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上最为孱弱
朱元璋吸取了历史上所谓的“女祸”及外戚干政的教训，制定了汉唐以来所没有的极其严厉的“家法”。规定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只能在民间慎重选娉；不由勋旧，也不由士宦①,进奉者更不能接受。除成祖朱棣的仁孝皇后系中山王徐达女外，其后则多出自民间。其用意在于，后妃出自民间，较为俭朴；同时习见民间情况，可以佐人君节俭之治；最主要的是在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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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选驸马的标准也是如此。
没有奥援，难以出现象汉元帝王太后外家为祸汉朝统治之事。
在既进皇室之门后，后妃只能主宫中之事，宫门之外的事，毫发不得干预。自后妃以至嫔御、女史所需之钱、物，都由尚宫取旨，行文内使监复奏，交有关衙门支付，如直接到部领取者处死。以私书出外，同样处死。宫嫔以下有疾，医者不得入宫。只得根据症状取药。宫中悬有红牌，上镌戒谕后妃之词，使他们经常警惕。所以史家都称赞明代是“宫壶肃清”。孝慈高皇后马氏与朱元璋是患难夫妻，经常对元璋进行劝谏，朱元璋也还能接受。可是，有一天马皇后问朱元璋：“现在天下的百姓是否安居乐业？”朱元璋却说：“这不是你应该问的！”马后反驳道：“你是天下之父，我乃天下之母，子民安否，为何不可相问？”朱元章访得马皇后亲族，准备给他们的官做，马皇后辞谢说：“国家的爵禄，应该给有德才的士大夫，而不应以私情给予我家。从前外戚受宠以致骄佚。并终于为祸者不少，应以此为戒。”朱元璋认为马皇后说得好，便没有给其亲族的官爵，只给了一些金帛。
由于朱元璋立法很严，没有出现过后妃执政之事。英宗即位时年方九岁，无力处理国事，大臣请张太后垂帘听政，太后不同意，说：“以我寡妇，坏祖宗家法不可。”仍委政于大臣。张太后的弟弟左都督张升既淳谨又有才干，大学士杨士奇请加以委任，而张太后却不许其预政。后来，只有英宗复辟时会昌侯孙继宗以夺门功参议国是。从此以后，外成中的所谓贤者，差不多循规蹈矩，谦谦有儒者之风；而一些凭借恩宠，骄奢淫逸之徒，其所好不过是声色货利。他们没有军国之权，也没有宾客朋党作为羽翼。加上明廷诸臣对他们决不轻易放过，经常抨击不遗余力。所以有明一代，外戚在政治上是十分孱弱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对明朝的统治，对老百姓没有危害，恰恰相反，他们与诸王、宗室一样，是明代社会的毒瘤之一。
二、贪婪的张氏家族
1.张皇后擅宠 整个明代，外戚之被宠，没有超过张氏的，这与张皇后有很大的关系。
张皇后，兴济(今河北省青县南)人。父名峦，以乡贡入太学，为人敦厚重信义。母亲金夫人，据说梦月入怀而生张后，颇有几分神秘的色彩。成化二十三年，张氏被选为太子妃。同年，朱祐樘即皇帝位，张氏被立为皇后。他俩的爱情很专一，与民间夫妻相似。不过，有许多材料说，这是由张皇后擅宠，朱祐樘惧内形成的假象。
弘治元年，太监郭镛曾请选秀女，储于宫中，等朱祐樘服完丧后，册封二人为妃，以便繁衍子嗣。不料谢迁却上疏反对，认为服丧期间，不宜谈论此事。选妃之事，因此搁置了起来。第二年，礼科右给事中韩鼎又以“国本”为重，提出选妃问题。他同时还批评了不选妃以多育储嗣，而相信邪说，企图以建设斋醮来邀福，令人大惑不解的怪诞之举。朱祐樘虽然对韩鼎的意见表示理解和赞赏，但却没有采取行动。过了几十日，韩鼎再次上疏催促。朱祐樘说：“立大本的话很有道理，但不能仓促举行。”大概此时张皇后已经擅宠了，她专以祈祷来求子嗣，朱祐樘虽然同意韩鼎意见，想选良家女以充六宫，但为张皇后所制止而无法实现其愿望。弘治三年，荆王见清也曾上疏请广选良家女以繁衍子嗣，但朱祐樘仍未同意。说明张皇后之专宠，连宗藩已有不少人知道了。弘治十五年，经筵讲官在讲《通鉴纲目》时，一日偶尔讲到唐朝大宦官李辅国依附张后乱政之事。殊不知眼前的张皇后也颇为专擅于内庭，且与唐代的张皇后同姓，讲官无意中犯了大讳，左右人替他捏把汗。讲官并不知道，等他省悟过来后，大惊失色，以为必将遭到重责，可结果却连一句批评的话都没有。由于朱祐樘始终因张皇后的妒意太深而未选妃，所以死后其陵寝没有一个妃嫔附葬的，与南京朱元璋的孝陵以及北京天寿山的朱棣长陵下至宪宗朱见深茂陵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反差。那些陵寝附葬的妃嫔多的有40人，少的也有7人。相形之下，孝宗的泰陵便不免显得有点孤寂。
《明史》说张皇后生二子：武宗朱厚照及蔚悼王厚炜。厚炜三岁时死去。而有些材料则说，武宗并不是张后所生，其生母乃美人郑金莲，小名黄儿。起初，周太后因为朱祐樘没有儿子，便选了两个美人，一为郑氏，一为赵氏在宫中服侍朱祐樘。而朱祐樘却置之不理，不与他们发生男女关系。周太后无奈，只好把话挑明。朱祐樘不得已，只好偷偷地与他们发生关系。后来郑美人生下朱厚照，朱祐樘还不知道。周太后向他致贺时，朱祐樘感到很为难，因为他还没有给张皇后提起过此事。周太后说：“这事好办，孩子就算是张皇后生的，然后诏告天下，立为皇太子，事情再好没有了。”张皇后也赞成这样作。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武宗。后来周太后病危时，将郑、赵二美人托付给王太后照管，让他们住在仁寿宫。
郑美人的父亲叫郑旺，霸上人。他经常到西华门找内臣刘林探问情况，同时送些时新瓜果入宫，然后回赠些衣服等物。旺因此在乡亲们面前夸耀，称自己是郑皇亲。过了两三年，才被缉事衙门查获，根据张皇后的意思，朱祐樘下令：处决刘林；郑旺暂且监禁，后遇赦得免。由此可见，此事决非妖言，否则，郑旺乃罪魁，为何不立即加刑？看来朱祐樘是知道郑旺实系冤枉的，而刑部尚书闵珪也知道朱祐樘不过是受制于张皇后，实在无意杀郑旺。到了正德二年(1507年)十月，此案又起，时张皇后与武宗朱厚照“母子”的恩情已深，无论如何也难以改变了。而闵珪已为屠勋所代替，不了解内情。因此，尽管郑旺再三不服判决，但终究逃不了一死。
朱祐樘惧怕张皇后，总是尽可能满足其欲望；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顾忌人言，不能不适当地考虑国计民生。所以，我们看到他似乎八面玲珑，处处敷衍，活得也是够累的。现举数例于后：
有一次，张皇后想制一件珍珠袍，给朱祐樘说，须差管理宝藏库的太监王礼去广东珠池采取，这样才整齐好看。朱祐樘没有同意，但珍珠又不能不给。便叫王礼及萧敬一同到内库去检选。萧敬以这些东西乃太祖朱元璋所蓄，不敢动。又叫取太宗朱棣以下所储的珍珠来看，从中选择了一些光泽晶莹的，制为袍服，其余的仍然放回原处，留作他日之用。事情办妥之后，朱祐樘才责备王礼说：“内库有的是好珍珠，你却要借故去广东。去后难免生事坏法，扰乱百姓，他们怎么受得了！这遭且将就吧，今后再敢来说，必定剥皮示众！”王札一听此话，心中甚是惊恐，小心翼翼，不敢再有闪失。
张鹤龄兄弟仗恃张皇后势力，横侵民田。朱祐樘应官僚们的请求，派司礼太监萧敬及大理寺官前往查勘，没有袒护张氏，认定他有问题，敬如实复命，张太后大怒，朱祐樘也从旁帮腔装出发怒的样子，使张皇后不觉得自己无理、孤立。与此同时，朱祐樘又悄悄地给萧敬说：“出去以后，不要说张皇后为此事发怒了。”又拿出100两银子，分赐给勘查的官员“压惊”。
弘治十八年(1505年),户部郎中李梦阳应诏上书，极论时政的得失。其中指责寿宁侯张鹤龄“招纳无赖，网利贼民，势如翼虎”。鹤龄上奏辩解，并断章取义地说梦阳疏中有“陛下厚张氏”的话，这是对张皇后的谤讪，其罪当斩。当时张皇后有宠，其母金夫人在朱祐樘跟前边哭边诉，请朱祐樘替张氏作主，惩办李梦阳。朱祐樘只好将梦阳关进锦衣卫狱，而锦衣卫指挥使牟斌揣知帝意，只是从轻惩治了梦阳，所以梦阳得不死。不久，宥梦阳，只是夺了他的俸禄。可是金夫人却不服气，不停地告状，而朱祐樘则始终不予理睬。有一天，朱祐樘南宫去夜游，张氏的一家也陪同前往。酒过三巡，皇后、皇太子及金夫人离席更衣，然后去庭院中随便游览。趁无人之际，朱祐樘单独与鹤龄谈了一次话。谈话内容，左右人不得而知，只是远远地看见鹤龄将帽子摘下，以头叩地，似乎是求饶的样子。左右的人知道朱祐樘袒护李梦阳，便请求不要加以重罚，只须予以杖责，从而消除金夫人的怒气就行了，朱祐樘仍不同意。他给刘大夏说：“他们想用杖刑将梦阳打死，难道我能以杀直臣来使左右之人高兴吗！”
由于张皇后的擅宠，朱祐樘的庇护，张氏一门因而平步青云，真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建的裙带关系在他们身上得了充分的表现。张皇后之父张峦，由太学生一跃而为都督同知，再封寿宁伯，进寿宁侯，死后赠昌国公。峦之子鹤龄、延龄俱为侯爵。不仅如此，连鹤龄的亲戚朱臣、梁露等既无军功，又非国戚同姓，也被授予锦衣卫百户。
2.贪婪的张氏兄弟 张氏凭借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和熏灼的权势，夺民田庐，肆为奸利。朝野诸臣，多次上章弹劾，而朱祐樘皆因皇后之故，置之不理。因此，张氏的贪欲更加膨胀。
朱祐樘刚刚即位，就将南京闲住右少监梁芳辞还的和远官店改赐给张峦。弘治四年(1491年)二月，封张峦为寿宁伯。峦请给勋号与诰券。吏部尚书王恕反对，说：“从前(英宗)钱皇后和(宪宗)王皇后，正位中宫几十年，钱承宗、王源始封伯爵。今皇后才立三年，张峦已封伯。现在又急于要求封号诰券，恐怕别人难于理解而议论，有累陛下的圣德。希望迟几年再办，使人无话可说。”朱祐樘不听，命照王源的先例，给张峦封号、诰券，每年食禄1000石，子孙世袭；免本身杂犯二死，子一死。张峦死后，奉旨修造茔城，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非其他皇亲所能望其项背。特别派遣大臣督军营造，对其中的贫穷者经常用鞭子抽打，强行输纳；逃跑者须要勾解，缺少者又须添补；如此逼迫煎熬，没有个尽头。刑部尚书彭韶反映了真实情况，朱祐樘并未下令停止，而是说已有成命，叫赶快督造完毕。另外还在兴济给张皇后建造一座家庙，十分豪华壮丽，修了几年才完工。
号称能敬礼士大夫的张峦，生前死后可算是穷极奢侈的了。他没有克制自己的物欲，而是借皇帝之势，使物欲在张氏家族中横流。
张鹤龄兄弟广占民田，前面已略加叙述。他们的魔爪不仅伸向北方，而且还转向了南方。正如南京监察御史徐敬等所说，他们强抢民田，网罗天下之利，如狼贪虎噬，漫无纪极。北方还不满足，又跑到南方的泰州(今属江苏)搜刮民田。消息一传开，老百姓十分惊骇，感到大祸即将来临。徐敬等请求赶快把已被侵占的土地还给百姓，并且对投献者绳之以法；戒谕寿宁侯张鹤龄遵守法度，他的家僮等人，应该在官府登记而禁止其出入，所有帮闲、帮凶等无籍之徒，通通驱逐，不使其继续为恶。此外，张氏侵夺的土地，基本上自行管业，因而经常发生管庄人征租害民，打死人命之事。同时，王府、勋戚的庄田，每亩照例征银三分上下，而张鹤龄的庄田却奉旨每亩征银五分。户部尚书周经奏称，此例一开，如果有人援例奏请，将如何处置？答应吧，伤害了老百姓；拒绝吧，又有不一视同仁之叹。他希望朱祐樘收回成命，与亲王、勋戚庄田一样，仍每亩征银三分，否则就是独厚外戚而不顾赤子，不念“先帝”。话是说得很重的了，无奈这类意见总象泥牛入海，毫无消息。朱祐樘决不会抛开他和皇后的特殊关系，而去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讨他们的欢心。在他看来，“民为邦本”未免有点虚无缥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民为王室与皇亲奉献一切以至肝脑涂地，才是天经地义的。
除强占土地外，张氏还染指商业。弘治六年(1493年),朱祐樘命令将宝源店后房76间赐予张鹤龄管业。本来，宪宗朱见深曾经有过诏令，不许勋戚之家占据关津桥梁水陂及开设店铺，侵夺民利。可是朱祐樘即位以后，却大开禁例，以致勋戚之家，主要是张氏家族，纵令家人开店设肆，邀截商人货物，垄断市场，自都城内外坊市及张家湾、河西务等处，所有的民利全部被他们侵夺。他们豢养了大批的家人，其中有不少是市井无赖、附势觅利之人。这些人唯利是图，无恶不作。弘治九年，发生了长宁伯周彧与寿宁侯张鹤龄两家因琐事忿争，聚众斗殴，轰动京城之事。起因是平日互相争夺市利，矛盾日深，一有机会就发作，便成仇敌。周、张两家都是皇亲，为争市利而械斗，未免有失观瞻，损朝廷之威。六部、都察院衙门尚书屠溏等为此上疏说：“皇上听说此事后，难道能够无动于衷吗？勋戚之家开设店铺，引起老百姓的怨恨、戚属之间也容易结仇，怨恨愈积愈深，仇则一结而不易解。这样，以后很难保证不发生意外之事。”他们请求朱祐樘时时告诫勋戚，各修旧好，不要因小利而失大体；遵照宪宗诏旨，停止开设店铺。根据永乐年间规定，王公之家仆从不过20人，一品官不过12人，酌量裁减勋戚家人，不得滥收。朱祐樘只是命令赶快张榜禁谕，不准象从前那样纵
容家人为害。这个问题似乎就算解决了。
盐课是明王朝重要的财政收入，而开中盐行，却可获得颇为丰厚的利润。所以，除了正当的商人以外，王室、勋戚、权豪势要也紧紧盯住盐引，千方百计从中牟取暴利。弘治年间很有权势的周、张两家外戚，自然不会例外。例如，弘治十七年初，庆云侯周寿家人周洪，奏买两淮残盐80万引，寿龄侯家人杜成、朱达等，奏买长芦、两淮残盐96万余引。工科左给事中张文上书指出：“万一王府皇亲及左右贵幸之人援例奏请，不好拒绝；照例赐予，则又没有那末多盐引。再说，将灶丁现在煎的盐都给了他们，商人支盐更难；而且他们一出盐场，便弊端
百出，阻坏盐法，使商贾不通。”他希望收回成命，重治洪、达等人，不要使私门日富，国计日亏。朱祐樘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而是答应了周寿和张鹤龄的请求。于是，同年十二月户科都给事中韩智、监察御史常赐等相继上言：第一，所谓残盐，乃盐场堆放年久而经风雨消折残余之盐，正宜蠲免以苏灶丁之苦。如果给了周、张两家，则将尽被勒取。况且此种残盐，因可免盐课，所以价格较低，还可夹带几十倍的好盐，因而必然冲击正常开中，使盐课亏损。第二、正课一亏，则救荒、饷边费用，将很难筹措。第三、执法要公，只厚于戚畹则失去法的正公性，如何能够信示于天下？第四、人人都想得利，如果尽归势要，又拿什么去招引天下的客商？第五、淮、扬各处，贫困的灶户尚未复苏，再加皇亲之害，则将逃移殆尽，何以为久远之图？他们认为，从周、张之请，必然害灶丁、害商人、害盐运司、害官府、害国计。户部也请求收回成命，加惠于天下。而朱祐樘却说什么,已经同意他们的请求了，不要再议论了。不过，群臣仍然论奏不已，致使朱祐樘一度犹豫。无奈张鹤龄再三请乞，因之终于许诺。直到弘治十八年朱祐樘去世之后，周、张两家的“残盐”尚未支完。户部尚书韩文提出，凡是尚未提取之盐，全部停止支给，而武宗朱厚照继承父志，下令仍然听其买补。
张氏兄弟不仅对财富贪得无厌，而且还越礼犯分，到皇宫去胡作非为。当时，他们以皇帝亲戚的关系，任意出入禁中，太监何文鼎，对此十分反感。有一天，二张去宫中观灯，朱祐樘陪他们饮酒。一会儿，朱祐樘要上厕所，便将皇冠摘下交给执事之人。二张趁机戏将皇冠戴了一下。此外，延龄喝醉了酒，还奸污了宫人。文鼎怒不可遏，手持大瓜(武器)在他们饮酒的幕外等候，准备击杀二张。因为太监李广给二张走漏了风声，他们才逃脱了。次日，文鼎上疏竭力劝谏，朱祐樘不仅不听，反而十分生气，将文鼎交锦衣卫拷问，追究主使者，文鼎说：“有二人主使，但拿他不得。”问是何人？答曰：“孔子、孟子”。朱祐樘怒气难消，御史黄山等竭力救援，都不允许，后来，在张皇后的授意下，何文鼎被杖死于南海子。文鼎死后，朱祐樘才知道他是冤枉的，命以礼收葬，并为文祭之。
3.穷途末路 朱祐樘去世以后，张皇后成了慈寿皇太后，而张鹤龄兄弟则是武宗的舅父。所以，在正德时期，张氏家族仍然是势焰熏灼的。当时延龄家奴有叫祖玉的，与其子祖景有矛盾。祖景便在延龄跟前说祖玉的坏话，怂恿延龄将祖玉赶走。祖玉十分愤怒，乃奏诉延龄与祖景阴谋为逆，武宗朱厚照下令多官会审。延龄兄弟全家都因之十分惶惧，太后只好出面，从中斡旋，鹤龄也送了大量的贿赂，这才使事情平息下来，只是不准延龄朝参而已。
武宗死后，其堂弟朱厚熜入继大统，是为世宗。开始，以张太后为母，位居世宗生母献太后之上。继而称张太后为皇伯母，加上尊号昭圣慈寿皇太后。张鹤龄以拥立世宗之功，进爵为公，延龄进为侯。“大礼议”后，张氏的地位进一步低落，政治上失去了强有力的庇护。按说应大大收敛，谋求保持其既得利益之道。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并不这样，而是继续作恶。这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彻底的毁灭。
嘉靖初年，延龄的婢女偷了点钱去布施一个和尚，延龄为此小事残暴杀了婢女和僧人。另外有个指挥叫司聪的，历来为延龄放债，欠了他500两银子，延龄索债很急，司聪一时无法偿还，便将祖景之事抖出来，写成奏章，用来恐吓延龄，企图阻止其讨债。延龄将其奏搜出，大怒，用乱棒将司聪打死，还召来其子司升，命令他将其父尸焚毁，可以免去其欠债。这种暴行，自然激起司升的愤怒，再次告发了延龄。此时，张太后以皇伯母名份居于仁寿宫，她对世宗母亲睿太后①既不礼尚往来，而世宗朱厚熜曾在朝见张太后时，又对他不好。因此，要想得到朱厚熜的庇护是不可能的。
朱厚熜对张延龄的恶行十分愤怒，下令将其逮捕关进刑部监狱。尚书聂贤还以为有张太后的关照，拟从宽处置。他上书说，延龄杀人的确是事实，而祖景揭发他谋逆之事，年深日久，又无佐证，就算他告发的事属实，也并未真的叛逆。朱厚熜批驳道：“论处大逆之罪，主要在于谋与未谋，并不一定要真的反叛才算。”看来朱厚熜似乎要动真格的，所以张太后十分窘迫，但又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恰好这时朱厚熜得了第一个儿子，距他即位已经12年了，自然是十分高兴的，正好借此机会入贺，谈谈延龄之事。可是，狡猾的朱厚熜知道张太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而谢绝了她入贺的请求。内阁大学士张孚敬上奏说：“延龄骄恣跋扈，在先朝罪恶累累，杀人之事，的确是事实。不过，陛下应推献皇与孝宗兄弟友爱之心，以保全后妃之情谊。”朱厚熜没有表态。孚敬又上奏说：“陛下继大统时，昭圣张太后是竭力赞成的，而在朝诸臣，持反对意见者不少，但太后并未被惑误。‘大礼议’中朝臣非议陛下，至今未已。现在延龄有罪，大小官员，默无一言，他们希望太后不得善终，以此加深陛下之过。按照谋逆之罪，应当族诛，昭圣皇太后难道不是张氏？不知陛下对此将如何处置？”孚敬这一诡辩，居然打动了朱厚熜，使他改变了主意。判延龄杀人罪，绞死，同时降鹤龄南京锦衣卫指挥。到了冬月应当处决罪犯的时候，朱厚熜似乎又有点犹豫了。张孚敬又乘机上奏说：“根据《大明律》的规定，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妃五服以内的亲属犯罪，列为八议之一，赐与公侯的誓券有免死的条文。延龄，既是张太后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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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世宗父亲开始称兴献帝，后尊称睿宗，故其妃前称献太后，继称睿太后。
戚，又是侯爵。陛下打算用祖宗之法来处治延龄，《大明律》也是祖宗之法。”朱厚熜说：“太后眷恋她的兄弟，难道司聪等人就该死！”不过，延龄总算没有送上绞刑架，胆颤心惊地苟且活着。封建法律并不是公正的。
鹤龄、延龄得了重罪成了落水狗。既然是落水狗，自然人人都可以痛打。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痛打落水狗的乃是张氏家奴以及一些市井无赖。张氏的家奴垂涎于张家巧取豪夺来的偌大家产，他们探知朝廷对张氏已经不感兴趣，于是便窜掇一些素与张氏结怨之人，共同向张家要挟，榨取财物，如不得手，便向官府告发其罪。有个叫班明(一作班期)的男子，上奏说鹤龄私通益庄王(与朱厚熜系同祖父的兄弟),造符咒以魇帝星。这是以巫术谋害皇帝的大罪，所以朱厚熜立即下令逮捕鹤龄。鹤龄在从南京押往北京的途中死去。后来查无此事，班明判处诬告罪，发边远充军。又有个市井无赖叫刘东山的，因为其他罪坐牢，正好与延龄关在一处。延龄坐牢已经八九年了，不免有些怨气，便经常搜集一些历史上赏罚不当之事，在其上批注曰：“君道不明。”这自然是影射世宗朱厚燠对自己的处分不当。其实，他根本没有资格说这种话。刘东山等他写完了，便偷偷地拿来藏好。有一天，狱吏把延龄的镣铐取下来，让他自便，反过来要给东山带上镣铐。东山不服，狱吏揍了他一顿鞭子。东山气愤已极，便将延龄手书的“君道不明”上奏，同时牵连狱吏。朱厚熜又一次被激怒了，下召赦免了刘东山，加等判延龄处斩，凡是给延龄松弛过刑具的刑部官员都有罪。刘东山出狱后，市井无赖的嘴脸更加彻底暴露。他有意张扬写了疏草，准备上告，实际是敲诈勒索张延龄。有一天，东山的父亲惹恼了他，他乃弯弓而射之，幸好未中。其父便到御史陈让处去告了东山的状。陈让乃紧急追捕东山。东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反告让、同时再次诬告鹤龄兄弟及其子侄以巫术魇镇朱厚熜及其母亲；延龄家人往来仁寿宫，盗窃内藏，并侦察皇帝的动静；御史陈让与延龄通贿等等。朱厚熜大怒，逮捕了陈让等人，与延龄都一起关进诏狱。东山因此益发蔓引株连其所不满之人，遂安伯陈镳等几十个人都进了牢房。情况十分严重，张太后甚至穿上破旧的短衣，坐卧在禾程编成的席藁上，表示自己有罪，以为延龄请命，但朱厚熜仍然不肯饶恕。陈让在狱中上疏揭露刘东山的奸计，言词甚为切激，朱厚熜开始怀疑东山是诬陷。恰好按治诏狱的指挥王佐，伪装偏袒东山，因此将东山的真情弄了个水落石出，上奏之后，以诬告反坐罪，械死东山，陈让、陈镳等被赦出狱，而延龄仍以前罪长系。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张太后去世，延龄彻底失去了奥援。过了五年，延龄终被斩于西市。贪得无厌，骄奢淫逸，暴戾恣睢半个世纪的张氏家族，才恶贯满盈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外戚的权势大小，与后妃是否有宠关系十分密切。弘治年间，朱祐樘母亲的亲族，虽经认真寻觅，但除了冒认者外，始终没有踪影。后妃除张皇后外，再无他人。其余较有势力的一是宪宗生母、太皇太后周氏弟弟周寿、周彧。他们广占民田，贪求无厌，为了争夺土地与商利，寿彧与鹤龄、延龄两家家奴互相斗殴。另外就是宪宗王皇后的王源、王清，王源在宪宗朝曾一度强占民地二千多顷，后经弹劾还官，这三人封侯封伯，非常贵显，但都“谦慎守礼”,在外戚中有贤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