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没有驻外部门或外交部，拜占庭人仍然可以熟练利用每一种外交手段，这当中自然包括巩固与强大外国人之间关系的王朝婚姻。[1]这不是罗马的惯例，因为缺乏与其地位相当的对象，但对于拜占庭人来说，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们所建立的敌对希腊专制政体之间，曾存在王朝联姻的先例。这些讲希腊语的王国最初由他的直接下属统治，然后由他们的后代或足够亲近的人统治，但他们经常通过婚姻来达成和平协议，尽管他们更频繁地使用战争手段，无论是否离婚。
对于罗马皇帝来说，这件事情更为微妙。对于他自己、他的姐妹，或者他在皇宫出生的孩子来说，与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通婚，不符合皇帝所声称的自己作为上帝在凡间的总督和所有基督徒领袖的地位，他们必须是比其他所有统治者更高层次的存在。此外，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并且即使这个游牧者的帐篷里面装满了金银财宝，或者更糟糕的，充满了穆斯林女眷，把皇帝的女儿或妹妹嫁给一个野蛮人或是游牧民族的行径都是令人厌恶的，这既冒犯了希腊人的种族骄傲，也破坏了基督教的规矩。
当皇帝或他们的儿子娶了外国当权者的女儿时，事情就容易多了。被称为“被剜鼻者”（slit-nosed，rhinotmetos）的查士丁尼二世从685年开始统治帝国，后来遭废黜，象征性地被残害，并在695年被流放到了克里米亚赫尔松的偏远前哨，与统治邻近大草原的哈扎尔人结成了王朝联盟。他娶了可汗（qagan）的妹妹布西尔·格拉文（希腊文称为Ibousiros Gliabanos），她后来改名为西奥多拉（Theodora），在保加利亚可汗（Bulghar qan）或特威尔可汗（khan Tervel）的帮助下，他最终在705年夺回王位，直到711年再次被推翻。
一个世纪之后，为了与哈扎尔草原帝国结成联盟，对抗阿拉伯穆斯林，后者被他们分别抑制于边境，利奥三世（Leo Ⅲ，717～741年在位）安排他的儿子兼继任者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Ⅴ，741～775年在位）与可汗的女儿结婚，该女儿名为艾琳（Irene）——因此君士坦丁五世的儿子和其继任者利奥四世（Leo Ⅳ，775～780年在位）被称为“哈扎尔人”（The Khazar）。顺便一提，人们记得这个艾琳是因为她的两项完全不同的成就。第一个成就是，她在皈依基督教后以虔诚而闻名。创世以来的6224年，即公元731/732年，忏悔者西奥芬尼斯（Theophanes Confessor）记录道：“在这一年里，利奥三世把他的儿子君士坦丁许配给了可汗的女儿……他让她成为基督徒，并给她起名艾琳。她学习了圣经，虔诚地生活，从而谴责了那些人（破坏圣像运动者）的不虔诚。”[2]
她的第二个成就是，她将自己的民族服饰引入拜占庭宫廷，一件装饰精美的长袖衣服——游牧者的长袍，上马时可以从前面解开衣服——它在拜占庭宫廷里被称为齐扎长衫（tzitzakion）。它最开始是作为游牧式的外衣，到拜占庭中期时演变为最高级的宫廷服饰，因为皇帝本人也穿着它，而且只有在最庄严的场合才穿。晚些时候，君士坦丁七世（912～959）对此做了解释，他本人也是一位热衷于古物的人：“你必须知道，齐扎长衫是哈扎尔人的服装，自哈扎尔皇后入宫以来就出现在这座上帝保护的帝国城市里。”[3]
尽管有这样的先例，但官方的说法是，皇室家族不会与较弱的统治家族联姻，无论他们多么自命清高。宗教上不信基督的穆斯林势力并没有提出任何联姻要求；草原势力是没道理反基督教的，但他们也被拒绝了。在《帝国行政论》中，存在暗示性的答复以搪塞这些请求：
（如果）北方的任何一个民族和不光彩的部落要求与罗马皇帝结盟，或者娶他的女儿为妻，或者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皇帝或皇帝的儿子当妻子。
对于这种“怪异的、不合时宜的”需求，典型的回答是：
（一项）伟大而神圣的，由君士坦丁发出的，令人惧怕的正统法令被刻在了作为普世基督教会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圣桌上，罗马帝国的皇帝永远不会与一个有着不同习俗或者背离罗马秩序的民族联姻，尤其是与一个未受洗的异教徒……[4]
再没有比这更明确的回应了——除了随后的一个例外：
……除了与法兰克人；因为只有他们被那个伟人，神圣的君士坦丁排除在外，因为他认为自己出生于那个地方……（而且）因为那里的土地和种族拥有传统的名望和高贵。
这完全是谎言——君士坦丁从来没有留下过婚姻方面的指令，无论如何，他出生在莫埃西亚苏必利尔（Moesia Superior，现为塞尔维亚南部），而法兰克同盟则出现在莱茵河下游——但虚构内容确实证明了王朝与西方最强大力量的结盟是正当的，即查理曼大帝和他的后裔，后来的东法兰克王国，在10世纪随着奥托王朝的执政演变成了德意志王国（Regnum Teutonicum）。
781年，作为“哈扎尔”利奥四世遗孀艾琳唯一的儿子，10岁的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Ⅵ）开始摄政，艾琳为他安排了与罗特鲁德（Rotrud）的婚约，她是查理曼大帝6岁的女儿。查理曼大帝当时仍然是“法兰克国王”，虽然还没有像在800年那样被加冕为皇帝，但他已经是西欧许多国家的统治者。这两个帝国之间至今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摩擦，但随着查理曼大帝仍在扩大他的势力范围，并在意大利日益活跃，双方发生碰撞的可能性已经相当高的，因为拜占庭人仍然拥有南部沿海的那不勒斯、卡拉布里亚（Calabria）的雷吉奥（Reggio）、普吉里（Puglie）的布林迪西（Brindisi），还有已灭绝的拉文纳王国在威尼斯的残余领土，以及亚得里亚海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海岸的港口城镇——尽管伊斯的利亚半岛的北部已经属于法兰克人了。自罗马时代以来，与最强大的西方统治者建立预防性的王朝联盟当然是需要谨慎谋划的。
拜占庭人取缔了她野蛮人的名称“罗特鲁德”，给她取名为“红”（Erythro），并派宦者伊丽莎丝（Elissaios）去教授她希腊语和宫廷礼仪。但在786年，当她才11岁时，可怕而诡计多端的艾琳以未知的原因取消了婚约——至于君士坦丁六世，他被他母亲刺瞎双眼并遭废黜。
在没有王朝联姻的情况下，帝国与查理曼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发展，尽管双方的战争一直到很久以后才发生。
公元800年12月25日，查理曼大帝在圣诞节当天接受了教皇利奥三世为他举行的“奥古斯都大帝”（Imperator Augustus）头衔的加冕礼，无论他的意图如何，这是对拜占庭霸权的直接挑战。他的官方传记作者、僧侣、法兰克历史学家和查理曼忠心的朝臣艾因哈德（Einhard、Eginhard或Einhart），严厉指责了教皇利奥三世（Leo Ⅲ）的行径：
（罗马民众）给教皇利奥造成了许多伤害，他的眼睛被撕裂了，舌头也被割破了，所以他不得不请求国王的帮助。于是查尔斯前往罗马，整顿教会事务……并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冬天。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得到了皇帝和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大帝）的头衔，起初他对此非常反感，以至于他宣称，如果他能预见到教皇的计划，他就不会在被授予皇帝和奥古斯都称号的那天踏进教堂，尽管这是一个盛大的宗教节日。他非常耐心地忍受（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在他担任这些职务时表现出的嫉妒，因为他们非常厌恶这一举动；他依靠频繁的大使来往和信件，将其当作兄弟来称呼，使他们的傲慢屈服于他的宽宏大量，毫无疑问，他在这方面比他们的优越程度要高得多。[5]
的确，教皇和罗马教会需要一个西方的皇帝来保护他们比查理曼大帝需要一个头衔来得更为迫切——那时，他个人的卓越地位和他在西欧大陆的霸权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拜占庭的皇帝在罗马人眼中则成了异端，因为其国内出现了圣像破坏运动，但他们更大的过失是，他们离得太远了，无法保卫教皇远离周围野蛮人的侵犯，不仅是野蛮人——还有一个罗马人团伙，来自他高贵的前任艾德里安一世（Adrian Ⅰ）心怀不满的亲属，他们袭击了平民利奥三世，迫使他投入查理曼大帝的怀抱。
作为双方精心策划的政治活动，拜占庭人眼中的查理曼加冕礼好像是更有道理的：
（遭到袭击后，教皇利奥）向法兰克国王卡鲁洛斯（Karoulos）寻求庇护，后者对利奥的敌人实施凶残地报复，并帮助利奥恢复地位，从那时起，罗马就不得不在法兰克人的统治下，偿还教皇对卡鲁洛斯的亏欠。12月25日，为他实施涂油礼后，教皇利奥在圣使徒彼得教堂里为卡鲁洛斯加冕，使其成为罗马人的皇帝，并在12月25日给他穿上朝服和王冠。[6]
摄政艾琳是797年到802年拜占庭帝国的实际掌权者，她不会以损害帝国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代价，来承认查理曼大帝是奥古斯都皇帝。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虽然得到了这一时期最佳消息来源的证实，却也令人难以置信：
在今年的12月25日……（800年）法兰克国王卡鲁洛斯获得教皇加冕。他打算对西西里岛进行一次远征，但他改变主意，决定娶艾琳为妻。为此，他在第二年派遣了特使。[7]
此外，长期以来备受瞩目的领土冲突已经在威尼斯及其周边地区爆发——亚得里亚海另一边的伊斯的利亚已经被查理曼大帝的父亲丕平三世（Pippin Ⅲ）在789年宣布占有。
艾琳的继任者尼克福罗斯一世（802～811年在位）在803年达成了和平协议，但仍然拒绝承认查理曼的帝国头衔。战斗后来又继续进行，直至皇帝迈克尔一世（Michael Ⅰ Rangabe，811～813年在位）统治时，才达成了一项新的和平协议，威尼斯和伊斯的利亚被归还帝国，同时允许查理曼大帝享有帝国头衔：不是“奥古斯都皇帝”或“罗马神圣皇帝”，而是最不令人尴尬且听起来充满临时意味的“罗马帝国皇帝”或“罗马帝国治理皇帝”；查理曼和他的内阁成员们满足于“奥古斯都平原皇帝”，“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的国王”这个头衔，把“罗马皇帝”的头衔还给了迈克尔一世和拜占庭。[8]
与法兰克人的联姻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其他联姻却发生了。最值得注意的是，约翰·齐米斯西斯皇帝同意其侄女西奥法诺（Theophano）嫁给德国和意大利的国王奥托一世（Otto Ⅰ）的儿子，也就是未来的奥托二世。谈判在他的前任尼克福罗斯二世福卡斯（Nikephoros Ⅱ Phokas，963～969年在位）在任时期就已经开始，福卡斯对这个提议不屑一顾，这激怒了奥托一世尖酸刻薄的首席谈判代表克里莫纳（Cremona）的利普兰（Liutprand），他也写了一篇关于这次谈判的有争议的叙述。[9]这不仅仅是一场王朝婚姻，而且是一场战略联姻，是战争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他的前任尼克福罗斯二世福卡斯的领导下，这两个帝国在意大利发生了冲突，但是齐米斯西斯想要在帝国的另一端重新发起进攻，以对抗阿拉伯穆斯林。西奥法诺和奥托的婚礼于1972年4月14日在罗马举行，这显然结束了西方的对抗。在同一年，齐米斯西斯成功地发起战争，并击退了阿拉伯穆斯林。伊阿尼斯·锡利茨（Ioannis Scylitzes）简短写道：“那些被皇帝（尼克福罗斯）侵占并臣服于罗马人的城市，现在已经重新抬起了脚跟，摆脱了罗马的统治；于是，皇帝向他们发起进攻，并向遥远的大马士革进发。”[10]
接着有了更多王朝间的、战略性的，以及越来越多与异国新旧势力的联姻。伊萨克一世（Isaac Ⅰ Komnenos，1057～1059年在位）娶了保加利亚的凯瑟琳（Catherine）为妻，她是已故沙皇伊万·弗拉迪斯拉夫（Ivan Vladislav）的女儿；迈克尔七世（Michael Ⅶ，1071～1078年在位）更进一步，娶了亚拉尼亚（Alania）的玛丽亚（Maria），后者是格鲁吉亚千年巴格拉提昂家族巴格拉特四世（Bagrat Ⅳ）国王的女儿，她还被迈克尔的继任者尼克福罗斯三世（Nikephoros III Botaneiates，1078～1081年在位）掳为合法的配偶，尼克福罗斯三世推翻了她前夫的统治。（他前夫获得慷慨的批准，作为僧侣退休，于是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最终他被任命为以弗所的大主教区主教。）
伊安尼斯二世（Ioannes Ⅱ Komnenos，1118～1143年在位）也毫不逊色，他娶了皮罗斯卡（Piroska）——匈牙利国王拉迪斯劳斯一世（Ladislaus Ⅰ）的女儿——同样教化成艾琳，不过除了卷入匈牙利内部斗争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得到；曼努艾尔一世 （Manuel Ⅰ Komnenos，1143～1180年在位）娶了苏尔兹巴赫（Sulzbach）的伯塔（Bertha），后者是德国康拉德三世（Conrad Ⅲ）配偶的姐妹，在她1159年去世后，曼努艾尔一世又娶了安提俄克（Antioch）的玛丽亚（Maria），她是安提俄克雷蒙德（Raymond）的女儿，来自阿基坦的法国贵族。
所有这些遥远的联姻都被迈克尔八世（他将君士坦丁堡从拉丁人手中重新夺回）和拥有无限计谋的尤利西斯（Ulysses）所超越。除了他的继任者安德罗尼科斯二世（Andronikos Ⅱ，1282～1328年在位）在内的七个婚生子女之外，他还有两个已知的私生女，她们俩都嫁去了历史上疆土最为庞大的帝国。到1279年，蒙古人的后继者，也就是蒙古人的成吉思汗（Cinggis Qan或Genghis khan，海洋统治者）已经征服了东方，甚至包括中国的南部和朝鲜，向西延伸到匈牙利，从中亚到达阿富汗、伊朗和伊拉克。在任何地方，敏捷的蒙古骑兵都能战胜超过自身数量的对手，从而给对手以毁灭性的挫败，就像每个德国学生都知道的发生在德国利格尼茨附近（现在的波兰的莱格尼察）的沃尔斯塔特战役那样；1241年4月9日，公爵亨利二世（Henry Ⅱ the Pious）和他的大部分由波兰人、摩拉维亚人、巴伐利亚人（Bavarians）组成的军队以及一些圣殿骑士和医疗骑士遭杀害，这被认为是蒙古军队干的，但这还仅仅是他们的次级部队。其他部队则更聪明：到1243年，与拜占庭战斗了近200年的塞尔柱突厥人（Seljuk Turks）成了顺从的蒙古附庸。而抵抗者则被摧毁：铁木真的孙子旭烈兀（Hülegü）手下的军队摧毁了叙利亚的伊斯玛仪人（Ismailis）和阿拔斯（Abbasid）哈里发的残余势力，并在1258年洗劫和摧毁了巴格达。[11]
君士坦丁堡的两岸都迅速进行了巩固，因为铁木真——成吉思汗的后裔所组建的不朽国家必须被定义为“成吉思汗”（Cinggisid），而不是简单的蒙古人，因为他们越来越多地从当地人中招募战士，只在他们更高的领导层中保留蒙古人，而且时间不长。
在东部，作为所有蒙古人统治者下属的伊利汗，旭烈兀（Hülegü）建立了一个从现在的阿富汗西部延伸到土耳其东部，途经伊拉克，覆盖了整个伊朗的国家；这个伊利汗国（il-qanate）也统治了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突厥人，他们成为伊利汗国的臣民，以避免被毁灭。在里海和黑海的另一边，从现在的摩尔达维亚（Moldavia）一直向东延伸到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向北则覆盖了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整个辽阔草原，都被西方军队或“部落”（horde）［源于奥尔达（orda），蒙古语的“营地”，指首领的营地，还有他的军队］[12]所统治。今天，所有的俄罗斯人仍然记得“金帐汗国”（Zolotaya Orda）——这个术语后来被当作蒙古和突厥列强的统称——这个帝国直到1476年还从俄罗斯城镇和君主那里获得贡品，其最后的残余是吉雷的克里米亚汗国（Giray Qanate），它一直持续到1783年。第一次建立国家时，蒙古人统治着中亚各国人民，伏尔加布勒加尔人（Volga Bulghars），以及黑海北部东欧大草原的钦察人，也就是拜占庭人口中的“库曼人”，以及莫斯科以北的俄罗斯人。
来自两个成吉思汗帝国（Cinggisid）的蒙古突袭者到达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但同一个迈克尔八世完全能够应付挑战，他曾通过在地中海的另一端支持阿拉贡的彼得，挫败了安茹的查理（Charles d’Anjou）。他的私生女尤伯罗科尼·帕莱奥戈尼娜（Euphrosyne Palaiologina）成功地嫁给了诺盖（Nogai），后者是土斡耳（Baul）的儿子、术赤（Jochi）的孙子、成吉思汗的曾孙，他也是西部军队不屈不挠的指挥官，他从来没有宣称拥有正式领导权，但同样主宰着金帐汗国的西部。
迈克尔八世的另一个私生女玛丽亚·德斯皮娜·帕莱奥洛吉纳（Maria Despina Palaiologina）与一个比诺盖更伟大的人，即巴格达的破坏者旭烈兀（Hülegu）订婚，但在旭烈兀死后，玛丽亚与他的儿子和继任者阿巴卡（Abaqa，或Abakha）成婚——成吉思汗的另一个曾孙和伊利汗国的统治者。两姐妹虽然相隔甚远，却嫁给了互为亲戚的两个男人。
在蒙古内部竞争的推动下，两个成吉思汗帝国都向外扩张，至少在有草养马的地方是这样（这使欧洲中部山区和埃及得以幸免），所以他们的军队在高加索地区发生了冲突，在那里，两个国家的相遇是自然而然的。[13]
这不是一场全面的战争，而是一场管辖权争端，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因为在欧亚大陆12000英里范围内，成吉思汗帝国控制下的所有领土都应该是铁木真后裔家族的集体所有；但诺盖像往常一样带领他的部下扩张，并在与他互为连襟的阿巴卡汗（Abaqa Qan）的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两姐妹的反应没有被记录下来。
迈克尔八世当然是成功的。他的两个女儿都没有迷失在忙碌武士的后宫中。两者都完成了使命。有一次，诺盖汗（Nogai Qan）为迈克尔八世在塞萨利（Thessaly）的作战提供了4000名骑士；更重要的是，任何北方国家都担心成吉思汗帝国的越野来袭，而不敢肆意地图谋攻击皇帝。
至于阿巴卡汗，他试图使他的穆斯林臣民皈依佛教。好战的蒙古人认为佛教是最和蔼可亲的宗教。玛丽亚·德斯皮娜·帕莱奥洛吉纳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无论是塞尔柱人还是其他突厥酋长，都不能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袭击她的父亲而不受报复。在伊斯坦布尔面对着黄金角的费纳区，矗立着唯一一座在1453年被征服后没有转变为清真寺的东正教教堂——蒙古人圣玛丽教堂（Panaghia Muchliótissa），又称为“蒙古人的所有圣徒”，它由玛丽亚·德斯皮娜返回君士坦丁堡后重建，那时阿巴卡汗已去世。无论他们如何评价，拜占庭人都不会是鄙俗的。
[1] Ruth Macrides，“Dynastic Marriages and Political Kinship” （1992），from p.263.
[2]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et al. （1997）（之后被称为Theophanes），no.410，AM 6224，p.567.
[3] De Cerimoniis Aulae Byzantinae，I，17.由 Elisabeth Piltz 引用并翻译，“Middle Byzantine Court Costume” （1997），p.42。
[4]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sec.13，lines 105-170，pp.70-71.See also R.J.H.Jenkins，ed.，De Administrando Imperio，vol.2：Commentary （1962），p.67，see13/107and13/121-122.
[5] Vita Karoli Magni 28，translation from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basis/einhard.htmlNo.Charlemagne. 关于背景，参见Robert Folz，The Coronation of Charlemagne，25 December 800 （1974），from p.132。
[6] Theophanes，no.473，AM 6288，p.649.
[7] Theophanes，no.475，AM 6293，p.653.
[8] Folz，Coronation of Charlemagne，p.174.
[9] Relatio de legatione Constantin apolitana （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节的故事），in F.A. Wright，trans.，The Works of Liutprand of Cremona （1930）.
[10] “John Tzimiskes，” in Ioannis Scylitzes：A Synopsis of Histories，trans. John Wortley，chap.21，p.168.
[11] 概述：David Morgan，The Mongols （1986）；John J.Saunders，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 （1971）。
[12] 与Peter B.Golden的私人通信，March 23，2008.
[13] 1240年，《蒙古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是在蒙古人大征服之前进行编辑的，书中除了散文诗和抒情诗里蕴含的蒙古精神外，没有任何关于成吉思汗帝国的内容。请参见Marie-Dominique Even and Rodica Pop，Histoire secrète des Mongols = Mongghol-un ni’uca tobciyan：Chronique mongole du XIIIe siècle （1964）；或者英文资料，可参见Igor de Rachewiltz，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2 vols. （2004）；还有过时但很棒的Francis Woodman Cleaves的作品，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vol.1 （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