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吏治日益败坏
总的说来，弘治朝的吏治，其败坏程度不如从前的成化以及此后的正德等朝。然而也不可否认，有的情况确是相当严重的；有的虽然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困扰明朝统治的严重问题，但此时已初露端倪。
官吏的贪污问题，是封建社会的痼疾，无法彻底根除，朱元璋使用了前所未有的酷刑来惩治贪吏，也只能是暂时抑制。到了永乐朝，又是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了。以后各朝，此风一直很盛。弘治年间，贪官也不少，而且是无孔不入的。如南京户部主事高血奉命前往苏松等府查勘水灾。所至之处，派遣其养子高林及旧吏蒋能等，与当地掌管赋税者通关节。他们如同贸易一样，如果能送银一百两，则不问所报灾情程度是否属实，照准不误，否则便一再批驳。由于如此，被灾州县没有不送贿赂的。又如吏部文选司郎中贡钦，利用他手中掌握的选拔官吏的大权，招权纳贿，肆意妄行，把铨选部门变成了卖官囊爵的交易场所。最突出的自然是李广受贿一事。由于行贿的人太多了，朱祐樘宣布全都免予处分。据记载：“翌日早朝，空班谢罪”。只有兵部尚书马文升以及南京兵部尚书王继是干净的。这虽然有点夸大，不过，贪污的病毒已经遍布明王朝的机体之内，则是可以肯定的。
大量传奉乞升，致使冗员充斥，是吏治方面极大的弊病。在朱祐樘即位之初，曾将成化年间传奉乞升的官员基本革除。但事隔不久，又死灰复燃起来，而且火势愈来愈旺，虽经大小臣僚共同努力，也始终未能扑灭。
弘治四年(1491年)二月，吏部左侍郎彭韶说：近年来有些无功之人，通过走门子、拉关系，得授千百户等官，甚至有承袭都指挥的。不只武职，文职也有。他希望朱祐樘的对此要严加杜绝，坚决改正。朱祐樘答复是：你所说的，我已经知道了。
同年五月，御药房太监覃文传旨升御医徐生为太医院院判。御医许观以徐生考试时名列第二等，不当越次补官。朱祐樘命吏部、礼部、太医院同御药房太监推选，吏部以没有同太监推举的事例，加以拒绝。得旨：既不必会选，徐生用药曾有效，升院判。此例一开，于是原来裁革的冗员又纷纷请求复职。如文华殿书办中书舍人杜昌等就乞复寺丞之职。监察御史滕祐上言：杜昌等乞复原职，此乃天下冗员复起之渐。冗员既起，则群小满朝，成化末年之弊政，将再现于今日。他请求将徐生、杜昌等执送法司，重加责罚。朱祐樘说：徐生已经升用，不必再议论了。至于杜昌等人之事，吏部可讨论提出妥善办法。吏部尚书王恕等认为，应将徐生、杜昌等执送法司，明正其罪。这样，纪纲才不致废坏，弊端才可杜绝。奏上，得旨：杜昌等本当执问，姑贷之，令仍旧供事。
朱祐樘对传奉乞升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态度，使得奔竞无耻之人接踵而来，无法遏止。起初不过数人，后来发展到一次十数人以至上百人。起初不过是杂流，后来发展到了正途。起初不过升一级，后来发展到超升三级。尽管文武官员一再进言：大小官员应由吏部推举，传奉乞升为破坏选法，应送法司问罪；“祖宗”旧制，武职非有军功不升，非西北边方大功，也照例只升一级；各监局匠役及官，有的供事年久，效劳颇多的，止须厚加赏赐，年资很深的可以酌量升其俸级；士子砥砺名节，武人冲锋陷阵，积以岁月，始得一阶，今杂流末芝乃坐而得之，则文武之士，孰不解体！他们要求清查、裁革传奉，仍令以旧职役供事，庶几幸门可塞而民困可苏。对这些意见，朱祐樘的态度是“不听”、“不从”、“命已之”、“姑置之”、“不必查”,严加拒绝。于是，传奉乞升的冗员乃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弘治十二年共有790余人，十三年上升为文职841员，武职266员。十三年以后自然还会增加①。因为朱祐樘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执拗，使官僚们不愿再有所论列了。十七年正月，监察御史刘玉上疏说：近年以来，幸门大开，传奉不已，继之以内批。开始以王宁备倭登州，现在又以胡震分守通州。当王宁命下之日，兵部与言官还纷纷上章诤谏；而现在对胡震的任命，却都缄默不言了。“可见只要陛下稍稍改变初衷，群臣之心就会更加颓靡。这种瓦解之势，是十分可怕的”。其实，在朱祐樘看来，大家不讲话更好，免得烦扰。
除贪污及传奉之外，有的问题虽不严重，但它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弘治以后，这些都发展成了严重的问题。例如：
当时，在吏部等候选官的官吏及监生等，等候的日子久了，往往借贷于人，名曰官吏债。其债利都取偿于民。此外，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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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祐樘去世后，裁汰的文武传奉官共1446人。自然这决不是全部。
有些富室专门放债，各卫指挥等官如果用度不足，往往向他们借贷，名曰捐俸钱。等到关俸时，其俸全为债主所有。于是又借，以后再偿还。这样周而复始，以致军职日渐贫乏。要彻底偿债，只好剥削军士。
明朝初年，通过多种途径选官。后来则主要通过科举，而且又逐渐以进士为重。弘治年间，府州县官因有政绩而擢升者，主要是出身于进士的，其次则为举人。至于岁贡、吏员，则虽有突出政绩，也很少被重用的。这种情况，愈往后愈严重。
弘治十四年(1501年),马文升由兵部尚书转为吏部尚书。御史张津等上言：马熟知边事，宜在兵部，吏部应该慎重地选择正人主持。奏上，奉旨：“进退大臣，朝廷自有公道，这御史每如何辄擅铨衡？皆下狱，送法司拟罪。”后来根据朱祐樘的旨意，拟了个“运炭还职”。当时，吏部尚书员缺，马文升与刑部尚书闵珪资望相当，都有希望递补。北方的官员主张由马文升出任，而南人则主闵。推举者以马为首；遂以马接替。从此马、闵产生隔阂。马不仅恨闵，而且怒其部属，一年之间，刑部十三司没有一人转官的。弘治十八年四月，即朱祐樘去世前一月，马终为御史何天衢劾罢。这种朝臣之间因利害冲突，进而结为朋党，混斗不休之事，弘治朝尚未发生。但发展到嘉靖之后，便愈演愈烈，以至成为党争。
由于朱祐樘的奢侈靡费，因而廷臣也多事游宴。当时，京师的一些富家、揽头等各种各样的人，每逢节令时日，便在朝天宫、隆福寺诸处摆下丰盛的筵席，托知已邀请廷臣赴宴。席间，命教坊子弟歌唱助兴。廷臣中有的不自检束，私下与教坊的顽童相狎乐。富豪则借此结纳廷臣，谋求私利。不仅廷臣多事游宴，而且即将选官的进士也只考虑何处容易升迁，何处出产多可以享受等等，什么造福人民，经国远谋等等全然抛弃了。如当岐王等须设辅导官时，吏部尚书耿裕拟任命弘治三年进士数人为检讨，俟岐王等出府时授为长史。因为长史一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能往外调升，以致一经任命，便视为禁锢而落魄，不愿担任此职。于是，预选的六名进士，相约前往吏部辩论，说吏部偏私，推选不当，他们不肯就职。裕好言劝慰，众人更加侵侮；裕复正色斥责，众人也针锋相对地诋斥。吏部侍郎吴宽气愤地说：你们太放肆、太傲慢无礼了，敢于顶撞主司，厌弃长史之职。假如铨选都任人自己选择，可以吗？你们都是我录取的，平时究竟所学何事！众人这才退去。官风、士风的变化，有时代的烙印，也是明王朝进一步趋向衰朽的标志。
弘治朝吏治的败坏，首先与朱祐樘的过失有关。他听信近幸之言，因而传奉乞升之弊始终不能校正，并且呈恶性发展之势。他怠于政事，因而对一些应兴应革之事置诸不理，对一些不称职的官员不予处理，或者好坏不分，随意处置。如弘治十年(1497年)五月，南京吏科给事中郎滋等劾奏两京文武官之不称职者，包括尚书、寺卿、通政、都督等几十名达官，所列问题有年老衰惫、晚节不逮、赃罪多端、公行贿赂、庸劣贪婪、贪刻粗暴、老懦贪婪、肆行淫暴、奔竞无耻等。他们请将这些人或罢归田里，或革去管事，或明正其罪。朱祐樘却下令“俱留办事”。在朱祐樘的宽仁、实即宽纵的思想指导下，对于不称职的官员，甚至贪残的官员，往往从轻论处，或者以犯者太多，通通宽宥不论。致使人皆以为为善无荣，为恶无辱，因而奸佞得志，忠臣解体。对一些颇负时望的、有才干的官员，却往往不分皂白，随意处置。如刑部尚书何乔新，为官刚正清廉，却不明不白地令其致仕。后来虽然很多人上章请复其官职，但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又如户部尚书周经与礼部尚书徐琼、刑部尚书白昂、工部尚书徐贯等，多次受到言官奏劾。弘治十三年冬，言官又以灾异请策免大臣。于是经等各上章求退，朱祐樘都同意了。河南巡抚杨纶上言：周经与徐琼等人品高下，真有天壤之别，琼等可免，经则不能让其去，请仍起用，以从人望。没有结果。后来论荐者至80余疏，通通被搁置起来。
此外，吏治的败坏与宦官权势的增长也是密切不可分的。宦官是皇权的代表者，他们走到哪里，都要君临一切，而任何一级的官员，也都要巴结他，以求稳固并发展自己的权势。巴结的方式，或者是唯命是从，或者是尽量行贿。根据记载，明代有权势的宦官，如王振、汪直、梁芳、李广、刘瑾、冯保、魏忠贤等等，没有不是“家财万贯”、“富比王侯”的。分布在各个部门、各个角落的大小宦官以及他们的从人，除极少数人外，无不公开索贿、掠夺。而贿赂则来自官吏或将帅剥削军民的赃物。当然，在封建社会里，“千里为官只为财”是为官者的信条。因此，即使没有宦官的索贿，官吏们是会照样贪赃枉法的。不过，为了满足宦官的贪欲，官吏势必被迫恣意贪污；而且，有宦官作后盾，贪官也定然肆无忌惮。所以，我们说宦官助长了贪风，一点也不为过。此外，传奉乞升之不能停止，皇帝怠于政事等等，也无不与宦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二、赋重役繁民不聊生
由于朱祐樘的侈靡逸乐，怠于政事，同时也由于内外官员的腐败贪残，因而弘治时期的社会经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国家财政困难，库藏空虚；赋役繁重，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成化年间的财政本已困难，朱祐樘即位不久，又逐渐走上了其父走过的荒怠老路，因而国计民生问题也随之日趋严重。弘治十五年(1502年)十月，户部以粮税减损，而国家费出无径，乃将收支状况会计奏上。奏中说：每岁天下税粮，大体上是固定的。近年有时遇到事故停减，以致岁入不及原额的；也有逐年加添，而岁支过于原额的；以至有一岁所入，不足以供一岁支用的。其停减者，如漕运米400万石，除天津、蓟州岁收30万石，京、通二仓岁收370万石，每岁该放支338万石。弘治七年，因张秋河决，寄收临清仓89万石，后因运船迟误，寄收天津仓40万余石。又如河南、山东、山西起运京边粮料，每年都有定额。八年，因地方灾伤，上述各地都少起几万至几十万不等。其加添者，如军官折俸银，弘治十四年，一季支13.99万余两，比景泰六年多12.7万两。军士冬衣布花，弘治四年支23万余匹，比成化十三年多3.3万余匹。还有锦衣卫官军月粮，武骧右卫勇士月粮，象马等房料豆，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又如内承运库，近年累称不足，金则以税粮折纳，又在京师买过8386两；银则共取太仓195万两，甚至将河西务钞关船料改拟折银进纳。光禄寺先年会派厨料、牲口，各有定数，俱足一岁供用，近来数次借太仓银共13.3万余两。又如各边，各年除原派粮草外，每岁该送银48万两；自弘治十三年用兵以来，大同、宣府、延绥就类解过银425万余两，开中盐661.3万余引，茶900万斤。在外如河南、山西、湖广诸处，也多入不敷出。百姓的负担也增加了。如山东、河南、北直隶解边折粮，先年榆林每石不过二钱五分，宜府不过八钱五分。因边方多事，改征本色，每石用银至一两八九钱。又如内府供应等库，速香、黄蜡，岁输有定额。近来令广东添买速香至4.5万斤；各府添派黄蜡8至11万斤；顺天府又买速香3000斤，黄蜡8万斤。总的说来，常入之赋，或以停减而不足；常用之数，又以加添而过多。则知在内在外，一岁所入，俱不足以供一岁所出。况且灾伤迭见，供给频繁，实在可忧！以往丰收之年多，运河也畅通无阻，边方无调发，州县没有流移转徙之人，官府得以借先年的积蓄，保证一岁之支用；现在太仓无数年之积，而冗食一天比一天加多，内帑缺少当年的费用，可供给还在不断增加，各地经常有天灾，边方又不断请给粮饷。在这种情况下，万一漕运迟误，边郡有警，则京储要求岁入370万之数，边饷所须400万两之银，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再加上大范围的水旱，或者大规模的战争，费用又将出自何处！户部希望朱祐樘“悯天下民物凋敝之甚，念财赋需用之急”,命令大臣与科道官，筹画良策，以备采用。
解决财政问题，历来不外采取节流和开源两种办法。
弘治十六年(1503年)四月，户部奉旨会同文武大臣及科道官，议上“足国裕民”三策十二事。主要内容有：第一、非兵荒等项急用，不得借支太仓银两，礼、工二部所借者，令如数补还。第二、支用金银，必须遵照旧制，不得浪费及妆造神像、修设无益斋醮。第三、各王府食盐，每年各与三百引本色，织造用盐，待原数支尽后即停请乞。第四、各王府及内外勋戚庄田，每亩征银三分，水草湖荡每项征银二钱五分，由官府类收解纳。第五、苏、松、常等府，每年解送折银布匹，送部看中即送贮甲字库备用，不必再拣。十八年三月，兵科给事中王廷相又提出应按定制煞住风俗奢靡之风；查革新增冗官；酌量蠲免赋税；严禁酿酒。所有这些办法，总的说来就是要朱祐樘节约，不要经常修斋设醮，不要滥赏，裁革传奉乞升的冗员，不要大兴土木等等；就是要权贵们放弃自己部分的既得利益。这无异与虎谋皮，自然不能付诸实施而只好流为空论。
朱祐樘不愿放弃奢靡的生活享受，不愿疏远神仙佛老，权贵们也不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要使金银珠玉堆积如山。既然如此，解决财政问题，就只好加紧搜刮了。于是，赋重役繁，民穷财尽的记载，便频繁地、连篇累牍地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弘治三年(1490年)十二月，监察御史徐异上言：南方之民困于转输，北方之民困于差役。
六年闰五月，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讲学士李东阳奏称；今天下民穷财尽，其势已极。
八年八月，兵部尚书马文升上言：赋重民困，未有甚于此时者；役繁民困，未有甚于近岁者。赋重役繁，小民嗟怨。
八年十二月，南京礼部尚书童轩上言：近年以来，东南之民恒困于岁办，西北之民恒疲于力役。
九年(1496年)五月，南京监察御史张弘宜等奏：现在天下的百姓，劳苦万状。公私交征，没完没了。遇灾蠲税，可是照旧征敛。运粮运物的军民，一年到头不得休息；假若遇到风涛，全都喂了鱼鳖；到了京、通各仓，监收内官，每石勒索分例银，因而借贷，出上利息赔偿；岁复一岁，军士只好扣除月粮，民则累及身家。其他如解运军需，该送两京内府上纳，也多差内官监收，每物都要份例银；解户没法交纳，只得托人送贿，辗转欺诈，费用比原物成倍地增加。
九年九月，南京给事中张宦等奏言：京城内外，土木大兴，致使军民两困。南京织造缎匹，费用取于郡县，日腹月削，何止千百？以故人心怨望，水旱相仍。
十一年四月，礼科给事中马子聪奏称：寿宁侯赐第的工役尚未完结，统秀亭、兴济庙又相继开工。真是百役并兴，万民失业。中外汹汹，人情忧惧。
十四年(1501年)三月，南京大理寺评事夏铁上疏说：浙江天台等地，逃亡的人比留下的还多，饥寒困苦者约有十之八九。其他如杭州，其繁华全是虚假的。嘉、湖、苏、常，是天下号称殷富之地，然一家而兼并十家之产，则一家富而十家贫，因此贫穷者反而比其他的州还多。至于江北，自淮扬以至于京郊，州县市集，大都人烟萧索。百姓之所以如此穷困，主要是赋敛横流，徭役山压；加上自然灾害频仍，土田收入，不够官府的追求，只好离乡背井逃亡他方。其他还有养马、煎盐、夫役、贡纳、王府侵夺等等，不胜枚举。
十四年闰七月，户科给事中许诰说：陕西人民，近年输夏税麦于边方，每石要用盘费银三两，百姓已经不堪重负。后来又有丁粮丁草，其费用与麦税略等，因而百姓只好纷纷逃窜。
十六年(1503年)六月，刑部主事刘乔上言：徭役征敛重累小民，而官员之家以及奸顽者，大都获得优免。同时，松江官布之征，层层剥削，以致金一解户，或破一二十家之产。
十七年五月，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奉命前往曲阜孔庙祭祀返京，上疏言沿途见闻，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他说：“臣自四月以来，经过黑河、天津一带，适遇天时亢旱，夏麦枯死，秋田没法下种。运粮船未至，客船很少。拉纤之人，身无完衣；荷锄之人，面有菜色；极目四望，可为寒心。临清、平安等处，盗贼纵横，杀人劫财者比比皆是。传闻青州劫夺尤甚。盗贼成群，白昼公行，出没无忌。又闻南来之人说，淮阳诸府，十分狼狈，有的掘食死人，有的贱卖生口，流移抢掠，各自逃生。人心惶惶，不知所措。至于江南浙东荒欠之地，朝廷虽差官赈济，减耗折粮，拆东补西，于事无济。加之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官军没有十天半月的储积，俸粮则有拖欠累年的。东南为钱赋所出之地，一年灾荒，便成了这个样子；北方素来没有积蓄，今年如果再欠收，则将何以堪之？国家承平富庶百余年，一时之荒就无法应付，假如有不测之变故，又将何以处之？”他说：成化年间他曾去南京公干，现在所见郡县凋敝的状况，超过当时十倍。他曾向沿途的官吏、百姓作了调查，都说现在冗官冗员太多，费用无度。差役频繁，科派重迭，各种物料，都向百姓要。内府钱粮的交纳和使用，更是既无限度，又是一笔糊涂账。京城里的土木工程，接连不断，做工的军士，既劳苦又赔钱，因而每遇班操，宁死也不去。势家巨室，请乞无厌，田连州县，敲剥太甚。加以贪官酷吏，肆虐为奸。民力困穷，嗟怨交作。他说：臣以为今日之民生，疲敝已深，而国家之财用，则匮乏已极。
从上所述，可见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尽管大小臣僚纷纷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但朱祐樘总是不明确表态，而是“命所司议处以闻”,“命所司看详以闻”,“下所司知之”,“命下其奏于所司”。李东阳在十七年的上疏中，曾语重心长地说：“今间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是皆始于容隐，而成于蒙蔽。”又说：臣回顾往时，章奏不少，但只要事关内府贵戚，总要受到掣肘。“臣恐今次所开，又成故纸，如圣谕所谓虚应故事者，则民情何时而慰，天变何时而弥乎？”朱祐樘似乎被东阳的忠诚感动了，批复道：“卿所言深切时弊，足见忧国至意。事当行者，所司查议明白，开具奏闻。”似乎要动真格的了，实际上还是放空炮。十八年四月，刑科给事中汤礼敬上疏指出：“李东阳所奏，付所司议行，未赐俞允。腹心大臣如此，况其他乎！”看来他不免失望了。令不行，禁不止，虚应故事，是朝政腐败的必然结果。当然，首先虚应故事的是朱祐樘，是他没有下决心清除已经较深的弊病，而沉醉在升平的幻景之中。
既然朱祐樘不愿节约，不愿清除积弊，从而使老百姓能够苟全性命，那老百姓的选择就只有或者逃亡，或者铤而走险了。
农民的逃亡问题，在整个弘治朝都没有解决，因为农民在不断地破产。尽管这个问题不如成化年间严重，但从中反映出农民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
弘治年间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规模虽不大，但连绵起伏，始终未断。
四年七月，翁源(今广东翁源县西)“流盗”三百余人入宜章(湖南今县)、兴宁(广东今县)、桂阳(湖南今县)。
四年十月，贵州苗民7000余人攻杨安堡(今贵州都匀市东),与官军相遇，互有杀伤。
八年二月，衰州府推官奏称，京畿近地，盗贼公行，蔓延至于山东、山西、河南，在在皆有。
八年十二月，湖广“流贼”百余人攻八桂阳县，官军弃城逃跑。另有“流贼”百余人，辗转攻打江西会昌、云都、瑞金、兴国、安远(均为江西今县)等县，杀伤官军。
九年三月，广西“盗”二千余人远征广东信宜县(今广东信宜县南),击败官军。
十年正月，福建“流盗”攻打雩都县。
十年，广西瑶、壮民族之穷苦百姓远征广东之茂名(今高州)、化州(广东今县)、石城(今廉江)。官军击斩义军八级，杀无辜百姓约3000人，并大肆奸淫抢掠。
十四年七月，兵部尚书马文升上言江西诸府，“盗贼”充斥。朱祐樘命镇守、巡抚等官用心督捕。
十五年九月，以江西多“盗”,命南京都察院右金都御史林俊巡视江西。朱祐樘在给林俊的敕谕中，备述了“盗多”的原因。他说：“闻江西盗贼之起，由赋役不均，官司坐派税粮等项，往往徇情畏势，阴祐巨室，贻害小民，以致穷困无聊，相率为盗。而豪家大姓，假以佃客等项名色，窝藏容隐，及至事发，曲为打点脱免，互相仿效，恬不为怪。积习既久，贼徒益炽。官司上下，则又畏罪避难，苟延岁月，任其纵横，多不申报。”
十六年，河南“盗”起，先是活动于乡村，后出击湖广的罗田(湖北今县),蕲水(今湖北浠水县)。
十七年闰四月，江西新建(江西今县)人谢福、陈金、徐九龄等聚众起事，杀官吏人等。
十七年六月，回民起义者百十为群，纵横于直隶及河南、山东等处，官府莫能抗御。
十八年三月，广东南海县(今属佛山市)“盗贼”500余人复起，官府莫能禁。
“山雨欲来风满楼”,弘治朝的起义，正蕴酿着正德时期中原农民大规模起义的风暴。徐溥、马子聪等曾告诉朱祐樘：“忧先于事可以无优，事至而忧无益于事。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看来，似乎没事，然而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疲敝，间阎困穷，将来的祸患是十分清楚的，应该引起忧虑。”遗憾的是，朱祐樘“高居九重，耳不闻愁叹之声，目不击贫苦之状，以为世运亨嘉，太平全盛，虽兴土木，亦且无妨”。照样我行我素，拒不改弦易辙。结果铸就了严重的社会隐患，在他统治的时候虽未燥发，但到时机成熟时，则决难幸免。
三、缺乏教养的皇储
弘治四年(1491年)九月二十四日，皇长子诞生，朱祐樘十分高兴。十月，诏告天下，说是有了皇子，国本就愈加巩固了，上可以慰“圣祖母、母后”之心，下可以副中外臣民之望。
五年三月初七，命名皇子为厚照，说是“四海虽广，兆民虽众，无不在于照临之下”。初八日，册立朱厚照为皇太子，大敖天下。
一般地说，贵族、豪门、权要的子弟，很少成材的。因为他们毋须依靠自己的学识才干去谋求官职，封建制度以及严密的关系网已经给他们安排好了锦绣前程和美好的生活。至于所谓的“圣子神孙”,其骄奢淫逸的程度，更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在宫廷那样一种豪华奢侈、真正挥金如土的地方，皇子皇孙们最容易走上荒淫腐朽的邪路。尽管要依靠教育，培养出一个深知稼稿之艰难，从而勤政爱民的皇帝，是万分困难的，但也决不能放弃教育，否则后果更不堪设想。
再说，在封建社会，特别是极端君主专制的明代，皇帝的好坏，基本上决定着国家和全体臣民的命运。农民希望有个好皇帝，官僚们又何尝不希望有个明君？“明君”出自哪里？传统的看法是出自教育，出自读书明理，出自亲近贤臣。
基于此，所以一些有识之士，对皇太子的教育问题，总是十分关心的。
弘治七年正月，兵部尚书马文升上疏说：自古以来，帝王总是把教育太子作为首要任务。臣闻皇太子很聪明，此时正好施教，以诱发其良知良能。至于如何施教，文升提出的办法是：选择老成醇谨、颇知书史的宫人作保姆，教太子语言，发言要清楚正确，语汇要合于礼义，非礼的、猥亵之语，不能使太子听见。走路要端庄，非礼邪僻之事不要让他看见。要教太子“不忍”、“有仪”,从而培养其仁义之心。要教太子“恭肃”、“分别”,从而培养其礼智之心。内庭的歌舞宴会，不应使太子参与；元宵之鳌山、端午之龙舟也不应使太子观看。至于佛老之教，尤其不宜使之口诵其言，目观其像以惑乱其心志。一二年之后，再命东宫如覃吉那样老成的内臣，先教太子学习孝经，使知孝悌之道，与上天之所以当畏，祖宗之所以当尊，百姓之所以当爱，财物之所以当惜之理。到了八岁，教他诵诗读书，使之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等到设立宫僚之时，应慎选名实相副、才德老成、学问该博之士充任。从此出阁讲学，涵养德性，了解世事委曲，辨别人物贤否。如此则内外辅导都得其人，而皇太子之德将与日俱进。
八年十月，南京太常寺卿郑纪进《圣功图》。选择历史上“圣明储君”幼年受学以及正位以后之事100条，每条前面将事实绘成图画，然后再用文字叙述。很象现在的连环画。他希望给东宫的讲官，用作讲读教材。
十七年(1504年)七月，吏科给事中吴舜上疏，提出辅导皇储之事：第一、命令宫僚无论寒暑都应竭力供事，而其所以为教，必以仁孝礼义为本。第二、专设东宫师傅一二员，要德望素著之人，其余东宫官员，也要选择进士出身的正直之士担任。第三、命皇太子延访官僚，朝夕与之相处，讲求治道。第四、求正直且善于开导者二三人，在太子身边充司谏之职，以为他日纳谏之地。
朱祐樘对这些意见和建议，或者表示赞赏，或者“命所司知之”,或者下令“姑已之”。朱祐樘既不重视其子的教育，朱厚照自然更不喜欢学习。据当时东宫的宫僚吴宽说：一些太监不愿太子亲近儒臣，因而老是借故使之间断讲读。他上疏朱祐樘说：“东宫讲学，寒暑或风雨则停止，初一、十五以及节日也停止。这样，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本来进讲之时就很少，辍讲之日已经很多，怎能再以他事妨碍诵读？”朱祐樘对吴宽的意见，仅仅是“嘉纳之”,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未采取相应的措施。
朱厚照比较聪明，又以其“知礼”的表象蒙蔽了朱祐樘，因而博得了他的欢心；加上朱厚照又是独子，自然更是钟爱。朱祐樘游幸所至之处，必令其子陪侍。老百姓用血汗织出来的“奇巧靡丽”的袍服，也让他穿上，听说他颇好骑射，以为这是安不忘危，并不禁止。其实，朱祐樘是深知其子的。他在临终前对刘健等人说：“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可常常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反复告谕，若不忍释”。看来朱祐樘的确有些放心不下。
朱祐樘带着许多遗憾离开了人世，其中最大的遗憾，应该是由于他的放纵，没有把太子教育成“好人”,因而给自己的社稷、臣民留下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