿罕来贡，皆许其入关，以示怀柔。至于陕巴，虽已封王，但未受金印，且甚孱弱，即使复还，势难复立，宜革其王爵，在甘州安置。令都督奄克孛剌总理哈密事，与回回都督写亦虎仙、哈剌灰都督拜迭力迷失等分领哈密之三种主要部族；同时修浚苦峪城池，凡散处甘、凉的哈密人，令其全部回到苦峪，给予牛具、口粮，使之进行生产。朱祐樘同意了这些建议。十二月，张海、缑谦见到朝廷拟抛弃陕巴、处理土鲁番、哈密措施的敕谕之后，十分高兴。于是立即将土鲁番贡使驱逐，拘留以前贡使写亦满速儿等172人于边，封闭嘉峪关，永绝贡道，缮修苦峪城，令流寓甘、凉地区之哈密人归居其地。奏明朝廷，然后回京。
弘治八年(1495年)十一月，巡抚甘肃右金都御史许进奉命进军哈密，并以赤斤、罕东及居住苦峪之哈密部众助讨。十二月，许进率军冒风雪兼程进至哈密城下，牙兰遁去，官军四面围攻，城破，获陕巴妻女。分兵守诸要害而还。
弘治九年三月，哈密屡次被攻破，其居民如惊弓之鸟，经常提心吊胆，唯恐敌人来攻。闰三月，阿黑麻果然前来攻打。众人竭力固守，未能攻破，阿黑麻才散去。众人以窘迫难守，举火将房屋焚毁，走肃州(今甘肃酒泉市)请求救济。边臣将情况上报，请发给食粮，安置内地。户部尚书叶淇不同意，以为这是自寻祸患。朱祐樘乃下诏赐牛具、谷种，并将流寓甘、凉以及寄居赤斤的哈密人，集中到苦峪及瓜(今甘肃安西县)、沙(今敦煌市)州耕牧，以图兴复。
嘉峪关外各族，因明廷闭关绝贡，不能进行朝贡贸易，都怨恨阿黑麻，从而给他增加了压力。同时，阿黑麻也无法从朝贡贸易中得到经济利益，而经常兵连祸结，也有损国力。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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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方原指麦加，后泛指阿拉伯国家。
在弘治十年(1497年)十一月送还陕巴及哈密之众，请求照旧通贡。廷议以为土鲁番攻劫哈密，据守其城，已20余年。自弘治七年闭关绝贡，亦已四年多了。现在阿黑麻既有悔过之意，应具真正番文文书，否则不可骤许。陕巴前次决议废其王封，现在可令其暂居甘州，等众头目都表示归心，然后修复哈密城池，令复旧业。朱祐樘批准了这一建议。接着又命令王越兼经理哈密。十一年九月，王越上言：“哈密不可弃，陕巴也不可废，宜仍封其为忠顺王，令还哈密，量给修城筑室之费。同时犒赐哈密及赤斤、罕东部众，以奖前劳，且责后效。”意见被批准。明王朝与土鲁番围绕哈密所展开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弘治十七年(1504年)阿黑麻死，诸子争主，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厮杀。结果长子满速儿抢到了苏丹的宝座。与明朝仍保持通贡关系。十八年，忠顺王陕巴去世，其子拜牙即開位。此人昏愚无道，国内更见混乱。而满速儿却奸诈狡猾超过其父，又有了吞并哈密的野心。不久战事再起，而哈密一失之后再未恢复。
区区一个土鲁番，居然能够牵着明王朝的鼻子走，可见中叶以后的明王朝已经衰落到何种程度，而苟且偷安的思想又带来了何等严重的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