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的瘟疫持续了4个月，瘟疫最强的时期持续了大约3个月。一开始，死亡人数只比正常情况多一点，然后死亡率逐步上升，每天的死亡人数达到5000人，又再一次上升到1万人，甚至更多。[59]
3个月，或者90天，如果瘟疫最严重的时期每天死5000人，最后总数就会达到45万；如果我们估计每天死亡1万人，总数就会达到90万，而普罗科皮厄斯提到的则是更高的日死亡率，由此推导出总数似乎是不可能的。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而不是辩论家，当代的研究者们通常认为他是值得信赖的，但在瘟疫的问题上，我们有两个理由来怀疑他的论述。首先，在一个没有统计数据的年代里，文本中的死亡率是没有经过详细考证的，此时对瘟疫进行印象上的评估会造成明显的误导——在美国，当艾滋病第一次引起广泛关注时，任何读过关于艾滋病相关资料的人，永远不会想到它对人口的影响是有限的。
第二个原因总是被人们反复引用，但随着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引入，对文本的研究获得了更大的共鸣。像任何聪明人一样，普罗科皮厄斯非常崇拜修昔底德（Thucydides），试图模仿他的用语方式，但后者距离普罗科皮厄斯的时代已经有一千年了。恰巧，修昔底德在他的第二本书中最为痛苦地描写了他那个时代的瘟疫，这显然是普罗科皮厄斯在他自己的第二本书中竭力模仿的方式，包括它的起源：“据说，这种疾病起源于埃及以外的埃塞俄比亚，又蔓延至埃及……然后，它突然袭击了比雷埃夫斯（Peiraeus）的居民。”然后是针对症状仔细的、非常详细的描述（“……人们被头上的强烈热气控制了……”）[60]这正是普罗科皮厄斯意图模仿的。因此，他的论述被我们视为一种文笔练习。[61]
当然，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流行且非常严重的疾病，不仅因为普罗科皮厄斯被研究者们深深信任，还因为其他所有现存和回顾的文献中都提到了这场大瘟疫，有些人描述了其细节。[62]
比如安提俄克的埃弗格瑞斯·斯科拉斯提斯（Evagrius Scholasticus），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律师，在大瘟疫爆发前一年，也就是540年就接受了初等教育，他的妻子、女儿、孙子，以及其他亲戚在后来的瘟疫爆发中去世，他自己却活了下来。约在593年，他撰写了《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其中“在第52年”描述了瘟疫的大流行。他从起源开始描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据说，这疾病是从埃塞俄比亚开始的。”然后他描述了症状：“……在某些情况下，它始于头部，眼睛充血，脸部肿胀……”[63]
受过良好教育的埃弗格瑞斯也明确提到了修昔底德，但较为客观的资料中也描述了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最著名的是《伪狄俄尼索斯的提拉玛赫尔编年史》（Pseudo-Dionysius of Tel-Mahre），在8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由叙利亚语，或者东部晚期的亚拉姆语写成，它保存了当时已丢失的资料，即一本关于大瘟疫的书，作者是以弗所的高级教士、历史学家约翰（John）。在885年塞琉西年（=543/544年）这一年，文中写道：“在查士丁尼大帝时代，整个世界都面临一场重大而可怕的瘟疫”，然后他悲叹道：
尸体被撕裂，在街上腐烂，没有人埋葬他们；
房子大大小小，美丽而诱人，突然变成了坟墓……
船在海中行驶，船上的水手们突然被袭击……船变成了坟墓……他们继续在海浪中漂流；
婚房里有打扮好的新娘，但突然间，那里只有毫无生气和可怕的尸体……
道路，变成了荒漠。[64]
然后，这部编年史的作者列出了帝国所有受影响的省份：埃及的所有省份和巴勒斯坦，远至红海、西里西亚（Cilicia）、米西亚（Mysia）、叙利亚、伊科尼姆［Iconium，科尼亚（Konya），安纳托利亚中部］、比特尼亚（Bithynia）、亚洲（安纳托利亚西部）、加拉蒂亚（Galatia）、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文本记录了从叙利亚到君士坦丁堡以外的色雷斯的一路上，“我们看到”的内容：
（村庄）……没有居民；
道路上的驿站（检查点，以及帝国信使服务的中转站）充满了黑暗和孤独，每个碰巧进入和离开的人都被吓得魂不守舍；
牲畜被抛弃，在山间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没有人将它们聚集在一起；
成群的绵羊、山羊、牛和猪，俨然成了野生动物……
我们从叙利亚到色雷斯路上经过的所有国家，都有充足的粮食，它们成熟，立得笔直，但没有人收割它们。[65]
这不仅仅是一种文笔上的模仿，而且是真正描述了一场每天有5000人或1万人死亡的灾难，就像普罗科皮厄斯所写的那样，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场瘟疫真的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杀死半个帝国的人口。如果这是真的，那也将是一场制度上的灾难：当有凝聚力的军队中一半的士兵都因瘟疫伤亡时，这些部队失去的不只是一半的战斗能力，而是全部，或者几乎全部。帝国军事系统中所有的组成部分，税务机构、中央行政机构、武器工场、补给仓库、建筑队伍、船队和舰队，以及陆军部队，都处在同样的困境中，人员中的幸存者更有可能因大瘟疫而四处逃散，或者需要照顾他们生病的家人，或者因休克而无法行动，或者被疾病削弱，或者仅仅是士气低落，因此50%的死亡率将导致50%以上的人丧失工作能力。
因此，这就是旧有的证据，如果这真的对人口结构造成了崩溃性的影响，那就可以直接解释为什么查士丁尼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军事能力从541年起急剧下降，并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他的宏伟计划。
但是，旧的证据不能成为决定性的证据，因为它缺乏可信的数字，在这个基础上它被否定。同样是历史案例，一位特别高产的现代历史学家更信赖以下文字：
由于普罗科皮厄斯和以弗所的约翰等同时代人的目击记录都具有图像化和情绪化的特点，受他们的影响，学术上的正统观念认为大瘟疫在罗马帝国国内造成了灾难性的、不可逆转的生命损失，可能多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巨大且残缺的城市中，损失甚至更多。最重要的是，它必须被正视为一种解释。[66]
换句话说，普罗科皮厄斯夸大其词了，夸张的意思是“可能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口”。在最新一期最权威的古代史研究调查中，主要的证据被提出——包括当时由于许多纳税人死亡而需要进行新的财政立法——但它意味着这仅仅是帝国面临的另一场灾难［“还有其他的灾难，特别是地震，其中一场地震摧毁了贝利图斯（Berytus）著名的法律学校”］，其后果是加倍的：“查士丁尼的困境是由于瘟疫的严重爆发而恶化的。”[67]
新的历史证据由两部分组成，绝对证明了普罗科皮厄斯是正确的：不仅爆发了一场瘟疫，也不仅是迎来了另一场紧随而至的灾难，而且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致命性疾病的大流行。
首先，200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包含了通过DNA分析得出的第一个明确证据，即查士丁尼时期的瘟疫是由剧毒且尤其致命的鼠疫耶尔森氏菌（Yersinia pestis）引发的，即黑死病。[68]这种疾病与修昔底德所叙述的瘟疫，甚至是那时任何已知的瘟疫，都完全不同。作为黑死病的介质病毒，鼠疫耶尔森氏菌再次出现在1344年前后的中国和1347年的欧洲时，有些之前残留的免疫效力可以发挥作用，但对于541年的帝国人民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病原体，因此考虑到人们普遍较弱的自然抵抗力，他们并没有获得免疫。
这使得病原体的毒性极强；也就是说，它导致患病的能力非常高；实际上，在541年被携带鼠疫耶尔森菌的跳蚤叮咬会造成感染，这当然不是当时人们所了解的那种病原体，因为当时许多人已经获得了对已知病原体的抗体。因此，与跳蚤接触的人有90%或更高的感染率，这在古代几乎意味着所有人。在幸存者中，查士丁尼患上了这种疾病，与我们的文献来源作者埃文古里斯一样。但传染性是一回事，杀伤力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显而易见，高传染性的疾病并不是非常致命的：普通的流感病毒几乎没有杀死多少患者。
但这个推断对541年的耶尔森氏鼠疫杆菌是不成立的，因为它对受影响的人群来说是全新的。相比较而言，由新的A/H5N1型病原体引发而在2003～2006年爆发的禽流感事件中，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其他10个国家累计感染了263人——换句话说，这一病原体的毒力非常低，考虑到在这些国家和其他地方有数百万人接触受感染的家禽。但是这种疾病的致死率确实很高：有158个被感染的人死亡了，这个比例是60%，是霍乱病平均致死率的60倍，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仍然是最大的杀手。当然，这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恐慌，尽管感染这种疾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能通过食用被感染动物的未熟部分或与它们交换体液受传染，或者是运气实在太糟糕了。
在541年的大瘟疫中，50%或以上的致死率与当代A/H5N1病毒的致死率一样高，因为这两种病毒都是全新的，人类没有获得免疫力。然而，对于严肃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他们认为，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率被夸大了，因为其他已知流行病的致死率低得多——但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死亡率甚至会比30%还要高。
第二种新的证据表明了可能发生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如今的气候学研究受到政治争论的影响，但是冰芯学研究表明，在过去的1万年里，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确实在上升。一位著名的气候学家最近提出了一种“人为的”解释，其中有许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即农业的滥伐（用耕种的田地取代了天然的绿色植被）和用以食用的畜群的增加，尤其是产出甲烷的牛，至少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些因素导致了二氧化碳水平的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冰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显示出历史上它的两次突然的大幅度下降，其中一项与大约541年的情况有关，它提供了当时出现的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崩溃的外部证据，人口崩溃导致大面积的开垦地重新成了自然草木，遭遗弃的牲畜被人们捕食——帝国领地中仍然有狼、熊、狮子和猎豹等兽群，以及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里海虎。[69]尽管气候证据比目前的考古证据更具有决定性，但后者得出的论断是完全一致的；最近的一个概述总结道：
在6世纪中叶之后，叙利亚农村和城市大部分地区开始于5世纪和6世纪初的居住地扩张突然结束。有证据表明，那个时期的房屋建设几乎停止了，尽管在农村地区，房屋的翻新和增加仍在继续。[70]
而在考古证据中，可以顺带一提的是，很容易就能解释那时候的新家庭是由经历瘟疫后幸存下来的家庭组成的。综合起来，新的生物证据和气候理论迫使我们重新评估查士丁尼和他的政策。他本可以在军事上取得成功，就像他在法律和建筑方面获得的成就一样。正是耶尔森氏鼠疫杆菌破坏了帝国，与那些受到较少影响的敌人相比，帝国的军事力量被大大削弱，因为敌人领地的城市化程度较低，或者因为他们的组织结构不那么有条理，因此更不容易受到体制崩溃的影响。
突然间，他们的防线无人看守——一座位于叙利亚和阿拉伯边境拜占庭军事据点中的铸币厂无故消失，这个史料长期以来均被研究者证实，即使被误解[71]——拜占庭的堡垒被抛弃，曾经繁荣的省份逐渐荒凉，他们的行政机构被严重削弱，帝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在那里，大草原和沙漠的游牧民族比帝国更受欢迎，而不那么城市化的波斯帝国也相对比较受欢迎。
然而，查士丁尼的继任者不会重蹈他的覆辙。他的野心是彻底摧毁阿非利加汪达尔人的势力，他已经成功了。因此，当土著部落开始从沙漠和奧雷斯山地（Aurès）的山丘上向拜占庭人发动袭击时，被征服的汪达尔民兵都没有来阻挡他们，更不用说被占统治地位的汪达尔人控制的附庸国了，所以负担沉重的帝国军队不得不与土著部落战斗。同样，当时帝国有好机会与意大利进行秘密谈判，而不是通过入侵和开启全面的战争来摧毁东哥特人的势力。如前所述，拜占庭军队于535年从重新征服的西西里岛登陆意大利之前，曾与西奥达哈德（Theodaha）国王进行秘密谈判；西奥达哈德可以维持自身作为附庸国的地位，或是向帝国割让土地，帝国每年得到86400索里迪——43200名穷人的收入总和。也许100000个索里迪就可以和帝国达成协议，或者令西奥达哈德在王权上继续做出妥协。查士丁尼的继任者会这么做，但他在瘟疫爆发前并没有这么做。
在这之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回到狄奥多西战略的胚胎时期，他的“外交”战略是建立在简单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权衡基础上的。在和平时期，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帝国的经济是异常高效的，它产生的税收收入可允许帝国向其侵略性的邻国支付巨额贡品，以维持它们之间的和平共处——因为无论如何，黄金会很快流回帝国内部，邻国人会购买那些他们渴望却不知道如何生产的商品。
公元前558年，在一名叫作扎波根（Zabergan）的领导人的带领下，庞特草原上的库特里格尔斯突厥人入侵了希腊，并接近君士坦丁堡，他们施展惯常的暴行，让阿加西亚斯·斯科拉斯提斯（Agathias Scholasticus）肆意放纵自己和其随从的恶行。（“那些出身良好的女人被残忍地掳走，承受了最惨痛的不幸，而牧师则被野蛮人肆无忌惮的欲望所折磨……”）[72]查士丁尼在贝里萨里奥斯（他53岁）退休时召回了他，让他领导仪式性的宫殿守卫部队，300名老兵和一群志愿者奉命去驱赶敌人，但后来他们采取了更果断的行动：
这一次，查士丁尼向桑迪尔克（Sandilkh）施压，他是乌特里格尔斯人（Utrigurs，另一个突厥部落）部落的首领。查士丁尼不断地试图激起他的愤怒，以对抗扎波根，并派遣了一大批使者，尝试用各种手段来激怒他……查士丁尼在给桑迪尔克的消息中补充说，如果他摧毁了库特里格尔斯人，皇帝就会每年都给他贡品——之前由罗马帝国付给扎波根的贡品。因此，希望与罗马人友好相处的桑迪尔克回答说，彻底摧毁一个部落的同胞是不神圣的，完全不合适的，“因为他们不仅会说我们的语言，住在像我们这样的帐篷里，而且穿得和我们一样，像我们一样生活，即使他们追随其他领导人，他们还是我们的亲戚（奥古尔突厥人）。但不管怎样，我们将会剥夺他们骑兵的能力，并将他们的马匹据为己有，没有了坐骑，他们也就无法掠夺罗马人了”。这是查士丁尼要求他做的。[73]
发动战争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拜占庭人在战术上和操作上都会很成功，但即使他们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他们能唯一肯定的结果就是将为这个胜利付出代价，而好处只会是暂时的，因为一个敌人的灭亡只会给另一个敌人让出空间。提奥非勒·西莫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是在查士丁尼之后出生的一代，他生前曾亲眼看到了萨珊波斯的毁灭和伊斯兰军队的兴起。在波斯派往觐见莫里斯皇帝的特使的演讲中，他插入了这一论断。这位特使辩称，如果波斯的力量完全被摧毁，罗马将不会受益：
一个单一的君主制国家不可能接受天地万物的无数次关怀……因为世界上神圣和主要的规则永远不可能得到统一……因此，即使波斯人被剥夺了权力，他们的权力也会立即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如同马其顿人疯狂且不合理的野心：亚历山大……他试图将世俗世界征服统一。但是，在更早之前，世界又一次分裂，由多个暴政领导，可以这么说……因此，如果波斯人被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并将掌握的权力传递给另一个国家，那么罗马将会面对什么呢？[74]
很难想象，在没有新战略的情况下，帝国如何能够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克服严重的内部危机和毁灭性的入侵。通过强化被大为减弱的军力而重新获得力量，通过将军事力量与说服的手段和技巧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与自身不相称的力量。而说服的手段和技巧即外交的本质，我们现在就开始讲述。
[1] 综述参见A.D. Lee，“The Eastern Empire：Theodosius to Anastasius” （2001），pp.34ff。
[2] R.C. Blockley，East Roman Foreign Policy （1992），from p.56.
[3] C.Toumanoff，“Armenia and Georgia” （1966），pp.593ff.
[4]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et al.（1997）（hereafter cited as Theophanes），no.82，AM 5906，p.128.
[5] 参见Averil Cameron，“Vandal and Byzantine Africa” （2001），pp.553ff。
[6] 马塞里努斯·科梅斯是一位6世纪的编年史家。——译者注
[7] 马塞里努斯·科梅斯在他的《编年史》中记录了每一组双执政官任期内发生的要事，在The chronicle of Marcellinus Comes：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Sydney：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1995）中，布赖恩·克罗克（Brian Croke）将当年的9月1日至次年的8月31日这一段时间译为一个“小纪（indiction）”。——译者注
[8] Marcellinus Comes，trans. Brian Coke （1995）（hereafter cited as Marcellinus Comes），p.17.
[9] Theophanes，no.101，AM 5941，p.157.
[10] Theophanes，no.103，AM 5942，p.159。
[11] Liber Pontificalis，47.6，in Raymond Davis，trans.，The Book of Pontiffs （1989），p.39.
[12] Otto J.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 （1973），p.125.
[13] 在浩瀚的文献中，可参见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1994），from p.69，论述“游牧经济的非自给自足。”
[14]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gentium ad Romanos，3，in R.C. Blockley，The 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1983），pp.2：237-239.
[15] E.A. Thompson，The Huns （1996），p.214.
[16]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6，in Blockley，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p.2：423.
[17] Paul Stephenson纠正了我的误解；私人通信，2008年2月16日。
[18] See John ［F.］ Haldon，“Blood and Ink：Some Observations on Byzantine Attitudes towards Warfare and Diplomacy” （1992），from p.281.
[19] 在浩瀚的文献中，相关研究参见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1973），from p.1：608。
[20] Prokopios，History of the Wars （hereafter cited as Wars）：The Persian War，bk.1，i，8-15，in H.B. Dewing，ed. and trans.，Procopius （1962-1978），pp.1：6-7.
[21] 对于“前阿瓦尔人”来源的考据（in Theophylact Siimocatta from Ⅶ.7.10，which reads as a romanced version of Menander’s fragment 19.1）缺乏兴趣；参见Peter B. Golde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1992），pp.109ff. 戈尔登教授的口头意思更明确，October 23，2003，关于阿瓦尔人与柔然人之间的联系。参见Walter Pohl，Die Awaren （2002），p.158。
[22]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gentium ad Romanos，1，in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trans. R.C. Blockley （1985），p.49.
[23] 希腊语中的乌尔古人（Outrigouroi），源自Utur、Otur、Oghur=the thirty Oghurs——氏族或部落；还有屈突人（Koutrigouroi），源自Quturghur、Toqur、Oghur=库提格尔人（the nine Oghurs）；来自2008年4月15日与戈尔登教授的私下沟通。
[24]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 （1986），bk.8，3.2-6，p.212.
[25] 可参见Walter Emil Kaegi Jr.，“The Contribution of Archery to the Turkish Conquest of Anatolia” （2007），pp.237-267。
[26] See Nike Koutrakou，“Diplomacy and Espionage：Their Role in Byzantine Foreign Relations，8-10th Centuries” （2007），p.137，reprinted from Graeco-Arabica pp.6：125-144.
[27] Anecdota，bk.ⅩⅩⅩ，12-16，in Dewing，ed. and trans.，Procopius （1969），pp.6：351-353.
[28] “当 Chrysaphius 要求黄金（为了他的任命）时，Flavian 送给他祭祀容器来羞辱他。”参见 Michael Whitby，tran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 （2000），bk.II，2，p.61.
[29]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gentium ad Romanos，5，in Blockley，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p.2：245.
[30] 在AM 5940，paras.98-100. Theophanes，pp.153-155中，好战的西奥芬尼斯描述了克里普希亚斯的技艺。
[31]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3，in Blockley，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pp.2：255.伊朗同时代后国王时期的野蛮人很少被驯化。
[32]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3，in Blockley，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p.2：295.
[33] Cyril Mango，“The Water Supply of Constantinople” （1995），p.13.
[34] Cyril Mango，“The Water Supply of Constantinople” （1995），p.16.
[35] J. Durliat，“L’approvisionnement de Constantinople” （1995），p.20.
[36] G［ilbert］ Dagron，“Poissons，pêcheurs et poissonniers de Constantinople” （1995），p.59；戴克里先时期帝国的鱼类价格（毫无疑问超过了）每磅优质鲜鱼24铜币（denarius）。
[37] 最近整理的文献，可参见John H.Pryor and Elizabeth M.Jeffreys，The Age of the Dromon：The Byzantine Navy ca.500-1204（2006）；稍早一些的文献是 Hélène Ahrweiler的Byzance et la Mer：La marine de guerre，la politique et les institutions maritimes de Byzance aux VIIe-XVe siecles（1966）.
[38] 上至国王，下至贫民，罗马帝国全国都热衷于战车竞赛（chariotracing），因支持的车队和社会阶层的不同，竞技迷们分为红色、白色、蓝色和绿色四大阵营。——译者注
[39] Marcellinus Comes，p.19.
[40] 为了纠正常见的误解，可参考Paul E. Chevedden，“Artillery in Late Antiquity” （1999），pp.131-173。
[41] J.F. Haldon，“Strategies of Defence，Problems of Security：The Garrisons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Middle Byzantine Period” （1995） p.146.
[42] S.v. “Long Wall，”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ed. Alexander P.Kazhdan et al. （1991），p.2：1250. Also J.G. Crow，“The Long Walls of Thrace” （1995），pp.109ff.相当部分的城墙幸存下来，参见James Crow，Alessandra Ricci，and Richard Bayliss，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nastasian Wall Project，at http：//longwalls.ncl.ac.uk/AnastasianWall.htm。
[43] Bk.III，38，in Whitby，Evagrius Scholasticus，p.183.
[44] Novel 26，De Praetore Thraciae：Praefatio：“In Longo enim muro duos quosdam sedere vicarios.”州长（vicars），实际上是大区副总督（prefects）；可参考http：//web.upmf-grenoble.fr/Haiti/Cours/Ak/Corpus/Novellae.htm。
[45] 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pp.98-100；以及与戈尔登教授的私人通信，2008年3月23日。
[46] Prokopios，Wars，bk.V，xxvii，27-29，in Dewing，Procopius，p.3：261.
[47] 比较Averil Cameron的评价，“Justin I and Justinian” （2001），pp.67ff. （I wrote the above before reading Cameron.）
[48] Prokopios，Wars，bk.3，XI，2，in Dewing，Procopius，from p.2：101.
[49] Prokopios，Wars，bk.5，ⅩⅩⅦ，27，p.3：261.
[50] Prokopios，Wars，bk.5，9，12，from p.3：87.
[51] Prokopios，Wars，bk.5，14，1，2，pp.3：141，142.
[52] John Haldon，The Byzantine Wars：Battles and Campaigns of the Byzantine Era （2001），pp.37-44.
[53] Novel 30，De Proconsule Cappadociae，chap.XI.2.
[54] 关于长城和达拉，参见下文。关于320000磅黄金，还可参见Anecdota，bk. 19，7，in Dewing，Procopius，p.6：229。
[55] Buildings，from bk.1，1，24，in Dewing，Procopius，from p.7：11.
[56] John Moorhead，“The Byzantines in the West in the Sixth Century”（2005），p.127.
[57] 不仅是Halsall最近的Barbarian Migrations and the Roman West，376-568（2007），写到瘟疫只不过是“侵蚀士气”（p.504）。还参见Lester K.Little，ed.，Plague and the End of Antiquity：The Pandemic of 541-750（2006）.
[58] Dewing，Procopius，pp.1：451-465.
[59] Dewing，Procopius，p.1：465.
[60] Chaps.48 and 49，in Charles Forster Smith，ed.，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1951），pp.1：343，345.
[61] Notably by J. Durliat，“La peste du VIme siècle，pour un nouvel examen de sources byzantins” （1989），pp.107-119.历史背景可参见 Lester K.Little，“Life and After life of the First Plague Pandemic”（2006），pp.3-32；on Durliat，see p.17.
[62] 可参见P. Allen，“The ‘Justinianic’ Plague” （1979），pp.5-20。
[63] Whitby，Evagrius Scholasticus，pp.229-231.
[64] Pseudo-Dionysius of Tel-Mahre：Chronicle，Known Also as the Chronicle of Zuqnin，pt.3，trans. Witold Witakowski （1996），pp.74-75.
[65] Pseudo-Dionysius of Tel-Mahre：Chronicle，Known Also as the Chronicle of Zuqnin，pt.3，trans. Witold Witakowski （1996），pp.80-81.
[66] Michael Whitby，“Recruitment in Roman Armies from Justinian to Heraclius （c.565-615）” （1995），p.93.
[67] Cameron，“Justin I and Justinian，” pp.76，77，order reversed.
[68] 一种类似Orientalis的生物变型：参见I.Wiechmann and G. Grupe，“Detection of Yersinia pestis in Two Early Medieval Skeletal Finds from Aschheim （Upper Bavaria，6th century A.D.）” （2005），pp.48-55.早期曾预测生物变型是antiqua（因541年的瘟疫而得名），持续存在但低致命。
[69] 根据William F.Ruddiman，“The 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era began thousands of years ago”：http：//courses.eas.ualberta.ca/eas457/Ruddiman2003.pdf.另见Real Climate 中的论述，2005年12月5日，“Debate over the Early Anthropogenic Hypothesis，” at http：//www.realclimate.org/index.php/archives/2005/12/early-anthropocenehyppothesis/. 考虑到掠夺行为，安纳托利亚的最后一只狮子于1870年被杀；最后一只里海虎于1959年被杀；只有少量的非洲猎豹幸存。
[70] Hugh N.Kennedy，“Justinianic Plague in Syria and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2006），p.95.
[71] Richard Alston，“Managing the Frontiers：Supplying the Frontier Troops in the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2002），p.417，writes that in Anecdota xxiv，12，Prokopios 是恶毒（真）且夸大其词（假）的。
[72] Agathias Scholasticus，Histories V.2.J.B. Bury （born 1861），我们快乐地依靠着他，就必须让他的精神振奋起来——这是本书最长的引文，来自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From the Death of Th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1958），p.2：305.
[73]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1，lines 13-30，in Blockley，History of Menander，pp.43-45. 关于库特里格尔斯人和乌特里格尔斯人的论述，可参见 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pp.98-100.
[74] Bk.IV，13.7-13，in Whitby and Whitby，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 （1986），pp.121-122. See Walter E.Kaegi，Byzantium and 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 （1992），p.32.
第二部分 拜占庭外交：神话与方法
就像大多数神话一样，拜占庭外交的神话——极其狡猾，惯于奸诈，有时让人迷失在其曲折的阴谋之中——这是一个围绕真理核心的故事。[1]首先，现在所理解的外交在当时还不存在。不值一提的是，在1681年的《古文献学辨伪论》（De Re Diplomatica）中，本笃会的僧侣多姆·让·马比伦（Dom Jean Mabillon）创造了这个词，用来描述对条约文件的审查，以确定它们的来源、意义和真实性。[2]基于对国际条约的审查，马比伦书中的“外交”（diplomatia）一词——我们所谓的“外交”（diplomacy），获得了它现在的意义，包含了所有国家之间的交流，尤其是驻外国大使的存在，这反过来需要一些类似于外交事务秘书处的机构来解读和回应大使们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