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与高加索国家之间的交往确实是复杂的，但它们不会对帝国的存亡造成威胁。这与在718年第二次围攻君士坦丁堡失败的阿拉伯穆斯林一样，尽管阿拉伯人在公元824年离开倭马亚王朝控制的西班牙，占领克里特岛时，造成了拜占庭短暂的恐慌。除此之外，两国间存在长期的边界冲突，互相劫掠，偶尔还会有区域性的圣战分子集会。至于西方势力的复兴，他们从8世纪起就威胁到了位于意大利南部和达尔马提亚的拜占庭领地，但仍需4个世纪的时间，他们才能进攻君士坦丁堡，因为这需要一支比拜占庭海军更强大的舰队。
而保加利亚人是不同的。因为他们距离君士坦丁堡如此之近，每当帝国在另一条战线面临危机、国内发生的叛乱或内战导致城堡的驻军被摧毁时，保加利亚人就成了帝国的致命威胁。
多瑙河以南保加利亚人的存在，不论其强弱如何，甚至不管它的意图如何，必然威胁到帝国的生存。[1]越过多瑙河就是辽阔的欧亚大草原，而来自大草原的匈奴人耗尽了西罗马帝国的力量，而阿瓦尔人在626年几乎占领了君士坦丁堡，随后是布勒加尔人，佩切涅格人、马扎尔人、库曼人和蒙古人在接下来4个世纪里的接踵而至。在拜占庭内河舰队的支援下，只有一条多瑙河防线能够做到对敌人发出预警，并有效地防范草原之敌的入侵。
保加利亚人具有自知之明，他们不会这样做：如果他们强大到能够自行保卫多瑙河边境，那么他们必然也会成为君士但丁堡的威胁；如果他们过于衰弱，那么不仅是他们本身，君士坦丁堡也会有危险。只有一个既强大又顺从的保加利亚，才是拜占庭的理想邻邦，但这种看似不可能的巧合只会短暂地发生在过渡时期，也就是保加利亚正走向衰落但仍足以保卫多瑙河，或是正在崛起但未能威胁君士坦丁堡的时候。
相当讽刺的是，保加利亚很大程度上是拜占庭人一手创造的。7世纪时，在伏尔加河以西出现了独特的欧诺古尔-保加利亚部落［Onogur-Bulghar，也是在哈扎尔族希伯来语中的欧古尔、欧诺古杜尔（Onogundur）或文图尔（Vununtur）］，在阿瓦尔宗主国的统治下，后来的保加利亚人获得了共同并完整的突厥人身份，在我们的文献来源中他们当时大多以欧诺古尔人的身份出现。[2]在皇帝赫拉克勒斯的统治下，由于阿瓦尔人在626年甚至包围了君士坦丁堡，造成了帝国最严重的危机，因此帝国迫切需要有能力且愿意与穷凶极恶的阿瓦尔人作战的盟友。当时，没有一个新到达且已经接近多瑙河的草原民族可以加入与阿瓦尔人的斗争。因此拜占庭人在更远的东部发现了一个盟友：库夫拉特（Kuvrat，Kubratos，Kurt，Qubrat）。他是欧诺古尔人的最高统领，建立了拜占庭人后来称为古代大保加利亚（Old Great Bulgaria）的草原力量。在619年，赫拉克勒斯在君士坦丁堡接见了奥诺古尔族的首领奥加纳（突厥语：Orhan），让随从为他洗礼，赐予他“爱国者”的头衔和礼物。而奥加纳可能是库夫拉特的叔叔。
大约在公元635年，库夫拉特拒绝了阿瓦尔人的霸主地位，派士兵一路向西抵达并跨过多瑙河进攻阿瓦尔人；赫拉克勒斯授予其“爱国者”头衔——这被一个考古证据完美验证，即三个标有“爱国者库夫拉特”（Hourvat Patrikios）的金环，于1912年在乌克兰波尔塔瓦（Poltava）地区的马洛·佩列谢皮诺（Maloe Pereshchepino）村庄附近被发现，据考证，那里是库夫拉特的坟墓，其余陪葬品有20公斤黄金和50公斤银器，都是精良的手工制品。根据《尼基乌主教约翰编年史》（Chronicle of John Bishop of Nikiu），一个几乎是同时代的信息来源（其古希腊原文只通过阿拉伯译本的埃塞俄比亚翻译得以幸存），库夫拉特是奥加纳的侄子，在幼年时就接受了洗礼，在拜占庭宫廷内和毕生挚友赫拉克勒斯一起长大：
匈奴人（匈奴当时是草原民族的通称）的首领库布拉托斯（Kubratos），是奥加纳的侄子，于君士坦丁堡受洗，童年时即成为基督徒，在宫廷内长大……他和年长的赫拉克勒斯之间充满了爱与和平，由于赫拉克勒斯对他的善意，在赫拉克勒斯死后，库布拉托斯对赫拉克勒斯的儿子和妻子马提娜（Martina）也展现了好意。[3]
这似乎是经由“人情味”合理化的战略伙伴关系，因为赫拉克勒斯的父亲是阿非利加领地的前总督，因此，他显然是在迦太基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库夫拉特的进攻至少是阿瓦尔人从色雷斯撤退的一个原因，阿瓦尔人在那里直接威胁到君士坦丁堡。在642年去世之前，爱国者库夫拉特显然一直是帝国的忠实盟友。
当时，新的哈扎尔汗国正在向西扩张，挤压欧诺古尔人，即逐渐为人熟知的布勒加尔人的生存空间。阿斯帕鲁克（Asparuch，Asparux，Isperih）是库夫拉特的儿子之一，现在被誉为保加利亚的创立者，在击败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Ⅳ，668～685年在位）的军队后，阿斯帕鲁克于679年左右强行越过多瑙河占领帝国的莫伊西亚（Moesia）。这一事件被记录在一位哈扎尔可汗的希伯来文信件中，他写道，文图尔人［Vununtur=欧诺古尔人=布勒加尔人］已经逃窜并越过了杜纳河，也就是多瑙河。[4]尽管对于草原而言人数众多，但与居住在多瑙河以南的斯拉夫农业人口相比，阿斯帕鲁克统领的牧民战士及其家人相对较少，因此说突厥语的布勒加尔人在语言上被占多数的斯拉夫人所同化，共同组成了中世纪和现代的保加利亚人。这一特殊的种族形成是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缓慢发生的：其间经历了突厥大汗（qan或khan）克鲁姆（Krum，803～814年在位）、奥木塔格（Omurtag，814～831年在位）、佩尔西亚（Perssian，836～852年在位），还有后来转变信仰成为鲍里斯一世（Boris Ⅰ，852～889年在位）的可汗；然后是沙皇赛蒙（Symeon，893～923年在位）、沙皇彼得一世（Peter Ⅰ，927～970年在位），等等。但是，从萨满教徒到斯拉夫基督教徒的转变并没有削弱帝国这个新邻居的好战性格。
因为即使是好战的邻居有时也会对帝国有用，拜占庭帝国和新布勒加尔汗国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各种变化，从亲密的联盟到全面的战争，正如布勒加尔大汗特维尔（Tervel或Tarvel——我们的希腊语资料中的Terbelis）的统治生涯所体现的那样。特维尔是阿斯帕鲁克的继承者，可能是他的儿子，他在695～721年统治了大约21年，现存的年表对此描述不尽相同。
特维尔被西奥芬尼斯首度提及，当时特维尔同意帮助被罢黜的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Ⅱ Rhinometos，被“剜鼻”）重新夺回王位。查士丁尼二世在695年被叛乱推翻，赫拉斯（Hellas）军区（见下文）的统帅利奥提乌斯（Leontios）取代他成为国王。查士丁尼二世被流放到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附近的赫尔松，现在的乌克兰地区，那是拜占庭最偏远的城市。利奥提乌斯本人后来被凯比里奥（Kibyrrhaiotai）海上军区的指挥官日耳曼人阿普西马鲁斯（Apsimarus）所推翻，后者即泰比里厄斯三世（Tiberios Ⅲ，688～705年在位）。
到了703年，查士丁尼二世已经逃离了赫尔松，到哈扎尔人的可汗那里寻求庇护，他受到了帝王般的款待，并与可汗的妹妹［受洗后改名为西奥多拉（Theodora）］结婚。但是当泰比里厄斯三世派使节到哈扎尔人那里要求他们遣返查士丁尼时，查士丁尼二世向西逃亡，并发信息给
保加利亚人的首领特贝里斯（Terbelis），旨在获得帮助以重新夺回祖先的领土，并许诺给特维尔许多礼物，以及将自己的女儿［阿娜斯塔西娅（Anastasia）］许配给他作为妻子。后者（特维尔）发誓在所有方面服从并合作……（查士丁尼二世）……荣幸地唤醒了所有受他支配的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第二年（705年），他们武装起来并赶赴帝国首都。[5]
他们既没有进攻也没有围攻：只有几个人跟随查士丁尼二世通过一条输水管道进入城市，召集他的支持者，夺取政权——他不只是一个残废的前任皇帝，一支军队仍受他指挥——最终阿普西马鲁斯/提比略三世连同被罢黜的列奥尼提奥都遭到处决。查士丁尼二世按照约定奖励了特维尔“许多礼物和皇家船只”。[6]根据尼克福罗斯（Nikephoros）主教的说法，实际上不仅仅如此：
他对保加利亚首领特贝里斯施以许多恩惠，特贝里斯在布拉察那（Blachernai）的墙外扎营，最后皇帝派人来请他，给了他一件帝王斗篷，并宣布他为恺撒（kaisar）。[7]
恺撒是仅次于皇帝的等级，以前从未被授予外国统治者。查士丁尼二世也可能已经将帝国东北部色雷斯的一些领土割让给了特维尔，但关于他许诺的新娘阿娜斯塔西娅却没有更多描述。
3年，对于国际政治来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到了708年，友谊和感激之情被遗忘，查士丁尼二世“打破了和平……将骑兵军团和一支舰队派往色雷斯，开始对抗特贝里斯和他的布勒加尔人”。[8]这场战斗很可能是因为查士丁尼二世不愿交出许诺的土地所引发的。忘恩负义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特维尔在安恰洛斯战役（Battle of Anchialos）中击败了查士丁尼的军队，战场即位于现在保加利亚东南部的波莫里（Pomorie）。因此，在亲密的联盟以及承诺的王朝婚姻之后，一场彻底的战争爆发了。然而，据尼克福罗斯所说，仅仅3年后，在711年，特维尔便派了3000名部下来帮助查士丁尼二世镇压在小亚细亚（Asia Minor）的起义——无论是有意还是另有原因，但兵力仍旧不够，原因是查士丁尼二世战败而被处决。[9]
712年，特维尔利用这场动乱，突袭色雷斯并进行掠夺，并到达君士坦丁堡附近：
保加利亚人……大行杀戮。他们的袭击远至君士坦丁堡，使得（从亚洲那边）横渡水面、庆祝着奢华婚礼和享用着丰盛午餐的人们感到惊讶……他们一直行进到金角湾，在摧毁了整个色雷斯之后，带着无数的家畜回家了。[10]
但局势又一次出现了逆转：在特维尔或他的接班人的领导下，717～718年，布勒加尔人作为帝国的英勇盟友，击退了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二次围攻。马斯拉马·本·阿卜德·马利克（Maslama bin Abdul Malik）既是倭马亚王朝哈里发苏莱曼·本·阿卜德·阿尔-马利克（Suleiman bin Abd al-Malik，约674～717）的兄弟，也是一位狂热的圣战分子。他带着大量的士兵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来到君士坦丁堡欧洲一侧进攻狄奥多西城墙，而阿拉伯的船只则封锁了君士坦丁堡并试图攻击海堤。那时，根据西奥芬尼斯的说法，“保加利亚民族对他们发动了战争，并且，如消息灵通人士证实的那样，他们屠杀了22000名阿拉伯人”。[11]在好战皇帝利奥三世的统治下，拜占庭军队在海上和陆地上，甚至君士坦丁堡之外全面抵抗阿拉伯进攻，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苏莱曼·本·阿卜德·阿尔-马利克本人，于717年在叙利亚边境被打死，大概是在领导一次牵制性攻击的时候。
保加利亚人对于击败阿拉伯人的重要性被记录在《泰玛赫尔伪狄奥尼修斯的世俗史》（Secular History of the Pseudo-Dionysins of Tel Mahre）中，此书用叙利亚语也就是东部晚期的亚拉姆语（Aramaic）写成，其中一段文字因被纳入《公元1234年纪事》（Chronicle of AD 1234）（它本身也存在于一份副本中）而为人知晓。
保加利亚人参与战事造成的首要后果是损害了马斯拉马（Maslama）的个人战斗部队——不仅仅是护卫队：
马斯拉马的军队（沿马尔马拉海岸）到达了城下约6英里的地方，但马斯拉马自己和他的4000名骑兵护卫队在距离先遣部队营地大约10英里远的地方登岸。那天晚上，罗马人的保加利亚盟友在马斯拉马军队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扑向他们，屠杀了随行的大部分士兵。马斯拉马逃过一劫。[12]
从欧洲海岸登陆，以便从内陆方向直接进攻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征服这座城市的关键——阿拉伯人暴露了自己的后方，他们默认拜占庭军队会在城内守卫，而不是在郊区无济于事地游走，从而毫无防备。也许他们对布勒加尔人一无所知，或者他们采取行动是默认了布勒加尔人要么寻求加入他们的行列攻击这座城市，要么至少不会帮助拜占庭人保卫它——因为他们自己也在与帝国作战。
但拜占庭外交又一次发挥了作用——我们不知道是如何或者何时发生的——马斯拉马也遭此一劫。
在沙拉·b.乌巴达（Sharah b.Ubayda）的指挥下，另一支20000人的部队被派去在通向营地的内陆通道对抗布勒加尔人，在海路通道对付罗马的船只。一天，布勒加尔人聚集起来攻击了沙拉一世和他的军队，作战时杀死了很多他们的人，以至于阿拉伯人比罗马人更惧怕布勒加尔人。于是，阿拉伯人的粮食补给被切断，他们带来的所有牲畜都因缺乏饲料而死亡。[13]
布勒加尔人接着在色雷斯袭击阿拉伯人，拜占庭则在马尔马拉海海岸封锁阿拉伯穆斯林，这些都被记载在如今被称为“公元819年的编年史”的文本中。它叙述了公元前312年塞硫古王朝的历史，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年代”，在1028年，文本写道：
苏莱曼再次召集了他的军队……并任命乌巴达（Ubayda）为将军，带领一支伟大的军队前往罗马帝国。他们入侵了色雷斯……乌巴达入侵了保加利亚，但是他的大部分军队被布勒加尔人摧毁了……剩下的人被罗马人狡猾的国王利奥（三世）所欺压，以至于要他们吃马肉和马粪。[14]
811年的战争，军区和军区制
感恩对战略来说不是一种美德。布勒加尔人到达得太快，以至于对方无法侦察到他们正帮助帝国对抗阿拉伯人，这也意味着他们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对抗帝国。考虑到保加利亚无论强弱都不符合君士坦丁堡的安全利益，因此将其彻底毁灭完全符合拜占庭的战略目标。但只要阿拉伯穆斯林每天发动圣战，时而向帝国发动较大规模的袭击，帝国就没有多余的力量用于这种冒险。直到9世纪初，帝国强大起来而阿拉伯穆斯林走向衰弱时，帝国才得以在其他前线采取行动。结果，皇帝尼克福罗斯一世（Nikephoros Ⅰ，802～811年在位）在811年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以对抗具有扩张主义倾向的、危险的保加利亚大汗克鲁姆（Krum），希腊人称其为库鲁木斯（Kroummos）。[15]
两位竞争者最近都摆脱了之前在其他地方困扰他们的危险敌人。阿瓦尔人在查理曼大帝的军队手中遭受了毁灭性的失败，克鲁姆趁机入侵了他们位于现代克罗地亚和匈牙利的领土，并把他们彻底消灭。几乎与此同时，强大而又闻名遐迩的第四阿拔斯哈里发哈兰·拉沙德（Abbasid caliph Hàr?n al-Rash?d，“英明的引导者”）于809年去世，引发了一场使王朝瘫痪的继承战争。这使得拜占庭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克鲁姆领导的布勒加尔人身上，他们的领土自800年以来增加了一倍，并扩展到色雷斯，直逼君士坦丁堡。利用东部战线的突然修整来应对北方战线紧迫的威胁，对于尼克福罗斯来说是极其具有战略意义的。
按照拜占庭战略的惯用做法，他们会在欧亚大草原上寻找盟友进攻布勒加尔人的后方，而自己的军队则向敌人的正面发起进攻——也许不是很快，从而让勇敢的大草原战士们有充分的机会来光荣地战斗。当时，强大的佩切涅格人驱使着马扎尔人从伏尔加地区向西迁徙，就像布勒加尔人曾经做过的那样。虽然这两个族群距离帝国都还很遥远，但按照拜占庭外交的传统，要利用礼物和承诺来加速佩切涅格人的到来，就像库夫拉特领导的布勒加尔人曾经被引诱到西部去与阿瓦尔人作战一样。事实并非如此，尼克福罗斯决定完全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
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最佳的资料来源是忏悔者西奥芬尼斯，一个忠诚的牧师，但是他憎恨尼克福罗斯，他指控尼克福罗斯信奉多种离经叛道的异教（摩尼教、保罗派和犹太化），使用圣牛施法的黑巫术，与同性恋通奸，其中最令人愤怒的罪过是对神职人员增税。“新亚哈（Ahab）比帕拉里斯（Phalaris）或米达斯（Midas）更贪得无厌，他们拿起武器对付保加利亚人（811）……当他离开帝国首都的时候，他命令作为首席税收官的贵族尼基塔斯（Niketas）提高教堂和修道院的税收”。[16]西奥芬尼斯的观点带有无可救药的偏见，但随后的事件证明了他叙述基本准确；此外，第二个来源，匿名者编纂的《811年拜占庭纪事》（The Byzantine Chronicle of the Year 811），[17]基本证实了这个悲惨的故事。
西奥芬尼斯写道：
他不仅集结了色雷斯和亚细亚军区（Themata）的军队，还招募那些自行武装起来的穷人们，和士兵一样，他们诅咒着他。就这样，他们向布勒加尔人进发了。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拜占庭帝国中期的主要军事机构：“Themata”，即复数形式的军区（单数形式为Thema），也就是英语中的“主题”一词，这里既指的是行政区划制度，也是领土军事指挥部；军区将军还拥有广泛的民事处决权。
由于它终结了后罗马制度中文官和军官之间的明确划分，因此它对于帝国军区重组问题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仍未解决。[18]
军区单位由兼职的农民士兵组成，他们在征召时才服役，而训练和武装这些预备役人员则是将军们的重要职责。
假设抵御阿拉伯人袭击的三个军区［亚美尼亚（Armeniakon）、阿纳托利康（Anatolikon）和沿海的凯比里奥］没有被完全剥夺机动战斗力，那么在811年，亚细亚动员起来的军区大概有奥普提马通（Optimatoi）、奥普西奇翁（Opsikion）和布凯拉里安（Boukellarion）。
关于军区的争论，《811年拜占庭纪事》表示赞同——尼克福罗斯带领着“所有贵族、指挥官（执政官）和权贵、所有皇家近卫团（tagmata，精英骑兵编队）[19]以及达官贵族们15岁以上的男性后裔，他将这些少年组织起来、作为他自己儿子的扈从，起名为‘精英骑兵军团’（hikanatoi）”——这是一次失败的受训生经历。[20]最后，在列举伤亡人数时，西奥芬尼斯增加了包括阿纳托利康（Anatolikon）军区的将军罗曼诺斯（Romanos）在内的6名贵族；色雷斯的将军，色雷斯也是探险队离开的地方；“许多”原斯巴达人和斯巴达人，他们是中层军官；卫队指挥官们；以及“不计其数的士兵”。
其中，最机动灵活、最有价值的部队是由职业士兵组成的卫队。它们最初是由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Ⅴ）于743年创建的，目的是削弱当时强大并且极度靠近君士坦丁堡的奥普提马通军区（Optimatoi）——其首领是君士坦丁的妹夫阿特瓦多斯（Artavasdos，或Artabasdos、Artabasdus），他刚刚试图篡夺王位。[21]
奥普提马通军区组建了6支卫队。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据文字记载，每一支卫队至少有4000人组成，在两个世纪内，他们分成两支团旗（mere或者turmae），各有2000人，每只团旗由两只营旗（drungi）组成，各有1000人，每只营旗由两个500人的军团组成。
在6支卫队中，至少有两支陪同皇帝进入保加利亚，因为所列的伤亡人员包括伊科比特（Exkoubitoi）军区的首领（Domestikos），名义上的卧房警卫，以及守望军团（Vigla）的第一营指挥官（drungarios），守望军团是帝国的守卫，即罗马宵警团（Vigiles of Rome）的翻版。
尽管没有盟友，但是尼克弗罗斯仍像曾经的罗马人那样，尽最大可能地动员了帝国力量，以压倒性的力量击败了克鲁姆。为了增加训练有素、有组织的军区部队的人数，他还招募了未受过训练、为报酬而战的人（“许多穷人”）。增加人数是有效的。《纪事》写道：
当……布勒加尔人得知皇帝率领军队的规模时，他们显然无法抵抗，于是他们放弃了所拥有的一切，逃到了山区。
在恶人下台的典型故事中，一定存在对救赎机会的放弃：
他们被这群人吓坏了……克鲁姆向帝国乞求和平。然而……皇帝拒绝了。在绕过了无法通行的国家（对机动战的误解或歪曲）之后，这个鲁莽的懦夫于7月20日无所顾忌地进入保加利亚。在两军第一次交战后，皇帝似乎成功了，但没有把胜利归功于上帝。[22]
《纪事》增加了一些数字参考，即使考虑到早些时候布勒加尔人已经逃到山区的说法，这个数字还是太大了：
（尼克福罗斯发现）有一支精选的布勒加尔武装部队在这里守卫着，多达12000人。他与他们展开战斗，并把他们全部歼灭。接下来，几乎如出一辙，他在战斗中又遇到了50000人，与之交战并将他们全部消灭。
随后的事件表明，克鲁姆的宫廷卫队和精锐部队的伤亡确实很惨重。
接下来他们抢劫了克鲁姆的宫殿，这座宫殿是用木头建造的，但比普通野蛮人首领的朴素宫殿要大——《纪事》中说当尼克福罗斯“漫步在宫殿的小路上……走在房屋的露台上时，他高声说：‘看呐，这一切都是神赐给我的。’”此外，宫殿里堆满了布勒加尔人通过掠夺所积累的财宝。西奥芬尼斯不愿因尼克福罗斯征服了克鲁姆的财富和国库而对他多加赞赏，反而强调了他的贪婪：“他用锁和印章封住克鲁姆的国库，仿佛自己所拥有那般守卫着。”
相反，《纪事》却描述了尼克福罗斯的慷慨：
（他）吩咐将他所获得的巨大战利品，按照部队名册分配给军队……当打开（克鲁姆）储酒的仓库时，他将里面储藏的酒分发，让每个人都能喝个够。
随之而来的是掠夺和破坏。《纪事》写道：
尼克福罗斯离开了不虔诚的克鲁姆的宫殿。在离开时，他烧毁了所有木制的建筑物和周围的墙。接下来，他不是迅速离开，而是从保加利亚中部穿过……
军队……肆无忌惮地掠夺，焚烧未收割的土地。他们将母牛勒死，把肌腱从它们的腰上扯下来，不理会大声哀号和抽搐着挣扎的牲畜。他们宰杀羊和猪，并犯下不能饶恕的行为（强奸）。
西奥芬尼斯补充了另一个被错失的、避免灾难的机会：
（克鲁姆）……他非常谦卑地说：“看呐，你赢了。因此，拿走任何你想要的，和平地离开吧。”但是敌人不赞成和平；于是，另一方（克鲁姆）恼火起来，吩咐用木栅栏保护他领地的出入口。
显然，克鲁姆能够将那些逃进山区的布勒加尔战士和其他从更远的地方逃出来的勇士团结起来。在《纪事》中，尼克福罗斯不再嚣张，同意了克鲁姆的提议：
他在15天的时间内完全忽视了自身状况，在智慧和判断力都消失之后，他不再是他自己，完全迷失了。他被敌人虚张声势的假象恐吓住，既不离开他的帐篷，也不再给任何人下达指令……因此，布勒加尔人抓住了机会……他们雇用了阿瓦尔人（当时的残余部分）和邻近的斯拉夫部落（斯拉维尼亚）。
拜占庭部队群龙无首，四处掠夺，克鲁姆的部队在此时聚集起来，使用了一种专属于布勒加尔人的技术：将用绳捆起来的木制栅栏进行快速组装，并横放于狭窄山谷的较宽处，据《纪事》的说法，从而建造起“可怕而不可逾越的篱笆，就像一堵墙”。这些护栏不像防御工事那样可以抵抗围攻，但他们可以保护在后方投掷炸弹的部队，在令拜占庭射箭术基本失效的同时，可以让布勒加尔人通过栅栏的狭缝使用自己的弓箭——作为曾经的草原游牧民族，许多布勒加尔人肯定既留存了复合弓箭，又继承了使用弓箭的技巧。在不容易规避的情况下，设置这样的障碍是有效的。但是，根据《纪事》的记载，布勒加尔人并没有等到拜占庭人在撤回时自投罗网；相反，他们主动发起攻击，收获了完全惊人的效果，拜占庭人在恐慌中逃亡，最后遭遇大屠杀：
正当拜占庭士兵们半梦半醒之时，他们来了，士兵们惊醒，匆忙地武装起来，参加了战斗。但是，由于（部队）之间相距很远，他们无法立即知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们（布勒加尔人）只攻击皇家营地，并将其毁掉。尽管几乎没有人反抗，但很多人被屠杀，其余的人则逃之夭夭。在这个地方还有一条非常泥泞难渡的河。当他们没能立即找到一条浅滩来过河时……就只得纵身跳入河中。他们骑马涉水，最后陷在沼泽里，被后面的人践踏。人叠着人，所以河里满是人和马，敌人在他们的头顶上踏过，毫发无伤，继续追击残存者。
根据《纪事》的记载，只有一座无人部署的栅栏拦截了逃离的残余势力，栅栏并不是一座战斗屏障：
那些以为自己已经从这条河的大屠杀中逃脱的人，来到了布勒加尔人建造的栅栏边，这栅栏坚固且非常不容易跨越……他们抛弃了马，手脚并用地朝另一边猛扑过去。但在栅栏的另一边有一条深挖的沟渠，以致那些从高处翻越过来的人都摔断了四肢。有些人当时就死了，而另一些人虽能够爬行一小段距离，但是没有力气继续下去……在其他地方，人们放火焚烧栅栏，当绳索（捆住木头的）被烧穿后，篱笆在壕沟上方倒塌，那些逃跑的人突然摔落，连同马一起，掉进了火坑里……
同一天，尼克福罗斯皇帝在第一次进攻中被杀，没有人能描述他是如何死亡的。受伤的还有他的儿子斯陶拉基奥斯（Staurakios），他在统治罗马人两个月后，由于脊椎受到致命伤害而死。
自从哥特人于378年8月9日在阿德里亚诺普杀死瓦伦斯以来，尼克福罗斯是第一位在战斗中死去的罗马皇帝，但811年的灾难则更加危险，因为没有人可以接管帝国，就像378年的西罗马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那样，直到379年1月任命狄奥多西（Theodosius）为东方“奥古斯都”（Augustus）后才解除这种困境。更重要的是，胜利的布勒加尔人就在距君士坦丁堡200英里以内的地方，而哥特人在胜利时却离罗马很远。
就像普通的银器一般，尼克福罗斯皇帝的头骨被克鲁姆制成了酒器，当克鲁姆高举着头骨杯，欢呼着胜利时，一切似乎都无可挽回了。尼克福罗斯聚集了所有的机动部队来击溃布勒加尔人，然而随着他的战败，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后者夺取君士坦丁堡了。
但是，这不是帝国溃败的唯一原因。在东部，可怕的哈尔纳勒（Har?n al-Rash?d）统治下的阿拔斯哈里发（Abbasd caliphate）王朝是帝国的最大威胁，直至他于809年去世。哈尔纳勒死后，他的儿子阿布·贾法尔·马蒙（“信仰”）·伊本·哈伦（Abu Jafar al-Ma’mun Ibn Harun）与他的另一个儿子，即当权者穆罕默德·阿明（“忠诚”）·伊本·哈伦（Muhammad al-Amin Ibn Harun）发生斗争，并在813年将其斩首，这场斗争使得整个王朝陷入瘫痪。因此，亚美尼亚军区和阿纳托利康军区的野战部队可以被召集起来，以帮助帝国抵抗布勒加尔人。为了领导他们，起初只有已经严重受伤且不得人心的斯陶拉基奥斯（他是尼克福罗斯的儿子）于7月26日匆忙地在阿德里亚诺普宣布继任为皇帝；但在811年10月2日，他被迫让位给他的姐夫——迈克尔一世，他是皇宫主管，与尼克福罗斯不同，他向宗主赠送了50磅的金子，神职人员则获得25磅，并下令处决异教徒，正是这些虔诚的东正教行为使他赢得了西奥芬尼斯的青睐。
迈克尔已准备好去战斗，但没能成功。他于7月退位，进而支持狡猾和有战斗经验的利奥五世（Leon Ⅴ，813～820年在位），他是前阿纳托利康军区的将军，在阉割了迈克尔的儿子之后，他允许迈克尔和他的家人以僧侣和修女的身份平静地生活。所以，当克鲁姆试图认真进攻君士坦丁堡时，一位好战的皇帝正保卫着这座城市。
克鲁姆拖延这么久的第一个原因是，他失去了很多，甚至是大部分守卫他宫廷的部队——相比那些英勇善战但是并非“精挑细选且全副武装”和难于指挥的征召战士来说，这可能是他唯一名副其实的士兵。第二个原因是，如果没有能够迫使君士坦丁堡因断粮而屈服的舰队，或没有能够攻破狄奥多西城墙的围攻器械和相应的人力，那么克鲁姆就无法有效地攻击这座城池。布勒加尔人是平原骑兵的后代，他们善于徒步和在山区作战，但船只、航运和海战是他们无法驾驭的。正值此时，一位拜占庭的叛逃者被布鲁姆找到，并被雇佣来提供必要的围攻技巧——西奥芬尼斯写道，这是一位阿拉伯专家，当然，他因尼克福罗斯的贪婪而叛逃——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必要的攻城器械直到814年4月才建成并准备就绪，但是这对于4月13日就已去世的克鲁姆来说太晚了，只留下了一个无能的接班人。克鲁姆于813年6月22日在弗尔西尼亚（Versinikia）赢得了另一场大战，攻占了位于现在的保加利亚和色雷斯的许多拜占庭领土，征服了其最大的城市阿德里亚诺普和许多其他较小的地方；但帝国幸存了下来，并将在未来的某一天收复所有失去的领土。
帝国811年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军队缺乏训练或装备，也不是由于战术上的无能，更不是作战层面的缺陷。这是一个存在于高级别军区的根本性战略错误，置拜占庭部队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只有迅速和完全成功的作战行动才能弥补和克服其不足。对于为什么不应该在山区与强大的军队进行对抗，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战争论》（On War）一书中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在敌人前方或者后方进行防御，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将正在防御的领土暂时让给敌人。[23]
的确，山区地形提供了许多建立易防御据点的机会，而狭窄的山谷则提供了许多伏击的机会。据点和伏击都可以放大防御部队的战术力量，在任何一个地方实现以少胜多。但是，如果军队被山地分割成许多独立的守卫单元和伏击队，即使每支部队在战术能力上都很强大，但对集中在一两个前进方向上的敌军来说，整体的防御肯定是非常薄弱的。守卫某一个地方的少数力量会遭遇大量的进攻者，导致敌军能够突破伏击，蹂躏堡垒，直奔山区，而位于两侧的大多数防卫部队被各自的据点和埋伏阵地所隔离，根本没有参与战斗。
因此，当尼克福罗斯的野战军势不可当地向克鲁姆首都普里斯卡推进时，布勒加尔军队却虚弱地分散在山区和山谷中。他们虽然在战术上强大，但是缺乏有利的战略位置，这使他们既无法抵御拜占庭的进攻，也无法保卫克鲁姆朴素的宫殿。但他们并没有受到拜占庭进攻的困扰，因此，当克鲁姆征集他们进行针对拜占庭的反击战时，他们能够立即采取集体行动，切断拜占庭军队的退路。如果尼克福罗斯读过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把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克鲁姆的军队而不是克鲁姆的宫殿，那么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只要布勒加尔人的力量被摧毁，尼克福罗斯就可以在不担心被反攻的情况下，拥有宫殿和敌人的一切。就算已经将皇家近卫团、军区野战军和非正规力量调入色雷斯，尼克福罗斯也没有暂停或者放慢他的前进步伐，因此克鲁姆并没有机会可以集结自身的力量。毫无疑问，由此产生的正面冲突是残酷的，将产生大规模的伤亡，但是仅仅凭借数量优势，拜占庭人也会获胜。然后尼克福罗斯就可以安顿下来，并相信布勒加尔的主要力量无法与他抗衡，从而把新夺回的土地纳入可征税的范围。
或者，如果克鲁姆拒绝战斗，尼克福罗斯就可以向普里斯卡进发，夺取宫殿，而他也这么做了，但是，他却没来得及在布勒加尔人到来之前迅速地撤回帝国领土。此外，这次撤退应该谨慎地进行，就如向前推进那样，前有侦察兵，侧翼有反击伏击的部队，还应有准备突破布勒加尔人栅栏的战斗团。
大多数布勒加尔军队仍然未被击败，因此拜占庭军队要在普里斯卡和被征服的土地上生存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集中军力，并且随时为战斗做好准备以抵御任何来自布勒加尔人的进攻。但是，占领部队很难抵挡可以肆意抢劫的诱惑而保持战备状态，在任何情况下，这样的选择在战略上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帝国除了布勒加尔人之外还有其他敌人，当未被内战分裂时，阿拉伯穆斯林首当其冲。
因为在此事件中，尼克福罗斯未能弥补他在军区战略上所犯的根本错误，那些装备着自制武器、没有受过训练的“可怜士兵”们跟最精良的军区部队并无二致：无论战略上还是操作上，都被克鲁姆的布勒加尔人所击败。
直到两个世纪之后，拜占庭才企图进一步消灭保加利亚。在鲍里斯（Bogoris或Boris）大汗或鲍里斯一世于865年皈依基督教，并跟随拜占庭教父迈克尔三世更名为迈克尔之后，讲突厥语、信奉萨满教的布勒加尔人已经被同化并重新定义为讲斯拉夫语、信奉基督教的保加利亚人。但是，即使是基督教也不能抹去保加利亚的原罪——他们的地理位置靠近狄奥多西城墙。
这就是拜占庭与布勒加尔人和保加利亚人关系的战略背景。还有一种政治背景，有时甚至更加不利——正是因为保加利亚统治者接受了拜占庭的宗教和文化：这意味着，一旦他们开始被承认为皇帝，他们就可以梦想成为所有基督徒的皇帝。他们做到了。《礼仪之书》中记载了关于保加利亚叙述礼仪的转变，从“上帝所指派的保加利亚执政官（archon，王公）”到“君士坦丁和罗曼诺斯，虔诚的独裁者，基督徒们的罗马皇帝，以上帝的名义，向我们渴望的圣子，主啊，保加利亚的……（名字）巴赛勒斯（Basileus=皇帝）。”
升级保加利亚统治者的头衔并非出于帝国的自愿。那是在913年，在多年成功地进行军事扩张之后，突厥布勒加尔人的可汗和第一代基督徒赛蒙一世的后裔——直到那时仍旧是拜占庭的另一个“执政官”或王公——被牧首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 Ⅰ Mystikos）在布拉察那皇宫里加冕为巴赛勒斯。我们11世纪的资料来源是具有高级官衔的锡利茨（Scylitze），他作为皇宫主管，提供了一个极为官方的叙述版本：
布勒加尔人的统治者赛蒙以重兵入侵罗马帝国的领土，逼近首都，盘踞于布拉察那宫和金门（艾格那提亚大道上重要的正式入口）之间。他自恃能够轻易占领（这个城市）。但是当他意识到城墙之坚固，守卫之众多，以及他们需要大量的投石器和射箭工具才能攻破的时候，他就放弃了……转而要求签订和平条约……当他到来的时候，主教和摄政者带着皇帝来到了布拉察那宫，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
当合适的人质被交（给布勒加尔人）时，塞蒙被带到了与皇帝共进晚餐的宫殿。然后，他在主教面前低下头，主教为他祈祷，并把自己的主教帽（据说是）而不是皇冠戴在野蛮人的头上。晚餐结束后，尽管没有签订任何和平条约，但是西米恩和他的孩子们满载着礼物，返回自己的领土。[24]
但是，事实不完全是上文所描述的那样。赛蒙并没有被主教帽所忽悠，而是被正式加冕为皇帝。作为摄政王，这位主教已经成为帝国权力的遗赠人，并全权负责与赛蒙的外交事务，因为赛蒙拒绝与罗曼诺斯一世进行对话。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士，尼古拉斯一世首先是慷慨的，在物质上也是如此：他曾一度愿意贡献出“黄金或服装，甚至是领地的一部分，比如那些可能对布勒加尔人有利却不会给罗马人造成无法忍受的损失的地区”。[25]我们只有尼古拉斯一方的外交回应，但可以推断，赛蒙并不会因这位主教为拜占庭而不是上帝的利益服务而指控他——这是令人震惊的指控。
有人一度断言，王冠和头衔只是够塞赛蒙的牙缝而已，登上包括保加利亚在内的拜占庭王位才能满足其更大的野心。[26]但是，这一点现在有争议了。可以肯定的是，对帝国来说，授予野蛮人最高头衔“巴赛勒斯”是一种极大的耻辱。帝国当时是分裂和软弱的：皇帝君士坦丁七世（945～959年在位）是一个8岁的孩子，而他意志坚强的母亲佐伊·卡尔博诺普西纳（Zoe Karbonopsina）被驱逐出皇宫，他的叔叔兼共同皇帝亚历山大（Alexander，912～913年在位）于913年6月去世，当时，除了赛蒙正在逼近外，一位广受欢迎的王位篡夺者君士坦丁·杜卡斯（Constantine Doukas）也在向这座城市进发，除此之外，意大利南部拜占庭飞地发生动乱，阿拉伯人的入侵威胁到安纳托利亚。多重威胁的接踵而至阻碍了对首都的增援。锡利茨描绘了一支全副武装的城墙保卫军，却未提及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能把赛蒙赶出色雷斯。
只看到拜占庭对虚名的痴迷使得现代人对913年帝国的沦陷痛心疾首，但他们却忽略了一点：曾经存在另一个守卫东正教的巴赛勒斯，因此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不再是仅有的守护唯一真正的教会，使其得以存续，为全人类提供独有的救赎之道的护航人。丧失这种垄断地位无疑降低了拜占庭皇帝在其基督教臣民心中的权威，因为尚未出现最终的分裂，所以这也削弱了他在各地基督徒中的威望，包括罗马教皇的追随者。
927年，拜占庭宗教权威的侵蚀变得更加严重，当时为了达成和平协议，皇帝还必须承认拥有独立宗主教区的保加利亚东正教是自治的。并不存在意识形态上对另一个宗主教区的反对——毕竟亚历山大、安提俄克和耶路撒冷的自治宗主教由来已久，但上述地区都是讲希腊语的，有着相似的希腊祷告文；因此在文化和任职上都反对非希腊的族长，教会也不再向不讲希腊语的神职人员提供职位[27]。
自相矛盾但不可避免的是，由于他们的传教使命，保加利亚教会的独立是由拜占庭式的教士们实现的。在886年，后来成为圣徒的西里尔和梅多迪乌斯兄弟来到保加利亚，指导那些满怀抱负的神职人员。这些讲希腊语的传教士做得很好，以至于到了893年，保加利亚人就有了自己的牧师和僧侣，因此便将所有希腊神职人员驱逐出保加利亚。尽管两所教会在教义上完全一致，但它们间的相互憎恶却异常持久：1000年后，即1912年至1913年，在马其顿，许多人在争夺当地教会控制权的战斗中死去，而这些人正是分别受保加利亚、马其顿和希腊牧师的强烈煽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