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和世俗世界都拥有吸引力的君士坦丁堡大都会本身就是其最强大的说服工具，至少在灾难性的公元7世纪和8世纪之前和之后的时间里，（7～8世纪时）在遭遇一系列的围攻，反复的大瘟疫，以及740年的严重地震后，君士坦丁堡暂时变为萎缩残骸。即便如此，君士坦丁堡仍然是自5世纪罗马人口衰落以来，欧洲文明范围内最大的城市。
君士坦丁堡也是当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在向海峡突出的海角上，它坐拥壮观海景，它还有大量的宏伟宫殿和教堂。为了增强这种效果，官方访问者们在城市的游览活动得到精心引导，以便让他们看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景，有时还能瞥见装备精良的士兵在巡逻。
拜占庭人对自己的首都感到非常自豪，这是必然的，但对他们的外交政策来说，重要的是它对外国访问者的影响，而这一点更是令人难以抗拒的，因为访问者中的许多人来自一个由棚屋、帐篷或蒙古包组成的世界。我们有一份罕见的报告，作者乔丹尼斯描述了4世纪末哥特国王阿塔纳里克（Athanaric）（来到君士坦丁堡）的反应——那是在查士丁尼建立圣索菲亚大教堂和其他更多给后来的游客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筑之前：
狄奥多西……以最亲切的方式邀请（阿塔纳里克国王）到君士坦丁堡去拜访他。阿塔纳里克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当他走进这座皇家城市时，惊奇地喊道：“瞧，现在我看到了我常常听闻却不可思议的盛景。”他指的是这一伟大而著名的城市。他举目四顾，看着城市中的情景，船只来来去去、壮观的城墙，以及各个国家的人蜂拥而至，就像洪水一样从不同的地区涌进一个盆地，他深感稀奇。当他看到军队在游行时，他说：“的确，拜占庭皇帝是天之骄子，谁举手反对他就是在犯下血罪。”
这就是拜占庭意图达到的效果，而乔丹尼斯的文字——据说是卡西奥杜勒斯（Cassiodorus）失败的通敌历史中的一个被删减的段落，他曾为哥特国王西奥多里克服务——充分记录了，甚至在阿塔纳里克死后，他的整个军队仍为罗马服役，“就像它与帝国士兵已融为一体”。[1]
它的名字本身就表明，这座城市的声望是巨大而深远的。对于附近的斯拉夫人，也就是在现在的保加利亚和马其顿，或者在俄罗斯这样更远的地方的人来说，君士坦丁堡就是沙皇格勒（Tsargrad），“皇帝的城市”，世界的首都，甚至是上帝在世间的前哨基地。在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和最遥远的冰岛，他们将其称为米克拉加德（Miklagard，Mikligardr，或Micklegarth），传奇故事中广受赞誉的“伟大城市”。
皇帝本人是精心设计的宫廷仪式的焦点，仪式由穿着华丽长袍的官员执行，以便更好地在宫廷中令外国使节敬畏。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当来访者走近时，液压机械就会把皇帝的宝座抬起来，被激活的狮子将拍打着尾巴，发出令人震撼的咆哮，威慑那些毫无准备的访客。[2]那只不过是幼稚的愚弄行为，但拜占庭皇帝在数百年来与诸多不同的国家、民族和部落的使节（包括非基督教徒和不会被他们的宗教威权所动摇的分离主义者）打交道时，做了很多准备和精心的舞台设计。他们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为了维护和提高宫廷的威望，即使它常常被用来给访客留下深刻印象，使其感到敬畏，并招募甚至诱惑他们。与军队或黄金不同的是，威望在使用时不会被消耗，这对一直在寻找较划算的权力来源的拜占庭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优点。
因此，宫廷本身就是一种说服的工具，也是其他各种东西：它是政治、立法和行政权唯一的焦点；它是金库的所在地，金库里的金币供养着皇帝的文官和军人，还有他们的外国盟友、客户、辅助者，有时是纯粹的勒索者；由无限循环的公私典礼组成的富丽堂皇的景象，因身着华丽丝绸长袍的高级官员而显出蓬勃生机，每位官员代表了一个阶级；宫廷是来自帝国各地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寻找美好事业的理想目的地——其中一些人自动阉割进入皇宫做了太监。有时宫廷也是艺术、文学和学术活动的场所，但它始终是皇帝本人的所在地，作为上帝的世俗代理人，皇帝对东正教基督徒来说是神圣的，对许多非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无论远近，拜占庭皇帝都是位高权重的。
对于只知道木屋、蒙古包或粗糙堡垒里粗鲁乐趣和野蛮举止的外来君主和酋长来说，拥有庄严观众、宏伟队列和盛大仪式的拜占庭宫殿和宫廷一定是令人难以想象、震憾人心和超凡脱俗的。关于外国统治者如何被接待的详细说明，可以从一份关于宫廷仪式的宝贵汇编和其他由君士坦丁七世皇帝所撰写的著作中得知，这本著作通常以其拉丁文名称“de Cerimoniis Aulae Aulae Byzantinae”而广为人知，但在这里被引作《礼仪之书》（Book of Ceremonies）。[3]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在946年，拜占庭人接待了穆斯林特使；他们不仅了解在大马士革（Damascus）的豪宅和帐篷，而且知道巨大的倭马亚清真寺、精致的（纯粹是拜占庭式的）岩石穹顶和巴格达的宫廷，因此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感动。他们以阿拔斯哈里发的名义出现，他仍然被认为是整个伊斯兰教的统治者，但到那时为止，哈里发已经完全失去权力了，特使们于946年5月抵达，并在8月与拜占庭人讨论了停战和交换战俘的问题，代表了不那么虚幻却非常真实的力量：他们是边疆的军阀和更强大的地区统治者。前者包括控制帝国东南边境西里西亚（靠近现代土耳其的梅尔辛）的塔索斯（Tarsos或Tarsus）的埃米尔[4]，他对圣战的召唤有时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都能得到广泛的关注；他的圣战同伴和竞争对手阿米德（现代土耳其的迪亚巴克尔，库尔德语中的“Amed”）的埃米尔面朝着帝国的中东部边境；总体实力更强大的白益王朝（Buyid或Buwayhid，?l-i B?ya）统治者阿里来自伊朗的非正统什叶派军事力量，他刚刚占领了巴格达，他强大的力量来自他戴拉米高地强壮的步兵同胞；[5]还有阿里·阿布·哈桑·伊本·哈姆丹（Ali Abu Al-Hasan ibn Hamdan），他来自异端的努赛里派（Nusayri）或阿拉维派（Alawite），更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绰号“王朝之剑”，即哈里发的意思，但实际上他在叙利亚创建了哈姆丹派政权，该政权的最终失败标志着10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崛起。［他在阿拉伯人中仍然很有名，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保护着极具天赋、跋扈、好斗的诗人阿布-塔伊布·艾哈迈德·伊本·侯赛因（Abou-t-Tayyib Ahmad ibn al-Husayn），此人通常被称为“穆太奈比”（al-Mutanabbi），即自称的先知，因为他曾在一次逃亡中如此宣告自己的身份。］
从《礼仪之书》中我们了解到，接待这些阿拉伯特使的准备工作是多么的复杂。[6]现存的华丽得足以令其他访客满足的宫殿家具和装饰品，会被认为是不够的，因此，从教堂和修道院借来花环、银吊灯，一棵挂有珍珠、刺绣、幔帐和其他装饰物品的金雕树，而圣索菲亚大教堂和伟大的使徒教堂则贡献了它们华丽的长袍唱诗班的表演。这样的装饰仍被认为是不够的，所以这个城市的大主教，或者是城市的首长，从旅店、老房子、更多的教堂，以及银器商店里借来更多的装饰物；他还被赋予了更正常不过的任务，即监督穿过城市和广场的这条游行路线的装饰工作。
当这一刻来临时，在通往宫殿的台阶一侧挂有一排帝国旗帜；首席划桨手持有两面旗帜，希塔里亚宫卫士的指挥官则持有皇帝自己使用的精美金绣丝绸旗帜。在宫殿里，罗马的权杖、双联画和军队的旗帜都排列在宝座的一边；从绿色和蓝色战车竞技俱乐部借来的银制风琴与帝国的黄金风琴摆在一起。丝绸帷幔把植物园变成了一个可以漫步其中的接待区，而珍贵的长袍、搪瓷、银器、波斯地毯、月桂花环和新鲜的花朵也装点了这个区域。地板上布满了月桂树、常春藤、桃金娘、迷迭香，主接待大厅里到处都是玫瑰。
朝廷官员长袍的华丽程度是由他们的等级决定的；但在这一场合，地位较低的官员被赋予穿着更高级华丽礼服的权力，甚至是沐浴侍从这样卑微的宫廷仆役也是一样，字面上的“肥皂人”（saponistai）都穿戴着花哨的头巾。
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并没有将如此重要的事宜委托给他的官员——他亲自出面为穆斯林使节提供了特别华丽的长袍，其领子上镶嵌着“宝石和巨大的珍珠”：[7]
穿着这种不是用珍珠，就是用宝石装饰的领子……已经违反了非宦者的规矩，但是为了炫耀，为了这一场合，在受基督爱戴的君士坦丁的批准下，他们穿戴上了这些饰物。[8]
可以用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来解释这个特殊的插曲：酷爱古文物的君士坦丁是否在愚蠢的宗教仪式中迷失了？或者，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心理活动，为穆斯林使者盛装打扮，让他们沉浸在辉煌的庆典中，而不是把他们丢在外面，让他们成为衣衫褴褛的旁观者？答案只有一个，但这两种解释都是正确的，尤其是考虑到第一次盛大接待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很多天过去了，但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谈判。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唱诗班烘托的宴会，空隙时则随着每道佳肴的进奉而奏响风琴音乐。当使节起身的时候，他们收到了金子和其他礼物，他们的随从则得到一些小费。
使节们随后在赛马场观赏了一场特别的表演，8月8日举行的化妆盛宴（the Feast of the Transfiguration）格外地隆重，8月9日又举行了另一场盛装出席的宴会，并安排了多种多样的表演。当时的协议草案规定，让18名穆斯林囚犯参加皇帝在星期日复活节和圣诞节举办的宴会，这无疑是出于象征性的劝诱意图——在不同的时期，穆斯林囚犯被不同程度地处决、肢解、折磨、关押或在非常体面的条件下进行俘虏交换，但显然是朝着更好的待遇发展——尽管在995年，穆塔兹拉[9]神学家阿布德·贾巴尔·阿萨达巴迪（Abd al-Jabbar bin Ahmad alHamadhani al-Asadabadi，死于1025年）痛切抱怨道：
在伊斯兰教发展的早期，当伊斯兰信徒强大而他们的敌人软弱时，敌人们会照顾他们的战俘，这样双方就可以交换战俘。但是，后来当敌人变得更强大时，他们开始无视穆斯林，并坚持认为伊斯兰教的统治已不复存在。[10]
这太夸张了。10世纪权力平衡向拜占庭倾斜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而囚犯交换（赎回“fida’”）大约从公元805年[11]的倭马亚时代就开始了。至于允许一些犯人参加宴会的习俗，在大约899年的《官府图谱》（Kletorologion of Philotheos）中就首次被证明。[12]在8月9日的宴席上，有40人与塔索斯埃米尔的两位埃米尔特使坐在一起——他们正在谈判一名囚犯的交换事宜。当然还有餐后的礼物：两名使节每人得到单重2.25克的米利亚里西翁币（miliaresia）共500枚；他们的随从得到共3000枚，1000枚给40名囚犯和参加宴会的客人，其他没有被邀请参加宴会的囚犯也获得了一定数量的米利亚里西翁币。这些礼物的总价值并不大，但它们确实有助于灌输这样一种观念：与皇帝谈判比与他作战更有乐趣，也更有利可图。[13]对于在946年到访的穆斯林特使来说，显然只有进一步谈判才能使他们再次获得拜占庭宫廷的礼物并参加宴会。此外，得益于使节报告的广泛流传，拜占庭的威望得到了更明显的提高，使节们显然对拜占庭留下了深刻印象。[14]
一旦看到过和经历过，他们就不会自愿放弃在拜占庭的生活，除非再次体验的权利得到确保。这里便利、舒适，有宴会，高雅的娱乐，以及不时的文学朗诵，女士们可以根据场合穿戴最美的华服，总是有小道传闻、富含教养的对话、谨慎的政策谈话和关于政治的秘密谈话。[15]
最重要的是，这里展现了无处不在的权力，它的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已被所有人感觉到了，只有那些无法获得它的人才会鄙视它。在当今的华盛顿特区，即使是能力出色的人也会接受低薪的总统行政办公室职位，因为它与权力所在地的距离很近，即使他们不太可能在年复一年的时间里亲眼见到总统本人。在办公室以外还佩戴白宫身份卡，那常常是故意的遗忘，要在不经意间吸引众人的目光。在寻求权力的过程中，即使是报价昂贵的专业人士也会在冗长的竞选期间热心地向总统候选人馈赠他们的服务。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中，权力的吸引力要大得多，因为它是一种不受法律、法规、审计和议会干预或司法审查限制的权力：皇帝可以下令阉割、使人失明、将人斩首或提供帮助；令某官员晋升到任何职位，或使之降级和流放；给予最有价值的礼物或予以没收，赐予一个人财富，或者拿走他所有的财产。从个人的角度看，这比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拥有的权力都大得多。[16]
因此，为了能够进入宫廷，来自帝国每一个角落或国外的人都进行了巨大的努力，就像酋长和王子们来寻求支持，以便能够打败他们国内外的敌人，或者是为了来享受娱乐和仪式礼物，而另一些人则是为了追求头衔和附带薪酬的官职而来——这是当时存在的最可靠的稳定收入来源。作为交换，所有这些声索者都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军事联盟，或者只是他们部队的临时贷款，为皇帝的卫队提供大量的战士，或者仅仅是他们自己的身体和对服兵役的忠诚。贾斯汀一世是查士丁尼的叔叔和保护人，他就是这样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如果最不可信赖的普罗科皮厄斯值得信赖的话，因为他渴望诋毁查士丁尼，而卑微的出身在公众中还没有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特质：
当利昂（Leon）在拜占庭掌握帝国权力时（大约在462年），三个年轻的伊利里亚农民，来自［贝德里亚堡（Bederiana）的］齐马修斯（Zimarchus）、杜特维斯特斯（Dityvistus）和贾斯汀（Justinus），在家里他们不得不与贫穷和随之而来的疾病做斗争，为了努力改善条件，他们选择参军。他们来到拜占庭，步行，并扛着披在肩上的斗篷。当他们到达时，穿戴着这些斗篷，身上一无所有，除了在家里做的（干饼干）；皇帝把他们编入士兵行列，指定他们为宫廷卫兵（新成立的哨兵队，一支由300人组成的部队）。因为他们三个都是身材俊美又帅气的人。[17]
这三人来自名叫托里希斯（Taurisium）的小村庄，在贝德里亚堡附近，与君士坦丁堡的距离很远，但靠近今天的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这三人被描绘成饥饿的乡巴佬和野蛮人，是故意呈现给普罗科皮厄斯的读者——齐马修斯和杜特维斯特斯是色雷斯人的名字——但他们肯定不是外国野蛮人，因为贾斯特斯的名字来源于拉丁语，无论如何，这在贝德里亚堡被认为是拉丁语。
不仅仅是像贾斯特斯这样饥饿的年轻农民——朝廷所支付的黄金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强大的服务动机，许多外国人也来保卫皇帝不受国内敌人的攻击，并为帝国服务，甚至对于那些吃得饱的酋长来说也是如此。在发现美洲、西伯利亚、德兰士瓦和澳大利亚的巨大金矿之前，黄金比今天尤为稀有，相对于其他商品也更有价值。只有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才能控制国库的黄金流通，轻而易举获得黄金的稳定供应，并通过收税将财富聚集在国库中，然后支付官僚的工资，而最终产生的收入又将被征税。
帝国货币本身就是威望的源泉。从君士坦丁（306～337）的第一次发行到罗曼诺斯·阿陀罗（1028～1034）的改造，从索里迪（solidus，罗马币，我们“士兵”一词的来源）到后来的诺米玛（nomisma），因为其恒久性，拜占庭货币成为帝国乃至帝国以外商人们的首选货币：它的重量是72罗马磅，按现在的标准来说，重量为4.544公克，纯度为955～980/1000黄金。这也很罕见：皇帝的索里迪几乎是纯金的。《哈拉尔德·哈德雷德传奇》（Saga of Harald Hardrade）是由斯诺里·斯图鲁逊（Snorri Sturluson，1179～1242）收集用于编辑《挪威国王纪事》的，该书现在被称为《挪威王列传》（Heimskringla），在他看来，大量的黄金足够显示它们来自何方。两位国王正在以黄金的形式展示自己的财富，以此有力地争夺领导地位：
于是，哈拉尔德（Harald）把一块大牛皮摊开，将金子从牛皮上的小箱里翻出来。然后取出秤和砝码，按重量将金子分开，分成若干等份；所有的人都非常奇怪，为什么有这么多黄金聚集在北方国家的某个地方。但人们知道，这是希腊皇帝的财产和财富；原因是，所有人都谈论着，那里的房子堆满了红色的黄金。国王们现在非常高兴。接着，剩下的黄金中出现了一块像人手那么大的金锭。哈拉尔德手里拿着它，说：“我的朋友，马格努斯（Magnus），你能拿出比这个还大的吗？”马格努斯国王所能拿出的只有一枚戒指。[18]
这则轶事就是证据，即使这一事件从未发生过（为什么马格努斯只带着一枚戒指参加比赛？），因为西格尔德（Sigurd）的儿子，外号叫作“Hardr?de”（强硬的统治者，“hardruler”）的哈拉尔德，是一个完全真实的历史人物，他显然在拜占庭找到了黄金。1015年他出生于挪威，1066年在斯坦福桥（Stamford Bridge），也就是今天的大伦敦战死，在他遥远的诺曼亲戚以更好的运气试图征服英格兰之前，他以失败告终。在这期间，哈拉尔德作为统治者雅罗斯拉夫（Yaroslav）王子的战士首领曾居住在基辅，并曾在君士坦丁堡担任瓦兰吉安卫队的指挥官，又在摆脱法国的短暂拘留后，成功回到挪威夺取王位：由于他随身携带金子，他被认为是一个劫掠犯，在君士坦丁堡寄来一封信后，他被释放了，信中说这些金子是他的遣散费。
外国人经常攻击帝国，希望能夺取帝国的部分黄金或敲诈黄金作为贡品，同时也经常忠诚地为帝国服务以赚取黄金。但有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即获得帝国官职，从而享有帝国宫廷巨大声望的可能性，其中一些人享受着一份年薪和贵重的官服，无论他们是否履行民事或军事职责。[19]关于外国酋长对头衔和长袍的渴望，在《帝国行政论》中有所论述。除了在如何处理外国势力的问题上充满了善意和精明的建议外，在这个特定问题上，书中的文字故意用一种愚蠢的方式误导读者：[20]
如果他们曾经需要或恳求，无论他们是哈扎尔人、土耳其人（Turks），还是俄罗斯人（Russians），或是北方人和斯基泰人（Scythians）所组成的任何其他的民族，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有些帝国的服饰、头饰或正式的长袍应该送给他们，以换取他们提供一些服务或履行一些职责，这样你就可以免除工作了。[21]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冗长乏味的陈述，声称上帝亲自将国家的长袍和王冠送给了皇帝，供其在节日期间专属使用，这样它们就不可能被移交给他人。正是“经常发生”的表述露了马脚：与他们相称的官职和官服通常被授予“北方人和斯基泰人”，让其为帝国提供服务，当然皇帝自己的长袍既没有被索取也不会被给予。
不需要工作的受薪头衔就是闲职，当它被出售以筹集资本时，这些头衔就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年金，对于有用的外国人来说，这是一种特别有价值的礼物。但是，即便没有职位、薪水或官员长袍，单单是头衔也很受欢迎，因为它们代表了帝国的认可，并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继续进入宫廷参加宴会、仪式和娱乐活动。例如，帕特利修（Patricius）曾经是第一罗马的古老家族所保留的头衔，到了7世纪也可以被特别受青睐的外国人所使用。但是，没有一个单一的头衔能够满足他们对竞争荣誉的多样性需求。《礼仪之书》列出了许多适合外国权贵的头衔。有些从各种先例中派生出来，有些很容易破译，而另一些则很难理解。
Exousiarches，exousiastes，exousiaokrator（“外面”统治者的多重说法）；archon of archons，archegos，archegetes，archon，exarchon（统治者或高级官员的古代用法，大概是：“王子”）；pro（h）egemon，hegemonarches，hegemon，kathegemon（霸主的变型词））dynastes，prohegetor，hegetor，protos，ephoros（斯巴达监督员）；hyperechon，diataktor，panhypertatos，hypertatos，koiranos，megalodoxos（伟大的规则制定者）；rex（国王）；prinkips（罗马王子=第一公民，因为可以通过它炫耀自己的巨大权力，这是奥古斯都喜欢的头衔，后来的“王子”）；doux（杜克斯，地区指挥官，后来的“公爵”）；synkletikos，ethnarches（部落首领）；toparches（同前）；satrapes（最初是波斯总督）；phylarchos（部落酋长）；patrarchos，strategos，stratarches，stratiarchos，stratelates（“将军”的四种变体）；taxiarchos，taxiarches（步兵编队指挥官）；megaloprepestatos（高贵的）；megaloprepes，pepothemenos，endoxotatos（最受尊敬的）；endoxos，periphanestatos，periphanes，peribleptos，peribleptotatos（出类拔萃的）；eugenestatos，eugenes（出身名门的两种说法）；ariprepestatos，ariprepes，aglaotatos，aglaos，eritimotatos，eritimos，gerousiotatos，gerousios，phaidimotatos，phaidimos，kyriotatos，kyrios（都是“贵族”）；entimotatos，entimos，pro（h）egoumenos，hegoumenos（现在的修道院院长）；olbiotatos，olbios，boulephoros，arogos，epikouros，epirrophos，amantor。[22]
这种巨大的多样性显然是有用的，因为它无可救药地混淆了等级制度。如果一个酋长骄傲地拿到“megaloprepestatos”的杰出称号，遇到了一个获得最高贵的“megalodoxos”头衔的人，那么，他们就都认为他们从皇帝那里得到了更大的荣誉，因此他们都觉得自己需要表现出更大的忠诚。
拜占庭宫廷可以从混乱无序的头衔中获益，但其精心安排的仪式却需要明晰和秩序。这些都不可能是即兴安排的，因为对于每一个仪式来说，必须有很多人在正确的时间，依据正确的先后顺序，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因此，所有事情都被严格的礼节所规定，包括表示欢迎和问候的确切措辞。他们不可能冒着可能是误解的危险而在现场做出即时决定。除非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引起冒犯，许多来到拜占庭宫廷的外国使节在准备他们的正式表述时需要帮助，并学习精心安排的仪式步骤；提供这样的帮助是合适的。
《礼仪之书》中保留了向皇帝致敬的文字，这些礼数是用来要求来访的使节和君主的，并附有适当的名称空格和礼仪规定的答复文本。敬礼必须事先经过相当多的训练才能避免错误，这意味着所有人都使用希腊语，显然，当教皇特使需要时会通过口译员进行交流：
能够保护你们的最重要的圣使徒：天堂的钥匙持有者彼得，所有人的老师保罗。我们的精神之父（名字），最神圣、最普世的牧首，与最神圣的主教、牧师和执事，以及罗马圣教廷的全体神职人员一道，通过卑微的我们将虔诚的祈祷送给你，陛下。带着官员和臣服于他们的全体人民，古罗马最尊贵的第一公民[23]向陛下您传达最忠实的服从。[24]
皇帝十分高贵，因此不能回敬他的问候。有官员代替皇帝回应——这就是驿传官员（logothetes tou dromou），我们看到：
罗马最神圣的主教，神圣皇帝的精神之父好吗？所有的主教、牧师执事以及罗马圣教廷的其他神职人员都好吗？古罗马最尊贵的（名字）第一公民好吗？
这是最后一个真正反映拜占庭好古癖风格的文件，或者可能是对罗马人没落的处境有意且轻蔑的提醒，因为那里没有皇帝来保护教皇的情形已经持续5个世纪了。
接下来是保加利亚使节们的问候。几百年来，保加利亚人是拜占庭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邻居，尤其是在他们皈依东正教之后——因为那时的保加利亚统治者甚至可以挑战帝国作为东正教信仰捍卫者的宝座。《礼仪之书》中写道，当保加利亚人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时，它的使节们被指示使用一种特别的问候方式来降低保加利亚统治者认为他与帝国皇帝处于平等地位时的骄傲：
由上帝加冕的皇帝，由保加利亚人的上帝加冕的王子（archon）的精神祖父（帕卡蒂科斯教皇，pneumatikos pappos）好吗？皇后（augousta）和情妇们（despoina）又过得怎样呢？皇帝和皇帝的儿子们，以及他的其他孩子们过得怎么样呢？最神圣和最普世的教宗好吗？两位长老（magistroi）又如何？整个元老院怎么样？四大行政官员怎么样？（logothete tou dromou，负责邮政业务和外交使节的官员；logothete ton oikeiakon，负责君士坦丁堡市民经济和安全事务的官员；logothete tou genikou，负责管理税务的官员；以及logothete tou stratiotikou，负责薪酬发放的官员。）
对保加利亚特使的回应再次表明，其统治者的地位要低于君士坦丁堡唯一真正的皇帝：保加利亚的统治者——尽管自称皇帝——却与拜占庭皇帝成为“祖孙”关系，拜占庭皇帝是他名义上的祖父：
我们神圣皇帝的精神之孙，保加利亚之上帝的统治者过得怎样？上帝的公主（主宰者）好吗？卡纳蒂·凯尼奥诺（Kanarti Keinos）和布利亚斯·塔卡诺斯（Oulias Tarkanos），即保加利亚之上帝的统治者的孩子们，和他的其他孩子们怎么样？六大波亚尔斯（Boliades）怎么样？普通平民过得怎么样？
如上所述，自945年以来，对拜占庭而言，最重要的伊斯兰统治者是阿里·伊本·哈姆丹（Ali ibn Hamdan）或称为“萨伊夫·德·道拉”（Sayf ad-Dawlah）。穆斯林使节很难被指望会对耶稣产生喜爱或者成为皇帝的传道者，但他们也被灌输了一种礼貌的问候，这种问候很好地利用了犹太一神教在两种宗教中的共同基础：
愿主的平安、怜悯、幸福、荣耀与你同在，罗马至高无上的皇帝。财富、健康、长寿来自上帝，缔造和平与优秀属于皇帝。愿正义和伟大的和平在你的统治下升起，最平和与慷慨的皇帝。
官员的应答问候也非常礼貌：
最伟大（megaloprepestatos）、最高贵（eugenestatos）和最杰出（peribleptos）的忠诚的埃米尔好吗？塔尔索斯的埃米尔和议会（gerousia）如何？……你好吗？你受到贵族和卡帕多基亚（Kappadokia）将军的接待如何？（来自叙利亚的使节不得不经过拜占庭领土上的地方政府）被派去照顾你的皇家助手（巴兹尔科斯）是如何对待你的？在你的旅途中遇到了什么不幸或痛苦的事吗？今天你和我们神圣的皇帝共进晚餐，这让我们欢欣鼓舞。
官员会向他们提及“不幸或痛苦”的经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了从萨伊夫·德·道拉的首都阿勒颇经陆路行进到君士坦丁堡，特使们必须穿越边境地区，这片地区分布着边境部队、圣战分子、疯狂的边境游民、漫游的匪徒、走私犯和偷盗团伙制造的袭击和反袭击、伏击、突袭、抢劫和牲畜劫掠——只不过这些类别是高度交叉重合的。
正文继续介绍官员逐个向所有统治者中的埃及、波斯和呼罗珊（Khorasan）埃米尔的使节致意和回应——这与现代伊朗东北部、阿富汗西北部、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相对应。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些交流仪式的心理目的。当所有势力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紧张局势几乎是持续不断的，并且武装冲突是非常频繁的。当时和现在一样，服从他们宗教的伊斯兰统治者不得不把地球上所有的非伊斯兰国家看作战争地区的一部分，对于战争地区（dar al harb），穆斯林注定要在救赎之日到来之前将其征服。因此，没有一个非伊斯兰国家可能，或可以真正获得宗教规定的永久和平（行额手礼）。因此，穆斯林对拜占庭的领土要求是无限的。所有信徒被允许的只是战争的中断（hudna），实现停战（hudna），一种暂时的、现实的安排，以争取时间，一个星期、一年，或一个世代——直到圣战可以重新开始。但是，尽管持久的停战（hudna）需要举行谈判，但双方都有兴趣以文明的态度处理相互间的关系，这是在经历了之前和之后的激烈战斗才取得的。[25]
在伊斯兰教崛起之前，帝国的美索不达米亚边境也并不太平。在那里，萨珊波斯人一直带来威胁，并不时发动大规模进攻，包括603年开始发起的最后一次进攻，这次进攻成功地摧毁了两个帝国，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至于帝国的北部，多瑙河地区或巴尔干前线——帝国的疆界随着权力的平衡而向北或向南移动——到那时为止，完全信奉基督教的保加利亚也不再是一个好邻居了。当他们真正强大的时候，他们的沙皇并不满足于获得部分领土，而是试图为自己夺取拜占庭王位和整个帝国。在保加利亚人之前或与保加利亚交替出现的其他敌人——匈奴人、阿瓦尔人、基辅罗斯人、马扎尔人、佩切涅格人和库曼人——可能使帝国面临几乎同样的危险，即使他们对帝国的宝座没有任何野心。
因此，当特使们抵达拜占庭宫廷时，拜占庭帝国与他们领主的战争要么刚刚结束，要么仍在进行中，或即将开始。在仓促展开充斥着不可避免的相互指责、暗示或直接威胁的谈判之前，最好先进行一些愉快的交谈。宫廷礼仪规定的语言是严格且正规的，几乎不鼓励即兴的交流，但至少可以防止无意的怠慢和令人尴尬的失态。
[1] Jordanes，Getica：De origine actibusque Getarum，ⅩⅩⅧ.142，143，in CharlesC. Mierow，trans.，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 （1915），p.91.
[2] Famously ridiculed by Liutprand of Cremona. See Gerard Brett，“The Automata in the Byzantine ‘Throne of Solomon’” （July 1954）.
[3] It was updated in part under Nikephoros II Phokas （963-969）. Constantine VIIPorphyrogennetos，De Cerimoniis Aulae Byzantinae，in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ed. J.Reiske （1829）（hereafter cited as De Cerimoniis）.
[4] 埃米尔（emir）是穆斯林指挥官、将军或是王子的称号。——译者注
[5] Admirably studied in Eric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Byzantine Warfare in the Tenth Century （1995），pp.233-236.
[6] De Cerimoniis，from p.571；但此处源自阿诺德·汤因比的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and His World （1973），from p.500.
[7] 关于礼袍如何体现等级的论述，参见 Elisabeth Piltz，“Middle Byzantine Court Costume” （1997），pp.39-51.
[8] Toynbee，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p.502 （I could not reconcile his Reiske page references）.
[9] 穆塔兹拉（Mu’tazila）是公元8～10世纪，在今伊拉克巴士拉和巴格达盛行的伊斯兰神学派系。——译者注
[10] David Ayalon，Eunuchs，Caliphs and Sultans：A Study in Power Relationships （1999），appendix F，p.347.
[11] David Ayalon，Eunuchs，Caliphs and Sultans：A Study in Power Relationships （1999），appendix J.，pp.345-346.
[12] Liliana Simeonova，“In the Depth of Tenth-Century Byzantine Ceremonial：The Treatment of Arab Prisoners of War at Imperial Banquets” （2007），p.553.
[13] Toynbee，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p.503.
[14] Nadia Maria El-Cheikh，“Byzantium Viewed by the Arabs” （1992），from p.173.
[15] Paul Magdalino，“In Search of the Byzantine Courtier” （1997），pp.141-165.
[16] Alexander P.Kazhdan and Michael Mcormick，“The Social World of the Byzantine Court” （1997），pp.167-197.
[17] Prokopios，Anecdota，bk.Ⅵ，2，in H.B. Dewing，ed. and trans.，Procopius （1962-1978），p.6：69.
[18] Snorri Sturluson，Heimskringla：The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Norway （1907）.
[19] Nicolas Oikonomides，“Title and Income at the Byzantine Court” （1997），pp.199-215.
[20] 甚至君士坦丁如今也承认，这是愚蠢的“谬论”，参见Ihor Sevcenko，“Re-reading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1992），p.182。
[21]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sec.13，lines 25-70.
[22] De Cerimoniis，bk.II，cols.46-47，pp.1：679-686. 但此处源自Paul Stephenson：http：//homepage.mac.com/paulstephenson/trans/decer2.html.
[23] 罗马的首席公民即为元首。——译者注
[24] De Cerimoniis，bk.I，cols.47-48，from p.680. 但此处源自Paul Stephenson的网站。
[25] 参见 Walter Emil Kaegi Jr.，“The Frontier：Barrier or Bridge？” （2007），pp.269-293，包括充分的参考注释和丰富的阿拉伯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