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绝对的权威导致必然的腐败
明朝的皇帝，只有朱元璋是三十一年如一日地“忧危积心，日勤不怠”的。在他之后，建文帝统治的四年，一直忙于平定燕王朱棣的叛乱，维护帝位，无暇逸乐。成祖朱棣以“英主”见称，可却不免“倦勤朝事”而“渐寄笔札”于宦官；他还热中于佛教经典，喜作佛曲，使宫中歌舞之；当时，京城以及各地建造了无数的佛寺宝刹，宦官特别信佛，几于成风。仁宗朱高炽的才德都不及其弟汉王高煦，故朱棣始终厌恶他。于是，当他登上皇帝宝座，长期受压抑的情绪顿失之后，存在于他身上的恶习便尽情地发泄出来，尽管在守丧期间，仍然纵情声色。其子宣宗朱瞻基也颇有乃父风：多次带上一大批侍从和军丁到宣府等地，以巡边谒陵为名，大搞畋猎，每次总需十天半月。此外，他还十分喜好歌舞和斗促织。在他死后，单是释放的教坊司乐工就达3800余人。朝鲜《李朝实录》载：“洪熙皇帝及今皇帝皆好戏事。”又说：“洪熙沉于酒色，听政无时，百官莫知早暮。今皇帝燕于宫中，长作杂戏。”①英宗朱祁镇即位时还是小孩，政事由其祖母太皇太后张氏及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等主持，正统七年，张氏去世，英宗亲政，其实是王振专权，英宗则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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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四卷，明宣德三年九月。
事游乐。宪宗朱见深的荒唐，我们在本书的第一章已有较多的揭露。至于孝宗朱祐樘，号称“勤于政事”,实际上惑于左道，“斋醮烧炼，靡烂失度”。在他统治的十八年中，只有短短的几年是差强人意的。其他如武宗、世宗、神宗、熹宗等，都是有名的昏庸腐朽的皇帝，用不着赘述了。
为什么明代竟有如此之多的热中于神仙佛老、斋醮烧炼、声色狗马、荒淫侈靡的皇帝？
我们认为，总的说来，地主阶级到了明代已经进入了腐朽没落的阶段，他们除了享乐之外，不打算、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了。至于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则把天下看作自己的私产，认为对老百姓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以供其淫乐是天然合理的，是享受他们“产业之花息”。更重要的是，极端君主专制体制的建立，致使皇权空前高涨，不受任何约束，因而极大地助长了皇帝的腐化。在这种体制下、原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省丞相没有了，他手中平章军国大政、进退百官的大权全部收归了皇帝。原来可以封驳诏书的门下省，变成了主要针对百官的给事中。尚书省的六部，成为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办事机构。皇帝成了主子，百官成了奴才。“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锦衣玉食”,在明代真正成为现实。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威，自然会为所欲为，从而导致彻底的腐化！
极端专制的君主，是名副其实的独夫。唯恐大臣专擅，结党乱政；唯恐官僚士大夫图谋不轨，有害于自己的统治；这种对臣僚深怀疑惧的思想，在洪武、永乐以后的各代帝王中都顽固地坚持着。他们既然不信任官僚士大夫，就必然要依靠所谓的亲信，并利用他们去严密监视所有的臣僚。从永乐开始，宦官在政治舞台上日益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从中央到地方权力结构的双轨制确立之后，宦官更成了维持明朝统治的核心、支柱。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有的官你士大夫或者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片忠心，或者出于与宦官及其同伙争夺权力的需要，曾经不断上疏指出重用宦官，“变乱祖宗成宪”,使其“得专刑杀，擅作威福，贼虐善良”,贻误封疆，科敛累民等等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来的严重后果。然而，在倾心于宦官的皇帝看来，官僚士大夫们的这些诤谏，无非是想“去其左右，使联孤立”,无非是“因内臣在镇，未便作弊”。因此，几乎涉及宦官干政的章奏，都遭到皇帝的深闭固拒，或者“不报”、“留中”,置之不理；或者给上章奏的人以“斥责”、“降调”、“削籍”、“谪戍”等处分；甚至下诏处死。而宦官的地位，从未因外官的攻击而动摇。既然皇帝有了宦官这一腹心，依靠他们就行了，何必要亲自去处理政务？何必要“劳心焦思”而不及时行乐？从宦官这方面来说，他们要牢固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必须深得皇帝的宠幸。而宦官邀宠的办法是很多的，最妙的大概要数唐代大宦官仇士良在告老还乡时与其同辈所说的办法。他说：“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度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①这种引诱皇帝横征暴敛、奢靡淫乐的伎俩，可说是历代的宦官所惯用的。明代的宦官除此之外，还借助于神仙佛老，斋醮烧炼。于是，本来就具有荒淫腐朽主观条件的明代皇帝，在宦官的蛊惑之下，其荒淫程度大大地加深了。
帝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很早就暴露出了它的严重缺陷。这种制度规定，只要是嫡长子，不论贤愚，帝位非他莫属。如果是“明君”倒也罢了，如果是昏君、暴君，岂不大成问题？幸好在明代以前，有权力很大的丞相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君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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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仇士良传》。
而问题还不十分严重。可是到了明代，丞相被废除了，因而天子和丞相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统治的格局也就被打破了。这样，当皇帝不贤和昏庸之时，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扭转、改变他所带给国家和臣民的灾难。明中叶以后的武宗、世宗、神宗，尽管荒诞得出奇，致使明王朝的统治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但谁也无能为力，只能由自然规律来解决问题。这种不合理的、甚至潜藏着巨大危险的帝位继承制度，看来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不过，这个问题只是到了清代才算基本上解决了，尽管还存在着若干问题。
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所以从朱棣开始，明代的十几个皇帝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荒诞不经的行为，或者说不同程度地腐败。应该说，这是极端君主专制必然产生的恶果。因此，朱祐樘的荒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二、怠于政事
弘治初年，由于宪宗统治的恶果尚未消除，因而社会的积弊甚多。杨守陈在弘治元年的上疏中，曾经指出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计有：官鲜廉耻之风，而士多浮夸奔竞之习；既不讲求教化，刑禁又十分松弛；风俗侈靡而财匮乏，人民困穷而盗贼日紫；要冲之地城池不修，各地之仓库很少积蓄；武器朽钝，行伍空虚，将帅骄情而不知用兵之道，兵士疲弱而不习战阵。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朱祐樘才不得不在登极诏中宣布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以抑制宪宗朝遗留下来的积弊，从而使明王朝的统治不至于急剧地衰颓。
然而，朱祐樘决非大有为之君，他之所以要救正积弊，完全是迫不得已。因此，他所采取的救弊措施，力度既不大，实行的时间也不长，有的甚至是边救正边照老样子办。所以早在弘治元年七月，朱祐樘的经筵讲官、赞善张元祯就说他近来颇为崇尚异端，宠爱近习，致使其心受到蛊惑；追求货利，耽于玩好，致使其心荒怠；开启幸门，堵塞言路，致使其心暗昧而不明。这些都不是以行王道为心，如不改正，便不能大有作为。与此同时，南京御史张晶也上言指出朱祐樘在逐渐改变的苗头。他说：言路刚刚打开，可是却有言官因小小过失而不免锦衣捶挞之辱；经筵刚刚开始，就有寒暑停免之说；宦官梁芳虽已斥逐，但随即祭祀已故之佞幸；外戚万喜虽然受到惩处，可是后妃之家请乞庄田仍然照准；方士僧侣虽已远窜，可符书仍张贴于宫禁，番僧很快便回到了京师；传奉虽然革除了很多，但并未革尽，且又有新的传升；织造并未完全停止，进贡也时有所闻。二年(1489年)三月，监察御史司马重上疏说：据说传奉又将开始，奏疏颇不亲览，以前斥逐的内臣即将取用，耳目之好又将兴起，直言谏诤者又将受到责罚。他说：“陛下天性聪明，必无此事，然防微杜渐，不可不严。”实际上他说的都是事实，只不过故意闪烁其词，以免触怒主子而受到责罚罢了。六年五月，工科给事中柴升在应诏陈言时，又指出朱祐樘在纳谏施政方面，三二年来，与前渐不一样了。如日晏始听朝政，无故辄免经筵，西苑游观之乐，南城流连之戏，以及对宠幸之无名赏赐，释道杂流之传奉乞升等等，虽然舆论多次指陈，但就是不见改革。如果以上诸人是在弹劾某些官员，则其意见可能有不实之处。可他们是在给皇帝进言，指陈其过失。在极端君主专制条件下，臣下只能诚惶诚恐，岂敢无中生有地胡说？所以，可以肯定，朱祐樘的荒怠，不是从弘治七八年突然开始的，而是在此之前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朱祐樘的荒怠，反映在政务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视朝太迟，批复章奏稽缓，很少延见大臣面议国事，对应兴应革之事漫不经意等等。
早在弘治八年(1495年)之前，内阁大学士徐溥等就多次请求朱祐樘在黎明时上朝。朱祐樘虽然口头上答应了，但未见行动，反而愈来愈晚。八年六月，徐溥等再次提出这一问题。说是当此盛暑之际，所有的侍卫执役人等，自四更起就前来伺候，站立时间一久，不免精疲力竭，都在御道两旁横七竖八地或坐或卧，再无行列；天下朝觐官吏以及四方朝贡使臣，也混同于其间，这样既有违礼法，又不便观瞻。特别是各衙门官吏朝参结束之后，疲惫已极，实在有碍于政务的处理。他们希望朱祐樘远法其祖宗的旧规，近复弘治初年的事体，每天黎明时视朝。朱祐樘又表示了要改正的态度。
实际上朱祐樘不过是与大臣们虚与委蛇而已。九年六月，即一年之后，徐溥等又说，视朝时间比旧渐迟，近日尤甚。每日上朝，两班文武官员曝立日中，脸被晒得通红，甚或汗流浃背。至于午门外的侍卫执役人员，俟候既久，不胜困惫，因之有弃兵卸甲仰身高卧的；也有中暑倒地搀扶出外的。朝贡使臣也有混同坐卧不就行列的。……徐溥等人为了使朱祐樘真正接受他们的意见，只好把朱元璋和朱棣搬了出来。他们说：太祖高皇帝在《祖训》里讲：“吾平日持身之道，虑患防微，如履渊冰，心胆为之不宁。晚朝毕而入，清晨星存而出。平康之时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国家所由兴也。”又说太宗朱棣曾经告诉六部尚书及近臣：“朕每天四更起床，穿戴好后静坐一会。此时神清气爽，思考四方之事，分别轻重缓急并想出恰当的处理办法，然后才交付有关衙门去办理。朝罢之后未尝即入宫中，取四方奏牍一一审阅，有关边报及水旱等事立即吩付施行。闲暇之时则取经史阅览，未尝敢自暇逸。之所以如此，考虑到天下之大，庶务太多，岂可须臾怠惰？一怠惰则百事俱会废弛！”徐溥等人切望朱祐樘法守“圣祖神宗”如此深忧天下之安危，日勤不怠地处理天下事务的精神。奏上之后，朱祐樘又表示采纳这个意见，但仍然是我行我素。在他看来，似乎祖宗的创业理应是艰苦的。再说，他们艰苦创业就是为了儿孙享受嘛。此外，文武臣僚都是奴才，奴才为伺候主子流点汗、吃点苦，算得了什么大事情？难道还要主子陪着他们辛苦，天还未明就起床早朝？总之，朱祐樘要及时行乐，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祖宗兢兢业业、日勤不怠的精神，他不愿多想，更不愿仿效。
于是，弘治十年、十三年、十五年以至十六年，内阁大学士们又一再提出早朝的问题，然而朱祐樘却总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刘健等在奏疏中曾沉痛地指出：“由于视朝太迟，因而各衙门文书政务多致耽误。特别是在边方多事，敌骑纵横，官军接连丧败，难以支持，以及四方灾异，奏报相仍，各处民穷财尽，盗贼成群之际，正是忧勤惕励，不遑暇食之时，怎能怠荒而不励精图治！”他们警告朱祐樘，如不改弦易辙，要想久安长治，保无祸乱，恐怕是很难的。他们说：“我等说的次数很多了，虽蒙采纳，但转眼之间依然如故。当祸乱尚未形成之时，言不见信是可以理解的，假若祸乱一旦燥发，恐怕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尽管刘健等人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无奈朱祐槿已怠情成性，因而始终无济于事。
视朝太迟，对政务的处理已经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加之章奏的不及时批答，更使一些政事拖延不决。弘治十年(1497年)二月，大学士徐薄等上奏说：内殿奏事，按旧制为每日二次，如有紧急事情，还可随时奏闻。现在只有一次，章奏批答，往往要经多月，各衙门的题奏本，有的要稽留数月，甚至干脆不发。以此事多塞滞，不能很快付诸实施。同年四月，徐溥等又说：“天下之事，由君主一人决断。而一日万机，处理又须精当，固然有实际困难。但是如果迟疑不决则庶务壅滞，奸弊将由此而生，祸乱也会由此而作。想起来实在太可怕了！前因灾异迭见，令群臣上书言事，到现在快一月了，未蒙处分。群臣所言纵然不合陛下之意，也须明白告诉大家，岂能都置诸不理？还有，科道等官先因言事‘冒犯天威，回话认罪’,现在已半月多了，照样不闻不问，致使各官天天怀着忧惧的心情，待罪在家，不能供职。至于各衙门的章奏，前后‘留中’未报的不知道有多少。”十五年(1502年)十一月，大学士刘健等还说，“各衙门因天变奉旨言事，所说的都是有关兴利除害、救灾补弊之法。对此，汲汲行之忧恐来不及，怎能迟留久滞，多至四五月，少亦不下一两月。因此，事多牵制，不得施行。臣民们日夜悬望，深怀忧惧，不知如何是好。当此民穷财匮之时，兴利之事有所未尽，而弊害却越积越深。内阁、五府、六部、六科、十三道莫不以此为忧，难道只有皇上以为不足忧吗？近年以来奏事每日只得一次，而各衙门接本官员有等候一日还拿不到批文，只好空手而回的。堂堂朝廷，如此举措，恐怕有负上天的托付吧。”刘健等人这次的言词较前有点激烈，然而，朱祐樘正沉溺于声色、斋醮等侈靡荒诞的生活之中，军国大事，民生疾苦早已置诸脑后，不再关心了。所以，刘健等人的话，并没有起到刺激的作用。在这里，我们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万历朝百事俱废的兆头。
朱祐樘既怠于政事，自然要疏远大臣。按照老规矩，皇帝每月要举行三次大经筵，每日还有一次小经筵，这是与大臣共处，聆听他们结合“圣经贤传”发表政见或进行规劝的机会。可是朱祐樘不热中于此道，经筵开始不久，就“俯从”王恕寒暑停讲的建议，暂时停止。以后便时停时开。实际上停的时候多，开的时候少，每年进讲不过数日。如弘治九年春天和夏天，日讲才得三次，秋季和冬季，经筵止得一次。经筵、日讲既然流于形式，那就只有靠朝参或召大臣面议政事来亲近儒臣了。自洪武以至宣德时期，皇帝除早朝外，还要两次召见大臣议政，并与内阁大学士共同商议，由皇帝决断。而朱祐樘除早朝见见大臣之外，再不露面了。早朝只是形式，大臣在这里也不过是摆设而已。在朱祐樘统治的十八年中，召见内阁大臣议政，就那么两三次。因为这种事自他父亲宪宗朱见深统治时期以来太少了，所以只要召见一次，满朝文武就要高呼“圣明”了。其实，朱祐樘既不“圣”,也不“明”,高呼“圣明”的人，有的是想用廉价的赞歌去换取高官厚禄，有的则是奴性十足的自然流露罢了。
由于朱祐樘的怠荒，兴利除弊之事，早已引不起他的兴趣了。不仅如此，连即位之初已经革除的弊病，也死灰复燃起来，且有愈趋猛烈之势。如弘治十二年(1499年)十二月兵科给事中张弘至在奏疏中就列举了八个方面的问题，即：第一、开始裁革传奉官500余员，而近年仅三次就传升300余员；第二、即位之初，首黜异端，而近年却斋醮不绝，糜费万计；第三、起初对邪佞之人，毫不犹豫地去除，可是近年来有的不职官员，多次被劾，却仍被优容，以致政务废弛，物情遏塞；第四、原说要与府部大臣面议大政，可近年来从未听说延见大臣；第五、即位之初，取回了宪宗朝添设的镇守、烧造内臣，而近年却又渐渐再次差遣，生事扰民，莫些为甚；第六、起初尚能令行禁止，虽左右近幸不敢轻为奏扰，而近年以来，陈请乞恩者大都奉旨准行，幸门一开，请乞者将肆无忌惮；第七、即位之初，兵部申明旧制，有攀附乞升者听据实奏闻处治，而近年乞升者相继，虽经参奏，但并未被采纳；第八、起初光禄寺供应之物，还有所节约，而近年来却只见增添，不闻减省，没钱就挪借太仓银两，赊取铺户物料，糜费浩繁。所有这些弊端，还在萌芽状态时，文武臣僚就曾多次提请朱祐樘注意并立即制止，然而其言都不见用。十二年，有个国子监生叫江珞的，奏劾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说他们“杜绝言路，掩蔽聪明，姑贤忌能，排斥压抑胜过自己的人”,以致弊窦丛生，灾异数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实际上是在批评朱祐樘。而刘健等人便借机来了一番假检讨、真进谏。他们说：近年来南北两京科道官指陈了不少弊政，同时也奏劾了不少相互勾结、乞恩传奉的官员，但都奉旨照旧存留不动。这些意见，不完全正确的固然有，但岂能尽皆差误？可是“陛下乃漫无可否，概不施行”。他们说：“自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之所以如此，都是由于臣等一味顺从，辅导不力，没有竭力敦促“陛下俯从舆论，别白忠邪，明正赏罚”造成的。他们请将自己罢归田里，终养余年。朱祐樘自然是不允，要他们安心办事。同时以排斥大臣罪，命锦衣卫将江培逮送镇抚司究问。接着，刘健等又上奏请求释放江璃，朱祐樘说：“既然卿等奏请宽免，姑释之。”于是，事情便毫无结果地了却了。除了朱祐樘获得了“以广献纳之路，以成宽大之风”的赞颂之外，弊政照旧在蔓延滋长。
弘治十七年(1504年)四月，也就是朱祐樘去世前一年，户部主事席书在其上疏中还揭露了许多弊端。他说：近来云南发生了一些灾异，乃令南京刑部左侍郎樊莹前往云贵巡视，奏黜贵州参政等官300余员。好象灾异就是这些人造成的。“臣窃以为灾异系朝廷而不系云南”。真是一语破的！他举了许多例证，如：光禄寺及内府诸监局供应之物，数倍往年；冗食官员积至数千，投充校尉者积至数万；斋醮之修，寺观之建，几乎没有停止之日；苏浙织造频繁，近臣赏赐太滥；皇亲国戚侵夺军民田土，网罗市利；衙门官员、军马钱粮，日渐增添；大狱只据锦衣卫招供之词，刑官明知冤抑而不敢改正；正直的大臣不能起用，而以言事被谪者也未复职；传奉乞升，始终未停。所有这些，大臣们都不闻不问。而云南偶有灾异，便奏遣大臣前去考察，拟将远方官员作为替罪羊，这究竟是为什么！况且云南有灾而一并考察贵州，这又是为了什么！他认为应由两京的文武大臣负责，让他们自陈去留。这实际上是间接对朱祐樘的批评。
所谓朱祐樘的统治是“极治”,全是无稽之谈！
三、热中于修斋建醮
朱元璋早年迫于生计，曾出家为僧。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祷告伽蓝神是否允许其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的情况来看，朱元璋是信仰佛祖的。后来他在反元战争的过程中，曾好几次与“神仙”、方士有过一些戏剧性的情节，说明朱元璋对方外之士是心向往之的。他的儿子朱棣，可能是受了乃父的影响，也可能是忏悔自己的罪过，因而十分信佛。自此以后，明朝深宫之内，修斋建醮，书符咒水，讲求烧炼之术，似乎成了传统。而朱见深、朱祐樘父子，则是明朝前期两名比较突出的皇帝。
朱祐樘自幼受到斋醮、烧炼气氛的熏染，因而对神仙佛老十分钟情。只是由于李孜省、僧继晓等人勾结太监梁芳，依仗万贵妃、特别是宪宗朱见深的庇护，把个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天怒人怨。所以，朱祐樘即位之初，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才不得不斥逐僧道、方士，如“番僧”就只留了乳奴班丹等15人。然而，这些人很会窥测方向，他们知道斥逐僧道不过是一股风而已，所以“多潜住京师”,等待时机。风头过后，他们又转相招引，重新使斋醮兴旺起来。六科、十三道言官纷纷提出弹劾，四年(1491年)二月，礼部请照即位诏书所说施行。得旨：“斋醮以后俱减省，番僧留182人，余悉遣之。”朱祐樘以退为进，公开宣布斋醮为合法，“番僧”也比从前增加了十倍。
此事既已开了头，自然就一发不可收拾。六年，朱祐樘命“行取”①四川光相寺国师领占竹。礼部尚书倪岳等坚决反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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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方州县官，经保举或考选补授科道或部属官职，叫行取。行取来京官员，照例使用驿递。
由是从来没有行取国师的先例；并且路途遥远，骚扰驿递；再说，如果其他已被遣返的国师、僧侣也提出这种要求，很难拒绝。朱祐樘表示让步，不用行取，而令领占竹自备脚力来京。朝臣们自然不表赞同，又多次上疏极论其害，才算阻止了领占竹来京。当然，这并不是说，朱祐樘真的忘情于神仙佛老了。
果然，弘治九年(1496年),朱祐樘又下诏升灌顶大国师剂巴坚赞为西天佛子，而道录司左正一王应琦等三人，亦复真人、高士原职。十年，又赐王应琦、陈应循等真人印以及诰命。言官虽然进行过谏诤，但无济于事。与此同时，又开度僧道之禁。九年五月，南京大龙兴寺左觉义发直等奏请给度，礼部劾其故违成命，’请置之法。朱祐樘却说：僧道虽然数额较多，但弘治年间还未曾给度，尔部可提出恰当的解决办法上报，不许象从前那样太滥。礼科给事中屈伸提出不能给度，其理由有三：一是弘治初年已有停止十年一给度牒之命，如果今日又再开度，是朝出而暮改，既行而复阻，以后谁还相信并遵守诏令？二是度僧是为了增添“冥福”,这是荒诞不经之事，哪里有什么“冥福”？三是近日有僧人伪造私牒，事发被逮。未度之先，弊已如此，开度之后，弊将如何？他请求收回成命。工科给事中柴升也说：僧道原额只有三万，近年已增至37万多。现在军多缺伍，匠多缺役，里甲日耗，田土日荒，与此辈避重投闲、遁入空门有关。另外，近年各处破获的妖言谋逆之党中，不少是此辈倡导的。所以，根据现状，正当设法削减僧道，以便渐复原额，岂能使其发展而成将来不可救药之患？他请求将发直等逮问，以正其妄请滥度之罪。对于屈伸和柴升的意见，朱祐樘都未置可否。不久，礼部议定了一个给度僧道的所谓“经久之计”。即从九年五月之后，20年或25年开度一次，在京准度8000名，南京5000名，直隶及各布政司府州县原额有缺时，照数保送来京，由礼部会官审验考试，合格者收度，有弄虚作假者，必罪不宥。朱祐樘同意了这一办法。
大约在弘治八年前后，朱祐樘又受到太监李广的蛊惑，迷恋于斋醮以及烧炼服食之事。弘治十年二月，大学士徐溥上疏指出：斋醮之事乃异端惑世求利之术，圣王之所必禁。今内庭禁地，经常修斋建醮，赏赉无算。黜退道官复升真人，赐以玉带，恩宠过于公卿，远近传闻，无不骇异。最近上清龙虎宫、神乐祖师殿、番经厂都发生了火灾，神如有灵，何不自保？至如烧炼之事，其害尤甚。对这些切中时弊的意见，朱祐樘照例充耳不闻。李广死后，神仙斋醮烧炼之事，仍然继续不停。
弘治十三年(1500年),五府六部在上疏中指出：频年以来，广作斋醮。如派遣真人王应琦带上银两前去武当山、龙虎山修斋建醮。又显灵宫因开拓修饰，作斋醮一次，赏赐太滥。他们恳求“凡为异端者悉皆斥逐，各处修斋者一切停止”。同年，南京的官员疏陈，为了斋醮，只是光禄寺用饭的僧道每日就有数百桌，南京成造的器皿有十余万，取香数十万斤。其耗费确实惊人。
弘治十四年闰七月，朱祐樘派遣太监王瑞前往武当山送像挂幡，修设斋醮。命大学士刘健等撰敕和祝文。健等拒不受命，说武当山宫观像设富丽已极，增添易换，实是徒劳无益。况且现在四方灾异迭出，人民穷困，州县驿递正常应付尚不能堪，如又动此大役，拨给船只成百上千，人夫成千上万。这不仅会迫使人民逃亡，恐怕将激成祸变。根据记载，朱祐樘只是接受了刘健不撰敕和祝文的意见，而王瑞仍然带上随行官舍勇士人匠80余人，及应用黄马快船60余艘去了武当山。尽管礼部尚书倪岳、兵部尚书马文升等极力谏止，但朱祐樘都不予理睬，说：“卿等所言，具见忠爱，但事既举行，难以中止。差去官员人等，不许沿途生事扰人，已有敕严加戒谕。”既然知其“忠爱”而又不听其言，说明朱祐樘要将错误坚持到底，决不回头了。
十六年十月，刘健在批评朱祐樘视朝太晚，章疏留中不出，“因循积习，遂以为常”时，明确指出佛老鬼神之事有妨政务。他说：“寺院宫观，斋醮无时，佛道经书，刊写相继。更有甚者，年年派人去千里之外与神像挂袍，或者白昼散灯于大市之间。朝野传闻，无不骇异。”他说：既然崇尚僧道，必然疏远贤臣；既然不惜耗费大量钱财以修斋醮，就必然顾不上爱民；把佛道的与人方便、慈悲为怀作为处理政务的信条，就不免滥赏冒功求进者，宽容坏法失机者。
十七年二月，朱祐樘决定在朝阳门外修建延寿塔一座，大学士刘健等上言：“今寺观相望，僧道成群，斋醮不时，赏赉无算。竭天下之财，疲天下之力，势穷理极，无以复加。”他们说：之所以不惜花光府库钱财，榨干民脂民膏者，以其能“祈福消灾，庇民护国也”。可是近年以来，却灾异频繁出现，人民流离失所，内忧外患迭至，祸患之多，难以枚举。“不知其所祈者何福？所消者何灾？护国庇民，其功何在？”他们说：“若省修建之费为赈济之用，即可以活数百万生灵之命，岂非祈福延寿一大功德哉！”结果，修塔一役总算停止了。不过，此时距朱祐樘大去之期已经不远了，而他对神仙佛老仍然是深情眷注的。
四、奢侈逸乐
所谓“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因而竭天下之财以供其淫乐，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
弘治八年(1495年),礼部尚书倪岳等以灾异修省，条陈32事中，曾经提到游幸渐频，进贡又起，乐戏重开。朱祐樘斥责道：“游幸、进贡、乐戏，原无此事，何得辄为此言？”其实，已经走上荒怠之路的朱祐樘，一心一意追求的就是穷奢极欲的生活享受，连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死活都不顾，何止讲求游幸、进贡、乐戏？十年四月，礼科左给事中叶绅等在条陈中说：“鳌山观灯，或彻夜不休，宫中燕享，或竟日乃已。”后来在许多朝臣的奏章中，涉及朱祐樘奢摩淫乐的不少。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朱祐樘的奢靡淫乐以及荒诞不经，除了迷信神仙佛老，修斋设醮之外，较为突出的就是织造、修建和任意挥霍。
织造缎匹以满足皇帝奢侈生活的享受以及用作赏赐，始终是明代的一项虐民之政。朱祐樘即位之初，只是部分地暂时撤回浙江、苏州等地督造的内臣，并没有停止织造。所以，整个弘治朝，织造之事一直不断。
弘治六年(1493年)十月，西安知府严永潜上言：两次下达图样，令本处织造彩妆绒能49匹。先造的25匹，已用银二千余两，尚未完工。现在又派24匹，依原样织造以进。他说：臣不知陛下何以如此珍爱彩妆绒能，如果是供自己使用，则一两件就够了，何必织造这么多？如果是用作赏赐，则其颜色图案又非群下所敢当。如果以为有官府出钱，织染局出工，虽然织造几十匹也不算多，这就不对了。因为官府并无库存银两，还欠各边军士冬衣布花，共需数十万两。织造所花的二千余两，全是挪借来的。如能以织造之费作边军之用，未必无补。边军有没有冬衣，朱祐樘不在乎，而彩妆绒能则是不能缺少的。
十一年(1498年)五月，英国公张懋、吏部尚书屠滽等上言：改造织金彩妆闪色诸罗缎纱，织造羊绒彩妆闪色诸衣物，所需工料价银，不下百万两。督造的内官要借此谋利，官府也要借此剥下。张懋等希望减少织造，取回督造中官。
同月，以内织染局罗缎缺用，命浙江运司支盐二万引，付太监韩义、麦秀织造。户部尚书周经等上疏激烈反对，以为天下盐运司之设，专为军饷计。而近年来盐法已因亲王、外戚之陈乞与内官之夹带而遭到破坏，如再支盐引以为织造之费，则一遇边患，更将束手无策。他们引《皇明祖训》所载：“内府饮食常用之物，官府上下行移，不免取办于民，是以文繁生弊，故设酒醋面、织染等局于内，取其不劳民而便于用。”想以此制止朱祐樘不再干这种劳民伤财之事。然而，为了追求享受，朱祐樘竞也敢于藐视“祖宗垂示之典”,说：“盐价业已准行，今后每年给五千引就是了。”
同年十一月，礼科都给事中涂旦等上言：近差内官前往苏杭织造缎匹，陕西等处织造羊绒、织金彩妆、曳撒秃袖，江西烧造各样瓷器，都极其淫巧。又取福建丝布，追督甚急。他们说，各处连年灾伤，加之边方多事，如果再加重老百姓的负担，那百姓怎样活命？他们请求停止常额之外的织造，并取回内官以宽民力。朱祐樘向有关衙门一推了事。
十三年(1500年)正月，工部商尚书徐贯上言：近年来织造改样的纡丝纱罗等数至万计，尚未完工，现在又令苏杭等府织各色花样1500余匹，每匹价银有的多达四五十两。奇巧过多，费用惊人。这种不顾百姓之艰难，奢靡害政的织造，伏望停免。得旨：不允。
同年四月，礼科都给事中宁举等言：陕西织造绒褐袍服，大为一方之害。每绒褐一匹，所费不下一二百两。陕西边方多事，民力已竭，岂能再增加如此重负！此外，近来令苏杭等处按颁降花样织造数万，而且追征特急。恳求暂时停织绒褐，减省苏杭等处颁降的花样，取回织造内臣，以宽民力。对这类意见，朱祐樘的对策就是命有关衙门酌情办理，实际上是无法办理。
同年五月，五府六部等衙门奏：自弘治七年至十三年，南京、苏、杭差内官织造上用各色织金行丝8.476万匹。数量不可谓不惊人。
同年七月，巡抚陕西都御史熊狮言：所遣内臣织造各色金彩妆羊绒500余匹，十个月才完成20匹，而费用则超过了两万。他说：现在边患频仍，仓庾刍饷在在空虚。以服御与边民相比，孰为重轻？以织造与边防相较，孰为缓急？答案自然是十分清楚的，无奈朱祐樘就是不准取回内臣，停止织造。
十四年(1501年)正月，司设监奏请改造龙毯、素毯104件。工部复奏说，所用羊毛要取之山西、陕西，绵纱等料则要取之河南，毯匠则取之苏州、松江，成造则拟式于南京。因此，没有几年时间与很大的花费不行。请赐停止，以恤民困。有旨：令陆续成造。
从上述很不完备的有关织造的材料来看，朱祐樘究竟是节用爱民的皇帝还是不恤民艰、只图自己享受的皇帝，不是十分清楚的吗？
我们这里说的修建，主要是与游乐及神仙佛老有关的部分。朱祐樘虽然还未发展到闯出宫禁，到处游玩，但他可以在宫中搞一些建筑，以供其游幸、祈祷，也可以在京师或外地修建寺庙。而大兴土木，就必然大量调拨军士，大量耗费民财。例如弘治七年(1494年)十月，朱祐樘受了太监李广的蛊惑，命逆安伯陈韶带领团营官军一万人在内府修建万春、寿安等宫及各处殿宇房屋、墙垣、桥梁。钦天监以“年岁不利”,请推迟到弘治十年再兴工。而兵部尚书马文升、英国公张懋等则以各处兴造，已拨军士1.4万有余；且京军困苦，逃亡甚多为由，请求缓期。朱祐樘一概不听，命照数拨给军士，动工兴建。又如七一年五月，张懋等上疏指出，近年工役太繁，内而寿安、钦安宫、西七所、毓秀亭之修建，外而神乐观、太仓城楼及皇亲屋宇之创造，近来又在兴济县建真武祠。这些工程，消耗了三军的壮气，浪费了万民的膏血。他们希望已经动工的应降低规格，还未动工的则通通停免。
从朱祐樘即位之初，群臣就盼望他节用爱民，以后根据朱祐樘的所作所为，群臣又一再提出节约用度的问题。而朱祐樘则一面说“节财用，朕自处分”,另一面则照旧甚至加倍挥霍。且看：
弘治十三年(1500年)五月，五府六部奏称：光禄寺岁用果品等料，牲口等物，每年都由户部按照定额派征。近年来为赊买行户物料，屡次借用太仓官银，现累计已将至十万两。此外，每年户部给予内承运库银两也有定数，可是近年却额外三次取入太仓官银共130万两应用。这些银两都来自百姓，作为应付兵荒之需，不宜挪用。现在宴会、赏赐、斋醮之费十倍于前，还有内官、外戚、僧道之赏。请命光禄寺堂上官会同他官将供应之数查清，明白具奏；凡无名之赏及斋醮等费，全部停止；今后不许光禄寺借支太仓银两。这本来是要朱祐樘决定的事情，可他却推给了有关衙门，让其斟酌办理。
十四年闰七月，大学士刘健等又说：近年以来，用费太多了，只是光禄寺费用就增加了数十倍。各处织造，降出的新样动辄就是千百匹。显灵、朝天等宫，泰山、武当等处修斋设醮，费用也是成千上万两。太仓银存积无几，不够给边，而取入内府至四五十万。其他开支时时增加，未有究尽之期。现在还不警省、节约，将来怎么得了！他说：向来大小衙门陈言，事有干碍内府及王亲贵戚者，无论可行与否，概令照旧。臣等之规谏，也未尽采纳。他们希望朱祐樘“念国计之艰，悯民力之困，躬行节俭，减省供应，绝异端无益之费，停内府不急之工”。朱祐樘得疏之后，“嘉纳之”。就是说表示赞赏，并不付诸实施。
所以，在十六年(1503年)四月文武大臣会议所上“足国裕民之策”中还说：近年费出无经，如妆造武当山等处神像，费黄金不止千两。各寺观修斋、赏赐等项，每年费银不止数万。因此，户部陆续交给内库黄金共1.7万余两，银一百余万两，又几次进太仓银195万两，而内库仍在告乏。至于光禄寺每岁所用牲口，原来折价银五万两，近年杀牲太多，糜费到了极点，已借过太仓银10.3万余两，久未偿还。大臣们认为，不厉行节约是万方不行的。以黄蜡一项而言，正统初年每年用三万斤，弘治元年已派至8.5万斤，现在则达11万斤，还要买添9万余斤。议上，朱祐樘迟迟不予答复。
弘治时期，商品货币经济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供应皇室的物料仍然采用原始的、野蛮的实物征派，而不是从市场采购。明代的所谓采办，实质上是一种勒索、掠夺。当时，皇室所需的一切，包括生活、建筑、军工用品等等，都由各地贡纳。尽管这种办法很不合理，甚至十分荒唐，如有的东西内库已经堆积如山，甚至朽烂不能用了，有的所谓时鲜，还在运送途中便已腐不可食了，但是“祖宗”立下的规矩不能变，皇家的尊严、气派不能丢，所以，贡纳照样进行。对此，各地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运送南方进贡方物，要用很多马快船只。这些船只所经过的州县，往往要差拨人夫成百上千名。而这些人夫都是附近州县、卫所出银雇用的。一年之间，单是自仪真至通州这段，所用雇请人夫等项银两，就不下十几万。这些都是赋税之外的民脂民膏。此外还有层层的额外科派。弘治十八年(1505年)三月，李梦阳上疏说：现在油、蜡、皮张等物料的上供，比弘治初年增加了十倍。不仅如此，户、工二部在往下派征时，必然加倍；下之州县再加倍；百姓输纳时又加倍；经过内官必有贿赂，更要加倍。于是，百姓简直难于胜任，怎能不愁苦万状！
除了各地的贡纳，还有内府为皇帝制造生活用品的监局。其供役的人匠，数量十分惊人。弘治十四年，工部说内府监局所招人匠已至万余，每年支粮万石，还有冬衣布花之费。
这些不顾老百姓死活强征来的贡物；以及内府制造的物品，很多是堆积如山，有不少则已腐朽无用了。弘治十六年(1503年)九月，户部奉命清理内府甲字等库。事后奏称：各库合罗丝大约够五年支用，红花够八年，水银够十年，俱应停征。乌木、皮张、氆氇、衣服等物，除还能使用以及应禁止其他人使用者外，多余的以及不耐久的，拟差官估计价值折作俸禄，遭虫蛀不堪使用者焚毁。绵羊皮交光禄寺变卖。丝绵布、紫草等不堪使用的，也估价折俸。同年十月，工部又奉命盘查内府各库。事后奏称：藤黄、靛花青、密陀僧(即氧化铝)、碌蓉土、茜草、乌梅、蓝靛、五倍子、光粉、熟铁，约够五年支用，鹅翎约够十年支用，锡约够15年支用，鱼线胶约够20年支用，麂羔皮积久无用，俱宜停征。盘出之物，除堪用者不动外，其余腐烂、损坏、窄小不堪使用之物，另库收贮，照例估钞，折与文武官俸粮等用。
要说这是“暴殄天物”,一点也不过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