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抱怨说，在他关于海战的文章《章程十九》（“ConstitutionⅪⅩ”）中，他找不到任何可以借鉴的古代著作，因此，他不得不依赖于帝国海军指挥官的实践知识。人们很难找到一个比“墨守成规的文本主义”更合适的词语来形容拜占庭人的思想了，然而它又与真正的实用主义共存，甚至与文本离题、脱轨。［利奥本人曾以娶他的情妇佐伊（Zoe）为第四任妻子而闻名，佐伊拥有黑色的眼睛，她成为利奥的第四任妻子，这违反了教规，利奥此举是为了使她的儿子君士坦丁七世未来的继承权合法化，他出生在帝国宫廷内，但其出生时父母尚未结婚，因此被称为私生子波菲洛吉尼都斯（Porphyrogennetos）］ 也许，更大的罪恶是，利奥不恰当地宣称自己发明了“手榴弹”，那就是装在一个罐子里的希腊火，作为利奥诸多发明中的一种。
《章程十九》的正文内容首先以呼吁叙利亚教师开始：教师们被要求研究航行的理论和实践，包括通过观察天体运动来预测风向——准确预测风向确实是最宝贵的情报，但使用作者推荐的方法是无法获得这一信息的。
接下来是作者关于如何建造战船的空洞概括，作者认为它不应该太窄，也不应该太宽。从6世纪到10世纪甚至更晚，最典型的就是作为其众多战船版本之一的道蒙战船（dromon，“转轮”），不过，所有战船都有一个单一桅杆，两个甲板，利用桨、帆和阿弗拉皮（aphract）推进——在桨的上方并没有上层甲板。[1]
在这种战船的标准设计中，每一个甲板的一侧都可以安置25排到36排划桨手，有时甚至有50排，最多可达200名划桨手，战船还可以容纳其他100人，大部分是海上训练的步兵（“海军陆战队”），以及船上的船长和军官。不过，似乎更常见的是一种较小的战船，名为“木船”（ousakios），共有100名桨手，容纳30人到40人的海军特遣队，这种战船的特别之处在于上层桨手也能加入战斗，而下层桨手最多能通过桨槽射出长矛，击毁旁边的敌船。还有更轻、更快的两艘侦察和突袭甲板船，以及一种设计了一排划桨手的小帆船（galea）。
舷梯和划桨手的位置由可拆卸的护盾保护，桨手可以在船体上直接划桨，不需要外伸臂或桨箱的保护。方形帆从7世纪起就被大三角帆代替了。在利奥六世时期，攻城槌仍然存在，但逐渐被喙形槌所取代——海军陆战队可以通过喙形槌攻击敌舰——但海战主要利用飞弹作战：海军陆战队可以在船上桅杆附近的一个木制堡垒（xylokastron）中发射他们的箭，那里还有一个或更多的掷石机，以及“胡格隆布尔”（hugron pur）——称作液体火，或者“希腊火”——通过点燃的烧瓶掷出，或者由活塞激活，甚至可由泵的虹吸作用投射出去。
希腊火
在传奇故事中，甚至是在有着中等声誉的史学著作中，“希腊火”也是一种神秘而又最可怕的武器，这是拜占庭人独有的秘密技术，没有人可以效仿，甚至现在也是如此。至少有一些拜占庭人，或者可能只有一个人，声称相信这个神话。根据君士坦丁七世《帝国行政论》的描述，如果任何外国人要求接触“通过虹吸释放的液体火焰”，将会得到一个傲慢和无耻的虚假答案。
这是……上帝通过天使向伟大而神圣的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揭示和教导的技术，关于这一点……他从同一位天使那里接受了神圣的命令，正如我们的父亲和祖父的忠实见证所确保的那样，它只能在基督徒中制造，只能在由他们统治的城市里制造，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地方制造，且不应该被送给任何其他民族，也不应该被传授给任何其他民族。因此，为了向后人证实这一点，这位伟大的皇帝在上帝的圣餐台（圣索菲亚大教堂）上刻下了诅咒，任何敢于把希腊火技术传给另一个民族的人，就既不应被称为基督徒，也不应被视为配得上任何地位或职位的人；无论他是任何职位的拥有者，他都应该被逐出宫廷，受到诅咒，成为永远的反面例子，无论他是皇帝还是族长……他会恳求一切虔诚敬畏神灵的人跟他一起毁灭。[2]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由皇帝或他忠实的文士书写的弑杀令，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希腊火独特的重要性，以及拜占庭人在绝对垄断下对它的占有。实际上，当这个警告被写出来的时候，秘密就已经泄露了。
现存关于希腊火的第一份文献报告出现在西奥芬尼斯《编年史》（Chronicle）所描述的6164年，也就是671～672年。庞大的阿拉伯舰队聚集在君士坦丁堡：
之前的君士坦丁四世在得知上帝的敌人对君士坦丁堡开展大规模远征时，建造了带有火炉和装有虹吸管的吊杆（以喷射液体火）。[3]
在6165年，也就是673～674年，西奥芬尼斯也写到了这项发明的起源：
加利尼科斯（Kallinikos）是一个来自赫利奥波利斯［Helioupolis，现黎巴嫩的巴贝克（Baalbek），当时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的建筑师，他与罗马人一起避难，制造了一场海上大火，点燃了阿拉伯人的战船，使它们与船上的船员一起陷入火海。就这样，罗马人胜利归来，获得了海军火。[4]
但根据雅各布派族长迈克尔叙利亚编年史的叙述，加利尼科斯被描述为木匠，于一前年就在阿纳托利亚东南部的利西亚（Lycia）使用了他的发明：
他炮制了一种燃烧物质，并放火焚烧了阿拉伯战船。他用这场火烧尽了所有满怀信心坐船出征的人，即船上的所有人。从那时起，罗马人就一直在使用卡利尼科斯发明的火器，这种火被称为纳夫特（petroleum，阿拉伯语中的石油）。[5]
抛开神话以及一些现代著作中不加批判的重复性文献不谈，关于希腊火的五件事是可信的，最近一位著名的拜占庭主义者成功地放火烧了一艘无害的帆船，这也使希腊火的性质得到了实验上的澄清。[6]
第一，它与海水接触时会继续燃烧。这一点在克里莫纳（Cremona）的利普兰（Liutprand）的作品《针锋相对》（Antapodosis，833～834列）可信的叙述中有较多描述。他写道，在941年，伊戈尔王子（Prince Igor）对君士坦丁堡发动的袭击失败后（8年后利特普兰正好在那里），他放弃基辅罗斯号战船，“在海水中游泳时被烧死”。这种火药不需要什么神奇的化合物：原油一旦点燃就会在水中持续燃烧，而且它肯定是可以被拜占庭人获得的，因为它会渗入里海海岸的表面，即使它超出了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范围，它也能到达拜占庭商人的手中。当地人挖了几口浅井，以便更容易地把它捞出来。在《帝国行政论》中，有一份关于“产油的井”的地点清单——这种油也就是原油（并非现在称为石脑油的轻馏分油）。[7]
此外，有人认为，希腊火与水接触时会自动燃烧。如果它含有较纯的钠（Na）或过氧化钠（Na2O2），这可能是正确的，这两种物质都能与水接触后发生剧烈反应，生成氢氧化钠（NaOH），同时产生大量的热量。钠的化合物和普通盐（NaCl）一样常见，但没有证据表明拜占庭人掌握的化学技术能完成提取纯金属钠或其过氧化物。
另外一种建议是将石油与松脂混合，使其更具黏性和“粘性”，从而形成一种凝固汽油。[8]在准备现代凝固汽油弹时——这是一种在家里就可以轻松完成的事情——棕榈油或其他油被添加到更轻的汽油胶状物中，使其变得更加黏稠，但原油的黏性已经足够大，因此不需要树脂。
更可信的是，如果加入树脂的话，它有助于点火，因为原油会燃烧得很猛烈，但不像汽油那样容易点燃。此外，加入树脂的话，火焰的温度更高。
第二，所有的说法都同意希腊火主要是通过虹吸管喷射到目标敌人身上的，虹吸管内有一个活塞，可以向前推进，通过喷嘴喷出液体。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加热液体，并确信它完全或大部分由原油组成，原油过于黏稠，除非先进行加热，否则它将无法有效喷射出来，就像现代管道中的原油一样，如果含蜡度过高，就需要被加热以促进更好的流动。因此，为了使用希腊火，它的容器必须被大火加热，而这些火焰需要在离虹吸管不远的船内一直燃烧——这在木船中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第三，虹吸管喷射的距离非常短——这基本就是儿童水枪的射程，有20码就够了——而想要让敌方阵内升温失火，可能还需要点燃液体，并通过精确移动来足够接近敌方战船，同时远离登船区域，另外要在非常平静的水域才行。同样，《针锋相对》（Antapodosis，833列及后页）中也记录了这一点。“上帝……希望……用胜利来使那些崇拜他的人记住。因此，他使风平静下来，使大海平静下来。否则，希腊人就很难开火了。”
第四，希腊火的效力主要在马尔马拉海平静的海域有效，而不是在开阔海域上，特别是当拜占庭人因撞击、飞弹或登船而无法占上风的时候。因此，希腊火主要被用作一种防御武器，可以抵抗足以威胁帝国核心的敌人，而不是被视作在公海上对较弱敌人使用的一种战略进攻武器。这限制了希腊火对拜占庭海军的总体重要性，拜占庭的海军力量更多地要归功于完善的罗马传统。
第五，希腊火的秘密并没有长久地保留下来。阿拉伯消息人士很快就对此进行了讨论，并在阿拉伯人于824年至826年9月征服克里特岛的过程中使用了这一武器，[9]石油渗入巴库（Baku）附近的里海海岸和伊拉克东北部的基尔库克（Kirkuk）地区，这一直为人所知，而到了9世纪，阿拔斯的学者翻译并解释了有关制造虹吸希腊火技术的著作，即英雄亚历山大的《气动论》（pneumatics）。无论是石油还是虹吸管，一旦在行动中得到证实，对阿拉伯人来说就都不会是一个谜了。据记载，在黎波里的利奥舰队于904年对塞萨洛尼科发动的袭击中，希腊火和虹吸管都被使用过，很可能是阿拉伯人更早就使用过了。[10]相反地，意大利阿马尔菲、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这些富有进取心和创新精神的共和国，却从未使用过希腊之火，这表明它的军事价值有限，这是由于虹吸管射程较短，而且很难在抛射作战中使用。
道蒙战船
按照当时的标准，道蒙战船是一艘快速机动的船，但那是因为它吃水浅，结构轻巧。这艘船的干舷很低，只有1米，因此不适合海上航行——它可能会被2米高的海浪淹没，即使在温暖的几个月里，这种海浪在地中海也不是那么罕见。这使得一年中任何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对道蒙战船来说都是危险的，并且几乎排除了冬季航行的可能。在20分钟左右的短时间航行内，它的桨下推进速度可以非常快，最多可达10节，即每小时11.15英里或18.5公里的速度——这在战斗中可能非常有用。通过轮班划船，桨下最高能达到3节的巡航速度，并可保持24小时之久。在顺风航行的情况下，航速可能超过7节，但由于没有合适的龙骨，逆风行驶不会取得多大进展。然而，在任何情况下，低干舷和桨槽的设计都意味着，道蒙战船可能会因10度的倾角而翻船。
因为它的船体设计很长，很薄，很浅，所以在船舱里几乎没有什么空间，包括要储备划桨手通常所需的大量的水。最低的要求是每人每天半加仑水，而对那些拼命划桨的人来说，用水量则是平时的两倍。甲板必须保持畅通，在炎热的天气里，甲板上不得有额外的积水。[11]鉴于风向、洋流和敌军行动的不确定性，没有一个谨慎的船长（一艘道蒙战船配备108～110名桨手，是非典型的战船）会于离岸时在船中留下少于650加仑的水，甚至最好储备两倍于此的水量。因此，水的储备可谓战船耐力的决定性限制因素，使它们最多只能在海上停留10天，但更多的时候是7天，虽然它们强烈倾向于走沿海路线而不是直接从海上过境，但点到点的航行路线还是缩短了。
正文从一份装备清单开始（第5段），像所有清单那样，既简单又重要：[12]“必须有备用的舵、桨、桨环、绳索、木板、熔丝绳、固体和液体沥青以及所有必要的造船工具，包括斧头、钻头和锯。”
接着对希腊火进行了形象的描述，但有趣的是，这并不是必要的：这篇文章只是建议在船头装备一个青铜虹吸管来向敌人开火。在虹吸管上方应该有一个带护栏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受过训练的战士除了发射弓箭或其他投射物（飞镖、吊索弹）之外，还可以进行肉搏战。在大型战船上，应该有战斗塔，而不仅仅是一座木制堡垒（xylokastron），士兵们可以从塔上抛出巨石、锋利的弯刀或点燃希腊火。
在为其海军定义标准的道蒙战船设计时，利奥指出，两层甲板上每侧都至少要有25个划船的长椅，可容纳总共100名士兵。每艘战船都必须有船长、少尉，两名舵手和大副，以及船长的助手。船尾最后两名桨手中的一名负责抽水机，另一名负责锚。船头应该有一名军官来指导那里的战斗，而船长——他也指挥战斗部队——应该留在船尾，让船上所有人都能看见他，但需要保护他不受飞箭伤害。在那里，他既可以指挥战斗，也可以操纵战船。
可以建造更大的船，能够容纳200名甚至更多的士兵，下层的50名负责划桨，剩下的150名装备武器对抗敌人——但可能也要承担部分桨手的职能。体型更小、速度非常快的单桨战船被用于侦测，通常是在需要速度的情况下。
辅助船只必须装备起来以运输货物和马匹。运输后者需要专门的技术——装备吊车、腹部吊索以避免马匹在波涛汹涌的旅途中受伤，为其包扎伤口，用添加橄榄油的饲料喂养它们——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古老的技巧：运输马匹的专业船只（hippagogos，hippegos）自公元前430年就被证实了。[13]更广泛地说，运输工具携带所有的军用物资，这样战船就不必装载货物。它们可以提供食物、武器（特别是额外的箭矢）和其他必需品。
辅助船只不仅需要为航行而装备，而且需要配备弓箭和战争所需的其他任何东西。高级桨手和所有靠近船长的人都将从头到脚装备起盾牌、长矛、弓、各种箭矢、刀剑、标枪、头盔和盔甲；他们应该装备有金属头盔、护手和胸甲，就像在战场上一样。那些没有铁甲的人应该用两层煮熟的皮革作为自己的盔甲；藏身于前排战士后面，他们应该发射利箭并投掷石头。战士们不应该耗尽自己的精力，而是应该定期休息，因为敌人会趁士兵疲惫时进行攻击，并打败他们：
萨拉森人（阿拉伯穆斯林）最初抵抗攻击。然后，当他们看到敌人疲惫不堪，并缺乏武器、箭、石头或其他东西时，他们就变得傲慢，手持刀剑和长矛排成紧密的队形，斗志高昂地发动进攻。
这篇文章要求指挥官从头到尾确保战士们得到很好的供给——因为在物资匮乏的状态下，敌人可以发起反击或勒索帝国的城市和人口。如果可能的话，指挥官将掠夺敌人的土地，为他的部下收集丰富的食物。保证战士们行为的正义性是一个令人十分关心的问题：指挥官需要对下属首领的公平性负责。另外，没有人会通过送礼来减轻自己的服役义务，即使是最普通的礼物也不行。“如果你想着礼物，你的尊严又在哪里呢？”利奥写道。“不要因为任何理由接受你手下的礼物，无论他是富人还是穷人。”
根据利奥著作第十九章的第22节可知，在君士坦丁堡部署有一支帝国舰队，其指挥官由一名总司令领导，还有单独的军区舰队。但凯比里奥（Kibyrrhaeot）和其他军区的指挥官（drungaries）也在帝国舰队司令的领导下服役。
利奥回忆说，在那时，指挥官曾经只负责辅助船只，但现在他要负责一整个军区。
在罗马最优秀的作战传统中，作者主张由海军陆战队携带盾牌和刀剑进行活力充沛的战争训练，战船则要进行战斗队形、近距离作战和正面攻击几种模式下的演习：战船应该以敌人欲发起战斗的方式进行训练，这样船员们就会习惯战斗时的尖叫和吵闹，并且不会对真实的状况毫无准备。
在安排营地时——如上面所说，船员必须睡在岸上，才能好好休息一晚——指挥官被要求确保士兵们进行有秩序的休息，不要害怕敌人，也不要碰任何属于本地居民的东西。
下一节呼应了拜占庭每一本军事手册中的建议：指挥官要避免战斗。必须对敌人发起袭击，而不是攻击它的大部分或整个舰队，除非有迫切的需要。应该避免可能导致一场大战的纠缠——命运是多变的，战争是充满未知的。指挥官不应因被激怒而冲动地投入战斗；当战船离得非常近时，战斗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指挥官必须使他的战船远离敌人——除非他确信他在战船数量、武器，以及士气等各方面的准备上都优于敌人。
如果战争的过程有需要，指挥官将在分散的地点以开放的队形部署战舰。如果他确信自己的部队是优越的，因此寻求战斗，但他还是不应该在自己的领土上对敌人发动攻击，而应该在敌人的领土附近发起攻击，这样敌人就更宁愿逃往自己的领土而不是进行战斗。[14]战船指挥官受到利奥的警告，“当战斗即将开始时，每个士兵都很害怕，而且都会丢盔弃甲，逃跑求生”。利奥悲叹地写道，在死亡和羞辱且可耻的逃亡之间做选择，很少有罗马人或野蛮人更倾向于前者。
在战斗的前一天，指挥官要和他的军官一起决定应该采取的行动路线，以及近乎完美的策略；然后，他要确保船长们忠实地执行他的命令。如果此时因为敌人的行动，而需要执行一个不同的计划，那么所有的人都将观望指挥官的船，准备好接收任何必要的信号；当信号发出时，所有的人都要努力完成命令。
指挥官要有最优质的战船，在规模、敏捷性和坚固性上优于其他战船；它将由挑选后的战斗人员驻守。被选中的战船是一艘庞然大物，显然比当时的普通道蒙战船还要大。同样，其下属的指挥官也应该由最优秀的人担任，并分配至各艘船上。在战斗中，所有人都将观望总司令的船，并接受命令，执行计划。
信号装置应安装在甲板的高处，上面有旗帜、火炬或任何其他可以传达计划信号的物体或装置，这样其他人就能收到消息：是采取何种行动，决定战斗还是退出战斗，舰队是否需要部署出去寻找敌人，或者立即去帮助被攻击的守军，是否有必要减速或增加速度，设置伏击或者避开敌人，等等。根据这些信号，就可以执行指挥官所在战船发出的所有命令。利奥解释说，以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必要的，因为战斗一开始，就不可能通过声音或喇叭来接收命令，因为人们的呼喊、海浪的声音和战船的碰撞声太过嘈杂。
利奥解释说，信号可以垂直显示，向右或向左摇动，提升，降低，改变形状和颜色。指挥官应确保熟悉这些信号，以便他的所有下属（舰队）指挥官和所有船长对这些信号有可靠的了解，同时都能理解同一个命令，并准备好识别和执行向他们发出的信号。
作者接着谈到了战术。指挥官将以新月队形部署舰队，两边各有战舰作为“角”，而最强和最快的战舰被部署在半月形中心的前方。指挥舰负责监视一切，发布命令，安排行动，如果某部队需要增援，则向其提供支援。据说新月队形对包围敌人是非常有效的。有时，指挥官可以在前方以线性部署舰队，攻击敌舰的船头，用虹吸管释放的希腊火烧毁它们。有时舰队会根据战舰的数量分成两到三个等级的部署，第一级与敌人交战后，第二级将从侧翼或后方攻击严密的敌方编队，使他们无法抵抗第一梯队的进攻。
当然，我们要采取策略。如果敌人对我方发起攻击，让敌人看到小巧、快速且灵活的拜占庭舰队正假装逃跑；敌人会以最快的速度追击它们，但无法追上，然后其他载有新船员的战舰会攻击敌人并俘获它们——即使受过最好训练和最强大的敌舰逃跑了，他们也会俘获较弱和训练较少的敌舰。然后，夜幕降临，在敌人排成紧密队形的情况下，其他强大而有能力的新船将加入战斗。当指挥官的战船能够在数量和能力上超过敌人时，就应该采取这样的战术。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在数量和质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写这篇文章时，拜占庭人在海上面临的状况正是如此），应该如何行动的建议。相比之下，圣战舰队则得到了穆斯林统治下广大腹地税收和捐赠的充分支持。
有时，指挥官会利用快船假装逃跑，一旦它们转向船尾，就会激怒敌人追击他的战舰。在兴奋的追逐过程中，敌人的队形会乱掉。然后，通过倒转航向，指挥官将攻击一字排开的敌人，用两艘或三艘船攻击他们的任何一艘船，并将毫不费力地赢得胜利。
指挥官被告知，当敌人遭遇海难，被风暴削弱，或其战船在夜间遭到纵火时，他应该与敌人进行海战；当敌人的船员登岸或情况特别有利时，指挥官就要对其发起进攻。
上文所隐含的意思是，在正常情况下，指挥官不应该参战——这是拜占庭人通常的建议，因为不可能有真正带来决定性结果的战斗。技术一词，用现代的说法是“屠杀机制”，也是下文的主题。利奥写道：“许多战争专家在过去和最近发明了摧毁军舰和水手的手段。最新的一种方法是通过虹吸管喷射出火焰，用火焰和烟雾焚烧战船。”船尾和船头的弓箭手可以发射被称为老鼠（或“苍蝇”）的小型箭矢。书中还提到一些人可以把毒蛇、蝎子和其他会咬死敌人的危险动物藏在花瓶里，放进敌舰。
这种情况不太可能经常发生，但以下方法更实用：把装满生石灰的花瓶扔出去。当花瓶破裂时，会释放出一种气体，这种气体会使人窒息。利奥提到的其他投射物包括镶有锋刃的铁球，当它们被扔到敌舰上时，会成为敌人进一步作战的明显障碍。指挥官还被告知应该使用虹吸管喷火，士兵可以藏在他们的青铜盾牌后面，当管内已经充满了希腊火时，他们可以将其掷向敌人。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是使用吊车将重物、燃烧的液体沥青或其他材料扔到敌人被撞的战舰上。
指挥官获悉，如果他使自己的战船靠近敌人的战船，然后让他的其他战船从另一边撞向敌人的战船，他就可以摧毁整个敌军舰队。第一批战船应该缓慢撤退，然后持续撞击就可以击沉敌人的战船。指挥官被告知要保持警惕，不要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同时，桨手在下层可以通过桨槽用长矛刺穿敌舰。同时，战船应该装备专门的工具和泵，这样敌人的战船会因为桨槽下端被刺穿而灌满水。
但是还有更多的高深技术，利奥不愿提及，因为它们太敏感了：
还有一些古人发明的战争策略，由于其复杂性，只能被部分地加以描述；在这里，最好不要回顾它们，以免被敌人知道，敌人会用它们来对付我们。一旦知道了这些战争手段，敌人就很容易理解并掌握。
这段文字确实被翻译成阿拉伯文了。[15]在讨论了大型战船之后，利奥六世转而谈到需要更小的战船，并写道，还应该有更小、更快的战船，它们能够追逐并捕获敌人，而它们本身也不会被抓住并遭受攻击。这些战船应担任特殊作战状况的后备。指挥官要根据即将面对之敌人的状况来准备大大小小的战舰。阿拉伯穆斯林和基辅罗斯的舰队是不同的：阿拉伯人使用体型相当大和速度较慢的战舰，而罗斯人使用的是小型和灵活的船只，因为他们需要在河流上航行以到达黑海，所以他们不能使用大型船只。
随后是人力管理，特别重要的是水手，即使职业的作战船员，也很容易叛变——阿拉伯穆斯林既需要水手，也需要海军陆战队，包括奖励他们的手段。战争结束时，指挥官要平均分配战利品，准备午餐、宴会和盛会。他将给那些在作战中有英雄表现的人颁发礼物和荣誉，并严惩那些表现有失军人身份的人。
结尾处，作者进一步强调了“人”的重要性：指挥官被警告说，即使敌人很少但因为他们足够勇敢，因此，如果他自己的船员缺乏勇气，大量的战船就将毫无用处。他被提醒说，战争不是以士兵的数量来衡量的：“几只狼能对一群羊造成多大的伤害？”
拜占庭战略中的海军力量
在陆地上，即使是训练有素、战术最精良的部队，也可能被一群规模足够大的暴徒击溃。但是在海上，没有一艘战船可以未经必要的团队合作训练就发挥作用。在海上，一支训练有素的舰队可以战胜任何数量操作不当或装备低劣的敌方舰队。
因此，皇家海军的质量优势比陆军更重要——陆海军在质量上都可以追求卓越，但只有对海军来说，这种相对优势才能对敌人舰队造成绝对破坏。
这也是因为在失去埃及之后，帝国内部的大陆领土主要是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地位远不如其沿海平原和沿海城市重要，其中当然包括君士坦丁堡、克里特岛、塞浦路斯以及西西里岛，还有爱琴海众多的小岛屿以及除海路之外很难到达的多山的海角。
此外，沿海平原的陆上路线漫长且无止境，要么是因为海岸线在水湾、海湾及出海口处迂回曲折，要么是因为直线的距离也非常远。例如，在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的征服扩大了帝国地中海南部海岸的最初领土，超越了昔兰尼（Cyrene，今利比亚东部），一直延伸到西边直至廷吉斯（Tingis，Tangier），因此，在整个北非海岸，至少要花3个月的时间才能走完这4000多公里的路，这将是极其昂贵的，或者根本不可能用马车或骡子将货物运送到很远的地方。除了熏香和香料、宝石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外，任何运输距离超过当地范围的贸易都很可能是经海运达成的——在合理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无疑需要一支海军。
但“安全”是一种在海上从未拥有过的东西。公元960年，克里特岛将被未来的皇帝尼克福罗斯·福卡斯从穆斯林手中夺取，但他在911年和949年进行的两次远征（第一次可能针对叙利亚）都失败了。他们的集结名单碰巧作为如今被君士坦丁七世称作《礼仪之书》（De Cerimoniis）的附录而保留下来，它让我们对当时帝国的远征能力有了一些了解。[16]
在911年：
皇家舰队：12000名水手和海军；+700名罗斯人雇佣兵（Rhos，“瓦兰吉人”）警卫。
将由凯比里奥军区派出：56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1000兵力的预备队。
将由萨莫斯（Samos）将军派去：4000+1000兵力的预备队。
将由爱琴海群岛（Aigaion Pelagos）的将军派去：3000+1000兵力的预备队。
水手、海军陆战队和预备役人员总数：28300人。
帝国战舰：60艘道蒙战船，各有230名桨手和70名海军陆战队员，20艘较大的班菲罗船（pamphyloi），各有160名桨手，20艘较小的班菲罗船，各有130名桨手[17]。
凯比里奥军区船队：15艘如上所述的道蒙战船，6艘较大的和10艘较小的班菲罗船。
萨莫斯军区船队：10艘如上所述的道蒙战船，班菲罗船大的4艘，小的8艘。
爱琴海群岛船队：7艘道蒙战船、3艘较大的和4艘较小的班菲罗船。
来自希腊军区的船队：10艘如上所述的道蒙战船。
马尔特军（Mardaites）：官兵4087人，辅军1000人。
马尔特人的凯比里奥军区和卡泰帕诺（Katepano，比军区低一级）负责派遣侦察船观察叙利亚港口，以确定是否有舰队准备从那里起航（这可能会反击帝国的远征，或威胁帝国其他地方的财产）。
特拉斯克斯特（Thrakesion）军区将供应20000莫迪（modioi）的大麦（也用作马饲料）、40000莫迪（modioi）的小麦和饼干、30000莫迪（modioi）的葡萄酒和10000莫迪（modioi）的牲畜（羊？）用于屠宰和其他用途。
对于949年的远征，有一个不同的战船和船员名单，但也有关于出征的每一只道蒙战船的详细装备信息，该信息在911年的名单中却丢失了。
70个克利巴尼亚（klibania，无袖胸衣——片状胸甲）
12支洛里基亚（lorikia，为舵手和希腊虹吸管操作员设计的轻型装甲）
10个备用的洛里基亚
80顶头盔（意味着船上有80名海军陆战队员）
10顶戴面罩的头盔（军官用？）
8对扶手，管状工具——前臂铠甲——（用于虹吸管操作员？）
100把剑
70个光罩布
30枚金属盾牌（skoutaria ludiatikai）[18]
80支三叉戟长矛
20支具备长、轻刀刃的索具切割机（longchodrepana）
100支重矛（menavlia）
100支投掷长矛、标枪（Riktaria）
50个复合“罗马”弓
20个十字弓
10000支箭（这些是备用的“皇家”箭，除了个别装备外；共为整个远征军购买了240000支箭）
200支短箭（“mice/files”）（数目太小——20000支——它们被用来进行远距离骚扰）
10000个棘刺
4个锚和锚链
50件外套（毛皮大衣），保护弓箭手的弓不受潮湿天气的影响。
50个信号标志（Kamelauia）
火炮装备（螺栓、重物、链子）：12支四管炮、兰巴达莱炮和锰弹炮
949年远征军的装备清单上还有更多物品，包括“上帝嘱咐神圣皇帝提供的尽可能多的皮革盾牌”，[19]以及双刃和单刃战斧（用于投掷）、吊索、希腊火虹吸管、加工材料：铅片、皮革、钉子、布螺栓，以及用于快速装备未经加工原材料的工具：铁撬棍、大锤、马蹄铁、大头针和尖头钉、紧固件、铜管、环、夹钳、脚镣等，每一种工具都有一定数量。分配给每一项目的资金数额也被列在清单上；显然，在皇家宫殿里有一些对此负责的行政办公室，它们专门负责编制全面的库存清单，并具备财政专业知识，以了解每件东西的成本。例如，制造122张牛兽皮需要88枚诺米玛（nomismata，72磅黄金），购买385个桨需要5枚货币。
拜占庭海军的战船和船上的士兵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在一个熟悉的周期中升沉起伏：拜占庭人起初认为以海上安全为名来维护昂贵的装备显得毫无必要，但海上灾难性的敌人随之而来，拜占庭人又开始疯狂建造战船，加快武装，配备人员。但是，一直到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拉丁人征服，12世纪晚期拜占庭又遭遇政治崩溃之时，拜占庭海军在升沉起伏的循环中仍然足够强大。在626年的大危机中，当库斯劳二世的萨珊波斯军队已经征服了整个黎凡特和埃及，并从亚洲一侧的海岸威胁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包围欧洲一侧伟大狄奥多西城墙的阿瓦尔人把他们的斯拉夫臣民和他们的小船送到了金角，攻击海堤，并越过亚洲一侧，以便将萨珊波斯的军队运送过来，加入对狄奥多西城墙的攻击。据西奥芬尼斯说，斯拉夫人的独木舟（monoxyla）[20]“充满了他们从多瑙河带来的斯拉夫战士，数量之多，将整个黄金角的海湾都填满了。”[21]
他们人数众多，但质量堪忧。这些战船和船上的士兵都被拜占庭人的攻城槌和弓箭手摧毁了。根据塞博斯（Sebeos）笔下的亚美尼亚历史：
波斯国王……命令他的军队坐船去拜占庭。装备好（船只）后，他开始准备与拜占庭进行海战。拜占庭派出海军抵抗他们，双方在海上展开了一场战斗，波斯军队失败后蒙羞归来。他们已经损失了4000人。[22]
塞博斯不是海军专家，波斯人也不是海军专家。任何船只，无论是当地船只还是斯拉夫人的独木舟，都必须在当时被波斯人占领的黎凡特和安纳托利亚的众多港口应召入伍；但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被征召入伍。可以说，波斯人不太可能在作为行军后方的马尔马拉海地区建造和运营船只。同时代的《复活节编年史》（Chronicon Paschale）在626年条目下描述了斯拉夫人的命运：
拜占庭人击沉了他们的船只，杀死了在独木舟里发现的所有斯拉夫人。而亚美尼亚人（Armenians，步兵）也自布拉察那宫城内出来，向靠近圣尼古拉斯的门廊开火。那些从独木舟里逃出来的斯拉夫人，由于炮火的缘故，以为在海上的是阿瓦尔人，当他们从海里逃出来的时候，就被亚美尼亚人杀死了。[23]
从674年起的4年里，当阿拉伯人在陆路和海路的进攻达到顶峰时，当黎凡特完全被占领，安纳托利亚的一部分被占领，大部分地区遭到毁灭性的袭击时，君士坦丁四世的海军在678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据西奥芬尼斯所说，君士坦丁已经为战斗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今年，反基督者装备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君士坦丁得知上帝的敌人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了如此大的一次远征后，就建造了一座带有火炉和装有虹吸管的竖井，并命令将它们安置在（马尔马拉海的普罗庞提斯）恺撒港。[24]
由此带来的拜占庭海军战术优势并没有阻止一场漫长而具破坏性的巨大围攻，但它确实对最终抵御穆斯林的进攻做出了很大贡献。
从7世纪到12世纪，帝国舰队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世界。这些拯救者是从帝国的防御基地出发，来攻击入侵者的船只的。而这些防御基地则隐没在黄金角和马尔马拉海的海堤上。有时候，敌人的战船与拜占庭战船具有相似的特点——当阿拉伯人第一次攻击君士坦丁堡时，他们的船员大多是来自黎凡特和西利西亚的基督徒，包括前皇家水手。但是，即使是建造精良、训练有素的敌舰，也无法与皇家舰队的操控策略相提并论，敌舰既无法击败它们也无法模仿它们。虽然希腊火曾经是有用的，但这些技能比“希腊火”更重要，阿拉伯人习得它们的时间比他们了解“希腊火”秘密的时间还要长。
[1] 关于概述，参见 John H.Pryor and Elizabeth M.Jeffreys，The Age of the Dromon：The Byzantine Navy，ca.500-1204 （2006），p.448；关于初期，参见p.123；关于10世纪的数据，参见 p.175.
[2]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sec.13，from line73，pp.69-70.On line73，siphonon 被莫名其妙地评作“tubes”。
[3]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and Roger Scott with Geoffrey Greatrex （1997）（之后被称作Theophanes），no.353，AM 6164，p.493. John Haldon，Andrew Lacey，Colin Hewes “Greek Fire Revisited：Recent and Current Research” （2006），pp.291-325. 供阿拉伯人和拉丁人使用，见Pryorand Jeffreys，Age of the Dromon，appendix 6，pp.607-631.
[4] Theophanes，no.354，AM 6165，p.494.
[5] Andrew Palmer，The Seventh Century in theWest-SyrianChronicles （1993），pt.2，p.194 n.476.
[6] Haldon et al.，“Greek Fire Revisited，” pp.297-316.
[7] DAI，para 53，pp.493-510—as cited in ibid.，p.292.
[8] J.Haldon and M. Byrne，“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Greek Fire” （1977），pp.91-100；如今后来居上的著作是Haldon et al.，“Greek Fire Revisited，” p.310.
[9] 见讨论：Pryor and Jeffreys，Age of the Dromon，pp.609-612。
[10] 见讨论：Pryor and Jeffreys，Age of the Dromon，p.612，citing John Kaminiates，De expugnatione Thessalonicae，34.7.
[11] 参见J.F. 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975），pp.62-63，著作中的计算。
[12] 现在有一个更好的文本和翻译来自Pryor and Jeffreys，Age of the Dromon （Naumakia Leontos Basileus，pp.485-519），我没有引用。
[13] Lionel Casson，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1995），p.93.
[14] 类似于克劳塞维茨谴责的“金桥”，因为它使战争最终更具破坏性。
[15] Vassilios Christides，“Naval Warfar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6th-14th Centuries）：An Arabic Translation of Leo VI’s Naumachica” （1984），pp.137-148.
[16] Derived from John F.Haldon，“Theory and Practice in Tenth-Century Military Administration：Chapters II，44 and 45 of the Book of Ceremonies” （2000）以及Pryor and Jeffreys，Age of the Dromon，appendix 4，pp.547-570中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