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查士丁尼有更大的目标。甚至在开始他的军事征服前，查士丁尼就把从哈德良（Hadrian）时代开始的所有现存宪法，皇帝制定的具备法律效力的帝国宣言，都编撰成了法典。狄奥多西二世也发表了一份法典，但它是不完整的，而《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s Code）在529年时已经出版了，这意味着他一即位就开始了这项工作，他把《狄奥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和另外两个非官方藏本中的所有内容都整理出来，并添加了他自己撰写的新法律，制成这本《查士丁尼法典》，共十二卷。法学家特里波里安（Tribonian）是查士丁尼任命的另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官员，负责此项工作，他同时还是《法学汇编》（Pandectae，Pandektes或Digesta）的主要作者，《法学汇编》是在《查士丁尼法典》之后出版的法学论文集，共55册，其中载有39名法律专家［尤其是著名的乌尔比安（Ulpian）和保罗斯（Paulus）］对于各种案件的法律意见。《法学汇编》由官方权威机构发行后，实际上就成了一部由法学家撰写的附加法典，与英国普通法的主体并无不同——除了这本汇编是由罗马人组织并参与编写的。特里波里安和他的同事们接下来出版了一部短得多的著作，四卷的《法学总论》（Institutiones），这是一本法律培训手册。公元534年，经过修改和补充，《查士丁尼法典》的新版本发行，同时也包括查士丁尼过渡期的法律，但在那之后，查士丁尼于565年逝世时，他的新法律《法令新编》（Novellae）被收集在一个独立汇编文本中，其中包含了168条法律，大部分是希腊的。
自16世纪以来，所有这些成果被称为《国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在那之前很久，11世纪末，它在意大利被重新发现，为博洛尼亚（Bologna）的法律研究和第一所真正的大学乃至西方法理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奠定了基础。在美国法庭上，也继续使用着未经翻译的拉丁语（如：sine die，nole prosecutere，ad litem，res judicata等），这象征着一种更深层次的延续：这些术语都来自《国法大全》的《法学汇编》。日本的商务法典中没有拉丁文，但有大量经由特里波里安整理而得的乌尔比安的论著，以及由此发源的欧洲法理。如果法学家有自己的神明，查士丁尼肯定会是他们的守护神，就像他和他的妻子狄奥多拉在每年10月14日都会被东正教徒纪念一样。
查士丁尼在公共事业领域的雄心壮志同样巨大且成功。普罗科皮厄斯写了一整本书，书名是《建筑》（Peri Ktismaton），描述了教堂、堡垒，以及查士丁尼建造或加固的其他一切建筑设施，尽管我们知道有的是其他皇帝的功劳，但是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下，帝国的许多地方都大规模重建了几十座堡垒和其他防御工事，单单是君士坦丁堡就建造或重修了39座教堂，其中包括巨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它巨大的浮式圆顶仍然令游客感到震惊，它的设计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教堂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再现。从普罗科皮厄斯关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详细描述中，我们了解到，查士丁尼亲自挑选了米利都的伊西多尔（Isidore）和拉勒斯的安特米乌斯（Anthemios）为他建造了一个全新的主教堂，运用数学工程方法计算细密配重穹顶的力学结构。[55]这位才华横溢的查士丁尼再一次找到了杰出人才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伊斯坦布尔的古迹仍然完整，这证明他是完全成功的，就像他在他那非同寻常并雄心勃勃的法学工程中获得的成就一样，主教堂的影响力在查士丁尼于565年逝世后依旧延续。
那么为什么查士丁尼的军事野心却有所不同呢？从简单的事实中，我们知道这些野心并不是不切实际的，就533年的海上远征而言，在到达阿非利加时，他们既没有遭遇海难，也没有被击败，因此，现在突尼斯和沿海的阿尔及利亚地区已经被查士丁尼顺理成章地征服了。征服意大利的东哥特人是一项艰巨得多的任务，始于公元前535年，但它也在540年5月由查士丁尼成功完成，那时贝里萨里奥斯的军队挺进了东哥特人的都城和拉文纳最后的避难所，接受了维蒂西斯（Witiges或Vitigis）国王以及他的妻子马西森塔（Mathesuentha）的投降。
正如上面提到的，现代历史学家解释说，查士丁尼的军事野心是不同的，因为其透支了帝国的维系能力。540年5月，在贝里萨里奥斯隆重结束意大利战争之后的一年，因为没有强大的军队驻扎在意大利实施控制，哥特人恢复实力再次发起战斗，并在托提拉（Totila）成为他们的国王后节节取胜。查士丁尼并没有为贝里萨里奥斯替换掉他弱小的军队，合理的解释是，因为他“害怕一个强大的将军会对他造成威胁”。[56]就连罗马也在546年的战争中沦陷了，这场战争持续到552年。由于萨珊波斯拒绝了“无限和平”条约，也在540年开启了与帝国的战争，这场战争断断续续，直到562年才结束，因此帝国不得不在两个非常分散的战线上维持着两场漫长而又规模很大的战争，这导致在559年，君士坦丁堡几乎没有任何军队来击退库特里格尔斯人和斯拉夫人的入侵。这显然是过度扩张的证据，而且预示着帝国无法捍卫达努比亚（Danubian）边境和巴尔干半岛，因此也无法在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侵略下守卫希腊。
因此，对过度扩张的控诉就是对战略不当的控诉，或者更简单地说，是缺乏普通的常识：查士丁尼登基时，同样需要与永远保持侵略性的萨珊波斯人作战，因此他必须知道，即便是和平时期，与萨珊波斯接壤的前线地带也必须像战时那样认真守卫。帝国的“北部前线”将需要军事力量支援，从达尔马提亚（Dalmatia）直到多瑙河，虽然这条前线在533年时没有受到攻击，但只要帝国的边境持续动荡，它迟早会再次遭受袭击。北方前线是帝国的主要防线，它保护了有价值的次多瑙河地区（sub-Danubian）直到亚得里亚海沿岸，掩护了希腊和色雷斯，还有君士坦丁堡本身。北部前线地区也为帝国军队提供了主要的战士招募基地，包括贝德里亚堡（Bederiana）附近的村庄，查士丁尼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他的婴儿时期，那时他仍是弗拉维·伯多禄·塞巴提乌斯。
为了发起超远距离的征讨，甚至为了征服阿非利加谷物富饶的土地和神圣的古罗马，却忽视了对帝国首都腹地的防卫，这显然是一种战略上的错误，一种愚蠢的想法——我们知道这不是查士丁尼本人的思想。
当然，历史是关于人类罪行和愚蠢的记录，而自533年以来，许多愚蠢的战争都已经开始了，那时候，可能查士丁尼确实忘记了要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的出生地和首都，但他也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危险思想的人。
但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部分证据与该段历史一样古老，另一部分则是非常新的解释——太新了，以至于还没有被纳入更广泛的针对查士丁尼及其战争的研究中，更不用说一般的历史了。[57]非常重要且全新的历史证据是很稀有的，那一定是幸运之神的降临。在这个例子中更是如此，即便证据本身既不是碑文、古钱币，也不是来自传统考古学，而是在骨骼和冰芯中的DNA中找寻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