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假皇权以肆虐
明代的宦官专政，实质上是君主专制的反映。从朱棣开始，宦官逐渐把持了政治、军事、刑侦以及经济方面的大权。文武官吏在明王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的只不过是配角而已。
明朝的第一个贪残的大宦官是英宗朝的王振，其后又有曹吉祥以及宪宗朝的汪直，武宗朝的刘瑾等等。有人可能会因此认为，宪宗和武宗之间的孝宗弘治时期，宦官的权势得到了控制，其实并非如此。
不可否认，朱祐樘即位之初，迫于形势曾经不得不惩治梁芳、韦兴、陈喜等宦官。同时弘治年间又有几个知书奉法的太监如怀恩、何文鼎等，但总的来说，势焰熏灼，恣意贪残，与成化年间毫无二致。弘治初，李文祥曾上书指出当时的情况是：“权移内侍而不在内阁。赏罚只根据宦官的喜怒，祸福也由他们的摆布。他们仇视言官，公行贿赂。谁要是对其阿谀逢迎，则引为知己而得到超升。谁要是敢于揭他们的短，得罪他们，便会得到暗中谗害、并窜谪远方。这种颠倒是非的举措，真使臣僚们寒心，也使老百姓慑于彼等淫威而不敢论说。”弘治年间宦官势焰熏灼的例证太多了，现在简述如下：
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马文升，为朝廷特别倚重。朱祐樘命其阅兵于教场，又命司礼监太监李荣同阅。马想与李并坐，但经再三交涉，李竟不允，于是只好各居一幕而交替检阅。陈洪谟说：马“以保傅之官，掌本兵之柄，又值弘治之世，而宦官乃若此，真是骇人听闻啊！”
朱祐樘对刘大夏的信任程度，超过了他对刘健、谢迁、徐溥等人的信任，这是举朝皆知的事实。太监自然也不可能不知道。不过，刘大夏知道，他和朱祐樘的关系，并不及宦官和朱祐樘之间的关系那样深。所以他在给朱祐樘进言时，只要率涉到宦官，不是不敢说，就是吞吞吐吐。而宦官凭借他们与朱祐樘的关系，也不把刘大夏放在眼里。刘大夏自己就说过，他提出来的应兴应革的军国大事，凡是属于外廷的，通通准行；但是只要稍涉权幸，便会遭到阻挠而很难实行，或者根本不能实行。有一次，司礼监太监陈宽等奉朱祐樘之命去京营拣选坐营的近侍内官，朱祐樘命兵部尚书刘大夏前往参预其事。大夏不敢介入，以外官不得干预此事的旧规为词，婉言谢绝。朱祐樘笑道：“岂忧此曹他日害卿耶？有朕在上，何忧之？”不久，朱祐樘命令英国公张懋与大夏同往。京营中有一个太监叫岑璋的，仗恃他长期得到朱祐樘的宠眷，私下向朱祐樘请求不参加预选，朱祐樘答应了。可是后来又告诉大夏，如果岑璋到期不来，应当据法处置。大夏说：“既然已经有旨允许，就不必再议了。”朱祐樘说：“我虽一时情不能已，答应了他，然而再没有传出命令，叫你等补上本章，这怎能算是有旨？”到了预选之期，岑璋果然未至，大夏便与陈宽等参奏璋抗命不遵。奏章上去，顷刻就批出，说：“本当拿问，且饶这遭”。岑璋知道后，甚是恐惧。其余近侍，也“自此检束，不敢肆”。朱祐樘略施小计，就使刘大夏和众近侍都服服贴贴的。看来他是很会玩弄政治手腕的。不过，刘大夏并未得意忘形，在对待宦官的问题上，依然是小心谨慎的。有一天，朱祐樘退朝后与大夏议论国事，后来谈到左右近侍，刘大夏不发言了，朱祐樘说：“尔犹豫不言，难道怀疑我是听左右近侍话的皇帝么”？大夏只是叩头谢过，但并未说啥。又有一次，朱祐樘问大夏，何以缺少钱粮？大夏答道：“祖宗时民出一文，公家得一文之用。今取诸民者数倍，而实入官者或仅二三。”朱祐樘又问道：“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大夏不敢说，因为牵涉到宦官。他只好请求朱祐樘斥退左右，然后再奏。等到左右之人已经退出，朱祐樘再三诘问大夏钱粮究竟到哪里去了，但恐“隔墙有耳”,内心不免仍怀忧惧的刘大夏，哪里敢明说，只好吞吞吐吐、含含糊糊地暗指宦官，特别是镇守中官。
弘治九年(1496年)十二月的“满仓儿案”,清楚地显示东厂宦官特务的凶焰。满仓儿是彭城千户吴能的女儿，吴能把她卖给了乐户张媪。骗她说，这是周皇亲的家。后来张媪又将满仓儿转卖给乐工袁璘，袁璘迫使其为娼妓。吴能死后，有人将仓儿情况告知吴能妻聂氏。于是聂与璘争夺仓儿，并且告到官府。刑部郎中丁哲与员外郎王爵共同审理此案，问明了真情，并鞭笞袁璘。数日后，璘死，女断归聂氏。东厂太监杨鹏的侄子，曾淫于满仓儿，于是教唆璘妻诉冤于杨鹏。杨鹏乃逮聂斑及张氏等讯问，张氏谎称满仓儿乃其妹，聂氏之女早已卖到周皇亲家去了。其他的证人都畏惧东厂及镇抚司刑罚，只好照张媪说的供认。锦衣卫镇抚司乃据此奏劾丁哲苛刻偏徇，殴死无辜，而王爵则随声附和，枉断此案。朱祐樘命法司与锦衣卫再审，去周彧家提审满仓儿，但并无此人。于是再命府部大臣及给事、御史廷读，张媪及满仓儿才吐露了实情。都察院上奏：哲因公事殴人致死，罪当徒，爵及聂氏母女当杖。判决后，有一个小人物勇敢地站出来打抱不平。他就是刑部典史徐珪。徐珪上疏说：“丁哲审断满仓儿一案完全正确。而杨鹏之侄淫于此女，且以他事恨哲，意图报复，乃因袁璘病死，想借此陷哲于死地。三法可畏惧东厂，不敢辨明，直到会审于朝堂，乃不能隐。现在既然已知实情，则其女诬其母，罪不容诛而仅拟之以杖，哲等无罪被诬而反加之以徒。轻重倒置如此，可见东厂之势为群臣所畏已至如此地步”。接着他又揭露东厂，镇抚司断狱的黑暗，而“刑司不过据其词以拟罪，纵使洞见真情，孰敢擅更一字！”他请求革去东厂，戮杨鹏叔侄及满仓儿于西市，进丁哲、王爵各一阶以酬其被诬受辱之苦。他说：“我是一个小人物，左右前后都是东厂、镇抚司之人，与其死于此辈，还不如死于朝廷。愿斩臣头以行臣言，虽死不恨！”这种落地有声之言，并没有也不可能使朱祐樘改变对东厂宦官特务无限信任的态度。结果，徐珪落得个赎徒发原籍为民的处分。丁哲为民，王爵杖赎。而杨鹏等依然继续作恶。
内官监太监李广，可算是弘治时期曾经最有权势而又作恶多端的太监，他以炼丹符水左道之术，深得朱祐樘的宠信。他怂恿朱祐樘在内府修建万春、寿安等宫，动用旗军万人，以遂安伯陈韶督工。他权倾中外，以致驸马贵戚事之为父，总兵镇守呼之为公。有个富豪子弟叫袁相的，想当驸马，于是给李广送了一笔厚礼。事情居然办成了，其神通广大可想而知。婚期快到了，然而却物议沸腾，连深宫中也知道了。给事中、御史们纷纷奏劾李广，且请罢黜袁相。朱祐樘下令：“将袁相黜回，驸马别选。同时斥责太监萧敬以及杨穆、韦记奉命选附马，但很不认真，以致引起非议。本当依法究治，姑且宽宥其罪。至于言官们所说的李广招权纳贿等事，没有事实根据，作罢”。弘治十年(1497年)四月，礼科右给事中叶绅等奏劾李广八大罪状，主要是说他以烧炼之名，而进不经之药；阿附皇亲，要结邪人；侵夺京畿百姓土地，几乎激变良民；东南之民凡有输纳，巧取其利，以致远方之民破家荡产。他们请将李广法办，以为后戒，然而朱祐樘却置之不理。因此，李广的宠幸毫未动摇，照旧盘惑朱祐樘以极大的兴趣投身于游乐、斋醮之中。弘治十年，朱祐樘听信李广之言，不顾国计民生的艰难，下令预作明年元宵节烟火。因用费太大，工部有意抵制，这才下令减少三分之一。李广又劝朱祐樘建毓秀亭于万寿山，并修乾清宫西室，役军士九千人，花费百余万两。十一年，镜秀亭建成，恰好此时太康小公主患了天花，众医治疗无效，李广给她喝了符水，很快死去。宫中正在因此归咎李广之时，太皇太后周氏居住的清宁宫又发生了火灾。有人说这些都是因为毓秀亭修建的年月不利，犯了太岁之故。太皇太后发怒道：“今日李广，明日李广，兴工动土，致此灾祸，累朝所积，一旦灰烬。”李广知道后，十分恐惧，自知不免，服毒而亡。广死后，太监蔡昭为之请赐祠额、祭葬。朱祐樘对这个忠实的奴才仍眷恋不已，所以允许了蔡昭的请求。然而，内阁大学士刘健等却反对此举说：“内臣祠额、祭葬，乃朝廷褒功之意，实非常典。今李广之死，罪恶贯盈，万口称快，都说广欺罔之情，赃滥之迹已全部败露，朝廷必然明正其罪。现在反而赐之葬祭，又予祠额，是使欺罔赃滥之人与善良者无别。这样恐怕上累圣德国家安全局人与善良者无别。这样恐怕上累圣德，下拂民心。”朱祐樘只好稍作让步，命祭文仍旧撰进，祠额就不拟了。十一年十二月，都察院、府、部衙门以李广招权纳贿，赃物累钜万计，庄田盐货尤多，请籍没入官。朱祐樘没有同意，这就十分清楚地表现了他对于包括李广在内的太监钟爱之情。
“张天祥案”再次证明了东厂的淫威。天祥乃辽东都督指挥佥事张斌之孙，斌以罪废，天祥纳粟后得到其祖父的官职。当时，有泰宁卫部的十余骑射伤了海西女真的贡使，天祥乃掩杀他卫38人，而确指彼等就是射伤贡使者。巡抚张鼐等奏捷，而巡按御史王献臣却持怀疑态度，正好张斌的妻弟指挥张茂及子钦因与天祥有矛盾，前来献臣处告发天祥，说他系劫营滥杀无辜。献臣立即上报，尚未批复时，献臣便调离了。朱祐樘命大理丞吴一贯、锦衣卫指挥杨玉，会同新任巡按余濂勘问，尽得此事实情。张斌等人皆论死，天祥死在狱中。天祥的叔父张洪多次讼冤，朱祐樘密令东厂侦察其事。还奏吴一贯等所勘都是诬枉的。朱祐樘深信不疑，打算彻底推翻吴一贯等的判决。召内阁刘健等至，出示东厂缉事的揭帖说，当时御史王献臣，止凭一指挥告发天祥诱杀，吴一贯等亦不曾亲到彼处，止凭参政宁举等勘报，事多不实。现在拟将一干人犯提解来京，令锦衣卫于午门前会问，方能搞清。健等对曰：东厂揭帖不可行于外，先经都察院会勘后再议。朱祐樘再召见刘健等人，责问其阻挠逮解一贯等至京之故，刘健等人说：“此事已经法司勘问，他们都是公卿士大夫，其言完全可信。”朱祐樘反驳道：“先生辈且未可如此说，法司官若不停当，其身家尚未可保，又可信乎？”大学士李东阳针锋相对地说：“士大夫未必可尽信，但可信者多，其负朝廷者不过十中一二而已。”谢迁接着说：“凡事须从众论，一二人之言，恐未可深信。”朱祐樘见他们怀疑东厂的宦官特务，自然不依，怒气冲冲地说：“先生辈此言皆说不得。此事密切令人到彼处体访得来，谁敢欺也！”大家只好又说：“此事干证皆在彼处，如提解来京，恐劳人动众呵。”朱祐樘固执己见，毫无商量余地说：“此乃大狱，虽千人亦须来。若是不明白，边将谁肯效死！”刘健人等再三争执，见朱祐樘声色俱厉，终于不敢深言东厂之非。后又召见，朱祐樘从容地与刘健等说：“昨因张天祥事，先生辈言文职官不负朝廷，亦不应如此说。文官虽是读书明理，亦尽有不守法度者”。又说：“缉访之事，祖宗以来亦有旧规。今令东厂具所缉事题本批行”。刘健等以为“不如传旨，乃命拟旨将一贯等提解至京”。一贯等到京之后，朱祐樘亲至午门审问。他想借此发泄对刘健等官僚士大夫的不满情绪，表明他坚定不移地支持东厂特务，因而拟处一贯死刑，幸赖刑部尚书闵珪与都御史戴珊竭力救援，才贬为嵩明州(云南嵩明)同知。其余的王献臣贬广东驿丞，余濂充云南布政司照磨，张茂父子论死而斌免，张洪反得论功。朱祐樘亲自导演的、东厂特务策划的一桩冤案，就这样完结了。《明史·王献臣传》说；“孝宗励精图治，委大臣，中官势稍绌”。这完全是根据表面现象得出的错误结论。
实际上，明代的宦官权势，自洪武以来就在日益增大，中叶以后便积重难返了。加之朱祐樘与其列祖列宗一样，内心深处并不信任大臣，因而在官僚士大夫组成的官制之外，又竭力使宦官统治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都完善并巩固起来，形成另一套操纵自如的统治系统。自然，一个稍有头脑和政治手腕的统治者，总要力求使官僚士大夫之间，宦官之间以及官僚士大夫与宦官之间既相互制约，又能基本协调一致，这样才能使统治得以维持和巩固，否则就会出问题。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自永乐以后，明王朝愈来愈把宦官作为主要统治工具。朱祐樘也不例外。弘治初年，对宦官虽然偶有罢黜，不过是玩弄的政治权术，或者是宦官内部因权势的消长而倾轧的结果。实际上，当时谁要是敢于纠劾宦官，或者得罪宦官，必然遭到他们的打击陷害，而且是不获全胜决不罢休。例如：
弘治元年，南京守御浦子口指挥崔钰被守备太监陈祖生簧死，其母汪氏上告朝廷。遣官勘问属实，本当依法处治，但朱祐樘却以“守备任重”为由，宽释了陈祖生。
同年，御史张曷、给事中周纮点闸南京操军，发孔缺伍十分之三。后来在太监陈祖生、蒋琮掩饰下，发现陈祖生、蒋琮以及主帅成国公朱仪丑行的御史、给事中反而成了罪人。
此外，户部员外郎周时从疏请将宪宗朝太监汪直、钱能、蔡用等处以重刑，同时察核两京及各地镇守中官。于是，宦官们便指出其奏疏中“宗社”二字没有越格，大不敬，朱祐樘即令法司逮治.
弘治二年，南京监察御史姜绾等连名奏劾南京守备太监蒋琮变乱成法，欲以内臣为言官；如害大臣；滥批词状，径送各衙门；分差内官，于钱粮处所，纵其侵渔；按季取受班匠工银；官员稍不顺承，即阴加察访，惊疑人心；保举革罢内臣、窃朝廷之权，使恩归于己。今士大夫侧目，人人自危；军民受苦，怨声载道。接着蒋琬又上奏自辩并告姜绾等不法之事。于是，卷进去的人愈来愈多，问题愈来愈复杂。到了第二年才由朱祐樘决断，御史姜绾等降级外调，而太监蒋琮、陈祖生、郑强、钱能、李荣等虽然确有罪过，但却免予追究。
弘治八年(1495年),山东按案副使杨茂元奏请撤回随刘大夏治河之太监李兴，因其随从太盛，费用惊人且烦扰地方；同时并请罢革山东镇守内臣以苏民困。李兴等的利益受到侵犯，于是群起而攻之，说茂元所奏皆妄。朱祐樘命巡抚都御史熊种等核实。种也不敢冒犯李兴及镇守内臣，只好说“茂元所奏有不实之处”。朱祐樘乃下令将茂元逮送锦衣卫监狱。于是，刑科都给事中庞泮等以及两京十三道御史都纷纷上章为茂元申辩，认为茂元本为纳忠而反遭祸，本为报国而反以辱身。这就势必使人人自危，而只知保持禄位，阿谀逢迎。最后以茂元奏事不实，降二级外调长沙府同知。
九年，御史胡献上疏指出：“东厂校尉，原本用来缉访奸私的，但近来只为内戚、中官泄愤报怨。如御史武衢忤寿宁侯张鹤龄及太监杨鹏，主事毛广忤太监韦泰，皆为校尉用鸡毛蒜皮的小事，夸大成罪。满朝文武都知道他们是冤枉的，但无人敢说。我也知道，今天说了他日必为所陷，然而我不怕！”奏疏送上以后，鹤龄与韦泰各自上疏辨解。恰好此时给事中胡易奏劾监库内臣贺彬贪黩，贺彬也使用宦官们的贯伎，诬告胡易。朱祐樘于是下令将献、易都关进诏狱。后谪胡献为蓝山县(湖南今县)丞，易被释放。
十四年(1501年),内使刘雄经过仪真，知县徐淮没有及时供应，惹恼了刘雄。刘雄乃渡江诉于守备太监傅容，傅容上奏其事，朱祐樘命械系徐淮至京，交锦衣卫拷讯。六科十三道的言官们纷纷上疏请宥徐淮，都不准。后被杖，对品调边方。
十五年，监察御史车梁应诏言事，其中谈到东厂、锦衣卫所获盗贼，都是先用严刑拷问，已成定案后才交法司，法司不敢平反，只照定案办理，其间岂无冤死的？他请求今后捕获盗贼，直接送交法司推问，不要先行刑讯具招，以免枉滥。主东厂者以车梁的叔父先年因有罪曾被东厂揭发，此次车梁乃挟私妄言。朱枯樘命将车梁关进诏狱，幸赖科道相救，才得赎杖还职。
这类的事例很多，真是不胜枚举。从总体上来说，弘治时期宦官的嚣张气焰，并没有受到抑制，这应该是符合事实的结论。
不错，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弘治时期的确有过几个较好的宦官，但他们不是早死就是被谗害，或者并无多少权柄，因而无法改变弘治朝宦官的整体形象。例如怀恩，文献记载说他是高密(山东今县)人，也有说是苏州府的人。成化时升任司礼监掌太监。其人性情鲠直，廉洁奉公，识义理，通典故，他辅弼宪宗，动辄以“祖宗”法度为依据，直言正色，无所避忌，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他敢于保护朝中正直的大臣和宦官，也敢于和梁芳、僧继晓、李孜省以至汪直相抗衡，适当减轻他们的危害程度。成化末年，梁芳与万贵妃相勾结，谋废太子，立兴王，怀恩力争，被宪宗发配到孝陵司香(一说斥居凤阳)。朱祐樘即位以后，召回，仍掌司礼监。力劝朱祐樘斥逐万安，用王恕。一时之间，正直之人纷纷进用，怀恩出了很大的力气。可惜这个对弘治新政做了很多有益之事的太监，不久便去世了。弘治元年正月，赐祭葬，并建祠赐额曰“显忠”,享受了朝廷对宦官的殊荣。又如长随太监何文鼎，奏请沙汰漏网的以及新进的传奉官，凡是文非考中，武非军功而升职者，一切革去，以杜幸门。而吏部和兵部却持异议，他们希望朱祐樘保持镇静，不追既往，今后内外大小官员，俱照旧额，随缺随补，自然就止住了奔竞之风。何文鼎的建议未能实行。弘治十年，何文鼎又以揭露张鹤龄兄弟罪恶，被张皇后杖死。其他还有被称为“廉洁爱民”的福建镇守邓原，浙江镇守麦秀，河南镇守蓝忠，宜府镇守刘清等。遗憾的是，象这样的宦官的确是太少了，他们的正直清廉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二、肆意剥削侵夺
明朝的宦官不仅利用他们手中的政权、军权以及刑狱等特权，肆意为虐，而且还大肆奸贪。至于直接掌握各个经济部门大权的宦官，更是很少有几个身上是干净的。
从洪武年间开始，宦官就参与经济活动了，不过当时的情况并不严重。而在永乐，特别明中叶以后，宦官的魔爪便逐渐伸到了各个经济部门。他们所到之处，大肆搜刮，从而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弘治年间的宦官与以往一样，兼并土地，同时又借管理皇庄和王庄之机，敲剥庄户。他们奉皇帝之命，四出采办其所需的各种物品，骚扰百姓。押解各地以岁办为名义进贡的土特产品。监督或者直接管理商税的征收。奏讨盐引，贩卖私盐。监管仓储、库藏。提餐市舶，贪污、走私。
在宦官参与经济活动的问题上，明朝的最高统治者与大小官僚的意见始终是针锋相对的。后者坚决反宦官介入，而前者毫不妥协，坚持派遣，例如：弘治元年四月，监察御史杜忠说：真定府的木材，原来只由该府委官监督税课司抽分(即征税)。成化年间才添设内臣一员监督。而该内臣带领的人数众多，未免骚扰。他请求将内臣撒回，仍旧委官抽分。朱祐樘没有同意。七年(1494年)二月，工部复奏同意监察御史张泰请求免差苏松诸府织造内臣的建议，而上供之数由官府如式织造。可是朱祐樘不放心，命令仍然遣内官前往督造，同年九月，山东按察副使杨茂先以山东灾害频仍，差徭、征敛太繁，请撤回镇守临清太监。朱祐樘说：临清地方须人守镇，不必取回。十一年十一月，兵科给事中艾洪言：各处镇守太监皆苛敛横索，想方设法积聚货财，使利归于内官而怨归于朝廷，其流毒生民，贻患国家，简直没法说清。他请求清查一下，如系弘治以前所设，不便立即废除，也应加以戒饬而革其弊；如系本朝添设的，都应取回。朱祐樘没有表态，实际上是不同意。十三年(1500年)正月，尚衣监太监前去监督通州仓，户部尚书周经反对，说京、通二仓总督已经添至五六员了，他们侵占勒索，不胜其扰，他请求裁革，朱祐樘以已经差遣为由不准所请。此外，朱祐樘还命令另给蔡用关防一颗，使之能独立行事。
有时朱祐樘虽然迫于形势，暂时裁减了某些部门的内官，但不久即行恢复，而且还有所发展，如弘治十一年(1498年)九月，户部尚书周经等上奏说：“陛下即位之初，曾下令裁革各仓监收内官，然而现在又有旨令右少监莫英，太监刘璟监督京、通(州)仓事，与以前的命令刚好相反，人君的法令之所以普天下都遵行而不违背的原因，在于一个信字。如果令行未久，自己就不实行，虽有好的政令，谁还相信？再说，弊病刚刚革除便又复生，命令才行就自已沮格，实在太可惜了。”他们恳请暂将新添的监督官通通取回。然而朱祐樘以莫英等已经委用为由，拒绝周经等的请求。隔了一年多，十三年五月，五府六部又提出这个问题，说：“京、通二仓及各马房、内库各库、京城各门、上林苑监、南海子等处，原来的管事内官止有二三十员。弘治初年虽曾裁减，但未作为定规。近来又直接降旨加添，数额日益增多，以致军民被其虐害，不可胜言。”他们请求照弘治初年的事例，在现差内官中选留忠厚清正者，其余的则尽行取回。朱祐樘推给各衙门办理，而他却没有说是否裁减。既然如此，衙门又怎敢办理！
因为有皇帝的支持，所以宦官们便肆无忌惮地进行搜刮。如果朱祐樘在知道宦官的奸贪情况以后，能够及时而认真地制止；或者在问题发生之前，采取适当的措施防微杜渐；可能使问题不至于发生，或者不至于发展到严重的程度。无奈事实并非如此。例如：李广霸占土地和广纳贿赂的问题已被揭露，而朱祐樘却以无事实根据为由，不予处治。又如：李梦阳曾上疏指出，“内官是腹心之病，仓、厂、场、库这些经济重要部门，都由内官来把持。本来每处一二名就够了，可是现在却少的五六人，多的二三十人，用这么多人干啥？一个老虎十只羊，尚且没有全羊，何况是十虎而一羊呵！现在某内官的奸贪之情已被揭发，陛下也清楚地知道了他的情状。外廷纷纷议论说：某人一定不会宽宥，必然要窜斥。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仍然搁置不行。既然其奸已经败露，不置之法，又不窜斥，他还会有什么忌惮而不敢干的呢！”再如：朱祐樘曾问兵部尚书刘大夏民穷逃亡的原因，大夏举例说，广东市舶司一个宦官，每年案敛的钱财，与省城官员俸禄相当；如果放松一点，更会倍增。这些钱财，都出于民。朱祐樘说：“此弊很久就知其危害了，但朕在内势孤，如陈宽、李荣庸劣不足虑。只有萧敬熟悉很多事情，朕必须问他，但不给权力不行，所以此事很难有大的变更。”①对宦官的敲桩勒索，枉法案敛置之不理，无异是一种纵容。因此贪污之风便愈刮愈猛，不可遏止。
最突出的莫过于李广恣意奸贪一事。李广凭借朱祐樘对他的宠幸，毫无顾忌地揽权纳贿。被揭发后，朱祐樘又不加以处分李，广死后，有人请求籍没其家，朱祐樘也不同意。刑科都给事中张朝用等，御史丘天祐等疏请惩治送贿者。他们说：李广已恶贯满盈，朝野称快。然而李广贪污的金帛，何止千万。这些都是钻营奔竟之徒的贿赂，对此不加惩处，何以为戒？他们请求拘捕李广之亲信，责取簿籍，交付法司审问。同时将依附李广而升官者，夺官祧爵，以清仕路。朱祐樘要他们将奔竞交结者，指名上奏。这是堵塞言者的巧妙的办法，因为谁送了贿，送了多少，局外人是很难弄清楚的。所以要指名参劾，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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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焦竑《玉堂丛语》卷①《献替》。
就是使其无法参劾。后来，朱祐樘派一个宦官去李广住处，原想搜寻“奇方秘书”,无意中却搜出一本中外官僚送广贿赂的簿籍。上面写着某送黄米几百石，某送白米几千石，通计不下数百万石。朱祐樘不相信，说：“这是假的，吾曾去过广宅，岂能容纳如此多的白米！”另有一说是，朱祐樘说：“李广的食量有多大，为何要接受这么多的米！”不管是何种说法，都显示了朱祐樘的幼稚可笑。左右的人说，黄米系指黄金，白米乃指白银，行贿的人避免别人知道，所以用隐语来表达。这样一来，真象开了锅，沸沸扬扬地闹腾起来了。有的主张公布送贿者的姓名，并严加惩办；有的则主张不露痕迹地处理；被指名者则大呼冤枉。至于朱祐樘，则始终坚持既不籍没李广，也不惩治行贿者。吏部员外郎张绿上疏说：“广平时招权纳贿，致使陛下受奸谀蛊惑之名而不自知，军民遭到贪残剥削之苦而无所诉，现在纵然不追究李广的罪恶，难道连他的恶党也一并置于度外而漫不惩戒吗！切盼将营求愧遗多的大臣，令其致仕，小臣罢 。”接着，张朝用、丘天祐又奉旨疏上交结李广之人。武臣有：保国公朱晖、恭顺侯吴镒，丰城侯李玺、遂安伯陈韶、成山伯王箫、宁晋伯刘福、都督孙贵、副总兵朱瑾，文臣有：吏部尚书屠滽、户部尚书周经、礼部尚书徐琼、刑部尚书白昂、工部尚书徐贯、礼部侍郎程敏政、兵部侍郎王宗彝、工部侍郎史琳、林凤、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右都御史李蕙、右副都御史彭礼、通政司左参议姜清、太常寺卿崔志端、李温、少卿李杰、寺丞王福广、太仆寺少卿杨瑛以及几个地方官吏。他们说，这些人虽然贿赂有多寡，交结有深浅，但都是心术奸邪，踪迹诡秘，吮痈舔痔，何所不为？奴颜婢膝，无复羞耻。他们请将这些人通通罢斥。其实，张朝用、丘天祐等的指名，无非是“风闻言事”罢了，连他们自己心里也不踏实。因为送贿的簿籍在朱祐樘手里，谁在上面有名，除朱祐樘外，其他人说的都可算是“无稽之谈”。所以，张、丘等人再次请求将行贿簿籍发下，由法司逐一查究。朱祐樘则说：“奏疏牵涉太多，而且又没有指陈实迹，所以诸人仍旧供职，簿籍也不必追究。”朱祐樘的态度既然如此，而其他的人也无法知道真实情况，所以，凡是被指名的人，无论其是否送过贿赂，都纷纷反扑过来，声言自己是清白的，不能蒙受这种不白之冤。户部尚书周经说：“李广已死，所以科道敢于使劲地打死老虎，以诬陷臣；假如李广还在的话，臣纵然奔竞，彼等也只好退缩如畏虎，岂敢狂吠！”他请求法司严审李广家人并清查簿籍，如果“有臣姓名，但有寸金尺帛，即系交结，将臣斩首市朝，以为奔竞无耻之戒”。吏部尚书屠滽也说，如果簿籍上有他的姓名，“即凌迟处死，以谢言官”。另一方面，有的人又在黑夜乘轿前去寿宁侯家，求其缓解此事。后来又陆续有言官提出公开行贿簿籍和惩治送贿官员(特别是文武大臣)的请求。对这些意见，朱祐樘通通地置之不理。此时，聪明的编修罗乱，揣摸透了朱祐樘复杂的心理：公开行贿簿籍，处分李广并籍没其家财，这无异是自己否定自己；同时，把行贿者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都给予处分吧，朝堂岂不为之一空？一个也不处分吧，未免宽大无边了，而且今后吏治不知将依于胡底！还有，既经暴露，即使没有受到处分，怎能继续留任？据此，罗配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概括说来，就是把棍子拿在手上，再暗中选择对象，于适当的时机给予责打。这样既可使送过贿的人经常惴惴不安，又可处分部分人之后不致引起太大的震动。他所持的理由是：第一，这些送贿之人中，有不少文武大吏，其中有的颇有影响，如果一旦暴露其恶而处分之，朝廷的威信将大大削弱；第二，逼迫太急，彼等将去贵戚之家，近习之门竭力钻营，谋求脱免。果真如此，“是闭一门又开一门，塞一穴又开一穴，死一李广又生数李广”,这是应该考虑到的；第三，科道官劾奏，得于风闻，如指名而言，万一以张作李，将玉石俱焚，甚是可惜。第四，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其近君之故，尊其近于君者，所以尊君也。他建议委曲求全，不要使言官指名揭发，只须暗中降旨叫这些送贿者自己称疾引退，否则在近期内借考察两京大臣之机而以他事黜退其尤甚者数十人，表面上好象若无其事，实际上是责罚。罗圮的这一建议正中朱祐樘的下怀，因而被采纳了。逐渐将屠满、徐礼、白昂等最为恶劣者以他事罢去。事情虽然结束了，但送赌者之姓名，一一盛传于朝野，致使这些人着实难受了一段时间。不过，日子久了，又故态复萌，再没有羞愧的样子了。
弘治年间，宦官招权纳贿，巧取豪夺的事例比比皆是，虽然没有李广那样突出，但其性质仍然是十分严重的，例如：焦竑曾说：弘治时期，“内府仓库诸司宦官每多索贿，民不胜害。”①而胡献则说：京、通二仓总督、监督内臣每收米万石，就要勒索白银十两。如以每年运交400万石计算，每人就是4000两。此外，各占斗级二三百人，要他们交纳月钱。李嘉祥在谈到长安等门仓粮的收纳的情况时说：原来粮米入城，守门内官每千石索要过门钱1000文，后来逐渐加到一万余文。此外，往来盘粮，照例派内官一员监视，所取不过白银二三两，名为茶果钱。现在每门增加内官一员，每员索银20两，甚至有三四十两者。他们还巧立名目，百方诛求，谁要违抗，就肆意鞭挞。
弘治十七年(1504年),户部上奏说，近年各仓库门房添设内臣太多，贪污受贿之情，难以名状。如甲字十库原额三十余员，近添至331员，遇有钱粮，百计吓取，如纳布、绢、丝绵，每斤或每匹索银五分；银珠、靛花每百斤索银30两，换补者加倍。只是松江一府，每年得使用银子七八千两。今日之弊，没有比这再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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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玉堂丛语》卷二《献替》。
镇守、守备太监遍布全国，他们不仅握有兵权，而且还握有政权，因而其权势在总督、巡抚之上，加之皇帝的纵容，所以作威作福，搜刮百姓便不足为奇了。两广总督秦纮曾奏称：“中官、武将总督两广者，大都纵容私人骚扰商贾，他们贼杀无辜，交通土官为奸利。”
福建镇守中官死后，巡按朱文籍其资财，以累万计。
镇守金齿(今云南保山县南)的内官吉庆，上任时选取京师的恶少从行。在任上搜民财不遣锱铢，势若掳掠。他将搜刮来的钱财都换成宝石收藏起来，其中最珍贵的，用一个水椟装上，经常带在自己身边，锁在一间屋子里，昼夜守护。他的随从们垂涎这些珍宝，但又无法得到，于是就天天谋画如何才能使贪婪的守财奴吉庆早死。恰好吉庆患了消渴病，急需喝水，可随从们偏偏不给他水喝。请医前来诊治时，随从们私下送些贿赂，故意以燥热的金石药物治疗。吉庆喝药后，极度燥热，他这才醒悟，叫其亲信将椟中宝石拿出来，换点水活命。可是得到珍宝者却跑了，再不顾他的死活。吉庆呼天抢地的哀号，直至头发干枯皮肤干裂才死去。随从们然后把吉庆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瓜分，各自东西地走了，让他的尸体在那里腐烂。一个月以后，尸体已经生蛆了，官府才把他掩埋了。沈德符在讲完此事后评论说：“孝宗朝号极治，而中官之横至此。即滇南一方，而普天之下可知”。
与此相似的，有南京守备太监刘琊，原在陕西、河南镇守时，贪声已著,到了南京，贪婪更甚，积累了很多资财。在其私第修建一座玉皇阁，延请方士讲求烧炼之术。有个术士知道他很信神异，因而每事都称玉皇大帝之命来调动他，骗去他不计其数的钱财。刘琊有一条玉绦环，价值千金，术士哄他献给玉皇，因而将此物偷了出来。有人写了一首诗，嘲讽道：“堆金积玉已如山，又向仙门学炼丹，空里得来空里去，玉皇原不系绦环。”
工部左侍郎李键上奏指出，各处镇守内外官，不以保障地方，爱护百姓为心，而借进贡以取悦于朝廷。南方的有禽鸟、花木、时鲜奇货之贡，北方的有马匹、果品等物之贡。名为自行备办，其实借此聚敛。军民被害，已经到了极限。
贩运私盐，可以获得更厚的利润，所以明代的宦官也争相贩运私盐。他们大张旗鼓地运送，公开发卖，甚至命令地方官代其发卖，谁要阻拦，必然得罪而去。如弘治六年(1493年),盛应期在管辖济宁诸闸期间，太监李广的家人贩卖私盐，到了济宁，畏惧应期，便将盐丢在水中逃去。此时正好有南京进贡的内官诬奏应期阻滞荐新船只，李广再从中编造一些情节，于是将应期逮捕关进诏狱。又如岐王前往封国时，中官携带的私盐装了几百艘船，沿途强卖于民。到了湖广，为巡抚徐恪查出，不许放行。于是，其党羽暗中在朱祐樘跟前说徐恪的坏话，过了一年，由中旨改任南京工部右侍郎，恪不奉命，说大臣的进用，应由廷推而不应由传奉。他请将自己罢黜算了，但未获允许。
本来内臣的奉禄并不多，每人每年12石，有功者则加一级12石，至72石则与文武官的正一品相同。虽然如此，但自宣德、正统以来，宦官的收入愈来愈多，而其中又多来自强行勒索，他们锦衣玉食，拟于王者。而且其弟侄人等，也授任职事，倚势为非，聚奸养恶，家人以百计，资财万余，田连千顷，马匹以千数。余继登说：“内官因有此家产，所以贪婪无厌，奸弊多端，身虽在内，心实在外，内外相通，而祸乱便由此产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