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西里西亚与拜占庭人作战的阿拉伯圣战分子腹背受敌。在创世以来的第6169年，西奥芬尼斯描述了战争的影响：穆阿威亚不得不像拜占庭人所理解的那样为和平而请求谈判（“书面和平条约”），尽管它只是一份赫德纳（hudna），即一份伊斯兰式的休战协议，因此有时间限制。
赢家是毫无疑问的：为了换取30年的停战，穆阿威亚同意每年进贡3000块黄金，50匹纯种马，以及交换50名囚犯。
西里西亚在遥远的西方，但双方已经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当西帝国的居民，即阿瓦尔可汗、国王、酋长、卡斯加迪［castaldi或者gastaldi，即伦巴底（Lombard）的酋长］……和西方的王子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向皇帝派遣使者和赠送礼物，祈求和平与友谊。”[37]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拜占庭的，但是伦巴德人拥有更多的领土，所以拜占庭对看似不可抗拒的阿拉伯穆斯林的胜利所形成的威慑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因为当一边与布勒加尔人战斗，一边又需要守卫与阿拉伯毗邻的边界时，拜占庭没有任何庞大的军队可以被派往意大利转威慑为防守。
直到717年，阿拉伯人才开始尝试对君士坦丁堡进行第二次进攻，当时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苏莱曼·本·阿布德·阿尔-马利克（Suleiman bin Abd al-Malik，715～717年在位）因圣战而向君士坦丁堡派遣了一支海军远征队，远征队由他的兄弟马斯拉马·本·阿卜杜勒·马利克（Maslama bin Abdul Malik）担任指挥，而他自己则通过陆路向西里西亚推进。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马斯拉马于色雷斯登陆的部队在狄奥多西城墙上遭到后方攻击，并被布勒加尔人击败，而登陆马尔马拉海岸的部队则遭到封锁和饥饿困扰；哈里发本人于717年被杀害，因此无法向马斯拉马提供任何帮助。
图8 公元780年，在与穆斯林及布勒加尔人和解之后
新的哈里发欧麦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Umar ibn Abd al-Aziz）被认为是虔诚的，无论是著名的倭马亚式优雅还是努力夺取君士坦丁堡，他都毫无兴趣。根据《公元1234年叙利亚纪事》记载：
他一成为国王（哈里发），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拯救被困在罗马帝国中的阿拉伯人民身上。知道无法获得他们的消息，他便任命了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并给了他足够的护送队伍，将他派往罗马帝国……这个人想方设法进入了阿拉伯阵营，了解了军队的全部情况；然后，马斯拉马给了他一封充满谎言的信，让他转告欧麦尔：“军队的状况很好，这个城市就要拿下了。”
直到717年的冬天过去了，欧麦尔才再次有可能命令马斯拉马回家，但这意味着要打破海上封锁：“他们乘船出航，罗马人在那里与他们作战，烧毁了他们的许多船只。幸存者在海上遭到暴风雨的袭击，大部分船只都沉没了。”[38]
阿拉伯人失败后开始迫害基督教徒是典型的做法，哈里发欧麦尔将虔信主义与极端主义结合在一起，强制命令基督教徒皈依伊斯兰教。
直到10世纪，阿拉伯穆斯林的势力依然强大，在地中海地区不断发动袭击，并时不时地攻击帝国的陆地边界。这让帝国遭受诸多损失，许多城市被夷为村庄；在8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居民人数甚至也减至不足5万人，他们生活在被遗弃的房屋中，直到768年才有一条可正常运行的输水渠。[39]到了9世纪，帝国正从早期的领土损失和掠夺中恢复过来，但是阿拉伯的陆上攻击所造成的代价依然高昂，海军的侵略袭击仍在继续。902年8月，位于西西里岛陶尔米纳山（Taormina）的最后一个拜占庭要塞沦陷了；那时，几乎所有的地中海岛屿都被占领或袭击，大大小小的沿海城市也遭到攻击。
904年7月，皈依伊斯兰教的的黎波里的利奥（Leo of Tripoli）发动了最具破坏性的袭击：利奥的庞大舰队进入马尔马拉海之后，佯装要攻击君士坦丁堡，随后却在拜占庭战舰大规模出击前逃离，转而攻击了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科（Thessalonike）。这座城市没有警惕，防御工事也没有准备好。因此许多居民被杀害，大量的人口被俘沦为奴隶。
圣战动员仍在发挥作用，胜利后可能得到的战利品和奴隶，以及战死后的奢华来世这样的双重诱惑仍然有助于招募许多志愿者，但是，政治上的阿拉伯穆斯林势力由于长期的不团结而遭到致命的破坏。拜占庭帝国的确存在叛乱、起义、篡夺和内战。但是直到1204年，也只有一个帝国，不是两个、三个，或者四个。可以肯定的是，甚至在进行跨国扩张之前，阿拉伯穆斯林的扩张就获得了比拜占庭帝国大得多的领土，在751年与唐朝军队进行塔拉斯河（Talas River）战役时，阿拉伯穆斯林的边界就到达了中国的外缘地区，同时进入了印度的印度河流域，即现在的巴基斯坦。
这种巨大的扩张带来了政治和宗派分裂——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以及紧张的种族关系，首先是在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之间。起初，因伊斯兰的征服，历史悠久且迷人的波斯文化以及琐罗亚斯德教的仪式和风俗习惯受到打压，但后来它们又以波斯伊斯兰教的形式重新出现，今天仍然如此：甚至伊斯兰共和国的狂热倡导者也不再试图阻止纯粹的琐罗亚斯德教的诺鲁孜火节（Nowruz fire ritual）和其他节日庆典；这也表明，自16世纪以来，波斯穆斯林是坚定的什叶派，而不是逊尼派，然而大多数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都是逊尼派。
拜占庭式的胜利往往建立在穆斯林内部不团结的基础上——这在不知疲倦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巴西尔二世（Basil Ⅱ，死于1025年）所统治的年代达到顶峰，帝国在他的统治下向四面八方扩张。到那时，原本应该将所有穆斯林作为一个民族（阿拉伯语为Umma）进行统治的单一哈里发已经不复存在了。相反，不同势力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当时，对拜占庭最重要的是非正统的哈里发王朝——法蒂玛王朝，名字取自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王朝的创始人阿卜杜拉·艾尔-马哈迪·比拉（Abdullāh al-Mahdī Billah）声称自己是她的后裔。法蒂玛王朝以现在的突尼斯为起点，以埃及为中心，它的最大疆域向西延伸到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南到苏丹，向东横穿叙利亚直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边缘，向西到达阿拉伯西部的麦加和麦地那。
因此，在11世纪和12世纪，法蒂玛王朝与拜占庭相邻，虽战事频仍，但和平气氛更甚，因为他们在宗教上互相宽容，谨慎治国，以经济扩张和广泛的贸易交往为主。法蒂玛王朝是伊斯玛仪（Ismailis）“七纳”（Sevener）什叶派，他们和所有的什叶派一样，都认为根据朝代继承，法蒂玛的丈夫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卜本应是穆罕默德的后继者，他的这条血脉由绝对可靠的伊玛目（阿拉伯语的“领袖”，Imam）所延续，他们中的最后一个仍旧秘密或者超然地活着；但与当代伊朗和伊拉克的“十二纳”（Twelver）什叶派不同，他们认为最后一个伊玛目是穆罕默德·艾尔-马赫迪（Muhammad al-Mahdi），他出生于公元868年（仍然活着），伊斯玛仪派对伊玛目的继承只承认至公元765年去世的第6个伊玛目，即死于765年的贾法尔·伊本·穆罕默德（Ja’far ibn Muhammad），以及他们自己最后且不朽的伊玛目穆罕默德·伊本·伊斯梅尔（Muhammad ibn Ismail，生于721年）（还有“五纳”什叶派）。
阿拔斯哈里发都是逊尼派，并且不承认有任何神秘的伊玛目。尽管他们的王朝最初是由库拉桑（Khurasan）边疆的阿拉伯人建立起来的，但是得到了波斯人的支持，从而取代了前倭马亚王朝纯粹的阿拉伯精英。大约在750年被阿拔斯人摧毁后，倭马亚一族由安达卢斯（al-Andalus，意为穆斯林西班牙）的直系后裔以酋长国的方式复活，这至少意味着默认了阿拔斯哈里发国的统治。但是在公元929年，倭马亚哈里发政权宣布在科华多（Cordova）重建，因此，西有位于西班牙的逊尼派哈里发国，东有阿拔斯逊尼派哈里发国，法蒂玛王朝在教义和政治上都受到了挑战。阿拔斯逊尼派哈里发国在10世纪时没有自己的力量，不过，由于先后受到波斯复兴派和“五纳”什叶派白益王朝（āl-iBūya），以及后来为阿拔斯王朝重新征服了巴格达并以其名义统治的逊尼派塞尔柱突厥人的保护和控制，阿拔斯逊尼派哈里发国得到了巩固发展。在此期间，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甚至出现了反扑，尽管以穆斯林为伪装。当卡尔马特派（Qarmatians，阿拉伯文为Qarāmita）作为特殊的波斯版什叶派于899年出现在巴林（Bahrain）时，它挑战了当时统治麦加的法蒂玛王朝，并于928年袭击了麦加，移除了镶在克尔白（Kaaba）东南角的黑石（Black Stone），重新建立了琐罗亚斯德教对火的崇拜，并宣布废除了伊斯兰教法沙里亚（Shari’a）。
随着阿拉伯人的衰落，长期以来，波斯人无法将他们古老的民族文化与伊斯兰教相调和——这是一个至今无法解决的两难困境——首位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的时代却已经到来。
塞尔柱突厥人与帝国的衰落
巴西尔二世于公元1025年逝世时，拜占庭帝国正处于第二次扩张的顶峰。尽管帝国的领土面积比500年前查士丁尼统治下第一次扩张的时候少了一半，但没有散落在危机四伏、3000公里宽的地中海上，基督教更具有凝聚力，除了在意大利东南部的飞地外，它更紧凑的疆界也没有受到新的威胁。至于其他国家，随着保加利亚国的消失，只有温顺的塞尔维亚人，即作为不重要的马扎尔基督徒的新匈牙利王国，在库曼人和钦察人到来之前就已经衰弱的佩切涅格人和雅罗斯拉夫一世的基辅罗斯人。基辅罗斯的权力正处于其地理扩张的鼎盛时期，但它并没有形成一个持续的战略威胁，因为它在敌对与顺从之间摇摆不定——俄国人似乎常常这样：1043年，在一支攻打君士坦丁堡的舰队被拜占庭海军击败并烧毁之后，雅罗斯拉夫非常感激地接受了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Ⅸ Monomakhos，1042～1055年在位）的私生女，将其许配给自己的儿子，即未来的基辅王子弗塞沃罗德（Vsevolod）。
至于通常更危险的东部前线，它在1025年的时候就悄无声息了，因为逊尼派阿拉伯人的阿拔斯哈里发国已经无能为力，而其笨拙的保护者、波斯人布威·维齐耶（Buwayhid Viziers）——他采用伊斯兰创立以前的沙罕沙头衔，意为“万王之王”（“Shahanshah”）——愈加受到内部纷争和敌对势力的削弱。
所有情况似乎都很顺利，但拜占庭的战略环境依旧长期不稳定。当巴西尔二世在公元1000年占领了凡湖（Lake Van，位于今土耳其东部和伊朗西部）东部的亚美尼亚土地时，他不可能知道关于图赫里勒（To?rül）的任何事。图赫里勒是塞尔柱（Seljuk）的孙子，那时他可能只有7岁，而塞尔柱是突厥乌古斯（O?uz）部族中第一个皈依（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人。但是，正是在这位图赫里勒（1063年9月4日去世）的带领下，塞尔柱（Seljuk，Seljuq或Sel?uk）从一个游牧部落变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40]他们的成功源于许多因素，但是其中的战术因素不可忽略：作为来自中亚的新人，他们的箭术——一种不易衰败的技能——品质是最高的。[41]在1055年进入巴格达时，图赫里勒分别被阿拔斯哈里发、法蒂玛王朝和伽色尼王朝（Ghaznavids）授予了苏丹（Sultan，“权力持有者”）的称号，但前者只不过是一种精神权威，受到内部纠纷的困扰，法蒂玛王朝则已经拿下麦加和麦地那，伽色尼王朝位于东部，处在衰落中。[42]
巴西尔二世于1025年去世的时候，塞尔柱人甚至还不能称之为一支力量，但在30年之内，他们就统治了包括现代伊拉克、伊朗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广袤领土。因此，他们对拜占庭造成了战略性威胁，但他们冥冥之中也是拜占庭的盟友，因为他们抵制埃及法蒂玛哈里发王朝的扩张。得益于埃及丰富的税收收入，法蒂玛人拥有一支有效的舰队和有能力的突厥雇佣军。
因此，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塞尔柱王朝都是拜占庭的战略盟友；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威胁着东部边境地区，从伊拉克北部一直到伊朗西北部，以及当时在拜占庭控制下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高加索地区。随着越来越多饥肠辘辘、失去土地、新皈依伊斯兰教的乌古斯部落族人的到来，对边境的骚扰袭击和更深入的侵略变得更加频繁，彻底的入侵正成为确切的威胁。1064年，亚美尼亚重要的大教堂城市和宗教首都阿尼（Ani）被洗劫一空。[43]
塞尔柱人和他们的乌古斯部落，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土库曼人（Turkoman或Turkmen=任何突厥穆斯林）作为新的皈依者，他们都强烈地想要履行圣战的宗教义务，通过入侵哈尔卜疆土（Dar el-Harb），即异教徒的“战争之地”，来扩展穆斯林主导的伊斯兰和平区域（Dar el-Islam）。对于伊斯兰殉教者（Ghazis）——圣战的边界战士——来说，伊斯兰教的责任和个人利益交织在一起：他们可以拥有战利品，可以将俘虏出售或者将其作为自己的奴隶，如果他们在战斗中死去，真主承诺他们将到达一个装饰华丽、雨水丰沛的天堂（jannah），在那里，与黑眼睛的处女和英俊的男孩一起享受无尽的欢乐。[44]对他们的阿拉伯前辈来说，也曾如此，阿拉伯人向外征服的冲动从7世纪中叶起就开始改变北非、西亚以及更远地区的面貌，但到那时，这种冲动已经完全消耗殆尽了。
图赫里勒对乌古斯和其他土库曼骑兵的洗劫严重影响了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在他出色的继任者阿尔普·阿斯兰（Alp Arslan，1063～1072年在位）的领导下，情况更甚。就像之前的贝都因人和库尔德人掠夺者一样，伊斯兰殉教者统治下的土库曼部落充当着塞尔柱扩张主义的先行军——从各方面来看，他们的战斗技能要高得多，就像来自中亚的骑兵一样。
既缺少有组织的边境防御，也没有由巡逻队连接起来的堡垒，只有零星的防御，包括围城、堡垒修道院，以及由当地权贵构建起来的防御工事。这些防御工事支撑着拜占庭边防军（akritai），边防军大都是亚美尼亚的边境战士，以浪漫天性和歌曲动人而闻名遐迩，他们对本地的防御并不如有力地抵抗边境袭击有效。就这样，3个世纪以来，帝国的安纳托利亚东部边界一直抵抗着阿拉伯人，从黑海的特拉比松地区（Trebizoned）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的西里西亚，军事手册《前哨袭扰》（De Velitatione）对此做了解释，下文将进行叙述。但是，对游牧民族来说，反袭击是徒劳的，并不能牵制土库曼人的突袭，任何帝国军队的伏击和追击都无法做到。
只有最为精致的罗马边境经典防御系统才能保护安纳托利亚的东部，结合了能望见彼此的坚固瞭望塔，在前线的每一个山谷里都有驻扎着数百个守卫者的堡垒，后方提供支援的大型建筑工事——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绵延数百英里，其建造、驻军或补给的代价都十分高昂。除此之外，罗马人曾在中东和北非的干旱地区采取了一种更为经济的手段，那里没有需要保护的覆盖全省的农业，只有大大小小的零星绿洲：轻骑兵部队在边境线外巡逻，侦察掠夺者或直接入侵者的行动，500人或1000人的辅助骑兵、步兵或混合部队驻扎在边境线后方某个深度的要塞里，他们会将掠夺者和入侵者拦截，距离最近的军团和辅助野战编队会增强他们的力量。
即时反应是不可能的，因为信息首先必须先到达堡垒，然后辅助部队也需要时间来准备战斗；最后才是找到入侵者，与他们展开战斗，或者使之受到惊吓而不敢再次跨越边境。本来掠夺者有足够的时间去掠夺和奴役平民，但所有重要的绿洲和村庄也都有自己的防御“点”——要么是城墙，要么是由简单的石屋构成的外圈，这些石屋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只留下一些狭窄的通道，突袭骑兵无法通过。在游牧民族放牧的干旱边境地区，不存在没有防护的农场或小村庄。牧民通常不允许不设防的农场主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生存——在敌人掠夺收成的时候，没有人会有所节制，因为一个劫掠者为了确保明年的收成而留下的那一部分，也会被另一个劫掠者夺取——这是牧区掠夺者版本的“公地悲剧”。
对于那些居住在山谷中、灌溉着安纳托利亚东部高原的亚美尼亚农民和牧羊人而言，罗马对于干旱地带的解决方案其实不足以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他们的安全需求也不能被忽视——他们为帝国提供了一些税收，许多新兵，以及所有的兼职前线部队。此外，巡逻和拦截的办法也无法满足基本的军事需求：配备精良的骑兵无法追赶上土库曼人。这些土库曼人大多不戴头盔、盔甲、盾牌、刀剑、狼牙棒或长矛，只使用复合弓和弯刀，或者仅仅是一把匕首——更轻的载荷显然是为了更快地骑行。
经历了与难以捉摸的土库曼骑兵的一系列令人沮丧的对抗后，在1071年的夏天，罗马皇帝罗曼诺斯四世集结了一支异常庞大的军队——据考证有4万兵力，以便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45]他的目标是将塞尔柱人从他们在安纳托利亚东北的新据点里驱逐出去，乌古斯部落正是由这些据点发起突袭，并直接侵入帝国的领地。单一区域都无法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当然不可能抵抗一支4万人的军队，所以罗曼诺斯四世可以将其逐个击破，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摧毁土库曼恐怖时期的塞尔柱基础设施。其中的一个据点是曼齐克特（Mantzikert），即现代的马拉兹吉尔特（Malazgird），位于土耳其远东地区的凡湖以北。它及时地向拜占庭投降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美地说明了战略和战术之间经常出现的矛盾——而且可能会毁掉最好的计划。除了远见和有才能的指挥之外，没有什么可以防止这种矛盾的发生，因为尽管战略和战术是由完全相同的逻辑所支配的，但作战水平是非常不同的，受到不同的影响，包括不同人的倾向。
首先，罗曼诺斯在那里保护居民和帝国臣民免受土库曼人的袭击，防止他们丢弃更多的耕地和应税土地——尽管大部分土地已经荒芜。
这是他的战略目标。然而，尽管这4万人的军队本应带着60天的食物行军，但他们自己却沿途掠夺了该地区长期受苦受难的人口，军队中许多或大部分士兵是亚美尼亚人，他们有自己的民族身份和信仰，令皇帝更不满的是，甚至连他的德意志卫兵（Nemitzoi，斯拉夫的“日耳曼人”）也加入这一行列中。据考证，皇帝将他们派走，近身防卫的人就减少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这次4万人军队的远征并没有给帝国纳税人带来稳定感和安全感，反而明显地加剧了当地军民对帝国的不满——在凡湖周围生活的大量基督徒，对拜占庭政府没有任何留恋，宁愿温顺地生活在塞尔柱王朝的统治之下。
4万人的军队中也许有一半都是外国雇佣兵——乌古斯人和佩切涅格人的弓箭骑手、诺曼人的重骑兵、瓦兰吉人的卫兵和亚美尼亚人的步兵，而对于这样一支代价高昂的军队来说，唯一合适的目标是发起征服伊朗的战略进攻，但没有消息表明罗曼诺斯曾有过这样的野心。也许4000名优秀士兵就可以实现他狭隘的目标了——当然，除非塞尔柱苏丹王阿尔普·阿斯兰愚蠢地选择将他的主要部队集中在那个闭塞的地方，仅仅是为了阻止一次有限的攻击。一旦4万人的军队开始行军，他们就不能被忽视了。当阿尔普·阿斯兰知晓一支庞大的拜占庭军队正在土耳其东北部山脉行进时，他正在准备对法蒂玛王朝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攻击。
这甚至算不上双方交战的主要战区，他们不仅应该像萨珊波斯人和罗马人那样战斗，而且要为更有价值的领土进行斗争，即美索不达米亚的西北部（现在的土耳其西南部），那里有经常被围困的阿米达（Amida）、达拉、伊德萨和尼西比斯。在任何情况下，阿斯兰的战略重点都不是与拜占庭作战，而是与埃及的法蒂玛人作战，因为对于当时巴格达的统治者来说，法蒂玛人才是唯一真正重要的竞争对手。阿拔斯哈里发赋予了阿尔普·阿斯兰在他的领土上统治的权利，所以他作为苏丹王的政治权力可以合法地与阿拔斯哈里发的宗教权威一起延伸。如果法蒂玛人异端的伊斯玛仪信仰被摧毁了，那么阿拔斯哈里发的宗教信仰就会再次统治埃及，而他们的苏丹王阿尔普·阿斯兰就可以统治那肥沃的土地，享有大量的税收收入。此外，对于一个伊斯兰统治者来说，埃及还有更大的优势：它有大量的基督徒，基督徒需要缴纳人头税，而穆斯林不用。
在这一事件中，阿尔普·阿斯兰在对埃及发起战略进攻时，并没有忽略对拜占庭的反击——毫无疑问，如果一个刚皈依伊斯兰教的新王朝攻击其他穆斯林（无论多么异端），而不是反对最高基督教权利以捍卫穆斯林的征服，这将在政治上造成损害。或许有另一种政治损耗的方式使得罗曼诺斯捍卫他的统治：在伊朗附近还有很多基督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一支庞大的基督教军队不仅振奋了高加索地区的诸多基督徒，或许还可以赢得新皈依的穆斯林的支持。
一旦阿斯兰放弃了他的埃及计划，让他自己的军队和更多的土库曼追随者开展对抗罗曼诺斯的活动，这就为双方在曼齐克特的意外相遇埋下了伏笔。而罗曼诺斯则认为，他只不过是在做一场巡查行动，因此，他竭尽全力，尽可能地覆盖了许多地方：乌塞尔（Oursel）［又称为卢塞尔·德·巴约勒（Roussel de Bailleul）］指挥的诺尔曼雇佣兵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被派去占领位于凡湖西北岸的奇拉特［Chliat，今土耳其的阿赫拉特（Akhlat）］据点。随后，受亚美尼亚指挥官约瑟夫·塔奇诺特（Joseph Tarchaneiotes）领导的第二武装被派去增援卢塞尔·德·巴约勒，同时，皇帝的德意志卫兵被派往后方。然而另一支由亚美尼亚指挥官尼可佛洛斯·巴西莱克斯（Nikephoros Basilakes）带领的骑兵队，在战斗前两天遭遇了严重战败，他们急躁地追赶着一群仓皇逃窜的骑兵，正是他们导致巴西莱克斯陷入了一场精心准备的伏击。
敌人完全遵循了草原骑射手的标准战术，但是巴西莱克斯却忽略了拜占庭战地手册中明确规定的反伏击说明。400年前，游牧民族的虚假撤退战术在莫里斯的《战略》（Strategikon）中得到了正确的分析，有着非常明确的结果：如果他们真的在恐慌中逃离，那么你已经赢得了战斗，并且没有必要去追赶他们；如果他们假装逃跑来引诱你进入埋伏圈，避免追赶也将使你安全。区分敌人这两种逃跑的意图是困难的，但幸运的是，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因为无论何种情况，后续措施都是一样的：不要追赶逃跑的游牧民；他们速度更快，所以你无论如何也抓不到他们，相反，他们可能会让你陷入伏击——因此，不要进行任何追击是成立的。显然，巴西莱克斯要么无知，要么过于冲动，或者两者兼有——他最终成为巴尔干半岛上一个被击败的反叛者。
由于这些原因，当曼齐克特战役于1071年8月26日周五早晨开始时，罗曼诺斯四世身边并没有4万军队，甚至连该数量的一半都没有。在战争开始的那天，当罗曼诺斯四世突然发现阿尔普·阿斯兰已经集结了新生力量去攻击他时，他发现他的大部分力量都在别处，而且无法快速响应。因此，这场失败是注定的，除非有求之不得的战术运气。
但是，罗曼诺斯四世不仅没有从作战错误中进行艰难的战术补救，而且出现了更多的战术错误，当然，任何战术部署和行动都可以因战败而被认为是犯了严重错误，就像在胜利时这些因素都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一样。[46]
据说这其中有叛国行为。这是对意料之外之失败的常见解释，但在此次战役中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当时政治对手充斥着罗曼诺斯的朝廷，尤其是其妻子欧多西亚·玛克勒姆玻利提萨（Eudokia Makrembolitissa）前夫的杜卡斯家族（Doukas）。[47]最鲁莽但也可能无法避免的是，罗曼诺斯依靠安德罗尼科斯·杜卡斯（Andronikos Doukas）来指挥他的后卫军。安德罗尼科斯·杜卡斯的父亲是约翰·杜卡斯（John Doukas），即罗曼诺斯的姐夫，同时也是他最突出的政治对手。[48]
像拜占庭这样精良的军队，面对暴徒的突进或撤退时，其所采用的作战方式的一个关键优势是，如果战斗顺利展开，特定军力可以分散开而进行协同攻击，如果没有顺利展开，则用于防御。
军事部署根据实际情况而千差万别，但侧翼和后方守卫几乎是必需的——军事手册中坚持认为，即使以削弱主要战斗力为代价，也需要保证此二者。后方卫兵可以被召唤到前方以巩固胜利，如果前线部队迫于敌人的压力而向后撤退时，他们可以留在原地进行支援。一旦敌人突破，只有后卫军才能在前线堵住缺口来稳定局势，因为井然有序才能压制突如其来的恐慌。后卫军的另一职能是通过在前线后方展开攻势以拦截敌人的侧翼包抄，这通常是比通过放松前线秩序来拓宽正面战场要好得多的方法。最后，后方卫兵通常使得总司令能够采取二次行动。当前线已经完全被战斗所困住而无法控制时，位于前线和后方之间的总司令实际上还可以指挥后卫军。
但是罗曼诺斯并没有把自己放在控制这两个梯队的位置上。相反，他扮演的角色是战士而不是将军，他要直接上前线作战。当安德罗尼科斯·杜卡斯一看到这位令人憎恨的皇帝陷入困境并需要帮助时，就直接带领他的部队离开并返回了君士坦丁堡，他参加了罗曼诺斯的废黜仪式，并见证了迈克尔七世的即位，后者是欧多西亚·玛克勒姆玻利提萨与第一任丈夫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Constantine Ⅹ Doukas）的儿子。
这给拜占庭帝国带来的是灾难性的战略失败，不仅仅因为某些领土遭到分割，或者是损失许多部队——从长远来看，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而对于在1025年被巴西尔二世重新收复的巴尔干半岛的次多瑙河地区、安纳托利亚和希腊来说，显然也不是决定性的。真正的灾难是，安纳托利亚是帝国的核心，而它的大部分领土将永远无法恢复。
在曼齐克特，拜占庭的损失并不是特别严重，也许一点也不严重。[49]乌古斯战士的轻骑兵擅长突袭和监视巡逻，但不善于压制全副武装的敌人更别提杀死他们了——这是重型步兵或重型骑兵的任务，起码在当时而言，装备着钉头槌的装甲兵可以凭着自己的身体冲破敌人的阵线。
塞尔柱人赢得了战场，但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拜占庭军队一开始就缺席，或者因为不忠而已经安全撤退了。但战果是轰动的：负有轻伤的罗曼诺斯四世被俘虏了。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人们掠夺了他奢华的远征军营地和补给车队，而罗曼诺斯四世则被带到了阿斯兰面前。
这不是一次与野蛮人的会面：从图赫里勒建国之日起，塞尔柱人与帝国已经保持了多年的联系。双方最近的一次对话就发生在战斗的前一天，当时罗曼诺斯轻率地拒绝了提出和解的特使。特使们以远在巴格达的哈里发而非阿斯兰的名义而来，这是典型且聪明的做法，而阿斯兰可能只是和他的主力部队在山的另一边隐匿着。
图9 公元1081年，亚历克西斯一世即位时的帝国
阿尔普·阿斯兰没有羞辱或折磨被俘虏的罗曼诺斯四世，而是在礼貌地与其谈判的同时，向他提供了令人尊敬的款待。显然，阿斯兰知道罗曼诺斯在帝国政府中的敌人——他妻子的杜卡斯亲属们——已不需要他，所以阿斯兰甚至没有试图勒索赎金。一周后，他干脆放了罗曼诺斯并且派遣卫队护送其回家，以换取他个人的承诺，包括支付赎金、割让东安纳托利亚的一小片土地，以及保持友谊。撇开阿斯兰慷慨的骑士精神不谈，两国由此开始了在绵延不断的战争中穿插友好往来的循环，并持续了两个世纪——阿尔普·阿斯兰重申了他的战略重点不是摧毁拜占庭帝国，而是在穆斯林势力范围内扩大塞尔柱的统治权，以逊尼派伊斯兰教和巴格达哈里发的名义，反对法蒂玛王朝，同时，以塞尔柱的名义对抗逊尼派竞争对手。
这份协议在君士坦丁堡没有得到遵守，因为罗曼诺斯已经被他的继子迈克尔七世废黜了。在随后的内战中，土库曼人的军队和有组织的塞尔柱部队有充分的机会深入安纳托利亚，甚至一路抵达尼西（Nicea）［即现代土耳其的伊兹尼克（Iznik）］和马尔马拉海沿岸的西齐克斯（Cyzicus），那里距离君士坦丁堡只有一天的骑行路程。
那时，帝国甚至有可能走向终结，因为帝国头衔的竞争者们为了获取塞尔柱的支持，抗衡彼此的势力，割让了更多的领地，为弥补帝国日益下降的税收而扩大征税。但是，三股互不相连的力量正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着拜占庭和塞尔柱之间的力量平衡。
首先，塞尔柱人对法蒂玛的进攻使他们在1071年占领了耶路撒冷，但在随后的混乱中，尽管还伴随着其他原因，这个圣地因西方朝圣者的进犯，即西欧的十字军运动，而变得不安全了。在曼齐克特战役打响26年后的1097年，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战士们来到了这里，他们就像土库曼掠夺者或伊斯兰殉教者圣战士一样渴望战争。他们在前往遥远的安提俄克和圣地[50]的途中，将征服安纳托利亚的西部。
其次，拜占庭的内战是一种适者生存的游戏，而亚历克西斯一世在罗曼诺斯被罢黜后10年间的长期斗争中获胜，他显然是更有天赋的，也适合重建被摧毁的帝国；他也有时间这样做，因为他在位共37年。[51]
最后，塞尔柱帝国的核心是伊朗，而阿斯兰的首要任务显然是控制邻近的中亚地区——1072年，阿斯兰在现代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奥克斯河（拉丁语“Oxus River”，即阿姆河“Amu Darya”）上被害，距离他在曼齐克特的胜利只过去了一年。此外，塞尔柱人暴露在长期不稳定的大草原上，这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撒马尔罕（Samarkand）附近的卡特万大草原（Qatwan steppe）上，塞尔柱的桑贾尔（Sinjar）苏丹于1141年9月9日在与契丹国（Qara Xitay）交战时丧失了一支军队。[52]
因此，就算征服了整个安纳托利亚，塞尔柱人也无法充分享受曼齐克特战役的胜利，甚至需要参与接下来10年的内战。如果塞尔柱人这样做了，那么拜占庭帝国就无法长久延续了，因为安纳托利亚是它不可或缺的人口和朝贡基础。尽管在基里吉·阿斯兰一世（Kilij Arslan Ⅰ）——他是亚历克西斯一世绅士风度的受益者，亚历克西斯在没有索要赎金的情况下就把其被俘的家人送回——的带领下，塞尔柱人到达了离君士坦丁堡很近的地方，但很快他们又被赶回到安纳托利亚中部，在伊科尼姆（Iconium）也就是如今土耳其的科尼亚（Konya）建立了他们的朝廷，伊科尼姆成为他们建立的罗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m，R?m=罗马帝国=安纳托利亚）的首都，一直持续到13世纪末期，尽管从1243年起蒙古人的统治就开始了。
图10 公元1143年，约翰二世死后的帝国
曼努艾尔一世是勇猛的，他不屑于宗教，虽然强调独特的多元文化，但是偏袒拉丁人和突厥人下属及其习俗，此外，他在外交和战争上也具有天赋。在不同的时期，他对意大利政治进行了有效的干预，尽管他不得不放弃入侵的企图；他一边与诺曼人、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和基辅罗斯结成的联盟作战，一边掠夺领土，于1167年在巴尔干半岛的塞姆林（Semlin，今科索沃）击败匈牙利人之后，又在克里米亚重新建立了拜占庭政权。最重要的是，他加强了拜占庭对安纳托利亚所有沿海平原的控制，将罗姆苏丹国的领土缩减至内陆，并加强了拜占庭对西里西亚和叙利亚西部的控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终结罗姆苏丹国并重建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全境的统治，曼努艾尔一世试图在军区层面发起进攻。通过一系列小规模行动，他已经成功地从罗姆苏丹国手中夺回了领土。但是激烈的战斗回合并没有破坏苏丹和皇帝之间传统的友好个人关系；因此在1162年出现了基利吉·阿斯兰访问君士坦丁堡这一特殊插曲。这既不是官方访问，也不是草率的行为；他富有教养，像东道主一样心胸开阔，他甚至敢于调侃重构一种适用于两种宗教的神学。
君士坦丁堡的臣民对于此次访问的反应是非常热烈的：
（这是）一件伟大而奇妙的事，我知道罗马人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事。在许多伟大的皇帝中，谁也不甘示弱，然而，一个统治这么多土地和如此多部落的人，竟然以仆人的身份出现在（罗马皇帝的宫廷）里？[53]
盛大的接待仪式为他举行，庆祝活动和宴会紧随其后。只有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的游行被大主教路易卡·克里索伯吉斯（Louka Chrysoberges）所禁止，他的权威无疑因为恰好遭遇的一场大地震而增强。
在1162年的访问期间，和平协议巩固的仅仅是个人间的友好关系，但是在1176年，协议破裂了，曼努艾尔断然放弃了拜占庭战略手册中所建议的渐进主义道路，发动了一场深入的渗透攻势，以征服塞尔柱的首都伊科尼姆，即现在的科尼亚。投石机和围攻伊科尼姆的器械被精心准备，据报道，曼努艾尔还配备了3000辆战车的补给，从额外的弓箭到食物，一应俱全。至少有10000名或甚至是20000名轻型、重型步兵和骑兵，其中包括了拜占庭战团重装骑兵（kataphraktoi），他们是用长矛冲锋的装甲骑兵，也可以使用狼牙棒和剑进行近距离作战，以此驱散任何数量的轻骑兵。[54]
深度渗透策略通常是存在风险的：尽管那里的地形复杂——位于佛里基亚山区（the Phrygian mountains）——但是必须迅速穿越以达到突袭的效果，然而狭窄的通道适合塞尔柱人的伏击，却不适合快速推进。在那之后，曼努艾尔的部队将能够在更开阔的地形上展开战斗，直逼伊科尼姆，在离城市更近的地方，拜占庭重骑兵会找到适合他们制造毁灭性冲锋的平坦地面。
无论是因为拜占庭人的进攻太慢，还是塞尔柱人的行动太快，1176年9月17日，两军的相遇并没有发生在伊科尼姆的平原上，而是发生在山上——这座山为这场战役命名，密列奥塞法隆（Myriocephalon）之战，意思是“千山之巅”。
这一地形对拜占庭军队来说是不利的，因为他们缺少足够的空间将长长的纵向行军队伍改为宽阔的横向战线部署。此外，塞尔柱人已经到达了齐布利茨山口（Tzibritze Pass），这将是先期战场，他们在两边的斜坡上安置了弓箭手，随时准备向下面的敌人射击，或向较弱的部队发起冲锋。
结果是，塞尔柱人在有限的作战规模上发起了一次完美的伏击，战术上的优势扩大了他们各部分兵力的总和：他们的弓箭手比处于下方的弓箭手更占优势；即使是最强大的拜占庭重型骑兵也受挫了，因为他们不能在斜坡上行进，而身处高地的塞尔柱部队可以选择按兵不动或是抓住机会攻击下方敌人，受此影响最大的是马车供给线，它被彻底摧毁。塞尔柱人已经消除了拜占庭人对他们首都的直接威胁，但仍然缺乏击退曼努艾尔军队的力量。大多数帝国军队得以幸存下来，但其进攻势头已不复存在。
齐布利茨山口的战败并没有直接导致任何重大后果。曼努艾尔并没有像罗曼诺斯四世在1071年遭遇曼齐克特战败后那样被推翻，塞尔柱军队没有向君士坦丁堡挺进，十字军也没有在他们的拜占庭庇护人衰弱的时候实施背叛。但在随后的几年里，帝国已无法重建其军事力量以重新获得主动权。这需要英明皇帝领导下的政治团结，高效的税收管理和卓越的武装力量集结能力。在统治精英内部，实际上在拜占庭政府内部，残酷的派系斗争迫使劣势团体向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武装力量寻求帮助，这是一群好斗、饥饿并且掠夺成性的骑士和不幸的朝圣者，他们被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巧妙地操纵，后者成功地在十字军的混乱暴力中为他的城市谋取了实际收益。
图11 公元1282年，迈克尔八世死后的帝国
争夺王位的人召唤外国军队来决定拜占庭的统治者，这绝不是第一次发生。哈扎尔人、布勒加尔人和俄国人都曾担任过这一角色，但都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因为拜占庭人强烈的认同感、坚韧的士气和持久的行政能力使帝国每次都具备惊人的恢复力。但在1204年，外邦人干预的结果是致命的，天主教徒不再承认东正教统治的合法性是原因之一。1203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恢复了被废黜的安格洛斯家族（Angeloi）的伊萨克二世（Isaac Ⅱ，1185～1195年在位），并承认他和他的儿子亚历克西斯四世（Alexios Ⅳ）为共治皇帝。当心怀不满的朝臣亚历克西斯五世（Alexios Ⅴ Murtzuphlus）推翻他们时，威尼斯人和十字军于1204年4月13日以震怒、掠夺，亲自攻下君士坦丁堡并且任命了天主教皇帝作为回应。东罗马帝国的巨大韧性最终不是败给了中亚的草原异教徒游牧民族或愤怒的伊斯兰圣战分子，而是与之拥有相同罗马传统的竞争者。
拜占庭人必须面对的极端多变的战略环境再次被1204年所发生的事情所印证。当十字军闯入君士坦丁堡，掠夺其积累的宝藏时——部分宝藏如今在威尼斯仍可以看到——这座城市里的许多人都记得，在他们年轻的皇帝曼努艾尔一世的统治时期，意大利似乎即将被收复，就像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收复一样，当时，拜占庭在欧洲的影响力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
在此之前，帝国也曾几度濒临毁灭，但复兴得都很快，然而，在1204年的溃败之后，帝国就再也没能真正恢复了。当迈克尔八世在1261年统治君士坦丁堡时，他统治的只是一个希腊王国，而不再是一个帝国。
几年后，尽管他被质疑为圣战分子，但奥斯曼（Osman，拉丁语为“Osmanli”）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军事首领，开始以伊斯兰殉教者的身份，聚集和领导他的追随者：但他允许基督教徒同行。科尼亚的苏丹国一直苟延残喘到1308年，但当奥斯曼于1326年去世时，他的追随者已经着手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容纳逐渐在其国土上定居的乌古斯人和其他突厥移民，并具备进行重要军事改革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创新是发明了制服、编队、“新兵”、耶尼切里军团（yeni?er，“janissary”）[55]，这是所有现代军队和军乐队的祖先。拜占庭皇帝越来越名不副实，海峡两岸的土地在与地方性王朝斗争中不断缩减，而不断衰减的税收也使得残余领地无力残喘。1402年之前，臣服于被称为“耶尔德勒姆”（“Yildirim”意为“霹雳”）的苏丹王巴叶兹德（Sultan Bayezid）似乎是迫在眉睫的，但就在那时，被认为是成吉思汗蒙古人和突厥人后代的帖木儿（Timur-i-lenk，西方人称之为Tamerlaine）入侵了苏丹王国。1402年7月28日，帖木儿在安卡拉之战中摧毁了巴叶兹德的军队。这使得拜占庭皇帝可以在君士坦丁堡苟延到1453年，然后在悲壮的英雄主义中战斗至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