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皇帝关心的不是乡村教堂的所有权，而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性。如果一位保加利亚统治者能够提名自己的族长，而后者又可以指定他为巴赛勒斯，那么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就不能再声称其是这个“世界”（oikoumene），即基督教世界的唯一合法皇帝。
在这种情况下，致意辞将赛蒙称呼为“我们渴望的精神之子”是故意贬低他的等级，因为在由通信总管西奥多·达夫诺帕特（Theodore Daphnopat）收集的皇帝罗曼诺斯一世给赛蒙的信件中，他被描述为“我们的精神兄弟”。[28]
与其口头上将其从精神上的兄弟降为从属的儿子，倒不如把他彻底除掉——据编年史作家西奥芬尼斯·科鲁塔斯（Theophanes Continuatus）称，这就是重返皇位的佐伊女皇（Zoe）在4年后的917年所试图做的事情：
意识到（布勒加尔人）赛蒙（帝国等级）的提升和他企图取得（所有）基督教徒的控制权，佐伊皇后（君士坦丁七世的摄政，912～959）决定在和谈中与阿加雷尼（Agarenes，阿拉伯人）交换战俘并签订和平条约，同时调动所有安纳托利亚的军队，发动对赛蒙的战争并将其摧毁。因此，约翰·罗迪诺斯大公（John Rodinos）和迈克尔·多萨雷斯大公（Michael Toxaras）前往叙利亚安排战俘交换。在完成了关税现金支付后……军队被运送到色雷斯……（司令官）宣誓将战斗至死，然后开始了与保加利亚人的殊死搏斗。
8月20日，在第五诏示中，罗马人和保加利亚人之间的战斗在（保加利亚黑海海岸附近）的阿奇洛罗斯河畔（Acheloos）进行。因为上帝的判决是深不可测的，罗马人被彻底打败了。他们仓促的逃窜不时伴随着可怕的叫喊声，因为有些人被战友践踏，另一些人则被敌人杀死；那是多年未见的惨烈屠杀。[29]
保加利亚国的毁灭要等到下个世纪了。
一场国家毁灭之战：巴西尔二世，1014～1018
在无须积极对抗阿拉伯人时，攻击保加利亚人是拜占庭的惯例。击败了阿拉伯穆斯林和基辅罗斯斯维亚托斯拉夫人（Svyatoslav）的约翰一世是非常成功的。他的胜利也是彻底的，保加利亚在971年被他消灭。所有领土都被帝国兼并，自治的保加利亚主教也被废除。然而，随之而来的不是平静的臣服，而是在如今的马其顿地区爆发的几乎是接二连三的起义，起义由一位总管［comes，当地指挥官，我们的“伯爵”（count）］的4个儿子科密托普利（Kometopouloi）[30]领导，其中最小的萨缪尔（Samuil或Samuel）击败了他的兄弟们，最终自称为沙皇或巴赛勒斯。[31]
拜占庭的军队不能集中对付科密托普利，因为那是帝国内乱最激烈的时期。公元976年，在皇帝约翰一世去世后，东部军队拥有大量土地的权贵兼首领（domestikos）巴达斯·斯克罗斯（Bardas Skleros）希望看护两位年轻的共治皇帝——当时年仅18岁的巴西尔二世（Basil Ⅱ，976～1025年在位）和16岁的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Ⅷ，1025～1028年在位）——并成为真正的霸主。当他被帝国拒绝时，他宣布自己为皇帝，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直到979年他逃到巴格达的阿拔斯（Abbasids），内战才告结束——留下了一个受损、分裂且士气低落的军队和帝国。直到另一位富有的大亨和具有丰富经验的战地指挥官巴尔达斯·福卡斯介入，才使巴西尔和君士坦丁保留住他们的权力。
因此，塞缪尔能够把他的控制范围从最开始的马其顿向东延伸到现在的保加利亚领土，同时通过在希腊北部和色雷斯进行猛烈的突袭来供给他的军队。
到了986年，帝国内部似乎重建了秩序，与此同时，阿拉伯穆斯林仍专注于什叶派伊斯玛仪法蒂玛（Shi’a Ismaili Fatimids）和名义上由阿拔斯王朝领导下的逊尼派（Sunnis）之间的争斗，当时28岁的巴西尔二世向塞缪尔发起攻击，他虽然完全是一个成年人了，但还没有机会证明自己是一名战地指挥官。在驱赶保加利亚人的同时，他向萨迪卡（Sardika）（现代索非亚，Sofia）进发，通过围攻来消灭他们。到了10世纪，虽然速度不可避免地比早期惯用的移动塔和攻城锤慢，但挖通道穿过城墙和反地道的技术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巴西尔二世没能坚持到萨迪卡放弃——他的补给可能是不够的，或者因为国内可能存在不稳定的因素，要求他早日返回君士坦丁堡。
巴西尔沿着罗马的“帝国大道”（Basilike odos）向萨迪卡前进，这曾是一条从君士坦丁堡通往意大利东北部的大道，甚至一直延伸到北海。从阿德里亚诺普，即现在位于欧洲的土耳其埃迪尔境内开始，北有高而崎岖、现在被称为海莫斯（Haimos）或巴尔干（Balkan）的山脉，南边是同样崎岖的罗多普（Rhodope）山脉，这条大道沿着位于两大山脉之间的马里查（Maritsa）河谷一直延伸到北部，然后穿过萨迪卡一直到辛吉杜南（Singidunum），即现代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Belgrade），最终跨过意大利的边境，到达威尼斯以东的阿奎莱亚（Aquileia）。巴西尔放弃了围攻，由原路撤退了。
一位皇帝带领他的军队在两座山脉之间行进，他的行动绝非不可预测——而塞缪尔的士兵都是能干的远程突袭者，非常灵活。他们还掌握着保加利亚人在山口进行伏击的战术：他们可以迅速地在敌人逼近的前方竖起栅栏，以便更好地抵抗狙击部队的突防企图，从而给埋伏部队更多的时间来攻击山坡下被困住的敌人。随后发生的事件表明，塞缪尔的部队一开始并不是在萨迪卡境内或其周围，即使是的话，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成功地赶超了撤退的拜占庭军队，尽管他们只是沿着一条道路前进，而任何超过拜占庭军队的行动都必须在邻近的山坡上完成。
结果对巴西尔来说是一场双重灾难。他的军队在现代保加利亚苏基斯（Soukeis）附近被称为“图拉真之门”（Trajan’s Gate）的狭窄通道上遭到伏击，损失巨大。巴西尔灰头土脸地逃离现场，保住了性命，却危险地损害了他的权威。执事利奥（Leo the Deacon）是极为罕见却可以信赖的目击者：
军队正在穿过一个满是洞穴的森林峡谷，接踵而来的是沟壑纵横的陡峭地带。在这里，迈西亚人（Mysians，即保加利亚人）攻击罗马人，杀害了大量的士兵，抢夺了帝国的大本营和许多财富，并掠夺了军队的所有行李。讲述这个悲惨故事的我，当时就在现场陪伴着皇帝并履行执事的职责，这是我的不幸……残余部队经历了几乎无法通过的山脉，很难躲过迈西亚人的进攻，失去了几乎所有的马和携带的行李，就这样返回了罗马领土。[32]
波斯被称为阿杜德·阿尔-道拉（Adud al-Dawla，“国之股肱”）的法娜-库斯劳（Fana-Khusrau），和在名义上臣服于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巴格达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33]的埃米尔，对巴西尔的溃败做出了反应，释放了既是客人也是人质的巴达斯·斯克罗斯。当巴达斯·斯克罗斯进入安纳托利亚东部，再次宣称拥有帝国统治权时，巴西尔不得不再次召唤关系良好的巴尔达斯·福卡斯（Bardas Phokas）来帮助他。但这一次，巴尔达斯·福卡斯决定与巴西尔和君士坦丁堡的官僚精英为敌，企图与巴达斯·斯克罗斯一同分裂帝国。
三年的内战接踵而至，直到989年，在基辅罗斯派来的6000名战士的帮助下，巴西尔才得以恢复帝国秩序。
在那之后，尽管于995年在保加利亚进行了一次行动，但巴西尔的首要目标不是塞缪尔，因为他必须再次恢复帝国在东部的控制和威望，那里不仅受到内战遗留的混乱的威胁，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还受到不断崛起的法蒂玛王朝（Fatimids）的威胁。什叶派“七伊玛目派”的伊斯马利（“Sevener” Ismaili Shi’a）在埃及建立了与之对立的哈里发，并积极寻求跨越西奈沙漠向叙利亚扩张。因为早已将阿拉伯人在西利西亚和安纳托利亚的势力击退，故当时拜占庭人在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宗主国，以及位于叙利亚境内甚至境外的贝都因部落称霸，他们的附庸国占领了安提俄克和阿勒颇这两个重要城市。
正是在这几年，巴西尔二世开始成为拜占庭历史上最成功的好战君主。在安纳托利亚东部恢复帝国统治和重建东部军队显然是成功的。当法蒂玛军队围攻阿勒颇时，巴西尔迅速赶到并立即解围，随后开始向位于现代黎巴嫩的黎波里（Tripoli）挺进。在短短几年内，法蒂玛王朝的扩张运动被有力地阻止了：1001年，巴西尔与法蒂玛的哈里发阿尔-哈基姆（al-Hakim）通过谈判达成了10年的休战协议，该协议将在1011年再延长10年，并在1023年再进行延长。
与此同时，在更北的地方，巴西尔获得了相当大片的领土，包括现在的格鲁吉亚南部，土耳其东部和伊朗西部。由于巴西尔已于早先说服或胁迫亚美尼亚统治者大卫·道（Tao、Taron或Tayk）让帝国接管他的领土，于是在大卫于1000年去世后，领土交接完成。在此基础上，帝国实现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扩张——直接向东扩张，超过了罗马人所有的征服范围，后来又通过获得其他王权的领地，将势力扩展到了高加索地区。
在此期间，塞缪尔于986年的胜利之后，成功地将自己的领地向西扩展到亚得里亚海，向北延伸到现在的科索沃，并向南延伸到希腊。他还在著名的湖滨地区奥赫里德（Ohrid）恢复了保加利亚的宗主教区，从而为获得帝国的头衔奠定了基础。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Nikephoros Ouranos）是著名的将军，也是《战术》（Taktika）的作者，在他的领导下，拜占庭部队在977年摧毁了保加利亚军队，他的胜利凸显了帝国所面临的糟糕形势：这场战斗深入希腊境内，战场位于斯珀基奥斯河（Sperchios）附近，靠近现代的拉米亚（Lamia），距离雅典比距离奥切德（Ochride）更近，那是塞缪尔最接近首都的地方。
巴西尔处理塞缪尔问题的第二次重大尝试直到1001年才开始，那时与法蒂玛的停战协议已经安排妥当。这一次，巴西尔并没有试图击退保加利亚人，因为此前这么做的结局要么是毫无结果要么是损失巨大。他也没有试图通过他扩大的保加利亚西部来攻击塞缪尔的马其顿国土。
相反，巴西尔准备了更果断的对抗，抢夺塞缪尔最肥沃和人口最稠密的领土，那就是最初和现在的保加利亚，即多瑙河以南广阔的河谷地区。
在那里，保加利亚人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营地，以及在普里斯卡的第一个首都，后来首都迁往维利基（大）普雷斯拉夫（Veliki Preslav），两者都在现代保加利亚的西北部。巴西尔的军队可以沿着黑海海岸到达保加利亚人的领地，避免经过海莫斯（Haimos，巴尔干）山脉中危险的山路。或者，如果他们真的越过这些山路——伊阿尼斯·西里茨（Ioannes Scylitzes）的《简略历史》（Synopsis Historion）是唯一的近现代资料来源，当中对此的表述是不确定的——巴西尔的军队显然已经掌握了足够的反伏击战术。当时正在使用的军事手册提供了正确的补救办法，两项原则作为依据：首先是在主力军向下方移动之前，低洼处的通道和峡谷必须由沿山脊推进的巡逻队看守，其次是必须节约用于侦查的时间和军力，尤其是在山区。至少，986年的痛苦经历没有重演：
在6508年（自公元前5509年创世之日起=公元1001年）的第十三次年度诏示中……皇帝派遣了一支人数众多且强大的军队对抗在海莫斯射程以外的保加利亚卡斯特拉（据点），西奥多洛卡诺斯大公（Theodorokanos）（战地指挥官）和首席剑卫（尼克福罗斯）希菲亚斯（Xiphias）（部队指挥官）担任指挥。大、小普雷斯拉夫（Preslav）都被占领；普里斯卡也是如此；然后罗马军队顺利凯旋。[34]
此后，巴西尔有计划地削弱塞缪尔的领土和威望，年复一年地削减其权力的政治和后勤基础。[35]起初是针对其保加利亚的旧领地，后来他每年还对塞缪尔的马其顿腹地进行入侵。毫无疑问，保加利亚士兵们可以很大程度上依靠土地而活——他们既不是拜占庭人，也不是现代军队，即便与祖国基地的联系和补给被切断，他们也能够长期生存下去。但是，塞缪尔无法也不会放弃他在马其顿的基地，而去坚持一场纯粹的机动战。因此，当巴西尔二世再次进攻马其顿时，一场重大战役就注定要发生了，而这场战役最终被证明是决定性的。
这场战役于1014年7月在穿越巴拉西卡（Belasica或Belasitsa）山脉的克莱迪翁（Kleidion）关口爆发，山脉位于斯特鲁马（Struma）和瓦尔达尔（Vardar）河谷之间，靠近现代马其顿、希腊和保加利亚三国的交汇处。
塞缪尔依靠保加利亚人常用的作战方法：在巴西尔的军队到来之前，他用沟渠和栅栏堵住了通道，企图为另一次成功的大规模伏击创造条件。由于塞缪尔重复了作战方法，以至于为拜占庭人提供了研究的机会，他们找到了此战术的弱点，并且设计了应对策略。为了对抗巴西尔的推进，塞缪尔的方法需要将他自己的部队集中在障碍物后面，这意味着他们也必须处于低洼地带，无法兼顾两侧的高地。
这就是拜占庭人所能利用的弱点，他们派遣一支部队向上攀登，然后从高处攻击保加利亚人。受到惊吓的保加利亚人再也无法保卫抵挡巴西尔主力部队的栅栏，也无法从拜占庭主力部队有战术的攻击中撤退。结果是大屠杀——直到很久之后，在13世纪悲惨的衰落环境中，才再次发生类似的屠杀——由此，巴西尔得到了“布勒加尔屠宰者”（bulgaro-slayer）的诨名。[36]而塞缪尔失去了他的军队，他的王国称号和他自己的生命。
锡利茨对此的叙述可能具有文学成分，但它是连贯和足够准确的：
皇帝每年都不间断地入侵保加利亚，挥霍一切……塞缪尔在空旷的田野间什么也做不了，更不用说在正式的战斗中对抗皇帝了。他在所有战线上都被击垮了，他自己的军队也在减少，所以他决定用沟渠和栅栏封锁进入保加利亚的道路。他知道皇帝总是习惯于率军从所谓的卡瓦朗古斯（Campu Lungu）和被称为克莱迪翁（Kleidion，即“钥匙”）的山口行进，所以他决定阻拦这个关口……
他建造了一个非常宽阔的防御工事，在那里派驻了足够的守卫，等待皇帝的到来，皇帝试图强行进入，但卫兵们坚决抵抗……
尽管皇帝已经放弃了从关口通过的企图，但是时任菲利波波利（Philippopolis）军区的将军（尼克福罗斯）希菲亚斯［（Nikephoros） Xphias，他已经在1001年被提拔了］仍旧留在那里，对敌人的防线进行反复攻击……然而希菲亚斯的目的是看看是否有利可图……他带领着他的部队原路撤回。然后，他率领部队在克莱迪翁以南的一座非常高、被称为瓦拉斯塔萨（Valasitza，马其顿的贝拉西察山）的山上艰苦跋涉，经过羊肠小径，穿过没有道路的荒原，在7月29日，诏示的第12年（1014），他突然出现在保加利亚人的上方，伴随着巨大的叫喊声，从他们身上践踏而过。这次突袭让他们措手不及，仓皇而逃。皇帝拆除了废弃的防御工事，并追捕塞缪尔的部队；许多人倒下了，更多的人则被俘虏。塞缪尔在其儿子的配合下才得以逃脱危险，他的儿子坚决抵抗那些进攻的人，让他的父亲骑上了一匹马，并且将其带到了名为普利拉波斯（Prilapos，马其顿的普里莱普）的堡垒。他们说，皇帝弄瞎了囚犯，大约有15000人，命令每百人中留下一只眼睛做向导，以便把他们送回塞缪尔那里，而塞缪尔在两天后的10月6日去世。[37]
图5 公元1025年，巴西尔二世死后的帝国
在一个独眼男人的带领下，15000个被弄瞎的俘虏以每批100名的方式被分批送回，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听起来很荒诞，也许是一个夸张的版本，尽管致盲在当时被广泛用作针对基督徒的惩罚，因为上帝赐予的生命并没有被夺走。然而，保加利亚人的抵抗持续了四年多，直到1018年，这一确切的事实驳斥了损失15000名士兵的说法，因为这个数字相较于人口规模来说是巨大的。当时，甚至保加利亚其余领导人的顺从也不是无条件的：他们在保加利亚东部得到了土地。[38]也许只有少数囚犯被弄瞎，然后被送到普利拉波斯，用于打击塞缪尔的部队士气。
更重要的是，在克莱迪翁战役之后，3个世纪以来，拜占庭首次恢复了从亚得里亚海到多瑙河的统治。军区级关系策略是战争艺术的最高形式。
拜占庭的“拜占庭式”外交
896年，利奥·乔埃斯皮亚提斯（Leo Choerosphactes）作为利奥六世（Leo Ⅵ，886～912年在位）的特使前往觐见保加利亚的赛蒙，以确保拜占庭俘虏的释放。[39]那时，在巴尔干地区，保加利亚比拜占庭帝国强大得多，在共同的东正教文化、宗教和阶层中，赛蒙也在争取被认可为皇帝。[40]赛蒙怀抱着同样的心情，开玩笑地要求利奥预测他是否会释放这些囚犯——因为利奥六世皇帝曾试图通过预测最近的日食来给保加利亚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他的回信中，利奥·乔埃斯皮亚提斯用一个词序复杂、没有标点符号的句子回答了具体的问题，这样的回答显然是模棱两可的——尽管对于该回答最简单的解读是否定的，即囚犯不会被释放。赛蒙语带讽刺地回答说，如果利奥·乔埃斯皮亚提斯能够正确预测结果（即“是的，他们会被释放”），他就会释放囚犯，但因为利奥预测错误了，所以他拒绝释放他们。
利奥回答说，他的信确实预测对了结果，但是赛蒙的秘书没有正确地解释这封信，因为他没有插入合适的标点符号。
赛蒙回答道：“我没有做过关于囚犯的承诺，我什么也没有向你说，我不会把他们还给你。”
利奥反过来又用同样的词语来回应，但他用自己的标点符号来改变文字的意思：“我并没有在让你对囚犯们做出承诺这件事上失败——双重否定来表达肯定——我跟你说了这件事；有什么东西是我不能送回给你的？”保加利亚人最终释放了囚犯。
利奥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论点，他试图玩文字游戏，使赛蒙说出明显并非他本意的话，与其说是狡猾，不如说是幼稚。但很明显，赛蒙想和拜占庭对话，因此囚犯们被释放了。
[1] 参见Paul Stephenson的优秀调查，Byzantium’s Balkan Frontier：A Political Study of the Northern Balkans，900-1204（2000）；and Florin Curta，Southea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500-1250 （2006），pp.147-179。
[2] Peter B.Golde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Ethnogenesi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1992），from p.244.
[3] Chap. CXX，47，48. From R.H.Charles，The Chronicle of John，Bishop of Nikiu （1916）. Online：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index.htmNo.John_of_Nikiu.
[4] 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p.246.
[5]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et al. （1997）（之后被称作Theophanes），no.374，AM 6196，p.374.
[6]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et al. （1997）（之后被称作Theophanes），no.375，AM 6198，p.523.
[7] Nikephoro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Short History ［Breviarium Historicum ］，ed. Cyril A.Mango （1990），no.2，pp.103-105；Theophanes，no.376，AM 6200，p.525.
[8] Theophanes，no.376，AM 6200，p.525.
[9] “He asked once again help from Terbelis，chief of the Bulgarians，who sent him three thousand men.” Nikephoros，Short History，no.45，p.111.
[10] Theophanes，no.382，AM 6204，p.532.
[11] Theophanes，no.387，AM 6209，p.546.
[12] Andrew Palmer，The Seventh Century in the West-Syrian Chronicles （1993），text no.13，no.158，p.215.
[13] Andrew Palmer，The Seventh Century in the West-Syrian Chronicles （1993），nos.159-160，p.216.
[14] Andrew Palmer，The Seventh Century in the West-Syrian Chronicles （1993），text no.12，p.80.
[15] 关于克鲁姆，参见Florin Curta，Southea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500-1250（2006），pp.149-153。
[16] Theophanes，nos.490-492，AM 6303，pp.672-674.
[17] Scriptor Incertus，fragment 1，ed.I. Dujcev （1965），205-254 at 210-216.
[18] 参见 De thematibus，ed. and trans. Agostino Pertusi （1952）；Agostino Pertusi，“La formation de themes byzantins” （1958），I，1-40.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ed. Alexander P.Kazhdan et al. （1991）（之后被称作 ODB），pp.3：2034-2035，介绍了这部文献。
[19] 驻扎在帝国首都附近的皇家近卫团是机动野战军中央军的直系后裔，是机动打击部队，而分属各军区的地方部队基本上是防御性部队。——译者注
[20] Paul Stephenson 2004年11月修订的翻译，http：//homepage.mac.com/paulstephenson/trans/scriptor1.html.
[21] John F.Haldon，Byzantine Praetorians：An Administrative，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Survey of the Opsikion and Tagmata，c.580-900 （1984），from p.209.
[22] 这一定是指克鲁姆的普里斯卡，距离君士坦丁堡大约200英里，到7月26日，尼克福罗斯已经征服此地，并且自己也已经被征服了。
[23] “Defensive Mountain Warfare，” in 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ed.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1976），from p.417.
[24] “Constantine VII，” in Scylitzes，Synopsis of Histories，no.3，p.110；ODB，s.v. “Symeon of Bulgaria，” p.3：1984.
[25] Nicholas I，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Letters，ed. and trans. R.J.H Jenkins and L.G.Westerink （1973），letter 19，p.216.
[26] Paul Stephenson，Byzantium’s Balkan Frontier：A Political Study of the Northern Balkans，900-1204（2000），p.18，持不同意见。
[27] 原文是“教会不再为讲希腊语的神职人员提供职位”，大约是笔误，否则逻辑不通。——译者注
[28] J. Darrouzes，épistoliers byzantins du Xe siecle（1960），letters 5-7，p.94.
[29] Theophanes，2Theophanes Continuatus，ed.I. Bekker （1838），pp.388-390，no.10，由Paul Stephenson翻译，http：//homepage.mac.com/paulstephenson/trans/theocont2.html。
[30] 伯爵的四个儿子：大卫（David）、摩西（Moses）、埃伦（Aron）和塞缪尔（Samuel），他们被合称为科密托普利。——译者注
[31] Paul Stephenson，The Legend of Basil the Bulgar-Slayer （2003），from p.12. 在随后的论述中，我参考了这一全新的卓越分析。
[32] Bk.X.8，in Alice-Mary Talbot and Denis F.Sullivan，trans.，The History of Leo the Deacon：Byzantine Military Expansion in the Tenth Century （2005），pp.214-215.
[33] 十二伊玛目派是伊斯兰什叶派中最大的派系。——译者注
[34] Scylitzes，Synopsis of Histories，“Basil ［II］ and Constantine ［VIII］，” sec.26，p.184.
[35] Stephenson，Legend of Basil，该书对每年的突袭和巴西尔二世打算毁灭保加利亚的意图表示怀疑。
[36] Stephenson，Legend of Basil，该书对每年的突袭和巴西尔二世打算毁灭保加利亚的意图表示怀疑。，p.13.
[37] Scylitzes，“Basil ［II］ and Constantine ［VIII］，” sec.35，p.187.
[38] Stephenson，Legend of Basil，pp.4-6.他恰如其分地注意到，Kekaumenos的Strategikon 证实了他努力解构的这个故事；但当Kekaumenos写作时，迫切需要回忆这段伟大的胜利。参见Kekaumenos，Raccomandazioni e consigli di un galantuomo：Stratágikon，ed. and trans. Maria Dora Spadaro （1998），pp.19ff。
[39] 以下完全来自N.G.Wilson，Scholars of Byzantium，rev. ed. （1996），pp.3-4.文本基于the MSS Patmos 178.
[40] Paul Stephenson，Byzantium’s Balkan Frontier：A Political Study of the Northern Balkans，900-1204（2000），p.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