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极端的“长途外交”的例子，但这次外交行动碰巧在半个世纪后被证明是最重要的，泽马乔斯（Zemarchos）负责了三年的任务，即作为皇帝贾斯汀二世（Justin Ⅱ，565～578年在位）的特使，出访草原上的施特米汗国的可汗雅布胡（Yabghu qagan ishtemi），在我们的希腊文献来源中，他被称作西扎布尔（Khaganos Sizaboul或Silziboulos）。“Khaganos”是希腊语中“可汗的可汗”的意思（可汗是Khans或qans），而施特米汗国是突厥汗国西部地区的统治者，这是一个非常新但已经非常庞大的草原帝国，经常被错误地描述为“角”（Kok）或“蓝色”土耳其，这其实是运用了突厥语中四个方向的颜色代码来称呼它（白色是西方，因此是白俄罗斯，等等）。[1]自552年以来，当这些早期的土耳其人开始反抗蒙古利亚的柔然人（Jou-jan或Ruan-ruan）统治者的时候，他们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当泽马乔斯到达他们那里的时候，他们已经越过了中亚，吞噬了数十个游牧部落和定居于河谷和绿洲城市的族群。
就像早期和后来欧亚大草原上配备着健壮马匹和强大复合弓的骑手一样，战术效力上升为战略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富有魅力和手段的酋长可以统一部族、部落和民族，不让他们互相争斗。很明显的是，在中国的记载中，领导了552年叛乱的阿史那吐务（T’u-wu）和他的儿子伊利可汗阿史那土门（Bumin，T’u-men）（即第二位区域可汗）都有着出色的领导能力，因为父子二人迅速将曾是奴隶的柔然人提升为大草原帝国的统治阶级，并征服了萨布尔人（Sabirs）、乌提格尔人、库特里格斯人、奥古尔人和欧诺古尔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成为独立势力，或对拜占庭保持敌意，或对拜占庭显示友好，而更常见的是两者都存在。施特米汗国的雅布胡可汗是伊利可汗阿史那土门的兄弟。
这是政治上的变数。不变的军事因素是，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草原上的骑射手在对抗不那么敏捷的敌人的时候优势明显，他们的第一次入侵尤其让平民受到惊吓。这是有用的，因为受惊吓的平民会为了避免遭到大屠杀或至少是无限的暴政而恳求、施压或迫使城市统治者与敌人谈判乞降。这就是游牧民族征服坚固城池的方式，他们甚至不用去认真围攻，这也正是突厥汗国征服丝绸之路沿线中亚城市的方式。
在中亚到东北亚所有崛起的大草原帝国中，这次出现的突厥汗国是最大的，其地位直到6个世纪后才被蒙古的出现所取代，这一段历史插曲开创了一个新的联盟关系，它将在下一个世纪的赫拉克勒斯皇帝统治时期拯救拜占庭帝国。突厥汗国在西部的扩张不可避免地与萨珊波斯帝国在其北部跨越边境阿姆河（Amu Darya，奥克苏斯河）的前哨基地发生了摩擦。在他们早期的合作失败后，雅布胡可汗或“西扎布尔”派遣特使团到君士坦丁堡“带去问候，贵重的生丝礼物和一封信”。特使们为帝国提供了直接的丝绸销售渠道，可以绕过萨珊波斯的领土、关税，以及中间人，“特使列举出臣服于突厥的部落，并提出要与皇帝保持和平以及建立攻防联盟”——含蓄地暗示联合对抗萨珊波斯人。[2]
丝绸买卖已经不再有巨大利益——当地人已经在帝国内部开始生产了。另外，联盟是最大可能的利益所在。萨珊波斯是帝国侵略者中唯一与其实力相当甚至实力更强的国家。因此，在7世纪其被毁灭之前，遏制它一直是拜占庭战略中的优先事项，并且这是泽马乔斯在569年8月给“西扎布尔”送去的最受欢迎的提议。[3]
这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旅程，我们不知道它的具体路线，但我们知道这条路线穿过了苏吉人（Sodgians）的土地，其领土以现代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为中心。按照这条路线，泽马乔斯和他的卫兵、仆人必须从黑海遥远的另一侧，穿过现在的俄罗斯南部、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西部才能到达，这一路线超过2000英里，但在陆地上的距离远不止这些。从那里开始，仍旧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直线距离约1000英里，之后才能到达西扎布尔的所在地，该地区位于现今中国、哈萨克斯坦、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的边界，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希腊文中译为“金山”，但很可能是Aq Tag或“白山”）的山谷中，也可能是位于更南边的、中国新疆准噶尔地区的特克斯河谷（Tekes river valley）。[4]
我们唯一的消息来源梅南窦，记载了一件泽马乔斯前往Aq Tag途中发生的事件，这件事似乎令泽马乔斯惊慌，却让我们备受鼓舞，因为这无疑证明了，发生在最偏远异国土地上的这件大事确实是真实的：
泽马乔斯遇到了其他一些部落，他们说，他们是恶兆的驱除者，并走到泽马乔斯和他的同伴们跟前。他们把随身携带的所有行李都放在地上。然后他们放火烧树枝……反复地吟唱着些粗俗的句子。用铃铛和鼓发出噪音，在行李上方摇晃……当大树枝在火焰中噼啪作响的时候，他们陷入了疯狂，就像疯子一样，以为自己正在赶走邪恶的灵魂。[5]
这是确凿的证据，表明泽马乔斯一行人确实走得很远，因为这些是现在蒙古地区仍然会举行的萨满仪式，我们在梅南窦的叙述中就可以得到确认；这些文字也不可能是从希罗多德（Herodotus）或其他我们所知道的文字作品中复制过来的。显然，泽马乔斯在他的书面报告中描述了这一插曲，因为随手记录关于不同民族的情况对于拜占庭特使来说已经是常规的操作程序了。
泽马乔斯在一个帐篷里见到了坐在金色宝座上的西扎布尔，在呈递了请求建立军事同盟的传统礼物后，他希望得到西扎布尔的肯定回应。突厥人的作战优势可以与拜占庭有组织的军队和攻城工具配合起来大规模运用，但其最基本的组成元素是一群骑射手，这些骑射手可以在瞬间向敌人发动突袭，或大或小。西扎布尔确实这么做了，以最切实可行的方式，立即确认了与拜占庭的新联盟关系：
他决定，在与波斯人作战的过程中，泽马乔斯和20名追随者以及其他随从应该陪伴着他。在行军途中，他们在一个叫塔拉斯（Talas，在哈萨克斯坦南部詹比尔地区同名的塔拉斯河后方）的地方安营扎寨，一位波斯的特使来会见西扎布尔。他（西扎布尔）邀请了罗马和波斯使者与他共进晚餐。当他们（罗马特使）到达时，西扎布尔给予罗马人更大的尊重。而且，他对波斯特使……做出了激烈的指责……[6]
这导致了一场激烈的争执——也确实是预期的结果——在西扎布尔准备进攻波斯人的时候，泽马乔斯被西扎布尔送回了家。
再一次强调，我们不能确定这条路线的具体情况——当梅南窦写到一条“巨大的、宽阔的湖”的时候，我们可以推断它是咸海或者里海——但这确实是一次非常危险的，而且相当漫长的旅程。在大草原上，当拜占庭人的行进路线超出了西扎布尔的势力范围，潜在的敌对势力就会出现。当他们恰好在萨珊波斯帝国的北部边界上行进时，泽马乔斯和他的同伴们暴露在被派去专门抓捕他们的波斯入侵者的视线中——事实上，梅南窦记录道，泽马乔斯曾一度警惕波斯的伏击。因此，他派了10名搬运工在既定的路线上运送丝绸，假装他将紧随其后。其实，他选择了另一条路，绕过了他认为波斯人正等着伏击他的地方。
直到他到达黑海海岸，泽马乔斯才回到了既定的行进路线上，这条路线由梅南窦精确地描述出来：“他乘船去了‘佛西斯河’（River Phasis，今格鲁尼亚的里奥尼），然后换乘去了特拉佩祖斯（Trapezus，今土耳其的特拉布宗），他借用（马驿站）的资源前往拜占庭，觐见皇帝，把一切都告诉了他。”[7]显然泽马乔斯编辑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梅南窦能够予以参考并形成自己的文字。
如上所述，泽马乔斯前往阿尔泰或王庭三弥山（Yulduz）的远行——无论是哪一个目的地，往返的直线距离都在5000英里左右，包括陆上和海上的路线，需要跋涉的真实距离或许是这个距离的两倍——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与外国统治者地理距离太远确实是拜占庭面临的常事，因此建立驻地大使馆是不合实际的。
因此，帝国既没有建立一支职业外交官队伍，也没有成立管理外交事务的相应机构，就不足为奇了。既是廷前官员、士兵——泽马乔斯是帝国非常资深的东部元帅（magister militum per orientem）——学者、官僚和教士都在不同的时间被派去与外国统治者谈判。然而，他们的地位是有区别的：被派往萨珊波斯的使节总是拥有最高的行政级别，即杰出者（Illustris）[8]，而与阿提拉谈判的马克西米纳斯地位较低，是显赫者（Spectabiles）。[9]
尽管外交官不是一种专属职业，但一部6世纪的文献显示，他们仍需要经历一些选拔和训练。关于选拔环节，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
我们派出的使者应该都是虔诚的人，他们从未因任何罪行或公开谴责而受到判罚。他们应该天资聪颖，对公众的热情足以让他们去冒生命危险。他们应该积极地履行他们的使命，而不是被迫。
文中建议应采取的具体态度：
使节们应当表现出亲切、真正高尚的风度，并慷慨地运用他们的权力。他们应该尊重自己的国家和敌人的利益，决不轻蔑以对。
这是一个必要的警告：在公元6世纪，与君士坦丁堡相比，拜占庭使节所能访问的任何地方几乎都是极度落后的，或者只剩下早期辉煌的残余。
最有趣的建议是在最后：“使节被派去执行任务之前，通常会对他进行测试，一系列的问题展现在他的面前，他需要回答，在各种假设的情况下，他将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用现代的语言来说，这就是以场景为基础的角色模拟。[10]
拜占庭的使者们每次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执行任务——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是在最熟悉的地中海地区，几乎所有出海航行也都需要赌运气，而从陆路前往任何不与帝国接壤的国家都是危险的。亘古不变的逻辑表明，最好要与跟邻邦敌国关系不友好的邻邦建立联盟关系，这意味着，君士坦丁堡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任何领土，或是拜占庭的任何潜在盟友，都有可能对拜占庭使节怀有敌意。另外，如果介于两方之间的领土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在现今是一种罕见的情况——我们可以用“失败国家”一词来形容它们，但这在古代却更为常见，因此那时特使的护卫将不得不与凶猛的部落、掠夺成性的游牧民族以及游手好闲的流浪者们进行斗争。
罗马以西的欧洲在5世纪初被侵占；编年史《阿基坦大区的繁荣》（Prosper of Aquitaine）的旧版本记载了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406年12月31日新年前夜穿越冰冻的莱茵河的历史，（Wandali et Halani Gallias traiecto Rheno ingressi Ⅱ k. Jan）。[11]但是，那时候苏维汇人也和他们在一起，还有更多的哥特人和法兰克人，他们已经进入帝国支离破碎的边疆。由于几个大国和势力集团已经取代了帝国的地位，因此，那时候使节的往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考虑到那个时代的地缘环境相当不安全，这种外交确实是英雄主义式的，有时也会得到人们的颂扬。康斯坦提乌斯所著的圣徒言行录《欧塞尔世系》（Germanus of Auxerre）中描述了未来的圣徒是如何劝阻戈阿尔（Goar）的，戈阿尔是来自伊朗的，罕见的阿兰骑兵中“最凶猛的国王”：
部队已经进发，铁衣骑士们占据了整个战线，然而我们的牧师……他亲自到了国王那里……站在全副武装的将军面前，将军的追随者们簇拥着他。牧师通过一名翻译，向将军发出恳求的祈祷，接着开始斥责阻拦他的人；最后，将军伸出手，抓住缰绳，使整个军队停住了。[12]
虽然圣徒在这件事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但那些只剩下可供贸易之黄金，或者拥有罗马残余驻军力量，或者是那些有意愿与之战斗的其他盟友，也可以通过出让极少的土地或贡品的方式，驯服新崛起的势力，维持新的权力平衡。
马库斯·马西利乌斯·弗拉维尤斯·埃帕奇乌斯·阿维图斯（Marcus Maecilius Flavius Eparchius Avitus）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是一个富有的地主，来自高卢的贵族，甚至在公元455年当过一年的皇帝。他用书信的方式成功地与图卢兹的哥特人进行了谈判，他诗兴大发的女婿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对此颂扬道：“他的书信驯服了一个野蛮的国王……未来的国家和人民会相信吗？那封罗马书信收回了野蛮人所征服的一切。”[13]当阿维图斯试图从皮亚琴察（Piacenza）逃回他的高卢别墅时，他将死在路上，因为在维护良好、戒备森严的高速公路上，曾经安全的旅程已经变成了危机四伏的冒险。
同样，拜占庭特使只有在有组织的国家领土内才是安全的，即使是在极端敌对势力的领土内，也不例外。因为那时，特使的绝对豁免原则已经具备了权威，几乎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重，即使是众所周知的残暴国家也是如此。正如我们所见，匈奴王阿提拉所采用的战略使他需要频繁地与广大范围内的所有国家互派使节，他完全遵守派遣和接待特使的规范，即使是在极度挑衅的情况下也不例外，甚至是克里普希亚斯（Chrysaphius）试图刺杀他。
那时，绝对豁免的原则已经建立得很好了，但东罗马史家梅南窦也注意到，实际上，很明显的是，最凶狠的野蛮人仍然无法遵守这些绝对豁免原则。他叙述道，可能是当时仍在黑海北部的庞特草原上的斯拉夫安塔人，还有库特里格尔斯人不友好的邻居，都被阿瓦尔人“洗劫和掠夺”；他们派遣梅赞（Mezamer）——这显然是他们的首席作战领袖——作为一名特使前去赎回战俘，并寻求与他们达成一项可能的协议。看起来，梅赞并不像一名特使那样具备该有的“和蔼可亲”品质：
梅赞嗓门大，也是个吹嘘者，当他来到阿瓦尔人那里时，他言语傲慢且非常鲁莽。（一个）库特里格尔斯人是阿瓦尔人的朋友，并主张对安塔人采取非常敌对的政策，当他听到梅赞讲话的方式比特使应有的态度更为傲慢的时候，他对可汗（Khagan，最高统治者）说：“这个人是所有安塔人中最强硬的，他能够抵抗任何敌人。杀了他，你就能毫无畏惧地占领敌人的土地了。”在这一劝说下，阿瓦尔人杀死了梅赞，完全蔑视特使赦免权原则，也不考虑法律。[14]
那是“国际法”，即“国家”之间的法律，它不是罗马人制定的法律，而是国家间的习惯法，它跨越了拜占庭-萨珊波斯的领土范围及其周围环境，但是并未得到突厥汗国或阿瓦尔人的认可。他们遵循的是好客原则，这些不同的原则在仅存的贝都因游牧民族，以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普什图人（Pathans，或Pashtuns）那里，在他们尤其著名的《普什图瓦里法典》（Pashtunwali，该书在管理类事务的研究中备受尊崇，却无视包括所有妇女、非战士在内的人应有的尊严）的指导下，至今仍在实行。在好客原则下，要为那些前来拜访的人提供热情好客的服务——限于在非正式接待时期，其义务包括保护客人免受危险，如果必要的话，要为他而战，为他而死。
这就是为什么在公元558年或560年，阿瓦尔人派出一个代表团去君士坦丁堡时，他们是在阿兰人的帮助下这样做的：
他们来到阿兰人那里，请求阿兰人的领袖萨洛尼乌斯（Saronius）将他们带到罗马人面前。萨洛尼乌斯告知了曼努斯的儿子贾斯汀，当时他是拉齐卡的将军，贾斯汀告诉查士丁尼，皇帝（查士丁尼）命令将军（贾斯汀）把这个（国家）的使节送到拜占庭。[15]
阿兰人在思想中已经认可了保护使节的绝对义务，他们认为拜占庭人不会因为他们与阿瓦尔人的友好关系而杀害或伤害他们——这就是为什么特使卡迪克（Kandikh）可以居住在帝国宫殿内，这对一个生活在帐篷里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荣耀，尽管如此，他们仍会嚣张地自吹自擂并威胁拜占庭人。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阿瓦尔人知道他们的特使不需要阿兰人或其他人的保护，因为特使受到绝对外交豁免权的保护。两代人之后，在有充分的机会了解外交豁免权这项法律之后，他们仍然不尊重这一法律。623年6月，当阿瓦尔人的可汗要在色雷斯与赫拉克勒斯皇帝举行会面，并在节日的气氛中达成和平协议时，可汗却一边试图困住赫拉克勒斯，一边派遣他的士兵们对拜占庭进行掠夺突袭：
阿瓦尔人的可汗（Chagan，同Khagan）带领无数的人涌至长墙边，正如先前盛传的那样，和平将在罗马人与阿瓦尔人之间达成，而战车比赛正好将在赫拉克里亚（Herakleia）举行（没关系）……在这个主日（6月5日）的第4个小时，阿瓦尔人的可汗用他的鞭子发出信号，所有和他在一起的人都冲向并攻进长墙……他的部下…从君士坦丁堡的西边开始，直到（狄奥多西城墙）的金门，掠夺了所有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发现的东西[16]。
这段距离有65公里，是一场深入的突袭，但也掩盖了他们想要抓捕赫拉克勒斯的企图：“野蛮人，违背协议和誓言，突然以险恶的方式攻击皇帝……皇帝逃了出来，并最终回到了城里。”[17]
土耳其人的领袖可汗，梅南窦书中的“西扎布尔”（Sizabul），也遵守并衍生出类似的好客规则，当他们派遣使节到君士坦丁堡时：
曼尼达克［Maniakh，中亚绿洲诸城索格底人（Sogdians）的领袖］说，他本人非常愿意与土耳其人的使节同行，依照他的方式，罗马人和突厥人会成为朋友。西扎布尔同意这一建议，并派了其他人和曼尼达克一起担任拜访罗马皇帝的特使。[18]
尽管那个时候，随着西扎布尔的汗国向西扩展，索格底人位于中亚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已经在他的控制下了，但西扎布尔还是在曼尼达克的保护下派出了他的特使，因为他认为，鉴于两国传统的良好关系，拜占庭人不会想要冒犯索格底人。他们曾团结一致反抗萨珊帝国的侵略，更不要说古代希腊人和索格底人是老相识了——8个世纪之前，在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同伴塞琉斯（Seleucus）在印度作战，建立了一个持久的王朝，娶了索格底人阿法玛（Apama）。
法律具有排他性。就像今天普什图人的首领会保护任何要求他款待的人一样，他也不会因为侵犯外交豁免权而感到内疚，当后来拜占庭人因为与他们的敌人进行谈判而激怒了突厥人的可汗时，拜占庭的使者被虐待，生命受到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阿瓦尔人和第一批建立汗国的突厥人仍都是异国族类；阿瓦尔人并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来持续改变这一点，但土耳其人确实改变了他们的外交规则。尤其是塞尔柱王朝（Seljuk Sultans），它首先征服却又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失去了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领土。在当时，塞尔柱人们是拜占庭最危险的敌人，但在他们与特使和皇帝的交往中，他们习惯性地谨慎遵守规则并增加了礼节。咄咄逼人的萨珊波斯人也尊重这些规则，但还是来自野蛮大草原的塞尔柱人最充分地学会了文明礼貌，拜占庭人也对此做出了回应，因而激起了十字军执意不妥协的圣战怒火。
塞尔柱王朝原本位于伊克尼乌姆（Iconium，即孔亚），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的1097年5月21日，克利伊·阿斯兰（Kilij Arslan）在他的新首都尼西亚（znik）外围被十字军击败，当时他正在撤出他的剩余部队。城市被放弃，该城的塞尔柱驻军精明地向拜占庭皇帝亚历克西斯·科穆宁（Alexios Komnenos，1081～1118年在位）投降，皇帝派他的士兵进驻这个城市，在那里高举他的旗帜，俘获了克利伊·阿斯兰的宫廷、财宝、最宠爱的妻子和孩子。
十字军战士们已经战斗了7周3天，遭受了许多伤亡，他们对失去洗劫这座城市的机会感到愤怒——尤其是基督教徒；但是，编译《法兰克人和其他朝圣者的行为》（Gesta Francorum et aliorum Hierosolymytanorum）这本书的历史目击者记录了他们对历克西斯·科穆宁为克利伊·阿斯兰的被俘妻子（“Sultana”）和孩子们保留待遇显示出的更大愤慨：因为皇帝的“错误想法”（iniqua cogitatione），他们被保护免受法兰克人的伤害，得到了皇室般的照顾，并且不需赎金就得以返回（Ⅱ，8）。
与危险而文明的塞尔柱军队相比，10世纪时，帝国最长久且有益的盟友是黑海北部庞特草原上的佩切涅格人，最新的突厥弓箭手和骑兵部队已经到达了那片区域。[19]佩切涅格人的起源是如此模糊，以至于现存最好的资料来源是一个8世纪维吾尔族人留下的藏语翻译文献，在向西迁移之前，他们就定居在中亚地区，就这样，他们进入了拜占庭的外交圈。佩切涅格人与帝国的敌人进行猛烈斗争以求获得应有的回报，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他们将心甘情愿地为拜占庭军队服务。但他们显然仍是野蛮人，与他们打交道很危险，从拜占庭10世纪的一本关于治国方略的著作［这本书由康斯坦丁七世（Constantine Ⅶ Porphyrogennetos，913～959年在位）所著，现在被称为《帝国行政论》（De Administrando Imperio）］中所阐述的过程来判断：[20]
当一个帝国的使节被派遣乘战船从这里出发到庞特草原（去送贡品）……当他找到了（佩切涅格人），帝国的使节派手下向他们（佩切涅格人）发出信息，自己则留在战船的甲板上，守卫着战船上帝国的礼品。然后他的手下们下船去寻找佩切涅格人，当他们下船的时候，帝国的使节将自己的一些人交给佩切涅格人作为人质，他自己也将一部分佩切涅格人作为人质，把他们置于船上，然后和他们达成协议；当佩切涅格人根据他们的“习惯法”（zakana）宣誓忠于帝国的使节时，他给佩切涅格人送去帝国的礼物……并返回（船上）。[21]
这一描述令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以金钱换取非法毒品时毒贩们的警惕做法。正相反的是，与萨珊波斯人签订条约时需要遵循一套完全不同的程序，双方早已建立起了一套相当成熟的操作规程，以至于他们本身并不是所记录的任何谈判的对象，这套程序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561～562年举行的“五十年”和平条约的谈判非常激烈，每一个问题都涉及艰巨的谈判。但是当一个全面条约终于获得同意后，双方都知道该怎么做：
这个50年条约是用波斯文和希腊文写成的，希腊文的版本被翻译成波斯文，波斯文的也翻译成希腊文。当双方的协议都写好后，它们被并排放在一起，以确保语言的一致性。[22]
前11项条款是实质性的：向野蛮的入侵者关闭里海的大门；盟国互不侵犯；只通过专门的海关进行贸易；利用特使的公共职务和他们的贸易权利；将蛮族商人拦截在公路上，并让他们缴纳关税；拒绝接纳叛逃者；对个人犯罪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除了达拉（Dara，在现代土耳其的奥乌兹附近，即要塞城市阿纳斯塔西波利斯）之外，不建立新的防御工事；不互相攻击对方的附庸国家；对达拉的驻军数量进行限制；对边境城市所造成的损失进行双倍赔偿，累计支付期限为一年半。第12项条款则提到上帝将对遵守条约的人施以恩典，并会惩罚那些不遵守条约的人。这里提到的是唯一的神，因为拜火教的阿胡拉·马自达（Ahura Mazda）也是唯一的神，虽然不是万能的。除此之外，还有一项条款，其非外交的语言可能会被认为是冗余且无价值的：
《条约》将生效50年，和平条款将持续50年，按旧例计算，结束的这一年将有365天。
也就是说，在没有闰年的情况下生效——外交官们理解这种细节的重要性，它容易被忽视，但可能会产生影响。
在这一点上，两位统治者，查士丁尼和库斯劳一世阿奴细尔汪（Khusrau Ⅰ Anushirvan）都要去函批准使者们所达成的一切协议。每个统治者之前谈判授权的信件都将被公开。但协议会要求更多：希腊文和波斯文的两份文件都将被“打磨”，以求在每一种语言中都运用同等力度的表述（不是“尝试”，而是“奋斗”，不是“相同”，而是“对等”，等等）。然后：
他们为这两份文本都做了副本。这些原件都用蜡和波斯人使用的其他材料密封起来，并盖上使节和12名译员、6名罗马人和6名波斯人的图章。然后双方交换了条约文件。[23]
拜占庭人收到波斯文的条约，反之亦然。然后，他们把一个未封的希腊原文的波斯译本交给波斯人，反之亦然。到了这时，所有程序才算完成。
尽管有这样专业的外交规则，帝国却没有专业的外交官，而被招募来担任使节的是各种各样的行政官员，他们既可以向任何一位高级官员汇报情况，也可以向皇帝本人汇报。没有一个官员是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也没有外交部部长。在未分裂的罗马帝国官僚体系中没有这种东西，也从未增加设立过。在克里普希亚斯暗杀阿提拉的失败阴谋中表现得很糟糕的维吉拉斯（Vigilas）既是翻译，也是业余的秘密侦探，他当时位于官僚体系的最高层，也就是“秘书长”（magister officiorum），行政院的主管。他负责信使和口译员的工作，并担任“特派员”（agentes in rebus）——通常被人们误解或被误传为秘密特工，但实际上是拟定要晋升的初级官员，由于他们的精英地位，人数会受到法律的限制：根据狄奥多西二世的法律，在公元430年，这一数字为1174，而在利奥一世统治时期（457～474），这一数字为1248。[24]无论是1174人还是1248人，都足以构成一个外交部，包括地理局，国家办公部门，以及贸易职能部门，等等。事实上，在连外交部都没有的情况下，更不用说成立情报组织了，特派员［或者是地方长官（magistriani），在其服务的官员之后］继续在由行政院主管的各个部门任职，职责各有不同。
在一本5世纪早期编著的《百官志》（Notititia Dignitatum）中，涵盖了东西罗马帝国的文职和军事官员、军事单位和高级军官的详细情况——这无疑是一份与现实脱节的官僚主义汇编，但仍旧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发现，在帝国的东半部分，有许多不同的单位、办事处和职员在“行政院杰出主管”的控制之下：[25]
他维系、供养和监督着7组教导团（scholae），但在战争中他却没有指挥权：第一护盾队（scutariorum prima），第二护盾队（scutariorum secunda），高级部落守卫（gentilium seniorum），盾形弓箭手（scutariorum sagittariorum），护盾手（scutariorum clibanariorum），初级轻武部队（armaturarum iuniorum），以及初级部落守卫（gentilium iuniorum）；
军需官和掌灯人（宫殿在黑暗中可能藏匿危险）；
4个部门（scrinia）负责记录、通信、请愿、安排；
皇宫的工作人员；
15个军械库（fabricae infrascriptae），用于制作盾、剑、矛和其他武器。[26]
行政院的主管几乎不可能独自管理所有这一切，包括他们的掌灯人、文书、引座员和侍者，大量的宫殿守卫，还有西方世界第一个真正的工厂，一个由15个军械库组成的“军工总工厂”，生产军队所需的所有武器和装甲。他适当配备了一批仅次于他的管理人员，一名副手，以及更多的助手，两名负责军工厂，三名负责蛮族事务，三名负责东方事务，一名负责亚细亚（Asiana）事务，一名负责黑海事务，一名负责色雷斯和伊利里库姆省（Illyricum）事务，一名负责监察公务人员，一名负责各省的监察工作，最后还有一个部门接近外交部的职责：为各族人民提供口译员（Interpretes Diversarum Gentium）。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仅仅因为缺少时间，行政院主管就不可能是一名合适的外交部长。不得不承认，拜占庭的邮政及外交大臣（Logothetes tou dromou[27]）则不是这样，他只承担了行政院主管的几项职能，在利奥三世（717～741）统治结束时，行政院主管被提升为议院的首脑，却被剥夺了巨大的行政权。议院是罗马元老院的历史遗产，而议院领袖是皇帝缺席时帝国的代表——如果他认真行使自身职能的话，会成为威胁皇位的角色。[28]我们有理由推断，利奥三世（Leo Ⅲ）是通过迫使狄奥多西三世（715～717年在位）退位而上台的，但后来不得不与内部危险的叛乱分子做斗争，他认为行政院主管的权力太大了，最好将其升职，让其享受无意义的荣誉。
“Logothetes tou dromou”的字面意思是“信使助手”，但这是一种字面上的翻译，也是罗马和拜占庭帝国信件和交通运输系统（cursus publicus）的缩略译法。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它经历了起起落落，但在繁荣时期，它提供了一种牛拉货车的服务（platys dromos）和一种由马匹和骡子拉运帝国官员和他们的行李的快速运输服务（oxys dromos）。我们在第一章指出，牛普遍睡眠8小时，反刍8个小时，每小时在平地只会行进2英里或2.5英里，所以在最好的情况下，牛拉货车服务可以将每公吨货物在5天内移动100英里，这是指一辆至少有10头牛的共轭牛车，在上坡的道路上则需要有18头牛。相比之下，快速运输服务（oxys dromos）的移动速度要快得多，因为在驿站和车站都有新的马匹供他们使用。普罗科皮厄斯描述了该系统的最佳工作方式：
每一站都有40匹马准备就绪……并按比例喂食……对所有的驿站都有详细的说明。随着马匹的频繁变化，它们是最受认可的品种之一……（骑马者）……有时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10天的行程。[29]
这将是240罗马英里、226法定英里或360公里的距离，对于一个骑乘者来说不是普通的行进速度；即使驿站备有好的、新的马匹，更有可能的也只是行进到这个距离的一半。［相比之下，1860年驿马快递（Pony Express）的骑手们每天要带上20磅重的邮报跑上250英里，在从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夫（St.Joseph）到加州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总共1966英里（约合3106公里）的道路上，中途有190个中转站，50名骑手和500匹马。］普罗科皮厄斯在他有争议的《轶事》（Anecdota）一书中赞扬了这一制度，并严厉谴责查士丁尼破坏了该系统，因为他废除了一些路线，减少了更换马匹的车站数量，用骡子代替了马匹，而且数量太少。实际上，除了在最严重的危机时期，快速运输服务的运作状态还是很好的，这是帝国和邻国之间的一个不同之处。
对于拜占庭的使节和被邀请的外国重要旅客来说，在帝国之外进行陆路旅行是一种非常缓慢的冒险，而在帝国内部，陆路行进是常规的出行方式且速度明显更快。[30]现存唯一的关于这段旅程的详细资料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317年到323年）：西奥芬尼斯（Theophanes）是来自上埃及重要城市赫莫里奥斯梅勒［Hermopolis Megale，靠近今天的艾什穆内（el-ashmunein）］的富有地主和官员，他曾使用帝国信件和交通运输系统（cursus publicus）到访安提阿（今土耳其的安塔基亚）。他于4月6日从尼基［Nikiu，今帕沙提（Pshati）］启程，并于5月2日抵达，平均每天行进40公里，在穿越无路的西奈沙漠时，每天至少行进24公里，在临近目的地的叙利亚境内公路上，每日最多可行进100多公里。[31]
使用快速运输服务，能让赶路的陆路旅行者更便捷。只有极其富有的人才能私人全程间隔性地更换新马匹，但使用快速运输服务的许可证只需要少量的钱便可收买。只有行政院主管和后来的邮政及外交大臣（Logothetes tou dromou）才有权利签发许可证，并只对出公差的官员发放。这种制度自然会滋生出贿赂行为。6世纪的官员约翰·利多斯（John Lydos或Lydian）所著的《论罗马宪法中的治安法官制度》（On the Magistracies of the Roman Constitution）中记录了一些无聊的行政笔记，但有一些地方非常滑稽，他写道，该地区的调查官员（frumentarii）总是会在许可证办公室出现：
做大量的调查，找出多人被提供许可证的原因……有了所谓的官方授权……就可以（去）使用帝国信件和交通运输系统。这些调查请求是由所谓的“总督”（即执事长官）提出的，但他也是第一个针对使用系统签署官方授权的人。[32]
换句话说，即使是最高级别的官员也不可能被允许如此轻易地获得大批许可证。这些调查长官被误解或误传为帝国安全部门（罗马的联邦调查局，军情五处，或本土警戒局）的人，也因此同样被误认为是帝国情报机关——特派员中的一员。如果是这样的话，保护帝国的工作本应做得很差，因为对于这样的任务，调查人员的总数出奇的小，不会超过几百。[33]
对快速运输服务的监督仅仅是邮政及外交大臣的职责和权力之一。他不仅掌管接待来访帝国野蛮人的机构［该机构为外国使节（apkrisarion）开了一个招待所］，而且负责从行政院主管那里接过来的多语译员组织（interpretes diversarum gentium），该组织的首席代表是一名大译官（megas diermeneutes）。这些职位似乎都属于外交事务的一部分，但当时它们纯粹都是内部职位，也需要负责保护皇帝，监督对某些省份的安全政策，以及礼仪性的外交。在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指定的机构负责外事秘书的工作，并在12世纪的时候被重新命名为财政部（sekreton），但并没有特别提到这个机构将负责外交事务。外事秘书并不负责与外国强敌进行谈判，所以，即使他是皇帝的外事顾问——担任这一职务之人每天必定会出现在宫廷前，因为每天都有一些敌国势力会威胁到帝国的某些地方——他也不是外交政策的执行长官。[34]
因此，拜占庭没有外交部部长，也没有专业的外交官。然而，拜占庭大战略的显著特点恰恰就是，从一开始到最后，非常强调与外国势力打交道时的游说技巧。说服是所有外交的基本目的，不管是否有常驻使馆和外交部这样的机制，拜占庭人通过说服所做的大部分事情早在之前就已被其他人尝试过，就像今天的现代国家仍在做的那样。
用威胁和惩罚来吓跑潜在的侵略者——正如我们现在所称的“威慑”——是一种像仁慈一样古老的实践，与战争时呼喊并挥舞武器，在冷战期间展示核武器的作用完全相同。赠送礼物或直接提供贡品来收买敌人（如果是与敌人开战，付出代价会更高，即便战胜也不例外）也是如此。一个所谓堕落的“拜占庭”不得不贿赂敌人，他们用懦弱的贿赂技巧代替了强盛时期罗马人的铁血精神，以保障自身安全，这是一种针对两者的错误区分。有证据表明，罗马人在所有时期都不受英雄的自命不凡情结所约束：即使是在他们最强大的时候，从公元1世纪的奥古斯都到2世纪的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每当贿赂敌人比作战更为“经济”时，他们宁愿使用黄金贿赂敌人也不愿用武器作战。[35]我们已知的贡品清单很长：东罗马帝国政府对匈奴的年度贡品在公元422年前后已经达到350磅黄金，在437年增加到700磅，到447年达到10年前的3倍，即2100磅——比西罗马帝国政府在408年进贡给西哥特人阿拉里克的4000磅和409年的5000磅黄金要少得多，另外还有30000磅的银、4000件丝绸长袍、3000块染成红色的毛皮和3000磅的胡椒粉。[36]所有这些进贡——并没能阻止第二年罗马的沦陷——都来自那些大规模衰落且极度贫困的城市，这恰恰说明，在过去几个世纪，帝国在掠夺和随之而来的更有利可图的税收中积累了数量可观的黄金和白银。一位现代历史学家仔细区分了6种类型贡品背后的意图和结果。他的结论是，帝国疲软的对外政策可以避免遭敌人无限制讹诈的危险，而黄金是一种“灵活的、具有成本效益的外交政策工具”——当然也与武力有关，因为它具有威慑、强制性和惩罚的作用。[37]
拜占庭人一直依赖于威慑手段——只要能保持沉默，任何面对其他势力威胁的国家都必须持续这么做——拜占庭人会定期买通他们的敌人。
但他们做的远远不止这些，他们利用可能的一切说服手段来招募盟友，分化敌人的联盟，推翻不友好的统治者，在应对马扎尔人的例子中，拜占庭甚至使整个迁移的民族偏离了他们的道路。对于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人和未分裂的帝国，乃至于当今的大国，军事力量是治国方略的主要工具，而游说是次要的补充手段。而对于拜占庭帝国来说，几乎是相反的。确实，从强调武力到重视外交的转变是区分罗马和拜占庭的一种方式，也是罗马晚期历史在东方的结束，以及拜占庭历史的开始。[38]
这一根本变化的最明显原因是拜占庭帝国的相对弱势：它的军事力量往往不足以对付它的众多敌人。但它也有另一个依赖外交手段的积极理由：拜占庭人能够比他们的前辈或对手更有效地运用游说工具，包括真正正统的基督教信仰。
[1] 不是现代土耳其语中的“Gok”，也不是因为蓝色=天空=tengri ulgen，萨满教的天神，且深受前伊斯兰突厥世俗民族主义者的爱戴；Peter B.Golde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1992），p.117，私人交流，December 6，2007：“K?k Türk is never used regarding the Western Türk Qaghan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