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王室屏藩到困处一城
封建诸侯以屏藩王室，这是自古就有之的。不过，象朱元璋那样给自己儿子很大权力，很高地位的君主，却是在他之前好几百年没有过的。关于朱元璋为什么要把已经送进历史陈列馆的“封建屏藩”制度重新搬出来，作为维持和巩固朱明王朝统治的重要法宝？不少人对此问题进行过探讨，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多说，只想说一句：朱元璋这种倒行逆施，主要是出于不相信文武大臣，而又要维护极端君主专制，维护朱家的万世一统的自私自利之心。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大明帝国。元朝虽然灭亡了，但其残余势力却还相当强大。这对新建立的明王朝，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朱元璋除了在边防上部署重兵以外，还多次派遣大将军率兵出征。当时，都城在南京，朱元璋不可能经常亲临前线指挥。但是，诸将久握兵柄又是朱元璋所切忌的。因而只好派他的儿子们前去坐镇了。此外，疾风骤雨式的农民起义虽然停止了，但小规模的起义仍然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这是朱元璋的心腹之患，自然也需要自己的骨肉前去坐镇。于是，朱元璋便先后分封自己的二十几个儿子为王。使他们星罗棋布地驻守在全国各地的军事重镇上。这样，既削弱了诸将的兵权，又加强了对全国人民的统治。遗憾的是，朱元璋这种作法却为自己的帝国留下了一个严重的隐患。
明朝初年，藩王的政治地位是很高的。他们的服饰、仪仗以及王府规模，只比天子低一级。所有的公侯大臣，见了藩王都要行跪拜礼。特别是藩王还拥有军权。每个藩王的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至1.9万人。塞上诸王的护卫甲士不在此限，他们的军权更重。可以将兵出塞，也可以节制大将军。此外，诸王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如果发现朝中有“奸臣”,便可训兵待命，“以清君侧”。这无异是给了诸王反叛朝廷、夺取皇位的堂而皇之的借口。
尽管明朝的封藩与以往不尽相同，藩王没有封地，也无权干预政事。在军权方面，诸王要受都司的制约。但是，皇位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被朱元璋寄予重任的诸王，特别是少数强悍的藩王，无论如何也无法阻遇其觊觎帝位的野心。
朱元璋一死，围绕着皇位而展开的斗争立即激化，并终于燥发了“靖难之役”。
其实，这种自相残杀的必然来临，不少人早就看到，而且还苦口婆心地提请朱元璋要注意这种局面的出现。例如，洪武九年(1376年),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在应诏陈言时，就力陈分封太侈之害。他指出：“现在分封，不象古时那样，而是使诸王各有封地。大概是吸取了宋元时期，宋室不振，致使君主孤立于上的教训。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只比天子的都城差一点，他们还拥有众多的甲兵卫士。臣恐数世之后，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到那时才削其地、夺其权，势必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借故起兵，要防备已来不及了。有人认为，诸王都是天子的骨肉，分地虽然广大，给他们的权力也多，但岂有以此抗衡之理！”伯巨援引汉代吴楚“七国之乱”和西晋“八王之乱”,说明“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是古今一样，十分清楚的。他希望朱元璋早为预防，趁诸王还未前往其封国的时候，削弱其藩封之力。以“割舍一时之恩，换取万世之利”。疏上，朱元璋大怒，说：“小子离间我的骨肉，赶快把他逮来，我要亲自将他射杀。”后来死在刑部狱中。从此再没有人敢谈这方面的问题了。尽管朱元璋当时并没有裂土分封诸王，叶伯巨的奏章有一点疏漏，但总的说来还是正确的。骨肉相残，不是在数世之后，而是在朱元璋身没之后。
“靖难之役”以后，建文帝没有完成的削藩的历史使命，终于由明成祖朱棣来完成了。以削藩而起兵的朱棣，当他一旦把皇位抢到手以后，便陆续采取徙封、罪废、削夺护卫军士，重申“祖训”、严格限制诸王行动等措施，大大削弱了诸王的势力，使之再也不能成为威胁皇权的力量。后来虽然发生过汉王高煦、安化王寘镭和宁王宸濠的反叛，但都旋起旋灭，没有也不可能造成兵连祸结、甚至皇位转移的结局。诸王“拥重兵，据要地，以为国家屏藩”的情况，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他们过去那种尊崇的地位也已一落千丈，一去不复返了。正统十三年(1448年)九月，英宗给礼部尚书胡等说：“近来听说有的内外官员因事去王府，往往多方需索，以致窘迫。自今以后，使臣去王府的，只许待以酒馔，其余的东西一点也不能给”①。景泰六年(1455年)三月，南京吏部验封司郎中孟钊言：“近年以来，有的亲王畏惧势要，下堂与朝廷使臣握手相见。上下都不符合札仪，很是违背祖制。请明令王与百官通通遵守祖训”②。其所以出现上述情况，主要是诸王畏惧朝廷，唯恐得罪。而永乐以后的藩王也的确是很容易得罪的。弘治十三年(1500年)修订的《问刑条例》,就保留了王府的十分严厉的禁例六条，其中包括随意出城网鱼、游玩、选择坟地、送丧、扫墓等等，都将以有违“祖训”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责罚。要出城必须办理报批手续。至于封藩以后再要回到京城，那简直比登天还难。这种事例自洪熙、宣德到弘治时期，只有过一次。那就是英宗复辟之后，两次召见其叔父襄王瞻增。这是因为，英宗被俘以后，在诸王当中，瞻增年长并且贤明，得到官僚们的好评，而太后也有意立他为君。可是，瞻增却上书请立英宗的皇长子为帝，而由廓王祁钰监国。等他的书信送到京师时，脚王祁钰已经即位数日了。英宗还京，当了太上皇。瞻增又上书景帝祁钰，叫他早晚前去英宗住处问安，初一、十五应率领群臣去朝拜，不要忘掉应有的恭顺。英宗复辟以后，石亨等诬蔑于谦、王文曾说过要拥立外藩的话，英宗怀疑所谓的外藩是指瞻增。过了一段时间，在宫中发现瞻增前后所上的两封书信，而襄王的金符仍在太后处。这就说明于谦等人并没有迎立瞻增的意图，而瞻增也无觊觎帝位的野心。因此，英宗的确从内心深处感激其叔瞻增。这才打破常规，召瞻增至京。等待瞻增到了京师；英宗在便殿设宴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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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英宗正统实录》卷170。
②《明英宗实录》卷251,《景泰附录》卷69,“遵祖训”即公侯大臣见王，“伏而拜谒，无敢钩礼”。
待，并命百官到襄王的住处朝见。过了四年，瞻增又一次入朝。英宗叫他去昌平谒陵，同时允许他在回去以后，可以与诸子出城游猎。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待遇，不是一般的亲王能够享受的。所以，弘治年间太皇太后周氏以年纪大了，想援例召见崇王见泽，就以亲王入朝不是常例而被阻。
根据文献记载，弘治八年(1495年)七月，朱祐樘已批准了召见崇王见泽，但考虑到此事关系重大，必须和内阁大学士及有关的官员商议一下，至少应打个招呼才是。谁想问题一经提出，便遭到大家的反对。大学士徐溥等说：“分藩建国，自来就有一套规矩，亲王奉旨入朝，并不是常例。加以目前国库的支出太多，国库和仓廪都不充实，天灾又不断发生，民力已疲惫到了极点。亲王来朝往返的费用惊人，此例一开，其他诸王援例争相请求，是很难同意这个而拒绝那个的。”礼部尚书倪岳等府、部、科道官也上疏说：“崇王来朝，坐船有风波之险，坐车又可能遇上盗贼；往返花费很大，会使社会经济更加凋敝。再说，目前公私都相当穷困，民不聊生的情况较为普遍。”朱祐樘的决心动摇了，但是却说：“卿等说的是，但朕承圣祖母意，已有旨取王来了。”于是科道又纷纷上章论辩，坚持阻止崇王来朝。过了四日，朱祐樘才决心不召崇王来京。据说，朱祐樘这一决定与倪岳疏末的话有关。他说：“现在崇王奉命来朝，虽然少可满足太皇太后想见其子的愿望，但到分别之时，却难免眷恋不舍之情。崇王既去之后，又必然倍增忧思不忘之念。太皇太后这种精神上的创伤，陛下如何去帮她解脱？这样，陛下难道不因此而忧虑？到了这个时候，再来悔恨不该召崇王来朝，已经来不及了。”这种动之以情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朱祐樘，因而他不得不下决心打消召见崇王的念头。
看来，包括崇王在内的诸王，根本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而只能象囚犯一样，困处一城，受到严密的监视。不过，他们在生活上，如果有条件的话，不管怎样奢侈糜烂，到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他们“世世皆食岁禄”,完全变成了靠人民血汗养活的腐朽的寄生的社会集团。
二、腐朽的寄生集团
按照规定，诸王虽然地位尊崇，但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事务，也不准参加科举，猎取一官半职，更不许别营生理，只许坐吃俸禄，以显示“圣子神孙”异于常人的特殊地位。殊不知，这种做法，只会使朱元璋的子孙们变成名副其实的腐朽的寄生虫，既害了他的儿孙们，又害了朱元璋的王朝，更害了老百姓。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规定：皇太子及亲王，授予金册金宝(印)。皇太子的嫡长子①为皇太孙，其余诸子到15岁都封为郡王，授以镀金银册、银印。亲王的嫡长子年十岁封为王世子，授以金册金宝。其余诸子年十岁都封为郡王，授以镀金银册、银印。王世子必须是嫡长子，如果以庶②夺嫡，轻则降为庶人，重则放逐远方。亲王年30岁时，正妃尚未有子，庶子止封郡王，要等到王与王妃50岁时都还未有儿子，这才封庶长子为王世子。郡王的次子授镇国将军，三品；次孙授辅国将军，四品；次曾孙授奉国将军，五品；次玄孙授镇国中尉，六品；次五世孙授辅国中尉，七品；次六世孙以下授奉国中尉，八品。亲王的女儿叫郡主。郡王的女儿叫县主，孙女叫郡君，曾孙女叫县君，玄孙女叫乡君。
与此同时，又更定各王禄米：亲王岁给禄米1万石，郡王2000石，镇国将军1000石，辅国将军800石，奉国将军600石，镇国中尉400石，辅国中尉300石，奉国中尉200石。公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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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俗的说就是妻或大老婆的大儿子。
②通俗的说就是妾，小老婆。
驸马2000石，郡主及仪宾①800石，县主及仪宾600石，郡君及仪宾400石，县君及仪宾300石，乡君及仪宾200石。
永乐年间，将镇国将军提高为一品，辅国将军为从二品.举国将军为从三品，镇国中尉为从四品，辅国中尉为从五品，奉国中尉为从六品，但俸禄并未增加。
起初，皇族的事诸如给初生子女命名、请封、请禄、婚嫁、丧葬、请谥等等，都由宗人府掌管，后来都移给了礼部。为了防止假冒，对上报新生子女，有着严格的规定。例如，弘治十年(1497年)令：凡王府宗支，只要有新生子女，三日后即报本支郡王，转启亲王审查核实。年终类奏，长史②造册二本送部，一送宗人府比对，一留礼部查考；其各城另住郡王，照例径奏，教授③造册缴部。如果不依期奏报，或者未经保结明白而朦胧妄报的，长史、教授等官将根据情节轻重受到惩罚，而所报之子女日后也不许请名、请封。
由于宗室特殊的政治地位以及不劳而获的养尊处优生活，因而促使了这个社会阶层的迅速繁衍。明朝初年，亲王、郡王、将军才49位，女的才九位。可是过了将近160年，即嘉靖初期，宗室便发展到8200多位；到了嘉靖中叶，则已接近3万位了。弘治时期的宗室究竟有多少，一时查不出具体数字，但可以肯定，其人数一定很多。以河南而言，宗室之家已十倍于国初。弘治五年(1492年)八月，巡抚山西都御史杨澄以晋府庆成王子女已达94人④,觉得不合常情，担心其中有收养异姓之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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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郡主以至乡君的夫婿都叫仪宾。
②亲王府最高职官，正五品，掌管王府之政令；辅导规谏以匡王之过失，统
率府僚各供其事、凡请名、请封等事，长史代王草奏。
③郡王府最高官职，从九品。
④《明孝宗实录》卷66,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皇明盛世述一》谓“庆成王
生一百子，俱成长，自封长子外，余99人并封镇国将军。”
以上疏请命礼部查处，并请限制郡王以下妾媵①之数。礼部奉命查勘以后奏称：“庆成王子女，俱系王妃、夫人并宫人、室女所生，没有假冒。”朱祐樘说：“既然如此，就不必过问了。至于郡王以下妾媵以多少为宜，再会官议定，然后奏闻。”议论的结果，认为“郡王自正妃外，妾媵不得过四人，各将军不得过三人，中尉不得过二人。”朱祐樘批准了这一意见，并作为命令下达执行。可见当时已经感到宗室人数太多的压力，因而不得不适当采取限制生育的措施。其实是一纸空文，无济于事。
本来，朱元璋并未禁止其子孙进入仕途，当时曾规定，亲王子孙，只要有才干能够作官的，宗人府的宗人令便具名上报，然后授任。可是，这个规定在宣德初年镇压了汉王高煦的反叛以后便废除了。后来有些人因为宗室没有出路，请求解除禁令，都没有结果。直到万历十八年(1590年)修改《宗藩事例》,才允许“无爵者得自便”。二十三年(1595年)又准许宗室可以儒服参加科举，但不能作京官。在此之前，不要说作官，就是国家有急雄，宗室也不得救援。有人认为，明代的封藩，既伤于恩，又伤于义。所谓伤于恩，就是说朱氏的族属，封到奉国将军就可以了，不必再封什么镇国、辅国、奉国中尉，而且是世世不绝。所谓伤于义，就是说无论亲疏，都是朱元璋的子孙后代，他们没有犯罪，但都使之困处一城，不准应试作官，也不准从事农商之业。这种作法是十分荒谬的，在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于是我们看到，愈来愈多的宗室，或者说愈来愈多的“寄生虫”全靠俸禄、实际是人民的血汗养活。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国库无法负担，一是贫宗生计艰难。嘉靖年间，御史林润就指出：“天下每年运往京师的税粮是400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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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媵系陪嫁之婢女，妾媵乃指妾。
而各王府禄米则需853万石。以山西而言，存留于本地的税粮为152万石，而宗藩的禄米却要212万石。以河南而言，存留的税粮为84.3万石，而宗禄却要192万石。”无论是全国还是各省，税粮只供给宗室都不够，其它的官吏俸禄和军饷又出在哪里？国家负担虽然很重，但并不是所有的宗室都能过上优裕的生活。总的说来，亲王、郡王由于其俸禄多，还有各种赏赐，所以“养尊处优”不成问题，但是不少宗支却因领不到俸禄而极端贫困，有的头发已经白了尚不能婚娶，有的死去多年了还未命名，因为他们没有钱向礼部打点，而礼部也就拖着不办。
由于宗支繁衍，给国家造成的沉重负担以及给贫宗带来的困难，在弘治之前就开始了。于是，清理宗室、减少宗藩开支以及俸禄折色等措施，已经纷纷出笼。虽然直到弘治时期，宗藩在经济方面的问题还不十分严重，但某些有识之士却预见到了这方面存在的危机。如弘治六年(1493年)五月，礼部尚书耿裕等就曾以宗室之费日益增多，而赋税有定额，人民负担也有极限，长此以往，宗室之费将难以为继，提请文武大臣会议，务必拟就一个妥善的长远计划。由于神圣的“祖制”无法突破，所以大臣会议也无能为力。
宗室之费，除岁禄之外，按规定还有册封、婚娶、丧葬、府第、就藩等等支出，而这些花费都是很大的。如果再加上各种赏赐，费用更是十分惊人。
三、肆意侵夺
宗室不仅按规定享受优厚的俸禄，还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肆意侵夺胶削.
诸王在最初分封的时候，只是享受岁禄而没有赐给他们土地。后来除岁禄外又赐予土地，而且愈来愈多。开始，王庄的租税由官府代收，然后王府派人去官府领用。后来在皇帝的纵容、袒护下，不少王府庄田改为自行管理，自行征租。
关于王府兼并土地的数量，我们已在第四章简要地谈过。从表面上看，赐予诸王、勋戚、宦官的土地，很多是“荒闲土地”、牧马草场以及退滩地等。实际上从明王朝建国到弘治时期，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社会经济在发展，人口在增多，在京师附近以及各王府所在的中心城市，哪里有什么“荒闲土地”？即使原来有，已早开垦为民业了。至于草场，那是专为牧马而设的。即使其中有可耕之地，也是放牧之家作为补贴生活之用的，如果没有了它，马政就会大受影响。再说退滩地，是很不稳定的，所谓“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目前是退滩地，不久又会被水冲毁；即使已经稳定，但却早已是农民佃种输税之地了。所以，无论赐予的是什么土地，基本上都是侵夺的。例如：弘治二年(1489年)江西巡抚李昂奏劾宁王府的内官、仪宾人等纵容家人置立庄田，抢夺民产，而税粮仍令百姓输纳。弘治十三年(1500年),户部尚书周经指出，崇王见泽请乞河南归德州等处的黄河退滩地20余里，都是军民佃种输税之地，如果给了王府，这些人将怎样为生？另外，赐给兴王祐杭湖广赤马、野猪二湖近湖淤地1352顷，乃是1750余户的世业。
终明之世，土地兼并都很激烈，而为害最大的莫如皇庄以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以京师附近而言，弘治六年(1493年)闰五月，太常寺少卿李东阳上奏说：“奸民恶党竞相指民产业为空闲田地，以投献为名，献给藩王势家。藩王势家则据此陈乞，而朝廷总是有求必应，慷慨赐予，动辄几百顷。藩王势家得请之后，标立界牌，界内包罗的村落、坟墓，毁的毁，发掘的发掘。于是诉讼经年累月，冤号之声震动远近。”他说：“人口愈来愈多，哪里有闲地？凡是以空闲之名请乞的，都是假的。朝廷虽不断颁布禁令，但一有请乞又立即允许；投献之人虽然受到惩罚，但陈请的人终于得地。这样年复一年的，何时才能煞住这股‘投献’、‘请乞’的歪风！”他建议以后凡是请乞“空闲”田地的，一律不给。使请乞者得不到田地，则投献者自然也就不再投献了。主意虽好，无奈朱祐樘不予采纳。
王府侵夺的土地，究竟是由王府管业、自行收租，还是由官府统一管理并代收租税，然后再给王府？这并不是简单的形式问题，而其实质是限制抑是任其腹削的问题。弘治六年五月，户部尚书叶淇在应治陈言时曾经指出，王府庄田的管庄之人，“收租时往往在正额之外横取数倍，中饱私囊”。此外又有王府提高租率以增加剥削量的情况。如弘治十二年八月，朱祐樘允许岐王府自行管业，自行收租，“命下之日，物议纷然”。户科都给事中卢亨等上奏说：“管理庄田的人掠夺民财，简直如狼似虎。王府收租，刚定下则例，可是实行不久，往往就改变了。”假如所有王府都允许其自行收租，不免要失掉民心。再有就是不论有无收成，王府照常征收租税，从而保证其剥削收入。弘治十三年二月，户部尚书周经在反对将湖广赤马、野猪二湖近湖淤地赐予兴王的奏疏中曾经指出：“如果把这些游地尽数给了兴王，并令其自行营业，则必照亩收租，而这些九潦一收之地，如何能完纳租税？如狼似虎的军校，恣意诛求，怒其不能供纳，就想另佃，于是必将原来住种之人赶走，并夺其产业。果真如此，他们又将何以为生？”凡是提出这个问题的官员，无一例外地既反对宗藩势要请乞土地，更反对他们自行管业，自行收租。不过，尽管他们从维护整个地主阶级长远的利益出发，提请朱祐樘必须限制宗藩势要局部的、眼前的利益，否则会加深人民的灾难，激化矛盾，迫使人民铤而走险，危及明王朝的统治。可是，陶醉于升平景象的朱祐樘，恪守尊尊亲亲之谊的古训，一心要维护其宗亲的利益，因而对官员们的忠告总是充耳不闻，或者加以搪塞。所以，这个问题便只好旷日持久地争论不休，同时必然日趋恶化而不能遏止。
亲王前往封国，按照规定应给车船人夫，另外还有赏赐，花费往往达二三十万。如果加上额外勒索，其费用就无法估算了。吏部尚书倪岳曾经指出，前往封国的亲王，一过通州，便作威作福，酷害夫役，凌虐官府，恣意劫夺，甚至地方大员，也痛遭其鞭笞侮辱。弘治十一年(1498年)十二月，朱祐樘的弟弟寿王将要前往封国四川保宁府(今阆中),有关衙门奉令按照益王祐槟之国时的规格办理，给船700艘，车400辆，宫人不给俸粮；军校四个人一辆车，每辆给银二两四钱，自己去雇用。寿王嫌少，要求按兴王祐杭、岐王祐枪之国时的规格办理，给船900多艘，军校二人用车一辆。兵部反对，说“兴、岐二王出京之后，官校横暴，甚于虎狼，即使是方面大官，也不免受其凌虐。他们把多余的船用来装载私盐，多余的车则多索银两而辞退。经过的地方，不胜烦扰，坏乱了盐法，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因此，绝对不能以兴、岐二府为例”。又说：“目前亲王之国所用的车船，已经比宣德、成化时期增加了几倍，应该是很满足的了”。建议“以后亲王之国，给船请照宪宗之弟见浚之例，最多不得超过700艘。官员、军校都照益王例。拽船人夫，亲王、王妃的坐船，每船下水50名，上水80名。其余装载物件，每船上水25名，下水15名。本府官员坐船，上水20名，军校船上水10名，下水都是5名。如有投托王府，乘势装载私货者，治以重罪。”朱祐樘下令：“今后俱照此例行。王府官敢有拨置奏请者，治罪不宥”。这一命令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然而，王府和王府的官校们仗恃其烜赫的权势，地方官员奈何不得自己，所以往往藐视朝廷的法令，照样我行我素。如寿王之国时，王府的承奉(宦官)宋祥、赵凤，典膳时俊等，所过之处，捆绑并拷掠官吏，要他们奉献茶果钱。州县官吏不胜其荼毒，只好向富户借钱来满足他们的贪欲。到了临清，州吏探听到德州贿赂的银子将近300两，告诉了兵备按察司副使陈壁，而陈璧却拒绝送贿，以致宋祥、赵凤都对其衔恨在心。恰好璧随镇、巡官一道朝王，宋祥便指挥一些内官借故殴打陈璧，直打得他血流满面，护送寿王的太监梁义才上前制止。与此同时，各船的军校也手执木挺登岸，捣毁居民房舍，抢掠货物，以致临请城中为之罢市。事后临清的官民纷纷向朝廷奏报此事，并且查获宋祥所贩私盐6.3万余引。但朱祐樘并不以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必须严惩，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事过之后，一切照常。
亲王到了所封之地以后，又贪心大起。夺民土地，占民房屋，整修王府，甚至开设店铺，强取税钱。至于每个王府每年陈乞的一千引食盐，加上夹带私盐，越境发卖，更是侵夺商利，破坏盐法，为害不浅。
宗室的掠夺，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例如东昌(今山东聊城)、兖州、济南三府人户，领养鲁王府羊3100余只，从宣德年间到弘治三年，养了60多年，已经交纳过羊毛10余万斤，羊羔60余万只。虽然养羊人户已逃亡殆尽，但仍每年一征毛，三年一征羔，为害不已。又如王府校尉，按规定由民间派充；镇国将军，间或也有乞恩金换校尉的。这些校尉，不过是给使令之役、导引出入而已。如有病故，则奏请发给勘合由地方衙门金替。从成化初年起，各王府校尉如因事、因病或去世等缘故缺额时，准其径自通过所在的布政司转行州县金替，毋须再向朝廷奏请。这样作诚然简便，无奈王府官员不知礼法，乘机谋利。他们不论校尉到府时间长短，一概以老疾报请更换。为了能够实现其愿望，又将书画等物馈送给州县官，求他们胡乱查勘。等到新的校尉金解到府，入见之初，每名勒索见面银100两，或120两，最少也不下80两。应役之后，每年索办月钱银12两或13两，最少也不下10两。其他的种种勒索，更难数计。因此，只要一入王府当差，即使是殷实上户，要不了几年，准会弄得骨肉离散，财产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王府知其艰难窘迫，再榨不出油水了，便逼令其出银30两或40两，否则痛加责罚，待其顺从之后，才将其退回另外金替。所以州县每佥一名校尉，合境之内家道稍好一点的，都要补贴一些盘缠。每当审定由谁充当之时，则全家男女大小，抱头痛哭，好象发配边远地区充军一样。此情此景，令人目不忍睹。另外，有的郡王受封之后，或入继为亲王，或者病故无后，因而前项校尉都应退还给官府，充当另外的差役。可是却一直被原王府长史司占用，因循岁久，不予改正。对这种敲骨吸髓的作法，有的官员不避“以疏间亲”的嫌疑，沉痛地指出：“民为邦之本，财为民之心，其心伤则其本伤。在此十分凋敝的时候，不设法加意抚恤，反而竭民之财而不顾其死活，这就未免太伤国本了！如不及早设法处置，诚恐脂膏有限，胺削无穷。年复一年，百姓更难活命。虽说亲亲之道，在于同其好恶，但不能纵容他们为恶而失去民心！”在弘治时期，凡是不利于权要势豪的意见，照例是没有结果的。
四、凶残横暴
“靖难之役”以后，诸王的权势虽然日益削弱，行为也受到诸多限制，但其目的仅仅在于防止他们篡夺帝位。至于他们尊崇的政治地位，压榨老百姓的特权以及养尊处优的生活待遇，并没有被剥夺。诸王、宗室自然也知道自己的地位特殊，除了谋反朝廷，其余的杀人越货、生活腐化算不得什么,大不了送到凤阳高墙去。此外，他们是老百姓养的“寄生虫”,毋须读书习艺，因此不免既愚且顽，干起坏事来往往超出常人想象之外。当然，皇帝也总是以亲亲之谊对他们包庇、纵容。所有这些，构成了诸王、宗室为非作歹的主客观条件。
弘治七年(1494年),朱祐樘的大弟弟兴王祐杭之国，兵部派遣员外郎莫骢准备车船。王府官员加倍要车，而骢只按规定付给。兴王因此谎奏莫驰延误事情，请加以惩罚。等到兴王出发之后，兵部奏称：“凡是在京的文武官员，没有奉旨，不准私见亲王，同时驰也没有误事，不该受罚。”然而，朱祐樘竟命锦衣卫将莫骢逮捕治罪，结果是赎杖还职。朱祐樘要维护的是皇室的尊严，而不是什么法理。
弘治九年四月，朱祐樘下令将六科给事中庞泮等42人、十三道监察御史刘绅等20人关进锦衣卫狱。事情的起因是，封藩湖广武冈州(湖南今县)的岷王膺钰，纵使其下为恶，被武冈知州刘逊裁抑。同时又以库藏空虚，打算减少其岁禄。于是惹怒了岷王，给刘逊罗织了一些罪名，上奏朝廷。朱祐樘自然偏祖自家人岷王，在情况还未弄清的时候，便下令锦衣卫官校前往武冈逮捕刘逊。给事中庞泮等乃上奏说：“岷王只因禄米没有按时拿到，以致迁怒于刘逊。刘逊固然难逃其罪责，然而朝廷也不能偏听偏信。况且岷王所奏之事，牵涉近百人，现在只逮逊至京，而证人又不在，不过是一面之词，法司也难据此决断。再说，锦衣卫官校乃朝廷亲军，只要不是谋为不轨及妖言惑众等严重情节，祖宗以来未尝轻易派遣。请令法司转知镇守、巡按官员察勘，则事之曲直自然不能掩盖。”奏上，朱祐樘大怒，说什么“一个小小的州官为亲王所奏，才下令逮问而科、道官就纷纷上章奏阻，太不懂事了”。一下逮捕了几十名言宦，以致六科衙门都空了。这是一件大事，于是，五府、六都、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衙门，由吏部尚书屠清带头，上奏说：“科、道乃朝廷的耳目，就是要培养其敢言之气。如果随意将其关进监牢，摧折其锐气，势必驱使他们趋利避害，惟知绒默观望，保持禄位而已。以后若有重大事情，还有谁肯为朝廷说话！然则，摧辱言宦，对人主是很不利的”。朱祐樘可能觉得自己做事太过火了，现在满朝文武都在为庞泮等求情，而且所言也十分在理，只好乘机下台。所以在接到奏疏的当天，便下令释放庞泮等人但每人仍罚俸三月，表明彼等的确有错，只是皇帝“大度”才放了他们。至于刘逊，逮至京城，下到锦衣卫狱，然后贬去四川都司作一名断事，专理刑狱。皇帝和亲王的尊严(或者说面子)就这样被保全了。
诸王及王室成员以势压人、为非作歹，当然不必如上所述定要借助于皇帝，实际上他们是横霸一方的“土皇帝”,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权势为所欲为。且让我们略举数例于下：
其一，岷王府的南渭郡王长子膺?罢，性情十分凶狠，所为多不法。奸污其父的宫女；谁要是违背了他的旨意，往往被活活打死或者绑在柱子上射死。这样被杀的男女有数十人之多。膺?罢与其弟犹如仇敌一样，他曾经把毒药放在食物里，想把他的弟弟们毒死。他奸污弟妻，南渭王令其弟迁居以避之，膺?罢却造谣诬蔑，迫使弟妻自缢灭口。他又进而捶死其弟之生母，并率人围攻其弟住宅，其弟翻墙逃走并投诉于官府。朱祐樘命官会勘，弄清了事实。命将膺?罢交渭南王严加管摄；其弟奏事有不实之处，减禄米三分之一；被奸污的宫女令其自尽；助纣为虐的群小被处决者一人，杖一百发边远充军者15人。这个判决，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公允的。为恶者逍遥法外，被害者却受到了处分，甚至是命丧黄泉。说朱祐樘在纵容宗室作恶，一点也不过份。
其二，荆王府荆靖王妃魏氏生子见?、见溥，夫人王氏生见澋。魏氏钟爱见溥，凡是金帛等贵重之物，定要加倍给他，这就引起了见?的不平。靖王死，见?继位，大施报复的手段。他将其母魏氏禁锢于宫中，减去其衣服饮食，使之抑郁而死。接着就是杀其弟见溥，他使人召见溥来王府骑射，实际上是骗局。等见溥一到王府，立即将其捆绑起来，亲自用铁尺不断捶击之，见溥哀号求免，见?乃将其口塞住，再用铜锤将其击毙。至此，见?还不放过，恐怕他复生，于是又用铁火筋从他的肛门穿进去，致使血流满地。见?乃谎称见溥是马惊之后，掉下来被践踏死的。后来见溥的妃子何氏到王府去朝见太妃，见?将其强奸，并拘留不遣。他又想私通堂弟见潭之妃茆氏，见潭的母亲马氏知道后，十分惧怕，加紧提防。见?大怒，将马氏抓进王府，髡其首①,又打了一百多鞭子。与此同时，还将见潭逮进宫中，与其母捆在一起，用装满土的袋子压在他们的面部，使其窒息而死。接着就把茆氏械系入府，将其强奸。此外，见?又纠集一批恶少，每日在一起驰射或者私自过江②游荡。只要听说哪家有美女，就前去抢来。他还干没官粮，网罗货利，搜刮来的钱财，动以万计。他无恶不作，无缘无故地将其堂弟镇国将军见滏、见淲拘禁起来，减其饮食，活活将其饿死。他的同父异母弟见澋怕大祸临头，秘密地上疏告发其罪。朱祐樘命法司勘问，具得实情，于是将其拘押至京。不久，皇宗大臣奉命议论见?之罪，一致认为应该处以极刑。然而朱祐樘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见?悖违祖训，灭绝天理，戕害骨肉，渎乱人伦，得罪于天地祖宗。诸王，文武大臣议其罪大恶极，法当处死。但念亲亲，不忍加刑，从轻曲宥，削王爵，降为庶人并禁锢起来。”王府辅导官通通摆黜、见?犯罪就是他们阿谀逢迎之故。见溥之妃何氏被见?奸污，似乎也犯了罪，命其自尽。茆氏只是削其封号和冠服，总算留了一条命。见澋没有及早奏报，减其岁禄三分之一。这是又一次满纸荒唐的裁决。对于亲旧、近幸，大臣的放纵、曲宥，必然导致急速的腐败，明中叶以来的无数事实，为我们证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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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将头发剃光，髡(kūn昆)古代一种刑罚。
②指长江，荆王先封藩建昌，后移湖广之蕲州，(今湖北薪春之南的长江边上)。
过了几个月，已经降为庶人的见?又不甘寂寞起来，上奏其弟樊山王见澋有不法之事，想借此出一口恶气。见澋也不示弱，再次揭发见?有谋为不轨之事。朱祐樘命太监韦宁等前往核实。结果查出见?购置，许多弓弩，又经常操练船马，还广积生铁，收藏器械。朱祐樘这才以见?“穷凶极恶，天地所不容，国法所不宥”为由，令其自尽。
其三，晋王府的宁化王钟鈵，因为有罪革去了岁禄和冠服，然而他却更加凶残。他强抢许多妇女入府，稍不如意，就拼命地鞭挞，或者砍足，髡首，或者以装满土的袋子压面，前后害死了六七人。校尉吴刚、白宗善于逢迎，很受钟鈵赏识，甚至多次令其入宫与自己的妃子武氏及婢妾淫乱，有一个婢女不从，惨遭杀害。钟鈵的母亲见此情景，惊恐成疾，不久去世。他的生母刘氏有一次在吃饭时用好言相劝，钟鈵根本听不进去，还扔酒器打她，幸好刘氏躲得快，没有打着。有一个陈老太婆患了精神病，钟鈵将其衣服剥光绑在树上，然后将铁绳烧红缠在她的身上烙。他强求奸污庶母李氏，李氏不从，便用棍棒打，又用刀刺，在钟鈵毫无人性的凌辱之下，一群婢妾不胜其毒，相约在一个晚上逃出王府，被巡逻的人抓获。镇守太监刘政、巡抚都御史张敷华等各奏其事。朱祐樘命太监罗禄、大理寺丞王鉴之等前往太原，会同都御史按问。由于钟鈵送了重贿，而宫人等又畏惧钟钠势大，不敢讲真话，因此，罗禄便隐瞒其罪恶上报。这样一来，钟鈵更加肆无忌惮，更加作恶肆虐，终至于彻底败露。朱祐樘说：“钟鈵不孝与淫乱事情，尚在疑似之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闺门不正，违法多端，不宜再作藩王，降为庶人，送凤阳高墙内禁锢终身，官府仍然供给薪米。武氏革去妃号。逃出的宫婢，通通送浣衣局。吴刚、白宗处斩。”罗禄、刘政等宦官免予处分，而张敷华等却罚俸三月。
其四，恭靖王之妃吴氏生宸浮及宸浦，妾媵生宸潣等。宸潣虽比宸浮年长，但为小老婆所生，故王位仍由嫡子宸浮继承。因此之故，两人互相仇视。经其下的帮凶们怂恿，都走上了同一条道路，那就是竞相作恶。宸浮多次夺取良家女为媵；有的差役因一点过失便被打死，或者命人将其勒死，或者惧怕责罚自己跳井而死，死者共九人。宸潣、宸浦等也不甘落后，他们曾经以私愤随意杀人；嫖妓、奸污尼姑、逼令侍女咽盐而死；又纵下为害。后来两者发生了矛盾，相互不停地告发对方。朱祐樘命宦按问，所告事实真假各半。据此，将宸浮、宸潣革爵为庶人，宸浦等减禄米三分之一，并责令其改恶从善。
王室成员除部分知礼守法、安于“寄生虫”的生活，或者更如朱元璋儿子朱橚那样，编撰有益于世的《救荒本草》之外，大部分人都应该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他们给朱明王朝，给老百姓，给直接受其奴役的人带来的祸害，真是罄竹难书。明王朝的日趋腐败，不断衰弱，他们是有责任的，或者说是罪责难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