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懂得多种语言、多才多艺且跨国籍的塞克斯塔斯·朱利乌斯·阿非利乌斯（Sextus Julius Africanus）称为Sextos Ioulios Aphrikanos或者更恰当，因为他用希腊文进行写作。阿非利乌斯于180年在耶路撒冷出生，很可能是一个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汇聚了迥然不同的主题后，他撰写了《芸萃》（kestoi）（kestoi的字面意义为刺绣，但有可能是护身符），并将其献给皇帝亚历山大·西弗勒斯（Alexander Severus，222～235年在位）。[31]只有一部分书稿幸存下来，包括一些军事方面的知识，但他真正的才能是在逻辑和数学方面，他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各种事物。他因此成为基督教的创始编年史家，常被尤塞比乌斯（Eusebius）和其他教会神父引用，最令人好奇的是，他还运用逻辑和数学知识研究了箭的飞行。
他一开始就断言，一支箭能够在一昼夜，也就是24小时内，飞越25000斯塔狄亚[32]（stadia），也就是4675公里的距离。然后，他解释了如何用一个巧妙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点，在这个实验中，距离被时间所取代，最终的计算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在一个小时内，不会有超过6000支箭被连续释放出来。实验是成立的，因此推断所用的计算也是有效的：不考虑初速度的下降，24小时内飞行4675公里的速度相当于每小时194.8公里，这个速度相当于50～55磅级现代中型弓的初速度，仅略高于古代复合弓的现代复制品的速度。[33]
没有人想到拜占庭军事文献于公元6世纪首次达到巅峰，以乌尔比修斯（Urbicius或Orbicios）献给阿纳斯塔西奥斯一世的《战术》（Taktikon）为起点，这本书仅仅是艾利安关于方阵战术的总结，大部分只是术语。乌尔比修斯还有另一部更不起眼的作品——《发明》（Epiedeuma），在书中，他为应对异常猛烈的蛮族骑兵而设计了一个奇妙发明：杆（Kanones）。它们是可移动的三脚架组件，其尖端处可以首尾相连以保护步兵——在他的形容中，这是一种轻型投掷步兵，没有配备坚固的长矛和可以抵挡骑兵攻击的大盾牌。[34]
叙利阿诺斯大师（Syrianos Magister）的海军战术
叙利阿诺斯大师也并非令人印象深刻，但现在人们认为他幸存下来的作品——接下来要探讨的最近出版的《拜占庭无名氏战略论》［Anonymous Byzantine Treatise on Strategy，以前被称为“战略论”（Peri Stratgikes或de re Strategica）］和《军事修辞学》（Rhetorica Militaris），以及将要探究的海上战事片段——都无法代表其遗失的全部文献。
关于海战部分的遗留文献源自更古老的9世纪的叙利阿诺斯，从第四节中间的一个片段开始，文献首先建议当船员们登陆海岸时，他们应该立即排成战斗队形，直到完全确定附近没有敌人。
这提醒我们，虽然海军在战舰上，但所有的海战都是水陆两栖作战，因为船上常常需要淡水补给，士兵们只有在岸上才能得到适当的休息——这与划桨者究竟是公民，还是专业人士或奴隶（尽管拜占庭海军不使用奴隶）关系不大，没有人能在缺乏优质睡眠的情况下划好船。
其次，作者建议划桨手也应该会游泳和潜水。有格斗技能的游泳者将是非常高效的。他们可以偷偷切断敌方船只的锚绳，使船只撞上水流推动的礁石，即使被敌人看到，他们也能通过潜水躲避追捕。[35]
在第五节中，作者指出，将军（strategos）——一名军事领导人但不一定是海员——必须是风、洋流、浅滩、港口和所有海洋事物方面的专家，而且每一艘单独的船只必须有一名这样的专家，因为船队很容易被风分开。此外，每艘船至少需要有两名桨手熟悉如何修理船体，而且他们都必须知道如何用衣物和毯子堵住漏孔。
情报在第六节中出现，带给我们有用的建议。在最轻快的船上，桨手的选用标准是耐力而不是勇气，因为他们的任务不是战斗，而是观察和报告，他们需要寻找隐藏在海角或岛屿、港口或河口的敌舰。舰队将派出四艘快艇，两艘距离舰队6英里以内，另外两艘则冒险出航，以便在船与船之间传回预先安排好的信号。有能力的侦察兵在陆地上也需要。在第七节中规定了传递信号的方法：近距离时使用白色板材，更远的时候使用烟雾信号，在阳光下则使用镜子或磨得发光的剑。每种类型的代码都是具有深意的。
更详细的战术解释出现在第九节中。对于海上舰队来说，保持紧密的队形与在陆地上维持井然有序的队列同样重要；要学会这个技能，舰队不应该等待战斗，而是要不停地变换队形。将军一般在一艘更大的船上进行指挥，大船的行进速度很慢，所以必须有两艘快艇供将军在舰队中发号施令。其他更大的战舰应该组成前线，就像陆地上全副武装的步兵所做的那样。
纳尔逊将军（Nelson）不会赞同文献中所提出的整个海战理念：舰队并非总在寻求战斗，也并非总是处于攻势之中，因此他倡议将军在进入战斗前要保持谨慎。首先，他必须问自己和他最信任的下属是否真的有必要去加入战斗。接下来，他要再次评估力量的平衡，如果多人表达了同样的意见，那么他会相信撤退为上计。即使他的舰队更强大，他会被提醒，寡不敌众的人也可能获胜。如果双方实力相等，敌人不进攻，将军也不应进攻。
这种谨慎不是战术上的，而是战略上的，来源于拜占庭式战争的本质特性。找出敌人的主力舰队，调遣手中的每一艘船去攻击它，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纳尔逊海战的唯一正当目的，就像拿破仑和克劳塞维茨的陆战一样，所有追随他们的人直到现在也是如此。这个基本前提也被联合帝国的罗马人所认同：战争是为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为它将摧毁敌人并带来和平——显然是对胜利一方而言。结局既是欢乐也是无可挽回的。
但拜占庭人知道这并不是结束，如果旧敌人被彻底击败，新的敌人就会出现，甚至有可能会更险恶。在这种情况下，未被摧毁的敌人舰队可能是有用的，因为新到来的人对旧敌人的威胁可能不亚于对帝国的威胁。在陆地上也是如此，消灭一个逼近帝国疆界的敌人，只会给下一个威胁帝国边界的敌人创造空间。
因此，对拜占庭人来说，不可能是为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战斗，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事情，而只能用权宜之计、战争的诡计和伏击来削弱敌人，以遏制眼前的威胁，不得已的情况下双方才会采取任何形式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这就是每一篇严肃的拜占庭军事著作所论说的战略意义。
对于作者来说，最困难的情况显然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敌人强大得多，但战争却无法避免，从而使城市暴露于攻击之下，该怎么办？那么舰队就必须以少胜多，通过战术机动和谋略取胜。利用风的作用，在岛屿或海峡之间的狭窄水域作战，对寡不敌众的一方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敌人的兵力将无法全部部署，敌人的许多船只也将远远落后，无法作战。分割敌方的舰队是另一种方法，要么在所有船只集合之前到达，要么打乱敌人的阵形，这样一来，总数较少的一方也可以在每次对战时超过敌方实际参战的人数。
作者再次建议避免战争，并建议如果这导致了敌人的掠夺行为，那么他们可以通过袭击敌人的海岸来进行平衡。
当战斗真正到来时，将军必须准备好鼓励队伍中勇敢的士兵，威胁怯弱的士兵；即使在打头阵的战舰队列中，也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逃兵或更糟的情况，桨手的划桨速度变慢甚至停止。如果劝诫失败，将军应派出快速的轻型船只去杀死跳入水中的逃兵。由于中等大小的船只无须害怕小型船只，在速度上也能够超过大船，所以在正面战斗已经开始的时候，应该被派遣到敌人舰队的后方进行攻击。中型船也适合作侧翼护卫。
作者建议的详细战术是现实的，他在第十节中献给将军最后的话也是如此：胜利时保持谨慎，战败时不要绝望，召集幸存的船只改日再战。
《论战略》/《战略简述》
在最近编辑出版的乔治·T.丹尼斯（George T. Dennis）的著作中，《论战略》/《战略简述》被翻译成《拜占庭无名氏战略论》（The Anonymous Byzantine Treatise on Strategy），但传统上被称为《论战略》（Peri Strategikes）或更常见的《战略论》（De Re Strategica）。戴恩和福柯认为这本著作可以追溯到第6世纪后期——主要是因为作者在文中暗示了6世纪的贝里萨里奥斯将军（Belisarios）是一个近现代的人。[36]然而在最近，这本著作更令人信服地被认为是一本更全面的军事问题论著的幸存片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幸存章节，其作者是难以捉摸的叙利阿诺斯大师，据记载他是9世纪晚期的人，但是这本书也同样包含了更古老的材料。[37]虽然现存于世的作品都不是令人惊叹的，但是其主要著作的遗失就能解释为什么备受推崇的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和君士坦丁七世都如此欣赏叙利阿诺斯了。
该著作的第一页不见了，但除此之外，这篇著作是完整的，而且有实质内容。尽管戴恩认为作者不是一个具有实战经验的士兵或有经验的将军，而是一个“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丹尼斯并不赞同著作中的论述，但是军事工程章节的现实主义倾向令他印象深刻，这显示了作者即使不是战地指挥官，也应该是部队参谋或者战斗工程师；[38]此外作者对古代作者的熟悉，以及他偏爱彻底过时的文献胜过6～7世纪的专业知识，都表明戴恩的观点是对的。
这篇著作的前三个部分是关于社会和政府的，然后在第四部分转变为论述战略本身，这是“整个政府科学最重要的分支”。他的定义很简洁：“战略是指挥官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击败敌人的手段。将军是实施战略的人。”有趣的是，在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之前，作者觉得有必要为他的关注点做辩护。在20世纪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之后，人类已经就战争是非法的达成共识。但这一过程肯定早在6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受基督教的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仍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作者写道：
我深知战争是邪恶的，邪恶之最。但是，由于我们的敌人显然把我们的流血看作他们的基本职责之一，并上升到美德的高度，而且由于每个人都必须用语言、文字和行动捍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因此我们决定写关于战略的东西。[39]
接下来的内容有些是理论，有些是怀旧——长久地被希腊作者们引用的马其顿方阵，但是至今这种战术仍未与罗马人的统治相协调——还有些对于接下来的拜占庭指挥官们而言是操作性更强、帮助更大和更有现实意义的。在“良好防御”一节中，内容是关于警卫和岗哨、操作火焰信号、堡垒等，其观点虽然明智但不新颖，对于任何情况都叙述得太笼统，不具有真正的指导意义。另外三节是关于如何通过地形来确定该地是否适合一个新城市、如何选择地点和如何建设新城市的，这些都只适用于出于战略原因而建立的边境防御城市；因此，针对布雷和攻城机械的对策部分包含了许多技术细节。除此之外，作者就如何检测和对抗敌人在城墙下布雷的方法进行了特别说明，包括有效和巧妙的反地道技术。
事实上，对于罗马人和拜占庭人来说，建造坚固的防御城市可以作为军区战略的一种工具，但是考虑到成本问题，这必然是一种罕见的应用。最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东南部的达拉或阿纳斯塔西波利斯（Anastasipolis），也就是现在土耳其东南部马尔丁省的乌古斯（O?uz），由阿纳斯塔西奥斯一世在505～507年建立。作为一个要塞城市，它显然是为了巩固帝国对这一经常受萨珊帝国威胁的边境地区的控制。[40]它的位置证明了这一点：它位于距阿米达以南60罗马英里的地方——装备精良的军队4天即可到达。阿米达是一座更伟大且竞争更激烈的堡垒城市，359年沦陷于萨珊波斯人，363年被收复，502年再次被萨珊波斯人夺去，504年重新收复，602年又一次败北，628年收复，640年沦陷于阿拉伯穆斯林；尼西比斯，今土耳其的努赛宾，在其以东15罗马英里的地方。在363年签订和平条约被割让给萨珊波斯人之前，该城一直是边疆的坚固堡垒。作为后来居上的替代者，达拉持续受到攻击。在573年至591年和604年至628年，也就是最长的且最后一次波斯战争期间，达拉落入萨珊波斯人之手。
马塞利纳斯·康慕斯（Marcellinus Comes）对当时城市建设的记述，与《拜占庭无名氏战略论》（下称《无名氏论》）第10～12节中的叙述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皇帝阿纳斯塔西奥斯（Anastasios）……派遣了杰出的工人，下令动工。他让卡利奥皮修斯（Calliopius）……负责这项工程。的确，他以奇妙的洞察力，用锄头划出一道犁沟，以便把地基建在小山丘上，并最终填平地面；他用坚固的石墙将它四面包围，直到城市边界的边缘。他还围住了一条名为科迪苏斯（Cordissus）的溪水，这条溪水奔腾着呼啸而过，在第五个里程碑处，把这座新城分割开来，然后在每个末端都流入一个隐蔽的入口（在墙下）……所谓的海克力士塔（Herculean tower），即城市的巨大瞭望台，建在较高的地面上，并与城墙相连。它向东隔着萨珊波斯边界与尼西比斯相望，向北与阿米达相望。[41]
尽管拥有军事经验，但《无名氏论》的作者转而讨论战术时却出现了一种古典主义倾向；他反复提到“古代作家们”。[42]他没有指名道姓，但可以确定是上述提到的罗马军事作家艾利安和阿斯克列庇欧多图斯。他对步兵的描述简单得多，但用处不大，因为它讨论了过时的方阵战术及其装备——他写道“矛应该尽可能长”（16，31），并称呼矛为希腊长枪（dorata），这是比马其顿的萨里沙（sarissa）更为古老的用法——以及骑兵方阵和行进中的方阵。当时，查士丁尼的步兵主要以更简单、更流畅的阵型作战——假使骑兵占主导地位，也不太可能是马其顿骑兵，而是罗马骑兵，复合弓的射击威力增加了冲锋的冲击力，标枪和剑可以随时进行近距离战斗。作者一定很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但身处一个从辉煌走向衰落的时代，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治下的马其顿人显然仍保留了他们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甚至对其他地方较为务实的作家来说，也不例外。
在下一节论述“过河”对抗敌人的抵抗时，书中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论调——读者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当然作者也不再附和“古代作家们”了。他首先指出，要顺利过河需要凭借射击优势，并建议使用带有“大炮”的甲板船发射飞弹和石块，同时甲板下的人则继续通过舷窗射击。出于对其军事专长的质疑，作者对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os）的独创性想法进行了讨论，据推测，后者应该指的是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罗斯，是横跨多瑙河的图拉真浮桥（Trajan’s bridge）的建筑师，这座浮桥在古罗马政治家与历史学家卡西乌斯·迪奥（Cassius Dio）的《罗马历史》（Roman History）一书的第68卷的第13章中有所描述。阿波罗多罗斯富有想象力的建筑模型在罗马尼亚的塞韦林堡（Turnu Severin），也就是罗马称之为德罗贝塔（Drobeta）的城市展出。他建议沿着河岸造一条与河一样宽的木筏。在上游末端，增加一个炮塔，由弓箭手驻守。当一切就绪时，下游端被固定在河岸上，上游端则被推到水流中，以便甩向敌人所在的河岸。在炮塔射出的箭的掩护下，部队就能够着陆了。
实际上，这是浮桥的一种变体，有些桥很长，是由拜占庭人和波斯人建造的。在627年12月，从皇帝赫拉克勒斯手下逃出来的绝望的库斯劳二世越过底格里斯河下游，“并且切断了他身后浮桥的缆绳”。[43]但那是一座以通常的方式建造的桥梁，用长圆木固定住水流中的船只，在上面铺木板，形成桥面，当然也要将两端固定牢。摇晃水流中的长桥是很艰难的。这正是作者不再惊叹于阿波罗多罗斯杰出建议的原因：
在理论上，这种做法似乎是合理的，但在实践中，我不认为它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仔细想想。如果这条河很窄，我肯定敌人的箭会很容易地阻止我们建造木筏。即使在这一点上不必担心，建造或操纵这么大的木筏也是不可能的。木筏的宽度显然应该与它的长度成一定比例；否则当两端都固定在两岸时，水流就会把它弯成弓形，最终把它弄成两半。此外，木筏的厚度必须与其宽度成比例，特别是因为木筏还必须为塔楼、护墙和庞大的战斗群提供支撑。如果它足够厚的话，那么整个建造就不可能了……在我看来，利用船要安全得多。[44]
当然，除非船只很小，否则很难把船运到渡口。如果是这样的话，士兵们只能通过一次装几艘船，每艘船装载很少货物的方式到达敌人的河对岸，在没有稳定的射箭平台的情况下，几乎无法抵抗敌人的登陆。但作者有一个非常实用的解决方案：他建议，在远离作战点的地方，可以通过拆分组件的方式建造大型船只，“标明每一块部件的位置以便组装船只”。通过这种方式，大型攻击船可以用马车和驮畜的方式拆分运输：“当我们到达河岸的时候，船只的木材会再次被组装起来，用沥青和蜡填满它们的接缝。”[45]
在这个合理的建议之后，接下来有更多古典主义的战术建议，内容涉及军队方阵操练活动（转弯和来回推进）以及如何以纵列或横排的方式进行反击。（这些都是古代作家们所命名的反攻技巧。他们补充说，每种方法都有三种执行方式。）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见识了阿斯克列庇欧多图斯对词素文字的痴迷。但在此之后，书中还有更多具备实用价值的建议，比如建立营地、在营地内分配空间——骑兵应该在中间地区保持马匹的平静，并使其免受弓箭的伤害——还包括加固营地、将军们如何在战斗中最好地传达命令（通过声音、号角、各种信号），以及对战斗的处理。作者继续使用“方阵”一词，但现在这个词显然是对步兵阵型的通称，而不是单指马其顿的长矛突击步兵方阵。
更多的叙述是关于何时交战与何时避免战斗的：“如果我们有可能失败，那么明智的做法是直到接近日落才与敌人交战……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受到严重伤害，因为我很清楚，夜幕降临将阻止追击。”[46]这来自战斗经验，但不一定是失败的一方。就在此之前，作者引用了贝里萨里奥斯在面对他无法抵抗的强大力量时的补救办法：他会撤退，但事先要摧毁敌人的供给，以迫使敌人分散兵力、各自觅食，然后再以他们的优势部队与敌人战斗。
作者在接下来的几节中给出了战术部署的建议，也是很实际的，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他的“方阵”是一种当代军力，而不是对古典战术的再现，因为他的步兵在面对骑兵时是使用弓箭，而不是马其顿的萨里沙：
第一、第二梯队的人要连续地用弓箭瞄准敌人的马蹄。其余的人都应以更高的角度射出，这样当他们的箭从上面落下时，就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因为骑兵无法用盾牌来保护自己和马匹。[47]
关于现在所谓的“战斗管理”，关于如何作战，如何保持后备力量以防止战事逆转，以及如何夜间作战，作者凭借其权威的战斗经验写道：
一般人认为晚上作战是一件简单的事……相反，这需要非常仔细的安排……如果在天空阴云密布、看不到星星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由熟悉道路和前方敌人营地的向导带路。他们应该把灯笼挂在矛上。灯笼的四周都应该被覆盖；其中三面的覆盖物应该是黑色的，剩余一面是白色的，这样灯光可以通过它照亮道路……这些人……应该穿着铁片楦底鞋，以防止铁蒺藜（上面有很多刺钉，刺钉朝上对着马和人）的伤害。[48]
作者还对夜间的有效攻击提出了其他详细的建议，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很多人谈论夜间战斗，而很少有人试图这样做——所有白天行动时会受到的阻碍，其程度在夜间都会加倍，即使有最新的夜视设备也是如此。
这段文字还表明，这位匿名作者是为感兴趣的公民写的，而不是为了指导将军们。随后关于伏击、接收逃兵和管理间谍的章节也是如此。他建议以两人一组的方式派遣间谍。这样一来，监视敌人的“驻扎”者就可以避免来回穿梭，他可以以做生意为借口，在公共市集通过另一个人将他的信息带回营地。“这样他们就能避开敌人的注意。一个人出售我们的货物或交换货物，另一个人提供外国货物作为交换，并告知我们敌人的计划。”[49]
另一节关于特使的内容已经被引用了，但是关于射箭训练的最后三节是特别实用的——它们确实可能是由另一位作者写的，他肯定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射手。他以解释如何训练弓箭手以达到军事射箭的三个目标为开场白：准确射箭、强力射箭和快速射箭。
“罗马式”的拇指-食指法和“波斯式”的三指法都应该练习，这样一来，当士兵对其中一种感到疲劳时，“他就可以使用另一种”。为了获得最大的力量，弓箭要被拉至耳朵边的位置，胸部的用力仅仅是参考了亚马孙人，亚马孙女人割掉右边的乳房以便能将弓拉得更大。[50]
从作战技术上讲，当敌人成列队阵形在正前方出现时，弓箭手的目标不应直指前方，而应以一个倾斜的角度绕过盾牌。
但主要的挑战是实现准确性。目标要宽，要高，因为如果学员“反复射击却仍旧射不中，就会失去信心”，靶子的宽度要“逐渐缩小，直到足够小为止”。作者指出，虽然士兵可能射偏，但他们“在高度上不应该有太大偏颇”——确实，调整发射的高度比纠正方位角要容易。最终，靶子的高度也将被降低，始终保持一个圆形的目标。随着射箭技能的提高，可以使用不同大小的孔作为目标，目标点逐渐从较大的孔变为较小的孔。下一个训练目标是移动类目，比如鸟类、其他动物，或者像用绳子拉的球这样的人造靶子。
为了训练士兵的力量，他建议使用“不易拉开或配备长箭”的弓，它们的满弓距离相应变长——与木制弓和韦格蒂乌斯的草箭道具相反。还有，为了使力量训练富有竞争性，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机器被建造：一个由360条线划分成许多度数的木圆盘，被水平地安装到插入地面的杆上；在同一根杆的轴线上有滑动环，另一个木圆盘垂直连接在环上以便旋转——并非易事。用钝箭瞄准垂直圆盘：“刻在（水平）圆盘上的线显示……射击力量的大小。较弱的射击力量会使（垂直的）圆圈转动，比如说，一度，较强的一击是两度或两度以上。”[51]弓箭学者乔瓦尼·阿马图乔（Giovanni Amatuccio）对该装置的工作原理进行了全面阐述，他说，该装置仍可以在射箭比赛中用于训练弓箭猎人。[52]
普罗科皮厄斯认为强大的射击力是6世纪罗马弓箭手的特点，他写道，波斯人
几乎都是弓箭手，他们比其他人更快地学会射击。但是他们的弓很弱，弦也不是很紧，所以他们的射击，或许可以击中一个罗马战士的上身盔甲、头盔或盾牌……但没有力量去伤害这个人。罗马弓箭手的确总是行动迟缓……但是由于他们的弓非常坚硬，而且弦非常紧，再加上是由更为强壮的战士操控，所以他们很容易杀死更多的人，因为没有盔甲可以阻挡他们射出箭的力量。[53]
最后，作者指出，训练战士们快速射箭需要大量的练习，这是纯粹的技术所不能替代的。他建议所有的人在射箭前都用自己的名字或符号来标记他们的箭头，然后不断射箭，直至收到停止信号。这样可以统计每个人射出箭的数量，以便计算他的射箭速度。
作者推荐的最后一种训练方法是让弓箭手以直线快速移动，同时向他的一侧持续射箭，直到箭被捡起，并在每个落地点上留下标记；在这条线对面56米处［30奥尔贾伊（orgyai）；一个奥尔贾伊为双臂展开的长度——约1.87米］另放一组标记。[54]士兵们将沿着第二条线快速地从一个标记走向另一个标记，同时瞄准第一行标记——模拟弓箭手在实战中的动作。在罗伯特·阿斯卡姆（Robert Ascham）的《射击》（Toxophilus）于1545年献给亨利八世（Henry Ⅷ）之前，没有比这更有用的著作了。
戴恩冷冷地鄙视了另一篇他认为是《无名氏论》作者的著作，标题是《军事修辞学》，这本书有48章，汇编了将军们的激励演说：“纸上谈兵的演说家跟随着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们。”[55]但自那以后，叙利阿诺斯大师一直被认为是这本书的作者，而这部作品“比戴恩认为的更重要、更有影响力”。[56]
当帝国不得不对抗阿拉伯人，以及更为广义的穆斯林，抵御带有强烈意识形态成分的圣战时，这本书就变得有影响力了。当一位伊斯兰边疆的埃米尔能够成功地袭击帝国领土时，他不仅得到了战利品和俘虏——他还证实了伊斯兰教对胜利的预言，提高了他本人作为征服英雄的声誉，同时削弱了皇帝作为信仰及其信徒捍卫者的地位。[57]意识形态的威胁引起了拜占庭的激烈反应。
[1] Alphonse Dain的调查仍然是不可或缺的，“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ed.J.A. de Foucault （1967），pp.317-392。
[2] Publius Flavius Vegetius Renatus，Epitoma Rei Militari.拉丁语内部文本：http：//www.intratext.com/X/LAT0189.HTM by Eulogos SpA—may they prosper. N.P.Milner，trans.，Vegetius：Epitome of Military Science （1996），pp.xxxvii-xli on dating.
[3] Bk.I，15，Milner，Vegetius，p.15.
[4] Sextus Julius Frontinus，Strategemata，trans. C.E. Bennet （1980），p.7.
[5] Sextus Julius Frontinus，Strategemata，trans. C.E. Bennet （1980），Ⅳ，vii，p.309.
[6] Sextus Julius Frontinus，Strategemata，trans. C.E. Bennet （1980），p.3.
[7] Peter Krentz and Everett L.Wheeler，eds. and trans.，Stratagems of War：Polyaenus （1994），bk.I，6-8，p.1：5 para.1.序言告诉我们，Wheeler将这部著作献给他的猫J.B.，因为J.B.“喜欢读希腊文”。
[8] 一项值得称赞的工作正在进行中，以可搜索的形式将《苏达》（Suda）的3万多个条目放在网上：http：//www.stoa.org/sol-bin/search.pl。
[9] James G. DeVoto，Flavius Arrianus （1993）中的希腊语文本和译本。
[10] E.g.，Cl. Aeliani et Leonis Imp. tactica sive de instruendis aciebus，ed. Meursius （1613）.
[11] Ala Ⅰ Augusta Colonorum，Ala I Ulpia Dacorum，Ala Ⅱ Gallorum，Ala Ⅱ Ulpia Auriana.
[12] Cohors ⅢⅠ Raetorum equitata，Cohors Ⅲ Augusta Cyrenaica sagittariorum equitata，Cohors I Raetorum equitata. Cohors Ituraeorum sagittariorum equitata，Cohors Ⅰ Numdiarum equitata.
[13] E.A. Thompson，A Roman Reformer and Inventor：Being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Treatise De Rebus Bellicis （1952）.
[14] Frank Granger，Vitruvius on Architecture （1983），p.xv.
[15] 后来两个术语的意思发生了颠倒：stone-throwing catapults and arrow-firing ballistae.
[16] Hygini Gromatici Liber de Munitionibus Castrorum （1887/1972），包括一个分析 （Die Lagerordnung），from p.39. 一个有价值的内嵌文本可参见 http：//www.intratext.com/X/LAT0347.html，最近的一个英文译本由 Cathrine M.Gilliver翻译，“The de munitionibus castrorum，” Journal of Roman Military Equipment Studies 4 （1993），pp.33-48 （我未能得见）.
[17] 也可参考John Earl Wiita，The Ethnika in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1977），p.101。
[18] Aeneas Tacticus，Asclepiodotus，Onasander，ed. and trans. W.A. Oldfather （1977）.
[19] Pyrrhus，Alexandros，Clearque（！），Pausanias，Evangelos，Eupolemos，Iphicrates，Posidonius，Bryon；Dain，“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p.321.
[20] “Biton’s Construction of War Engines and Artillery，” text in E.W.Marsden，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Technical Treatises （1971），from p.67.
[21] Polybius，The Histories，trans. W.R.Paton （1979），bk.VIII.4，4-9，p.3：455.
[22] Marsden，Artillery：Technical Treatises，from p.107.
[23] Marsden，Artillery：Technical Treatises，diagram 9，p.179；关于中国连发十字弩的论述，参见 p.178 n.106.
[24] Dain，“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ed.J.A. de Foucault （1967）.
[25] Dain，“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ed.J.A. de Foucault （1967）.，p.206.
[26] 参见Stephen Edward Cotter的调查，“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Siege Warfare in the Early Byzantine Period：From Constantine to Heraclius” （1995），from p.99。
[27] Asclepiodotus，” in Oldfather，Aeneas Tacticus，Asclepiodotus，Onasander，from p.229.
[28] Dain，“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pp.328-329.
[29] “Onasander，” in Oldfather，Aeneas Tacticus，Asclepiodotus，Onasander，p.389.
[30] “nullement verse？dans l’art militaire”英文为“not at all versed in military art”，即“对于军事艺术一窍不通”。——译者注
[31] Jean-René Vieillefond，Les “Cestes” de Julius Africanus：étude sur 1’ensemble des fragments avec édition，traduction et commentaries （1970）. 英文翻译和评论：Francis C.R.Thee，Julius Africanus and the Early Christian View of Magic （1984）. 参见不同的观点：Martin Wallraff et al.，Julius Africanus und die christliche Weltchronistik （2006）。
[32] 斯塔狄亚（stadia）是希腊表示距离的单位。——译者注
[33] Bk.Ⅶ，I，20. 我认可 Giovanni Amatuccio，Peri Toxeias l’arco di guerra nel mondo bizantino e tardo-antico （1996），pp.34，51-53.
[34] 这个文本突兀地插在标题Ourbikioi Epitedeyma （“Adaosul lui Urbicius”）下面，该标题来自Haralambie MihYescu，ed. and trans.，Arta militarY：Mauricius（1970），from p.368；also Dain，“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p.341.
[35] Dain，“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p.342.这个权威的版本是Dain’s own Naumachica （1943），但我参考的是 F. Corazzini，Scritto sulla Tattica Navale，di anonimo greco （1883）；from Roma Aeterna/Domenico Carro，www.romaeterna.org. Pryor and Jeffreys，Age of the Dromon，pp.457-481，中有一个较好的文本。
[36] George T. Dennis，ed. and 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1985），from p.11；Dain，“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p.343.
[37] 565～895年是外部限制；Salvatore Cosentino，“The Syrianos’s ‘Strategikon’：A 9th Century Source？” （2000），p.266，详尽地回顾了这个讨论，并支持稍后的一个Syrianos。
[38] V.Kucma and Col. O.L.Spaulding Jr. cited by Denni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p.3.
[39] Sec.4，in Denni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p.21.
[40]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ed. Alexander P. Kazhdan et al. （1991），p.1：588，col. 1；普罗科皮厄斯错误地将它的基本结构归功于查士丁尼，in Buildings，Ⅱ，I.4ff.，in Dewing，ed. and trans.，Procopius （1962-1978），from p.7：99.
[41] 来自丢失著作的断章，De temporum qualitatibus et positionibus locorum，附在 Mommsen’s edition of the Chronicle of Marcellinus ［Comes ］，in Brian Coke，trans.，Marcellinus Comes （1995），p.40.
[42] Denni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pp.3，47 n.1.
[43] The Armenian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trans. R.W.Thompson （1999），sec.127，chap.39，p.1：84.
[44] Peri Strategikes，19，38-51，in Denni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pp.63-65.
[45] Peri Strategikes，24，10-11，p.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