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世对朱祐樘的赞颂
弘治十八年(1505年)四月二十九日，朱祐樘有病，免朝。从此一病不起，五月初六病危，召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至乾清宫东暖阁，宣布遗诏，望刘健等人尽心尽力，辅导太子成为好皇帝。初七，召见皇太子。据说，此日午时有旋风大起，尘埃四塞，云端好象有人骑着龙上升，而朱祐樘正好在此刻去世。这自然是一种附会。
朱祐樘从得病到去世才短短几天，他究竟得的什么病？是怎样致死的？又是一桩说不清的公案。
有的记载说，朱祐樘在露天祷雨，伤了风寒，太医错误用药，以致服药后鼻孔流血，因而去世。
有的记载说，朱祐樘病危时，面色发赤，火声盛气。太监张瑜(一作愉)劝其进药，不答，张说：“再进此一服，即无事矣。”
有的记载说，朱祐樘晚年拟整治太监，太监们十分恐惧，因而趁机下毒手，当朱祐樘患病后，司设监太监张瑜奉命与太医院议处方，张瑜私下与太医院院判刘文泰、御医高廷和决定，不请诊视，就用药以进，继而又与院判方叔和、医士徐吴等进药，不仅不对症，而且与病症刚好相反。于是，朱祐樘只好命丧黄泉了。朱祐樘死后，文武大臣英国公张懋等以及科道等官纷纷上章，请罪瑜、文泰、廷和等。朱厚照命锦衣卫逮捕瑜等，送都察院会官审问。最后，由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英国公张懋以及吏部尚书马文升定案上报。拟张瑜及文泰、廷和等与内官交结作弊而扶同奏请者，依律各斩，掌太医院事右通政施钦也有罪责。奉旨：张瑜等处斩，钦、叔和革职闲住，文泰发为民。有人认为，大臣中有袒护刘文泰的，因而没有引用合和御药大不敬正律条，而是比照交结内官律，从而减轻了文泰的罪责。后来张瑜等也解脱了。有识之士虽不满意，也只能徒唤奈何。
朱祐樘统治十八年，享年三十六岁。死后发布的遗诏说他在统治期间，敬天勤民，敦孝致理，夙夜兢兢，惟恐有负“先帝”之托付。现在身患疾病，定难再起，所幸后继有人，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他告诫皇太子“务守祖宗成法，孝奉两宫，进学修德，任贤使能，节用爱人，毋骄毋怠。”他要求中外文武群臣“同心辅佐，以共保宗社万年之业。”
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朱厚照即皇帝位，是为武宗。六月初七议上朱祐樘谥号，内阁大学士认为：“孝为百行之首，敬为万善之源”,孝、敬两字庶几可以概括朱祐樘的一生，故定其谥号为：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庙号孝宗，葬泰陵。
朱祐樘去世之后，赞颂之声不绝。有的说他是“圣主”,有的说他是“贤君”。有人将他与明代的帝王相比，认为在明代的十六帝中，除太祖、成祖而外，可以称道的就只有仁宗、宣宗和孝宗而已。有人把他与过去的帝王相比，说他象汉文帝、开元时期的唐玄宗或者宋仁宗；有的则把他比作殷高宗或者周代的成、康；有的甚至认为他简直可以与三代之君相比拟。
朱祐樘究竟有何德何能值得如此称颂？或者说，他们的称颂究竟有没有根据，有多少根据？让我们看看这些大唱赞歌的人是怎么说的。
有的认为，成化以后，太平无事，因而容易骄奢淫逸。但“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因而使朝政清宁，民物康阜。”
有的说他“恭俭自饬，而明于任人”,朝中多贤人君子。相与维持辅弼，以致在宪宗之后，能使中外乂安。
或者说他能够采纳逆耳苦口之言。虽小官末吏，考察时非不得已，不轻易黜退，尤其轸恤武臣边帅。在位既久，见“弊端日积，欲痛加厘革，以复祖宗之旧”而又“含洪隐忍，不欲太骤”。特别看重名义，谈及后世历史对自己将如何评说时，常怀警惧之心。
又有的认为，孝宗“仁恕恭俭，敬慎英明，清心寡欲，爱民节用”,“优勤惕励；始终不渝”。当时，朝多老成英俊之臣，野无废锢之贤，士风、官风、民风都很醇朴，方士、内官没有干扰。内外安宁，几至刑措。
有人认为，尽管孝宗对外戚太厚，赐予太广，但这是为了两位太后。中贵虽然太盛，但李广最后还是自尽了，苗逵也没有弄权。冗员虽然太多，可先朝的传奉官几乎革除尽了。当时既宽大又有节制，各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恰当。因此，朱祐樘仍然不失为“圣主”。
这些评价，总的说来有失偏颇。有的是只看表象，有的是隐恶扬善，有的则是不折不扣的谀词，有的甚至把丑恶当成美德夸耀，似乎“嗜痂成癖”也是一种可贵的嗜好。
二、名不副实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句话很适合于朱祐樘的所作所为及其身后所获得的赞颂。
一般地说来，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特别是对专制君主，尽可能地美化，而对其缺点错误，则尽量回避或者进行辩护，这是很早以来就形成了的一种“合理”的作法。所以，即使是一个坏皇帝，也会获得美谥，也会尽可能地加以赞颂，何况朱祐樘这样一个在明代诸帝中算是较好的皇帝，后人对他大加赞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可以理解的，并不都是正确的。如果谁要相信朱祐樘真的象所赞颂的那样好，就难免要上当了。
明代的历史，我们认为自洪武至宣德为初期，而宣德时期既是鼎盛时期，又是向中叶过渡的时期。就是说，一些衰颓的因素此时正在逐渐潜滋暗长。自正统至弘治为中叶的前期，明朝的统治正经历着由盛到衰的转变。而弘治时期是关键，此时，衰颓的趋势虽然有所减缓，但并未停止，更未扭转，相反还留下了不少隐患。因此，弘治之后，明王朝衰颓的步伐加快了。自正德至万历十年，是中叶的后期。此时，内优外患迭起，社会矛盾加剧，统治出现危机，幸赖张居正改革，才延缓了覆灭的进程。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因素。万历十年以后为晚期。此时，明王朝的社会危机已经很深，覆亡的命运已经无法挽救了。
我们认为，只有把朱祐樘放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对他的功过才能看得清楚，才能评价正确。从总体上说，他比其祖父英宗、其父宪宗以及其子武宗、堂侄世宗等都要略高一筹，坏的方面没有他们突出。因此可以说，他之所以受到赞颂，是与前后诸帝比较的结果。此外，他的初政和晚年的有所觉醒，以及凡事不为己甚的作风，也颇博得士大夫的好评。特别在极端君主专制的明代，诏狱、廷杖、特务恐怖统治简直使官僚士大夫经常战战兢兢，惴惴不安。而弘治年间则比较宽松，殿廷之下没有打板子的声音，君臣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张。这自然要受到赞颂。
我们认为，尽管朱祐樘有他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决不象前面所引材料说的那样，其形象真有如此高大。关于这点，用不着多加解释，读者在看完本书之后，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朱祐樘不过是一个“中主”而已。
朱祐樘统治了十八年，时间不可谓短；他本人并非昏庸之辈，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的。他十分尊崇儒学，对《太极图》、《西铭》诸书很感兴趣，深受其影响。可以说，他是以儒学为宗，又兼治黄老的。他要求官僚士大夫践履纲常伦理，尊主庇民，修政立事。他在用人方面，有时表现得颇有独到之处，如力排众议，起用王越。又如刘健屡荐一人，而朱祐樘则以为其人好作威福，好虚名，没有为国之诚心；在参赞军务时，惟以参奏总兵等官为事，不能画一策以裨军旅；这种人不能称为人物，不能重用。再如刘健认为刘宇“才堪大用”,向朱祐樘推荐。实际上此人品质恶劣。朱祐樘对刘大夏说：“以朕观之，此小人，岂可用哉！”结果不仅没有大用刘宇，连内阁也不完全信任了。不仅如此，朱祐樘对于处理具体行政事务，也是较为熟练的。例如，有一次他对吏部尚书屠滽说：“现在各边总督粮草的官员，如侍郎、参政、都指挥各一员，都是混管，不分勤惰，以致功罪赏罚，往往失当。老尚书与朕分派地方，使各有所总而勤惰功罪因有可考，赏罚亦可施行”。当即叫屠滽把处理办法写出来。可是，屠滽却久久不能动笔，惭愧得无地自容。连站在一旁的宦官，也忍不住捂住嘴偷偷发笑。朱祐樘为了打破这一尴尬的局面，对屠滽说道：“你怕人怨恨吗，让我自己来决定好了！”于是很快地便作了井井有条的布置，侍郎等皆悦服领敕而去。据说，朱祐樘为此事很不愉快，“怏怏终夕”,从此很少召见大臣，遇到大事便径自处理了。
既然朱祐樘有治理好国家的主观条件，而当时的客观条件也不错，但结果却并没有把国家治好，明王朝在他统治期间，国势仍在继续下滑。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认为，主要还是在朱祐樘身上。这是因为：第一、他没有也不可能冲决封建的网罗，摆脱传统的精神枷锁。朱祐樘服膺尊尊亲亲等纲常伦理，恪守“祖宗”立下的规章制度，因此，他必然要竭力维护宗室、外戚的利益；有时他似想疏远宦官，但这是“祖宗”以来的陈规，所以还是不敢造次；赋税徭役，天经地义地应由百姓输纳以供上，自然不能轻易改变。第二、极端的君主专制，使朱祐樘成为名符其实的独夫，而文武臣僚则不过是供他驱使的奴才、工具。不可否认，弘治年间，文武大臣中有不少是德才兼备、颇负时望的，然而同样也不可否认，朱祐樘信任的，不过是刘大夏、戴珊等少数几个人，而且还是在弘治末期，其所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至于其他的人，包括刘健、谢迁、李东阳几个大学士以及王恕、周经、马文升、何乔新等部、院大臣，朱祐樘对他们并不深信。他们的意见，凡是涉及贵戚、近幸的，通通碰壁。自然，众正盈朝，对延缓明王朝统治的衰颓，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的作用的确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这也是十分清楚的。此外，由于朱祐樘的权力没有约束，因此，他想干啥就干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任随臣下如何申诉，也很难改变他的主意。结果，天下之大，主要由一个人来治理而不是由大家共同来治理，治理不好自然是意料中事。第三、自“土木之变”以后，几十年间承平无事，极易产生晏安的思想；加之皇帝深居宫中，对于天下之事知之甚少，即使从宦官特务那里知道一些，也是极不真实的。根据记载，弘治十七年六月，朱祐樘问刘大夏道：“你前次说，天下民穷财尽，‘祖宗’以来，征发赋役有一定常规，为何现在成了这个样子？”大夏答道：“正正为不完全按常规办，很多东西都比从前征收得多了若干倍”。又问天下卫所军士如何？大夏答道：“与民一般穷”。朱祐樘说：“在卫有月粮，征戍又有行粮，何以也穷？”大夏答道：“其帅侵就过半，安得不穷！”朱祐樘说：“朕在位许多年，不知天下军民都这等穷。”过了几天，乃诏令各衙门将有损于军民的弊政查奏。统治了十七年的朱祐樘，对天下军民的疾苦还一无所知。在他的心目中，国家自然是升平富庶，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要他革除弊政，抑制奢侈而节用爱民，怎能被接受而且付诸实施？
总之，朱祐樘决不是雄才大略、大有作为之君，当然也不是荒淫的昏君，而是平庸的、力求维持现状的“太平天子”。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明宪宗实录》 《明经世文编》
《明孝宗实录》 陈洪谟《治世余闻》
《明史》 《廿二史刳记》
傅维麟《明书》 郑晓《今言》
《明通鉴》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明纪》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国榷》 刘若愚《酌中志》
《罪惟录》 余继登《典故纪闻》
《明史纪事本末》 孟森《明清史讲义》
《明会典》 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
《明会要》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
王圻《续文献通考》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
《万历野获编》 《剑桥中国明代史》
《弇山堂别集》
弘治皇帝年表
成化六年(1470年) 1岁
七月初三日诞生。其母纪氏，广西贺县人。瑶族。大藤峡之役被俘入宫为宫人。后与宪宗蓬逅相遇，因而有孕。时万贵妃姑甚，后宫有娠者，很难幸免于难。纪氏怀孕以及生子，赖众人竭力保护，才得以偷偷地存活下来。
成化七年(1471年) 2岁
在纪氏及宪宗废后吴氏等精心抚养下，生长于西宫安乐堂。
十一月，荆襄流民起义被总督项忠血腥镇压，死者无算。
十二月，召见阁臣彭时等于文华殿。问对伊始，万安即叩头呼万岁，俱退。以后不复召见。四方闻之，戏称时、安等为“万岁阁老”。
成化八年(1472年) 3岁
成化十年(1474年) 5岁
是岁，延绥巡抚余子俊修筑东起清水营，西至花马池，全长1770里的长城。
成化十一年(1475年) 6岁
五月十四日，宪宗从近侍处知其有子，大悦，立至西宫，召皇子入昭德宫，迁纪氏永寿宫。为皇子取名祐樘，诏告天下。
七月十八日，纪氏被万贵妃害死。谥曰“恭恪庄僖淑妃”。
纪淑妃死后，朱祐樘由其祖母周太后抚养。
十一月初八日，册立朱祐樘为太子，诏赦天下。由于万贵妃及其心腹太监的谗害，太子地位颇不稳固。
成化十二年(1476年) 7岁
二月，都御史原杰前往郧阳，抚定流民。
成化十三年(1477年) 8岁
正月，设立西厂，由汪直主管，使锦衣卫官校百余人从之。大小政事，方言俚语，悉采上闻。
五月，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网太密，人心汹汹，各怀疑惧，罢西厂而宥汪直之罪。
六月，复西厂。汪直刺事如故，伺察益苛，人不堪命。成化十四年(1478年) 9岁
二月，皇太子朱祐樘出阁讲学。
成化十八年(1482年) 13岁
三月，复罢西厂。
成化十九年(1483年) 14岁
六月，调汪直为南京御马监太监，再降为奉御，并惩治其党。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 18岁
正月，万贵妃去世，宪宗甚感悲痛，健康状日趋恶化。二月，皇太子朱祐樘与太学诸生张峦之女完婚。
八月，宪宗朱见深去世，享年41岁。
九月，朱祐樘即皇帝位，大赦天下。
降万贵妃戚属万喜等官职。斥逐宪宗佞臣、方士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以及太监梁芳、韦兴、陈喜等。不久，俱逮捕下狱。
十月，尽罢传升文武官2000余人。削国师、法王、真人等封号。
免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万安官，令回乡闲住。
上纪氏尊号曰“孝穆慈惠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太后”。
弘治元年(1488年) 19岁
闰正月，修《宪宗实录》。太傅英国公张懋监修，少傅大学士刘吉、尚书徐溥、礼部右侍郎刘健总裁。
命太监蔡用往广西访孝穆太后亲属。三月，至太学，行释奠札。
开经筵。张懋、刘吉知经筵事。始日讲。后经筵、日讲多未举行，徒具形式。
十一月，诛妖僧继晓。
土鲁番阿黑麻杀忠顺王罕慎，复据哈密。
弘治二年(1489年) 20岁
九月，白昂治河，使河入淮，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达海，水患稍宁。
十月，哈密恢复。
南京守备太监蒋琮，讦御史姜绾等，牵连百余人，经岁不解。宦官势重，难以逆转。
弘治三年(1490年) 21岁
三月，命刘杲为按察司佥事，提督水利，修浚成都都江堰灌渠。
七月，诈冒外戚之纪贵、纪旺以及访察纪太后族属有关人员被分别治罪。
弘治四年(1491年) 22岁
八月，《宪宗实录》成。
九月，皇长子朱厚照生，诏告天下。
弘治五年(1492年) 23岁
二月，诏立哈密陕巴为忠顺王。
三月，册立朱厚照为皇太子，诏赦天下。
八月，内阁首辅刘吉致仕。吉久被弹劾，但仍持禄固宠。人目为“刘棉花”,以其耐弹击之故。
寿宁侯张峦卒，由长子鹤龄嗣。张氏一门及其亲旧，以张皇后故贵甚，且贪得无餍。
是岁，户部尚书叶淇以盐商困于守支，奏请召商纳银运司中盐。一时之间，太仓银积累至百余万，而边境粮储却因此匮乏，粮价上涨。
弘治六年(1493年) 24岁
正月，部院大计，降斥1400人，杂职1135人。朱祐樘以人才难得，颇多宽免，且允许被黜者伸理。
二月，筑辽东边墙，使广宁至开原声势相接。刘大夏奉命治张秋决河。
四月，土鲁番夜袭哈密，俘陕巴以去。
弘治七年(1494年) 25岁
正月，兵部尚书马文升请对皇太子严加教育。
七月，命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金都御史徐贯与应天巡抚都御史何鉴共同治理苏松水道。
十二月，刘大夏治河工峻，改张秋日安平镇。
驱逐土鲁番贡使，封闭嘉峪关，永绝贡道。
弘治八年(1495年) 26岁
七月，土鲁番速檀阿黑麻自称可汗，侵沙州，威胁罕东诸部。
八月，内官监太监李广以丹术符水被宠幸，富人子袁相赂广选驸马都尉。婚期将届，被劾，置广等不问。
兵部尚书马文升言，灾异迭见，皆赋重役繁所致。下所司议之。
弘治九年(1496年) 27岁
三月，皇太子冠于文华殿。
弘治十年(1497年) 28岁
二月，大学士徐溥等请绝斋醮修炼，远邪佞而斥诬妄，留心政事，勤讲学之功，优接下之礼。
三月，时外戚张氏骄宠特甚，出入宫禁无忌，且多不轨，内官何鼎劾之，反被逮系。百官论救不准，太监李广迎合张皇后，将鼎杖死。
召见阁臣徐溥等，面议批复各衙门题本事。召问阁臣始于此。
弘治十一年(1498年) 29岁
三月，皇太子朱厚照出阁就学。
五月，英国公张懋等言，近岁工役太繁，致使三军壮气，耗于转输之勤，万民膏血，浪为土木之饰。又织造缎匹多奇巧靡丽，所费不下百万。俱宜停止。
九月，准三边总制王越奏，仍封陕巴为忠顺王，令还哈密，量给修城筑室之费。明与土鲁番围绕哈密之斗争暂告一段落。
十月，太监李广自杀。内官至广私第，得文武诸臣行贿簿籍。于是是否按籍治罪，展开激烈争论。朱祐樘以所涉人众，俱免问。
弘治十二年(1499年) 30岁
九月，监察御史燕忠等以传升文官已至500余人，请悉行简汰，报闻。
十二月，兵科给事中张弘至言近年频繁传奉乞升、斋醮不绝等等，与初政大异。
弘治十三年(1500年) 31岁
二月，修《问刑条例》。法司议上297条，著为令，四月，召见阁臣刘健等，面议京营诸将去留问题。
弘治十四年(1501年) 32岁
六月，发云贵兵会讨普安州叛酋米鲁。是役骚动西南十余载，两举大兵，丧文武大吏数人，死伤士卒及靡费金钱无算。
七月，征虏大将军朱晖、右都御史史琳、太监苗逵等大举入河套，斩敌首三级，以捷闻，报功至万余人。
是岁，三边总制秦纮增筑花马池至小盐池、花马池至固原以及小盐池西南的韦州所和再南的豫望城等处墩堡。
弘治十五年(1502年) 33岁
九月，江西多“盗”,命南京右金都御史林俊前往巡视。赐敕言“盗贼”之起，系赋役不均，困累小民所致。
十二月，《大明会典》成。不载宦官职守。
弘治十六年(1503年) 34岁
十月，大学士刘健等请停斋醮及刻佛经道书。
弘治十七年(1504年) 35岁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卒。遗诏叮嘱朱祐樘“须念祖宗创业
艰难，社稷至重。迩年水旱相仍，天下军民困苦。宜勤厉节俭，任贤使能”。又言“皇太子国本所系，务进学成德，以端大本”。
五月，李东阳自阙里还，上书言沿途百姓愁苦，极目荒凉，官无储蓄，可为寒心。
夏，鞑靼犯大同，召见阁臣刘健等面议对策。自是数召见阁臣。
弘治十八年(1505年) 36岁
五月初六日，朱祐樘病危，召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至乾清宫东暖阁，自叙即位始末甚详。谓健等曰：“东宫年幼，好逸乐，先生辈善辅之，使成令主”。
五月初七日，召谕皇太子：“社稷事重。孝奉两宫。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毋荒毋怠”。午刻，去世。
五月十八日，皇太子朱厚照即皇帝位，是为武宗，大赦天下。
六月初七日，上朱祐樘尊谥曰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庙号孝宗，葬泰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