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祐樘对管军官员的姑息
明王朝军政的弊端，决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它与吏治的败坏同时产生而又同步发展。到了弘治时期，不仅没有好转的迹象，而且还在继续下滑。
弘治时期军政的败坏，与朱祐樘对武臣的姑息纵容是分不开的。有关事例，前面已经谈到了一些，下面再作若干补充：
英国公张懋，系张辅之子。辅曾为明王朝立过战功，后死于“土木堡之变”。张懋继袭公爵时，年仅九岁。成人后，也曾有过战功。但因其出身贵族，不免穷奢极欲，而且还敲剥军士。本身既然不正，当然不能指望他去革除军政方面的弊病。弘治三年(1490年),朱祐樘命令身为京营总兵官的张懋申奏各营官军都不足数，在营者又多瘦弱而少有精壮的弊病究竟何在的问题。张懋奏上五事：慎择统领；教习袭爵幼官武艺，以备将来任使；经常更换操官，不要使其太劳累；申明旧例，应该袭爵的子孙已经长成者，送五军营操练，以储备将材；蓄养锐气。这简直是所答非所问。其实，当时京营官军缺额甚多的根本原因，乃在于包括张懋在内的势要们占役，使之办纳月钱，致使军营名存实亡，军政大坏。张懋不敢讲真话，只是将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上奏以塞责。退一步说，如果张懋真能解决这些琐事，也总算对明朝的军政做了一点实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弘治十四年(1501年),兵部尚书马文升会同司礼监太监陈宽、英国公张懋等阅视各营侯、伯、都督的骑射、韬略以及把总等官骑射的水平。经过测试，绝大多数虽可持弓，但不能发矢，甚至有连弓也不能持而堕于地的。至于韬略，更是一问三不知，俱不能答。腐败到如此程度，身为京营总兵官的张懋，无论如何是不能辞其咎的。可是，在整个弘治一朝，张懋却始终受到重用和尊礼！
另一个显赫人物，出身于侯门的柳景，他和其子及孙，三代镇守两广，可以说是横霸一方。弘治初年，秦纮以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到任不久，即上疏说：“两广地方之害有二：一为总兵官征蛮将军安远侯柳景，他侵夺民利，欺隐官课，剥削贪婪。还私通外国，交易番货。勾结土官，谋取奸利，并且滥杀无辜。其害遍于两广。一为分守番(今广东海康)、廉(今广西合浦)等处左参将署都指挥佥事王麟，大肆贪污剥削，众人受其侵害，怨恨随之而起。其祸遍于一方。二害不除，则两广军民终无安生之日。”奏上，命取柳景至京治罪。王麟则交巡按监察御史究问。柳景既下狱，反诬告秦纮，企图淆乱视听。但又查无实据。另外，三法司根据柳景的罪行，判处死刑。而柳景与周太后家有姻亲关系，得到了有力的庇护。他不断地告发秦纮，终于见效，有诏逮系秦纮。等秦纮至京，廷审却无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可朱祐樘却置三法司判决于不顾，宥柳景死罪，只是夺爵追赃。而检举人秦纮既然无罪，又立了功，本应给予奖赏，可却莫名其妙地将其罢免回家。吏部尚书王恕请留下秦纮，朱祐樘还不同意。后来，延臣纷纷上疏对此案的处理表示异议，并且认为秦纮有才干，可大用。过了几个月，才打发他去南京作个有名无实的户部尚书。弘治十一年(1498年)秦纮借口有病，去住回了老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柳景免死追赃，大事已经化小了；等到才追数千两赃款的十分之一时，便因其母诉苦而免追了。虽然刑部尚书彭韶极力反对，也无济于事。至此，柳景一案终于小事化无了。
如前所述，辽东总兵官李杲既无将才，又劣迹斑斑。可是朱祐樘在对待他和文官之间的纠纷时，往往不能持平而褊袒武臣。例如：弘治七年(1494年)三月，李杲奏称督理辽东粮储的户部郎中唐锦舟出纳无法，请将其调回，并且裁去此官不设。户部认为：“锦舟才到任数月，李杲等就多次上章论奏。一定是锦舟立法过严，致使权要不得包揽占卖，因而横生异议，企图中伤。李杲的职责是守城防边，钱粮之事不该过问，如果答应他的请求，则辽东的军储，将有一半要落入权门，盐利也多归于势要。将来的弊病会愈来愈多，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宜令锦舟守职如故。”可是，朱祐樘拒不接受这一正确意见，下令调回锦舟，另外派人前往，满足了李杲的愿望。对于边防线上的将帅，朱祐樘有时也知道他们不称职，甚至腐败。但是；戟者以将材难得，或者以法不责众为由，不是从轻处理，就是干脆不予处理。弘治元年，六科十三道纷纷劾奏安顺伯薛瑶，永顺伯薛勋，右都督范瑾，都督同知白全、李俊，镇守辽东都督同知缑谦，镇守陕西都督同知白圮，协守大同都督同知刘宁，都督佥事杨昇、王勇，大同游击将军都督佥事董界，协守宁夏署指挥同知刘文，协守延绥都指挥佥事陈云，分守宁夏西路都指挥佥事蔡英，分守辽阳都指挥佥事韩斌等不称职。朱祐樘说：“你等说的都是，但将材难得，不能一概责罚，令其去任。叫兵部会同各部及三法司管事官员评议，有可取者，姑且留下来供职”。廷议的结果，除令白全闲住，刘文、蔡英养病外，其余不是留任就是另调。”
镇守、监军等中官对军政的败坏是有目共睹的。而请求裁革的呼声，也从未止息。弘治元年四月，礼部主事林沂在奏疏中就曾指出：“内外屯兵之地，都有坐营、镇守、分守、守备等内官。这些都是朝廷的心腹之人。其实，在‘祖宗’之时，并没有这些职守，可是东征西讨，没有不臣服的。自从有了这一制度以来，这些内官平时则欺凌将帅，使其号令不行；一遇敌情，又心中无数，提不出正确谋略，加之惧怕敌人，总想避其锋芒。因此，往往导致战争失败；即使侥幸有功，又冒夺以为己有。此外，他们还役占士卒，让他们办纳月钱；与市绘相勾结，侵吞粮草”。他请求革去监军，清除军政积弊。朱祐樘自然不会这样。为什么？从刘大夏与他的一次对话，便可清楚其用意了。史载大夏在任兵部尚书后，曾与朱祐樘面谈四方镇守中官之害。朱祐樘追问具体情况，大夏仓卒不能对，只好举一事答道：“臣在两广时，见省城所有文武大吏俸给，还不能与一镇守中官相当，于此可见其侵夺民财之一斑。”朱祐樘说：“曾有人说，今天亦应该裁革此官。我考虑了很久，自‘祖宗’以来，设置已久，势难立即革除。况且中间如某某，亦尽有益于地方。莫若今后有缺；必定十分廉洁者才用，不得其人则姑且停止任命。”自然，这只是敷衍刘大夏而已，至多也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请看：弘治元年，都御史马文升奏请命令南京科道官点视大小教场操军。经御史张昌、给事中周纮点视结果，缺伍十分之三。主帅成国公朱仪及太监陈祖生、蒋琮很恐惧，便找些理由来掩饰。朝廷命晶、纮二人回话，乃将真实情况和盘托出，因而朱仪及陈祖生、蒋琮等丑恶更加暴露。后将此事交兵部处理，结果朱仪、陈祖生、蒋琮等无事，曷、纮反而有命调出南京。吏部尚书王恕上疏相救，不允。继而科道官又纷纷力争，才得改调京师，充当首领官。可以说，凡是与宦官有牵连的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得公正处理的。即使明知宦官并不廉洁，很不称职，甚至很坏也是如此。又如：弘治八年(1495年)亲军二十二卫之一的武骧右卫革职千户朱通，奏诉指挥彭麟卖放军士，冒支月粮等不法之事，牵连的人很多。朱祐樘命给事中吴仕伟等与御马监太监宁瑾前往按问。瑾邀请仕伟等到御马监去，暗示此事有许多掣肘之处，不好办。于是仕伟、瑾等便奏称内府不是审问案件之地，而禁军也无清查之例。朱祐樘乃下令只将彭麟与朱通关进监狱，其余的通通不问。兵科都给事中杨瑛反对如此处理，认为彭麟及指挥使陈宽都重任在身，然而却肆为奸贪。麟一人就卖放军士800余人，每年冒支月粮8000余石。其他尚有梁洪等，其罪与麟相同，俱难轻易宽宥。他说：“皇上开始命仕伟等按问，朝廷内外都以为百年宿弊，即可革除，而瑾等曲加掩护，于是止下通等二人于狱，其余尽皆免问。这是朝令夕改，不能取信于天下”。他请求“治瑾与仕伟等之罪，另外遣官按治。”朱祐樘以事已施行，不从所请。
综上所述，朱祐樘对管军官员的纵容、庇护，或者出于将材难得、或者出于“祖宗”之时便是如此，或者出于法不责众，或者碍于勋戚权要的情面等等，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管出于何种考虑，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由于朱祐樘对管官官员的宽纵，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可说是“自毁长城”。朱祐樘之所以如此，其间蕴藏着一个很深的根源，那就是朱祐樘的素质问题。他缺乏远见卓识，只是补苴于目前；他没有雄才大略，只图苟且偷安；他宽厚有余而少果敢作风，冲不破也不想冲破权要近幸的包围。由于如此，所以明王朝军政方面的弊病，在弘治朝不仅没有好转，而且日益成为难治的痼疾。此外，由于明王朝军政方面的积弊太深，因此，尽管敌人并不强大，而明廷边境却不免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甚至是风声鹤唳的。到了嘉靖年间，终于“南倭北虏”同时并起，把个明王朝搞得焦头烂额，不知如何是好。对此，朱祐樘不能不承担部分责任。
二、旗军所受的敲剥
1.管军官员之素质及其对旗军的剥削 管军官员来自武职、文臣和宦官三个方面。
武职官员包括都督、总兵官、大将军、将军、都指挥使、指挥使、千户以至于小旗。官员来自世职、武举、行伍、纳级几条途径。
洪武时期，对于武臣及其子弟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大将军徐达，大都督李文忠以下，皆凛凛奉命唯谨。朱元璋唯恐勋臣们不轨，特以《武士训戒录》、《大诰武臣录》颁赐，让他们常怀敬畏之心。对他们的子弟，不仅命其练习武艺，还选送入国子监读书，使知学问。此外还置大宁等卫儒学，教武官子弟。英宗即位后，下令两京及天下卫所皆建武学，教武官子弟；勋戚子孙应袭爵者，则肄业于国子监。成化中，命每岁终考试入学武生，如果学习十年以上还未学到什么东西的话，便追廪还官，送营操练。弘治时，根据兵部尚书马文升的建议，刊印《武经七书》①,分散给两京武学与应袭之舍人。
看来明朝统治者是真想培养武臣的子弟们成才的，但却事与愿违。这些军职子弟，或者出身豪们，自幼养尊处优。他们不靠自己的战功，也无须凭自己的本事，反正凭借祖宗的余荫便可获得高官厚禄。即使并非出身豪门，也有一张由其祖或父辈们精心编织的关系网可以利用，从而获得平常百姓很难企求的职位。既然如此，他们还须学习什么韬略，练习什么骑射！这是一群十足的纨绮子弟，浑身充满着腐败的气习。
弘治时，武臣中的袭职者很多。关于武臣子孙袭职的问题，洪武年间要求较严。当时规定，军功袭职子弟，要20岁才许比试，初试不中者，可以袭职署事，但只能食半俸；二年再试，中者改食全俸，如果仍然不中者充军。自永乐以后便放松了，新官免试，旧官即使比试，他只要送了贿赂，便没有不中的。所以军职愈来愈滥，素质愈来愈差。
武举曾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一度实行，不久便停止了。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十月，令天下文武官员，推举通晓兵法、谋勇出众者，由各省巡抚、巡按、三司、直隶巡按御史考试，合格者再由兵部同总兵官于帅府试策略，教场试弓马。答策二道，骑中四矢、步中二矢以上者为中式；骑中二矢、步中一矢者次之。如原本武职，上者加署职二级，次者加署职一级。如系旗舍余丁，上者授千户所镇抚，次者授冠带总旗。如系民生，上者授各卫试经历(从七品)；次者授各卫知事(正八品)。天顺以后就再没有授经历、知事的了。成化十四年(1478年),定武科乡、会试与文科同例。弘治六年(1493年),定武举六年举行一次。先试策略，后试弓马；策略不中式者，不许骑射。十七年又改为三年举行一次，考试骑射、步射、策论，优秀者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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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括六籍、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间对七种兵书。
以官职。录取完毕，出榜赐宴。
通过武举选拔的军职官员，其素质较之世袭者高。但武举时行时罢，录取人数不多；同时，其中有的人本来就是武职官员。因此，补充的新鲜血液并不多。
在战争中因建功而升赏的人，应该说是谋勇较为出众的，实际上也不尽然。一是真正杀敌获首，斩将搴旗者，其功往往被管军官员夺占。一是虽然无功；但以其为权要之亲故或厮养，因而仍可名列功劳簿上，不仅可以获赏，而且可以升官。一是遇大敌，则当先破敌者势难取功，获首级者又未必杀敌。总之，虽然明王朝对军功的获得和陛赏，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战斗之际实难做得分毫不爽；加上管军官员的弄虚作假，更是真伪难辨。所以，中叶以后，军功军职特别冗滥。
武职官员的铨选由兵部的武选司具体负责。有的武职如十二团营提督以下各官，则不属兵部铨选。有的大官，则由会推。如五军都督府的掌印官、锦衣卫堂上官等有缺，于现任公、侯、伯中推举一人。
武职官员的考察，由兵部的职方司具体负责。五年考察一次，所有现任掌印官、带俸差操官及初袭官，一体考核。五府大臣及锦衣卫堂上官直省总兵官自陈，侯旨裁决。在内五府所属及直省卫所官，通由巡视官及部官注明考语，送兵部职方司。在外都司、卫、所官，由抚、按造册缴部。副参将以下、千户以上由都、布、按三司考察，注明考语，送巡抚核转兵部考察上报。管漕运官员，不在五年考察之列。
如果说文职官员的铨选制度并不能阻止吏治日趋腐败的话，那末，武职官员的铨选，由于受到皇帝、勋贵、权要的干扰更多，因此就更难指望能借铨选制度来提高军职官员的素质，改变军政的现状了。
担任军职官员的素质既低，而他们的地位又江河日下，因而更是自暴自弃，无所作为。明朝初年，各地的最高军事长官是都指挥使，他与布政使、按察使同为封疆大吏。当时文武并重，军政情况尚好，武臣还受到尊重。可是，随着军职的日益冒滥，武臣逐渐被人轻视。加之内有部、科，外有监军、总督、巡抚，层层相压。于是，五军都督府似乎成了赘疣，带兵官则好象成了走卒。总兵官到兵部去领敕谕，都要下跪，间或作揖，便以为不成体统。根据记载，嘉靖时有个副总兵，上书张璁大学士，自称走狗爬见。万历时，张居正当国，边将如戚继光位居三孤，李成梁爵系宁远伯，但对张都自称门下沐恩小的某万叩头跪禀。副将自称走狗并不足怪。到了后来，卫所军士，虽然一个生员也可将其役使。如此管军官员，如此士兵，怎能效命疆场，英勇杀敌。
文臣管军者有宣德五年(1430年)起在各省专设的巡抚。自景泰四年(1453年)起在巡抚前加都御史衔。巡抚兼管军务者，加提督；有总兵地方，加赞理或参赞；所辖地多或事重者，加总督。有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及总理、巡视、抚治等，皆加都御史或副金都御史衔。此外还有总制、经略、督师等。弘治以前，文臣止是参赞军务，即使加重其事权，也不过节制本省及随行官军而已。此后，总督、总制所辖地域既大，而且在其辖区内，听其便宜行事，镇守、巡抚等官俱听节制，成为俨然专制一方的诸侯。
文臣管军有其优越性，如文化素养高，特别是一些寄予重任的文臣如于谦、余子俊、王越、秦纮、王守仁等等既有勇，又有谋，为绝大多数武臣望尘莫及；他们的个人品质也较武臣好，注意自我约束；同时受到监督或者说约束也较多，因而要滥用权力，胡作非为也较困难；对统治者来说，文臣管军，没有威胁。不过也有其不足之处，不少人并不懂军事，不能指挥战争；容易为将帅和宦官的淫威或利诱所屈服，从而与之沆瀣一气。从实际情况来说，军政的腐败，这部分人的责任要比武臣和宦官轻得多。
如前所述，出于维护极端君主专制的需要，永乐以后，宦官不仅涌上了政治舞台，同时还掌握了天下的兵权。他们提督京营，统率禁军，担任监军、镇守、守备等等要职，掌握了马匹等军事装备的供应大权。
起初，宦官中相当一部分是由罪犯来补充的。后来，由于需要量大，同时这个职业又是攫取权力和发财致富的颇具诱惑力的途径。于是，除了一些饥寒交迫的贫苦人家子弟被迫走这条路外，不少迷恋权势和金钱的狡黠之徒，也纷纷自宫求进。他们进宫以后，虽然也受到教育，但不过是以此作为攫取权力和财富的手段，并不是要以传统的中国文化来熏陶自己。由此可见，把军事大权交给这样一些充满贪欲的人掌管，军政不日益腐败，战斗力不日益削弱，简直是不可能的。还应指出的是，因为他们是代表皇帝在行使权力，所以其权力是不受约束的。而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如果权力一旦没有了约束，那就必然会酿成灾难性的后果。关于这点，我们在明代宦官对军政的腐蚀方面，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他们假借皇权，为所欲为，除非失宠于其主子，否则任何人也奈何他不得。可以这样说，明代军政的腐败，宦官应负主要责任。
明中叶以后管军的武臣和宦官，其素质既然如此低劣，因而残酷地压榨旗军，便是势所必至的了。他们采用的手段主要是：
侵占屯田。朱元璋十分重视屯田，认为这样可以强兵足食，是兴国之本。特别是军屯，使军士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得所养而民力不劳，这的确是长治久安的办法。由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并相应地制定了一套较为严格的管理章程，因此，明初的屯田，规模既大，效益也相当好。当时，军士的月粮，出于屯田。屯军不支粮饷，还要交纳余粮六石，作为卫所官吏俸粮。宣德以后，由于屯田被侵占，军士被役占以及战争的破坏，屯政也随之日益败坏。以下我们略举数起军屯被侵占的事例，以概其余：弘治八年(1495年)六月，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张泰奏称，甘州屯田，肥饶者多为太监、总兵等官占据，而官军则含怨赔粮。宁夏、榆林等边，也有类似情况。他请求一体清查。同年八月，兵部劾奏甘肃镇守太监傅德、巡抚都御史冯续，故总兵都督周玉盗种屯田三百余顷。冯续还削减官军粮饷之半。甘凉军士恨此三人入骨。奏章说，如果照此下去，再过几年，则河西之地便非国家所有了。尽管明廷也迫于舆论进行过整顿，如十三年(1500年)曾规定凡是强行占种屯田者问罪，官调边卫，带俸差操；旗军军丁等发边卫充军；民发口外为民；管屯等官不行用心清查者，奏明治罪。不过，这种软弱无力的禁令，根本无法遏制强占屯田的浪潮。十五年六月，户部在奏疏中还谈到，已故军士良田，多为镇守等官占种；各处军民开垦的空闲田地，近来被贵戚豪右请为己业。同年九月，右少监刘恭因在辽阳私役军余千余人，占种官地三百余亩而被降级。马文升在请求清理屯田的奏疏中则说，由于官旗势豪的侵占，屯田已经损失了十分之五六，因而军士月粮，有一二年不能关支的。近虽派员清查，但只查出四万多顷，还有许多未能清出。
屯田被侵占以后，军士的粮饷便主要靠国库支给。开始时发放的是粮食，后来改成折色，每石折银八九钱，或者一两。而管军官员支放与军士时，却通通按照时价，每石折给三四钱，或者五六钱。剩下的，全部装进了官员们的口袋。这种作法，自然要引起军士们的怨恨，打起仗来，也就理所当然地不肯用命！
役占军士。役占军士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也是军政方面难以医治的痼疾。弘治元年三月，礼科都给事中李孟旸就曾指出，镇守太监、总兵、都御史各自拣选听侯跟随官军，多至千余名，彼此不得禁治，从而利益均沾。这种状况，在整个弘治年间，没有丝毫改变。象“兵之精壮者身役私门，不肯事事”；“各卫官以精壮者役占而以老弱者备数”；“京师官军，在卫者苦于出钱，在营者困于私役，逼令逃亡”；大同将官“役军士多至千人，侵屯地动以万计”；蓟州、宣府、大同分守、守备内臣23员“每员占用军人少则二三百名，多则四五百名”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弘治十六年(1503年)二月，巡抚辽东都御史张鼎指出，辽东总兵、副总兵、 将、都指挥、千户等官，先年各自挑选骁勇军士随从杀敌，久而久之便成了家人。现在一家有十余姓，一姓有七八人，多者有二三百丁，俱称舍余，不当差役。他请求清查并严禁隐占。不消说，这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早在弘治元年朱祐樘在任命马文升提督团营时，给他的敕谕中就曾告诫坐营管操内外官，如役占军士五名以下者降一级，五名以上者降二级，俱发边远卫所立功。提督官若容情故纵，或被人举发，或朝廷缉访查出，一体治罪。可是，役占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还在发展；不仅在外卫所军士被役占，而且称为禁兵的四卫营的勇士、旗军也被大量役占。
抢夺军功。管军官员和他们庇护下的纨袴子弟以及一批无赖，平时欺压百姓，剥削旗军；一旦有警，既无谋略，又无勇力，以致往往战败，甚至不战而败。如果侥幸成功，他们又纷纷抢夺军功，或者将军士斩获的首级和夺获的牲畜，用贱价购为己有，或者干脆攘为己功。弘治十年(1497年)七月，监察御史王和等在奏疏中说：往年京营总兵官出征，有受势要嘱托而收其子弟为头目的，也有接受富家贿赂而收其家人为旗牌者，动辄一二百人。这些人到了边方，见到敌人则缩首深藏，遇有首级则仗势强夺。甚至有的人身还在京师，但功劳簿上已经有名了。此外，既然是战斗，就必然有阵亡。可是将帅们为了逃避失败的罪责，因而往往掩盖真象，将阵亡改作病死。于是，阵亡者也就得不到抚恤。所以有人说，只有狡猾的人，见敌就逃，既无军功被抢，又无阵亡危险。果真如此，官军还有什么用处？！
任意敲剥。马文升在谈到陕西①卫所军士时说：“陕西腹里的军士，都在三边操练备边，有的一年一次回卫休息，有的十八个月才回卫休息。有的一家正军、余丁二三名在边操练。有的余丁虽然在卫，却要担负种屯田纳屯粮以及守城等项差使。以前往边境操练备边的军士而言，既有官给的骑操马匹，本来不需自己再置办什么脚力。可是，在赴边之时，彼处总兵、副参等官，每军一名，却要其置备马匹或骡一头。这些军士既无营生，又无产业，止靠月粮六斗维生，置备军装，整理盘缠都靠这点收入。然而，如不置办，又怕到边后被责打，只得由原籍户下津贴财物，置买前去。到了边方，管军官旗又以各种名目科敛，逼迫无奈，只好将原买脚力或马或骡变卖办纳。不到一年，便被搜刮尽绝。如果再遇上倒死官马，不问情由，必须随即买赔。逼追紧急，只得向本管指挥、千户、百户或彼处副参等官相借。有马一匹还银二三百两的，有银一两还本利三四两的。等借债军士回卫，债主家人随即前来讨债。而旗军所在卫所官员，惧怕债主权大势大，只得协助追偿。旗军无奈，只好典卖妻子，或者预借月粮偿还。赔马一匹，已弄得破家荡产，倘再倒死，又将如何买赔？因此而逃亡者十常八九，所以各边军士日见缺少。马文升说，在边军士多有衣不蔽体，食不充口，骨瘦如柴，形容枯槁者，但总兵等官略不介意。”他担心长此下去，军士会愈来愈艰难，则将不止于逃亡之患，而恐有意外的变故！陕西如此，其余地方可想而知。
弘治年间，瓦剌、鞑靼正是极衰之时，而明王朝则沿边城堡基本完好，带兵之官具备，主帅、守备、分守、协守、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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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代的陕西包括现在的甘肃和宁夏、内蒙古以及青海的一部分。
太监、都御史，可谓大小相维，然而，弱小之敌却敢深入，官兵则只知闭门自保，一筹莫展。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李鸾有一个概括的剖析。他说：“边事最重要的是兵、食和马。而现实情况是，军不疲于战阵，而疲于带兵者之剥削；马不疲于驰骤，而疲于带兵者之营利；刍粮不疲于愧饷，而疲于带兵者之巧取。主管者和监督者互相仿效，共为奸弊。既然如此，要想三军有同仇敌忾之心，边塞有长城之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至于都御史之设，诸军归其节制，一切事务听其主宰，权力是很大的。他本应搏击贪残，肃清弊政的，可是却迎来送往，宴会不断，逢年过节，还有馈赠。既然彼此之间已经亲密无间，又怎能秉公办事？边备又怎能加强？”
2.漕运和工役之苦 旗军除饱受管军官员压榨之苦外，还要忍受封建政府的剥削。所谓南方军士疲于漕运，北方军士困于工役，基本上概括了旗军所受的苦难。
漕运军士的困苦，由来已久。早在永乐年间，总督漕运平江伯陈瑄就曾说过：“各处官军，每年往北京运粮，等到运毕，已财尽力乏。回到卫所，还要修整损坏船只，以便下年再运。这已经十分辛苦了。可是，卫所官员当运军回来以后，又派他役，致使运军困苦不堪。及至再运，困苦的运军尚未复苏，而损坏了的船只也没有修好，于是公私都有不利。”这种情况，过了半个多世纪。仍然没有丝毫改变。弘治元年二月，曾经担任过总督漕运的马文升指出运军不止是困惫至极，更因此而破家。详情已在上章说过了。
至于工役，是压在旗军身上的又一座大山，也是明朝军力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京营为例，便可看出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京营是明王朝的精锐之师，人数多的时候，不下于七八十万，一般也有40万人左右。其任务主要是保卫京师，如边境或地方有警，也须抽调京军前往征战。本来，京营的主要任务就是操练，蓄养锐气，提高战斗力，随时准备出征，不许有别项差役。可是，随着明朝统治的逐渐腐败，这支原非为工役而设的劲旅，强壮者却多被拨做工去了。据马文升说，内府各衙门匠役，占去了几万；造昌国公张峦①及仙游公主坟、修理玄武门、金水河、浣衣局等，又占去一二万。这些工程，有的一年尚未完工，甚至有二三年也完不了工的。被役使的军士，负债累累，疲困不堪，只好相率逃亡。这是弘治初年的情景。到了弘治十年(1497年)仍然如此。当时，为张皇后母亲金夫人营造房屋的有8000人，修造神乐观的有5000人，采取柴薪的有一万人，修理城楼的有3000人，为重庆大长公主造坟的有3000人。只是这几项，就役使军士三万人。只要京城大兴土木，就少不了役使成千上万的军士。而军士一旦被役使，就必然陷入贫困的深渊，不止是劳苦不可胜言而已。到了武宗即位时，这支劲旅只剩下8.55万余人了，而其中精兵仅有6万。
三、军政与武备之废弛
朱祐樘在苟安思想的指导下，对管兵官员姑息纵容，致使军政与武备日益废弛，官军的战斗力也从而严重地削弱了。
弘治年间，军政与武备之废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将不得人。带兵官员，虽然有曾经战阵，有勇有谋，操守可取，也善抚士卒者，但贪利害军，年老有疾，膏粱子弟，顽钝武夫，怯懦畏敌者却比比皆是。前面已经较为详尽地谈过，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军伍空虚。无论京营或在外卫所，都大量地缺伍。一般地缺额在百分之四五十左右，个别卫所则更为严重。如弘治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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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皇后的父亲、朱祐樘的岳父。
年(1502年)五月，镇守江西太监董让等奏称，南昌左卫旗军，原额为4753人，而目前在城操练者却只剩下141人了。此外，在营者又多系老弱，或者是点视时才到场的市井无赖。军伍空虚是军政方面存在的极其严重的问题，也是明朝官军腐败的突出表现。
操练不精。弘治元年，明孝宗在任命马文升提督团营操练时，告诫他不要象往常一样，虚应故事。当时，在营军士，多不操练，即使操练，也是摆花架子，如射箭舞牌之类。至于如何布阵，如何进退，往往不知。攻杀击刺，亦多不熟。虽然在练习舞刀，但刀法并不谙练；虽然在练习放枪，并不知枪法。说到骑射，更是生疏，以至临敌之时，欲北而南，欲东而西，与敌骑之娴熟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
军纪败坏。既然管军官员的素质低劣，而朱祐樘又姑息纵容，那末，军纪的败坏自然是意料中事。平时，管军官员刻意剥削军士以饱私囊，同时孝敬上司；战时，普遍地表现为“自扫门前雪”,以各种借口拒绝声援相邻城镇，致敌骑往往长驱直入。敌骑退走以后，他们又以各种借口来开脱罪责。甚至将劫后余生的良民百姓杀戮，冒充敌人首级请功。尽管老百姓对此怨声载道，但却无可奈何。
战马消耗。明王朝面对的强敌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所以骑兵在克敌制胜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然，养好战马便成了武备的一项重要内容。
以京卫而言，洪武、永乐年间，将不少空闲官地，设立牧马草场。而在京各营草场，有几千顷之多。夏秋之间，足够放牧，春冬又全支料草，以备喂养。所以马皆肥壮，足可调用。然而现在的京营牧马草场，基本上被势要之家或亲王占为己有。所以马匹下场放牧，因无处存住，不到一两个月，即挪往西山一带四散放牧。秋冬虽支料豆一石，但军士因度日艰难，又多预卖与人。况且六个月只关支草二个月，每月只折银二钱，总起来还不够一个月支用。夏秋既无草场放牧，冬春又无草束喂饲，军士艰难，无力办草。马既无草，又想不要它死去，实在难以办到。所以团营马匹，经常死亡在二万以上，而买补者不及死亡数的十分之二。现操马虽有三万余匹，但其中老病不堪骑操者却很多。
至于太仆寺所辖监苑之牧马，已名存而实耗，繁殖的既少，有的连种马也没有了。要恢复其盛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茶马互市所得马匹，起初还好，但自金牌制废弃后，私茶盛行，而官府又多次以坏茶去欺骗藏民，所以，藏民既憾官府失信，又以民间贸易有利可图，便将赢弱之马与官府交易，而以好马与民间交易。此外，散养于民间的马匹，如前所述，已经难以为继了。总的说来，战马的消耗已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从而严重地影响着官军的战斗力。
兵器不精。要克敌制胜，固然要靠指挥得当，士马精强，但武器的精良也是十分重要的。
制造兵器的场所有属于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的兵仗局，还有各都司、卫所的军器局，民间工匠也有承造的。一般说来，所造军器，多不合式，也不堪使用。如京师盔甲厂所造兵器，头盔二十四五斤，太重。其甲则中不掩心，下不遮脐，袖口太宽，袖长压肩，且甲叶不坚。不掩心则不能遮矢，压肩则不能举手开弓，即使开弓，射程也不过几十步；甲叶不坚，披挂也无用。该厂所造之刀，尤其短小，并且还没有锋刃。至于天下卫所成造的军器，除沿边宜府、大同、辽东、宁夏、甘凉等地外，其余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东、南北直隶卫所制造军器的料价，多被管局官员贪污中饱，间或制造一些，也不过浪费物料。用这样的武器与敌人作战，无异于把战士送给敌人屠杀。
军政与武备的废弛，大大地削弱了边防以及整个明王朝的统治力量。例如，弘治十一年(1498年)十二月，刑科给事中吴世忠在奏疏中谈到大同的边备时说：墩台之间相隔十四五里，大同镇距边墩有一百八九十里，因而烽火不通，难于策应。这是形势不利。将官的推举，多半通过贿赂，一旦得到兵权，便如获私宝，既思偿债，又想肥家。他们役占军士多至千人，侵夺屯地动辄以万计。诛求科敛，从不间断，甚至克扣赏赐以贿赂权贵。这是将不得人。世忠至大同时，将近十月，亲见军士奔走于风霜之中，面色黧黑，甲衣里面连一件粗布短衣也没有，而家里则半无烟火，弱女幼男，没有衣服蔽体。问其缘故，答复是：一人之身，既要当军，又要应役；一石月粮，既要养家，又要孝敬将官。年岁凶荒，而征敛日甚，哪里还有力量照顾妻子？这是养军不善。钱粮日益减少，而扣除却日益变着花样。如一匹马最多给价十两，每日给料止有三升，而且或者过时不关，或者未到夏天即行停支。致使马匹倒死愈来愈多，军士买补愈来愈困难。这是养马不善。边墩的器械，原来没有定数。几十年来，无人清点过，有的适当地买补过，有的又彼此转借，因而多寡不同，且朽钝无用。这是军器不足使用。边粮折银，应该全部给军，但管粮郎中却要每石扣银二钱，说是留作他用。月粮一石，也应该给军，但支粮之际，却要每名出银一钱，说是用来买马。米贱钱贵时则不给钱而与米，反之则不给米而与钱。这些问题由谁来解决呢？带兵的要对军士有恩惠，管粮的则要多克扣，总兵官又只要求杀伐，而镇巡官则只要能够操纵将士就可以了。结果只能各行其是，问题照旧得不到解决。他说：今年鞑靼进贡之时，总兵、巡抚、镇守等贪利畏威，抛弃一切法度，纵其出入，任便交易，连锅锹箭镞等违禁品，也卖给了敌人；而农民村妇，亦被污辱。平居如此，临敌可知。有一次敌人刚入境，进攻蔚州。烽火数传，文书累至，可是，各官却畏缩不前，逗留不进。小敌如此，大敌可知。总兵、巡抚、镇守等官贪懦至此，假如敌骑长驱直入，安能折冲御侮！
朱祐樘任命刘大夏为兵部尚书时，大夏多次称病固辞。原因是他自度要扭转军政废弛的局面，确实无能为力。如果出了大事故，他负不起这个责任。的确，当时军政方面的积弊已经根深带固，积弱之势已经很难扭转了。大夏的前任马文升，虽然提出过不少建议，但收效甚微。他甚至提出过用徒有其表的军容来吓唬敌人。美其名曰：“上兵伐谋。”按照规定，凡是鞑靼进贡，由京营差拨官军，接至居庸关。到了会同馆后，按照来人多少，拨与马匹骑坐。值班的官军，必须是贴班的侍卫。之所以如此，目的是要壮军容而振国成。可是，以往派去迎接的军马以及骑坐的马匹，值班的侍卫军人以及拨去居庸关防护的军士，都是步军。其中老弱相半，盔甲不鲜明，器械不锋利。而侍卫军人老弱者更多，叉刀长枪盔甲大半损坏。贡使所骑马匹，都是既瘦又弱。马文升说，侍卫军士，乃朝廷之禁军。天下强兵，莫过于此。如果让贡使所见乃是这样不中用的军、马，必然会遭到轻视。所以，必须拣选精壮的军马，用锃亮的军器盔甲装备。其队伍立站之间，行伍疏密，俱要如法，务必要有精锐之气，不许象往常那样，喧哗错乱。其拨去居庸关防护的军马，其部伍进退，务要其止如山，其行如云，凛然节制之兵，而有不可犯之势。如能这样，将使敌人不敢萌发侵犯之心。再加上好好款待，使彼怀惠畏威，衅隙便无由而生。即使小有犯边，也不足深虑。这种妙法居然是兵部尚书提出来的，可见是智穷力竭了。
当时，有的官僚还提出，各处少壮的和尚道士，如有忠勇愿意报效国家者，允许所在官府给以口粮，差人伴送到兵部，发给军装器械，让其随伍立功。战事完结之日，给予官钱，为其娶妻，有功者一体升赏。这种加强边防的建议，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