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的又一项发明，他们的国家或地区直到15世纪中叶都例行地互派大使；第一个有文件记载的驻地特使是在1341年，即曼托瓦（Mantova）统治者路易吉·冈萨加（Luigi Gonzaga）派去巴伐利亚神圣罗马皇帝路易斯廷前的特使。意大利的环境既有利于也需要驻地大使这一创新实践。佛罗伦萨的绅士们可以在罗马教皇廷前与意大利的同胞们相处得很好，在米兰驻地的威尼斯特使只需要一个可靠的信使在城市间来回穿梭即可，他们一周内就能得到答复，因此，设置驻地大使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而且，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也威胁着意大利各国，危险的敌人们只需步行一天时间即可到达意大利，他们需要及时的信息来应对敌人态度上的每一次转变，这使得常驻大使特别有用。
拜占庭帝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除了最后几年它作为奥斯曼的附属国才得以生存的时期，大多数时候，没有朋友或敌人可以轻易地到达拜占庭。相反，它常常不得不与那些没有共同语言或习俗的遥远国家打交道，包括那些仍在迁徙的草原部落。即便有一个可以供皇帝特使常驻的首都，他同样既不能期待与当地的精英们融合在一起，从内部监视敌人的情绪和决策，也无法做到及时向帝国报告他的发现。与常驻相反，拜占庭的特使们不得不去游历，有时还得去很远的地方。
[1] 有关概述，请参见Alexander Kazhdan，“The Notion of Byzantine Diplomacy，” p.17，and Jonathan Shepard，“Byzantine Diplomacy，AD 800-1204：Means and Ends，” pp.42-45，还有Shepard and Franklin，Byzantine Diplomacy （1992）。
[2] 巧合的是，Mabillon （1632～1707）是早期拜占庭研究最伟大的学者Du Cange （1610～1688）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