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军官中的文盲现象并不妨碍书本上所有战术的学习、传播和保留。这确实是拜占庭人的一个重要的比较优势，据我们所知，他们自己的军事著作比早期罗马人的更有用，包括已经失传的卡托（Cato）、塞尔苏斯（Celsus）、弗朗提努斯［Frontinus，其著作《谋略》（Strategemata）幸存下来］和帕特努斯（Paternus）的著作。拜占庭军事著作层出不穷，有些只是对古希腊早期著作的要点进行重述，从公元前346年之前的埃涅阿斯·塔克斯（Aeneas Tacticus）开始，其他则毫无疑问是原创著作。[1]
相比之下，唯一幸存的罗马军事教科书《军事问题摘要》（The Summary of Military Matters）是由韦格蒂乌斯（Vegetius）撰写的，他是一位生活在4世纪末或5世纪初——当时罗马军队已所剩无几——没有军事经验的古物学者。[2]与他充满实用建议的军事著作《论军事》（Mulomedicina）不同，韦格蒂乌斯的军事摘要提供了决策劝告和伴随着过去的辉煌成就而来的战术建议，这些建议常常是不切实际且前后矛盾的，因为书中对罗马军队的描述杂糅了对早期现实的刻板印象和一些当前的现实状况，以及作者所认为的真正的当代罗马军队的情况。有时，韦格蒂乌斯的论证太草率了。
例如，在射箭训练方面，韦格蒂乌斯首先提供了相当无用的一般性建议，意外地暴露了他没有意识到复合反射弓的重要性这一事实，而这在当时已经广为使用：
大约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被证明具备更佳资质的新兵，他们应该不断地接受培训……使用木制弓和模拟箭。应该选择训练有素的专家作为教练。[3]
显然，韦格蒂乌斯不是专家，因为在战斗中想用单薄的木弓来对抗具有强大反制能力的复合弓是愚蠢的。相反，罗马人的基本套路是使用额外的重型盾牌、剑和标枪进行训练，以减轻战斗时的体力消耗。总之，训练弓使得士兵更有抵抗力，能够更好地做战斗准备。
其他现存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拉丁文著作并不是无用的，但它们也不是系统的军事著作。就弗朗提努斯所著的《谋略》而言，正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样，这并不是一部战略著作——他要求读者区分“战略”（希腊语中的strategikon）和“谋略”（strategematon）；他自己的作品中汇编了战争中顽强、勇敢、创新、聪明、狡猾和具欺骗性领导权的典型事例。[4]《谋略》分为四册，分别是关于谋略（首先是“关于隐藏自己的计划”），战斗的进行，围攻行动，以及战争法则的论述。书中的案例都选得很好，并叙述流畅——现代军事指挥官仍然可以从阅读这些案例中获益。第二册关于“战斗领袖”的内容中有许多有趣的谋略：“选择战斗的时间”，“选择战斗的地点”，“关于战斗的部署”，“在敌人的队伍中制造恐慌”，“伏击”，“让敌人逃跑并追赶他们，在绝望中重燃战火”（因此“金桥”成为18世纪战争中备受推崇的原则，即故意给敌人留下容易逃脱的路线）——还有其他8个谋略，并以“撤退”结尾。
特别有趣的是，弗朗提努斯专门在第四册第七章，也就是最后一节，讲述了军事格言，来揭示罗马和拜占庭的军事态度。有些军事格言是取自瓦莱里乌斯·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的《难忘的言行》（memorable deeds and sayings），有些特有词汇正是从此书中衍生而来。军事格言表明，尽管亚历山大大帝受到了极大的敬仰，但没有人愿意模仿他那种强迫性的大胆。书中振振有词地引用了朱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话：“他对敌人采取了像医生治疗身体疾病一样的方式，即用饥饿（通过围攻）战胜敌人，而不是用拳头。”[5]
1世纪成功的指挥官多米蒂乌斯·科布洛（Domitius Corbulo）同样被作者引用来表述，鹤嘴镐（dolabra）（一种结合了鹤嘴锄和斧的工具）“是用来击败敌人的武器”。下一条格言强化了这一观点：
卢修斯·阿朱利乌斯·保卢斯·马西德尼诺斯（Lucius Aemilius Paulus Macedonicus，公元前229～前160年）常说，一个将军应该像老人一样，这意味着将军应该遵循温和的忠告。
第四条也是：
据说，当人们说西皮奥·阿非利乌斯（Scipio Africanus）缺乏进取心时，他回答：“我母亲生下的是一位将军（imperatorem），而不是一位战士（bellatorem）。”
Bellatorem这个词所代表的是一个狂野的战士，而不是仁慈的士兵。
还有第五条：
当一个条顿人（Teuton）向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公元前157～前86年，执政官和军事改革家）提出挑战，并召唤他出来时，马略回答说，如果这个人想死，他可以用缰绳结束他的生命。
并非巧合的是，从公元74年起，弗朗提努斯本人就在好战的英国担任军团指挥官和军事总督（Legatus），在那里他成功地征服了险恶之地威尔士的西卢尔人（Silures），并修建了朱莉娅奥古斯塔公路（Via Julia highway），这条公路的遗迹至今仍可以在蒙莫斯郡（Monmouthshire）看到。在公元97年，皇帝让他掌管罗马所有的渡槽，他对渡槽工作极其精确的描述［《关于罗马城市的供水》（De Aquis Urbis Romae）］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但不幸的是，他的战术手册，即《战争的艺术》（Art of War）没有留存下来，弗朗提努斯自己也指出，在他那个时代的罗马没有其他类似的著作，这是显而易见的空缺：“因为只有我——在那些对军事科学感兴趣的人（军事科学家）当中——着手将这里的统治概述为（一个）系统。”[6]
来自安纳托利亚西部比特尼亚（Bithynia）的2世纪文学家波利艾努斯（Polyaenus）用希腊语写成《战略》（Strategika）一书——尽管使用了这样的标题，但是这本书是关于谋略而不是战略的。他将此书献给了共治皇帝马可·奥勒留和卢修斯·维鲁斯（Lucius Verus），此时，他们与阿萨息斯波斯（Arsacid Persia）或帕提亚（Parthia）的战争已经于161年开始。他在讨好皇帝——他可能希望得到一个高薪的工作，就像哈德良（Hadrian）对待多产的普鲁塔克（Plutarch）那样。为此，波利艾努斯声称自己是马其顿后裔：“我，作为一个马其顿人，继承了在战争中征服波斯人的能力，希望在目前这关键时刻尽我的一份力量。”[7]
波利艾努斯在其著作中所选的案例，部分取材于早期的经典文献以及古典时期关于希腊城邦间小规模战争的叙述，这些案例距当时已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了，此外，其他案例中，有些来自希腊时代，保存了一些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历史数据和细节，有些则来自罗马时期直到恺撒大帝的历史，所有这些叙述都强调招数，而不是其他原创形式。
即使就像10世纪拜占庭百科全书《苏达》（Suda）所指出的那样，波利艾努斯确实写了一本已经失传的战术著作。[8]但这不是一本具有启发性的著作。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波利艾努斯没有军事经验，书中没有展现军事特点的内容。然而有些拜占庭人高度评价波利艾努斯。他的著作被博学的君士坦丁七世称赞为宝贵的历史资料来源，成功的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将军也欣赏其谋略；无论是否经过校对，他的表述被反复修改和引用。在新版本的波利艾努斯著作中，这些努力得到了体现。曾被错误地认为是利奥皇帝作品的9世纪的《波莱尼节录》（Excerta Polyaeni）和10世纪的《谋略》（Strategemata）构成了《西尔洛格·塔蒂克伦》（Sylloge Tacticorum）一书的后半部分（第76节至第102节）。
甚至可以说，这两部作品都比原来的著作更有用，其中部分原因是它们选择的案例材料更好，也因为书中的趣闻轶事是按照包括“策略”在内的主题进行分类的。在“策略”主题下，我们在摘录中发现只有三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当雅典人应该冲锋的时候，他们却手持长矛，站立不动。这种情况下，雅典人是如何让莱西达伊蒙人（Lacedaemonians）惊异的？斯巴达的克里安德里达斯将军（Cleandridas）是如何通过集中方队，故意留下侧翼攻击漏洞，诱敌深入，从而将利乌尼亚人（Leucanians）一网打尽？亚历山大大帝是如何通过采用一种新颖的战术部署与旁遮普（Punjab）国王波拉斯（Porus）作战的？这种战术部署是当方阵和轻型部队都在右翼时，骑兵也选择一个角度侵入右侧——这应该是亚历山大大帝打过的最艰难的战役。至于《谋略》，它选择了与众不同的主题，从如何发送秘密信息开始，一种最为复杂但行之有效的设计被提出：
（卢修斯·科尼利厄斯）苏拉（费利克斯）取下一只猪的膀胱，用力使它充气并把它绑了起来，直到它变干，他在上面用彩墨写下了他要写的东西。然后他把它打开，折叠起来放在一个油罐里；装满油后……他把罐子给了他最信任的一个人，把它带到（收货人）那里，命令收货人只有私下里才能把罐子打开。
其他的主题包括：如何让一支小型军队看起来更庞大（把骑驴和骡子的人掺入前面稀少的骑兵队伍中，等等），以及如何让一支庞大的军队看起来很小型（夜间在营地少生火，等等）。毫无疑问，波利艾诺斯可以娱乐读者并转移读者的注意力，但他的著作肯定不是一部系统的军事指导作品。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卢修斯·弗拉维乌斯·阿里努斯（Lucius Flavius Arrianus），英文称作艾利安（Arrian）。他受过更好的教育，是更伟大的希腊比提尼亚的罗马公民。在成为皇帝之前，哈德良是他的朋友，他曾被任命为安纳托利亚东北部卡帕多西亚的总督。尽管得益于不断升迁的指挥岗位（他在几个前线都服过役，因此具备足够且最有意思的军事经验），但因为他没有正确选择案例，所以他的著作也不是很有用。同时，他喜欢摆出一种研究古物的姿态，毫无疑问，这是为了取悦他的上司——崇尚希腊文化的哈德良。
以记述亚历山大大帝一路进攻印度（Anabasis）的事迹而闻名（即《亚历山大远征记》）的这位多产的作家还写了一篇《战略技术》（Techne Takhtike）[9]。这部作品的标题让人心生期待，因为“技术”（techne）表明它是实用型知识，但其内容却是令人失望的，因为他没有描述自己掌握着一手资料的罗马战术，却选择了效仿另一位住在罗马的2世纪希腊作家艾利安·塔西佗（Aelianus “Tacitus”）。塔西佗的《战术论》（Taktike Theoria）非常详细地描述了长期失效的马其顿方阵的演习和基本战术；从16世纪起，欧洲人才对此战术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因为只适合近战的中世纪军队让位于旨在执行战术命令的固定方阵。[10]艾利安的叙述并未提及罗马的战术，而是描述了由他指挥，或者与他的君主哈德良（117～138）一起亲眼见证的一次阅兵式的骑兵训练，同样，他对实际所做的事没有任何描述，只记录了下达的命令，同时，由于借用了伊比利亚语和凯尔特语中“统治者的宝座”的用语，他还对因为在希腊文中使用了外来词汇表达了自作多情的歉意。
136年，艾利安率领一支由两个军团组成的庞大野战军以及强大的辅助部队进入罗马的亚美尼亚，以击退来自北高加索和远处草原的阿兰骑兵的进攻。他对此次军队部署的描述——《应战阿兰人的军阵》（Ektasis kata Alanon）——只有部分幸存下来，而艾利安崇尚古典的强迫症又一次使其变味了——他以无用的方阵代替军团，称呼他们为古典斯基泰人而不是生僻的阿兰人（尽管这一名称出现在书目的标题中），其他也是如此，甚至将军队的指挥官——他自己——称为色诺芬（Xenophon），这显然是艾利安所崇拜的半个世纪前的著名前辈，既是作家也是实干家——事实上，他在记述亚历山大大帝的著作中也使用了色诺芬这一最著名的头衔。
尽管他没有对战事进行精准的叙述，但是《应战阿兰人的军阵》（Ektasis，在拉丁语中也被称为Acies contra Alanos）中的作战单位仍然得到了准确辨认，结果确实有趣。它既是准备战斗的罗马野战部队组成成分的一个例子，也是与之后拜占庭野战部队进行比较的基础——因为一些标准的罗马编队在拜占庭战术中会以正规部队组合的形式再次出现。两个军团的基础部队全部是罗马人：它们是第十二雷霆军团（Ⅻ Fulminata）和第十五阿波罗军团（ Apollinaris），每一个军团都配备可以投掷石块和发射螺栓的大炮，120匹供联络和侦察用的轻型马，各种专家和10个步兵群，总共约有5000名全副武装的重步兵。
人们通常断言，在当时的罗马军队中，由重型步兵、工兵和炮兵组成的军团，与在帝国边缘及更远地区招募的主要由非公民组成的辅助部队数量大致相当。各种各样的轻步兵单位弥补了在战术上占主导地位的重步兵缓慢而迟钝的劣势。轻型和重型骑兵增加了部队的机动性、多功能性、敏捷性，补充了因缺少投石者和弓箭手而缺乏的军团投掷能力。不过，即使罗马军队的整体比例确实与辅助部队大致相等——这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它们在每支陆军中的组成比例也不一定相等，因为如果不根据地形和敌人的性质选择规模合适的辅助部队，集结远征野战部队是没有意义的。
在这种情况下，艾利安与像匈奴人和阿瓦尔人那样骑着马从大草原而来的阿兰人作战，但他们并没有配备比罗马辅助作战单位中的弓箭更为强大的复合反射弓。此外，马背上的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与附属国的步兵联合作战，匈奴人的伙伴是哥特人和格皮德人，阿瓦尔人则与斯拉夫人合作。相比之下，艾利安面对的阿兰人似乎都是骑兵，没有步兵。［据说大约在400年时，西欧的阿兰（Alani）骑兵就被匈奴压迫到更西的地方。高加索的阿兰人在中世纪的阿兰王国（Alania）中幸存下来，并且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作为奥塞梯人（Ossetians）得以继续生存。］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艾利安远征军的辅助部队中，骑兵所占的比例很高：首先是一支先于主力的骑兵部队，这是一支拥有300名骑兵的远征军团（numerus exploratorum）；接下来是主要的骑兵特遣队，四支全副武装的骑兵队（alae），各有500人；[11]然后是一种特殊的罗马辅助部队——步骑混成大队（cohors equitata），即在同一队形中将骑兵和步兵混合，在防守时提供巡逻和要塞的守卫，在进攻时提供轻骑兵和步兵；三支由240名全员骑兵和760名步兵组成的千人（miliaria）部队，其中包括1名弓箭手，以及5支由120名骑兵和380名步兵组成的标准混合部队。[12]
所有这些骑兵和混合部队都有一支单一的纯步兵队伍随行，这是一支不寻常的队伍，最初是从罗马公民中选拔而来：满员500人的第一意大利罗马公民自愿骑兵团（Cohors Ⅰ Italica voluntariorum civum Romanorum）。整支部队总共有辅助步兵4680人，骑兵3620人。尽管这对于任何时候的任何军队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所有的辅助部队全员配备，他们的总人数将达到8300人，仍旧远远少于两个军团共1万名装甲精良的步兵——当然他们更不可能全员装备，既是因为考虑到由于士兵的家属、康复军人和新学员的存在，军事基地必须有部队驻守，同时也是因为有些会读、写、计数的军队士兵总是被委任支持民政管理的各项工作。
至于艾利安军队中骑兵和步兵的比例，如果缺席人数分布均匀的话，骑兵人数相当于总数的四分之一，远远低于我们知晓的所有拜占庭野战军的数量。更多的骑兵，尤其是精锐的多用途骑兵，更适合不那么果敢但是较为灵活的拜占庭式战争。
发明一种新的战争方式，正是无名作者的《军事科学摘要》（De Rebus Bellicis）的目的，这是罗马最后的军事著作——因为在其创作过程中西罗马帝国已走到尽头。[13]
连同要点插图一起，这本小册子的手稿得以保存下来。它不是一本像韦格蒂乌斯那样崇尚历史的著作，也不是一种文学式的创作练习。这本书是极为真挚的，由一位焦虑的作家所写，他对自身所处文明的存亡感到担忧。
作者认为，虽然用巨大的花销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但军队还是未能阻止毁灭性的蛮族入侵，这导致帝国被摧毁，同时作者认识到，仅仅减少军队数量只会导致更多的破坏，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现代化解决方案：机械化。他甚至提出了一种类似于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以证明通过增加每个士兵的战斗力，在减少军队规模的同时仍旧可以增强罗马的军事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帝国需要在更好的装甲和个人武器上投入更多——包括后来确实受到拜占庭军队青睐的铅重飞镖——以及发明新的军事机器，包括车载多箭投射器、带旋转刀片的战车和一艘以牛为推动力的船，其插图经常被复制。其中一些机器相当实用，另一些则不过是空想，但即使作者不是一位老练的工程师，他也无疑是那个悲剧时代中一位有条理的分析者。
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有一种更实用的战争机器被马可·波利奥·维特鲁威（Marcus Pollio Vitruvius）所描述过，他是跟随朱利乌斯·恺撒的公元前1世纪的一名研究土木工程的战斗工程师，也是《建筑》（De Architectura）一书的作者。此书对16世纪的安德里亚·帕拉迪奥（Andrea Palladio）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拜占庭也广为人知，因为12世纪的自由作家和诗人约翰·特泽兹（John Tzezes）引用了其中的篇章。[14]
《建筑》的大部分内容致力于对建筑方法和设计的详细解释，既有希腊和罗马的，也有关乎历史的。此外，他们还通过检查当地羊的肝脏来确定此处是否适宜居住：如果肝脏始终呈铁青色并受到了损害（Livida Et Vitiosa），那么这个地点是危险的（第一卷，第4节，第11节）。维特鲁威的观点认为，这种方法实际上可以检测出受化学污染的土壤。第十卷主要是关于机器、绞车、滑轮、水泵、车辆、杠杆、提升机、机械磨坊、虹吸管，一个水力发电的风琴和一个测距仪的描述——按照他的指示，所有这些都是可建造并使用的。
这也同样适用于本书第十章中关于弓箭弹射器的描述——所有的尺寸都是由预定的箭头长度决定的。维特鲁威解释了如何设计由绳索和/或合股的人类头发或干燥的肌腱驱动的弹射器，并且给出了每个部件的确切尺寸；依照他的说明，现代仿制品得以成功制作。接下来，在第十一章中，有同样完整的关于石弩的制造说明，它是根据预期投射物重量的函数设计而成。[15]这是为那些不懂几何学但是又不能因为计算而贻误战机的人（Cogitationibus Deineantur），即战场上的士兵们准备的；只有那些晦涩难懂的符号，才会使优秀生手们的现代重建变得复杂。第十二章将会介绍如何为战斗准备两个方案。
接下来，维特鲁威讲述了可移动塔的摆动杆式攻城锤的历史和设计理念（下文讨论），这显然是在遗失的希腊文献的基础上撰写的，其他的还有钻孔机、将突击部队提升到墙高的升降机（ascendentem machinam）［见下文关于桑布卡（sambucae）的讨论］等。然后，他继续描述了防护用的、可移动摆动杆的攻城锤（testudinis arietariae）或称为“玳瑁槌”（tortoise-ram）。第十四章首先描述了一种移动式壕沟填装机，粗壮的木材保护其不受重力投射物的伤害，缝在一起的两块生牛皮作为覆盖，内有浸过醋的海草或稻草填充物来防止其燃烧。更多古希腊机械的概念性设计紧随其后，包括第十六章中的防御装置，例如阻挠敌人进入城市的起重机；以及自由顾问罗德岛（Rhodes）的丢格那妥（Diognetus）为德米特里乌斯国王（King Demetrius）建造的巨大移动攻击塔［马其顿的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i），在公元前337～前283年被称为波立尔塞特司（Poliorcetes），“围攻者”］：高125英尺，宽60英尺，能抵御360磅重的石头攻击，自身重36万磅。丢格那妥让志愿者把水、污水和泥浆倒在墙体的前面，这样一来，移动塔就固定在松软的地面上，丢格那妥就完成了移动塔的建造。更多这样的描述接踵而至，包括精彩的故事和可靠的工程。后来，如果没有罗马人的简洁、精确和实用，更多的希腊拜占庭人本可以把它当作古希腊工程的衍生物而将其摈弃，情况确实如此。
在更大的程度上，这些内容也是3世纪《军事营寨建城学》（De Munitionibus Castrorum）的优点，该著作曾被认为是2世纪海吉纳斯·格罗马蒂克斯（Hyginus Gromaticus，“勘测者”）的作品；因此，作者现在被称为伪海格努斯（pseudo-Hyginus）。现存的部分——“片断”——意味着全文的篇幅要长出很多倍，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有58个章节，大部分章节只有几行，印刷出来大约共有10页。它们极其简洁和清晰，足以逐一指点罗马行军营地中每个作战单位的布局——19世纪著名的编辑、翻译家和评论员阿尔弗雷德·冯·多马谢夫斯基（Alfred von Domaszewski）称之为“行军阵营”（marschlager）。[16]
古罗马兵营（Romancastrum）当然是罗马军事成功的秘密之一——拜占庭将其继承下来：10世纪有部作品被称为《论军事》（De Re Militari），新版本被命名为《战役组织和战术》（Campaign Organization and Tactics），从行军营地的详细布局开始介绍。
即使在必要的时候需要每天夜行穿越危险的地区，通过建造壕沟环绕、栅栏围护的营地，罗马人以及之后的拜占庭人不仅可以保护自身免受危险的夜间攻击，还能为战士提供一个不受骚扰袭击或渗透干扰的平静的睡眠环境。防线必须尽可能的短才能提供严密的保卫，所以当成千上万的士兵和马匹挤在一个狭小的围护内时，帐篷、行李和马匹就需要严密布局，每个作战单位之间都要有通向宽阔“街道”的明确通道，这是敌人进攻时，除了混乱和拥挤之外的唯一选择，又或许只是营地的紧急出口。此外，这也是保持厕所与溪流或水井良好分离以及防止滑坡的唯一方法。重要的拜占庭军事手册——（皇帝）莫里斯的《战略》——建议与萨珊波斯人交战时可以在夜间攻击他们的营地（第十一卷，第一章，第31页）；虽然萨珊人很有竞争力，但是他们在营地建设中缺乏足够的能力。他们也挖壕沟、守卫着防卫半径，但是他们并没有每一作战单位都执行严明纪律的内部布局——军队应该在适合他们的地方扎营。[17]
《军事营寨建城学》中所描述的营地规模是非常大的——其他大部分营地可能都比它小得多——驻扎在那里的有3个完整的军团，4个配备了超过1000匹马、由1000人组成的千人骑兵队（alae miliariae），5个由500人组成的五百骑兵队（alae quingenariae）。此外，还有33个分遣军团和多种类、全副武装的辅助作战单位，其中包括1300名海军或攻击船兵（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800名攻击船兵），200名侦察兵（探路员），600名摩尔人和800名潘诺尼亚（Pannonian）轻骑兵等，总共有惊人的40000多名士兵和10000匹马。显然，这是一次设计好的演习，每支作战单位在布阵中都有具体的位置：担当守卫先锋兵的重型步兵军团在外围驻扎，双子总部——财务官府邸（Quaestorium）和总督府（Praetorium）——通常位于宽敞的中央地区。虽然区域狭小，但是所进行的工作是极富指导意义的，这些工作很有可能较好地延续了我们所知道的“行军营”的概念，至少在接下来的700年里，这个概念得到了持续贯彻。
对于拜占庭人来说，拉丁文和希腊文撰写的罗马军事文献都不是经典著作——只有古希腊的文献才能拥有这种地位，这样的文献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以研究如何坚守阵地，通常被称为埃涅阿斯·塔西佗（Aeneas Tacticus）的著作为开端。[18]波利比乌斯（Polybius）在《历史》（The Histories）一书的第十卷的第44节对塔西佗的著作进行了较长篇幅的引用，只有部分内容留存下来。其中，波利比乌斯含蓄地赞扬了塔西佗所提倡的信号传递方式。
这本书的内容对当时来说一定是原创的，尽管足够实用，却没有展现特别的新颖之处；虽然很多人引用并摘录了这本书，尤其是朱利乌斯·阿非利乌斯（Julius Africanus）（他为现有文本添加了许多片段），但是它也没有明显地影响拜占庭的实践。那个时代的许多军事著作已经遗失，只留下了作者姓名。[19]波利比乌斯则是我们所无法忽略的，他在《历史》的第九卷第20节中提到了传递信息的策略；在这本详细和可靠的著作中，对军事问题的处理显示出作者的洞察力和专业知识，而这些本可以在丢失的策略著作中得到印证巩固。
公元前3世纪有一篇非常有趣的技术类文献，由一位名叫“比顿”（Biton）的人写成并献给了佩尔加蒙（Pergamon）的阿特鲁斯一世（Attalus Ⅰ Soter）（“救世主”）——这告知了我们时间，因为阿特鲁斯在公元前239年登基。[20]
比顿描述了六种火炮武器：一种小型抛石机，由罗得岛马格尼西亚地区（Magnesia）的夏隆（Charon）根据十字弓原理设计；依据同样的原理，阿比多斯城（Abydos）的伊西多鲁斯（Isidorus）在希腊城市塞萨洛尼科建造了大石头投掷器；由马其顿人波西多尼斯（Posidonius）为亚历山大大帝设计的机动攻城塔（helepolis），由内部绞盘驱动轮子和突击吊桥——这是一种实用的设计，不像那些装备有弹射器的大型器械，它们太重了以至于不能在敌墙射程范围内移动；桑布卡——借用了三角竖琴的名字——是通过铰链固定在基座上的攻击梯，可以荡至被攻击的墙上，这是由当今位于土耳其的科洛丰市（Colophon）的达米斯（Damis）设计的；一种中型火炮腹弩（artillery gastraphetes），实际上是一种大型的十字弓，由古希腊米利都城邦（Miletus）塔伦图姆城（Tarentum）的佐皮勒斯（Zopyrus）建造，他还在古希腊屯垦区库迈（Cumae）建造了另一种更为轻便的被称为“山”腹弩的武器。
比顿的文字在描述和尺寸上是如此精确和一致，以至于上述六种战争器械的重建可以仅仅依靠现存的文字手稿而不用参照图纸。这本书的留存本身就证明了后世对于比顿著作的兴趣，同时更为有名的拜占庭技术专家希罗（Heron）也对此进行了引用。
在讲述罗马对锡拉库萨（Syracusa）的围攻时，波利比乌斯描述了一支海军使用桑布卡的行动，这是一个具有真实军事和技术内容的精彩故事：
梯子有4英尺宽，高度等于墙的高度……两侧都有矮防护墙，上有一层相当高的屏风作为遮挡。然后，它被平放在……船上……长出船头许多。桅杆顶上有带绳的滑轮，使用的时候，他们把绳子系在梯子的顶部，站在船尾的人通过滑轮拉它们，而其他人则站在船头用道具支撑引擎，确保梯子安全升起。在这之后，船外侧的桨手们将船拉至海岸，船员们则努力将引擎安置在墙上。在梯子的顶端，有一个三面用柳条屏风保护的平台，4个人站在上面，对抗那些从城垛上试图阻止在墙上安装桑布卡的敌人。一旦他们架设好高出城墙的桑布卡，平台上的士兵们就可以拆下三面的柳条屏障，攻下城垛。[21]
这就是看上去无懈可击的海堤却被下面的船只有效攻击的原因了。在公元前214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second Punic War）中，罗马指挥官马库斯·克劳迪乌斯·马塞勒斯（Marus Claudius Marcellus）希望依靠桑布卡从海上迅速地征服锡拉库萨——可惜的是敌方的总工程师是阿基米德（Archimedes），他发明了强大的反桑布卡钩杆，能够放倒攻击梯及敌人乘坐的船只。围攻持续了两年多。马塞勒斯的溃败引起了驻军的嘲笑，但是他对此的反应却值得我们尊敬：“阿基米德用我的船将海水舀进他的酒杯，而我的桑布卡队伍在宴会中则被屈辱地鞭打。”
拜占庭的菲隆（Philon）是公元前3世纪的另一位技术专家，但他的研究范围要广得多。他有许多著作，内容涉及工程数学、杠杆、港口建造、弓弩武器制造法（Belpoeica）等，其中气体力学一卷只有阿拉伯译文留存于世。他把自己的著作汇集成力学的全面综述，即《机械原理手册》（Mechanike syntaxis），然而除了《弓弩武器制造法》（Belopoeica）之外，其他大部分成果都丢失了。[22]在序言中，菲隆坦言很难解释如何足够精准地建造他提出的机械，使它们都能达到一致的使用效果：
许多人使用相同的架构方式、相似的木材和金属来制作同型号的引擎，重量甚至都没有改变。效果却参差不齐，有些引擎影响力巨大和且射程更远，而其他的则无法做到。
他的补救办法是非常精细的计算——强调数学是工程学的基础，尽管菲隆和其他人一样误读了亚里士多德，他没有写过重量大的物体下落速度更快的言论——人们本可以在实验中予以纠正，但是这样的错误却持续了很久（传说是伽利略纠正了错误，但其实是在他之前）。太容易接受权威正是拜占庭的弱点，但是他们显然明白数学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建筑还是军事工程中。
菲隆的《弓弩武器制造法》描述了扭力驱动的箭头和火炮弹射器，它通过头发或肌腱来获得弹性；叙述了带有伸展装置的射箭引擎，同时对普通弹射器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这些弹射器的操作受到了脆弱部件的影响；记录了可能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负责人、公元前3世纪的数学家克特西比乌斯（Ctesibius）的青铜弹簧引擎（chalcentonon），这是一个由双面扭力箱里的青铜弹簧驱动的引擎，还有他的空气动力弹射投石器（aerotonos katapaltes lithobolos），这是一个完全原创的气动抛石机，由青铜气缸和活塞驱动；另外，菲隆还记载了一种连发弓弩（polibolos katapaltes），由一位不为人知的亚历山大城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Alexandria）发明——这是一种奇妙的机器，它利用重力作用不断地由上方的弹药库提供补给，又通过旋转装置进行放置，从而做到可以快速连续发射19英寸长的弩箭。这不是幻想——文字显示菲隆调查了这样的机器，他的描述非常精确，足够让聪明的现代编辑E.W.马斯登（E.W.Marsden）画出它的全部细节，因为原来的图纸已经丢失了；顺便提一句，马斯登注意到，在1894～1895年的战争中，使用连发十字弓的中国人在面对装备有螺栓式弹夹步枪的日本步兵时一败涂地，而中国人的竹制武器甚至远不如公元前304年围攻罗德岛时所用的亚历山大城的狄奥尼修斯所发明的连发弓弩。[23]
为了确定这些早期著作对拜占庭的影响，由阿尔方斯·戴恩（Alphonse Dain）撰写、J.A.德·福柯（J.A. de Foucault）修订的著名的信息纵览仍是不可缺少的指南，这是戴恩在编辑拜占庭军事文献方面所达到的学术成就的顶峰。[24]
亚历山大的希罗（Heron of Alexandria）以其“古典力学”研究闻名于世，他深受著名的克特西比乌斯的影响，在继续研究不那么具推导性但更为精确的希罗机械之前，戴恩先引用了数学家阿斯尼乌斯（Atheneus）在公元前1世纪发表的关于战争机器的专著。戴恩认为希罗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到2世纪，其他编辑则认为希罗生活在两百年之后。但是考虑到那个时代的技术停滞，希罗生活的时间对于拜占庭读者来说是不重要的。
希罗的两部作品幸存了下来，《弓弩武器制造法》描述了火炮投射武器，书中有76幅插图，对大部分部件进行了极为精确的描述；还有一部不完整的《手持弹射器》（Cheiro ballista），书名暗示了这是移动的箭式弹射器——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法国建筑师维克托·普罗乌（Victor Prou）实际上在19世纪70年代建造了一个青铜弹簧弹射器的模型；然而，一位斗志旺盛的德国编辑重新审视了现存文本，研究显示现存文字并没有描述出整个武器，只是描述了一些机械部件，它们的希腊语名称都以字母K开头（例如kanones，kleisis kamvria……），这使该编辑认为此书的残存片段只不过是一本K字头的机械字典。但最近也是最权威的编辑E.W.马斯登则认为，这些部件确实能够组装成一种武器，特别是图拉真柱（Trajan’s Column）上所描述的肌腱驱动弹射器。[25]毫无疑问，《弓弩武器制造法》本身的确对武器进行了完整的描述，该书的序言大胆论证了研究战争的好处：
大部分且最基本的哲学研究是关于和平的（唉，那是在语言学战胜哲学之前）……而且我认为，通过论证的方法，对和平的追求永远也不会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力学，通过它最小的分支之一——我的意思是，当然，通过处理所谓的“建设炮兵”这一分支——其成就就已经超越了这方面的辩论，同时教会了人类如何过平静的生活。有了它的援助，人们在和平时期将永远不会受到敌人的袭击。
换句话说，就是拉丁语的“si vis pacem para bellum”：如果你期待和平，就准备好战斗。[26]
公元前1世纪的“哲学家”阿斯克列庇欧多图斯（Asclepiodotus）是另一个生活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他撰写了文不对题的《战略技术》（Techne Takhtike）一书。[27]此书没有恰当地定义当代罗马战术或者任何时代的战术。相反，书中对马其顿方阵的军阶、头衔、结构、等级、部署和操练动作进行了极其详细甚至是乐此不疲的描述，因此它在词汇上的贡献是有价值的——尽管许多单词未经证实。许多操练的示意图也出现在手稿中，图中使用了无数的符号来记录每一次移动的规定位置。但对拜占庭士兵来说，这一切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方阵战术已经过时了（14世纪和15世纪主宰欧洲战场的瑞士矛兵和护盾兵都是采取总队作战，正如他们手持长矛的拜占庭先辈们一样）。
这一作品的过时性更加突出地体现在第八章中对作战战车的描述上（两辆战车被称为一对“zygarchia”，两对战车被称为一双“syzygia”），即使在当时，这也是完全过时的，第九节关于战象的描述也是如此（一头大象的首领被称为动物指挥官“zoarchos”，两头大象的指挥官被称为“therarchos”），最后一次使用这样的称谓——其结果是失败的——是公元前46年在位于现代突尼斯的塔普苏斯（Thapsus）对阵朱利乌斯·恺撒的时候，由其指挥的第五云雀军团（Ⅴ Alaudae）的士兵用斧头砍去大象的腿从而获得战争的胜利，军团从此将大象作为吉祥物。
1世纪的奥纳桑德（Onasander）或欧内斯多罗斯（Onesandros）所著的《将军》（The General）是一部更广为人知的著作，但是戴恩对其并不欣赏。他嘲笑作者是一个“小希腊儿”（graeculus），这是大多数罗马人在早期罗马帝国时代对正在成长的希腊人的嘲讽。戴恩还诋毁他是罗马大师们的奉承者，著作完全缺乏有用的原创性；戴恩写道，他的书中充满了晦涩的审慎忠告和空洞的劝诫。[28]
拜占庭人不同意这一观点，因为该书曾在6世纪被约翰·吕底安（John the Lydian）引用过［请查看其撰写的《罗马城邦的行政》（De Magistratibus reipublicae Romanae）一书的卷一第47章第1节］，并作为附录被帝国文献编辑家利奥六世完全收入他的《战术》（Taktika）中，同时还被著名的将军和作家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在10世纪提及。但是在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许多人与戴恩持相同观点，因为戴恩自己列出了1494年以后的许多版本和译本，并提到了对那个成功的、有思想的士兵马雷夏尔·德·萨克斯（Marechal de Saxe）的赞扬，这在几个法文版本中都有所引用。因此现代读者会发现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褒贬不一的。《将军》一书能够很好地为选择将军和判断优秀将军们的特点提供参考——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联想到不合适的人选——第三册中的将军委员会也是很有益的：
单凭一个人的判断而采纳他的意见是不安全的……然而，将军既不能犹豫不决，以致完全不相信自己，也不能固执到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有比他更好的主意。[29]
对那个时代而言，第四册中认为战争应该有正当理由的建议是具有创新性的：
所有人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人们是为了正义而战斗的……（士兵们）应该清楚他们不是为了侵略而战斗，而是为了防御，完全地贡献出自己的勇气，良心不受邪恶的图谋。
那时我们距离为个人荣誉而战的荷马战争，或毫不掩饰地以战利品或帝国扩张为目的的战争还很远——这显然是很早就出现的功能性“正义之战”的论断，也是马雷夏尔·德·萨克斯所欣赏的。
书中的战术建议也没有什么错——即使既不新颖也不详细，但它是有用的。书中讲述了从前进队形到危险的纵列行进（第七册），营地的建造和更换（出于卫生的原因），小心地觅食，捕获间谍——如果敌人军力很弱，被抓获的间谍就会被杀掉，如果敌人军力非常强大，他们就会被释放——诸如此类，还包括一些人们并无期待，戴恩认为是无能的军事行为（“nullement versé dans l’art militaire”[30]），如在战斗中保留一支后备部队，以便在关键时刻进行干预；这就是让将军主导这场战斗的原因，如果没有这样未指定用途的后备军，将军不过是旁观者罢了。总的来说，读者可能会因为他所有辉煌的学术成就而同意拜占庭人和马雷夏尔的观点，而不是戴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