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礼仪之书》中发现：
致被祝福的阿拉伯的凯里奥斯（kyrios，贵族）。一只金牛。君士坦丁和罗曼诺斯，忠于上帝，伟大的独裁者和罗马皇帝，致阿拉伯的统治者……（名字）。
但在10世纪，在今天的约旦王国境内，就被称为“无情的阿拉伯”的古罗马佩特拉-阿拉伯省（Arabia Petraea）而言是没有领主的。基督教贝都因人部落组成的加萨尼王国（Ghassanid）很好地帮助帝国保卫了通往黎凡特的沙漠通道，使之免遭萨珊波斯人的侧翼进攻和贝都因人的袭击，但他们已被穆斯林的征服所消灭。此外，他们的统治者应该会被冠以“飞拉哈”（phylarch）——宗族首领——或者更准确的“大飞拉哈”（megaphylarch），而不是凯里奥斯（Kyrios）。
尽管7世纪的时候，半岛在穆罕默德的卓越领导下和其激进新宗教的作用下获得了统一，但阿拉伯半岛也没有领主，新宗教只是将纯粹的犹太一神教、传教士以救赎名义进行的征服、合法化的掠夺和对异教徒的全面优越感杂糅在了一起。自相矛盾的是，阿拉伯穆斯林在各个侵略方向上取得的成功反而令阿拉伯半岛本身缺少一个权力中心，类似大马士革、巴格达、阿勒颇和福斯塔特（Fustat，现位于开罗）那样的阿拉伯穆斯林权力中心是在半岛之外的。
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一年后，在他昔日同伴和自封的继任者阿布·巴克尔（Abu Bakr）、欧麦尔·伊本·哈塔卜（Umar ibn al-Khattāb）、奥斯曼·本·阿凡（Uthmān Ibn Affān）以及他们的指挥官哈立德·本·瓦利德（Khālid ibn al-Walīd）的领导下，他的阿拉伯穆斯林追随者们开始对拜占庭的叙利亚和萨珊波斯的美索不达米亚进行掠夺。这次突袭非常成功，以至于直接导致了随后的征服和传教士的远征。
圣战，即对异教徒进行的神圣斗争，并不是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支柱”（arkan）[1]。[2]作为伊斯兰教的第一批极端主义者，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把对异教徒的战争确确实实地提升为一项基本信条，叙利亚的阿拉维派教徒和所有当代圣战分子也是如此——现在他们必须被描述为超级极端分子，因为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多·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的18世纪极端主义是沙特阿拉伯的国教，它禁止与非穆斯林建立任何友好关系。
虽然这不是所有信徒的绝对义务，但所有正统的穆斯林法学家都会将圣战视为仅次于五大纲领的宗教义务，因为“古兰经”（Qur’an）中有来自真主本人的命令，尤其是在第二部分：193：“与他们（异教徒）战斗，直到毫无异议，完全成为安拉的宗教。”因此，圣战是一种暂时的状态，当所有人都成为穆斯林时，圣战就结束了；在那之前，它是穆斯林作为整体的一种义务，尽管不是每个穆斯林都如此，但是极端分子无疑是这样对待它的。[3]这样的日子由“圣战至大”（al-Jihad-al Akbar）组成，即与自己的肉体欲望进行的“伟大斗争”，这样的斗争能够被分解为与异教徒的小圣战[4]。但这是一些苏菲派和自由神职人员的非正统解释，包括大部分苏菲运动人士在内的主流穆斯林大多对此视而不见。西方国家大学里教授的大多是温和、人道且宽容的伊斯兰教，但除了为拥有古老且正统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土耳其拜克塔什教派（Bektashi）和前奥斯曼帝国的阿列维教派（Alevis）等少数派信奉外，这种伊斯兰教在穆斯林土地上仍是不为所知，或者说是少见的。[5]
穆罕默德的宗教预言了胜利，而前进的阿拉伯穆斯林认为这样的预言在胜利的欢呼中得到了验证，因为他们奇迹般地将巨大且古老、当时来说还十分强大的罗马帝国和萨珊帝国击败，这些帝国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中东所有值得被统治的肥沃土地。
这两个帝国刚刚结束了他们所有战争中历时最长、最具破坏性的一场战争——将近30年广泛的相互侵略，破坏了许多城市，摧毁了商业，掏空了国库，耗尽了人力，摧毁了边境的防御和野战部队，使得双方各省的居民憎恨彼此，土地不仅任由敌人掠夺，还在战争前后被残酷地征税。几年的平静可能会使两个帝国恢复实力以抵御阿拉伯突袭者的任何狂热挑战，但事实是两个帝国都遭到了入侵，各自都遭受了灾难性的战败。[6]
在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时，没有一个理性的人能够预见，到了646年，罗马帝国会失去已拥有6个世纪的叙利亚、埃及和它们之间的所有土地。当昔日伟大的征服者赫拉克勒斯皇帝的军队于636年8月在雅尔穆克（Yarmuk）河上被彻底击败之后，大多数领土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丧失了。
图6 公元638～740年，穆斯林的攻势
在以前，无论何种信仰都未使阿拉伯人如此难以对付。他们新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凝聚力很可能被低估了，因为他们几乎都被动员起来了。[7]但是，战斗是根据各自的情况而展开的战术和作战行为，因此交战各方的决策和执行战术的成效则各不相同，而拜占庭指挥官瓦汉（Vahan）和西奥多瑞·特里苏里奥斯（Theodore Trithurios）似乎犯了重大的战术错误。[8]
同样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是战术影响着战局，因为在同一年，阿拉伯穆斯林也攻击了波斯萨珊帝国，那时，波斯的势力已经从地中海延伸到了印度河流域。636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迪西亚（al-QAdisiyyah），波斯军队也被彻底击败，失去了它的国库和首都城市泰西封。在尼霍万（Nihawand）战役中，号称“众王之王”的国王亚兹格尔德三世（Yazdegerd Ⅲ）亲自指挥战事，试图最后一次保卫波斯腹地，之后，随着抵抗的逐渐衰弱，萨珊波斯帝国最终在651年覆灭。
在过去，阿拉伯穆斯林的征服者们谦逊地视为胜利的东西，即阿拉伯语的“纳斯鲁拉”（Nasr Allah），如今回顾起来，可以被看作更好的，一场对于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的政治胜利，他们不仅赢得了大片领土，还获得了许多当地居民的认可。
如果入侵者的到来不具备两个非常巨大和直接优势的话，阿拉伯人急躁的进攻可能不过只是短暂的袭击，注定要被本土主义者的抵抗所击退。
阿拉伯穆斯林的其中一项政策是大幅减税，因为当时的赋税已变得极其繁重。但另一个举措则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歧视性对待所有非穆斯林，另一方面结束了对叙利亚和埃及大多数居民的肆意宗教迫害。
穆斯林的征服和减税
穆斯林的税收可能很低，因为穆斯林统治的成本很低。在麦加和麦地那的财政紧缩时期，穆斯林征服者既没有庞大的官僚和朝臣管理系统，也不像那些年里的拜占庭和萨珊波斯人那样，试图迅速重建遭到破坏的帝国军队。伊斯兰国家政府的征税是严厉而具歧视性的，因为只有非穆斯林才必须缴纳其中的大部分税款，但幸运的是，这些税款比存档相对完整的拜占庭税收体系和众所周知的萨珊波斯税率都要低得多。[9]
虽然很多人一直致力于证明罗马帝国因过度征税而“衰落”，但是尚未有人成功。直到7世纪中叶，罗马帝国一直采取自上而下的征税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下一年的帝国支出总额首先被确定，然后再由逐个省份计算开支所需，接着根据耕地-人力体系，即每块大片土地预期的农业产出和可用的人力资源，将帝国支出总额反过来分配给各省登记在册的纳税人，主要是缴纳土地税的人。[10]
这是一项独特且复杂，但行之有效的税收系统，也的确是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相比同时期其他帝国的核心优势。然而，这也确实意味着，无论庄稼收成好坏，只要碰到干旱或洪水，遭受破坏性的异族突袭，甚至是完全的入侵，纳税人都必须支付预先计算好的金额。影响尤为巨大的灾害或许能够说服帝国当局降低受灾省份需承受的税收负担，但是正常的收割或者市场浮动就无法获得任何减免了，因为缺少的金额无法得到弥补：公共债务和以有息债券销售的概念在当时还不存在。
人们有时会购买有薪酬的政府职位，将一次性资本偿付换成收益流，这在功能上就相当于向公众出售债券，但这并不能广泛实施。因此经常性收支必须按照严格的量入为出方式，由本期税金支付——这在丰年里是负担得起的，但在荒年里却是残酷的，有时，人们甚至不得不选择在收税人到来之前逃离。
从根本上说，拜占庭式的税收制度实在是太有效了。皇帝阿纳斯塔西奥斯（Anastasios，491～518）以代价高昂的军事行动入侵他国，从506年开始的四年来，他与一向咄咄逼人的萨珊波斯进行了更劳民伤财的全面战争，他还在公共建设上花费了大量资金，包括大力重建和加固长城，以及建造要塞城市达拉（Dara，靠近土耳其的奥伊乌兹），“（为达拉）建造了一圈坚固的城墙作为其防御工事……重建的不仅包括教堂和其他神圣建筑，还有柱廊和公共澡堂”。[11]
阿纳斯塔西奥斯花费了很多钱，但他却能够废除针对独立商人的税收（Collatio lustralis），这是一种自上而下对各式财富进行严格征税的系统，包括建筑、牲畜、工具，以及工匠、商人和专业人士的奴隶价值，这不包括教师，但包括妓女和娈童。最初是每5年征收一次（lustrum），到了阿纳斯塔西奥斯时代，每4年就以正常税收方式征收一次，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工匠和小商人都很难一次性支付足够的黄金［尽管它的希腊名称是金银税（Chrysargyron），但只有黄金被收税人接受］。被称为《伊德萨、阿米德和美索不达米亚全境危难时期的历史叙事》（A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Period of Distress Which Occurred in Edessa，Amid and All Mesopotamia）的资料，即叙利亚文的《柱顶约书亚编年史》（Chronicle of Joshua the Stylite）描述了在伊德萨（Edessa）取消征税时人民的欣喜若狂，该镇的征税估值是140磅黄金，10080索里迪，这对人民显然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阿纳斯塔西奥斯皇帝的法令于今年下达，商人无须支付4年一次的黄金，也豁免了缴税义务。这条法令不仅适用于伊德萨，所有罗马境内的城市都是如此……整个城市都欢欣鼓舞，无论地位尊卑，人们都身着白衣，手持点亮的蜡烛和燃烧着的香炉，高唱着赞美诗，万人空巷……感谢上帝，赞美皇帝……喜悦和欢乐的盛宴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所有的工匠们都围坐在一起，享受着美好的时光，在教堂的院子里、柱廊里（沐浴和）放松。[12]
尽管阿纳斯塔西奥斯花了很多钱，也取消了很多税收收入，但同时也提高了税收的效率和廉洁程度。因此阿纳斯塔西奥斯去世时，帝国国库中还剩余320000罗马磅的黄金。[13]在撰写本文时，黄金的价格约为每盎司（一盎司为31.1克）903美元，因此阿纳斯塔西奥斯留下的财富价值约为3039496257美元，这在当今并不算多，但在那个时代来说黄金是相当值钱的，假如和面包相比的话。
在阿拉伯人入侵的时候，帝国已经没有任何财政盈余了。30年的战争大幅度地增加了帝国的开支，但同时也严重地减少了财政收入，使得国库几近空虚。隐藏的财富储备——比如在危机中能够充公的教会的金银饰品——也被耗尽了。早在公元622年，皇帝赫拉克勒斯就曾“用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大烛台和其他器皿，铸造了大量的金银钱币”。[14]其结果是，在帝国从波斯手中夺回被占有多年的叙利亚和埃及后，马上对他们进行征税——这些土地曾被拜占庭人征税，后又被萨珊波斯人入侵和征税，在被帝国重新征税前曾遭反复践踏和掠夺。当帝国正在重建它的力量时，臣民必须上交一定的黄金，否则将面临财产被没收或更糟的情况。但是这数量实在太多了。因此他们反而更欢迎阿拉伯穆斯林和他们带有歧视性的人头税，等等。
关于萨珊波斯帝国的征税信息少之又少，但肯定有土地税，用塔木德（Talmud）的亚拉姆语称之为“tasqa”，还有人头税，即“karga”。“tasqa”的税款很高，至少对建筑来说是这样，而且是固定的。在犹太口传法律集《巴比伦塔木德》（the Babylonian Talmud）的“誓言”（Nedarim）一章中印证了土地税的存在，道德上允许承租人以支付土地税的形式向房屋所有者租房——这暗示着土地税足够抵消租房所产生的全部租金。[15]
至于缺乏灵活性，在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萨珊波斯帝国税收和许多其他方面的最佳资料——《历代先知和帝王史》（Ta’rikh al Rusul wa’l-Muluk）中，有一件令人不寒而栗的轶事。此书的作者是著作极有教益的伊斯兰历史学家穆罕默德·伊本·贾里尔·塔巴里（Abu Ja’far Muhammad bin Jarir al-Tabari，849～923），这是一部关于伊斯兰地区的世界史，充满了准确的信息和不受年代影响的洞察力。
在解释萨珊波斯帝国的财政制度是如何大幅度改革时，塔巴里谈到了关于农业生产和产量的地籍调查——显然是抄袭拜占庭的做法。[16]这是卡瓦德一世（Kavad Ⅰ）所下的命令，他死于531年。
当他的儿子基斯拉［库斯劳一世阿奴细尔汪（Khusrau Ⅰ Anushirvan，Anushirvan意为“高贵的灵魂”），531～579年，希腊语称为“库斯劳（Chrosoes）”库］成功掌权时，他下令继续执行……并清点枣椰树、橄榄树和人数（所谓工人，即拜占庭的可用人力资源，capitatio）。然后命令他的大臣计算总数，并向人民发出了一份总传票。他命令负责土地税的秘书向人们宣读土地的总税负以及枣椰树、橄榄树和人头的数量……然后基斯拉对他们说……“我们规定，税款应每年分三期缴纳。这样，我们的国库里就会存有大量的钱，这样，一旦在我们脆弱的边境线上出现任何紧急情况……或任何其他不测的事情，我们就有必要……使用金钱把它们扼杀在摇篮里……既然我们不希望在紧急情况下征收新税，我们就应该把钱储存在这里，随时可用。你对我们设想和商定的程序有什么看法？”
很明显，库斯劳一世为他的创新感到自豪，而这其实是他父亲的设计，而且从根本上说是罗马和拜占庭耕地-人力体系（jugation-capitatio）的复制。然而，虽然身处君主专制的统治下，聚集起的民众仍是明智的：
在场的人……一个字也没说。基斯拉（Kisra）重复三次询问是否有意见。有一个人从群众中站起来，对基斯拉说：“王啊——愿神赐你长命百岁！你正在转瞬即逝的地基上为土地税建立永久的基础：难道这不是一棵将会死去的葡萄藤，一片可能枯萎的玉米地，一汪因被切断供应而将干涸的泉水或一个将遭受同样命运的地下水渠吗？”
他触到“地雷”了。
基斯拉回答说：“哦，制造麻烦且不祥的家伙，你来自哪个阶级？”那人说：“我是大臣之一。”基斯拉下了命令，“用贮墨筒将他打死”。因此，众人尤其是大臣们，都企图通过用贮墨筒打他，从而将自身与这个人的观点和言论切割开来，以取悦基斯拉，最后他就这样死掉了。
当时大家都知道基斯拉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
人们说：“王啊，我们完全同意你向我们征收的土地税。”[17]
所有国家的物质力量最终都来自从人民那里榨取税收的能力，无论是因为人民习惯性的服从还是因为他们害怕惩罚。库斯劳的制度是新的，所以不能靠习惯性的服从来维持。但他在战争中很幸运，因此他的战利品收入降低了他对税收的需求——这些税收在一些重要方面也得到了缓和。如果收税人要求的金额超过库斯劳政府评估原件中规定的金额，纳税人可以根据所持有的副本要求行政法官进行干预。因为只对小麦、大麦、水稻、葡萄、三叶草、枣椰树和橄榄树等指定作物征税，所以人们至少可以从免税的农场动物和蔬菜中获得足够的生活费。至于人头税（capitatio）（20岁以下或50岁以上的人无须缴纳），则从4迪拉姆（dirhams）增加至12迪拉姆，相当于价值3.4克黄金的德拉克马（drachma）[18]，低于劳动者的周工资。
事实上，这一制度在原则上是如此温和，以至于征服者欧麦尔·伊本·哈塔卜哈里发（Umar ibn al-Khattāb）在没有遇到已知抵抗的情况下，便实现了对未开垦的土地增加税收，可能是因为他也“免除了民众对生存物资的纳税义务”。但是，在阿拉伯征服之前的这一代人中，库斯劳二世（Khusrau Ⅱ，591～628年在位）需要更多的税收来支撑大规模战争。只有恐怖统治，才能使他在战争年代从人力日益枯竭的领土上得到所需的一切。在边界另一侧的拜占庭也是如此。
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征服
穆斯林统治的第二个优势是，它的宗教歧视比拜占庭的宗教迫害要好。在之前拜占庭和萨珊波斯的土地上，拒绝皈依的异教徒将被杀死，这样的人是少数，因为自从被认定非法以来，这些人就隐藏得很好。相反，《古兰经》中确定的“书卷之民[19]”包括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以及后来出于人民的绝对需要而添加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徒、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上述信徒都被允许列入“保护协定”，作为被解除武装的部下而生活，即“协定之民”（ahl-al-dhimma）。
所有“受保护人”（dhimmis）免服兵役，但必须缴纳吉兹亚（jizya），即非穆斯林人头税，而且是在屈辱的条件下。《古兰经》明确指出：“与那些不相信真主或末日，还有那些执着于被真主和他的信使所禁止的事物或是没有意识到这是代表真理的信仰的人战斗，（即使他们是）书卷之民，直到他们心甘情愿地支付吉兹亚，并感到自己被征服为止。”[20]程序因人而异，也可能是松散的。但对于那些认为只有皈依伊斯兰教才能获得救赎的人来说，他们在感化“受保护人”方面有着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杰出的法学家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实施古兰经（sura）（9.29）章的规定：抓住纳税的不信教者的胡须，并击打其双颊，以表恩惠。[21]
起初，穆斯林的歧视性规定基本上是从早期拜占庭针对异教徒和犹太人的法律中复制过来的。直到后来，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时运不济，权力和荣耀被莫名其妙地给了异教徒，这引起了伊斯兰教的信誉危机，并激怒了其信徒。因此法学家和地方政府争相发明新的限制和羞辱手段；什叶派成为先锋，被羞辱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开心的，尤其是在羞辱过程中。［后现代之后的阿亚图拉赛德·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Grand Ayatollah Seyyed Ruhollah Musavi Khomeini）甚至恢复了对“不干净”的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的“纯洁”限制；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们被禁止接触供穆斯林消费的食品或饮料。］
但是在穆斯林征服后不久，由于他们人数很少，而且大部分都驻扎在军营里，因此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此外，穆斯林在宗教歧视上具有“非歧视性”的巨大优势——无论好坏，所有类别的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得到平等对待。这对于大多数生活在穆斯林统治下的拜占庭领土上的居民来说，是非常理想的，尤其是大多数基督徒本身，即叙利亚和埃及的“一性论”教派。
他们曾受到拜占庭政府的严厉迫害，强迫他们接受现在仍然得到大多数基督教教派支持的，由351年迦克墩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提出的基督论，即神性和人性在基督的单一本质中共存。但是，叙利亚和埃及的大多数本土基督徒一直是一性论者，坚持科普特教会（Coptic）和叙利亚东正教的神人合一教义。只有讲希腊语的少数精英是迦克墩信徒（Chalcedonian），免遭拜占庭当局的迫害。[22]
这是对帝国凝聚力的一次极具破坏性的打击。在基督“一性论”信者所著的被称为《泰勒-马赫雷的伪狄奥尼修斯编年史》（Chronicle of the Pseudo-Dionysius of Tel-Mahre）一书中，作者列出了那些被“赶出他们的视线”的主教的名字，总共有54个；而对于更伟大的塞维鲁（Severus）来说，即使他是安提俄克的宗族长，也不得不离开他的岗位。接着，作者将新就任安提俄克宗族长的迦克墩长老描述为“犹太人保罗……是毁灭的工具，他被选中并送到这里——保罗（也）被称为尤提切斯（Eutyches），如果允许这样说的话，他是犹太人……是他宣读了卑劣的迦克墩会议（教义）”。[23]在迦克墩僧侣和非迦克墩僧侣的丑闻中，他们在教堂和修道院中相互伤害并相互杀戮。在政治上更重要的是，每当拜占庭政府试图没收教堂和宗法设施，驱逐或逮捕广受民众支持的一性论高级教士时，就会爆发血腥的骚乱，从叙利亚的安提俄克到埃及的亚历山大，而萨珊波斯军队和后来的阿拉伯穆斯林正是在那里入侵了帝国。
教义上的仇恨如此强烈，以至于双方对敌人有着不同的定义：对一性论教徒来说，敌人是迦克墩信徒，而不是阿拉伯穆斯林。由一性论教徒所著的《公元1234年叙利亚纪事》（The Chronicle of 1234）记述了皇帝赫拉克勒斯的兄弟西奥多里克是如何在叙利亚向入侵的阿拉伯穆斯林开战的：
当他们到达阿尔-尤西亚村（al-jusiya）时，西奥多里克拜访了一位赞同他的修道者（一位非常有名的隐士）：那人是一个迦克墩信徒。在他们之间的长谈结束后，修道者对西奥多里克说：“胜利归来是不够的，你还应该消灭塞维鲁（被驱逐出安提俄克的一个宗族长）的追随者，并以酷刑折磨他们。”西奥多里克回答说：“在您提议之前，我已经决定要消灭塞维鲁等人了。”然后，作者兴奋地叙述了拜占庭人被阿拉伯穆斯林打败的过程。[24]
赫拉克勒斯试图在极端情况下，以一个简洁的基督式的妥协来团结他的臣民，或者至少允许他的宗族长瑟吉厄斯一世（Sergius Ⅰ）在638年的《续论》（Ekthesis）中这么做。它宣布了基督一志论（“一个意志”）学说，即基督具有两种本性，人性和神性，但在单一意志下，其目的性得到完美融合。[25]这是皇帝第一次尝试对教义进行改进，“单一精神主义（monoenergism）”，其伟大的美德在于基督的“单一精神”没有被定义，从而能够适用于每一个人。
起初，罗马教皇霍里奥斯一世（Honorius Ⅰ，610～638年在位）欣然接受了基督一志论（monotheletism），但它最重要的目标受众，即“一性论”信众，却拒绝了：他们闪米特人（Semitic）的“一神论”立场不会因希腊人的诡辩所软化。[26]与此同时，坚定的迦克墩信徒坚决反对任何妥协；在他们的坚持下，在公元680年的第六次基督教主教特别会议上，“基督一志论”被谴责为异端邪说。
到那时，几乎所有的“一性论”信众都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根据当时埃及尼基乌（Nikiu）的“一性论”主教约翰的说辞，穆斯林的征服是对迫害他的信仰的神圣惩罚，是对受迫害者的救济：
（拜占庭的）军队和军官……放弃了亚历山大城。于是，穆斯林首领埃米尔（’Amr）不费吹灰之力就入主亚历山大。居民都恭敬地接待他，因为他们正处于极大的苦难之中。
在从罗马人的统治中逃出来13年之后，埃及人的“一性论”宗族长亚巴·本雅明（Abba Benjamin）回到了亚历山大城，他去了教堂，视察了他们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说：“罗马人败走和穆斯林的胜利，是源于赫拉克利斯皇帝的邪恶和他通过迦克墩派的宗族长赛勒斯（Cyrus）对东正教徒的迫害。”这就是罗马人灭亡和埃及被穆斯林征服的原因。[27]
对于犹太人来说，事情就简单多了。他们仍旧大量聚居在他们的家乡——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在那里，取材于关于拉比教义辩论手稿的《巴比伦塔木德》得以成册，这场辩论在位于蓬贝迪塔［Pumbedita，今伊拉克的费卢杰（al-Fallujah）］的苏拉（Sura）、尼西比斯［今土耳其的努赛宾（Nusaybin）］和马霍萨［Mahoza，今巴格达附近的萨珊波斯首都泰西封的阿拉姆语名称］的学校之间展开。
穆罕默德通过抢劫麦地那北部的犹太绿洲，从而使他的追随者们富裕壮大起来。他还将犹太人的巴努·纳迪尔（Banu Nadir）铁匠部落驱逐出麦地那。尽管穆罕默德已经给予犹太人最大的赞美，将犹太主义的大部分都融入了新宗教，但是犹太人仍旧拒绝接受对他们的古老信仰进行改造，《古兰经》表达了穆罕默德对此产生的强烈愤恨。[28]
尽管如此，犹太人仍然欢迎阿拉伯人的征服，就像基督教徒中占多数的“一性论”信徒一样，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在阿拉伯人的规定之下，与包括先前享有特权的“国王的基督徒”，即迦克墩信徒在内的其他“协定之民”一样，犹太人享有有限但稳定的权利。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拜占庭皇帝定期颁布越来越严格的针对犹太人的法律，赫拉克勒斯尤为突出，他似乎是按照当代的“雅各布最近受洗”的方式要求强制皈依。[29]这可能是为了报复当地犹太人在614年萨珊波斯人占领耶路撒冷时为其提供帮助的行为——这是两个帝国之间的最后一次战争，也是最重大的战争灾难之一。长期以来，萨珊王朝对琐罗亚斯德教的复兴也引发了对异教徒的迫害。早在库斯劳的前任霍尔姆齐德四世（Hormizd Ⅳ，579～590）的统治下，基督徒和犹太人就被迫逃离，其中包括蓬贝迪塔的整个塔木德学派（Talmudic school）——这是根据拉比·谢拉（Rabbi Sherira）撰写的《拉比·谢拉的书信》（iggeret Rav Sherira Gaon“the epistle of Rabbi Sherira”）所得出的结论，他是三个世纪后蓬贝迪塔学院的首领（Gaon）。[30]
面对同样都不容纳异教徒的库斯劳二世和拜占庭，除非消息非常不灵通，否则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不太可能冒很大的风险来帮助库斯劳二世取代拜占庭。但是，在混乱和道德败坏的时代，任何对犹太人的诋毁都很容易令人相信——包括添油加醋甚至是丑化，在这种情况下，安条克·斯特拉戈斯作为自称的见证者，留下了些文字，他是如今仍然存在的圣萨巴修道院［Mar （saint） Saba］的僧侣。但是这些文字的希腊语原始片段仅以旧格鲁吉亚语译本或者阿拉伯文译本流传下来：
邪恶的犹太人，他们是真理的敌人和基督的仇恨者……（当城市沦陷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因为他们憎恨基督徒……在波斯人的眼中，他们非常重要，因为波斯人是基督徒的背叛者……自古时候起，他们用银子从犹太人那里“买”来了上帝，所以他们也从马米拉（Mamilla）水库中赎出了被囚禁的基督徒……犹太人给波斯人银子，买了一个基督徒，把他像绵羊一样杀掉。然而，基督徒们却欢欣鼓舞，因为他们正在为基督献身。当百姓们被带往波斯，犹太人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亲手拆除并烧毁这些仍旧屹立的神圣教堂。[31]
犹太人将基督徒赎出并杀害是为了得到快乐，这听起来更像是恶毒的幻想；虽然憎恨犹太人，但是安条克·斯特拉戈斯（Antiochus Stratgos）并不是第一个或最后一个因他们纯粹的坚守而犹豫的牧师——教会本身允许将犹太教排除在所有其他不合法的非基督教宗教之外。早在公元614年之前，帝国内所有已知的非基督徒要么被迫皈依基督教，要么干脆被屠杀。只有犹太人被允许以非基督徒的身份生活，即使生活条件很差甚至是处于危险之中。
持续了两个世纪的一系列立法对改变信仰的宗教和表达（“嘲笑”）以及残疾公民都施加了宗教限制。最重要的是，418年3月10日的一项法律［《狄奧多西法典》的第16章第8节第24条］禁止犹太人进入帝国从政——这是一项巨大的权利剥夺，因为没有其他的就业机会能够望其项背：
从今以后，那些活在犹太迷信中的人都不能入职国家行政体系……因此，所有宣誓为国家服务的人，无论是初级管理人员（agentes in rebus）还是宫廷会计师（Palatini），都可能在法定期限内被终止职务，忍受这种行为而不是鼓励它，现在我们所希望的针对一部分的缓和行为在未来是不被允许的。然而，对于那些有着这个国家所认为的邪恶行径，但是被证明已经进入军队服役的人来说，我们依照法令，毫不犹豫地收回他们的腰带（“cingulum”，军队腰带，即罗马士兵的象征），而且他们将不会因以前的功绩而得到任何帮助或保护。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排斥受过自由主义教育的犹太人作为倡导者的自由，我们允许他们享有教廷礼仪的光荣（强制的市政职责），这是伴随出生就拥有的特权和家庭荣耀。既然他们应该对此感到满意，他们就不应将国家服务部门的禁令视为耻辱的标志。[32]
这也许是无意的讽刺，因为拜占庭军队中的十夫长（decurion）一职花费巨大且没有任何补偿。尽管如此，直到第6世纪，法律仍然保护犹太人免受暴力——包括由牧师煽动、针对暴增的“天堂敬畏者”（caelicolae）的暴民行动，这些人在没有正式皈依犹太教的情况下参加犹太仪式。420年8月6日的一项法律被《狄奧多西法典》纳入第16章第8节第21条，并成为《查士丁尼法典》的第1章第9节的第1条：
任何人都不能因为犹太身份而被毁灭，即使是罪犯……不可随意焚烧，也不可无故不正当地毁坏犹太会堂和住处。
但是犹太人被警告说他们必须保持谦逊：
但是，正如我们希望通过这条法律，对所有犹太人做出规定一样，我们发出警告，以免犹太人变得傲慢，或是为自己的安全处境而得意扬扬（ne iudaei forsitan insolescant elatique sui securitate），进而做出损毁基督教偶像尊严的轻率行为。[33]
在那个年代，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法律地位处于平均水平：比以前更糟，但是也比未来要好。438年1月31日，狄奥多西二世和瓦伦丁尼安三世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可能是由耶路撒冷的僧侣们煽动所致，法律规定“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异教徒和异端者”被排除在包括市政机构在内的所有行政体系以外——除了那些被强迫使用自己的钱来履行职责的官员们（curiales）。该法律还禁止建造新的犹太教堂，并规定任何使其他人皈依犹太教的犹太人都将被处死，他的财产也将被没收。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下，527年到553年新颁布的11个主要法律增加了更多对公民的法律限制，并规定了更严厉的惩罚，同时为皈依基督教提供了动机——任何皈依基督教的犹太后裔都具有完整的继承权。[34]总而言之，犹太人被允许生活下去，而其他所有非基督徒都被消灭了，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理由对拜占庭效忠：当阿拉伯穆斯林入侵美索不达米亚时，蓬贝迪塔学院的首领拉比·艾萨克（Rabbi Isaac）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征服者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卜（Alī ibn Abī Tālib），他是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Fatimah）的丈夫，也是伊斯兰的第四任哈里发。
哈里发和君士坦丁堡
由于无法承担穆罕默德的先知角色，其继任者阿布·巴克尔、欧麦尔·伊本·哈塔卜（Abu Bakr，úmar ibn al-Khattāb）和奥斯曼·伊本·阿凡（úthmān ibn Affān）为非世袭、由议会选举产生的领袖设计了一个头衔，即哈里发（Khalifa，英文为caliph），意为替代者或副手。穆罕默德的领袖魅力已经驯服了阿拉伯的部落，但他们只效忠于他个人，而不是他领导下的宗教运动，因此在他死后，部落主义再次出现，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权政府。
第一任哈里发阿布·巴克尔（Abu Bakr as-Siddīq，632～634年在位）不得不在短暂的统治时期内推行他的政策。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伊本·哈塔卜（úmar ibn al-Khattāb，634～644年在位）遭到穆罕默德家族党羽的反对，尽管他后来被一名波斯奴隶无缘无故地暗杀。在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伊本·阿凡（úthmān ibn áffān，644～656年在位）的统治下，《古兰经》成稿。他面临着暴乱和叛乱，最后在麦地那自己的房子里被胜利的叛军杀害。第四任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卜（‘Alī ibn Abī Tālib，656～661年在位），他被叙利亚的战争领袖、倭马亚王朝的创始人穆阿威亚·伊本·阿布·苏富扬（Mu‘āwīyah ibn‘Abī Sufyān）击败，不过，是哈瓦利吉派（Kharijite）的极端分子暗杀了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卜（就像现代圣战分子一样，哈瓦利吉派要求对所有非穆斯林进行永无止境的战争，谴责所有离经叛教者，反对所有的世袭君主）。
鉴于大多数继任者都被谴责为暴君，赞扬这四个“英明”哈里发（al-Khulafa’ ur-Rashidun）的现代穆斯林无视这一机制本身的极度不稳定，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们是以持续折磨异教徒来庆祝辉煌胜利的。当然，纷争甚至内战都难以减缓阿拉伯国家的对外征服势头。他们继续向西穿过北非，在690年践踏过拜占庭的阿非利加（以现代突尼斯为中心），在711年到达西班牙；他们向北，经由东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横穿高加索地区，直至遇到了来自哈扎尔人的顽强抵抗；他们一路向东横穿阿富汗，在664年到达信德省（Sindh），该省位于历史悠久的印度西部边缘。
《古兰经》对法老和国王都怀有敌意，其倡导的信徒平等精神威胁着世袭继承制度。但在穆罕默德去世后的30年里，第五任哈里发穆阿威亚·伊本·阿布·苏富扬安排了他的儿子耶齐德一世（Yazid Ⅰ）继承王位，从而开启了倭马亚王朝。这被许多逊尼派法学家和所有什叶派法学家谴责。什叶派的全称为“阿里的党派”（Shi’at Ali’即英文的“the party of Ali”），因此按照什叶派的说法，第四任哈里发、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卜（656～661年在位）才应该是合法的世袭继承人。
正是之前打败阿里的穆阿威亚的儿子耶齐德一世率领的军队，在680年的穆哈兰姆月（Muharram）里杀死了阿里的儿子侯赛因（Hussein）。这是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罪行，自那以后，什叶派一直为此哀悼，每年伊斯兰教历元月的第十天是阿舒拉节，人们在这一天都会含泪歌唱、流血自残以示纪念。（他们削下婴儿的头皮，以流血的额头显示他们家族极度的虔诚，逊尼派对此尤为谴责。）
随着穆阿威亚的哈里发地位受到强烈质疑，他只有进一步对外征服，用获得的战利品来缓和国内的反对浪潮，并且证明他持续受到真主恩宠。萨珊波斯帝国已经被摧毁了，拜占庭帝国虽然已经被大大削弱，但是仍然屹立不倒，因此对拜占庭的最终征服是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的。实际上，这意味着征服君士坦丁堡。阿拉伯人的侵略早已渗透到安纳托利亚，正通过更大规模、更深入的袭击，为针对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一击做好准备。到674年，阿拉伯入侵者甚至到达了安纳托利亚的最西边，而在叙利亚的港口城市，许多水手已经被他们转宗为穆斯林或者被简单地雇用。
在他们的帮助下，穆阿威亚的军队通过陆路和海路突进君士坦丁堡。但既没有持续的围攻，也没有对城市的有效封锁，而是一系列断断续续的通过陆路和从海上进行的袭击，直到678年。他们的势头似乎不可抗拒，但是5年零星战斗的结局是穆斯林在战略重要性上的第一次失败，也是一连串征服的首次暂停。[35]
到西奥芬尼斯于818年去世前，阿拉伯穆斯林仍然是帝国的危险敌人，边境地区时常发生战争，但他们在717年第二次进攻君士坦丁堡时的溃败让他们的威胁性似乎没有布勒加尔人那么大。这在西奥芬尼斯关于第一次进攻的描述中有所反映（自创世以来的第6165年）：
图7 公元668年，斯拉夫人、伦巴底人和穆斯林入侵之后的帝国
今年，上帝的敌人们扬帆起航，停泊在色雷斯地区……每天从早到晚都有交战……进攻和防守。敌人的进攻从4月持续到9月。然后，他们返回已经攻下的安纳托利亚密细亚的基齐库斯（Kyzikos），并在那里过冬。春天，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出发，在海上对基督子民们发动战争。战事就这样持续了7年，上帝和圣母的庇佑使他羞愧，加之伤亡惨重，他们带着沉重且悲伤的心情返回。但这支舰队（将被上帝击沉）出海时，碰上了一场寒冷的暴风雨……它被撞成碎片，彻底毁灭。[36]
在此之前，拜占庭海军第一次使用虹吸管在海上作战，这种虹吸喷出的是“液体火”（hugron pur），即“希腊之火”，这在第十三章会有更多叙述。
战争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其结果可以由战术层面决定，也可以取决于行动层面，例如偶然事件（如大风暴）。但在这场战斗里，狄奥多西城墙，阿曼努斯（Amanus，Nur）守护城墙的卫戍部队，还有高级海军成为决定因素。紧接着，一场风暴使阿拉伯穆斯林雇用的船只四散沉没。即使战争规模巨大，其结果产生的影响在具体的战术或行动上可能也是有限的。但这一次的影响是战略性的。
显然，为了拿下君士坦丁堡这一最终目标，哈里发穆阿威亚·伊本·阿布·苏富扬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调动了所有的战斗部队和所有他能在黎凡特港口招募的船只，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昂。战争的失败极大地削弱了他的实力。阿拉伯人在安纳托利亚的东南部被击溃。马尔特人（Mardaites）自称是当今好斗的罗马天主教分支马龙派（Maronites）教徒的祖先（身份有争议），他们占领了从安提俄克和黎巴嫩山向内陆延伸的阿曼努斯（努尔）山脉，吸引了众多奴隶和逃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