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太监说，如果艾迪克……杀了阿提拉，回到罗马后，他会享受幸福的生活和巨大的财富。艾迪克答应了，并说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需要钱——但是不多，只需要50磅金子，这是为了让手下听令于他，以确保他们在行动中充分合作。
然而，有一个问题。阿提拉早已为自身制定了安全防范措施：
（艾迪克解释）当使团离开了，他和其他的人一样，都会受到阿提拉的追问，包括罗马人中谁给了他礼物，他收到了多少钱，因为他的（使节同伴们）的缘故，他无法隐藏那50磅黄金。[29]
在艾迪克的要求下，（克里普希亚斯）同意，维吉拉斯将会和他一起前往阿提拉的宫廷，表面上是为了记录阿提拉在当前谈判中的答复，但实际上是为了指示他如何运送黄金。
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也是一种合理的治国之道——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是由客观过程创造的，与个人统治者是不相关的，这是不可信的新马克思主义教条。但秘密行动中必要的保密性使得它们比其他国家行动更容易犯错。被认为是诡计大师的克里普希亚斯狡猾地在宫廷中击败了许多敌人，却被所谓头脑简单的野蛮人打败了，显然这些野蛮人想要把他谋杀阿提拉的阴谋公之于众，向其索要金子只是为了让其策反行动留下罪证。[30]
当阿提拉接待了不知情的马克西姆斯（Maximinus）率领的官方特使代表团时，他没有透露他对此阴谋的了解，但他给出了一个神秘的暗示。马克西姆斯“把皇帝的信件递给他，并说皇帝祈祷阿提拉和他手下的部族们平安幸福。阿提拉回答说，罗马人也会得到他的祈福的”。然后阿提拉开始恐吓维吉拉斯，突然就叛逃到罗马的匈奴逃亡者的遣返问题发起猛烈攻击，把他的话锋指向维吉拉斯而不是马克西姆斯：
当维吉拉斯回答说不止一个“逃犯”在罗马人当中时……阿提拉变得更加愤怒，大喊如果不是考虑到会侵犯他作为大使的权利，阿提拉会（维吉拉斯）用刀剑把他刺穿，然后用他来喂鸟。[31]
阿提拉的宫廷是具备管理帝国的能力的，因此他的大臣们开始读“那些写在纸莎草文稿”上的匈奴叛逃者的名字。
而后，阿提拉让维吉拉斯立即离开，表面上是为了让他把这个名单带到君士坦丁堡，但实际上给了他一个取出黄金用于实施阴谋的机会。艾迪克按时到达了代表团的帐篷，将维吉拉斯带到一边，确认他愿意继续推进计划，并告诉他拿黄金去奖励他的手下。
为了使阴谋进一步暴露，阿提拉下令，该代表团的任何成员都不能为罗马囚犯赎身，或购买任何奴隶和除食物外的其他任何东西。这就消除了代表团对大量黄金的需求。
在等待维吉拉斯归来的同时，马克西姆斯和普里斯科斯加入了阿提拉前往北方的长途旅行；就在那时或是稍晚的时候，他们目睹了从罗马帝国派来的匈奴间谍被抓住，这很有可能是经过阿提拉精心策划的恐吓手段——阿提拉命令将他刺穿，接着，两个杀了自己主人的奴隶被活活打死；随后，一位之前“温柔友好”的匈奴首领贝里克斯（Berichus）非常粗鲁地把他以前送给马克西姆斯的一匹马收回。
当维吉拉斯带着包括儿子在内的一批人回来时，他被逮捕了，金子恰好被发现了。阿提拉打断了他的辩解，命令道，除非他供认不讳，否则将用剑杀掉他的儿子。然后他认罪了。“他突然恸哭了起来，要求阿提拉正义地用剑惩罚他，而不是他无辜的儿子。他毫不犹豫地描述了这个（阴谋）……他一直都在乞求阿提拉把他处死，将他的儿子送走。”[32]对阿提拉来说，阴谋的曝光为他提供了更多向帝国敲诈勒索的机会，首先，他向帝国提出获取50磅黄金来释放维吉拉斯儿子的要求。不久后，一个匈奴代表团带着克里普希亚斯最初送给艾迪克的50磅金子来到君士坦丁堡，（阿提拉）向帝国提出了大量的新要求，第一件就是要取下克里普希亚斯的项上人头。
这个试图从根源上解决阿提拉问题的计划走向了不幸的结局（尽管维吉拉斯最终还是获得了自由），但它并没有阻碍拜占庭人在之后继续实施秘密行动，其主要目的在于策反而不是谋杀。公元535年，查士丁尼（Justinian，527～565年在位）的军队完全摧毁了北非的汪达尔人势力，随后，军队被派去摧毁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同时，拜占庭军队从再次征服西西里岛，推进到大陆，在此之前，他与西奥多里克大帝的侄子、不称职的继承人西奥多拉哈德（Theodahad）进行了秘密谈判，西奥多拉哈德将放弃他的王国以换取其他优质领土；之前的秘密谈判对象是西奥多里克的女儿和前摄政王阿玛森塔（Amalasuntha），她想将自己和哥特的金库转移到君士坦丁堡。700年后，整个西西里岛被教皇的权威和安茹王朝（Angevin）的力量所颠覆。
君士坦丁堡的城堡
之前已经提到，东罗马帝国的战略地理位置不如西罗马帝国优越。但是，有一个巨大的例外，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地理位置极其有利，而这座城市本身就建在一个海角上，该海角位于三面是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这是非常具有防御能力的。
图3 君士坦丁堡的防御
不过，由于没有天然屏障保护它的向陆地区，因此君士坦丁堡的防御需要坚固的城墙，而城墙则需要大范围建造。君士坦丁堡也不像罗马城那样，附近有一条河流或有大量泉水来提供日常用水，所以水渠必须要通过复杂地带延伸到很远的地方，而它们的能力却常常不足。[33]在被围攻期间，一旦水渠被切断，只有水池来提供有限供水；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就像717年那样，因准确预判了马斯拉马·本·阿卜杜勒-马利克（Maslama bin Abdul-Malik）的圣战军对君士坦丁堡罕见的、长时间的围攻，城中的人被部分疏散了。但很明显，这一缺陷并不是致命的，因为君士坦丁堡照样实现了繁荣和发展，即使它从来没有像罗马城宏伟的水渠那样，每天有100万立方米的供水量——基督教徒不喜沐浴肯定也有助于城内减少对水的需求。至于城中的蓄水池，它们可以容纳大量的水——在6世纪时，仅三个蓄水池就可以容纳100万立方米的水。[34]据了解，城中几乎有100个公共和私有的开放式或有盖的水箱，包括查士丁尼建造的壮观的地下蓄水池，而地下水宫殿（Yerebatan Sarayi）也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主要旅游景点。任何蓄水池都不能抵御罕见的、长时间的围困，但围攻者也需要特殊的后勤保障以供应需求，事实上，马斯拉马的手下最终都饿死了。
对其余的人来说，君士坦丁堡的后勤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到430年，城中人口已达到250000，对于执政当局来说，像最初君士坦丁治理城市那样每天定量供应80000份免费食物给城中居民并无困难。[35]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处，通过海运，可以分别从爱琴海和地中海一边，以及从黑海一边获得补给。在欧洲和亚洲的交汇点，君士坦丁堡的一边是色雷斯的腹地，另一边则是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边缘的普罗庞提斯（Propontis，马尔马拉海）的富饶海岸。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窄处只有700米，位于坎迪利（Kandilli）和阿西扬（Asiyan）之间，距离色雷斯海岸大约8英里的地方，不过，直到现代桥梁建成，人们才能更容易地通过安纳托利亚的悬崖，跨过低洼海岸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西面入口，而在那里，毗连的克里索多斯（üsküdar）和卡尔西登（Kad?k?y）与君士坦丁堡在仅隔一英里的水域两边隔海相望。狭窄的海峡也为君士坦丁堡提供了另一项馈赠——可以季节性地捕获大量金枪鱼，和跟随马鲛鱼在黑海迁徙、洄游的深海鱼类；以及其他当地的鱼类，包括充足的鲟鱼，这使得鱼子酱成为当地的一种常见食物，这使君士坦丁堡与罗马相比，其渔业资源丰富而且非常便宜。[36]
为了使城中居民在围困中饿死，敌人不得不控制住色雷斯，切断陆地上通往君士坦丁堡的牲畜和粮食供应，这种策略阿瓦尔人用过好几次，更持久的一次是在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前，由布勒加尔人围攻该城时所使用的。但想从欧洲腹地孤立这座城市是不可能的，除非安纳托利亚海岸也被控制，因为食物和牲畜都能借助单人划艇那样小的船只经由此处输送至君士坦丁堡。在626年，当阿瓦尔人和他们的斯拉夫臣民占据了色雷斯的时候，马尔马拉海朝向亚洲一侧的海岸控制权曾短暂落入波斯人手中，在674～678年阿拉伯远征军和717年最猛烈的一波阿拉伯攻势后，色雷斯的大部分土地被相继占领，但直到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最后征服之前，它只是被来自安纳托利亚一侧不时地入侵所威胁，而从未被彻底占领。即使色雷斯和朝向亚洲部分的海岸都在敌人手中，就像626年遭遇的情况那样，即如果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交通被切断，君士坦丁堡至少仍然可以从爱琴海一侧得到补给。
这一切都意味着君士坦丁堡不可能像此前的古代城池那样，在最猛烈的围攻中向敌人屈服投降，而是缩小为一个小城邦，但足以幸存。1261年，君士坦丁堡复辟，但那时它不过是一个希腊王国的首都，两个腹地只能通过陆地力量维系。
11世纪晚期军事崩溃之前的大多数时候，君士坦丁堡都是一个掌控着爱琴海和地中海，并在黑海遥远的另一端也有着相当影响力的帝国首都。因此，拜占庭战略中的海事部分是最重要的，在这方面，它的自然地理优势对其产生了有利影响，这确实是君士坦丁堡的独特优势，个中原因既明显又隐晦。
其中明显的有利条件包括金角湾（Halic），它是一个狭窄的水湾，大约4英里长，北岸的尖峰和君士坦丁堡的丘陵可为其避风。这是古代最美丽的自然港口，因为它终日风平浪静，而且入口没有滩涂，使得无向导的船只也可以在此航行。它最窄处只有240米，从利奥三世（Leo Ⅲ，717～741年在位）统治时开始，在金角湾更宽的入口处，敌人的船只可以被一根漂浮在多个木桶上的铁链阻挡在外，木桶的一头固定在君士坦丁堡一侧的尤金塔（Tower of Eugenius）上，而另一头则拴在远处的大塔（Megalos Pyrgos）也就是现在的加拉塔（Galata）上，塔上装有升高齿轮。
在金角湾的海岸上，有登陆平台、码头、船台、船坞，还有供拜占庭海军、商船和当地渡船使用的滑道。并且，马尔马拉海的海岸也避开了北方的疾风，沿着海岸建造的几个港口，使人们能够更直接地进入这座城市的中心地带，包括位于海角边缘布科利昂宫殿（Bucoleon）的登陆平台，皇宫和圣索菲亚大教堂（圣智慧教堂）坐落在海角尽头，它们至今仍然矗立。
“魔鬼水流”是这座城市不太明显的水文特征。黑海从其较大河流中吸纳的水要比地中海从它稀少的河流中吸纳的水多得多；然而，博斯普鲁斯海峡中的水流强度大不相同，水流速度最大可以达到4米每秒，或8海里每小时，而4海里每小时是最常见的水流速度。单单这一点就使任何古代舰队都很难或根本不可能直接登上突出并延伸至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卫城海岸。
此外，由于黑海吸纳河水流量大，其盐度又比地中海低，在渗透压的作用下，博斯普鲁斯海峡下面产生了一个地下水流。这两股水流的相互作用，加之从北方吹来并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风，导致这一地区形成了大量的湍流，从而给君士坦丁堡当地的职业水手带来了很大的优势。这是外国舰队攻击君士坦丁堡往往失败的一个因素。
在拜占庭海军能够控制的范围内，还拥有相当优秀的海军基地——尽管它们经历了衰落和复兴的周期——它们可以保护君士坦丁堡，不仅可以阻拦敌军舰队，防止敌人登陆，还可以从帝国的任何地方召唤增援，包括军舰和运输舰，以及被征召的商船。确实如此——在公元610年，赫拉克勒斯（Herakleios）与他的追随者从迦太基来到这里，并宣称他是帝国的君主。这也是该城在长达800多年的战争中从未被征服的另一个原因，直到1204年，内部的分裂势力才摧毁了它的抵抗。
君士坦丁堡也是拜占庭军队最庞大的军事基地，城内有骑兵和步兵常备部队，还有制造盔甲、武器、制服和鞋类的工场，以及帝国的繁殖马厩。因此，拜占庭海军更多是从君士坦丁堡被派往帝国活跃的前线作战，而不是被带到首都来增援城市要塞。
关于拜占庭海军历史的资料非常贫乏。[37]人们并不了解它招募水手和组织海军陆战队的方式，也不了解几个世纪以来它的船舶设计，舰队的管理、战术，以及它的武器，包括“希腊火”，它确实很有用，但却名不副实，正如我们将在第十三章中探讨的那样。不过，即使是关于拜占庭海军行动和远征的碎片化信息，也足以说明所有问题了——君士坦丁堡作为政治中心和海军基地，当其处于良好状态时，如大多数时候那样，它能在最强的海军攻击中保持自身安全——正如在717年，阿拉伯军队动员了地中海东部所有海港的所有船只，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填满了军舰和运输舰。
让这座城市如此安全的原因是，在所有的天气条件下，金角湾都是风平浪静的，这令拜占庭海军的军舰和其他运输船只都相当安全，而与此同时，金角湾外部的海洋环境常常是复杂混乱的，这就保证了拜占庭船只具备良好的航海性能，船员也拥有出色的航海技能，同时也使敌方舰队的处境变得困难，特别是如果它们来自更温暖的陆地或更平静的水域。
君士坦丁堡所处的三角形海角缺乏天然屏障来保卫其最宽阔且朝向陆地的一侧；它最平缓的北部边缘高地和雅典卫城的平均海拔高度都不超过50米。因此，此后所有的城市，从公元前7世纪建立的拜占庭希腊城邦开始，都必须沿其底部建立一堵防卫墙。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就建立了一堵坚固的墙，在经历公元196年的内战后被塞西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在位）拆毁，但很快就被复原了。
当君士坦丁筹备建立他的“新罗马”时，他开始建造一堵墙，并在更远的地方用高塔加固城墙，从坐落在金角湾的普拉特门（Plateia Gate）到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端的，后来所谓的圣埃米利亚诺斯大门（Gate of St. Aemilianus），并向外延伸。该城墙的周长颇能显出雄心大志，圈出了一个比赛维鲁城墙（Severanwall）所圈面积大五倍的地区，但它的野心还不够大，在狄奥多西二世的漫长统治开始之后，这座城堡的范围已经从君士坦丁的原有城墙延伸到了郊外被称为“Exokionion”的地区，暴露于侵略者面前。
408年，一场地震破坏了君士坦丁堡的部分墙体，因此拜占庭重新开始建造城墙并将其延长了约1.5千米，最终建成了狄奥多西城墙（Theodosianon Teichos），该城墙从博斯普鲁斯海岸向靠近金角湾的布拉察那宫（Blachernae）郊区方向延伸了约5.5公里（3.5英里），那里现在是埃文萨里（Ayvansaray）和巴拉特（Balat）地区。从一开始，它就不仅仅是一堵墙，而且是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由三面墙组成，其中两面墙各建有96个塔楼以加固防御，还有一条道路和一条护城河——屏障间相互作用，形成强大的防御组合。
城墙由石头和砖块交替组合建造，这一砌墙技术有一定审美价值，但更可能是为了提高其抗震能力。主墙即“Mega Teichos”（大长城），其厚度为5米，高12米。它的96座塔楼每座相距55米，是复合反射弓致命射程的一半。高度从18米到20米不等，每座塔楼都有一个排列着垛口和城齿的城垛平台，这样一来，士兵就可以通过垛口来操作火炮和抽插杆，而中间的城齿则为城墙守卫者提供了保护。在每座塔楼中，都有一个带有箭头大小空隙、经墙上的走道可以直接进入的上屋，它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相比被弹射器和箭矢不断攻击的顶部作战平台，它更具“保障力”。城墙底部还有一个小房间用来储存物料。
在大长城前方大约15米到20米的地方有一个外墙（Exo Teichos或Proteichisma），它的厚度有2米，高度有8.5米，其中还配备带有城垛的走道。外墙上也建有96座塔楼，这些塔楼都与大长城塔楼之间的中点相呼应。这些更小的塔楼也都配备一个带有城垛的天台作战区域。
护城河（souda）在距离外墙约15米的地方，宽20米，深10米。从外墙到护城河之间长15米的狭窄地带都是斜坡，一条铺设的通道贯穿了整个地带，因此侦察巡逻队可以在上面日夜安全地行动，从外墙进行守卫。在通道旁边，护城河的边缘，有一堵高1.5米的有雉堞的战斗墙，用于掩护在飞弹攻击下的侦察巡逻队，狙击敌方的侦察员与小规模战斗人员，但它不会在大型的围攻战中派上用场，因为那时外墙和大长城区域将配齐武装力量。除了小后门和5个军用大门在攻城期间很容易被围困之外，有5个供公共运输的大门向横跨护城河的桥梁开放，其中包括保存完好的“金门”（chryse pyle），它最初是一座位于艾格那提亚大道（Via Egnatia）上的凯旋门，它被并入狄奥多西城墙，构成了君士坦丁堡的正式入口；它的每一侧都增设了塔楼，这些塔楼上装饰着青铜象和有翅膀的胜利女神。
布拉察那宫郊区最初并未被狄奥多西城墙圈围起来，狄奥多西城墙在离金角湾约400米的地方终止了。在公元626～627年阿瓦尔人-波斯人围城的时候，也就是赫拉克勒斯统治时期，一堵半圆凸出的单面墙被建造起来，围住了布拉察那宫郊区；而到了814年，在利奥六世（Leo Ⅴ）统治时期，外墙也被建造添加上去了，当时君士坦丁堡面临着布勒加尔人的直接威胁；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错综复杂的拜占庭城墙遗迹是在12世纪曼努艾尔一世（Manuel Ⅰ Komnenos）统治时期建造的。
与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一样，君士坦丁堡经常发生地震，有些敌人偏偏在这些非常时期出现了。公元447年11月6日，就在匈奴人接近君士坦丁堡时，地震摧毁了大部分城墙。根据现存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记载，在一个红色战车竞技俱乐部[38]的帮助下，该市的行政长官基罗斯（Kyros）在60天内修复了这堵“红”墙。大概正是因为他们在447年帮助修复了它，它被称作“红门”（Pyle Regiou，或称Pyle Rousiou），意为“红色之门”，现在的它被称为新梅夫利文门（yeni Mevlevihane kapisi）。基罗斯被誉为“新君士坦丁”；这也许可以解释马尔切利努斯·戈麦斯（Marcellinus Comes）在第15罗马小纪，即阿达尔巴（Ardaburand）和卡皮乌斯（Calepius）执政时期的叙述：“3.同年，（阿提拉进攻在即）最近在地震中被摧毁的帝国城墙，在3个月内被重建，由君士坦丁堡的行政长官负责这项工作。”[39]
因此，所谓的狄奥多西城墙不仅仅被描述为一堵墙，它还是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
护城河是敌人将面对的第一个艰难障碍。通常，跨越护城河需要压低其预先制造的位于沟壑上的木桥，但要跨越这20米的长度并不容易；另一种方法是不断地把树枝和束柴捆绑起来填在护城河里，这样一来士兵们就可以穿过临时构成的浅滩到达彼岸，但是，考虑到护城河10米的深度，就需要大量的束柴来填充，即使是这样，也不会有坚固的地表来装配攻城锤、移动的攻击塔，以及摇摆梯，这些有效的攻城机器也无法被运送到城墙下。一般情况下，护城河的外缘和城墙之间的距离是35米，或38码，除了投掷石块或发射炮弹以外，这个距离对其他攻城机器来说都太远了。
此外，护城河的深度使人们很难使用在古代通常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技术解决这一难题：挖隧道到达城墙，支撑起隧道后，在城墙的地基中布雷，在木制道具上涂上易燃的树脂，然后引燃炸药使墙倒塌。原因是，护城河10米的深度和河床底部柔软的泥浆使这个极深的隧道很容易被水浸没。
由于两堵墙上的塔楼都相距55米，每个外墙塔楼都位于两个主墙塔楼的中间位置，考虑到这两堵墙之间15～20米的距离和10米的高差，可以计算出，任何能够穿越护城河的进攻步兵至少会进入4座塔和2个50米长墙段的致命射程内。这个范围能容纳超过300名弓箭手；如果战士们的技术熟练，体力没有消耗殆尽，且还有大量箭矢供应，那么这支部队就可以抵御住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当然，城墙两边也装备有大炮。我们应该了解，拜占庭人经常在他们的战场上使用火炮，无疑，在防御堡垒方面，特别是在最重要的方面，更是如此。[40]
长城，城墙之间的空间，外墙前方的道路（视情况而定），所有这些设计都使守卫部队从一个城墙作战区域转移部署到另一个区域的速度比敌人在外部的移动袭击速度更快，因为敌人不了解城墙内的路线和捷径。
那些迫使君士坦丁堡建立起狄奥多西城墙的敌人更喜欢从陆路骑马奔袭而不是乘船从海上攻击君士坦丁堡，尽管在3世纪，哥特人就对该地展开过海上袭击。626年，阿瓦尔人与大量的斯拉夫船夫一同到来，从674年起，阿拉伯穆斯林的侵犯者都乘船在黎凡特（Levant）港口登陆。
正如之前我们所指出的，海流和风极大地保护了这座城市，但从第一个君士坦丁王朝起，防波堤就存在了。在狄奥多西二世的领导下，陆地城墙的防御系统得到了海堤的补充，这些海堤在博斯普鲁斯海（或称马尔马拉海）和金角湾海岸都有存在。金角湾海岸防波堤的长度是5600米，从布拉察那的陆地城墙延伸到圣德米特里乌斯（St. Demetrius）角，而博斯普鲁斯海岸的城墙有8460米长，不包括几个港口的内墙。
第一个防波堤就是墙而已，不高。在674～677年和717年阿拉伯人进攻的压力下，海角两边的防波堤得到了修缮、巩固和少许升高，但是直到为了抵御阿拉伯人824年从海上对克里特岛（Crete）发起的侵略，在迈克尔二世（Michael Ⅱ，820～829年在位）执政时，大幅提升防波堤的大规模工程才正式展开。当时和后来都增添了塔楼，但是1204年威尼斯人在普罗庞提斯登陆时，它们并未展现任何作用。
用现代术语来说，护城河、城墙，以及狄奥多西城墙的塔楼形成的整体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力量倍增器”，它们本身毫无用处，但可以极大地增强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守备部队的防御能力。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公元860年的意外，只有帝国整体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君士坦丁堡才会遭受攻击，因为敌人几乎无法到达君士坦丁堡。在那样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经历一次重大的战场失利之后，帝国军队不太可能保持良好的状态，也难以大规模地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守备部队。“守墙”（ton teikhon）的专业卫队（一个营左右）是在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Ⅴ，741～755年在位）统治时期建立起来的，但是，要保卫这样一个宏大的防御体系，它所需的人手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卫队的人数（通常来说一个卫队有1000人到1500人）。
正是在这样的危机和混乱时期，当敌人最有可能到达狄奥多西城墙时，它的“力量倍增器”效应最能体现价值，因为它在守备者数量严重减少时可起到补充作用；在559年、601年、602年和610年，包括蓝色和绿色阵营的战车竞技迷在内的公民团体被动员起来守卫城墙，在559年，甚至是参议员，或者至少是他们的随行人员，都被召集起来。[41]在626年帝国遭遇的最严峻考验中，一边面对着装备精良且难缠的阿瓦尔人以及大量的斯拉夫人的攻击，另一边还有波斯军队驻扎在对面的海岸，赫拉克勒斯派出了足够护卫君士坦丁堡的训练有素的士兵——共约12000人的守卫队。
任何建造优良的防御工事都可能是一种力量倍增器，但1000年来，狄奥多西城墙系统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世界上最有效的防御工事了，它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本身就具有了战略意义。
海堤也是一项令人惊叹的防御工事成果，对抵御突击者的确也很有用。但是，这座城市的海上安全必然需要依赖于海军力量及其控制海洋的能力，不仅是地中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到达君士坦丁堡的各种通道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内部的分裂导致了帝国1204年的覆灭，但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海军，这座城市才立刻变得不堪一击。
我们从一开始就注意到，由于缺乏战略纵深，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相比处于劣势。这就是为什么君士坦丁堡作为一个伟大帝国宏伟首都的同时，也是一个必须寻求自身保护的堡垒，就像近代德国统一时期的巴黎，仅仅因为它离莱茵河太近，便导致1870年被围困，1914年沦陷，1940年又被征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试图通过建造史上最复杂的线性防御工事——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来增加巴黎前线有效的战略纵深。马其诺防线在1940年并未被击溃，但在比利时境内被绕过。
拜占庭人从5世纪开始，试图在君士坦丁堡和北方的威胁之间再加上一道防线：长城（Makron Teikhos），也被称为阿纳斯塔西奥斯城墙（Wall of Anastasios），它在马尔马拉海岸延伸了45公里，从距塞姆布里亚（Silivri）6公里处开始，直到黑海海岸，也就是现在的埃弗西克·乌斯凯尔西（Evcik skelesi）。这堵墙是以幸运和节俭的阿纳斯塔西奥斯一世（Anastasios Ⅰ，491～518年在位）命名，但也许他只是完成、修复，并且巩固了这座可能要追溯到利奥一世时期建造的城墙。[42]它保存得最好的部分宽3.3米，大约5米高，由护城河、塔楼、加固的大门、堡垒、一个长方形的营地，以及一条可以平稳穿越的跨海内部通道组成，由守卫人员防御的城墙能够在敌人的伏击中得以保全。用令人钦佩的埃文古里斯·斯科拉斯提斯（Evagrius Scholasticus）的话来说，它使君士坦丁堡及其腹地“几乎变成了一个岛屿而不是一个半岛，而对于那些希望从所谓的‘庞图斯’（Pontus，黑海）去博斯普鲁斯（马尔马拉海）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通道，同时还可以监视蛮族……他们大量侵入欧洲”。[43]
这是长城的一大优点，它在狄奥多西城墙外形成了一个65公里的防御范围，为君士坦丁堡的防御提供了战略深度。如果哨兵和巡逻队配备得当，长城可以抵御土匪、小群掠夺者，以及敌人的局部攻击。在更大的范围内，它为军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基地，让他们在远离首都的地方拦截敌人，而不是让他们直接来到城墙下。
长城最大的缺点是地理位置不佳：为了提供65公里的防御范围，它延伸了45公里长，这需要至少1万驻军，并提供足够数量的哨兵、巡逻队和反应部队。在其中一部查士丁尼大帝所编纂的法律的序言中，有两个相当高级的官员掌管着这堵墙，意味着这是一个庞大的机构。[44]这就解释了在7世纪早期，甚至在此之前，长城被遗弃的原因——它需要太多的军队驻扎。因此，在几乎没有战略深度的情况下，近800年的时间里，君士坦丁堡一直成功地由狄奥多西城墙的驻军保卫着。
查士丁尼被反转的逆转：胜利和瘟疫
弗拉维·伯多禄·塞巴提乌斯·查士丁尼（Flavius Peter Sabbatius Iustinianus），即查士丁尼一世，查士丁尼大帝，东正教的圣“查士丁尼大帝”，他出生在现在的马其顿王国，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但他顺利继承王位，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担任皇帝的助理，并以候选人身份辅佐着皇帝，最后逐渐代替他叔叔贾斯汀一世（Justin Ⅰ，518～527年在位），成为实际统治者。
当他在527年正式登基之际，距离狄奥多西一世的统治结束已过去了77年，狄奥多西一世的战略创新被吸收、融合，并被制度化，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帝国比450年时要强大得多，但仍然需要长城和狄奥多西城墙来保护君士坦丁堡，不是为了抵御大规模的入侵，而是抵御来自多瑙河地区的掠夺者和巴尔干掠夺者的侵犯。
自公元3世纪成立以来，波斯的萨珊帝国一直是帝国的永久战略威胁，它与拜占庭不能实现相互尊重，双方频繁地谈判，但包括532年达成的“无尽和平”条约在内的各种和谈条约都没有约束力。对拜占庭来说，从高加索地区跨越有争议的亚美尼亚，直到叙利亚南部地区，在此区域保持警惕性，并部署随时反应的增援部队（常常数量不够），以遏制萨珊波斯的势力是必要的。
另外，君士坦丁堡的北部和多瑙河以外的地方都没有任何敌对势力存在，而在亚得里亚海的另一边，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只希望与帝国建立良好的关系，部分精英甚至想要重新归于帝国的统治。在前一世纪征服了阿非利加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仍然在那里，但他们不再威胁要对埃及进行海上远征。至于来自欧亚大草原的威胁，那时帝国遭遇的好战游牧民族是库特里格尔斯突厥人，他们位于现在的乌克兰，但顶多是讨人厌，而不像阿提拉的匈奴那样势不可当。[45]
更强大的草原敌人正在迁徙中，但到了查士丁尼统治的时候，草原上的战士们已经不可逆转地失去了他们的战术优势。帝国军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战术革命，掌握了装备着强大的复合反射弓的射箭技术，同时还保持着剑术和长矛的近战格斗技能。即使他们的箭术不能与匈奴雇佣兵的最佳作战技术相提并论，但是拜占庭骑兵也不会再被轻易打败了。草原勇士也失去了大部分的作战优势，因为骑兵已经成为帝国军队的主力，他们采用了敏捷的战术，而单个骑手所缺乏的精湛骑术可以通过训练有素、具有凝聚力以及具有更大恢复力的部队来弥补。
当然，这也意味着，在对阵阿非利加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以及意大利的东哥特人时，帝国军队拥有战术和作战上的优势。阿兰战士主要是骑兵，汪达尔人和哥特人都是出色的战士和近距离作战的能手，他们完全有能力组织强大的远征，即使是在围攻技术上他们也毫不逊色，但现在他们都发现自己缺乏骑射能力和战斗机动性。身处那个时代的凯撒利亚的普罗科皮厄斯，记录了贝里萨里奥斯（Belisarios），这位查士丁尼的著名指挥官是如何解释他们之间的差距的：
实际上，所有的罗马人和罗马人的盟友，以及欧诺古尔人，都是很好的骑射手，但在哥特人当中却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因为他们的骑兵习惯于只使用长矛和剑，而他们的弓箭手则徒步，并在重型武装步兵的掩护下进入战场（以抵御骑兵的攻击）。因此，除非是在近距离的交战中，否则骑士们没有办法抵御使用弓箭的对手，他们会很容易被箭射中，并且被摧毁；至于那些步兵，他们永远也不能强大到向在马背上的人发出攻击。[46]
这只是战术而不是战略，但如果没有这个优势，查士丁尼也许不会开始他重新征服的计划，首先是在533～534年征战北非，然后从535年开始征战意大利。
现代历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他过于野心勃勃，他的征服使帝国过度扩张，在回顾历史时确实如此，但可能只是因为我们作为后人知晓了他不可预见的灾难。但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会认为查士丁尼是一个愚蠢，或者是非理性的、无法冷静考量的人。[47]拉文纳圣维塔莱教堂（San Vitale）著名的马赛克画中，查士丁尼认真地注视着我们，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他深谋远虑的野心而非精神上的狂热。
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帝国不可能在海上派遣出真正庞大的军队。在骑行可达的最大规模远征中，贝里萨里奥斯在533年的夏天率领大约1万步兵和8000名骑兵从君士坦丁堡出发，这些士兵由500艘运输船运送，运输船配备了3万名船员，同时有92艘战舰护航。[48]这当然是最令人震撼的无敌舰队，但18000名士兵并不足以对付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更不用说东哥特人了，他们的战斗力是由全意大利的资源所支撑的。
但是，如果依靠骑射兵在战术上和作战上的优势，就可以做到了。在上面所引段落的前几句中，贝里萨里奥斯自己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有骑射部队）大部分敌人都不会对罗马人造成伤害，即使他们数量极少。”[49]当然，这通常也需要制定一个成功的战地策略，当然需要出色的将才。查士丁尼麾下有诸多富有才华的战地指挥官为其服务，尤其是宦官纳西斯（Narses），他也许是更好的军事家，还有更著名的贝里萨里奥斯，一个拥有无数策略和巧思的人——时至今日，他仍被许多不识字的罗马人所纪念，因为他在537～538年的围困中设计出临时浮式磨坊，由台伯河（Tiber）的水流驱动，可以将玉米磨成粉末。
成功的策略通常会让成果翻倍，但是贝里萨里奥斯让它们成为拜占庭的专长，这些策略，还有他为避免自身消耗，系统并最大限度地对机动性的利用，使拜占庭人成为一个又一个世纪的军事专家。
在普罗科皮厄斯留下的关于贝里萨里奥斯与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作战的详细描述中，我们看到了记录者的崇拜之情，但他并没有回避对贝里萨里奥斯的批评，我们读到，贝里萨里奥斯总是愿意在更危险的路线上进行更长时间的行军，以避开敌人预期的行进方向，从而出现在敌人侧翼，或者更好地迂回到敌人的后方，我们读到，他是如何冒险选择了最危险的策略而不是直接攻击。为了以少胜多，他以高回报、高风险的策略和大胆的、出人意料的行动弥补了他部队规模较小的缺陷，奇袭是所有人都认可的成功的结果，但这确实是赌博。
一个例子就足够说明了。公元536年，在经历长达20天的围攻之后，贝里萨里奥斯成功地占领了那不勒斯，不是通过攻击它坚固的城墙，而是以一种结局可能很悲惨的冒险方式打击敌人而取胜。一名士兵仅仅是出于好奇，落入了通往那不勒斯的地下渡槽，在围城之初，那不勒斯的水流就被切断了。他继续探索，直至到达了一个太窄以至于无法使成年人通过的区域——这是一个可以继续穿过城墙进入城市的区域。当消息传到贝里萨里奥斯那里的时候，他立即悬赏士兵和他的同伴们一大笔钱，让他们安静地刮落岩石，将这条通道扩展得足够宽：
在夜幕降临时，他挑选了大约400人……他命令他们所有人都穿上盔甲，手持盾牌和刀剑，保持安静，直到他自己发出信号为止。他挑选了两名指挥官，命令他们带领400人潜入城市，为后方部队照亮前路。他派了两个善于使用小号的人，这样一旦他们进入城墙，就可以把城市搅得混乱，并通知他们自己的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也来到营地（他自己的主要部队中），命令军队保持清醒，并严阵以待。与此同时，他还在身边安排了一支大部队——一些他认为最勇敢的人。
此时需要警惕，因为“在前往城内的途中（穿过狭长、黑暗的隧道），超过一半的人因为感到危险而被吓退”。贝里萨里奥斯辱骂了他们并把他们成功地拉回隧道，为了保证进度，他派出了贝萨斯（Bessas），一名有着哥特血统的军官，可以向最近守卫塔上的哥特人喊话。这400人不得不一直在狭窄的渡槽里前进，直到他们最终到达一个没有顶的地方，从那里他们可以爬出来。然后，“他们朝城墙走去；他们杀了两个城楼里的卫兵，免得遭遇麻烦”。[50]
在那之后，贝里萨里奥斯派了经他挑选的人架起梯子爬上那些无人看守的城墙，没有付出什么昂贵的代价就征服了那不勒斯。如果这400人被敌人发现，他们将全军覆没——对于一支规模如此之小的远征军来说，他们并不是一支无足轻重的小分队，如果失去他们，贝里萨里奥斯将只剩下三百人来驻防那不勒斯，那里现在是罗马南部最大的城市。[51]
撇开战略不谈，主要是因为出色的箭术和战术，才使拜占庭军队能够击败数量更多的敌人。经历两场意大利的重大战役，拜占庭的权威得以重建，其中一场战役发生在552年的翁布里亚（Umbria），在弗拉米尼亚大道上的塔迪纳（Tadinae）或巴斯塔·盖洛伦（Busta Gallum）附近，另一场发生在554年那不勒斯附近的卡西里纳斯河畔[52]［Casilinus，现在的沃尔图诺（Volturno）］，当时纳西斯指挥的拜占庭军队囊括了由伦巴第人、赫鲁利人甚至波斯人组成的各种外国分遣队，但是，在两场战斗中，正是帝国军队的弓箭手们用威力巨大的致命箭术发动截击，从而在战争的关键阶段做出了重大贡献。
总而言之，军队的战术和作战优势是拜占庭在北非和意大利两大战场取胜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是与萨珊波斯的和平谈判，正如查士丁尼自己在一份关于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政府新法律的文本中所解释的那样：
我们做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并且进行了如此伟大的战争，因此上帝不仅赐予我们与波斯人达成和平，以及对汪达尔人、阿兰人和摩尔人（Moors）的征服，也使我们得以收复所有非洲和西西里岛的领土，但也激发了我们的希望，在罗马人将帝国的疆界扩展到两洋海岸之后，再一次将罗马人因疏忽而失去的其他国土统一，我们现在将在神圣的援助下，加速使这些国土恢复到更好的状态。[53]
但意大利很难恢复到更好的状态了（在米利厄斯整顿），与东哥特人的战争一直持续到552年，这场战争带来了许多破坏与变迁；568年，罗马的伦巴第人开始了新一轮的毁灭性战争，仅仅在查士丁尼565年逝世之后，无法预见的灾难便使他的所有战略计划都失效了。
图4 公元527～565年，查士丁尼在任时期的帝国
无论未来如何，查士丁尼几乎完全实现了他的雄心壮志，因为他的军队征服了北非，从突尼斯穿过沿海的阿尔及利亚，直到现在的摩洛哥北端，到达了大西洋，横跨海峡上伊比利亚半岛的沿海地区，即现在的西班牙东南部，到达所有的岛屿，巴利阿里群岛、科西嘉岛、撒丁岛、西西里岛，以及意大利全境。除了伊比利亚海岸和高卢的南部海岸外，没有任何敌对的海军力量存在，整个地中海又一次成为罗马帝国的自家内湖，没有任何可以与拜占庭海军抗衡的势力。这不是军事冒险家的成就，而是更广泛政治野心驱使下的军事实践。
在40多岁中年时成为皇帝的查士丁尼以精力充沛、绝顶聪明、超群出众、不受传统习俗束缚而出名——他认为可以随意地娶一个曾经是妓女的女人——他还拥有另外两个赋予他极大权力的条件：充裕的国库和知人善任的本领，从而使他能够发掘特别有才能的人来为他服务。所有这一切本可以使查士丁尼成为一个更成功的阿纳斯塔西奥斯，阿纳斯塔西奥斯在位27年，建造了大量的建筑，包括长城和要塞城市达拉（Dara），没有输过一场战争，统治期间实行减税，但据说在国库给他的继任者贾斯汀（Justin）留下了32万磅的黄金。[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