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的优点是简单——这是处于混乱战斗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但这意味着弓箭手和其他投射部队要么将武器发射使之越过前方重步兵的头顶，要么就不受他们的保护，分散在前线中，从而削弱了队伍抵抗冲锋或攻击的能力。在没有轻步兵的情况下，重步兵可以形成一级盾墙来击退骑兵，而后面的二级步兵可以举起盾牌，遮住头部，以抵挡俯冲而下的投射物。同样地，当发起攻击时，一组重步兵会比一支混合部队拥有更多的质量和动力，而轻步兵只有小盾牌且没有装甲。
在非线性阵列中，轻步兵单位和重步兵单位是分开的，以便使它们各自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个问题是通过以下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来克服的。如果有高地，轻步兵部队可以安全地驻扎在高地上，而且可以很容易发射投射物击中敌人——下方的狭窄通道是埋伏的理想地形；那么，地形优势就可以完全抵消轻步兵力量的不足，围攻时的城墙和塔楼也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否则，就需要更多的努力来克服这个古老的问题：轻型步兵部队必须在前后之间来回移动，穿过重型步兵部队之间的“走廊”。后者延长他们的纵列以缩短他们的正面战线，从而打开走廊，或者缩短他们的纵列以延长他们的正面战线，从而关闭走廊，形成一个连续的战线。
这听起来很复杂，但拜占庭人一直在这么做——他们的军队进行了大量的操练工作，而这些操练正是为了能够在战时迅速改变部队部署的纵深，从而改变他们战线的宽度。部队的正面战线可以缩小，整个战斗的战线也将缩小，从而使其与敌人的战线保持一致，或使其更深入、更灵活，或为轻型步兵或骑兵开辟通道。
如何将骑兵和步兵结合起来，以达到运作层面的协同效应也是一个困扰拜占庭人许久的问题。因为不同种类步兵的组合，即使是复杂的，也仅限于战术层面。
努力减少损耗不仅仅是保护稀缺资源的问题。还有一个战略上的原因是，即使成本很低，也要避免消耗。拜占庭人总是面对很多实际的或潜在的敌人。从来没有一个敌人的毁灭意味着冲突就此结束——正如苏联的解体曾经被一些人误认为是历史的终结。自从匈奴入侵以来，拜占庭人就知道，在敌人的后方，还有其他人在伺机对帝国发起攻击——这样一来，摧毁一个敌人，完全可以为另一个敌人打开前进的道路，而另一个敌人可能会更加危险。此外，昨天的敌人可能成为今天的宝贵盟友。讨好潜在的敌人，招募他们成为盟友，这一策略最初并不是由拜占庭人发明的，却成了他们的专长。因此，他们学会以一种明显的矛盾心态看待面前的敌人，不仅将他们视为必须予以反击的敌人和可能需要艰苦抵抗的直接威胁，而且将其视为未来可能的盟友。这使得消耗战术在战略层面上行不通，而且代价高昂。
有些时候，帝国确实追求获取最高的目标，特别是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下，北非汪达尔人和意大利东哥特人的力量被其完全摧毁，而且帝国不断地与保加利亚人作战，最著名的皇帝当属巴西尔二世。这些状况在拜占庭历史上如此罕见，以至于所举的例子以半个世纪为间隔。消耗战术的目标与拜占庭想要达成的战略目标完全一致，但仍然不适合拜占庭人，因为他们将需要更大规模的部队，并会造成相当程度的伤亡。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人缺乏前者，更负担不起后者，因此，就连查士丁尼在意大利的战争和巴西尔在巴尔干半岛的战争，也不是正面进攻或迅速决定的消耗战，而主要是长期的机动战役和围攻，这几乎不可能造成那么多的伤亡，因为拜占庭军队的总人数一开始就不多。
战备部队的严重短缺确实是拜占庭战争中的长期状况。[40]这不是因为541年的黑死病造成了灾难性的人口结构崩溃，也并不是因为缺少健康的可服兵役的男性。帝国绝大多数的敌人［除了分散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以外］也受到了同样程度的削弱，此外，帝国总是可以在境外招募新兵，而且经常这样做。即使是维持军事力量的高昂成本也不能解释这一短缺，因为帝国经常用黄金贿赂外国统治者，而这些黄金本可以用来购买更多的军队。
关键的制约因素既不是人力，也不是金钱，而是训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完成士兵训练所需的时间。考虑到帝国的战争风格，只受过基本训练的军队对拜占庭来说没有多大用处。它需要多才多艺的战争工匠，与团结和训练有素的部队结合在一起，随时准备执行不同的战术。部队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训练他们的战术，以达到这种能力，这需要大量时间。在现代军队中，包括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内的一些部队，征兵后不到6个月就可以参战，而服役一年以上的拜占庭士兵还没有做好参战的准备。这是普罗科匹厄斯关于拜占庭人在与波斯人的战斗中伤亡惨重的解释：
还有其他800多名勇士英勇牺牲……几乎所有的伊苏里亚人（Isaurians）都倒下了……他们甚至不敢拿起武器去对付敌人。他们在这方面完全没有经验，因为他们最近才放弃务农，陷入战争的危险之中。[41]
普罗科匹厄斯还记录到，为第二次意大利战役而在色雷斯招募的4000名士兵在一年后被认为在战斗中训练不足——毫无疑问，他们在行军过程中损失了很多时间，但即使是最初的训练也需要至少6个月的时间（在当代美国军队中则缩减到4个星期）。[42]
这造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战略问题。
从原始农业的微薄盈余中可以征收到的税款，无法负担一支人数齐备、训练有素的军队的长期花费；但也不能只在需要军队来对付敌人的时候才去招募青年男子，因为作战所需的训练时间太长了。
这一战术方向在一系列准则中得到强调：
当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被攻占时，重要的是开放城门，这样居民才能逃离，而不会被逼得走投无路。当敌人的防御工事被攻占时，情况也是一样。[43]
再一次强调，
当敌人被包围时，最好在我们的战线上留个空隙，让他们有机会逃跑。[44]
弗朗提努斯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但他的罗马同胞们通常希望在围攻结束后完全摧毁敌人并奴役战俘，而拜占庭人标准的操作手法是为敌人留下出路。最后，还有一条建议概括了这一原则：“一位明智的指挥官不会与敌人进行激战，除非出现真正特殊的机会或优势。”[45]
换句话说，即使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是肯定的，即使胜利是肯定的，也这也不足以成为开战的理由。
在拒绝消耗的情况下，拜占庭人必须有另一种战斗方式，事实上，战略战术主要包括两种合理的选择方案：战略（或战争的诡计）和“关系策略”，战术和作战计划是专门为绕过某一特定敌人的特殊优势和利用其特有弱点而设计的。
关于战略和关系策略都有较详细的描述，但它们也被概括为准则。在当今所谓“掩护和欺骗”的标题下，我们发现：“在敌人中散布你正策划一件事的谣言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就去做别的事情。”[46]和“如果敌人的间谍在测探我们的部队时被俘，那么当我们所有的部队都强大且状态良好时，释放他是个好的选择”。[47]
谣言为必须得到保密的真相提供了“谎言的护卫”。当然，防止向敌人泄露信息的安全措施是必要的，但可能还不够：如果有一些信息被泄露，只有一个已经到位的掩盖性谣言才能在内容上误导敌人。此外，欺骗本身就是一种武器：
当敌人派遣了一个代表团过来，应该向他们的领导人打听信息，并且他们一抵达就需要非常友好地予以招待，这样他们就会被自己的人民怀疑为通敌。[48]
还有：
在敌人中引起不和与怀疑的一种方法是，避免烧毁或掠夺敌方某些站在自己一边之显赫人物的财产，但也仅仅限于这些人的财产。[49]
拜占庭式战争
在“战前要考虑的问题”的标题下，《战略》在第七卷中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这位将军是明智的，他在进入战争之前仔细研究敌人，以便防御其优点，利用其弱点。”[50]
这是“关系策略”的前提条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战争方式，它的战术组成不同于单纯的战略，这也是罗马和拜占庭战争之间的区别之一，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罗马式的征服到拜占庭式的游击战争。”[51]但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游击队一词是不可取的，因为对拜占庭人来说，这只是几种战争模式中的一种。
当关系策略成功时，它通过回避敌人的优势和利用敌人的弱点来达到有效的军事平衡。在一场直接的消耗战中，除非有特殊的情况，3000名同等素质的士兵必须战胜1000人，如果具备相关的作战方法或战术，1000人很容易就能打败3000人。或者，如果军队规模相等，1000人可以击败1000人，但伤亡人数要少得多。再或者资源支出较少，或两者兼而有之。
所以，怎么会有人以其他方式战斗呢？
第一个理由是，要发现敌人需要避免的优点和可以利用的弱点，就必须了解敌人本身，这需要智力支撑，也需要努力克服情感上的仇恨，因为没有同理心就不可能对此战术有深刻的理解。[52]
拜占庭人也可能憎恨他们的敌人，但显然不足以阻止他们了解敌人的特点。即使没有被仇恨蒙蔽，强者和无知者也可能缺乏研究敌人的基本好奇心。事实上，超级强权通常会导致无知，因为它让人觉得没有必要去研究那些被鄙视的弱者。仅这一点就可以解释战争中许多令人吃惊的事情——从公元9年开始，帝国第十七、第十八和第十九军团被阿米尼乌斯（Arminius）、他的切卢斯克人（Cherusci）部落和其他日耳曼部落成员消灭，而这些成员不是完全忠诚于这三个军团，就是绝对服从或至少无力蔑视它们联合起来的力量，对很多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现代的溃败。拿破仑在1812年对俄国不识字的农奴和醉鬼军官的致命低估，导致他辉煌的胜利道路无可挽回地被摧毁，瑞典的查理十二世（Charles Ⅻ）于1709年在波尔塔瓦被笨拙的俄国新兵打得惨败，而拿破仑的错误又被希特勒以更大的规模重演了，那是在1941年，他开始摧毁斯大林率领的次等种族的军队。
罗马人不是种族主义者——如果允许这么说的话，他们是非常恰当的文化主义者——但他们太强大了，以至于对非罗马人的琐碎生活根本不感兴趣。除了鲜为人知的科尼利厄斯·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的《日耳曼尼亚志》外，罗马人并没有遵循自希罗多德开始的希腊民族传统，他们依据的是希腊托勒密（Ptolemaios，Ptolemeus或Ptolemy，83～161）的地理学传统，如果读者对此有兴趣的话，可做进一步了解。
拜占庭人则完全不同：他们的著作对外国人民的文化和生活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不仅仅是关于他们的统治和军事特征的实用主义情报——包括保加利亚人、克罗地亚人、捷克人或摩拉维人、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早期的历史和文化，都只能从他们的文字中被重建出来。[53]
作为“关系策略”确实在其推荐的战争形式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证据，《战略》一书第19卷的全部内容都是关于不同国家的军事民族志的——这是针对不同敌人设计不同作战方法的基本前提。此外，作者不满足于技术细节——除了敌人的武器、战术和作战的具体习惯外，还包括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54]
当与萨珊波斯旷日持久的斗争——一系列激烈的战争被正式的和平协议所保护的友好关系所打断——于7世纪逐渐走向其灾难性的高潮时，波斯人自然是第一个被想到的。首先，文本中说明他们是特别危险的敌手，因为他们是高度组织化的，就像拜占庭人，而不像不太文明和更个人主义的敌人：
他们喜欢通过计划和统帅来达到目的：他们强调的是有秩序的方法，而不是勇敢和冲动的方法……他们在围攻时是可怕的，但当被围困时，他们会更加强大。[55]
这是针对与波斯人进行阵地战提出的明确警告。作为一种先进的文明，萨珊波斯可以组织大量的野战军，即使在干旱地区也能维持他们的食物、饲料和水的供应。与因饥饿而被迫撤退的野蛮人不同，波斯人可以对设防的城市进行长时间的围攻，他们还具备破坏和攻破城墙的装备和训练。
在359年对阿米达的围攻中，士兵目击者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详细叙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其他器械中，他描述了带有投石器的移动铁塔，这些投石器是用来攻击城墙的。[56]
萨珊波斯人与拜占庭人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在战役中，他们在防御工事内扎营，在战斗来临时，他们用一条沟和一道锋利的栅栏围成一圈。这是拜占庭人高度组织化的另一个标志。另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没有继承罗马人的传统，在四个广场内有秩序的街道上建立帐篷营地，这四个广场是由“普林普利斯大道”（via principalis）和“普莱托利亚大道”（via praetoria，拉丁语为军营大道）相交而成；相反，波斯人无论如何都要在防御工事内搭起帐篷，这使他们容易受到突然袭击。
人们注意到，波斯人身披盔甲（大概是一件胸衣，即胸甲和背甲）和链甲，并佩带剑和弓。它没有具体说明是否指骑兵或步兵或两者兼而有之，但只有骑兵可能装备如此重的装甲。
当《战略》继续描述波斯人的装备和战术时，他们可以被利用的弱点开始显现：“他们在快速射箭方面更有经验，但他们的弓箭却不是很强硬。”这意味着波斯人只能使用更小或更轻的抵抗弓，这些弓可以被拜占庭箭术所超越。“他们真的被寒冷的天气，雨和南风所困扰，所有这些都使他们的弓弦变松了”——军事手册中经常重复这些有用的信息。拜占庭式的复合弓也有一个干筋制成的外缘，随着湿度的增加会失去弹性，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拜占庭战士会配备特殊的防水便携箱，同时，需要在雨中发射箭矢的时候，部队可以依靠他们的弹弓——那是每一个弓箭手都要在腰带上至少装备一个的东西。
“他们也会被精心组织的步兵队伍所干扰。”这明显反映出萨珊波斯人通常都是与不那么有组织的敌人战斗，譬如穿过奥克斯河（Oxus）的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西部的贝都因阿拉伯人，以及阿富汗和俾路支（Baluchistan）的游牧部落。对他们来说，拜占庭也是唯一拥有先进文明的敌人，波斯人不习惯看到井然有序的敌人，他们会保持警惕，这是可以理解的。波斯人也害怕“一个甚至没有任何障碍的战场”，因为波斯步兵都是弓箭手，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配备重型步兵来抵抗敌人的进攻：“他们本身不使用长矛和盾牌。”
至于波斯骑兵，“向他们发起冲锋是有效的，因为他们被要求快速骑行”，而且不像大草原上的骑兵那样，“他们不知道如何突然转向”以对抗他们的追击者。没有指明的原因是，波斯骑兵被训练成以队形作战，且不可能围绕每一个敌军军团来逆转整个队形的方向，因为只有当他们完全在同一时间转动时，才会起作用——没有任何一支庞大的骑兵部队能以如此的精确度来表演精湛的骑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很容易就做到了，因为他们总是以松散的队伍骑着马，并且习惯于互相操纵以避免碰撞和纠缠，以至于在没有阵形的情况下不受干扰。
出于同样的原因，《战略》建议不要试图通过旋转或掉头来阻止撤退——这些人会迎面冲进正向他们逼近的波斯骑兵队里，因为波斯人即使在快速追击的时候也要努力保持紧密的队形。建议的选择是偏离撤退的方向，向后转一半，然后以平行于敌人的路线前进，直到抵达波斯编队的后方。
这是他们的弱点：“（波斯人）容易受到攻击和来自侧翼的包围……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侧翼守卫。”
在萨珊波斯人之后，《战略》研究了“斯基泰人”，这么称呼是因为沉迷于拜占庭人对古典术语的热情，但紧接着又补充道：“这是与阿瓦尔人，突厥人，以及其他种族生活方式相似的匈奴人。”那时，他们是拜占庭人熟悉的一类种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骑着马的弓箭手，自匈奴人开始，最后是更多的阿瓦尔人，阿瓦尔人在他们祖先的敌人——第一个突厥汗国之前到达。[57]在这些人到达之前，其他草原民族也属于拜占庭人的管辖范围，特别是先由普罗科皮厄斯提到的嚈哒人（Hephthalites）。但是，在写到这些族群都是相似的之后，作者指出只有突厥人和阿瓦尔人的军队是有组织的，因此他们在战争中比其他草原民族更强大。
很明显，在这本著作完成期间，谁是帝国主要的敌人是很明显的——阿瓦尔人：“他们无赖，狡猾，在军事上很有经验。”
作者没有具体说明他指的是阿瓦尔人，而是说明了他们的武器是剑、弓和长矛：“长矛挂在他们的肩膀上，弓拿在手上，他们根据需要使用这两种武器。”这正是《战略》一书中对拜占庭骑兵的规定，还包括盔甲和正面铁甲，或者是阿瓦尔酋长的战马盔甲。此外，他们还强调，应该训练战士的骑射技术——这确实需要大量训练才能发挥作用。
在书中“避免敌人优势”的标题下，作者提出了许多警告。敌人看起来漫长的战线中会隐藏着大小不同的军团单位，而且还会有隐藏的作战预备队：“除了主要编队之外，他们还有一支额外的部队可以派出去伏击粗心大意的敌人。”
即使没有成千上万马蹄疾驰所带来的尘土，即使是在大白天，在与草原骑士作战时，也很难估计敌军的真实力量，从而无法决定是勇敢地发起进攻，还是坚决地进行防御，或者迅速撤退。因为拜占庭数量不多的指挥官们在所有军事手册中都被命令要这样做。这意味着在敌军周围进行侦察是必要的，因为敌军展示的正面形象可能会使拜占庭人低估他们的真正实力。
当他们追赶逃跑的敌人时，不会停下来进行掠夺，而是会继续追击敌人，直到将其完全摧毁。言下之意是，如果没有强大后方守卫来保证部队有序撤退，那最好选择站起来跟敌人战斗，而不是撤退。相反，如果他们撤退甚至逃跑，就不应该对其仓促追击，因为他们练习的正是快速转身和反击战术，也就是通过假装撤退来引诱追击者进入埋伏圈，最著名的例子是在484年，当时萨珊波斯国王佩罗兹（Peroz）被嚈哒人杀害。
当谈到敌人可以被利用的弱点时，作者首先提到他们伟大战马机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拜占庭骑兵不同的是，草原骑兵不止有一匹马，或最多有一匹备用马，他们骑着一大群马，这些马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肉类和奶类营养，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可以被再利用的马匹，所以即使在战斗中，他们也可以骑马返回去取一匹新马（他们将马匹拖到帐篷旁边）。
有历史目击者描述了当时库曼人的情况，在12世纪，他们取代了佩切涅格人成为拜占庭在草原上的战士盟友/敌人：
他们每个人至少有十匹到十二匹马，这些马必须跟随他们去任何地方；他们先骑一匹，然后再骑另一匹。每匹马在迁徙时，都会配备一个装着食物的鼻袋，它跟着主人吃东西，无论是晚上还是白天，它们都不停止行进。他们骑得也很辛苦，昼夜不停地至少要骑行六天、七天甚至八天。[58]
所有这些马都需要牧场，所有的鼻袋都需要补充饲料，这限制了草原战士的战略能力，尤其是在冬天。这个问题在利奥六世的著作《论问题》（Problemata）中有所描述，它是以问答的形式从《战略》中摘录出来的：
如果（敌人）是斯基泰人或匈奴人，将军必须怎么做？
他应该在2月或3月左右攻击他们，那时他们的马在冬天的艰难困苦中变得虚弱了。[59]
这摘自《战前第一天》（“Before the Day of Battle”）的第七章，尽管这也被认为是乌尔比修斯所著。[60]他们对牧场或饲料的依赖也意味着，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放火烧草来削弱草原战士们的力量。但更有力的补救措施是采取这样一种作战方式，将草原战士从良好的牧场转移到已经过度放牧的土地上，或者一开始就没有草的土地上。
其更大的弱点是结构性的。他们是骑兵，而不是步兵，在徒步作战时他们并不可怕，而且他们完全没有经过近距离作战的训练。因此，只要有足够多的弓箭手阻止草原弓箭手简单地站在他们面前向集结的队列放箭，敌人的骑兵就很容易被有组织的步兵拦截住。此外，虽然草原骑兵是最好的骑兵，但他们不是重骑兵，也没有重型步兵，所以他们会被拜占庭骑兵发起的肉搏战击败。因此，《战略》指出，必须选择平坦且畅通无阻的战场。
这表明，无论他们做怎样的努力，拜占庭人都不能指望靠高超的箭术来对抗草原上的大师们，他们不能像超越其他敌人那样，在射程上超越那些骑马的弓箭手。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尽可能快地拉近他们与敌人之间的距离，让双方放弃箭术对抗，转而进行刀剑、匕首和装甲的较量。当然，这是在骑兵冲锋产生影响之后。也有人说“夜间攻击也是有效的”，大概是因为草原上的敌人不能依靠标准化的训练来克服混乱。
他们还有一种政治上的弱点：“他们由如此多的部落组成，故而没有血缘或团结的意识。”因此，策反将是有效的：“如果一些人开始逃亡，并获得敌方良好的待遇，更多的人将跟进叛逃。”然而，这意味着战争的潮流已经转向：就像胜利使匈奴人和后来的阿瓦尔人赢得了更多受压迫国家和部落的追随者一样，而失败则削弱了他们。
拜占庭人的命运就是如此，他们不仅要与东部的萨珊帝国和北部草原的骑射手做斗争，而且要与北欧的勇士们进行斗争，后者在《战略》中被统称为“浅发民族”（“light-haired peoples”）。[61]它们被分作法兰克人、伦巴底人，“还有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人”：
法兰克人于539年从西北方进入意大利，就在拜占庭人战胜哥特人维蒂吉斯的时候，袭击了米兰（维蒂吉斯在拉文纳被围困，并最终投降）。普罗科皮厄斯描述了法兰克人战斗时的样子：
这时，法兰克人听说哥特人和罗马人都在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苦难……他们立即聚集起数十万人，在特尤迪贝（Theudibert）的领导下，向意大利进军：有一小队骑兵跟随着他们的首领，他们是唯一装备着矛［希腊长枪（dorata），不是长矛］的骑兵，其余的都是步兵，既没有弓箭，也没有矛，但每个人都带着一把剑、盾牌和一把斧头。现在，他们的武器［著名的法兰飞斧（francisca）］很厚，两侧都非常锋利，而木柄很短。而且他们习惯于在第一次冲锋时发出信号投掷这些斧头，从而粉碎敌人的盾牌，杀死敌人。[62]
伦巴底人（拉丁语为Langobardi）于568年从东北方进入意大利，距离554年哥特人的最后战败只有12年，但拜占庭人早在遭遇法兰克人或伦巴底人之前就遇到了许多其他的“浅发民族”，最近的一次是在535年进入意大利之前，他们在最终目的地北非击败了迁徙的汪达尔人，以及以锡尔米乌姆［位于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Vojvodina）的斯特林斯卡·米特罗维察（Stremska Mitrovica）］为首都的格皮德人，格皮德人在那里威胁着拜占庭人的土地，直到568年他们被伦巴底人和阿瓦尔人联合击败。当阿尔博因（Alboin）统治下的伦巴底人入侵意大利，从拜占庭控制的土地一直到那不勒斯附近的贝内韦托（Benevento），他们带来了格皮德人、巴伐利亚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的追随者，以及布勒加尔人，但是他们很快就被同化，拥有了共同的伦巴底身份。
作者在《战略》中开始抒发他的评论，给予其很高的赞美：“浅发种族的人非常重视自由。”早些时候，他曾把波斯人描述为“奴隶”，他们“出于恐惧而服从他们的统治者”——几千年后依然如此——并将君主制的政府（汗国）形式归因于草原民族，以及草原民族的统治者“对他们的错误施以残酷的惩罚”。
相比之下，浅发种族自由地为他们的荣誉而战斗，这给了他们力量，但也限制了他们的战术：“他们在战斗中勇敢无畏。尽管他们胆大妄为，但他们认为任何胆怯甚至短暂的退却都是可耻的。”因此，对他们来说，假装撤退或任何其他类似的策略都是不光彩的；这种“僵化”的英勇为拜占庭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然而，他们最大的弱点是缺乏投掷型攻击力，正如贝里萨里奥斯提到的意大利的哥特人，因为他们的武器是“盾牌、（长矛）和挂在肩上的短剑”，没有提到弓——然而，他们有弓，但数量不多，弓也不够有力。意大利战役从535年开始，时断时续，持续了30年，然而哥特人以及跟随他们的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并没有采用拜占庭人的复合弓，就像后者模仿了匈奴人的箭术那样。
为什么“浅发民族”没有采用更高级的武器？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太落后了，无法学会如何把一层层的马筋放在木芯上烘干，把骨板压下来，并用胶水把三部分的弓粘在一起。真正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哥特式装备流传下来尤其需要更高的技术才能；第二，“哥特人”是另一支被误称为民族的战斗力量，他们中间还有其他族裔群体，当然包括罗马人，甚至包括来自草原部落的追随者。
只有猜测才能解释这一谜团，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必思考得太远：哥特人没有采用复合弓，也没有采用它能接受的射箭战术，出于同样的原因，英国长弓在取得巨大胜利之后也几乎没有被模仿过（而且，这是一种非常笨拙的火绳枪，一只手需要握着枪械，在精确射程和射击速度上都不如弓箭）。无论是长弓还是拜占庭的复合弓，都需要通过不断的训练来获得和保持使用的熟练程度。
浅发民族追求自由的属性还没有与纪律性相共存，这就造成了可乘之机：“他们要么骑着马，要么步行——他们在冲锋中易冲动而不守纪律，仿佛他们是世界上唯一不是懦夫的人。他们不服从领袖。”因此，他们可能被引诱进行不顾一切地追击，那里却有强大的力量秘密等待着将其伏击。这可能在任何规模的战斗上都会发挥作用，如果战斗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引诱走，拜占庭人就可能赢得战斗。“他们很容易在侧翼和战线后方被伏击，因为他们根本不重视部署侦察兵和其他安全措施。”
因此，只有当他们在人数和冲动上的优势能够弥补他们的缺点时，也就是在全面战斗时，浅发种族才是真正令人望而生畏的。从逻辑上讲，下面的建议很有道理：“因此，在与他们作战时，首先要避免激战……而要利用精心策划的伏击、偷袭（利用他们没有侧翼警卫和侦察兵的弱点）和计谋。”
还有一个重要的非战术性建议：与他们谈判。“假装和他们达成协议。”为什么？我们的作者认为，目的是拖延战斗，以削减他们的热情，“因为部队缺乏补给”。对于不那么有组织的人来说，最大的弱点必定是后勤。除了在围攻中，在最坏的情况下，拜占庭军队都由帝国可靠地供养着，它的军队组成是收税员、政府职员和仓库管理员。但大多数时候，浅发族群这个群体都谈不上是一个国家，他们只有战斗领导。主要是在较高的作战层面上，这种最大的弱点可以被利用，通过一种弹性的方式，以最低限度的实战遏制敌人，使他们的补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耗尽。谈判也为分裂浅发族群提供了机会，部分原因是其潜在的种族身份可能会被唤醒，更有可能的原因是，正如作者之前所声称的，“他们很容易被金钱腐蚀”。
在编写《战略》时，多瑙河边界及其下游的巴尔干半岛，包括希腊大陆，不得不与斯拉夫人的骚扰、入侵和永久定居做斗争。与哥特人和其他浅头发的人，萨珊波斯人或匈奴人相比，斯拉夫人是更新的敌人。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关于斯拉夫人和安塔人［Antes，斯克拉沃伊斯人（Sklavois），或者更常见的是称其为拉丁文中的Sklavenoi，Antais，Antes］和“其他与其类似种族”的那一章节比其他章节要长得多的原因。他们是谁？斯克拉沃伊斯人可以合理地与斯拉夫人联系在一起，但这仅仅是因为这个词将其含义大致概括了——它确实包括许多民族，他们的多种语言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除非安塔人只是斯克拉沃伊斯人中的一个特别麻烦的部分，否则他们很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种族群体，而只是一个不同血统战士的结合体，就像阿兰人（Alans）那样，从高加索地区到现在的法国，他们被称为各种各样的骑兵；他们都只有一种营地语言，就像印度莫卧儿（Mughal）军队的乌尔都语一样。
另外，根据普罗科皮厄斯的描述，安塔人和斯克拉沃伊斯人以前是一个民族，后来分裂了，普罗科皮厄斯对他们战斗方式的描述似乎指的是安塔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徒步对抗他们的敌人，手里拿着小盾牌和标枪（Akontia），但他们从来不戴军帽。”[63]
在《战略》一书中，描述斯拉夫人的开场白令人不得不想起20世纪处于战争中的俄罗斯人的形象：“他们……坚韧，随时忍受炎热、寒冷、雨水、缺衣少食。”他们有几个长处：“他们有效利用了伏击、突击和袭击……他们渡河的经验比其他所有人都要强。”（现代俄罗斯军队也是如此）作者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样使用过的一种伎俩：
（当）被意外地困在一个紧要关头时，他们会潜入一片水域的底部。在那里，他们拿着又长又空的芦苇……把芦苇伸到水面上，把它们的另一端塞进嘴里。他们仰卧在水底，呼吸着，坚持了好几个小时，没有人怀疑他们在那里。
斯拉夫人的弱点始于他们的武器——原始民族可怜的武器：“他们装备短标枪，每人两支。也有些好看……但笨重的盾牌。”
虽然他们经常遭受弓箭手的冲锋和攻击，但他们没有复合弓；相反，他们用简单的木制弓箭勉强对付，也许足以捕猎鸟类，但显然在任何重要的射程内都缺乏穿透力。取而代之的是“涂上有毒药物的短箭”。这算不上一种可怕的战争武器。它在捕猎动物时起作用，他们可以耐心地追踪猎物直到它们死亡，但它不太可能有效地对抗被厚厚的衣服或皮革保护的部队，更不用说《战略》中描述的戴头罩和锁子甲的骑兵了。
不能指望他们有什么高明的战术：“由于他们没有政府……他们不熟悉作战的次序。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在严密的秩序中进行战斗。”换句话说，他们不能按等级和纵队进行战斗训练，用盾牌挡箭，用长矛和刀剑向前推进，用重型步兵掩护轻步兵投射飞弹，或者用刀剑并排掩护相互支援。作者关于利用这一缺点的建议很简单：“他们会被弓箭齐射，从不同方向发动的突然攻击，以及肉搏战所伤害。”
但是斯拉夫人不太可能被抓住，他们会“跑到森林里去，在那里他们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拥有在这种狭窄地方作战的技巧”。
人们针对与斯拉夫人的作战方法提出了一个建议，即给作战骑兵和步兵装备大量的飞弹（“不仅仅是箭矢，还有其他投掷武器”），还有一些用于建造桥梁、浮桥的材料（如有可能）。在斯拉夫人的国家里，有无数不可阻挡的河流——在多瑙河下游及其三角洲的另一边（“他们生活在难以渗透的森林、河流、湖泊和沼泽之中”），建议以“斯基泰人”的方式同时建造突击桥，有些人在建造框架的同时，已经把木板铺好了；用牛皮或山羊皮做的皮筏也是需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士兵们在夏天渡河发起突袭的时候，能盛放他们的盔甲和武器。但作者实际上建议部队在冬季行动，当河流结冰后可以在上面迅速通过，斯拉夫人忍受着寒冷和饥饿，他们不能躲在光秃秃的树林中。
在最冷的几个月里发动进攻将会有一定困难，作者建议采取两栖作战，在多瑙河沿岸适当的地点部署战船［指定了道蒙战船（dromon）］。部署一支莫伊拉骑兵提供安全保障，与在多瑙河沿岸的整个部队保持一天的行军距离。在前一天晚上，可以派出一支由弓箭手和重兵组成的步兵部队横渡河流，形成一个背靠河流的队形：“他们提供了足够的安全保障，可以架起一座横跨河流的桥梁。”当一切都准备好了，部队应该突然过境，与敌人进行交战，最好是在空旷和平坦的地面上。战斗队形不应太深，任何时候都应避免进入树木丛生的地形中，哪怕只是为了不让马匹在其中沙沙作响。
作者建议突然袭击应该以这样一个标准的顺序进行：一个支队接近敌人并正面挑衅他们，然后转身逃跑，而第二支部队就位，在预定地点埋伏等待追击的敌人。
实际上，即使只有一条合适的道路，作者也建议在进攻中把部队分开；原因是一支先头部队要继续前进，而另一支部队则对斯拉夫人的定居点进行侵袭和掠夺，因为“他们拥有各种丰富的牲畜和农产品”。即使拜占庭人不需要食物，掠夺斯拉夫人仍然是重要的。
利用贿赂和劝说在斯拉夫人中进行策反应该是特别有效的，因为在他们中间的许多“国王”“总是彼此不和”。但是作者不得不接受战斗的必要性，因为他提供了几种作战方法，这些方法都互相关联。
为什么《战略》会如此关注这种准备不足的敌人？或者说，如果斯拉夫人装备如此简陋，且几乎没有组织，他们怎么会成为如此可怕的敌人呢？总的来说，正如作者所写的那样，因为他们“人口众多”。
当然，萨珊波斯的军队规模很大，但只是以高度组织化军队的标准来衡量——有数千人或几万人参加战斗，甚至是10万人。浅发族群的人数更多一些，但也不多——我们阅读了阿拉里克所有关于西哥特人（Visigoths）在行军中的故事，即使在一个衰败不堪的罗马帝国里，他们也可以靠征召来维持人数。至于匈奴人和阿瓦尔人，撇开所有关于两者人数的争论不谈——当然，他们没有众多的人口，只有统治精英——无可争辩的是，任何地区的骑兵总数都不能让饲养着众多马匹的草场超载，因此这严格限制了他们的数量。不管有多少人，每当骑射手冒险进入较崎岖且潮湿的地区时，他们的人数必然会下降，就像他们横穿多瑙河向南移动到巴尔干半岛，然后到色雷斯和希腊时所表现的那样。尽管骑兵很强大，但在入侵这些地区时，他们的人数不可能有太多。与此不同的是斯拉夫人，他们人数众多，足以重新定居在希腊大部分地区，也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所以不可能被规模小得多的拜占庭军队所控制。实际上，对于他们是如何在自己领土上抵抗斯拉夫人的大量进攻行动的，作者并没有描写太多，作者更多地描述了他们如何打击多瑙河以外的其他斯拉夫人，而不是那些在查士丁尼统治下已经进入帝国的斯拉夫人，也不是关于再次被驱逐的斯拉夫人的。
如今，人们把这些文字作为殖民主义的发明，被设计用来诋毁另一种充满想象的恐惧，或者是秘密的欲望，但总是被像行动那样，用言语来压制的行为所驱使。也许是这样，但似乎这个《战略》的作者是想要去理解而不是发明，因为他的目的是发掘敌人真正的力量和弱点，而不是想象中的。
在设计“关系策略”和战术时，其所需的信息是一种障碍，可以通过战略手册中所建议的完备的情报工作来克服。但风险也是存在的，这是不可能轻易消除的。“关系策略”可以非常成功，但也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失败。如果敌人确实在混乱中崩溃的话，大胆地深入敌后，使敌人陷入混乱，扰乱他们的补给，那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敌人能够容忍混乱并保持平静，那么前进的部队就会被夹在从后面发起进攻的敌军和从后防线返回的敌人之间。
大胆的策略会面临因过度扩大而失败的风险，这也是大多时候避免使用“关系策略”的常见原因。但另一个原因是，任何比直截了当的攻击或快速防御更复杂的军事行动，都更有可能仅仅因为“冒失”而崩溃——许多看似很小的拖延、错误和误解加在一起，可能会破坏完美的计划。这在任何军事行动中都是如此，但更多时候是为了把握稍纵即逝的时机，或者通过困难的地形和远距离的渗透来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此，《战略》遵循一个中间路线，非常强调通过侦察和间谍活动来收集情报，但建议采取谨慎而非大胆的行动。
关于战术本身的讨论始于对骑兵单一的、战线过长的批评，特别是长矛轻骑兵。作者解释说，他们会被不同的地形扰乱，在远离战地指挥官的地方很难被控制，甚至可能会出现逃兵。此外，单线作战没有战略深度，也没有弹性，因为它后面没有第二条战线，也没有像阿瓦尔人那样的作战预备队，所以如果这条战线被包抄或被破坏，就没有办法补救了。[64]但是为什么会有人赞成从单线作战开始呢？这个问题在《战略》中没有被提出或解答，因为它太明显了。这并不是说，一条长长的队伍看起来比任何更具深度的队形更令处在平坦或较低的地面上的敌人印象深刻，而敌人的骑士们则肩并肩地站立并延伸至地平线上。这只会给那些对当代战争一无所知的敌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种罕见的阵型，英国人在遥远迁徙途中有时会遇到，但拜占庭人从未记录过。
引人注目的原因很简单，那条单排的长队不需要事先训练就能教会每个人如何在不同的队形中迅速占据自己的位置，以及如何根据命令进行个别移动以改变整个编队的形状，比如深化队形使其变成更长或更短，或者更浅更长的行列，甚至完全不同的形状。
正如作者所承认的那样，这就是罗马人和波斯人都部署单线长队的原因（Ⅱ，1，20），因为当这个时代的两个超级大国互相战斗时，他们的部队会尽可能地被充分调动起来，虽然两方的近卫军部队都在各个兵种上经历过出色的训练，但他们能召集的其他人包括兼职的民兵（thematic）骑兵、蛮族同盟和辅助部队，尽管也许都是非常熟练的骑兵和战士，但他们没有受过维持和调整阵形的训练。
然后，《战略》继续倡导和解释部队应该由不同的队形组成战斗阵型，每个阵型由各自的指挥官指挥，而不是由单一的无形单线阵型组成。就像在所有现代军队中一样，官方推荐的部队队形结构是三角形的：基本战斗单位班登（Bandon）由300人或更多人组成；其中三个班登连同军官和专家组成一个莫伊拉，而三个莫伊拉组成6000人左右的联合作战部队美罗斯（meros）。
虽然作者拒绝长且单一的单线阵型，但他并没有提倡太过纵深的阵型——事实上，他倾向于四队列的深度。
在正文（第三册）中，作者提供了一些阵型建议，并给出了详细的符号说明：在基本的布局中，每个纵列的开头都有一个十夫长（dekarch），一个十夫长指挥十人，拥有长矛和盾牌（重型步兵）；在他的后面是一个伍长（Pentarch），一个伍长指挥五个人，拥有长矛和盾牌；一个并未配备盾牌的弓箭手（轻步兵）排在第三纵列；第四纵列中，另一个弓箭手在他身后，但配备盾牌以防后驱战；另一个在第五纵列中的弓箭手没有盾牌，在他身后是第六名士兵，他选择配备武器。
交替的重步兵和轻步兵的顺序，打开或关闭纵列，不同的编队被图解为一个个单一的标签，然后作者阐述了一个完整的军队战斗部署，包括侧翼近卫军，行李运输和储备部队，还有针对重型步兵进行的不同组合，他们可以站立、坚守，并进行近距离战斗，轻步兵则用它的箭来消灭和骚扰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