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送帝国使节的马车夫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在作者看来是微不足道的贪婪，却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现实。佩切涅格汗国没有可以通过分发拜占庭贡品来实现奖惩的至高无上的首脑。只有松散聚集在一起管理不同部落的酋长，而他们最多也就是在议会中集体商议，以规划共同的行动。文中写道：
帕其拿西亚（Patzinacia）的全境［原是“佩切尼迦”（Pechenegia）］，被分为八个省（diaireitai=divisions），拥有同样多的大王公……这八个省被划分为四十个区，这些区由小的太子党统领。[29]
这有点过于简单，不太可信，但解释了为何佩切涅格人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中央领导人，由只受他奖赏的人忠诚拥护。因此，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因提供服务而获得单独的奖励。对于一个拜占庭皇帝来说，这是一种新奇而令人不安的想法，但希腊人无法蔑视自由：“佩切涅格人是自由人，可以说是独立的（自治），不从事任何没有报酬的服务。”佩切涅格人显然有他们的定价，况且草原上的其他所有势力都是如此，佩切涅格人显然是更便宜的：
只要罗马皇帝与佩切涅格人和睦相处，俄国人和突厥人（马扎尔人）就既不能用武力来对抗罗马的统治，也不可能从罗马人那里榨取大量的金钱和商品作为和平的代价。[30]
但是，即使是勇敢的佩切涅格人，也无法令帝国一劳永逸。为了服务于拜占庭，一个盟友必须既强大到能够有效对抗帝国的敌人，自身也不能对帝国产生威胁。从1027年开始，佩切涅格人在这两项指标上都失败了。他们从那一年开始横扫多瑙河，而在1036年，他们被雅罗斯拉夫一世统治下的基辅罗斯军队打败了——也就是说，他们被他们本应该控制的力量打败了。拜占庭需要在大草原上有一个新的突厥盟友，而库曼人或他们自称的钦察人（Qipchaqs）或基辅罗斯所称的波洛维茨人适时地出现了，他们注定将在不同政权的统治下取得长期的成功。[31]
就像之前的匈奴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哈扎尔人、马扎尔人等一样，他们也是高度机动和具有极大杀伤力的弓箭手，也成为草原的主人，并在数量上超越了诸多前辈。
1091年4月29日，拜占庭人与他们的新盟友库曼人在位于现在保加利亚南部的马里查河谷（Maritsa）的莱文宁（Levounion）战役中与大量的佩切涅格人战斗。显然，由于库曼人夺取了他们的牧场，佩切涅格人被迫进入帝国领土，因为他们不是作为一支突击部队而来，而是作为一支由大量牲畜、男子、妇女和儿童组成的游牧大军出现。
当时，帝国的总体战略形势极为不利。二十年前的1071年8月，罗曼诺斯四世（Romanos Ⅳ Diogenes，1067～1071年在位）率领了一支庞大的正规地面部队，辅之以法兰克骑士、突厥雇佣军弓箭手和精英宫廷卫队，以对抗塞尔柱突厥帝国日益崛起的力量。在所谓的曼齐克特（现代的马拉兹吉尔特）战役中，虽然在位于土耳其东部凡湖以西的一个更广阔的地区作战，但骑士们却叛逃了，一些雇佣兵也叛变了，罗马努斯四世本人被王朝的竞争对手所指挥的部队遗弃在战场上，随后被俘虏。[32]尽管传统上认为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但这并不是一场灾难性的军事失败。绝大多数拜占庭军队在皇帝被俘之前都发挥出色，然后又以良好的秩序撤退，以准备下一场战役。
塞尔柱苏丹穆罕默德·本·达乌德·查格里（Seljuk sultan Muhammad bin Da?ud Chaghri）因他的绰号阿尔普·阿斯兰（Alp Arslan，“英勇的狮子”）而闻名，他尊重俘虏，因为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但他对条款的温和要求也反映了拜占庭军队的持久实力［拜占庭军队早些时候在西里西亚击败了塞尔柱突厥人］。直到战斗的前夕，皇帝和苏丹已经谈判了一段时间，所以他们很快达成了协议，罗马努斯四世也在一个星期内踏上了返回君士坦丁堡的路途。
之后发生的事情才是真正的灾难。皇帝被废黜并失明，取而代之的是无能的迈克尔七世，他的参谋拒绝履行和平条约，但并未动员军队保卫被数千名土库曼（Turkoman，Turcoman或Turkmen）部落成员侵入的边境——这些土库曼部落成员就是现在所认为的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尽管其中大多数是奥古兹人。[33]
安纳托利亚（Anatolia）是帝国的核心，损失其任何一部分都使其可纳税的作物和可聘用的人力资源成比例地减少——其中大部分是在曼齐克特之战后的二十年间丢失的，既有输给奥古兹非正规军的，也有输给塞尔柱贝斯人（Seljuk Beys）和军阀的。拜占庭战败的消息也使其他敌人兴奋，其中主要是诺曼人和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人，诺曼人于1071年之前就已经占领了意大利东南部的最后一个拜占庭飞地。然而，蹂躏了帝国的主要是内战，在随后的尼基弗鲁斯三世（Nikephoros Ⅲ，1078～1081年在位）统治期间也是一样。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亚历克西斯一世（Alexios Ⅰ Komnenos，1081～1118年在位）统治下，帝国辉煌重现，其中包括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势力的恢复。十年来，亚历克西斯一直与诺曼人、塞尔柱贝斯人和激进的保罗派（Paulician）等异教徒进行斗争，在恢复货币、税收和领土治理的同时，还维护了帝国的势力范围——包括希腊的岛屿，安纳托利亚西部和巴尔干半岛南部的沿海地带。帝国的所有收入和人力都必须来自这个已经衰落的王国，因此，1091年佩切涅格人乘虚而入，威胁到帝国大部分的剩余领土，并损害了整个帝国的未来。正因为如此，在莱文宁战役中彻底击败佩切涅格人，对亚历克西斯一世和帝国的重新崛起具有战略意义——从那时起，尽管面临种种威胁和痛苦，但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领土逐渐恢复，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关于这场战争的结果，胜利者那非常有才华的女儿安娜·科穆宁（Anna Komnene）在其所著的《亚历克西亚德》（Alexiad）中，描述了一种恰如其分的情感：
那一天，一个新的景象出现了，不止一万人，而是整个国家不计其数的男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完全被消灭了。那是一个星期的第三天，四月的第二十九天；于是拜占庭人唱了一首滑稽歌，“就差一天，可是斯基泰人（佩切涅格人）无法看见五月的到来了”。当太阳慢慢西沉，几乎所有的斯基泰人都倒在剑下，孩子们和女人们也一样，还有许多人被活捉了，皇帝命令他们吹响归队号，然后返回他的营帐。[34]
莱文宁之战既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也是一场大屠杀——库曼人拒绝加入其中——但在1094年，仍有一些遗留在草原上的佩切涅格人，库曼人对其发起进攻并最后一次入侵多瑙河，直到亚历克西斯一世之子约翰二世科穆宁（John Ⅱ Komnenos）的军队于1122年在贝多利亚（Beroia），即现在保加利亚的斯塔尔·扎戈拉（Stara Zagora）将他们彻底击败。
族群交流的动力在两方面起到作用：正如成功的部落集合体会吸引更多的部落和个人，数量之多和力量之庞大就像正常运转的国家，甚至是帝国那样，而失败的集合体则把个人、宗族和所有部落都输给了更富有的对手。一些幸存的佩切涅格人变成了保加利亚人，另一些人变成了匈牙利人，还有一些人变成了库曼人。
“致克罗瓦蒂亚（Chrovatia，Croatia，克罗地亚）的执政官（王公）。”7世纪初，当阿瓦尔人向帝国发动一系列攻势，并于626年攻占君士坦丁堡而达到高潮时，他们发动了大量的斯拉夫人（Sklabenoi，Sklauenoi，Sklabinoi），有些在他们的命令下作战，有些只是充当行军的追随者，并希望有洗劫的机会——他们在阿瓦尔战士的精巧装备和先进技能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数优势。据《帝国行政论》所写，赫拉克勒斯皇帝成功地将这些斯拉夫人分裂，首先是克族人（Croats）：“因此，在赫拉克勒斯皇帝的命令下，这些克族人打败了阿瓦尔人，并将他们从这些地方［达尔马提亚（Dalmatia）］驱逐出去。”[35]
当阿瓦尔人未能征服君士坦丁堡，并向北撤抵达尔马提亚和匈牙利平原时，一些斯拉夫人随之撤退，逐渐分化为克族人［现代克族中的赫夫拉蒂人（Hvrati］），更多的是分化为塞尔维亚人（Serbs，Srbi），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只是在政治和异端宗教上的分化——因为他们在语言使用上是相似的，就像今天一样。
到了9世纪中叶，克族人正在经历基督化，并在达尔马提亚的两个沿海地区形成了初期的国家，以第拿里阿尔卑斯山脉（Dinaric alps）和其身后的平原为分界线，其中一部分是罗马的潘诺尼亚。
在港口城市拉德拉（Ladera，Zadar，扎达尔），即使伦巴底人于751年终结了拉文纳作为大区总督的历史，但是拜占庭依旧在达尔马提亚拥有指挥部，并由一位将军坐镇。在845～864年，拜占庭将军常常不得不与克族统治者特里皮米尔（Trpimir）交战。此后不久，一支更强大的力量出现了，因为在879年，教皇约翰八世（Pope John Ⅷ）以赞美的措辞给特里皮米尔之子布拉尼米尔（Branimir）公爵写信，成功地使克族教会效忠于罗马。斯普利特（Split）的长期主教是罗曼·斯帕拉特姆（Roman Spalatum），当时斯普利特是达尔马提亚最大的城市，受君士坦丁堡族长的管辖，所有的克族基督教徒也是如此——他们使用的是用格拉哥里文（glacolitic）而非拉丁文书写的圣徒西里尔（Cyril）和梅多迪乌斯（Methodius）的斯拉夫礼拜仪式。
直到很久以后，约翰八世管辖野心的最终影响——就此而言没有教义上的不同——才在天主教徒克族和东正教徒塞族之间的血腥仇恨中有所体现，甚至在20世纪后期，他们各自的牧师也强烈地鼓励他们互相厮杀。到公元925年，在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Ⅶ）统治时期，这两个克罗地亚人团体在他们自己的托米斯拉夫国王（Tomislav）的带领下获得统一。
“致塞维洛伊（Servloi，Srbi，塞尔维亚人）的王公。”《帝国行政论》再次写道，皇帝赫拉克勒斯在创造他们的政治身份时，保证他们在“塞萨洛尼卡省（Thessalonica）的一个地方定居”。[36]那听起来像是把他们和阿瓦尔人分开的好办法。
在斯蒂芬·尼曼贾（Stephan Nemanja，1109～1199）的统治下，一个强大的塞尔维亚国家于12世纪出现，他们是拜占庭的一个危险的敌人，直到斯蒂芬·尼曼贾被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科姆内诺斯（Manuel Ⅰ Komnenos，1143～1180年在位）俘虏并与之成为朋友。
但是，当《礼仪之书》被编撰时，“祖邦人”［来自祖帕尼亚（zupania）=郡］统治的只是小酋长领地，其中最大的是拉斯西亚（Rascia，Raska，拉什卡）。在《帝国行政论》中的“达尔马提亚省的故事”标题下，对其中几个祖邦人或酋长领地的描述足够确定它们的大致位置，主要是现在克罗地亚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和现在波斯尼亚联邦的黑塞哥维那省（Herzegovina）：
扎赫鲁米（Zachlumi）的领地，从拉古萨（Ragusa，Dubrovnik，杜布罗夫尼克）开始，一直沿着奥龙久斯河（Orontius）延伸；而在海岸一侧，它与帕加尼人（Pagani）相邻，但在山区一侧，它与北部的克罗地亚人相邻，在边境上与塞尔维亚人相邻。[37]
随后分别提到了卡纳利（Kanali）、拉布尼（Travuni，Tercolia，特科利亚）、杜克利亚（Duklja，Diocleia，阿巴拉契亚）和一个完全不同的实体——摩拉维亚（Moravia）。
《帝国行政论》中提到了一个“大摩拉维亚”（Great Moravia）——恰当地称呼了一个广阔但不明确的地区，其中可能包括现代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区，以及捷克共和国——现在的摩拉维亚只是历史的回声，在地理上已不复存在。它的第一位国王莫伊米尔一世（Mojmir Ⅰ，830～846年在位）是查理曼大帝创造的广阔法兰西亚领地的邻居，也是他儿子路易·皮埃克斯·路德维格德·弗罗姆皇帝（Louisle Pieuxor Ludwigder Fromme，814～840年在位）的附庸。[38]当莫伊米尔的儿子拉蒂斯拉夫（Ratislav，846～870年在位）继承皇位时，这位新的摩拉维亚统治者试图摆脱法兰克人的影响，这无疑是因为查理曼的帝国已经被分割，他的邻居已经变成了日耳曼人卢伊索·路德维希（Louisor Ludwig）统治下衰落的东法兰西亚。根据这一政策，拉蒂斯拉夫派出使者前往拜访拜占庭皇帝迈克尔三世（Michael Ⅲ，842～867年在位），请求帝国派出可以使用斯拉夫语进行福音传播的主教和教师，取代用拉丁语传教的法兰克传教士，并获得基督徒的灵魂，这不仅是为了神，也是为了罗马的教皇和法兰西亚。
迈克尔三世以向未来的西里尔和梅多迪乌斯圣徒两兄弟授予此重大使命为回应。但他们没有像法兰克人用拉丁文来进行礼拜仪式那样，把希腊的礼拜仪式强加给斯拉夫人，他们用西里尔在马其顿斯拉夫（Macedonian Slav）发明的格拉哥里字母（他没有发明西里尔语）创造了辉煌的古斯拉夫礼仪。拜占庭的传教士在其他地方取得了最宏伟的成就，但他们的摩拉维亚东正教教会很快就被消灭了。日耳曼人路易（Louis the German）已成功地在855年使拉斯蒂斯拉夫（Ratislav）归顺，但他在864年的第二次讨伐则更为成功。而6年后，拉斯蒂斯拉夫被残酷地弄瞎了双眼——他很快就去世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侄子斯文托普里克（Sventopluk），又被称为现代捷克语中的斯瓦托普克（Svatopluk）。并非巧合的是，这位新统治者更喜欢法兰克传教士的拉丁礼拜仪式，而不是斯拉夫式的，并且没有阻止教皇将受君士坦丁堡族长管辖的圣卫理公会的摩拉维亚信徒逐出教会。
这决定了中欧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命运，直到今天。在斯文托普里克（Sventopluk，870～894年在位）统治下，大摩拉维亚涵盖了德国东部的部分地区，拥有庞大的斯拉夫人口——在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科特布斯（Cottbus），许多人仍然使用斯拉夫索布语（Slavic Sorb）——包括斯拉夫的波兰西部，以及波希米亚（Bohemia）、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Slovakia）——在所有这些地方，东正教令人印象深刻和旋律优美的斯拉夫式礼拜仪式自然而然地流行起来，除非被强行排除在外，跟从前那样。那个时代的教皇，特别是福尔摩苏斯（Formosus，891～896年在位），在向君士坦丁堡的族长发动宗教斗争方面有着非凡的经验。他们的冷酷无情往往使他们能够克服巨大的障碍：他们缺少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皇帝。正是一种长期的不平等激化了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神职人员之间的竞争，在当时，教义上的分歧无法成为所有敌意的说辞。教皇福尔摩苏斯本人曾任鲍里斯一世（Boris Ⅰ）的使臣。鲍里斯一世又被称作保加利亚的统治者博戈里斯（Bogoris，852～889年在位），他在867年请求教皇尼古拉斯（Nicholas）任命保加利亚的福尔摩苏斯为大主教，这是一种蓄意的企图，试图将族长对新兴的保加利亚教会的管辖权交由教皇。
4年前的863年，鲍里斯成为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保加利亚统治者。正如拉斯蒂斯拉夫所希望的，他的基督教信仰应源自遥远却安全的君士坦丁堡，而不是位于他边境上、过于强大的日耳曼人路易统治的法兰西亚，所以鲍里斯邀请了君士坦丁堡派遣的传教士来为他施洗，而没有邀请距离很近但傲慢的日耳曼人路易的牧师[39]。
拉蒂斯拉夫和鲍里斯都试图避免使宗教附属成为自身的战略劣势。但他们都没有成功。迈克尔三世热心地派遣西里尔和梅多迪乌斯支持拉蒂斯拉夫从法兰克教会中取得宗教独立，但同样是他，又派了一支军队到保加利亚，迫使鲍里斯在东正教仪式下重新皈依基督教。公元864年，鲍里斯与他的家人和拥护者一道，在其首都普里斯卡（Pliska）皈依基督教。以上帝之父的名义，鲍里斯成为历史上的鲍里斯·米哈伊（Boris-Mihail），而在记载中只有“迈克尔”这一名称，正如后来的封印所写，“修道士迈克尔，保加利亚人的执政官”。[40]
鲍里斯一世的两次信仰转变显然是政治行为，其中一次是由当时的主要势力强加给他的。然而，他无疑是推崇基督教信仰的：当保加利亚人仍然因旧宗教而在865年反抗新的信仰时，鲍里斯施以大规模的暴力，处决了52名部落首领（抵制者）和他们的家人。889年，鲍里斯退位，成为一名修道士——这无疑证明了他的宗教虔诚——在893年，鲍里斯重新出山，召集一支军队推翻了自己的儿子弗拉基米尔（Vladimir）并弄瞎了其双眼，把王位给了他的第三个儿子赛蒙一世；根据很久之后的普鲁姆的雷吉诺（Regino of Prum）撰写的几乎是当代编年史的记载，鲍里斯推翻并肢解了弗拉基米尔，因为弗拉基米尔想恢复旧宗教。赛蒙将宗教与独立的愿景调和起来，通过获得拜占庭的承认，保加利亚教会获得了自治，他可以任命其主教，就像拜占庭皇帝任命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一样。
在《礼仪之书》中，印度被致意：
致印度的基里奥斯（hyperechon kyrios，最高领主）。
“君士坦丁和罗马诺斯，忠诚于基督，伟大的独裁者和罗马皇帝，致……（名字）印度最高贵的君主，我们亲爱的朋友。”
从印度进口香料没有任何战略意义。[41]但直到7世纪，结盟空间仍然很大，因为萨珊波斯帝国也威胁到印度的古普塔（Gupta）统治者。
因为拜占庭人和古普塔人有着共同的敌人，所以他们可以有利地协调彼此的军事行动。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也就是西端帕米尔山脉和喜马拉雅山交汇的地区，是从中亚经陆路前往印度的一个不可能越过的障碍，但船只习惯于从拜占庭的埃及地区驶向印度港口，顺便将印度故事带向全世界。从尚存的摘要来看，尼多斯（Cnidus）（在大约公元前400年的时候处于鼎盛）的克特西亚斯（Ctesias）撰写的《印度记》（Indika）充满了传奇故事，但是梅格斯奈斯（Megasthenes，公元前350～前290年）写就的《印度记》则包含了较准确的信息，包括对种姓差别的描述，他是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的孔雀王朝（Maurya）创始人亚历山大大帝继承人塞鲁克斯一世（Seleucus Ⅰ）的使者。公元2世纪，一位匿名者所著的拉丁文名称为《红海周航记》（Periplus Maris Erythraei）的文献中包含详细的贸易信息，6世纪的印度旅行者（Cosmas Indicopleuste）——一位成为僧侣的长途商人——在其所写的《基督教地志》（Christian Topography）中，描述了他在塔普萘（Taprobane，现在的斯里兰卡）和其他地方的见闻。与泽马乔斯（Zemarchos）需要历时3年才能在位于阿尔泰山脉的突厥汗国间进行的往返相比，使节从水路往返意大利的通道更为安全，更舒适，而且更快。
这个潜在的联盟从来没有被建立起来。考虑到地理上的障碍，联合武装力量进行统一行动是不可能的——即使后勤经过了改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日本也只不过是在马来西亚槟城（Penang，Malaya）短暂地共同部署过潜艇联合部队罢了。协调一致的进攻本来是可能的，但没有迹象表明双方有这样的意愿。当《礼仪之书》被编撰时，最接近“印度高级君主”的是以古吉拉特（Gujrat）为中心的查夫达（Chavda）王朝的统治者，最后一位是萨曼辛赫·查夫达（Samantsinh Chavda），他的养子穆拉杰（Mulraj）在942年推翻他的统治并且创立了另一个同名王朝。
至于中国拓跋氏（Taugast）统治下的北魏，拜占庭人对那里的突厥列强所知甚少。总的来说，中国被认为是丝绸的原始来源地——而丝绸对于宫廷、高级官员和高级牧师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丝绸也具有战略重要性，原因是把控中亚丝绸之路的各个站点经常会导致族群冲突。我们已经看到撒马尔罕（Samarkand）两侧丝绸之路城市中的索格底人是如何通过促成与拜占庭的联盟来应对突厥汗国的到来的。此外，直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拜占庭人仍被迫通过萨珊波斯帝国进口丝绸，以增加其黄金财税收入。凯撒利亚的普罗科皮厄斯讲述了“某些来自印度的僧侣”在查士丁尼皇帝（527～565）面前叙述的故事，而那些僧人所言则是不可信赖的，他们说丝绸是在印度北部的塞林达（Serinda）由蠕虫（实际上是蚕）制造的，喂以桑叶，并提出要走私它们的虫卵——他们的动机是不让萨珊波斯人获得丝绸交易的丰厚利润。[42]
可以肯定的是，帝国内部的真丝生产的确是在查士丁尼时期开始的，但没有结束进口，因为中国丝绸的质量和多样性是无法比拟的。1953年，中国山西省隋代墓穴中发掘出一枚贾斯汀二世时期的索里迪金币，随着“文化大革命”后中国考古学的复兴，越来越多的拜占庭钱币被发现。[43]
中国人和拜占庭人经常面临同样的威胁，因为包括突厥人和蒙古人在内的最强大的草原帝国在他们之间的所有范围内活跃着——事实上，我们从中国王朝的历代记载中可以了解到突厥人的早期历史。[44]但是，即使是建立最松散的战略协调，在后勤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们之间的外交将是一种空洞的礼貌交流。这不能引起拜占庭人的兴趣；相比于无意义的礼节，他们明显倾向于具有目的性的外交。
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Kublai或 Khubilai）汗（Qan，Khan），确实派出了两名基督教派（Nestorian）的使者，他们最终获得安德罗尼科斯二世（Andronikos Ⅱ，1282～1328年在位）的接见。两个与安德罗尼科斯二世同父异母的姐妹嫁给了成吉思汗的曾孙，因此他收到了北京（当时的元大都——编者注）的姻亲寄来的信件。
双方的另一次交流也没有实质性战略内容，而是为了自身利益：1372年，明朝的第一位皇帝洪武帝宣布与拜占庭皇帝合作。如果知道当时约翰五世（John Ⅴ Palaiologos，1341～1376年在位）的领地已经缩小到只有一个萎缩而贫穷的君士坦丁堡和几个残余的岛屿和半岛，而皇帝本人在威尼斯讨伐者的监狱里遭受三重羞辱，在试图从西方寻求帮助的时候却被自己的儿子安德罗尼科斯四世（Andronikos Ⅳ Palaiologos）篡夺皇位，不得不屈从于帮他东山再起的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一世（Ottoman Sultan Murad Ⅰ）的话，洪武皇帝就不会费心这么做了。——事实上，这一切似乎即将结束，但是帝国直到80年后的1453年才寿终正寝，这既是由于帝国运气尚佳，也是因为残存治国之道的影响。
洪武帝（用旧的威妥玛拼音是Hung-woo T’i）名叫朱元璋，曾是贫农，寺院仆人，也是反叛分子。通告中的内容解释了为什么他被迫尽可能广泛地宣布其与帝国的合作。他把自己描绘成元朝统治者蒙古人忽必烈之后中国的第一位统治者，并试图通过呼吁似乎更为现代的民族情绪来为他的大明王朝寻求合法性：
自从……元（蒙古）王朝从（戈壁）沙漠中崛起，入主中国统治了一百多年后，上苍已经厌倦了他们的恶政和放荡，也想将他们毁灭……（中国）十八年来一直处于混乱状态。
当这个国家开始觉醒时，我们作为淮河以西的普通农民，萌发了爱国救民思想。然后，我们进行了14年的战争。（现在）我们已经在帝国建立了和平，并恢复了（中国）的旧疆界。我们已经派出使节前往所有外邦……除了你们拂菻（罗马，拜占庭），因与我们相隔西海，至今你们还没有收到宣告。我们现在派你们的本国人捏古伦（Nieh-ku-lun）把这份宣言交给你们。虽然我们在智慧上无法与古代的统治者相提并论，他们的美德在全世界都已经得到承认，但我们必须让世界知道，我们希望维持四海和平的意图。正是基于这一理由，我们才发布了这份宣告。[45][46]
顺便提一句，信使捏古伦（Nieh-ku-lun）可能是方济会的尼哥拉乌斯·德本特拉（Nicolausde Bentra），也是拉丁化而被称为堪巴禄克（Cambaluc）的蒙古可汗的居所、现在被称为“北方之都”的北京的主教。
[1] 浅薄的东方学者和政治宣传家 Edward Said 开启了一个有害的做法：e.g.，Francois Hartog，The Mirror of Herodotus：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1988）；and Edith Hall，Inventing the Barbarian （1989）：“它者”也被“发明”，当然是含有偏见的。可参见 Gilbert Dagron，“Ceux d’en face：Les peuples étrangers dans les traités militaires byzantins” （1987），pp.207-232.
[2] Constantine Porphyrogennetos，De Cerimoniis Aulae Byzantinae，II，48，in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ed.J.Reiske （1829），pp.1：686-692.但此处源于Paul Stephenson的翻译：http：//homepage.mac.com/paulstephenson/trans/decer2. html。
[3] Gilbert Dagron，“Byzance et ses Voisins：étude sur certain passages du livre de cérémonies” （2000），II，15 and 46-48，and map on p.357.
[4] 有关10世纪的语境和历史背景，参见Bernardette Martin-Hisard，“Constantinople et les Archontes du Monde Caucasien dans le Livre de Cérémonies” （2000），II，48。
[5] C.Toumanoff，“Armenia and Georgia” （1967），pp.593-637.
[6] Dagron，“Byzance et ses Voisins.”
[7] 关于小结，参见Eckhard Muller-Mertens，“The Ottonians as Kings and Emperors” （1999），pp.233-254。
[8] 希伯来语：Kuzari，pl. Kuzarim；Persian，阿拉伯语：Xazar，Qazar；斯拉夫语：Khozar；汉语：Ho-sa，K’o-sa，但突厥（土耳其）语的描述是恒定的=Tujue Kesa. Peter B. Golde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Ethnogenesi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1992），pp.233-244；and Golden，Khazar Studies：An Historio-Phil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Khazars （1980）.
[9] Compare Thomas Noonan，“Byzantium and the Khazars：A Special Relationship？” （1992），p.109，but also p.129：“The looming clash between Khazars and Byzantines in the southern Caucasus never took place.”
[10]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et al. （1997），no.315，AM 6117，p.446.
[11] Jie Fei，Jie Zhou，and Yongjian Hou，“Circa A.D.626 Volcanic Eruption，Climatic Cooling，and the Collapse of the Eastern Turkic Empire” （April 2007）.作者依靠的是刘昫945年编写的《旧唐书》，囊括了唐朝的历史。
[12] R.J.H.Jenkinsetal.，eds.，De Administrando Imperio，vol.2：Commentary （1962）（之后被称作DAI-Commentary），s.v. “9/I，” pp.20-23. 俄罗斯建立的国家也同样如此。
[13] Annales Bertiniani，ca.839，ed. G.Waitz （1883），pp.19-20.参见 Simon Franklin and Jonathan Shepard，The Emergence of Rus，750-1200 （1996），pp.29-32.
[14] 在他的1000部书（Bibliotheca 或 Myriobiblon）中，Photios评论并总结了279本书（在线版本正在更新中www.ccel.org/p/pearse/morefathers/photius_ 03bibliotheca.htmNo.34）. 节选自Cyril Mango翻译，The Homilies of Photius，in Deno John Geanakoplos，Byzantium：Church，Society，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 （1984），p.351。
[15] 参见 AndrasRona-Tas，Hungarians and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Hungarian History （1999），from p.319；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p.258；and the summary in Peter B.Golden，“The Peoples of the Russian Forest Belt” （1990），pp.229-248，文中展示了 famous work of Gyula Németh的著名作品，A honfoglaló magyarság kialakulása （在我父母的图书馆里有这部作品）。
[16] Rona-Tas，Hungarians and Europe，p.311.
[17] 就像其他部落被纳入马扎尔族群之中；只有罗马尼亚Székely或Szeklers部落讲的是Magyar，但不是Magyars，因此保留了独特的风俗。
[18] 法国人称匈牙利人为“Hongres”。——译者注
[19] 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from p.264.
[20]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1，pp.48-49.
[21]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2. pp.49-50.
[22]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2，p.50.
[23]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3，p.51.
[24]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8，p.57
[25]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5.p.53.
[26]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7，p.55.
[27]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6，p.53.
[28]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7，p.55.
[29]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37，p.167；关于背景，参见 DAI-Commentary，s.v. “37，” p.143.
[30] DAI，sec.4，p.51.
[31] 他们被蒙古统治者所吞没；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from p.270。
[32] John F.Haldon，The Byzantine Wars：Battles and Campaigns of the Byzantine Era （2001），pp.112-127.
[33] Oèuz 的史诗歌曲仍旧为今天土耳其和伊朗境内的突厥后裔所熟知。（官方称作“Azeri”）.
[34] Bk.8，V［204-205］，translated by Elizabeth A. Dawes （London，1928），http：//www.fordham.edu/halsall/basis/annacomnena-alexiad08.html.
[35] DAI，sec.31，p.149. 对于这种构想存在怀疑：参见 DAI-Commentary，sec.31/8-9，p.124.
[36] DAI，sec.32，p.153. 但可参见 DAI-Commentary 的解释，p.131.
[37] DAI，sec.30，p.145；DAI-Commentary，sec.30/90-93，pp.120-122.
[38] 参见 Charles R. Bowlus，Franks，Moravians and Magyars：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Danube，788-907（1995）。
[39] 英文原文的表述是“所以鲍里斯邀请了日耳曼人路易派遣的传教士来为他施洗，而不是附近但傲慢的君士坦丁堡的牧师”，经查证应是作者笔误。——译者注
[40]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ed. Alexander P.Kazhdan et al. （1991），pp.1：310-311.
[41] J.Innes Miller，The Spice Trade of the Roman Empire，29 BC to AD 641（1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