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知道的几乎所有拜占庭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帝国将宗教作为长久影响外国统治者和他们国家的来源，也是毫无疑问的。对于虔诚的信徒来说，在这一点上并不感到讽刺和矛盾，甚至是那些投机的叛徒，如被俘的突厥人或来自大草原的野蛮人，都急切地接受洗礼。如果（宗教）没有在精神上帮助（帝国），皈依拜占庭宗教至少可以在物质上帮助帝国，而且只有拜占庭才是正统东正教会的捍卫者，而根据正统东正教自己的教义，它是通往永恒生命的唯一通道。因此，巩固帝国就是推动基督的救赎。
拜占庭教会以其宏伟的教堂、激动人心的礼拜仪式、悠扬的唱诗班、严格的教义，以及当时受过高等教育的神职人员，吸引了整个国家的皈依者，最主要的是俄国人。一些人极力反对帝国，但另一些人则倾向于通过皈依进行合作甚至结盟，即使他们不愿意承认皇帝是教会的世俗领袖，但也不太会拒绝君士坦丁堡主教的权威，虽然他们是帝国任命的。即便是在这个城邦国家的暮年里，直到1453年，俄国人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一些著名先知的指导，比如斐罗狄奥斯（Philotheos，1364～1376年在位）。[1]
当拜占庭传教士从9世纪开始，使邻近的布勒加尔人、巴尔干斯拉夫人（Balkan Slavs）和摩拉维亚人（Moravians）相继皈依，在基辅罗斯的斯堪的纳维亚统治者中发挥最大影响力时，他们是在把灵魂从异教徒手中拯救出来——这值得他们做出所有努力。但作为一种固有的结果，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招募了潜在的盟友。诚然，皈依东正教并没有阻止由基督化的布勒加尔人或基辅罗斯对帝国发动激烈的战争，但即使在927年承认保加利亚教会独立自主之后，拜占庭外交还是可以并确实利用了君士坦丁堡对地方教徒的权威，来寻求帮助或至少劝阻敌意。
拜占庭人有时也从宗教禁忌中受益，因为人们反对攻击基督教帝国。即使是第四次十字军军中被激怒的拉丁人，当准备进攻、征服、洗劫君士坦丁堡时，他们也被抑制了——至少他们的领导人有过这种担心，因为在1204年4月11日，最后一次进贡的前夕：
这是对所有人宣布的，所有的威尼斯人和其他每一个人都应该在周日早上去听布道；他们就这么做了。然后，主教们对军队进行了布道……他们向朝圣者表明，这场战争是正义的；所以希腊人是叛徒和杀人犯，而且不忠，因为他们杀害了他们的合法领主，而且比犹太人更坏。此外，主教们说……他们将赦免所有攻击希腊的人。然后主教们命令朝圣者忏悔他们的罪恶。并指出，他们应当毫不犹豫地攻击希腊人，因为希腊人是上帝的敌人。他们还命令要找出所有邪恶的女人，并把她们送到远离军队的地方。[2]
我们不可能知道，当没有杀人的牧师来鼓吹攻击基督徒的神圣性时会发生什么，但有记录的是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庭外交活动中信仰中心的作用。也可以看出，这座城市的宗教意义是被帝国政策有意加强的。
当君士坦丁最初建立他的首都时，并没有特别宣称这是一个朝圣之地。这确实牵制了皇帝——因为皇帝不仅是教会的世俗领袖，也确实对教义发表了意见——和普世牧首（ecumenical patriarch），他是被任命的最高级别主教，在500年后的分裂之后成为所有东正教徒的第一个主教，在此之前，他只遵守451年大公迦克墩会议制定的优先顺序。
但是，作为一个新的城市，即使君士坦丁堡拥有许多教堂和圣彼得的继任者，但在基督教声誉上也无法与罗马相抗衡，同样比不上亚历山大、安提俄克或耶路撒冷。在迦克墩信经的指令中，亚历山大和安提俄克的主教地位排在君士坦丁堡之后，但在君士坦丁堡（成为主教区）很久之前，它们就都是主教区了，并且有许多更为古老的教堂。耶路撒冷的主教区在优先排序上位列最后，但只有在那里，朝圣者才可以参观耶稣诞生、生活和死亡的地点，包括伯利恒附近的耶稣诞生教堂和圣殿山附近的圣墓。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犹太先驱定期从帝国的各个地方和国外旅行到耶路撒冷圣殿来庆祝主要节日，朝圣作为一种信仰的行为是格外重要的，君士坦丁堡不可能追求宗教重要性——因为其无法回避的政治维度——除非它也能吸引朝圣者。
这是皇帝和主教们遭遇并克服的挑战。君士坦丁堡以巨大的努力和开支，成为基督教的圣城，成为像罗马或耶路撒冷一样的朝圣地，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访问者比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多。
首先是教堂的建造，宏伟的新圣索菲亚大教堂又称圣智慧教堂，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征服之后成为气派的清真寺，经历1935年的世俗化后，它又成为伊斯坦布尔访客最多的遗址。之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已经是该遗址上建造的第二个教堂，在532年1月的尼卡起义中被烧毁了。根据查士丁尼的命令，这座新建筑是由拉勒斯的安特米乌斯（Anthemios）和米利都的伊西多尔（Isidore）精心设计的，可谓一个瞬间诞生的世界奇迹，有着惊人的巨大圆顶，宽31.87米，离地面55.6米（182英尺），由窗户缝合成的穹隅新图案所支撑着，使它看起来像魔法一样漂浮在访客之上，就如奇迹一般。［这是美学的另一个奇迹，征服者奥斯曼人首次将圣索菲亚大教堂内部的马赛克用灰泥涂抹，使之变成了一个没有禁忌图像的清真寺，一个多世纪之后，建筑师科查·米马尔·希南（Koca Mi?màr Sinàn à，1489～1588）增加了四个高耸的、相对细长的圆柱形尖塔，与原始巨大的圆形建筑形成了完美的对比。不同文明之间的冲撞，至少实现了建筑上的宏伟融合。］
大约300座教堂最终在君士坦丁堡建成，但从圣索菲亚大教堂537年12月27日的第一次落成仪式开始，这里就是最吸引朝圣者来到君士坦丁堡的地方。高耸的穹顶下拥有巨大的内部开放空间，不受支撑柱的间隔，靠数学计算出来的平衡张力神秘地维持着它的结构，无须内部支撑，它的整个天花板覆盖着金色和五彩的大理石以及多彩镶嵌画（对许多游客来说，这是一种不知名的艺术形式），内部装饰着华丽的丝绸和油画，它是许多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当然，对很多信徒来说，这不仅是一种神圣的奇迹，也是一种神圣的智慧。在对创新设计和前所未有的施工方法进行详细描述后，凯撒利亚的普罗科皮厄斯记录了第一批来访者的反应：
每当有人进入这座教堂祈祷时，他立刻就明白了，这项工程不是由人的力量或技巧所建造的，而是上帝的杰作。所以他的精神向着上帝抬升，受此激励，他觉得上帝就在不远的地方，但上帝一定特别想住在这里……从来没有人会过度沉溺于这一奇观，但当人们在教堂里面对眼前所见时，他们会欢欣鼓舞，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会以一种骄傲的喜悦来谈论它。[3]
只从传闻中听说过它的初来乍到者，抵达君士坦丁堡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圣索菲亚教堂，无论他们到这座城市的目的是什么。不过，许多朝圣者是特意去那里朝圣的——并持续了几个世纪，当他们回去后，使帝国的威望远播。
但即使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和华丽的装饰也没有像著名的圣人遗物那样吸引着朝圣者。在东正教看来，和天主教一样，圣人是平易近人的中介者，他们每个人都倾向于唤起特定的本土或社会忠诚——许多信徒有他们自己特殊的圣人，他们对这些圣人展示最亲密的崇拜，他们可能会为其捐款，会努力去拜访圣人的墓地或遗骸，以表示尊敬，也是为了从圣人散播的精神中得到帮助。
因此，遗物可以吸引远方的信徒，增强那些拥有它们的宗教机构的力量。有些机构一开始就作为墓地或遗物的圣地，而另一些则是在能够负担得起费用的情况下购买遗物——这是一种灵活的贸易，而且价格可能很高，因为遗物除了其精神价值和能够赋予宗教机构声望之外，还可以使宗教机构通过朝圣者的捐赠获得收入。掌控着这些领域的统治者们享受着其带来的所有好处，而拜占庭帝国也确实如此，它的国际地位因首都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重要遗物，从而在远近基督徒中得到巩固和提升。这些遗物在12世纪的一本关于君士坦丁堡的报告中被单独列出，这些报告是在偏远的冰岛斯考尔霍特（Skalholt）被编辑成书的。
作为君士坦丁堡遗物遗迹具有吸引力的证据，在与丹麦国王相关的历史《丹麦国王传奇》（Knytlinga Saga）中描述了埃里克（Erik Ejegod，Ever-Good）在前往圣地途中于君士坦丁堡所做的漫长逗留（他于1103年7月在塞浦路斯的帕福斯死去）；根据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Saxo Grammaticus）所著的《丹麦人的事迹》（Gesta Danorum）的说法，当埃里克国王正准备离开君士坦丁堡继续他的旅程时，皇帝问他最想收到的践行礼物是什么。埃里克回答说他只需要圣物。他得到了圣·尼古拉斯的遗骨和一个真十字架[4]的碎片，他把它们送回位于罗斯基德（Roskilde）的家和他故乡北泽兰（North Zeland）斯朗厄鲁普（Slangerup）的一座教堂。[5]
并不是所有的遗物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因为圣人间是有等级的，从第一个信徒就开始了。此外，可辨认的四肢总是比碎片组织要重要。尽管最终的吸引力来自真十字架的碎片，但第一等级圣人的一条保存完好的手臂或腿也是极其有价值的。皇帝和神职人员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得这些“能够帮助帝国的手”，[6]手还不够：头、胳膊、腿、心脏、鼻子，或者仅仅是组织的碎片，事实上除了可预见的例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被大量需要。当在安提俄克偷来的圣施洗约翰（St.John the Baptist）的手臂，在956年搭乘帝国的驳船完成最后一段旅程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主教波多克托斯（Polyeuktos）和聚集在一起的高级官员们穿着最好的长袍，在拥有蜡烛、火把和焚香的仪式上欢迎圣物，接着，它被带去皇宫而不是任何教堂、修道院或神龛——皇帝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Ⅶ Porphyrogennetos）希望它能庇佑自己。在公元1204年，当这座城市被第四次十字军的拉丁征服者占领时，在君士坦丁堡可能已经有超过3600件来自475位不同圣人的遗物，包括前面提到的那只手臂，它仍然被装在威尼斯的银器中，但如今在现代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博物馆里，却无人朝拜它了。[7]
遗物是最重要的，但所收藏的特别受人尊敬的宗教图像或“圣像”，也增强了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吸引力。除了在公元8～9世纪备受争议的破坏圣像运动之外，东正教仪式一直以表现出对圣像的极度虔诚为特征——描绘耶稣、圣母玛利亚、使徒和其他圣徒的绘画大部分都是壁画，但也有便携式或固定式的镶嵌画。在这一点上，希腊人对意象的追求以及他们对神的形象的严厉限制，显然胜过了抽象的犹太一神论，这在早期教会神父们的写作中仍然引起共鸣。
与遗物一样，并非所有的宗教圣像都是平等的。大多数作品都是绘画或镶嵌画，可能因为它们的装饰或教育价值而被欣赏——拜占庭制造的，或者是受拜占庭启发的切法鲁主教堂（Cefalu），蒙雷阿莱主教堂（Monreale）以及西西里的凯佩拉帕拉蒂娜教堂（Capella Palatina）里的镶嵌画，实际上对圣经的大部分内容进行了描述——但是它们本身并没有内在的神圣性。然而，有人说，有些圣像是创造奇迹的，他们本身散发着神圣性。和遗物类似，对圣像的拥有赋予了其宗教权威，而且不断增多的圣像收藏也有助于增加君士坦丁堡作为圣城的可信性。
在所有拜占庭画像中，最受人崇敬的一幅是圣母玛利亚怀抱耶稣基督，并指出他是拯救者的源头——霍德格特里亚（Hodegetria），“她向我们展示了道路”——据说这是由圣保罗的信徒布道者圣路加所画，前者也被信徒认为是《新约》其中两部书的作者。根据尼克福罗斯·卡利斯托斯·桑索波洛斯（Nikephoros Callistos Xanthopoulos）的说法，在14世纪早期，有人引用了一个公元6世纪的教会历史学家西奥多罗斯·勒克特（Theodorus Lector）著作的片段，但最有可能是尼克福罗斯自己的杜撰，说圣卢克·霍德格特里亚（St.Luke Hodegetria）从耶路撒冷被运送给普尔喀丽娅（Pulcheria），她是阿卡狄俄（Arkadios，395～408年在位）皇帝的女儿。它被保存在君士坦丁堡的帕纳奇·霍德格特里亚（Panaghia Hodegetria）修道院中，在极度危险的时期，它被带出来游行，甚至在城墙上展示，以抵御敌人，尽管它在1204年的拉丁洗劫中幸存下来，却在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后消失了。
路加是一名圣人，但仍然是人类，而最神圣的形象是阿契罗波伊塔（acheiropoieta），“不经人手而成的画像”，这些圣像奇迹般地出现，其本身就是创造奇迹的。一个后拜占庭时代的例子最好地传达了这样一种由圣像所唤起的信仰的强烈程度，以及它们的政治意义——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最不协调的关系，但对拜占庭人来说却并非如此。喀山天主之母（Kazan Theotokos）即“我们的喀山夫人”，据说它的地下躲藏处是在1579年7月8日由圣母玛利亚自己向一个小女孩透露的，非人为因素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喀山是最近征服的鞑靼和伊斯兰城市，没有任何基督教的先例。击退1612年波兰的侵略，1704年瑞典的入侵和1812年拿破仑的入侵都被归功于喀山天主之母，（但是）它无法在灾难性的1904～1905年战争中打败日本，也不能阻止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因为喀山天主之母因其镶满珠宝的边框而被盗，并在1904年6月29日被毁掉，这使人们对即将到来的巨大灾难做出了准确的预测。
1993年，被认为是同样的圣像再次出现，并被授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Ⅱ），他崇拜这幅圣像已经11年了（“它以母亲般的凝视陪伴着我每日在教堂的祈祷”），同时，他还亲自协商，执着地想要将其送回喀山。这就需要访问俄罗斯联邦——这是一个政治上很老练的波兰主教热切渴望实现的一次访问，而莫斯科的主教和克里姆林宫却坚决拒绝。最终，俄罗斯的固执取得了胜利，梵蒂冈在2004年8月无条件归还了圣像。根据西方的历法，在下一个宗教节日，即2005年7月21日，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主教亚历克西斯二世（Alexis Ⅱ）［又称为前克格勃（kgb）特工“Drozdov”］和鞑靼斯坦（Tatarstan）名义上的穆斯林总统米蒂默·谢米耶夫（Mintimer Shaymiev），把“天主之母”（Virgin Theotokos）放在了喀山克里姆林宫（Kazan Kremlin）的圣母领报大教堂里。
对所有卷入这一事件之人的冷血政治计算，拜占庭人都能理解甚至同情——同时他们也最真诚地信奉着“天主之母”。
“不经人手而成的画像”在教义上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调和了对于强大精神工具的占有欲望与《出埃及记》（20：4）中对于雕刻圣像的禁令。在激烈的争议之后，通过一种折中的方式，后反圣像东正教教义谴责了偶像崇拜（latreia），同时规定了人们的尊崇（dulia），例如可能是对于君主的，尽管圣母玛利亚被评定为圣母崇拜（hyperdulia）。
但是，非人类创造的“不经人手而成的画像”却不同，因为它们自身可以产生奇迹，包括它们自己奇迹般的复制。到目前为止，它们中最重要的就是曼德兰基督圣像（Mandylion）——耶稣栩栩如生的脸和脖子浮现在一条手巾上，这条手巾最初由耶稣送给位于奥斯若恩（Osrhoene）的（历史上的）爱德萨国王阿布加五世（Abgar Ⅴ），以代替耶稣的亲自拜访。这座城市被反复征服，曼德兰基督圣像遗失后又在944年被重新找到，它被带到君士坦丁堡，并被罗马皇帝罗曼诺斯一世（Romanos Ⅰ Lekapenos，920～944年在位）庄严地安置在其伟大的宫殿里，但它并没有帮助皇帝保住自己的皇位。在那里，它成了这座城市的首要圣像和遗迹，直到它最终消失在1204年的洗劫中，与类似的圣物“维罗妮卡”（Veronica）不同，耶稣的“真实形象”每个星期天都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被短暂展示。
对那些等待朝圣的朝圣者，和所有在君士坦丁堡的大教堂，尤其是在圣索菲亚教堂做礼拜的信徒们来说，神圣的遗物和庄严的图像只是不可抗拒的体验的一部分。
第一部俄罗斯历史叙事《述说过去的岁月》（Povest Vremennykh let）——在英语中被称为《往年纪事》（Primary Chronicle）——令人惊叹地融合了零碎的历史事实、直率的虚构、虔诚的写作和粗俗下流的内容，它叙述了自创世起至6495年的历史，根据我们的历法推算也就是987年，壮丽的建筑、镀金的镶嵌画、烛光中的圣像、华丽的祭司长袍、芬芳的熏香，还有其他伟大的拜占庭成就，以及礼拜仪式的合唱音乐组成的“多媒质”影响，今天仍然像任何音乐一样激动人心。据说，一个代表团是由弗拉基米尔一世（Vladimir Ⅰ）派出的，他是“基辅罗斯”瓦兰吉（即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统治者，他将为自己和他的人民寻找一种合适的信仰，他的同伴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当地的斯拉夫人不再满足于“斯拉夫雷神”或“进口的北欧神灵”。在返回时，根据《往年纪事》第6494年（986年）的叙述，其代表团报告如下：
当我们在（穆斯林）中间旅行时，我们看到他们在寺庙里做礼拜，寺庙叫作清真寺……（穆斯林）弯腰，坐下来，像一个被附身的人一样，到处张望，除了悲伤和可怕的恶臭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幸福可言。他们的宗教不太好。然后我们进入（天主教的）教堂，看到他们在里面举行许多仪式；但我们没有在那里看到荣耀。然后我们去了君士坦丁堡，希腊人带我们去了他们崇敬上帝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天堂还是在人间。因为在地球上没有这样的光辉，也没有这样的美丽，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描述它。我们只知道在那里，上帝与人同在，而且他们的礼拜仪式比其他国家的更公平。因为我们不能忘记那样的美丽。[8]
这次与东正教的接触并没有什么意外之处。一年前，即公元986年，据说曾前往基辅，在《往年纪事》中被描述为“学者”的一位拜占庭传教士在弗拉基米尔的庭前传道。他并不是第一个。拜占庭传教士曾经来过一段时间——弗拉基米尔的祖母奥尔加（Olga）个人已经皈依了，而且她自己也在君士坦丁堡受到了隆重的款待。弗拉基米尔的代表团也受到了最隆重的接待，这显然是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将一位帝国观众的描述作为戏剧性的结尾：
然后皇帝巴西尔（Basil Ⅱ，976～1025年在位）和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Ⅷ，他的兄弟和名义上的联合皇帝）邀请了这些使节，并说，“回到你的祖国去吧”，因此使节们带着贵重的礼物和盛大的荣誉，被打发走了。[9]
宗教的招募不仅仅是一种外交手段。拜占庭人对他们的信仰均过于投入，以至于并未把福音传道当作宗教责任——即使它不能保证帝国对皈依者的影响。被基督化的，也越来越斯拉夫化的保加利亚人，并不比他们的异教徒前辈突厥人少惹麻烦，作为基督徒，他们最成功的沙皇甚至挑战了拜占庭皇帝在基督教世界的首要地位。[10]
至少在基辅罗斯的案例中，对皇帝本人来说，宗教皈依的好处是迅速和有实质意义的。受代表团热情洋溢之报告的影响，或与我们所知的无关，弗拉基米尔在988年改变了自己和治下人民的宗教信仰。通过解释，《往年纪事》不可靠地叙述了弗拉基米尔一世洗劫了位于克里米亚赫尔松（Cherson）的重要的拜占庭前哨基地，并威胁要对君士坦丁堡做同样的事，除非他得到巴西尔的妹妹安娜（Anna），并与其成婚。
在一年后的6496年，弗拉基米尔带着一支武装部队对希腊城市赫尔松（Kherson）发起进攻。弗拉基米尔和他的随从进入这座城市，他向皇帝巴西尔和君士坦丁发出信息，说：“看呐，我已经占领了你光荣的城市。我还听说你有一个未婚的妹妹。除非你把她交给我当妻子，否则我将像对待克赫森一样对待你的都城。”皇帝听到这个消息时，很是苦恼，回答说：“基督徒不应该与异教徒结婚。如果你接受洗礼，那么你可以娶她为妻。”[11]
更可信的版本有所不同：巴尔达斯·福卡斯（Bardas Phokas）是帝国最富有和最强大家族的继承人，是遭贬谪的东罗马帝国军队中的军团长（domesticus），也是一名英勇且拥有巨大声望的老兵，在反抗巴西尔二世（Basil Ⅱ，976～1025年在位）的起义中崭露头角，那时他还年轻，还没有取得胜利，但已在987年8月15日宣布自己为皇帝。他的家族和其他贵族家庭团结在一起，包括位于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军队，早在988年的时候，巴尔达斯就向君士坦丁堡前进了。两年前，巴西尔二世遭到保加利亚人的严重挫败，他所指挥的西方军队仍然处于虚弱状态。这使得巴西尔二世几乎毫无防御能力，当巴尔达斯·福卡斯从克里索波利斯（Chrysopolis）即今天的斯屈达尔（üsküdar）出发，并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附近的阿卜耶德斯（恰纳卡莱，?anakkale），沿海路和陆路向君士坦丁堡逼近时，巴西尔二世似乎失去了一切，但在叛乱爆发后的几个月里，他成功地与弗拉基米尔一世进行谈判，并得到了他的军事援助：
皇帝（巴西尔二世）在夜间装备了几艘船，并在这些船上配备了一些（罗斯人），因为他已经从（罗斯人）中获得盟友，他还让他们的领袖，即弗拉基米尔娶他的妹妹安娜为妻，从而使其成为自己的亲家。他和罗斯人一起，毫不犹豫地攻击敌人，并轻松地制服了他们。[12]
因此，在公元988年的春天，6000个来自基辅罗斯的瓦朗格（Vaeringjar）战士抵达；他们注定要继续留在帝国军队中，组成了首支瓦兰吉人（Varangian）卫队——这是一支著名的皇家精锐卫队，卫队从斯堪的纳维亚甚至是冰岛直接吸纳新兵，在1066年威廉征服后，也接纳了来自英格兰的撒克逊人和诺曼人（Norman）。[13]巴西尔二世亲自率领瓦兰吉人对抗叛军，在克里索波利斯第一次击败了他们的军队，然后又于989年4月13日，在阿比杜斯（Abydus）击败敌军，巴尔达斯·福卡斯在那里死去，显然是因为心脏病发作。
在弗拉基米尔派出瓦兰吉人部队的988年早期，他还没有接受过洗礼，就在皈依之前，他可能已经袭击了位于克里米亚的赫尔松的拜占庭领地。但危机最严峻的时刻，他确实为拜占庭皇帝和他的教会领袖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弗拉基米尔可能出于他自己纯粹的世俗理由来帮助巴西尔二世。还有人认为他继承了条约的义务。的确，在弗拉基米尔的父亲斯瓦特斯拉夫（Svjatoslav）和皇帝约翰·齐米斯西斯（John Tzimiskes，969～976年在位）于971年达成的条约中，斯瓦特斯拉夫承诺为帝国抵御所有的敌人。但条约是在其彻底失败后遭胁迫时签署的，而斯瓦托斯拉夫本人在返回基辅之前就被佩切涅格人杀了。说他的儿子仅仅是为了履行这一条约而帮助巴西尔二世，是不可信的。更有可能的是，这是皈依的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帝国政府与基辅之间的对话，为巴西尔二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得他能够要求并最终获得拯救他王位的军队。
更广泛地说，皈依扩大了基督教东正教派的影响范围，在这个环境中，帝国至少可以确定其中心位置。与独自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穆斯林、有对抗倾向的基督一性论者、外来的异教徒和质疑教皇信条的西方追随者组成的世界中正相反，到了10世纪末期，拜占庭人已经创造了一个自治教堂的东正教联盟，而这些教堂注定要在数量上有所增加。[14]这反过来又扩大了拜占庭人的文化影响，甚至是他们的艺术品市场——在俄罗斯的博物馆里，人们仍然可以欣赏到采购自君士坦丁堡的明亮的彩色圣像。
[1] John Meyendorff，Byzantium and the Rise of Russia （1989），from p.173.
[2] RobertdeClari，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1873/1966），chap.73，pp.57-58.
[3] Buildings，I.i.61-64，in H.B. Dewing，ed. and trans.，Procopius （1962-1978），p.7：33.
[4] 真十字架（The True Cross）是耶稣被钉死的十字架。——译者注
[5] Saxo Grammaticus，Gesta Danorum，bk.12.7.4，http：//www2.kb.dk/elib/lit//dan/saxo/lat/or.dsr/index.htm.
[6] The title of Ioli Kalavrezou’s essay in Henry Maguire，ed.，Byzantine Court Culture from 829 to 1204s （1997），pp.53-79.
[7] 关于君士坦丁堡的文物数量，参见Kalavrezou，“Helping Hands，” p.53，citing O.Meinardus，“A Study of the Relics of the Greek Church” Oriens Christianus，no.54 （1970） pp.130-133。
[8] Samuel H. Cross and Olgerd P.Sherbowitz-Wetzor，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Laurentian Text （1953），p.111.
[9] Samuel H. Cross and Olgerd P.Sherbowitz-Wetzor，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Laurentian Text （1953），year 6495 （987），p.112.
[10] “沙皇”（Tsar）是“恺撒”（tsesar）的缩略语，源自罗马人最初的头衔“恺撒”（Caesar），而不是拜占庭时期衍生出来的“恺撒”（Kaisar），它原属于罗马帝国皇帝，罗马帝国晚期，在戴克里先的四人统治时期（293～306），“恺撒”的头衔低于“奥古斯都”，包括两个高级别的皇帝（奥古斯都）和两个低级别的皇帝（恺撒）；从13世纪开始，恺撒的头衔被暴君和私生子所僭越。
[11] Cross and Sherbowitz-Wetzor，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p.112.
[12] John Wortley，Ioannis Scylitzes：A Synopsis of Histories （811-1057 AD），a Provisional Translation，未出版的手稿，Centre for Hellenic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Manitoba，Winnepeg；text kindly lent by Prof. John Wortley. “Basil II Bulgharoctonos，” chap.17，p.181.
[13] Sigfus Blondal，The Varangians of Byzantium（1978），from p.43. In Kievan Rus’also，“瓦兰吉人”就意味着外国雇佣兵。Simon Franklin and Jonathan Shepard，The Emergence of Rus，750-1200 （1996），p.197.
[14] Dimitri Obolenskly，The Byzatine Commonwealth：Eastern Europe，500-1453（1971），from p.272，“factors in cultural diffu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