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个世纪的防御，拜占庭帝国从10世纪中叶开始，对南方的穆斯林和北方的保加利亚人发动了一系列的战略进攻，在巴尔干和黎凡特都取得了很大的领土收益。甚至在成为皇帝之前，尼克福罗斯二世福卡斯已经是这一战略转变的主导者，在他的谋杀者和继任者约翰·齐米斯西斯的领导下，这一转变一直延续到巴西尔二世时期并达到顶峰，他从四面八方扩张了帝国的版图，彻底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夺回了多瑙河边界地区。
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呈现，尼克福罗斯二世的个人谋略形成了一套作战手册，这些手册之间的互补性远远超过它们的重叠性，而且充满了精明的建议。[1]特别有趣的是，它们不经意间揭示了各种各样的信息，从拜占庭武器到争议性“圣战”边界上的平民日常生活。
正如我从个人经验中所学到的那样，一本作战手册可能反映出各种不同目标的任意组合：以奥纳桑德的著作为例，他为战争提供道德语境；或者为了应对战争的混乱状况，制定整齐有序的军衔制度和档案框架，安排营地规划，就像海吉纳斯·格罗马蒂克斯和艾利安所做的那样；并提供可实际用于战斗的技术信息，这似乎是下文所讨论的10世纪军事手册的主要目的。[2]
尽管这些作品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但它们来源于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其中最重要也可能是最具书生气的作者案例是君士坦丁七世。在一篇非常私人的文章中，我们发现了他为此所做的工作。他已经开始为他的儿子罗曼诺斯书写一份备忘录，题为“当伟大的罗马皇帝继续作战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这个问题以前已经被谈论过，到现在很多人仍在讨论，但一直没有以书面形式写出来，我们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好的……我们在完成了大量的研究之后，却发现宫廷内未储存任何这方面的文献，最后，我们终于在名为西格里安（Sigriane）的修道院里找到了一份处理这些事情的备忘录，在这座修道院里，名叫卡塔基拉斯（Katakylas）的神甫已经接受了修道院的生活并开始写作生涯。因为这些是由利奥皇帝下令记录的东西……
但是，由于这部著作的希腊语版本没有完成，因此书中包含了许多野蛮、孤立的观念和语法错误，尽管如此，它还是值得肯定和称赞的……（在其内容中）……既然我们发现这部作品是以一种粗心的方式创作的……把事情含糊不清地摆出来，就好像一个幻影的脚印，可以说……我们把这些东西写下来，是为了把它们作为备忘录和指南留给你。[3]
这份文件本身的价值在于它所传达的附带信息，特别是关于后勤方面的信息，但它所描述的是帝国取得某些胜利的进展，而不是真正的远征；正如莫尔特克（von Moltke）可能说过的那样，它没有战术价值。但是，编纂这些具启发性的文献，还有编辑并保存它们的工作，存在巨大的价值——这些工作让我们现在可以阅读这三本军事手册，这些文献一点也没有摆脱令君士坦丁感到不安的野蛮和孤立主义，而论述中也包含着丰富及契合实际的建议。
《前哨袭扰》（De Velitatione，Skirmishing）
阿纳托利亚东部的拜占庭-阿拉伯边疆是这部著作的地理背景，最近出版的著作名为《游记战术》（Traité sur le guerilla），但传统上它应该被称为《前哨袭扰》（De Velitatione Bellica Nicephori Augusti），现在它被翻译成英文，称为《皇帝尼可福罗斯的前哨骚扰战术》（Skirmishing by the Emperor Lord Nikephoros）。[4]
这是一部关于与阿拉伯穆斯林进行边境防御战争的作战方法和战术的独创性著作，它不应归功于枯坐图书馆的研究，而一切都要归功于实战经验——作者告诉了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放心地相信他的话。
从理论上讲，在伊斯兰统治下，所有的帝国领土都是“战争之地”达尔哈布（Dar al-Harb），在这片土地上，私人开展掠夺的同时也是在削弱异教徒的势力，这在宗教上是合法的，就像自愿参加哈里发或地方统治者的战争一样——两者都是圣战，要么在俗世为自己创造荣耀（或至少是尊重），要么欢乐地去殉道。与此同时，劫掠已成为边境地区的一个行业，当然风险很大，但显然是有利可图的——或者至少比种植作物或饲养牲畜要轻松得多。[5]事实上，由于拜占庭的袭击，这些活动也面临危险。
边境地区有自己的宗教：以圣战为中心的伊斯兰教——在新皈依的土库曼人中，他们可能对新信仰知之甚少——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很久之前，人们就想称之为拜占庭的改革运动。边境地区也有自己的文学作品，以史诗或诗情画意的《狄根尼斯·阿克里塔斯》（Digenis Akritas）为例，他是众多“阿克拉”（Akra=边境线）地区的作品之一，与之相对应的是贝都因人关于劫掠的诗歌，后者越来越多地被突厥民歌所取代——其中一些仍然可以在伊斯坦布尔伊斯蒂卡尔街的音乐咖啡馆听到，其形式是博鲁·贝伊式的民歌循环。[6]
至于边界地区的军事文化，在《前哨袭扰》一书中，作者宣称其目的是要在幸运的、不需要它的时候保护好这些知识，以防将来帝国需要它。
基督……大大削弱了以赛玛利后裔的能力和力量……然而，为了时间……也许不会抹杀这有用的知识……我们应该致力于写作。[7]
作者提到了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他写道，他受到那些“发明它的那些人……”的指导——这里提到的是巴尔达斯·福卡斯（Bardas Phokas），他是军区部队指挥官（Domestikos Tou Schoai），也是高级战地指挥官，作者还提到了他的三个儿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953年被俘虏死于敌手），利奥（Leo）（他赢得了几次重大战役），以及另一个儿子，后来成为皇帝的尼克福罗斯二世，还有尼克福罗斯的侄子，被称为谋杀者和继任者的约翰·齐米斯西斯。
在《前哨袭扰》中，作者目标是少花钱多办事，由相对较小的部队进行突袭，通过出其不意的行动来扩大他们的力量——也就是说，突然袭击没有准备好的敌人。突然袭击会改变作战双方力量的平衡，因为只要它持续下去，敌人就会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组织，无法对袭击做出反应；因此，就很容易以有效的方式进行攻击。此外，如果突然袭击可以用来削弱和打乱敌人，那么即使在突然袭击结束后，双方也无法恢复先前的力量平衡了。
鉴于并非所有的边境地区都能得到保护，因此首要任务是监视山口，以尽早发现敌人的入侵。在崎岖的高山上，需要安排“相距三四英里”的岗哨。[8]拜占庭人和他们之前的罗马人一样，可以在夜间用火发出信号，在白天用烟发出信号，但对警告信息进行保密是有好处的，这样敌方入侵者就不知道自身被发现了；因此，作者建议进行信号传递接力：“当观察敌人时……他们应迅速赶往下一站并进行报告……反过来，这一站的人也应该跑到下一站去。”接力一直持续到“位于更高地面”的骑兵哨所，哨所人员将通知将军。
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岗哨兵是一种专门的士兵，他们的一次巡逻就是15天的短途旅行——在日程安排上，军官们的压力会减轻。然而，这些兼职兵被认为是秘密的（隐蔽的）童子军，甚至是秘密的（伪装的）特工：“他们不应该长期待在同一个岗哨，而应该被换到另一个地方去……否则……他们就会被识别出来，很容易被敌人俘虏。”在边疆地区，人们必须勇敢地保护他们的牲畜和家庭，使之免于被渗透中的掠夺者侵扰，而且他们也很狡猾，可以做一些策反工作并偷窃敌人的牲口，否则，牲畜们都将被敌人掠去，而不会留下任何值得保护的东西。但边境地区不仅有单纯的盗贼，也有劫掠专家、逃亡者（expilatores）、法律意义上的拉丁暴力劫匪存在——但在这里他们显然都是侦察员。尽管编辑明智地指出，“在这些边境地区，人们的差别可能微乎其微”。[9]
该著作对亚美尼亚人的评价很低，拜占庭军事文本更多地赞扬他们的英勇精神：“亚美尼亚人执行哨兵任务时相当糟糕且粗心大意。”作者建议进行每月轮换、提供固定薪金和每月津贴，但“这些人不大可能很好地执行哨兵任务，因为他们毕竟仍是亚美尼亚人”。[10]
这些山地巡逻者不是说希腊语的本地人，也不完全是东正教徒——亚美尼亚使徒教会既拒绝了迦克墩信经（Chalcedonian Creed），也拒绝了纯粹的基督一性论教派（Monophysitism）——他们当中还存在一些异国风俗，它们混合了波斯人的习惯和口味——其中的每一点都构成了希腊和东正教作家对其不信任的充分理由。但下文讨论的《军事学》（Praecepta Militaria）一书对他们提出赞扬。［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本书完成于976年后：约翰·齐米斯西斯是亚美尼亚裔，他于976年杀死了尼克福罗斯二世福卡斯并继承了他的地位；福卡斯家族也是如此，作者对其非常钦佩，但是，“矮子”齐米斯西斯应该也是亚美尼亚人。］
无论如何，良好的信息是关键，作者建议既要使用间谍手段，也要使用轻骑巡逻军——前锋骑兵（trapezites或tasinarioi，其他地方称为tasinakia），他们可以在自己的突袭和掠夺行动中捕获犯人并进行审问。[11]
在可以预见到敌人入侵的情况下，军队就会采取行动来阻止敌人，用重型步兵的联合力量击退他们，派遣标枪和弓箭手、轻型步兵一起在狭窄通道对敌人进行阻挡，并且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对其展开伏击；第二条战线设立在第一条战线后面。我们需要特别小心，堵住敌人可以到达防御部队后方的小路，就像波斯人在塞莫皮莱（Thermopylae）所做的那样，后来还有无数其他人也这样做了——因为在防守方看来，山地地形的巨大优势往往是一个陷阱，只要敌人有足够的决心，就可以越过那些被认为无法通过的地区。
作者告诉我们，如果一切准备妥当，敌人就会被打败，或者被诱使尝试另一条更加迂回的路线，使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或者士气低落，被迫撤退。
预测敌人入侵的时间和方向，进而动员军区的临时部队，并在敌人到达之前将他们部署到指定位置。这是很难成功的。
从公元1世纪到4世纪的任何时候，罗马帝国的解决办法都是保护从不列颠到美索不达米亚整个边境的每一个部分——实体的古罗马边境城墙（limes）就此形成——包括有人驻守的城墙、护栏、守卫森严的河道或根据地形展开巡逻的公路，所有这些都是由辅助步兵群和骑兵“队伍”（alae）组成的堡垒，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得到加强，同时，这些堡垒又可以获得每个边境省份装备精良的重型步兵和军团炮兵的增援，而这些部队本身也可以由驻扎在近处或远方的其他省份军团组成的精锐骑兵部队（Vexillationes）来加强。这是一项宏伟的军区战略，即永久的、排除式的防御，使帝国能够通过抵御掠夺者和入侵者而繁荣昌盛，而对于资源大大减少的拜占庭帝国来说，维持这一战略的费用实在太高了。
相对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人驻守的永久性防御工事的次优选择，是一种反应性的防御工事，根据这种保守性的防御工事，在敌人每次到达之前，都会部署充足的部队来抵御入侵，以守住受到威胁的边界的特定部分。但是，即便是这种成本更低的战略变体，仍然需要更多的间谍和侦察兵来预测敌人每次入侵的时间和方向，以及更多的全职部队，除了军区的民兵之外，还必须能足够快速地为所有受到威胁的边境地区配备人员。
而且，即便如此，这仍将是一种纯粹的防御战略，只是等待敌人进攻，在没有任何能力预先影响进攻的情况下，放弃主动行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更多的间谍和军队，阿拉伯突袭者仍然可以接近帝国领土，通过他们自己的侦察员和间谍发现，拜占庭人已经准备好击退进攻，然后放弃突袭行动，或者在其他地方进行突袭，比如从地中海到高加索的漫长边界的一个完全不同的部位。这两种选择都会让突袭者付出代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反应式的军区战略会让拜占庭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只要阿拉伯突袭部队在边境附近集结，随时准备入侵，他们就无法继续动员他们的兼职民兵，让他们远离家园、田地和牲畜。
因此，作者推荐了另一种具有威慑目的的弹性防御军区策略：与其试图阻止入侵——太难做到——不如在其回程路上困住敌人的突袭队。虽然以帝国领土遭受破坏和掠夺为代价，但避免了预测敌人入侵时机和方向这一不可能的问题：人们很容易预测袭击者会沿着什么路线返回穆斯林领地。它还避免了提前调动、集结和部署军区部队的问题，然后，或许在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情况下让他们远离家乡。相反，只有在需要时才能召集军区部队，并在敌军带着俘虏和战利品返回家园时，有足够的时间部署到位，拦截敌军纵队：
就许多方面而言，与其在敌人入侵罗马尼亚的途中跟他们对抗，不如在他们从我国返回他国时予以拦截，这种方法更为有利。那时他们会……背上很多行李，俘虏和（被抓走）的动物。这些人和他们的马会疲惫不堪，在战斗中会分崩离析。[12]
相比之下，拜占庭的军队将有时间动员、集结——甚至从更远的地方调集部队——并适当地部署。
但是，军区防御战略的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它保护不了任何东西，因此成本是应该减少的：作者早些时候指出，当接到入侵警告时，平民“可能会在戒备森严的地方与他们的牲畜一起避难”。袭击者通常会试图以攻击或围攻的方式占领戒备森严的城市，因为城市可以提供足够的掠夺物和俘虏，以证明他们付出的时间、努力和伤亡是有回报的；不过，只有非常饥饿的掠夺者才会为了牲畜而围困高山上的乡村防御工事——当然，奴隶也有他们的价值。
对于那些受到猛烈攻击又毫无防备的边境居民来说，尤其是当他们中间身体强壮的男性被动员到其他地方执行任务时，最好的保护措施是情境性的，即把城镇和村庄安置在无法到达的地方，即使这意味着每天需要通过两次长途跋涉才能到达比他们的居住区域位置低得多的工作场所；实际上通过并排建造房屋的外缘，各外缘间没有通道，尤其是较厚的外缘之间，而且地面上也没有入口，从而使房屋获得保护；还有密集的布局，建筑物间只留下狭窄的小巷，骑兵不敢去那里冒险，因为很容易被封锁；现在土耳其东部的亚美尼亚，以及希腊城镇和村庄的古迹、遗迹和废墟都充分说明了这三个防御特征；它们仍然可见，因为自12世纪以来，奥古兹人和其他土库曼人、约鲁克斯人（Y?rüks）、鞑靼人（Tatars）、库尔德人以及扎扎人（Zaza）定居的地方，大多位于河流附近地势低洼的地带，最初是半游牧营地。[13]
边境人民也有其他方式来限制敌人的破坏，尽管每种方式都有其潜在的代价：优先选择饲养牲畜，而不是种植掠夺者可以焚烧的大田作物；他们偏爱在春季收获的作物，而不是入侵者青睐的夏季和初秋；他们别出心裁地制作窗帘，不仅是为了添置财产，也是为了村民自己的安全；整个村庄的人口都定居在足够高的山脉间，还包括他们的牲畜，都转移到了高山的夏季牧场。
如果没有这种限制损害的措施，弹性防御的军区战略就会因为缺乏人力而崩溃，因为连续突袭造成的累积破坏将导致平民放弃该地区，使军区军队无法召集临时民兵。最终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况，但在编写这部作品时，这一战略仍然可以通过累积威慑效果取得成功——作者明确指出：“在他们返程时发动进攻……他们仍然在担心入侵时我们会占领通道，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减少入侵次数。”[14]
“哈姆丹之子阿里”（Ali the Son of Hamdan），即萨伊夫·阿德·道拉的三次失败，被视作这一战略可以取得何等成就的例子：950年，当他越过哈里斯河（Halys，现在的克泽尔河）深入现在的安纳托利亚中部，在成功地进行掠夺袭击后准备撤退时，遭到利奥·福卡斯（Leo Phokas）的伏击；公元958年，他被未来的皇帝约翰·齐米斯西斯击败，在此过程中，约翰还占领了萨摩亚［Samosata，土耳其的萨姆萨特（Samsat），直到洪水冲垮阿塔图尔克大坝将其淹没］；960年，道拉再次被利奥·福卡斯击败，利奥的哥哥尼克福罗斯后来成功地发起了重新征服克里特岛的远征。
利奥·福卡斯的部队很少。继他的成功进攻之后，他的哥哥为他动员了一支强大的远征军，这可能是萨伊夫·阿德·道拉被约翰·齐米斯西斯击败仅仅两年后便决定再次入侵帝国的原因，利奥·德孔（Leo the Decon）描述了这次入侵，他经历了巴西尔二世986年在保加利亚图拉真之门的惨败，因此对战争的理解可能得到了增强或更加丰富，巴西尔同样在成功入侵后撤退，结果遭到伏击。利奥·迪肯解释了利奥·福卡斯是如何部署他的部队的：
（因为）他率领着一支弱小的军队……利奥决定……占据悬崖上最具战略意义的阵地，埋伏在那里，守卫逃跑路线。[15]
人们或许可以猜到，古典风格的利奥·德孔接下来将描绘顽固且玩世不恭的萨伊夫·阿德·道拉毫无防备地行军游荡，这简直是毁灭前狂妄自大的典范，不仅如此，著名的穆塔纳比（Almutanabbi）的一首诗中也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他当时正和贴身护卫一起骑着马：
哈姆丹自信而骄傲，他的追随者众多……并吹嘘战利品和俘虏的数量……他急急忙忙往这边跑，现在他骑行在军队的后方，他领着路，挥舞着他的长矛，把它抛向风中，然后又用夸张的动作收回它。[16]
接下来所发生的，是作者期待的“前哨袭扰/小规模战斗”，这种一人能打败十人的战术方法，其军事收获足以抵消军区战略的成本，这种战略不能保卫帝国领土，只能阻止敌人进一步的攻击：
野蛮人不得不挤在非常狭窄和崎岖的地方，打破他们的队形，并不得不尽他们所能穿过陡峭的部分。然后将军命令吹响战斗号角，使部队从埋伏中一跃而出，攻击野蛮人。[17]
结果是一场屠杀——拜占庭人还有一个额外的优势，那就是当敌人因行军而疲惫不堪时，他们自己却得到了充足的休息。萨伊夫·阿德·道拉失去了他所有的战利品并差点被抓获——他们通常的伎俩，即用金银来分散追击者的方法，在之前已经被提到了。
本文就如何实施这一战略提出了具体建议，首先需要通过控制每个伏击地点的每一条泉水，来确保军队的水源供应。
接下来是战术。[18]面对经常发生的仅由骑兵进行的突袭（Monokoursa），熟练的侦察人员必须从蹄印和被践踏的草丛中估算出他们的人数，并猜测他们的方向；然后需要由有能力的军官和装备好马的部队在行动中抓住和攻击敌人。这些做法通常针对财物和奴隶的掠夺者，但是作者也建议准备抵抗大规模的圣战组织，这些组织成员更有可能是宗教上激进的伊斯兰游击队（那些战斗的人）：
8月，大批军队将从埃及、巴勒斯坦、腓尼基和叙利亚南部到达西里西亚，到达安提俄克周围的国家，到达阿勒颇，并在他们的军队中增加了一些阿拉伯人（Arabas，贝都因人）……他们将于9月19日入侵罗马领土。[19]
这期间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圣战分子越来越多地由突厥战士组成，而不是阿拉伯人。其中也有许多人是吉尔曼人雇佣军（特殊的吉尔曼人，ghilman）。在《古兰经》（52：24，56：17，76：19）中，吉尔曼人［或被称作乌尔丹人（wuldan）］，指的是“神圣的青年，永远年轻，美丽如珍珠”，他们提供亲密服务，如情妇提供的贴身服务，是对正直的穆斯林、死去的圣战分子和当今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天赐奖赏；但后来这个词形容的不是盖尼米德（Ganymedes），而是突厥战士，即所谓的“奴隶士兵”——一种与财富和权力相容的特殊契约身份。10世纪的伽色尼帝国是由古拉姆·阿布·曼苏尔·塞布克·蒂金（ghulam Abu Mansur Sebük Tigin）建立的，他大约出生于942年，小时候在博卡拉（Bokhara）被贩卖，大约在1250年，被奴役的钦察突厥人巴伊索（Baibars）从保镖被提拔为警卫指挥官，然后在1260年成为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即邦杜克达里（al-Malik al-Zahir rukn aldin babar al-Bunduqdari），并庆祝他们战胜了十字军和蒙古军队。[20]
由于圣战分子定期聚集起来进攻边境，先进的情报是关键；除了前面提到的间谍、侦测队和轻骑兵巡逻队之外，商人们还应该被派往边境，去一展身手。
接下来是对敌人进行策反：巴格达的哈里发天高皇帝远，到那时也势力渐衰，甚至像萨伊夫·阿德·道拉这样非常活跃的敌人也远离阿勒颇的边界。因此，信件和“礼品篮”应发送给“控制边境城堡的当地埃米尔”。[21]
接下来是对前进中的敌军的跟踪，直到确定他们将在哪里扎营。主力部队穿戴特殊的深色盔甲，向前方派出侦测队，以便在敌人从营地出发继续前进时跟踪监视。[22]作者显然认为，敌人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致无法有效地攻击其营地——即使不是在夜间，也难以获得什么优势。
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有效地监测敌人的行动。需要三支经过挑选的侦测队伍：第一支队伍要在敌人附近，与其保持相当近的距离，以至于能听到敌军嘈杂的连续的声音；第二支队伍在与敌人保持距离的同时要确保第一个支队伍在其视线内；第三支队伍也同样如此。所有三支队伍都将专注于监测敌人，而不是将他们的发现传达回最高指挥官下面的旅长（turmarch），名义上他将负责2000人或人数更多的军队，这里指的是负责行动的副指挥官。他将派遣四人小组从三支追踪小队那里获取信息，而四人小组则要保持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当有信息需要报告时，四人小组会派遣其中两人送回消息。这样，将军就可以放慢、加速或调整其隐蔽部队的行进速度，以跟上敌人的行动。[23]单纯地跟着敌人是危险的：他们会很有经验地将隐蔽的后卫军留在后面，伏击追击者。
如前所述，所有这一切都假定敌人的力量太大，不可能全部受到攻击。但如此密切地监视入侵，其目的之一是，如果有足够多的入侵者在“埃米尔的战斗编队”之外搜寻战利品，使其主力部队变得脆弱，那么就可以准备对其迅速发动攻击。这就需要提前进行夜间行动，否则入侵者看到隐蔽部队造成的尘云，就会克制自己，不再分散开去突袭。
就算万事俱备，“埃米尔的战斗编队”仍然可能过于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攻击的是一个或多个突袭部队。如果后者在劫掠时有用来保护他们后方的“防御部队”——文本中对这一部队使用的单词是foulkon，日耳曼语意为罗马式的“步兵盾牌墙”，他们中的任何支队的注意力都不会被抢劫所吸引——那么，指挥军官就应该将部队分为两队，一支用来吸引“步兵盾牌墙”，另一支由其本人率领“以极大的速度和精神、喊声和战斗呼号”攻击掠夺者。[24]虽然这种攻击对按战斗顺序排列的“步兵盾牌墙”部队是不起作用的，但可能会使四散的掠夺者部队惊慌失措，掠夺者和俘虏将开始无序地逃跑，然后被追击者砍倒。
作者解释了他提供更多战术细节的原因：“在写下我们实际观察到的东西时，我们不会有丝毫犹豫。”[25]
接下来的是关于隐蔽、突袭、伏击、封锁等主题战术的详细变化，但针对拥有主要力量的主力军展开攻击，无论胜负，都必须承受惨重的损失。这个帝国没有可消耗的士兵，只有住在边境地区有价值的农民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帝国甚至更缺少专业士兵，在新兵经历充足训练之前，专业士兵是不能被取代的。战斗日复一日，今天造成的伤亡将直接给明天的备战带来影响。相比之下，圣战者可以通过在战斗中死去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而且很容易被来自伊斯兰纵深地区的新志愿者所取代，在那里，实际参与圣战的人口比例很小，留下了许多潜在的新兵。即使是萨伊夫·阿德·道拉和他的战斗队伍也可以被取代，因为圣战者追求荣耀或殉道，自由战士寻求掠夺和奴隶，他们很快就会找到另一个可以跟随的领袖。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击败战场上的主要敌人——萨伊夫·阿德·道拉和他的战斗群——但将他完全消灭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他很快就会被另一个埃米尔和另一个战斗群所取代。这使得消耗战失去了吸引力，因为在短期内，伤亡是无法弥补的，即使是在长期的情况下，也会另幸存者离开边境地区，而对敌人造成的伤亡将很快被新的志愿者和掠夺者的涌入所弥补。
与进行消耗战相反，文中建议进行机动战，以分散和干扰敌人，而不是在直接战斗中，把敌人的单位和士兵一个接一个地摧毁掉。这都是针对特定敌人的“关系策略”，对其特定的优势需要规避，对其特定的弱点需要利用。
例如，当敌军因为骑兵跑在前面进行抢掠而与部队分开，导致步兵滞留在后面时，步兵就会受到攻击；当突击队在行军或骑马前往目的地时，由于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目标，他们可能会跑得更快，骑兵部队可以提前到达那里，很好地隐藏起来，等到入侵者散开去抢劫时，他们就可以冲出来将其砍倒或俘虏；或者，作为补充，伏击也可以在前往这些可预测目的地的路上进行，或者在敌人逃跑时，从途中消灭他们。
当较少的攻击和伏击已经造成足够的伤害时，就到了与敌人的“战斗线”——主力部队交战的时候了。为此，骑兵是不够的，步兵也需要发射飞弹并进行近距离战斗。如果被骑兵的军事行动抛在后面，步兵部队应该在战斗开始前努力赶上。如果因为距离太远而不可能做到，必须命令一些“能干的”骑兵下马，用弓箭、吊索、长矛和盾牌徒步作战。当部队准备战斗的时候，将军要在敌人的视线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帐篷营地，通过展示这种自信来引起敌人的“惊愕和绝望”。
作者还提出了建立一支人数很少的部队的建议。它虽然不可能在公开战斗中攻击敌人的主要战斗群，但可以通过伏击必须经过山区的敌人纵队而获胜。步兵是必不可少的，必须隐藏在道路两旁。这支部队规模很小，敌军的进攻可能会使其士气低落。指挥官可以通过自己的镇定姿态来稳定军心。他就位于步兵后方，“非常非常接近他们……他自己的位置几乎应该在步兵的后队中”。[26]
伏击可能仅仅因为敌人去了其他地方而失败。动态伏击是一种补救办法：一支骑兵部队从战斗中逃跑，以引诱敌人追击。它会进入准备好的杀戮场，或许是双重伏击，考虑到隐蔽的步兵在山的必经之路的一侧，隐藏的骑兵在另一侧，以消灭从步兵伏击中撤退的敌人。如果可以隐藏起来，即使没有通向敌人的隘路或通道，骑兵也可以发起伏击，因为任何队列都很容易受到来自侧翼的攻击，如果战士和马因为追逐诱饵而疲惫不堪的话，则尤其如此。
可靠的对策是避免追击逃亡的敌人，但这恰恰是骑兵最有效的作战方法，可以减少士兵的逃亡人数。
准确地预测敌人的行动是野战情报的最高成就。但它也可能完全失败。敌人的“突然袭击，集中进攻”只需少量兵力，就能使将军大吃一惊，而没有时间动员、集结和部署他的主力部队。平民也没有做好准备，仍然待在自己的住所里，而不是在该地区的疏散堡垒里。有趣的是，保护处于危险中的平民是第一要务。“将军”派军官“以极快的速度”赶在敌人入侵之前，“疏散并为村庄居民和他们的羊群寻找避难所”。[27]在那之后，它才开始反击，以削弱敌人的力量。
但这也可能失败。敌人可以谨慎地保持战斗队形，随时准备击退进攻，避免派出突击部队，从而防止主力被过分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可能采取行动，派遣小型部队（“300人或更少的战备骑兵”）伏击前进中的敌人，然后审慎地撤退到主体部队中，如果可能的话，应该用防御工事加以保护（“如果附近也有一个堡垒”的话）。步兵在骑兵的快速撤退中找不到安全的地方，他们需要一个设防的地方来保护自己，他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与骑兵联合行动。
至少，针对敌人的小规模部队将有伏击的机会，例如敌方派出的先遣队，旨在为正在前进的主力部队选择和测量营地。然而，即便如此，保障措施也应该是有序的：主体部队应该在附近做好准备，这样，如果敌人的先遣队足够强大，能够反击和追击伏击部队，伏击部队就能够骑行到安全地带，让主力部队“以高尚而勇敢的冲锋”击退追击者；但这样可能还不够，因为敌人的先遣队是由许多部队组成的，而不仅仅是几个测量员，步兵可以从堡垒里出来参加战斗。
为了隐藏、超越和突袭，防御性军队必须在调遣方面高度机动，以及在战术上灵活多变。后者涉及的是培训和领导的问题，但前者取决于良好的组织和健全的程序。装备马车和骡子的行李部队（Touldon）是绝对必要的——没有食物、备用的箭、标枪、多余的外套、盔甲和盾牌，以及所携带的各种修理和挖掘工具，军队就不能长期运作。饲料体积太大，无法有效运输，但至少在极端干旱地区，其中一些饲料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行李部队太慢了，必须与战斗部队分开，仍旧留在堡垒里；一些准备好战斗的骑兵被派去那里，以便他们可以护送马车和骡子走出堡垒到指定地点补充作战部队。两三天的饲料可以放在“快骡子”上和骑兵的鞍袋里。[28]
有许多可以用来隐藏，伪装，最小化或最大化部队力量的技巧。骑兵在深夜出征，这时扬起的尘埃云是看不见的；指挥官和侦察部队会仔细研究地形，从而为伏击部队，或者任何在战场上应该向敌人隐藏的部队（而不是在阻挡攻击的时候）寻找地点；强大的部队可以以非常安静的方式行进，把动静降到最小，而一部分士兵则可以伪装成农民，他们脱下盔甲，武器被藏得很好，光着脚，和真正的农民和牧民混在一起，充当诱饵，引诱追击者进入埋伏圈。较弱的部队可以通过在尾部绑上枝条来扬起更多的灰尘，从而最大限度地制造声势。
也有针对这些技巧的反制措施，敏捷轻骑兵的先头部队可以在更脆弱的主力部队前面触发伏击，或者相反，迫使敌人暴露其力量；而后文中经常被提及的后卫军（saka），是为了保护部队后方脆弱的土尔登马车（touldon）和骡子的后卫军，它总是需要拦截那些试图攻击缺乏机警的后方部队的敌人。
自然消耗是可以避免的，但如果在战场上同时有一支庞大的敌军和一支庞大的罗马军队的话，就不能允许敌人随意掠夺。如果敌人确实派出突击纵队，那么可以像以前一样，由一支小型伏击部队、一支更大的预备役骑兵部队和附近要塞的步兵（如果有的话）进行伏击。否则的话就得开战了。
如果敌人太过强大，将军可以在最近的设防城镇（Kaston）内寻求庇护，但前提是他必须确保所有部队、平民和牲畜的安全——不这么做的话将是羞辱且可耻的，并将导致国家的毁灭和衰败。[29]
以上这些战术都建立在部队训练得特别好，纪律更加严格，士气比一般的前线部队高得多的基础上，因为这种战争对个别士兵的要求要比在命令等级中战斗的要求高得多。在现代军事中，轻型步兵和更多的精英衍生品维持了这种特质。
训练士兵和部队是将军的首要任务。除了个人和团体技能之外，还必须加强以下方面：
除了首先锻炼和训练你的军队之外，没有其他可能的方法……来为战争做准备了。你必须使他们习惯于训练，使用武器，让他们忍受痛苦和疲倦的任务和劳作。[30]
边境战争需要长途跋涉，在马鞍上度过漫长的日子。士气在每一种战斗形式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边境战争中更是如此，因为许多作战行动必须由成对的士兵、四人小组或极小的团队独立进行，远离高级军官的注视。
保持士气首先要有纪律，以抑制懒惰、懈怠、酗酒，但也必须有激励措施：包括按时支付的工资和食品津贴，还有超出“习惯或规定”的礼物和奖金，这样士兵就能获得最好的马和装备，并以“快乐的精神状态”去服役。[31]
军区民兵也必须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甚至遭殴打。
向“小人国”（manikins）征税对公共利益毫无贡献，但唯一目的是……把穷人榨干，他们通过不公正的手段，压榨大量穷人的血汗，囤积了很多黄金。
军区士兵得到了工资和土地分配，但必须缴纳土地税；因此，他们被帝国的收税员当作普通的纳税人一样对待，也就是说，从记录中的文字看，这是非常糟糕的。士兵仍然需要将税收交给大地主，而且整个村庄仍有集体纳税责任。[32]主审法官也必须表现出更多的尊重，民兵不应该像“囚犯那样被拖走，鞭打，被绑在铁链上，而且——哦，多么可怕的事情——被嘲笑”。
显然，民事法官一直在审判案件，并对一半的农民进行了典型且严厉的拜占庭式判决，我们的作者则坚持认为，在由神圣皇帝亲自规划的战略下，军官应该把他们当作士兵来评判。但不排除其应该与民事法官和公务员合作，只要后者服从军事当局的权威，并认可这“从法律上是明确的”。这一部分叙述的末尾是对“热情、幸福和欢乐”的一种探索，一旦“那些使人陷入贫困的因素”被皇帝消灭，就会获得“热情、幸福和欢乐”。
在这之后，军区规模方面还有更多的作战方法，特别是非常有趣的“防御性进攻”，其目的是在敌人的军队太强大而无法直接作战时迫使他们撤退，无论他们多么狡猾。作者引用了利奥六世的《战术》或《战术宪法》（Tacticae Constitutiones，Ⅺ，25）的早期规定，然后描述了大约在公元900年左右，一支庞大的圣战军队从西里西亚入侵帝国，围困米塞里亚（Mistheia，克劳迪辛西埃斯特地区）时所发生的情况。阿纳托利康军区（Anatolikon）和奥普西奇翁军区的将军被抛在后面，“尽他们所能”进行保卫，而尼克福罗斯·福卡斯，这位高级战地指挥官和未来皇帝的祖先，带着一支强大的机动部队深入西里西亚，前往有城墙的城市阿达纳（Adane，即现代的Adana）。守备部队——圣战军队离开后留下的部队——出城迎战拜占庭军队。他们被打败了，逃回城内，掉队者被杀或被俘。尼克福罗斯没有直接进攻阿达纳，而是按照《前哨骚扰》的原则行事，摧毁了该城市的农业基础，砍倒了果树和葡萄藤，并夷平了城墙外的“优雅而美丽”的定居点。第二天，他率领他的军队进抵海岸，捕获了“非常多的俘虏和众多羊群”，然后返回约40公里外的基德诺斯河（Kydnos）或希拉克斯河（Hierax）畔，即现在的塔尔苏斯湾（Tarsus Cay）。然后，他没有攻击河口的塔尔索斯市（Tarsos），而是通过沿海平原和安纳托利亚中部高原的希利尼关口［Cilician Gates，现在的红其拉甫口岸（Gülek）］返回帝国。
当圣战分子还在围困米塞里亚时，听到自己的领土遭到毁灭性入侵，就转身回去，但“在任何地方都一无所获”，因为他们抓不到尼克福罗斯·福卡斯，后者率领他的部队穿过山间道路返回。[33]
这是一次典型的行动，所有的事情对拜占庭人来说都恰到好处，而且突袭表明，这一战术的基本概念对任何规模的作战都是有效的，而且经常被应用：防御比进攻更难，因为防御者必须足够强大才能对抗敌人的进攻；如果他们自己进攻，他们就能选择目标，攻击敌人薄弱的地方，就像尼克福罗斯·福卡斯那样。因此，一旦这样做，敌人就可能被迫取消大规模的进攻，因为这样规模的进攻是防御无法抵抗的。
值得注意的是，首次胜利的福卡斯甚至没有攻击阿达纳和塔索斯，这两个国家都有潜在的战利品和奴隶，但它们也是有着坚固城墙的城市，正如西里西亚的所有城市那样。他的部下不太可能具备制造攻城器具所需的技能，行李中也不可能携带训练所需的工具（任何快速移动的突袭部队都无法携带），但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拜占庭的袭击者无法逗留围城，因为失败的圣战分子即将归来。
当作者转向描述围攻行动时，他分析的是拜占庭城镇遭到敌人围攻的情况。[34]他直言不讳，许多戒备森严的城镇都是坚不可摧的，它们没有理由害怕被围困——他的意思肯定是，贫穷的地方既不值得敌人花费力气攻克，也很难攻克，因为它们位置偏远，许多边境地区的城镇都是这样。
对于那些更富裕、更容易进入，因而值得敌人发起围困的城市，作者敦促他们至少需要储存四个月的食物，并适当注意蓄水池的情况。至于其余部分的措施，作者请读者们参考先前关于围困的书籍，并称他将只讨论围城战术之外的小规模战斗：夜晚的时候，在被围困的城市周围攻击敌人的营地，采取牵制行动，为被围困的城市提供补给，并彻底摧毁任何能帮助围攻者的东西，包括城墙外的房屋。
边境战争可能是史诗般壮阔的，但可能是不具骑士风度的——作者曾告诉我们，当一支部队必须迅速行动时，除非能把囚犯提前送走，否则他们应该被杀掉。在这一有价值著作的结尾，作者没有进行总结，而是只留下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祈祷和注释：“在上帝的帮助下，《战术》终于完成。”
《论军事》（De Re Militari）
与《前哨袭扰》相反，《论军事》（De Re Militari）致力于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前线对阿拉伯穆斯林采取防御行动，这同样是一本实用的军事手册，专门针对阿拉伯穆斯林的进攻行动，但更多的是为了针对保加利亚人、佩切涅格人和基辅罗斯人组成的“北方阵线”。这篇著作以前出版时的名字是De Re Militari，手稿的标题是“匿名战术书”（Anonymous Book on Tactics），最近被编辑成《战役组织》（Campaign Organization）。[35]
这本著作中引用了“古人”的文献，但《论军事》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原创作品。在著作中，在位的皇帝被描述为一支远征部队的指挥官，我们的作者以明显的不卑不亢的叩问给他提供了一些建议。权威的编辑认同了先前有争议的说法，即该著作中所描述的皇帝实际上是巴西尔二世，保加利亚人的未来征服者，但在991年到995年，他仍然年轻，不太成功。
军事手册在开头建议，皇帝需要为一支由16支旅团组成的大型远征军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容纳大约1.6万名全副武装的士兵。部分临时军区军团和全职军区军团都有席位。步兵类别包括500名剑盾重步兵（Hoplitas）、[36]200名“标枪投掷者”和300名弓箭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