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拜占庭的军官和作家们充分认识到了莫里斯《战略》一书的价值，他们摘录、解释、总结、剽窃并更新了其文本。戴恩称之为《军事科学》（De Militari Scientia）的著作就是这样一部改述作品；它至少可以追溯到7世纪后期，因为著作中研究了阿拉伯穆斯林，而不是萨珊波斯人。它进一步证明了拜占庭军事文献的生命力，其他的例子都是由戴恩所注意到的，但我并没有看到，包括艾利安（Aelian）的版本，都是对乌尔比修的《战术》（Taktikon）一书的摘录，还有一本《军事事务》（De Fluminibus Traiciendis）是从《战略》中摘录出来的，此外，还有各种丢失的文本，都是通过现存作品的遗迹和释义表达出来的。[1]
拜占庭军事文献的第一个伟大时代是6世纪，并非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查士丁尼进行战争和征服的时代。接着到来的是查士丁尼时期的大瘟疫，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事件。瘟疫杀死了很大一部分人口，毫无疑问摧毁了每一个帝国机构，包括陆军和海军。兵变、篡位，以及波斯灾难性的入侵接连发生，拜占庭人经历了惨烈的胜利后，几乎在同时，又发生了阿拉伯的入侵，使得拜占庭的人口大为减少，极度贫困。以至于到了7世纪末，人们几乎没有什么阅读和写作。但经历衰退之后，拜占庭并没有就此凋零，而是从8世纪末开始明显复苏，并将走向真正的经济、文化和军事复兴。
复兴时期的一个成果是迎来了拜占庭军事文献的第二个伟大时代，它可能也是其军事复兴的一个促成因素。首先是利奥六世的作品《智者》（The Wise，886～912）。
他的第一次尝试是军事手册《论问题》（Problemata），该书不过是为回答作者的问题而由莫里斯的《战略》一书摘录组成。这本书的开端平淡无奇——他当时可能已经20多岁了——接着他创作了一部更为充实的作品：《战术宪法》（Tacticae Contiones），分阶段写成，后来由利奥更认真、更具文学素养的儿子君士坦丁七世编辑而成。[2]罗马的“宪法”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而是一部法律，更具体地说，它是一项帝国法令，其形式是私人信件，其中载有针对一名指定官员或一般职位持有人的指示和命令；在《战术宪法》中，利奥向一些不知名的战略领导、一位陆军或海军将军寄了信。期待已久的由乔治·T.丹尼斯·SJ（George T. Dennis SJ）编辑的新版本《战术宪法》即将出版，但与此同时，只有J.拉米（J.Lami）1745年的弗洛伦斯版，是以1612年乔尼斯·梅修斯（Joannes Meursius）修订的第一莱顿版为基础，该版本是对雅克-保罗·米格纳（Jacques-Paul Migne）出版的《希腊教父全集》（Patrologia Graeca，107卷，669～1120列）一书的剽窃，由梅修斯（Meursius）、拉米（Lami）或米格尼（Migne）编辑成各种各样的引文，这些文字大概都是初次引用的。
《难题》一书中的内容主要是对早期文本的复述，这些文本来源于奥纳桑德（Onasander）的《兵法》（Strategikos）、艾利安（Aelianus）的《军事战术》（Taktike Theoria），更多的则是来自《战略》（Strategikon），利奥在把拉丁语的“命令”一词翻译成希腊语时也重复了《战略》序言的内容。[3]但该书也有一些原始的部分具有历史价值。这些材料不是由作者或文本内容组织的，而是按照一个合乎逻辑的方案，依主题来组织的。法条：一、战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演习。二、指挥官或将军的素质。三、军队的力量结构和军衔。四、军事委员会和决策。五、武器。六、骑兵和步兵的武器，大部分来自《战略》。七、训练，以双方模拟作战演习的方式，推荐使用木制长矛和刀剑，无箭头的箭或钝箭；同样要练习的是骑兵对弓箭部队的进攻，通过保持非常紧密的阵型，盾牌连接盾牌，前两级纵队的盾牌横列，从第三级开始推进进攻。八、军事惩罚。九、行军。十、行李部队。十一、营地和行军营地。十二、备战。十三、战前一天——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在这个议题上，可以假定战争的日期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它实际上是由双方协议确定的。十四、战争之日。十五、包围战。十六、战斗的第二天。十七、意外入侵。十八、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战略》中描述的风俗相似，但大多是针对穆斯林敌人的。十九、海战。二十、战争格言。最后是结尾。
利奥六世与穆斯林作战
就像《军事战术》中的大部分内容一样，利奥著作的主要来源是《战略》一书——第十一卷中关于帝国不同敌人的种族特征——这是“关系策略”的起点，它包含所有潜在的可运用的战术和作战优势。但是利奥补充了原始材料，适应了当代的现实要求。[4]利奥时代的主要敌人在《战略》被修订时还不存在：穆斯林，最初是阿拉伯穆斯林，但越来越多的是具有突厥或伊朗血统的非阿拉伯穆斯林，特别是来自里海地区的库尔德人和代拉米高地人（Daylami）。[5]他们都可以被称作萨拉克诺伊（Sarakenoi），萨拉森人，这最初是西奈（Sinai）北部的前伊斯兰贝都因人的名字，但这些词后来在许多语言中被使用，包括我西西里童年时期使用的“撒拉逊人”（Saracini），这个词适用于称呼任何及所有的穆斯林。
这部著作充分认识到，穆斯林对帝国形成威胁的原因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承诺。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虽然意识形态上的承诺是真实的，但圣战的条件也为那些为了战利品而加入其中的贫穷战士提供了机会：“他们并没有出现在征兵名单上，而是自发聚集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整个家庭的支持。”富人（认为自己）得到的精神报偿足以让他们为国家而死，穷人则是为了获得战利品。他们的部落成员，包括男人，尤其是女人，为他们提供武器，就像在远征中与他们同舟共济一样。利奥对穆斯林的钦佩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他鄙视宗教，但尊重宗教所激发的好战利他主义。[6]
利奥几乎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战略》的指示：按照规定提供武器的一般命令是：“特别要确保你有大量的弓和箭。”因为弓箭对撒拉逊人和库尔德人而言是一种伟大而有效的武器，他们把胜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他们的箭术上。以弓箭手战斗的库尔德人和日益扩张的突厥人也是如此，但贝都因人的非正规骑兵或代拉米人则不然，他们用标枪和刀剑徒步作战。
下面的战术建议是足够合理的：
对弓箭手本身来说，在射箭时他们没有防御能力，因此对他们骑兵的战马来说，我们的军队射出的箭是非常有效的……当他们如此珍视的战马被连续射出的箭矢摧毁时，非常渴望骑马出战的撒拉逊人的士气就完全被浇灭了。
就大草原上的战士们而言，他们通常有十几匹马供自己骑乘，更多的是和家人一起，他们在战斗中不断地骑着马在附近徘徊，一匹死马的肉太多了；对于那些干旱地区的骑手来说，在最干旱的月份里，每匹马都必须靠人工喂养才能生存，而大草原骑手们对马肉的胃口就如一般的英国马迷那样差，而且很少有人能像拜占庭骑兵那样，在附近可以重新安置马匹整装出发。这就是针对马匹进行攻击很有用的原因。
穆斯林还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弱点，这种弱点至今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穆斯林“不是出于奴役和兵役而进行运动”，而是为了他们的信仰而斗争，当他们遭受失败时，“他们认为上帝已经成为他们的敌人，他们无法忍受这种伤害”。因此，在最近的穆斯林进攻基督徒和犹太人的过程中，他们遭受了深深的创伤，在阿富汗战争中，穆斯林的全球性动员也明显战胜了他们的敌人苏联。
在此之后，“第十八条”的内容又回到了战术、行军营地的必要性和不同的追击方式的话题上，这里提到了突厥人（Turkoi），这意味着此时马扎尔人新近抵达了帝国。这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离题：
保加利亚人无视和平条约，袭击色雷斯农村的时候（894年）……因违背誓言，正义惩罚了他们……当我们的军队与撒拉逊人交战时，神圣的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率领马扎尔人代替了罗马人，来对抗保加利亚人。
在这种情况下，拜占庭人协助了普罗维登斯：
我们陛下的船队……载着他们横渡多瑙河……而且，就像他们是公开的行刑者一样，果断地击败了保加利亚人……基督教罗马人可能不会心甘情愿地用基督教保加利亚人的血来玷污自己（马扎尔人仍然是异教徒）。
接下来是第十一卷中关于“斯基泰人”军事习俗的内容，即在回头对付“目前困扰着我们罗马共同财富的撒拉逊人国家”之前，有关草原骑兵战士、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以及斯拉夫人的活动情况。
在包罗万象的历史中，文中叙述了阿拉伯人以前散布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但是：
当穆罕默德建立起他们的信仰时，他们用武力占领了那些省份……他们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其他领土，当时，罗马人的土地被波斯人破坏，这促使阿拉伯人占领了这些土地。
接下来是与战争有关的习俗和方法：
他们用骆驼驮行李，而不是马车，他们携带着各种动物，包括驴子和骡子。他们在战斗编队中使用鼓和钹惊扰敌人，而他们自己的马已经习惯了这一点。如此大的喧闹声扰乱了敌人的马，使它们掉头逃跑。此外，骆驼同样使未见过它们的马感到害怕和困惑。
这显然是有用的信息：马可以得到相应的训练，这是毋庸置疑的。
另一个有用的说法是，他们“害怕夜间的战斗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尤其是当他们在异国他乡进行突袭时”。当然，所有明智的士兵都害怕夜间战斗带来的不确定性，因为即使是在白天，战斗也是如此的不确定；但利奥显然认为，穆斯林比平常人更不愿意在夜间作战。这很容易用伊斯兰军队的人员组成来解释：他们的士兵来自许多国家，与拜占庭人相比其同质性要差得多，他们的军队也没有经过统一训练，因此在黑暗中不太可能自发地进行协调。
当内容转向描述军区策略的细节时，就没有抄袭或模仿的问题了。作者描述了每年一次圣战者响应边境军阀和好战传道者的召唤而来的情景——一旦他们离开，日常的抢掠行动就会恢复：“他们……在好天气和温暖的季节中异常活跃，召集他们的军队，特别是在夏天，与西里西亚的塔索斯（Tarsos）的居民联合起来，开始行动。一年中的其他时候，只有塔索斯、阿达纳（Adana）和西利西亚其他城市的人会对罗马人发动袭击。[7]”唯一的补救办法是先发制人：
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攻击（即反对抢劫袭击），因为他们正在进行掠夺，特别是在冬天。如果我们的军队驻扎在一个敌人看不见的地方，这种攻击就可以实现……当我们的人看到他们出现，我们可以对敌人发动攻击，消灭他们。当我们所有的军队同时聚集在一起，全副武装准备作战时我们也可以进攻。
关键是，用现代作战术语来说，这是一场“会战”，受到所有可能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如果没有人数优势——而且是非常大的优势——就应该避免。这一点在下文中得到强调：“正如我们经常说的那样，任何人冒着激烈战斗的风险都是非常危险的，即使我们的部队人数显然远远超过敌人。”
另一种选择是“非战斗”，或者更充分地说是一种弹性防御，允许敌人入侵——因为不可能对漫长边境线的每一段都进行强有力的防御——然后在其回家的路上拦截敌人：
如果他们为了掠夺而袭击塔罗斯山，你有必要在那个山区的狭窄通道里对付他们，当他们在返回途中特别疲惫的时候，也许会带着一些动物和战利品。然后你必须在一些高地上安置弓箭手和弹弓来向他们射击，这样就可以发起骑兵的冲锋。
接下来的更多细节在一本针对“小规模战斗”的特定领域军事手册中详细说明，这份手册名为《前哨袭扰》（De Velitatione）。但这仅限于对地面战斗的分析，而“第十八条”则考虑到整个威胁：
在西里西亚的撒拉逊人认为，充分训练他们所有的步兵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是一件好事，即在从塔罗斯出来的陆地公路上以及通过他们的船只在海上作战，当他们不出海时，他们就在陆地上向罗马的城镇发动攻击。
文中建议的应对办法非常有趣，就是找出阿拉伯人的意图，然后采取相反的行动：
你……将军，必须用值得信赖的间谍来监视他们……当他们出海作战时，你就从陆路出发，如果可能的话，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对他们发起攻击。但是，如果他们打算在陆地上作战，那么你应该通知凯比里奥舰队的指挥官，这样，他控制了大型快速帆船，就可以攻打位于海岸边的塔尔索特（Tarseote）和阿达纳（Adanan）的城镇。因为同一批人在陆地上和海上进行着同样的活动，因此，西利西亚人的军队并不多。
这种行动的逻辑是显而易见的：不可能保卫一条漫长的边界线，需要有选择地保卫每一寸土地。也许有必要允许敌人到处侵略，但这当然是不可取的。因此，最有效的应对是发动不对称的反攻，通过在陆地上攻击，以应对海上袭击，从而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反之亦然。
作者利奥很谦虚地总结道：“我们已经向阁下提交了这些条例。也许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战术是非常温和的，但第十八条无疑是对新威胁的一种新的回应。关于这种回应，意识形态因素贯穿于整个文本中，它频繁谴责神的召唤和虚假宗教等说辞。它们出现在当时拜占庭的所有作战手册中，却构成了两篇劝告性演讲的核心内容，在军队面前的长篇演说都是利奥的儿子君士坦丁七世所发表的，还有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军事修辞学》。这位学院派的皇帝并没有带领他的部下参战，想必他也没有在战斗前对他们发表过长篇大论；但是，在被保留作为拜占庭指挥官的演讲范例之前，他们很可能在竞选季结束时向军队宣读，当时最重要的是要让军队在春天以良好的状态回归。[8]
第一次演讲是在一场胜利的防御战役之后发表的，演讲首先开始赞扬军队和他们的战功，并形容贝都因人和阿拉伯人“战马的速度使他们不可能被超越”，他们的武器是“无与伦比的力量，拥有着无与伦比的技艺”。[9]但他们无法取胜，因为他们缺乏“一个至高无上的优势，我指的是对基督的希望”，与比利亚（Beliar）或穆罕默德相反，与希伯来神西结（Ezekiel）和“诗篇”（Psalms）一致，这句话是他最常说的——当时的格言是：“他只有在战斗中强大”，“他的武器被敌人的鲜血灌醉”，“他把强大的城市变成了废墟”——演讲中更多的是同样的说辞。
接下来，敌人萨伊夫·阿德-道拉出现了，他的王朝被称为汉达尼德——他被认为是个虚荣且喜欢自吹自擂的人：
他害怕……没有可靠的力量……（但是）他试图用诡计和欺骗在你心中制造恐惧。有一刻，他宣布另一支部队正在向他进发，盟友们也在赶来……或者说……一大笔钱已经寄给了他（圣战组织的贡献）……他夸大其词地散布谣言，引起听众的惊愕。[10]
接下来，部队被告知，这种吹嘘本身就是弱点的证明：
如果能够观察汉达尼德的思想，那么你就会看到他是多么的懦弱，多么的害怕……不要理会他的表演，但是随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上升，站起来对抗敌人，你知道为基督徒而战是多么的高尚。[11]
既然如此，为什么皇帝要否认他自己呢？他想战斗却不能这么做，这是神的旨意：
如此伟大的渴望占据了我，如此伟大的渴望点燃了我的灵魂……我心甘情愿装备上我的盾牌，戴上我的头盔，右手挥舞着我的矛，听号角召唤我们战斗。
但是上帝命令他穿戴上“王冠和紫袍”，而不是奔赴前线。[12]
在对上帝和基督徒尽职之后，军官和普通士兵会得到奖励：升职、馈赠、土地赠予、现金捐献、战利品的分享。奖励是全面的：“负责较小军区的将军将被派遣给较大的军区……皇家近卫团和其他勇敢作战单位的指挥官将根据他们军功得到相应的奖励，其中一些人会成为军团长（tourmarchs），另一些人则会成为总督（kleisourarchs）或亲王（topoteretai）。”[13]
皇帝怎么知道谁应该得到奖赏，什么程度的军功可以获得奖赏？在列出奖励之前，皇帝要求得到准确的信息，通过他的指挥官宣誓作证，或者“更好的是，你要保持书面记录”。这就是官僚主义调解英雄主义的做法，直到现在也是这样。
《战术总集》（The Sylloge Tacticorum）
该书由戴恩本人编辑，却被错误地归为利奥六世的著作。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先前军事著作（如利奥的《战术》）的复述总结，尽管部分来源于不同的文本。[14]但除此之外，该作品还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原始材料，而戴恩在他的调查中却莫名其妙地没有注意到这些材料。最值得注意的是，介绍联合步兵和骑兵部队战术的第47章（第86～93页）（之前各章单独列出）构成了“尼克福罗斯·福卡斯的《军事学》（Praecepta Militaria）”所述战术系统的基础。在其他著作中，《战术总集》是“第一部其文本被指定为拜占庭步兵战斗队形标准的著作”——这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策略，促使拜占庭军队长期保持严明的纪律。《战术总集》中提出，建立一个坚固的步兵营为军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基地，骑兵部队可以从那里出发——当骑兵部队因冲锋而疲惫不堪、战败或面临失败的危险时，或者仅仅是在艰苦的任务之间休息和恢复的时候，他们可以返回那里。[15]此外，《战术总集》还包括了关于当时拜占庭和马扎尔人盾牌和武器的相关信息。[16]
至于《战术总集》中与“利奥的战术”选择不一致的衍生文本材料，根据戴恩的说法，它取自之前丢失的两本合集，他称之为《战术技巧》（Tactica Perdita）和《军事团体》（Corpus Perdium）。从第一节开始，《战术总集》就对将军们应具备的素质进行了阐述，包括计量学、各种战术技巧、和平时期如何在营地和要塞中部署军队、对敌人应采取怎样的措施等。对于戴恩来说，这显然是错误的，《战术总集》是“图书馆”的产物，而不是基于当时军事经验的产物，特别是还有奥纳桑德和艾利安（Aelian）的著作，《战略》，《匿名论著》（Anonymous Treatise），以及一部关于计量学和西奥多密码（关于如何划分战利品）的著作。后来的版本对《军事团体》中的八十七部分进行了重新构建，这是一次伟大的文献学变革，但没有添加任何有趣的新材料，而是由更完整的、可循环利用的早期文本组成。
拜占庭的希罗（Heron of Byzantium）
“拜占庭的希罗”是一位早期的编辑给这位不知名作家所取的名字，在精彩的新版中，他的名字在引号里。这是两篇非常有趣的关于攻城战技术和测量学的10世纪论著。戴恩自己的手稿著作是他学术研究的又一座丰碑（尽管按照他的标准，这本书的风格非常受欢迎——文本甚至不是拉丁语，而是法语！）——他指出，匿名不意味着缺乏个性。[17]事实上，尽管他著作的大部分材料取自他那个时代大约7个世纪甚至更久以前的作战手册，但他还是有独到的想法。权威的新版编辑正确地提到了“防御工事方法的一般静态性质”，[18]尽管技术上不太稳定，但还是有一些重大的创新，其中包括文本中提到的两项：7世纪以前在西方不为人知的牵引式投石器，以及希腊火，它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海军武器，但也用于围攻，实际上也用于公开战场，从虹吸管中发射，并以炮弹的形式发射。
该著作开头的内容是《攻城思维》（Paragelmata Poliocertica），表明这本书的目标读者不是工程师：“关于攻城器械的一切都是深奥的，很难理解，要么是因为它们被描述得复杂而难以理解，要么是因为理解这些概念有困难。”
我们被告知，图纸也没有多大用处——最好需要对原始发明者的设计进行解释——但作者认为，三维绘图更容易理解。[19]然后他列出了一些资料来源：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罗斯的著作，他为图拉真建造了多瑙河大桥，根据作者所述，他为哈德良写了一篇论文（实际上没有），还有雅典娜（Athenaeus）给马鲁塞尔（Marcellus）写的那本书[20]——他是奥古斯都的侄子，而不是阿基米德那可怜的对手；还有比顿，已经被回顾过了。然后，他列出了围攻行动所需的机器，包括“战龟”（tortoises），这是一种受到严密保护的移动攻击掩体，有些配备了攻城槌，用于挖掘和填满壕沟；“最近发明的”移动式庇护盾（laisai），用来抵御由编结的树枝、藤蔓或芦苇制成的箭；便携式木塔“很容易制成”，也就是说，它不是用绞盘来驱动车轮的；非常高的侦察梯；破坏工具；桑布卡式“用于攀爬无梯墙的机器”；用于攻击口岸的桥梁；等等。
作者在为他“平庸而平淡的文字”做了例行道歉之后，抒发了作者版本的“如果你想要和平，为战争做准备”（si vis pacem para bellum），他引用了亚历山大的希罗的话：要在生活中不惧怕国内外的敌人，就得靠“炮兵建设”和一些更好战的准备，包括储存“充足的口粮”。有趣的是，注释者还详细描述了它们：煮熟的、干燥的、切得很薄的海葱（选择有营养的球茎，而不是花），有五分之一的芝麻籽（在以色列战斗的口粮）和十五分之一的罂粟籽，“将最好的蜂蜜揉入其中”；或者，用芝麻、蜂蜜、油、去皮的甜杏仁，烤的、磨碎的，以及用等量不均匀的海葱捣成一种非常光滑的食物——注释者称这是一种“甜，饱，不渴”的口粮。[21]
当然，这就是围困战最主要的过程，无论是被围困的人，还是围攻的人，都需要食物，前者如果完全被包围，那么食物的存货每天都会减少，后者必须从更远的地方运来食物，因为当地搜刮、掠夺、征用、购买而来的食物都被消耗尽了。
当双方都想饿死对方的时候，围困战将呈现一种杂乱的特征。《托名约书亚编年史》（Chronicle of Pseudo-Joshua the Stylite）是第一部记录叙利亚历史的著作，它记述了503年阿米达被围困的一幕，当时波斯人正在保卫他们在502年攻下的这座城市：
有一天，当整个罗马军队处于休息和平静的状态时，战斗被以下行为挑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在喂骆驼和驴，其中一只驴在吃草的时候走到了城墙的另一边。那小伙子吓得不敢进去将驴牵回，有一个波斯人看见了，就借绳子从墙上下来，想把驴子杀掉拿去吃肉，因为城里根本没有肉。这时，有一个罗马士兵，他是加利利人（Galilean），右手拿着剑，左手拿着盾牌，冲向波斯人想杀了他。因为他径直走到墙边，那些站在墙上的人就扔下一块大石头，并击中了加利利人，波斯人随后开始顺着绳子爬回他的位置。当他爬到一半时，一个罗马军官走过来，两个拿着护盾的人走在他前面，军官从中间射出一支箭，击中了波斯人，使他摔落下来，倒在加利利人身旁。两边都爆发大喊，为此他们变得激动起来，开始战斗。[22]
这是个意外的转变，从城墙边昏昏欲睡的一天过渡到突然爆发的争夺驴子的战斗，虽然与围困行动的技术层面相去甚远，但为所有工程提供了现实的背景。
《攻城思维》（Paragelmata Poliocertica）中所描述的战术和技术层面的攻城准备充分考虑了进攻的方式——足够准确，因为10世纪拜占庭正在扩张，占领了阿纳托利亚东南部阿拉伯人控制的城市，以及现在的叙利亚。
首先是侦察敌人的防御工事，然后进行初步的牵制行动，在没有攻击意图的情况下针对城墙区域进行模拟战斗准备；为了压制包围，攻击战壕将以对角线形式进行挖掘，以阻止投掷物的攻击。作者关于如何将不同种类的“战龟”推进到敌人城墙边的解释很简短，却很连贯：在“战龟”中，战士们可以在正面得到很好的防护，在通往敌墙的道路上可以填平沟渠、洞和洼地，以帮助其他器械顺利地进行部署。此外，还必须用铁矛探测通往城墙的预定路径，以探测薄泥下面所隐藏的陷阱；士兵的脚底也必须被保护起来，以防受到菱角的伤害；挖掘破坏敌墙的隧道，最终点燃支撑着城墙木制支柱周围的易燃干棍棒和松木火把。或者，在用木炭强烈加热后，可以将敌人城墙底部的石头块用醋或尿液溶解。木炭本身是通过“战龟”前部伸出的管子放出的，这可以保护整个行动；化学作用当然是正确的：酸和石头中碳酸钙之间的反应随着热度上升而增强。可膨胀的梯子“像皮衣一样，在缝缀处周围涂满油脂”，被用于突然袭击（现代突击队员使用了充气标尺）；用弓钻在墙上钻许多洞（至今仍被印度工匠使用），可以使冲破墙体变得更容易。[23]
在对完美实用技术的清晰解释中，作者赞扬了拜占庭古赫格特人（Hegetor）制作的巨型攻城槌的规格：它长56米，即150英尺。换句话说，要制成这种有效的武器，需花费的时间太长了。但接下来是更实用的指导，关于如何建造和使用功能强大的攻城装备，比如一种可以立即被四套绳索提升的防护式侦察梯（现代突击队员仍在使用它们），但绳索由轻合金管制造而不受保护。
文中有很多关于可移动的攻城塔的内容，其中也有为亚历山大大帝服务的迪亚斯（Diades）和查里亚（Charias）的功劳，文中提供了完整的功能规格和详细尺寸数据，还有一系列可用的配件信息，比如用虹吸管浇水来扑灭敌人的火药，用浸在阻燃醋里的海苔或海藻碎渣填充的垫子，可以减弱扔石器投掷弹丸的冲击力。正如现代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对于这些详细的建议，没有任何已知的来源，但作者也没有对已丢失的文本进行评估，而是同意了戴恩的观点，即称赞“希罗自己的聪明才智”。[24]
作者提供了一种不用梯子就能攀爬敌方城墙的方法。这是一种管状的桑布卡，用兽皮遮挡，有一扇保护门，安装在两根垂直的横梁上，固定在四轮马车上；只有一个全副武装的人能爬进管子里，通过它爬到敌墙的顶部，但当管子的顶部上升时，管子的底部接触到地面，其他士兵可以爬到管子里来支持加固第一个人。[25]每个部件的确切尺寸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装置，这是一个直径更大的管道，但没有提供尺寸数字——足以让两名武装人员并排通过而非仅仅容纳一人。
接着，作者又天衣无缝地提出了另一个建议：“（保护）门……连同管子的前部，应该设计一个令敌人恐惧的正面部件，上有雕刻并绘制多彩斑斓的画，雕塑和画面描绘火龙或狮子的头，这会让敌人感到恐惧和害怕。”[26]这提醒了我们上述文字诞生的年代，或者也提醒了我们拜占庭人在与谁战斗——既有和他们自己一样不怎么害怕龙的图案的敌人，也有一些野蛮人，他们可能会因器械的突然升高而感到震惊，甚至在看到喷火的器械攻击他们之前，他们可能就会受到惊吓。这是一个攻城的器械，围攻的是一个坚固的城市，而不是原始的营地，在10世纪的历史背景下，拜占庭是为了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城市，而那时，拜占庭的敌人主要是来自中亚大草原的突厥战士，他们是天生的战士，而不是城市中的博学者。
关于器械方面，作者最后还描述了著名的阿波罗多罗斯木筏，它比河流可以建桥地方稍宽一些，因此河水可以轻巧地将它摆渡到对岸，而《匿名论》（Anonymous Treatise）很早就认为这种木筏是不可行的（19.40 ff）。在书中，它是没有具体由来的，重点只是在于一个灵巧的配件，它是一个由铰链连接的木制壁垒，部队从它的后面发射炮弹，直到城墙被推平，然后战士们可以向远处的对岸发动攻击。[27]
《围城作战》（De Obsidione Toleranda）——抵抗围攻的操作手册
围攻战术在10世纪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10世纪早期，它不仅仅是为了进攻：904年7月，一支阿拉伯舰队在的黎波里的利奥领导下，于仅仅三日的围攻之后，便占领了帝国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科，这支舰队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古拉姆（Ghulam，“奴隶战士”），祖拉法阿（Zurafa）或拉希克阿尔瓦达尼（Rashik al-Wardani）。这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也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失败。显然，这座城市毫无准备。
这一灾难性事故在书中被提到了，并且它很有可能启发了10世纪研究“围城作战”的作者，这本书通常被称为《围城作战》（De Obsidione Toleranda），如今可以在一本有价值著作的注释中找到。[28]这篇说教性的著作所针对的受众是一位想象中的，具有政治和军事权威的将军或战略领导人物。
从一开始，将军就被告知，即使他预见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城战，即使这场围攻将耗尽他的食物和水，他也不需要投降。敌人可能因争吵而分裂，其他势力可能干预，围攻军队可能会耗尽其“粮草”，而当大批军队长期驻扎在一个地方时，也可能会发生瘟疫，“而其他幸运的事件都可能会发生”。[29]换句话说，拜占庭军队首先需要具备的是抵抗意志，然后是必要的后勤，还有相当详细的侦查。
将军还必须为非战斗人员积累多达一年的粮食；如果缺乏用于购买这些粮食的国家资金，或遭遇收成不佳、缺乏运输部队或面临敌人掠夺而无法做到这一点，城市中的商人和富人必须拿出一个月的小麦、大麦和豆类产品供应给公共和私人商店。但更全面的补救办法是将人们有组织地疏散到一个更安全、供应充足、可以容纳“老人、病人、儿童、妇女、乞丐”的地方。[30]
同样地，书中也规定了需要销毁“驮兽（驴）、马和骡子以及任何对军队不重要的东西”，因为它们将会消耗粮食，所以会成为“被围困城市的破坏者”。[31]
与保证供给相对应的是，不能给敌人提供粮食，“即使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收割，我们也需要转移走一切有用的资源……不仅是牲畜，还有人……而且有必要毒化河流、湖泊和当地的水井……”必须于午餐时间在敌人营地上游的河流中下毒，这样，敌人消耗热量后休息（喝水）时，身体处在劳累状态下，有毒的水……会完全摧毁他们。[32]有毒的浆果、根和种子在地中海地区和其他地方一样普遍存在，但只有少数几种有毒物质在被水稀释的情况下还有用处；其中之一是伪乌头碱（C36H49NO），这是一种强有力的生物碱，存在于普通和漂亮的乌头花的根中，含毒量很高。
作者列出了一长串技术人员和工匠的名单，他们将留下来，开始生产盾牌、弓箭、刀剑、头盔、长矛、标枪和攻城炮：四雷机（tetrareai）、大甲（magganika）、伊拉卡泰（elakatai）、切罗摩加那（cheiromaggana）——所有这些关于武器的术语，我们都不能很有信心地对其进行解释，但必须指出已知的类型有掷石器和射箭器。[33]同样需要的东西还有悬臂梁的落石器和抓钩，以及已经提到的绵甲（epilorika）和厚毛毡制成的头盔卡马鲁基亚（kamaleukia），这些都是昂贵的金属头盔的替代品。生产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原材料：铁、铜、湿和干的沥青、硫、丝束、亚麻、大麻、松木火把、羊毛、棉花、亚麻布、木板、树苗、山茱萸树［对制造坚固的重矛（menavlia）至关重要］，以及一些按照标准来确定的武器数量，每个标枪手配备10支标枪；每个弓箭手配备50支箭（比野战条件下少得多——但在围攻中，弓箭手可以更仔细地瞄准敌人），以及每个刺矛兵5支长矛［（kontaria），而不是更重的重矛］。[34]作者假设城内有一个树木茂密的地区，如果他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收集和储存足够多的柴火，那么所有居民都将受到死刑的威胁（！），书中还有一项条令要求人们收集灌木和柳枝以编织防箭屏。
在另一份建议清单中，作者提出了一项基本的预防措施，即搜寻和保护任何隧道，如被遗忘的输水管道或下水道，因为这可能会危及被围困的有城墙之城镇的整体防御——例如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凯撒利亚，那不勒斯［来自普罗科皮厄斯的描述］和我们提到过的古锡拉库萨。
相比之下，城墙的墙壁会被刺出很多枪眼，不仅是为了射箭，也是为了让防御者用矛杆将梯子推回去。[35]
人们需要挖掘一条水沟，也就是一条护城河，更好的话需要挖两三条，每条河都设置有栅栏和外垒（通过向上抛掷而制成的），特别是在城市里没有骑兵需要出击的情况下，这种设计非常有用。但如果有的话，就需要建造坚固的橡树桥。[36]
人们应该在城外设置警钟，以针对偷偷摸摸入侵的敌人——尤其是在卫兵由于疏忽或叛国而未能谨慎通报的情况下（！）——这是本文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关注点；在节庆活动中，卫兵显然无法完全致力于清醒的监视工作，因而将军必须亲自监督，提出合理的建议。
当作者谈到驻军训练时，他的建议与《战略》中提出的建议类似，但是作者对抛射的作用进行了适当的强调：包括里克塔里亚（riktaria，标枪）、手掷石块（足够有效地使用重力）、吊索、发射的弓箭和扔石头的大炮。
在围城战中，不仅仅需要以反应性的行动击退敌人的攻击：作者建议应该在城门外驻扎伏击部队，大概在敌人没有完全投入围攻的时候，在城外安插更大规模的部队，在“合适的地方”部署步兵和骑兵部队。作者后来还规定，需要为这些部队提供隐蔽物和障碍——他们可以从这些地方出发“打击敌人，令敌人在围攻战中无法逃脱惩罚和报复”。[37]这些部队还可以与任何前来的盟友联合起来，或者攻击为围城者提供食物的敌军车队。而且，如果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实际上可以对敌人的营地展开包围和攻击，在这里，拜占庭式的作战特色就体现出来了：作者写道：“有必要给敌人留下一个容易逃脱的地方，而不是像古罗马军队那样展开一场歼灭战，否则，敌人完全陷入包围时对生还感到绝望，他们就会殊死抵抗。”[38]
在描述了偷袭战术之后，作者还描述了如何暗地里通过隧道秘密突围，并通过后门和其他类似方式得以逃脱的技巧，但所有这些建议都假设敌方进行的是一场“悠闲”的围攻。在描述了如何在城墙上进行顽强战斗之后，作者开始转向分析近距离战斗的严酷：“如果它发生了——我祈祷它不会发生——沟渠被敌人填满，他们会把攻城槌带到那里，那就再建一堵墙吧，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挡攻城槌的冲力了。”[39]
这是个很好的建议——如果建造一堵新的城墙，最好在前面也挖一条新的沟渠，以保证工匠们能够在厚重的垫子后面足够快地建造城墙，而免受弓箭之害。作者随后回顾了拜占庭人标准的补救方法：用装满碎渣的袋子来吸引攻击，抓牢攻城槌的镣铐以使其偏转方向，用钩绳拉起攻城槌的横梁，抬起沉重的石头，让虹吸管释放希腊火。[40]
在904年攻占塞萨洛尼科的过程中，朝向海一面的城墙直接遭到了装有火炮和升降梯的船只攻击。为此，我们建议使用阿基米德的补救方法，如波利比乌斯所描述的：用强力投石机来破坏驶近的船只，然后，当它们到达海堤时，在突出的横梁上往下扔重石，用抓斗吊车将船只从水面上拉出，当然还需要向甲板上的海军陆战队射箭，所有这些都在希罗的《攻城思维》中被讨论过。[41]
作者没有被这些古老的补救措施吓倒——相反，他打断了从波利比乌斯（关于锡拉库萨的围困）、艾利安［Arrian，关于提尔和索格迪亚纳（Sogdiana）的围困］和约瑟夫斯（Josephus，关于耶路撒冷的围困）的长篇叙述，声称他的方法会比古人的更有效，因为当代的敌人（“我们这个时代的外国人民”）与他们那些亚历山大或提图斯时代的前辈相比，成就要小得多，因为后者可以在更大的规模上发动围攻。[42]作者在此为当时城市的捍卫者找寻到了安慰：尽管古代的围城者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精湛的技巧，但被围困的人仍然常常能够抵抗住围攻。
显然，作者首先是在努力提高士气。这本身就表明了一种实际目的。尽管书中引用了受尊敬的古圣先贤的大量语录，但这不是一种文学话术，也没有设身处地，从士兵的角度来考虑——在这不严谨的文本中，传递出一种紧迫感。
戴恩首先编辑并出版了一篇关于防御性围攻战的简短文章，名为《关于防卫的未出版备忘录》（Mémorandum Inedit Sur la Défense de Place），[43]据戴恩称，这本著作同样源于10世纪，与《围城作战一样，也是一个文献来源。实际上，这是一项非常实用的工作，它从更全面的著作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摘录。由于没有序言，也没有关于古代围攻的叙述，它围绕诸多事项提出了32条禁令（“注意……”），包括培训“对被围困的城市有用的”工人；炮兵的准备和弓箭的储备；提高防御工事背后的城墙高度；将船桅或大杆子绑在一起防止敌舰进入海堤；[44]当城墙受到攻击时，将军需要在城墙上巡视，设立一个精英特遣部队（“英勇的士兵”）作为他的个人行动后备部队，“为有困难的地方提供援助”。[45]
这确实是战争中永恒的真理之一，值得被反复申明，因为这个道理是违反直觉的。在任何围城战中，都意味着攻城者比被围困者更强大，否则被围困者就会出城击退攻击者。然而，这位将军却要削弱一支已经薄弱的守备部队，把精锐的士兵带走，组成他的个人机动预备队。这是不合逻辑的，而且只有在动态的条件下才有意义：将军在最猛烈的攻击下带着他的行动预备队到达了城墙区域，从而可以对抗集中在一起的敌人，改善该地区的战斗力量平衡。这还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动力：当敌人冲向城墙并似乎占上风时，这会使攻击者更加胆大妄为，并威胁到防御者，从而进一步改变该区域的力量平衡——这位将军带着他勇敢的士兵来到这里，将从心理上和物质上扭转局势。
接下来的条令是关于围攻器械的，一些简单的和被锚定得很好的重物杆都有锐利的锋面，用来“避开机器”；[46]熟悉夜间作战训练（没有训练就不能进行夜间作战）；即使是小规模的进攻性行动都有其必要性；垂直型铁门的用处是可以突然将其放下，用以打击下面的敌人；有必要把妇女们锁在家里，“不要让她们的哭泣影响战斗男子的精神”（然而，在文献记录中，妇女经常是古代围困战中的积极参与者，从挖掘战壕和投掷石块到公开嘲弄攻击者）；需要警惕敌人挖掘隧道——作者推荐使用薄铜板作为声量放大器来对敌人进行监控——“（将军）把耳朵贴在上面听动静”；[47]文中最后还有一个条令，即要求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城市最强大其实也是最薄弱的区域，那里的防御工事看起来似乎是最难以对付的，“但许多城市都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被攻克占领的”。[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