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装备都具有完美的战术意义，事实上，它勾勒出了一种协同性的武器组合。这些重铁锤，其厉害之处在于其尖锐的角，这是为了与敌人进行肉搏战，它们可以对抗全副武装的敌人，也可以抵挡较轻的攻击。“其他钉头锤”是较轻便的铁锤变体，但它们当中嵌入的刀片可以被抛出（vardoukion，matzoukion）；它们在非常熟练的战士手中将是可怕的武器，也可能被习惯用于骑马狩猎，大概近邻国家会这么做［12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图文并茂的手稿《拜占庭史》（Madrid Skylitzes）中的一幕，描绘了巴西尔一世在狩猎中用钉头锤猎杀一只狼的场景］。这就是为什么要规定战士应该在腰带或鞍具上装配不止一个铁锤——否则，携带不止一个铁锤是没有意义的。
佩剑（Sabers）、刀以及可以弯曲的单刃砍刀（以避免作战中纠缠住）等武器是由那些无法适应沉重的锤子，并且缺乏投掷铁锤所需要的特殊技能的战士们使用的。
所有的人都必须有剑，“parameria”这个词一般指一种至少有一码长的兵器，在冲锋中很有用。
普通长矛没有被作者提及，但它们一定会发给所有战士，因为它们是冲锋中最卓越的武器，而操作不会太烦琐——据《战略》中的描述，它们足够轻，并可以绑在背上。
战团重装骑兵本身除了会扔几个锤子外并不配备飞弹，但如果编队没有飞弹，就会过分限制他们的发挥。因此，作者提到了骑射手——这是第三种骑兵——其数量为150人，配置在504人的战团重装骑兵队伍中，或者80名骑射手配置在384人的战团重装骑兵队伍中。他们被安置在装甲骑兵第四梯队的后方，因此获得很好的保护。[82]这样，编队就可以在肉搏战开始之前进行战斗了。例如，通过将弓箭手带到有效射程内，而前方的骑兵则被盔甲保护，免受敌方飞弹的攻击。
这就是在任何战争年代装甲部队的优点：优越的战场机动性，即在敌人开火的情况下仍有移动的能力，在遭遇飞箭的情况下，本身移动速度较慢的装甲骑兵比不受限制的轻骑兵前进得更快，因为那些轻骑兵不得不后退以避开敌人飞箭的有效射程；今天的慢速坦克也同样如此，在枪林弹雨下，它仍能比最快的轻型车辆前进得更快。
我们所讨论的装甲兵在文本中有非常精确的定义。每一个人都必须穿戴有袖扣的重型铁片甲（klibanion），向下延伸到护肘、挡板和护手，由“粗丝或棉布缝合在一起”制成，并由衬甲（zabai）和盔甲保护。[83]很明显，这些薄片铠甲是由金属盔甲、板层或其他材质制成，作者也推荐使用无袖的由粗丝或棉布制成的绵甲（epilorika）；不是因为这个词的意思是“在盔甲之上”——这并不是一个证明盔甲设计所有变化的可靠证据——而是因为需要在潮湿的天气防止金属装甲生锈。
头盔是铁制的，并得到了大量的加固，用锁子甲或两到三层厚的板层遮住士兵的脸，“只露出眼睛”，作者还规定了护腿和盾牌。装甲防护不一定要完美无缺才能在战斗中发挥作用，因为即使是薄弱的防护也能防止长距离射出的箭的伤害，然而随着防护的增加，敌人将会射出更强大的箭。全副武装的装甲骑兵可以下马自卫，但出于进攻目的他们需要骑马，同时也必须被保护免受箭的伤害。事实上，他们的上身必须装备“覆盖盔甲”的毛毡和煮熟的皮革直至膝盖，仅留下“眼睛和鼻孔”，与任意野牛皮制成的胸部保护甲——由欧洲野牛制成，或更好的高加索野牛皮制成，当时它们在高加索地区以及整个欧洲的森林中仍然普遍存在。[84]
当然，为弓箭手规定的装甲较少——他们确实需要远离近战战场才能有效地使用他们的武器——但他们也必须有薄片铠甲和头盔，他们的马应该用棉布（Kabadia）保护。
作者设想了三种骑兵的不同组合，由于只有一部分战团重装骑兵能担当骑兵的角色，所以这些组合确实有更多的不同。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最基本的战斗单位——也是更大作战编队的组成部分——是基于亲情和友谊组成的精锐部队，“他们必须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共享同一住所和日常生活”。[85]
像每一位权威的军事领袖一样，作者知道50名战士加上部队凝聚力所产生的战斗力是50名战士单个力量相加的许多倍，他也知道如何通过分享日常生活来培养这种战斗力，无论是好是坏。顺便说一句，50人是能产生家庭情感和最大凝聚力的数目上限——在所有现代军队中，基本作战单位是30人左右的排。很明显，保持这个单位的团结是很重要的，即使当实际需要的人变得多一点或少一点的时候，这个数字会让人觉得不太合适。
凝聚力是第一位的。作者针对不同的情况推荐了不同的战术队列，基本的作战单位一般是50人一组的农兵团，这是指挥官自己的战斗部队，如果要组成《前哨袭扰》中提到的日耳曼术语“步兵盾牌墙”（foulkon），当总兵力有500人时，则需要用3个农兵团的兵力组阵（Bandn）；如果总兵力只有300人，那么就组成1个100人的“步兵盾牌墙”也就是2个农兵团的兵力。[86]在这两种情况下，所有其他的士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农兵团，都将被派去侦察敌人——这是由于整个战线的战斗人数通常太少，不可能有连续的战线，战争的大部分时间，拜占庭军队和他们的敌人都在寻找彼此。
同样地，在确定主战阵型时，右侧翼是100人，包括骑兵和弓箭手，两个农兵团；左翼也要有100人来“击退敌人的侧翼”；主要的兵团每个都有500人，包括300个骑兵和200个弓箭手，是6个或4个农兵团。[87]只有由504人组成的战团重装骑兵队伍是才不完全符合50人一组的规则。
战斗部队具有同质性，每支部队都是为了内聚力而组合在一起，在军队中共存的，在《军事学》的设计中，有重型和轻型步兵、轻骑兵、骑射者和装甲骑兵的异质性，根据他们的特长进行分工，从而为强大的协同增效创造了机会。
例如，由504个战团重装骑兵组成的令人敬畏的三角楔形战斗阵形可以攻击敌人的战斗队列，也许可以成功地打破敌人的阵型，导致他们的骑兵惊慌失措地逃跑，但只有敏捷的战团重装骑兵才能真正利用这一机会，追击并用长矛刺伤敌人，用军刀砍杀他们。如果敌人的步兵也在逃跑，那么战团重装骑兵自己就可以用刀剑和钉头锤进行伟大的行刑，而骑射战士则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长剑。
对于战团重装骑兵来说，这些确实是辉煌的成就，而且都是他们在重要战役中取得的；但这些都是不寻常的场合，当然——毁灭性的胜利总是如此。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504人（或者是384人）组成的战团重装骑兵，可以达到一个更普通但仍然非常有效的成果：他们可以用长枪和长矛来迫使敌人继续保持严密的阵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阻止他们的进攻，因为骑兵通常不会用锋利的长武器直接面对看上去坚实的步兵阵列。敌人的编队靠得越紧，弓箭手的目标就越集中（除非他们面对一堆形态各异又高高举起的罗马盾牌），他们不再需要停下来瞄准单个目标，而是迅速地在200码的范围内将复合反射弓和弓箭手的能力发挥到最好，能杀死的人虽然很少，但可以击伤很多人，也会使许多马匹丧失作战能力；在最多100码的范围内，最好的弓和箭可以穿透大多数形式的盔甲，极大地增加杀伤力。
尼克福罗斯·福卡斯二世，或者说是撰写这篇文章的人，对战斗心理有着很好的了解。用“呐喊和战斗口号”来吓唬敌人通常是个好主意，就像《前哨袭扰》中建议在特殊情况下所做的那样。在古代的战斗中，鼓、喇叭、鞭炮和刺耳的尖叫声在很多时候被用来吓唬敌人——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快速的开火声对一些人来说也还是不够的——德国空军装备了一些俯冲轰炸机（87 Sturzkampfflugzeug，“Stuka”），它们会发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哀号声，而苏联红军的喀秋莎火箭弹则会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德国军队对其十分痛恨。
噪音使人害怕，并可能破坏敌人的士气。但是，在适当的情况下，寂静也可以是致命的。这就是文中所提到的：“当敌人临近时，整个（军队）都必须念出基督徒们固有的祈求战无不胜的祈祷语，‘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怜悯我们，阿门’，这样他们就能够开始向敌人进攻，以规定的速度平静地前进，而不发出哪怕轻微的骚动或声音。”[88]我们可以很好地想象出这样的效果：一支装甲骑兵部队以完美的秩序和完全的沉默前进，这将显得更加势不可当。
《军事学》中包含了拜占庭式战争最集中的表现。拜占庭式战争不是为了个人荣誉的荷马式战斗，也不是亚历山大式伟大的英雄战争，更不是罗马经典战争中对敌人的无情毁灭。文本中描绘的拜占庭战地指挥官既不是圣洁的信徒，也不是光荣的胜利者或光荣的殉道者，更不是一个期待成功的冒险者。拜占庭式战争的任务是成功地赢得战争，偶尔通过战斗，但多数时候不是；他只打能够取胜的仗，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谨慎地避免任何类似公平斗争的情况：“不仅要避免实力优越的敌人，而且要避免力量对等的敌人。”[89]
侦察、间谍和轻型骑兵侦察队将被充分和反复利用，来估计敌人的物质和精神力量，而后者一如既往地更为更重要，根据拿破仑的说法，他对精神力量的渴望胜过物质力量的三倍。计谋和伏击是战争的替代品，因为它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挫伤敌人的士气，最终使确保战斗胜利。[90]
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的《战术》
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是10世纪军事复兴时期最后一部著作无可争议的作者，他并不像迄今为止我们所分析的作战手册的作者那样是一位皇帝，但他已经足够显赫了。首先，他作为法庭军事顾问（Vestes）被派往巴格达去协商引渡巴达斯·斯克罗斯，后者是在979年被帝国击败后，逃到阿拉伯人那里去的。[91]
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被一场没完没了的谈判所诱骗，最终被监禁，986年他被赎回；尽管有这样的失败，他还是被提拔了，他担任了将军一职（高级将领），这是帝国西部卫士（domestikos ton scholon）的最高职位，但实际上是战地指挥官，997年，他在斯佩切罗斯河畔赢得了一场壮观的胜利。两年来，塔塞·萨缪尔（Tsar Samuel）在摧毁塞萨洛尼科的拜占庭要塞后，带领保加利亚人成功地通过希腊前往阿提卡（Attica）。作为一个满载而归的征服者，他将自己的军队安扎在河边，这条河在希腊中部的塞萨利（Thessaly）仍然被称为斯佩切罗斯。尼克福罗斯率领下的拜占庭军队强行行军到达了河的彼岸：
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河水泛滥，漫过河岸，因此不存在交战的可能。但是，将军（尼克福罗斯）在河的上游和下游找到了一个地方，他认为有可能由此渡河（即浅滩）。他在夜间集结军队，成功渡河，对沉睡中的塞缪尔军队发动了一次完全出乎意料的进攻。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被杀了，没有人考虑抵抗。塞缪尔和他儿子罗曼努斯（Romanus）都受了重伤，他们只有躲在死人中间才得以逃脱。[92]
正如戴恩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作战手册不断推荐的那种案例，通过巧妙的策略发起突然袭击，暂时使敌人陷入瘫痪，从而消除我方与敌方在数量和战斗力上的巨大差异；但在这些手册中，作者所保证的只有战术优势，而在斯佩切罗斯河畔，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赢得了战略性胜利。[93]保加利亚人的损失如此之大，以至于希腊再也没有受到塞缪尔的威胁，虽然直到17年后，在1014年7月爆发的克莱迪翁关口战役中，塞缪尔的军事实力和其治下王国才被最终摧毁，但此役无疑使塞缪尔的实力和王国被彻底削弱了。
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的作品规模同样宏大：至少有178个章节，用希腊语写成了500多页，用英语写成的篇目则更多；尽管戴恩自14世纪50年代起从18份不同的手稿中重建了文本，但这部作品从未整体出版过。作为其中之一的第36部分是关于君士坦丁城邦的叙述，其中包含33章，在1887年由德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布拉斯（Frederick Blass）向全世界展示，他发现该部分手稿被错放在托普卡帕宫（Topkapi Sarayi），即狂热的宫廷想象中的塞拉格利奥（Seraglio），实际上它仅仅是奥斯曼苏丹的住所和总部，直到1853年。［正是由于他们转移到现代的多玛巴切宫（Dolmabahce），才使得一位外国学者能够搜索里面的图书馆）］[94]正是从这部手稿中，诞生了“Taktika”（有关拜占庭战术和战略的两部军事专著）一词，在这部著作目录中，它是有着一个段落长度内容的公开标题。
第一部分，包括第1～55章，是对上面提到的利奥六世的《战术宪法》中《智者》（“The Wise”，886～912）的重述，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早期作品基础上的，因此尼克福罗斯的《战术》关于“一位好将军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的开篇是以利奥的第二部作品《战术宪法》为基础的，而利奥的第二部作品本身就是从上面提到的奥纳桑德的《兵法》中摘录的，正如戴恩在四篇并排的专栏文章中清楚地说明的那样。[95]
第56～74章是对《军事学》的翻述，其中只有六章尚存；丢失的文本部分可以从尼克弗罗斯·乌拉诺斯的个人历史中重建出来，还有一个现代版本囊括了第56～65章，另一个版本囊括了第63～74章。[96]它们描述了步兵、骑兵，尤其是装甲骑兵，然后开始描述常见的军事行动：小规模战斗、突袭、围攻——而且，由于无法完全避免在开阔地带与敌人开展正面战斗，因此还包括关于如何打赢战斗的说明。
第三部分也是最大的部分，包括第75～175章，其中第112～118章是关于如何秘密通信的；第119～123章是关于海战的，戴恩本人将这部分发表在他1943年的《海战演习》（Naumachica）中；还有第123～171章，其中包含了一串冗长的关于战争规则的古老案例，基本上源自波利艾努斯的《战略》。
公元999年，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被任命为西里西亚和附近叙利亚地区的指挥官，他驻扎在安提俄克，也就是现代的安塔基亚（Antakya），它曾经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于969年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强大的拜占庭人不必担心过去每年的圣战入侵，但边境上从未和平，只有突袭、反击和更大规模的入侵。它们是《战术》第63～65章的主题，反映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战地指挥官的实际军事知识。
突袭不同于进攻，因为它们不像全面进攻一样是为了获得领土，它需要全面的情报准备，因为突击部队的规模小，因此天生就不堪一击，并且需要依靠他们的生存能力来出其不意地突袭敌人，又避免自己措手不及。这反过来又需要对敌人及其性情有更好的了解：
军队指挥官必须首先通过间谍、战俘和叛逃者进行调查，查明每个敌占区，它们的村庄和要塞的情况，以及它们（好战）部队的规模和性质。[97]
在收集了情报并制定了计划之后，考虑到该地区的亚热带气候，因此最热的低洼地区将在夏季作战时被避开，而春天的洪流阻碍了该地区的通行，保密则是下一个优先事项。
保密总被认为是重要的，但是为了聚集更强的力量，会习惯性地进行妥协——即使不能完全不受敌人的干扰，但往前线增派部队往往更好。得到预先警告的敌人会给我方造成更多的伤亡，但增援部队可以打破战场平衡，从而确保胜利。袭击和入侵是不同的。并不存在这样的权衡：如果敌人有足够的先发制人的作战知识，在我军前进道路上准备一支足以发起伏击的力量，完全毁灭我方是很有可能的。因此，绝对保密不仅是一个目标，而且是一项更大的行动，是一个绝对的要求。
隐瞒所有情况是必要的，但这还不够，因为筹备工作仍然会被敌人发现，意图总是可以被猜到的；因此，需要采取积极的欺骗手段来转移敌人对真实信息的注意力，或通过提出错误的解释来模糊其真实情况（suppresio veri，suggestio falsi）；而运用欺骗手段则需要反监视：
（指挥官）须绝对确保不向任何人透露他的意图，也不向任何人透露他将要入侵的地区，甚至不向任何一个（通常）知道他的秘密的人透露信息。相反，他应该传播消息说，他正计划前往其他地方，他应该像他所宣布的那样，把他的意图隐藏起来，继续前进。当他发现没有人在意时，他必须做好一切适当的准备，然后突然赶往他打算去的地区。[98]
在安排更大规模的入侵时，步兵和行李队伍要形成后方，只有相对较少的战团重装骑兵保护。轻骑兵部队的骑射手们是入侵的主要力量，不能为了保护步兵而把骑兵留在后方从而减少他们的兵力，事实上，他们的人数应该增加：
（指挥官）应该命令每个军官都必须从他的轻型步兵中抽调出100人或150人，并把他们变成骑兵（战团重装骑兵）来加入骑兵部队……同样，四五十个战团重装骑兵应该分开，他们将把他们自己的重甲和战马的重甲留在行李部队处，然后和其他轻骑兵一起出发。[99]
文中指出，这样做是为了更公平地分享战利品，但隐含的战术计划是让尽可能多的部队参加轻型骑兵部队，以进行掠夺和俘虏，从而实现入侵的直接目的，而步兵和战团重装骑兵则是做生意的成本，可以这么说：在需要的时候，他们提供一支主要的战斗部队来支援轻骑兵。
如果骑兵遭遇坚决的抵抗，前进受阻，那么主力作战部队就可以进行近距离作战以突破敌人；如果敌人反击，轻骑兵可以寻求主力部队的保护，后者也可以保护由骡车和马车组成的，驮着箭、备用装备和食物的行李部队。
情报是制订入侵计划的关键，但在入侵开始时需要新的情报：
当军队接近敌人所在区域时……最重要的是，指挥官必须迅速而警觉地派人外出……去获得准确的情报。对敌人领土发起意料之外的入侵经常给军队带来许多危险。因为通常发生的情况是，在突袭发动前一两天，一支来自其他地方的增援部队加入敌人阵营。[100]
这使先前收集的情报失效，即使情报只有一周或四天的历史，而且绝不是偶然的：当军队移动时，敌人会听到这一消息，并派遣增援部队来加强其预设道路上的防御。
如果突击骑兵的入侵是成功的，而敌人仍然没有动员和派遣他的部队进入受攻击的地区，那么就会进行第二轮的“返回”突袭行动。首先，动物和士兵必须休息三天以上。然后，拜占庭的军队必须继续沿着回家的道路前进，以消除敌人猜疑，直到它迅速转身再次进攻的那一刻到来。
入侵行动是进攻性的，但它也需要防御以确保安全：轻型骑兵作为前卫和侧翼守卫，主要战斗部队沿着前进的方向行军，准备在遭遇战场压力时向轻骑兵部队派遣增援部队。主要作战部队必须保持严密的秩序，以便快速通信，这样分遣队就能够在需要时迅速投入行动。
掠夺和扣押俘虏是士兵作战的一个重要动机，而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规定，掠夺物应由掠夺者公平分配，用以奖励留在后方的部队以确保其后方、营地和行李部队的安全。
但是，入侵的战略目的是使阿拉伯人士气低落，并在物质上削弱他们的力量，部分是通过破坏他们的农业经济基础来实现的：“在穿越敌人领土的路上，你应该……烧毁住所、庄稼和牧场。”[101]这一先发制人的做法，尤其考虑到了牧场的重要性，考虑到了当时骑兵在双方军队中的首要地位。没有牧场，或牧场被烧毁，意味着没有马，这在当时就意味着没有军队，因为步兵仅起着决定性的次要作用，而骑兵不能携带超过两天的粮草，如果必须这样的话，那就要把鞍袋填满，并装载闲置的马和骡子。
到目前为止，战略突袭已经被假定，但当然，敌人可能会预料到入侵即将发生：
如果敌人离营地很近，如果其军队很强大，他们……寻求作战，我军破营行军是不行的。应该留在营地和步兵部队……准备战斗……骑兵部队应撤离营地，部署作战……步行的标枪手、弓箭手和吊索兵应该站在骑兵部队后面，但不能离步兵（重型）部队太远。[102]
如果敌人保持静止且虚弱无力，就不需要让步兵在后面保卫营地，全军都可以出动来进攻和驱散敌人。如果敌军很弱，并与我们保持一段距离，那么他们的存在不应该使军队偏离其预定的行军路线，但行军仍然必须有先遣队、侧翼卫队和后卫军（Saka），从而在主战部队周围形成一个移动的防御圈，以应对攻击并在运动中攻击敌人，有人可能会猜测，还有未提及的行李部队。这个前进的防御圈外层是由轻骑兵部队组成的，当然，步兵组成了内层。在这样做的时候，步兵不应背负个人盔甲和重型武器，这些武器将装载于随行的驴、马或骡子身上。行军的时候，士兵必须跟随自己的部队，服从十夫长、五十夫长和百夫长的命令：
所以，如果发起突然袭击……每个人都将在他指定的位置上……他们将迅速拿起装备，所有的人都会各就各位，站在自己队形中固定的位置上。[103]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是脆弱的，太脆弱以至于不能诱使军队改变其前进路线，但如果我方忽视适当的预防措施，就不可能发动造成敌人痛苦损失的突然袭击。行军纵队周围需要有轻骑兵的巡逻和纠察，以探测敌人的攻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拦截它们，同时警告主体部队在行军中占据战斗阵地。
即使没有敌人出现的迹象，作者也规定了要在通过狭窄通道时采取特别的防范措施。从本质上讲，步兵必须在骑兵进入之前确保通道进出安全，因为骑兵天生就更容易受到伏击。当然，如果敌人真的保卫了一条无法绕过的山口，事情就会变得困难许多。可以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有敌军在场，其主要的步兵和骑兵作战部队就会在关口前战斗——没有部署战斗空间的地方无法作战，而且骑兵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主战部队被击败并分散逃跑，实际上站在通道内或从高地俯瞰公路的较小部队也可能转身逃跑。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一场艰难的战斗将不可避免：
如果（敌军）在陡峭的山脊上，守卫着下面的道路，那么就派标枪手、弓箭手和吊索兵（轻型步兵），如果可能的话，包括一些长矛兵去包围这些陡峭的地方，直接从平坦的地方水平地靠近他们。[104]
其目的是诱使敌人撤退，以避免被包围，放弃战术上优越但被孤立的阵地，因为如果拜占庭人能够穿过这道关口，或者绕过它，这些阵地就会变为很多陷阱。
至于锋线步兵，他们在陡峭的山脊上显得格格不入，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用长枪对付骑兵，但是这些强壮的士兵在山地战中也有他们的用处：如果他战场上的轻型步兵突然遭到袭击，而骑兵无法赶到救援，他们中的少数人就可以对抗多数人；而锋线步兵可以用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观，加强包围的力量，迫使守卫者逃跑。
但是，如果敌军稳固地坚守阵地，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他们仍然守住其陡峭和天然强大的阵地，就不要对其发起正面的攻击：“不要强迫战斗，轻易与对方交战，因为地形对敌人有利，而是要在不同的地点向他们进攻，用上述的标枪、弓箭手和吊索击垮他们。”[105]作者再一次强调，机动性即是破局答案，而不是正面作战的消耗，但如果这也失败了，就只能听天由命，除了命令步兵部队进攻外，别无他法。
包围行动是第65章的主题，这一章比前几章长得多。尽管作者在文中所使用的术语是通用的“kaston”，但它隐含的意思是，包围行动的目标不是据点，而是一个主要的堡垒，或者更可能是一个设防的城市。如果要塞建得很坚固，并且有强大的驻军，就不要发起直接的攻击。相反，我们建议发动一场突袭，在要塞地区行进的一到两天内毁掉敌人的收成，破坏他们的庄稼。这种做法必须持续下去，直到要塞因供应不足和驻军减少而被削弱。只有到那时，我方军队才能接近要塞，接受投降，或者以进攻的方式夺取它。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叙利亚北部，拜占庭人正在那里对阿拉伯穆斯林发起进攻，而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则指示边境战略家——负责不同地区的军官——提防敌人的任何供应物资的流入。尽管早期的热情已经消失，但这仍然是圣战，而且敌人在防御上更加顽强：
因为敌人为粮食缺乏所迫，派人到叙利亚的内陆地区和城镇、社区，并向清真寺内的信众（matabadas，来自阿拉伯的muta’abida或pl.muta’abiddun）宣布他们所遭受的灾难，以及因饥饿压迫而导致的痛苦……他们对信众说，“如果我们的堡垒落入罗马人手中，萨拉森人的所有土地将遭到毁灭”，于是萨拉森人起来保卫他们的兄弟和信仰……他们收集所谓的“捐赠”、金钱、大量谷物和其他粮食……特别是，信众将大量金钱给了他们。[106]
钱是最主要的威胁：如果支付给军队足够的钱，“一个诺米玛币（相当于4.5克黄金）可以买两到三个莫迪（modion，相当于12.8公斤）的谷物”，即使是生活在帝国边界之内的虔诚基督徒，即使社会地位很高，他们也会以各种方式走私谷物进入防御中的城市，还有奶酪和羊，而且数量也很大。有人建议进行恐吓和严厉惩罚，以阻止这种叛国贸易，而从叙利亚境内运送食品的商队将被边防部队严格拦截。
贿赂也是一个问题——从文中我们可以推断，即使是拜占庭的官员也是易受影响的；他们不受忠诚信仰的召唤，相反，作者建议的补救办法是我方提出比敌人更高的价格：
有必要提高守卫道路的军官及其部属的士气，给予他们许诺、奖励和礼物，使他们都能铁面无私地工作……以免守卫道路的人……让走私的食品通过……那些出于对敌人的同情或出于疏忽，所做之事与任务要求相反的人，将受到严厉的审判和惩罚。[107]
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推断，忠诚也会面临分化。这座堡垒是一个城镇或城市，在穆斯林统治下，基督教人口在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甚至占多数，而且他们也被封锁所吞噬；守卫道路的拜占庭军区部队士兵也是当地人，可能在城里有亲戚，至少他们会同情被围困的民众。
要塞很重要，预计会面临长时间的围困；因此，必须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来自外部敌军的、为解除围困而发动的攻击。
如果预计敌人会发动重大进攻，部队就不能分散在被围困的要塞周围。这里必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的营地，有供水系统和安稳的周边环境，如果可能的话，可以用长矛和倒刺（Tzipata）来抵御骑兵的攻击，类似于美国南北战争时使用的防栅（chevaux-de-frise），以90度用两组尖刺在简单的圆木上打孔，使之穿透圆木，这样尖刺四个端点总是以45度向外凸出。
如果敌人的救援队正在逼近，最后一次尝试是以展现实力和发布宣言的方式来促使堡垒里的敌人投降。首先，每个编队，各单位和亚单位［军级单位（thema），营级单位（tagma），骑兵部队（tourmai），团级单位（banda）］在堡垒周围的指定位置各就各位。然后向堡垒内的敌人发出提议：“如果你们自愿把堡垒交给我们，你们将保留自己的财产。你们中第一个投降的人将收到我们的礼物。如果你们（现在）不投降，然后又反悔，同意投降，你们的请求将不会被我们接受，罗马军队将把你们的财产和你们的人（作为奴隶）通通带走。”[108]为了给敌人施加更大的压力，还将对他们宣布：“在这座堡垒被攻占之前，不向我们投降的所有马吉泰人（Magaritai）、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人都将被斩首。”从逻辑上讲，这些要被斩首而不是被奴役的人必须是叛国的基督徒，而不是圣战分子——他们可以通过加入围城军来赎罪；从642年著名的希腊-阿拉伯古典文献到维也纳的现存文献来看，[109]“Magaritai”一词是穆斯林战士的意思，不一定是指前基督教皈依者；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词的意思发生了变化。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太有经验了，不可能在口头劝降上期待太多，但即使敌人没有投降，也有另一个好处：“即造成敌人之间的不和与分裂。”
围困行动不仅需要大炮，而且需要专门的装备，显然，行李部队并没有携带这些装备，无疑是因为它们的体积和重量。所以军队必须在现场制造所需要的东西，从利用藤蔓或树枝编织成可以防箭的护盾（laisai）开始，这是上文已经提到过的，但这里提到想要建造的是精心设计的营房，有尖式屋顶，有一个设置屏障的门廊，有两扇门，“可供15或20个人使用”，而不是平坦的遮挡物。然而，作者更详细地提到了四个门道上挂的流苏，但他们必须仍然是容易携带的，实际上，只要它们是由藤蔓和薄树枝做成的就行。除非精力已经耗尽，否则他们不能停止向要塞射箭，但他们可以隐藏士兵，这样敌人的弓箭手就不能瞄准他们，当然他们也会避开大多数的射击。
这些便携式营房将被直接建造在距离城墙5或10奥吉艾（orguiai）处，也就是距离城墙9米或18米远的地方，看上去非常近，确实太近了——这样里面的部队就可以用弓和吊索攻击防御者。其他部队将使用攻城秤车（trebuchets）攻击城墙，或者直接用大锤和攻城槌发动袭击。
部队也开始在堡垒的墙下挖掘，以使其坍塌。隧道必须挖得够深，以防止敌人反掘进。如果在松散的泥土中挖掘，隧道的天花板必须用由柱子支撑的垫子来固定。标准的做法是在适当的时候拆除堡垒墙体：首先用一个厚实的木桩嵌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在洞里填满干燥的木头，当一切都准备好后就放火烧木桩，把墙推倒。进攻必须昼夜不停地进行，把军队分成三组，其中两组可以在任何时候休息，第三组继续战斗。
显然，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熟悉关于“围城”的经典文献，其中描述了希腊时代精巧的装备、移动的塔楼、摇摆的攻城梯、龟甲阵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从未见过的”。但是，在非常矛盾地补充说所有这些设备其实最近都被试过之后，他断言，如果操作得当，挖墙法比所有这些设备都更有效。
如果围困行动一切顺利，被围困的敌人将寻求有条件投降，放弃要塞，但不被侵犯。除非有一支救援部队正在逼近，同时驻军规模庞大，力量强大，这个提议才会被接受。否则，要塞将最终被攻占，以使其他要塞和堡垒内的守卫者士气低落：“消息将传遍各地，而你打算攻击的叙利亚其他要塞将……主动投降……而不作任何抗争。”[110]
接下来，在第66章中，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研究了轻型步兵的战术，包括弓箭手、标枪投掷者和吊索兵，他们通常被安置在重型步兵的后面，它们可以得到保护，前方部队也能得到飞箭的支持。但轻型步兵也可以在崎岖的地势上被部署在侧翼，对抗敌人的包围，或视情况而定部署在其他位置。在重型步兵进入战场纵深的情况下，他们也必须被安置在一边的侧翼或两边侧翼处，因为他们在后方发射飞箭的话就会造成自相残杀的伤亡。最后，轻型步兵可以在位置上短暂地领先于重型步兵，用飞弹击退敌人的骑兵。[111]
在战场上定位骑兵的关键战术选择是队形的横/纵比例。深入又狭窄的部署可以掩盖部队的真实规模，并对敌军发起突然袭击；军队还可以不那么明显地穿越受限通道。由一条线构成的没有纵深的队形，对于携带俘虏和抢掠无人守卫的地方是有用的，但在战场上却是毫无用处的。[112]
我们在文中读到了守夜者卫队（Viglatores），这里指的是看守人，而不是名为守望军团（Vigla）的皇家警卫团的成员（来自罗马的非精英卫士、市政警卫和消防员）。这些守望军团要在离营房很远的地方生火，这样他们就能在黑暗中靠近敌人，并发现敌人；他们应该把马阉割掉，这样马就会比较安静。因为守夜者卫队驻扎在营外，所以他们可能成为敌人的目标，必须为此做好准备。[113]
战争很少结束，因为失败者在身体上被摧毁了，或者被包围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投降或战斗至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输家决定战争的结果，只有失败者才会选择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撤退以避免更多的损失。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在战斗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双方的部队都已精疲力竭，一方意外地得到了新部队增援，即使是很少的部队。（现代的一个例子是，以色列第七旅在1973年10月战争中面对叙利亚连续四个师的推进，与之进行了史诗般的战斗：经过大约70个小时的不停战斗，在只有7辆坦克来增援以色列人的时候，叙利亚人突然开始撤退，而那时，以色列人甚至已经无法保持清醒了。）
平衡的秘诀有时是物质上的，有时是心理上的，但更常见的是两者兼而有之，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明智的将军总是保持一支后备力量，不管它多么小，即使这削弱了剩下的战斗力量；新的力量进入战场，特别是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能够收获比从一开始就保持同样力量大得多的效果。
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推荐了一种利用这种差异的策略。如果将军（这里指陆军指挥官）在等待未能到达的增援部队，他可以派出一支特遣队，要秘密地将其派遣出去。随着战斗的进行，分遣队可以被召唤回来，“带着热情”参加战斗。敌人会认为增援部队已经到达，并可能撤出战斗。[114]
关于战斗前夕的行动，作者对将军的建议呼应了奥纳桑德著作的观点，但作者凭借相当丰富的战斗经验对其观点进行了修正。夜间，将军应派遣一些骑兵部队［文本中提到的是皇家近卫团，但显然其意思是分遣队］到敌人的后方去，早晨时敌人就会因看到他们而感到不安。[115]
克卡曼诺斯（Kekaumenos）的《战略》（Strategikon）
根据阿尔方斯·戴恩和德·福柯（De Foucault）的说法，我们在这里探讨的最后一项研究，是11世纪的克卡曼诺斯的《战略》，他甚至不属于标准的拜占庭战略家，这是一本万能的建议类著作，因为它只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军事问题。[116]这是事实，而且“战略”这个标题是由该著作的第一位现代编辑添加的，而不是其独特手稿中固有的。[117]
缺乏对文本的其他考据尤其令人遗憾，因为手稿是由一名僧侣抄写员抄写的，他显然不懂他在写什么，因此历任编辑不得不面对许多严重错误，甚至是毫无意义的字符序列。[118]
文本的组成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从一个主题徘徊到另一个主题，然后又重复了很多次；另外，它是用同时代希腊口语写成的，未受如此多拜占庭文本强迫性的古典主义倾向影响，由此也产生了文本上的模糊性。
但这本书最有趣的特点是它的观点：就像其他军事手册一样，无论是作为战地指挥官还是军区负责人，它是针对战略性目标的，但它唯一的关注点不是帝国的权力和荣耀，而是战略目标的事业和个人荣誉——这是对年轻人，也是他的一位亲戚的忠告。[119]
例如，该著作从传统理念开始了我们熟悉的说教。是的，战略部队必须谨慎，但没有任何理由对军队的安全表示担忧。“如果你想保卫你的军队，你为什么要进入敌人的领土？”[120]
但作者在当时提出的建议并不是在谨慎和大胆之间寻求一条折中之道——例如奥纳南德等人关于安全的建议——而是把注意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个人声誉、个人荣誉。[121]
当再次讨论如何管理一个军区，将军应如何处理他的非军事职务时，克卡曼诺斯的提议是明确的：“永远不要接受一个行政官职，包括税收——你不能同时为上帝和财神服务。”[122]需要税收的是帝国。
当克卡曼诺斯提出他关于“阅读”的建议时也有同样的动机：“阅读书籍、历史、教会经文。不要反对，且认为‘一个士兵能从教会的教条和书籍中得到什么好处？’它们肯定是有用的。”克卡曼诺斯随后指出，圣经中充满了战略性的建议，甚至在新约中也有箴言。但他接着谈到了真正的动机：“我希望你唤起每个人对你的勇敢、谨慎和文化的钦佩。”[123]
克卡曼诺斯并不是一个启蒙运动时期的愤世嫉俗者，而是一个拜占庭式的人物，因此文本中包含了对上帝由衷的，当然也是真诚的召唤，但毫无疑问，他平静地写道，帝国的命运不如他学生的个人成功重要——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忠告在任何其他战略著作中都找不到。”[124]
也许这种解释掺杂了个人因素，但它可能也间接反映了帝国的堕落状况。最近的编辑认为这部作品写作的年代非常近，在1075年到1078年，因为它提到迈克尔七世杜卡斯（Michael Ⅶ Doukas，1071～1078年在位）作为皇帝进行统治，君士坦丁堡的族长希菲里努斯（Xiphilinus，1065～1075年在位）那时已经死了。[125]
半个世纪前，当巴西尔二世于1025年去世时，他留下了一个取得了巨大胜利的帝国，这个帝国从北向西扩张到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向东扩展到美索不达米亚和高加索地区——入侵西西里岛似乎迫在眉睫。但50年在国际政治中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特别是对拜占庭人来说，他们永远暴露在中亚地区新来者的面前。几个世纪以来，突厥民族一直沿黑海以北的草原走廊向西迁移，其威胁有时甚至越过多瑙河边界，但最近他们一直向南迁移，转向去掠夺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财富，并沿途皈依了伊斯兰教。一些人加入了反对基督教帝国的圣战，他们是雇佣兵、奴隶士兵或阿拉伯人领导下的狂热分子。但是，随着土耳其的战士首领在从阿富汗到埃及的伊斯兰教中心地带逐渐夺取了阿拉伯统治者的权力，他们的防御状况也随之改变。塞尔柱突厥王朝的阿尔普·阿斯兰已经统治了伊朗，从奥克斯（Oxus，Amu Darya）直到幼发拉底河的美索不达米亚，他于1071年8月在曼齐克特击败并抓获了罗曼诺斯四世（1067～1071年在位），为他的众多突厥追随者进入安纳托利亚开辟了道路。如果该书确实创作于1075年至1078年，那么克卡曼诺斯是在帝国的灾难时期写作的，因为安纳托利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帝国本身，如今，除了西部边缘外，它几乎都处在塞尔柱突厥的统治之下了。[126]
尽管该著作具有明显的非文学风格，但也许克卡曼诺斯的作品只是从文学而不是从实际经验中衍生出来的作品。但从战略部分（第24节）的开头来看，这本书似乎反映了真实的军事经验：关于敌人能力和意图的情报是绝对必要的——没有它，就不可能取得好的战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