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拜占庭历史上，最深刻、最大胆的军区级作战策略是在其濒临绝境的情况下形成的，这一策略能够于迫在眉睫的危难之中拯救帝国。它以萨珊波斯的彻底失败为终点。
公元603年，库斯劳二世带领萨珊波斯向帝国发动了最雄心勃勃和最成功的攻势。自224年萨珊王朝建立以来，由琐罗亚斯德教神甫萨桑（Sasan）的孙子阿达希尔（Ardashir）发起的所有战争都是为了控制两个帝国之间的边界：历史上的亚美尼亚，现在主要位于土耳其东北部；高加索地区；以及对两个帝国而言都更重要的，在底格里斯河以及幼发拉底河两侧的上美索不达米亚，现在位于土耳其东南部。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战线上，戒备森严的贸易城市伊德萨（现代的乌尔法，Urfa）、尼西比斯（努赛宾）、达拉［奥古兹（Oèuz）］和阿米达［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战争，反复易手。综合各方证据，尽管存在夸大和炫耀——根据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说法——马塞兰二世（Shapur Ⅱ，309～379）曾给康斯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Ⅱ）写过信，波斯人通过古代征服而控制了斯特里蒙河（Strymon）和马其顿地区（Macedonia）——但实际上大多数萨珊波斯统治者在战争野心上都是温和的。[1]尽管受到了强烈的怀疑，但他们也承认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是他们文明的邻居，不会遭到破坏——因此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参战时大多满足于有限的收益。
图12 约226～651年，萨珊波斯帝国
但库斯劳二世的野心要大得多。他宣称其目标是要撤换掉皇帝福卡斯（Phokas，602～610），他谴责福卡斯是暴发户和篡位者——福卡斯确实如此，他通过指挥一支100人的队伍在叛乱中夺取了权力，当时他还是一名骑兵农兵团长（hekatontarchos）——用现代的术语来说，他是一名上尉，也许是一名连级军士长。为被谋杀的前任皇帝莫里斯（Maurikios，582～602）复仇是库斯劳二世所宣称的另一个理由，库斯劳二世再次实事求是地宣称，莫里斯是自己的赞助者和政治教父：年轻时，他曾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里躲过萨珊王朝致命的政治阴谋。最后，库斯劳宣称自己的目标同样是宣传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即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的二元论崇拜，所谓的“光与善之神”。随着旧的异教教派的衰落，马兹达一度是罗马帝国与基督教最强劲的竞争对手。
库斯劳胜利的规模配得上他的野心。
610～611年，萨珊军队进入叙利亚并征服了帝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安提俄克。[2]到那时，他们已经占领了伊德萨富饶的贸易中心——据说它的教堂为其提供了112000磅银币的战利品。[3]613年，萨珊波斯人占领了埃米萨（Emesa，Emesa，Hims）和大马士革，然后在614年南下占领耶路撒冷，在那里他们取得了著名的“真正的十字架”的碎片。其次是埃及，它是拜占庭税收和粮食供应最大的也是唯一来源：到了公元619年，亚历山大已经沦陷，萨珊完成了对埃及的征服。
萨珊波斯军队通过渗透核心领土安纳托利亚，更直接地威胁到帝国的生存。到了611年，他们在卡帕多西亚的凯撒利亚取得了重大胜利，626年，一支萨珊军队一路向西到达亚洲海岸，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与君士坦丁堡直接相对，此时两者距离不到1英里。
拜占庭人也不能集中他们所有的力量对付波斯人，因为另一个强大的敌人已经越过巴尔干半岛进入色雷斯及其半岛，君士坦丁堡本也位于其上。正是为了应对200年前的匈奴入侵，拜占庭人修建了狄奥多西城墙，用护城河、城墙和战斗塔守卫着这座城市。在此之前，对许多入侵者来说，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但是狄奥多西城墙并没有抵抗住626年7月在它前面安营扎寨的敌人。
在618～619年入侵色雷斯之前，阿瓦尔人的可汗已经击败了拜占庭的几支野战部队，并且已经占领了戒备森严的城市；在626年再次进攻君士坦丁堡之前，他们已经在620年和623年被金钱收买了。像他们之前的匈奴人一样，阿瓦尔骑兵可以用他们的复合弓箭穿透远距离的目标，但他们不仅仅是轻骑兵——他们还可以用长矛冲锋，像重型骑兵一样战斗。因此，他们可以进行两步攻击，首先威胁向敌人冲锋或直接发起冲锋，让敌人排列成靠拢的密集队形，然后持弓向密集的人群射出大量的箭。此外，阿瓦尔人除了对匈奴人的骑兵装备和战术（拜占庭人对此进行了专心模仿）进行重大改进外，他们还擅长围攻，建设和操控炮兵，或者至少是高效的投石机。在当时的著作《复活节编年史》中，我们读到，在626年“君士坦丁堡的围困”中，“阿瓦尔人”部署了：
一群相互接近的围攻机械……他［神憎恶的可汗］将他的各种投石机绑在一起（以求释放石块时机器保持稳定），并在外面用兽皮覆盖它们（保护其不受飞箭破坏）……又设置12个高耸的（移动）围城塔，这些塔几乎一直延伸到外垒，同样用兽皮覆盖。
有一种办法可以对付这种围城塔：海军水兵加入了守卫者的行列，其中一人“在墙上造了一根桅杆，挂一条小船，目的是借此烧毁敌人的围城塔”。[4]
我们后来从同一资料来源了解到，阿瓦尔人还建造了一排栅栏，作为一种包围圈，不给被围困者轻易反击的机会，并在墙外竖起了用兽皮覆盖的木塔，以保护攻城者不受飞箭伤害。[5]这足以证明，与大多数游牧民族不同，阿瓦尔人拥有攻击拜占庭防御工事所需的技术。
此外，像阿提拉之前和之后其他成功的草原势力领导者一样，626年到达君士坦丁堡城墙下的阿瓦尔的可汗在自己的阿瓦尔骑兵精英周围聚集了更多的其他部落战士，在当时，他的军队中有大量的日耳曼格皮德人和斯拉夫人。最后，可汗显然有他自己的情报和外交才能，因为他是从欧洲方向前来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当时一支一路推进到安纳托利亚西部边缘的萨珊军队正驻扎在亚洲海岸，就位于君士坦丁堡前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对面。《复活节编年史》记载说，当一个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团去与“阿瓦尔人”进行谈判时，
可汗看见三个波斯人，他们穿着纯正丝绸做成的衣服，是由萨巴拉（Salbaras，Shahrbaraz，萨珊波斯军队的首领）派到他那里的，可汗安排他们在他面前坐下，而我们的使者则站着。他说：“看哪，波斯人打发一个使者来见我，要派3000人与我结盟。因此，如果你们每个人只准备在（君士坦丁堡）拿一件斗篷和一件衬衫来谈判，我们将与萨巴拉签订契约，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向他投诚吧，他不会伤害你的；把你的城市和财产留给我。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你们是不可能得救的（因为阿瓦尔人和波斯人控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所有土地），除非你们变成鱼，从海上离开，或者是鸟，飞上天空。[6]”
自610年从福卡斯手中夺取政权以来，赫拉克勒斯就一直试图抵抗库斯劳二世的进攻，时胜时负，有两次被迫完全撤退以对抗阿瓦尔人。最终的结果是，到了622年，除了其首都希腊，以及安纳托利亚未被入侵的部分领土之外，帝国所有剩余部分的领土都是零散的岛屿、沿海地区，以及北非、西西里、意大利和达尔马提亚海岸上驻防薄弱的城市——这些城市都没有真正有价值的税收或征兵来源。其结果是帝国的国库被耗尽了，而用贡品来安抚阿瓦尔可汗的徒劳则进一步耗尽了这一资源。面对阿瓦尔人及其大批斯拉夫战士和萨珊波斯人对君士坦丁堡形成的致命且直接的威胁，继续战斗所需的资金已所剩无几。西奥芬尼斯《编年史》记载了自创世以来的第6113年（公元622年），赫拉克勒斯所采取的极端措施：
他借了宗教机构的钱，还从大教堂拿走了烛台和其他圣事器皿，他铸造了大量的金币和银币（诺米玛金币，72个1磅；还有米利亚里西翁银币，12个可兑换1个诺米玛金币）。[7]
自从萨珊波斯于19年前的603年开始入侵，拜占庭的军队便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打击，导致失败、撤退，以及边防和城市防御的彻底崩溃。但显然，幸存的部队、部队的残余、退伍军人和新兵都聚集在赫拉克勒斯周围，赫拉克勒斯是否有能力带领他们走向胜利还完全没有得到证实，但他肯定能支付他们的军费。
这时，他发现军队处于极度懒散、懦弱、不守纪律和杂乱无章的状态，并分散在许多地方，他迅速地召集了所有的人。[8]
根据西奥芬尼斯的说法，通过强调敌人的邪恶来提升士气的机会并没有被皇帝忽视，他引用了赫拉克勒斯对军队的讲话，这对于赫拉克勒斯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但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是不寻常的，哪怕只是通过激起他们的宗教怨恨来煽动他们：
我的弟兄们，孩子们，你们看，神的仇敌践踏我们的土地，使我们的城邑变为荒芜，焚烧我们的圣所……他们用充满激情的欢乐玷污了我们的教堂。
但训练是最重要的，不仅要学习个人的战斗技巧，还要以完整的阵型来进行全面的战斗训练，赫拉克勒斯的务实精神显然给我们的文献来源作者西奥芬尼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军队以同样的务实精神作战，就像赫拉克勒斯亲口向他转述了自己目睹的那个时代的军队一样（他于818年去世）。
（赫拉克勒斯）……组成了两个武装特遣队，喇叭手、护盾兵和穿盔甲的士兵各站在一边。当他把双方安排好后，他命令他们互相攻击：他们发生了激烈的对抗……看上去是战争的模拟场景。人们可以看到一种可怕的景象，但没有对危险的恐惧，没有导致流血的凶残冲突。[9]
那年晚些时候，赫拉克勒斯的新部队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与萨珊波斯军队的战斗中赢得了一些小型战役——或者可能只是小规模战斗——的胜利，但在623年，阿瓦尔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另一次进攻迫使他返回，但当他试图与阿瓦尔可汗谈判时，他自己都差点被俘虏了。
这座城市的郊区遭到了阿瓦尔人的抢劫和破坏，当然还有陆上封锁，但据我们所知，阿瓦尔人没有对君士坦丁堡发起坚决地攻击。无论如何，614年3月25日，赫拉克勒斯开始了他对萨珊波斯的第一次认真反攻。
那时，其他一切都已经试过了，包括试图通过进行谈判来与占统治地位的波斯人达成妥协。根据《复活节编年史》的说法，615年，在安提俄克城墙失守、叙利亚沦陷和耶路撒冷被占领之后，当波斯人第一次穿过安纳托利亚入侵到君士坦丁堡对面的马尔马拉海岸时，他们将一封信寄给了库斯劳二世，实际上接受了他的封建君主权位，因此拜占庭将成为波斯间接统治制度下的附庸国：
我们……对……上帝和陛下有信心……已经把你们的奴隶奥林匹斯（Olympius），最光荣的前执政官、贵族和教士，里昂特（Leontius），最光荣的前执政官、贵族和城市长官，还有阿纳斯塔西斯（Anastasius），（圣索菲亚大教堂）最受上帝爱戴的长老派到你们那里去了，我们恳求他们能以适当的方式被你们富足的力量所接纳。我们也请求你的宽恕，把我们最虔诚的皇帝赫拉克勒斯看作您真正的儿子，他渴望在一切事情上为你提供安稳服务。[10]
根据《亚美尼亚纪事》（Armenian Chronicle）的说法，赫拉克勒斯本人亲自给萨珊波斯的指挥官沙欣（Shahin）寄了信，声明自己愿意接受库斯劳的任命：“他若说：‘我要为你立一位王，任凭他安置，我们就接纳他。’”[11]
事实证明，这些和平提议都失败了，但615年他们没有对君士坦丁堡发动攻击，因为库斯劳的军队转而入侵埃及，其经济价值比被破坏和围困的君士坦丁堡大得多，而且更容易征服。
因此，直到622年，才记录下了库斯劳所谓的答复。这段被记录在亚美尼亚主教塞博斯的著作《亚美尼亚历史》中的文字似乎有意激起宗教愤慨。也许它被故意歪曲，也许它是赫拉克勒斯本人伪造，用来煽动民意，以增强拜占庭人民的抵抗。
从《以赛亚书》（Isaiah）和《诗篇》（Psalms）的引文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宣传手段，或者至少是虚假的信息。也是库斯劳最不可能使用的语言，他的战争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他是“光明之神”，琐罗亚斯德教的崇拜者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对抗基督教帝国的斗争者：[12]
（我，库斯劳），在众神中，是全世界的君主和国王，以及伟大的亚拉玛兹德（Aramazd，阿胡拉·马兹达）的后代，我们无用且无足轻重的仆人赫拉克勒斯……
你招来了一群强盗，让我不得安宁。你声称相信你的上帝。那他为何不从我手中拯救（卡帕多西亚的）凯撒利亚、耶路撒冷和伟大的亚历山大？你岂不知我曾坐拥山川大海？所以，难道只有君士坦丁堡，是我将无法抹去的？[13]
伪造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了，因为信中的下一段似乎是为了加强赫拉克勒斯作为战争领导人的权威而作，因为信中为赫拉克勒斯提出的慷慨招降条件意味着他发动的战争是无私的：
然而，我要赦免你的一切过错。“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孩子到这里来。我要赐给你们产业，葡萄园，橄榄树，使你们可以谋生（以赛亚书，36.16～17）……”不要让徒劳的希望欺骗你。[14]
外交失败了，防御行动也失败了，这使阿瓦尔人和萨珊波斯的军队能够汇合到君士坦丁堡，赫拉克勒斯于624年3月25日带着他新训练的军队开始反攻。
安全的办法是把萨珊波斯军队一步一步地击退，越过整个安纳托利亚，回到美索不达米亚——君士坦丁堡所有的烛台和教堂的船只都不可能买下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来向敌人发起一次拥有绝对力量的正面进攻。
此外，即使最初取得成功——考虑到部队的比例，这似乎不太可能——正面进攻也不可能长久胜利，因为它会让库斯劳得到充分的警告和充足的时间来召集散落在埃及和叙利亚的萨珊波斯驻军，以增强他正面对抗赫拉克勒斯军队的能力。
赫拉克勒斯冒着巨大风险离开君士坦丁堡去自卫，带着他的部队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进攻，或者说是一次战略突袭，一路向东穿过当时的亚美尼亚，现在的土耳其东北部，到达现在伊朗西北部的萨珊波斯心脏地带。这一无畏的精神收获了完全的惊喜。
赫拉克勒斯的军队在经过西奥多波利斯［Theodosiopolis，埃尔泽鲁姆（Erzerum）］和现在的艾拉拉特省（Ayrarat）时，似乎没有受到多少抵抗，他们占领并抢劫了德文（Dvin），在到达并摧毁了塔赫特·苏莱曼（Takht-I-Suleiman）伟大的琐罗亚斯德神庙之前，扑灭了塞博斯所称的永恒之火（fire of Vshnasp），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位于甘扎克（Ganzak），即希腊的迦萨卡（Gazaca）附近的阿杜尔·古纳普（Adur Gushnasp），迦萨卡是阿特罗帕特尼王国（Media Atropatene）的首府，位于现代的西阿塞拜疆的塔卡卜（Takab）附近，如今仍在伊朗境内。[15]
这无疑是对614年耶路撒冷教堂被烧毁一事的报复，但不可能相信这也是一次蓄意的举动，目的是激怒库斯劳，使其做出疯狂和仓促的反应，因为阿杜尔·古纳普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王朝的庇护所。[16]但这就是实际发生的情况：独立而不协调的萨珊波斯军队被派去拦截赫拉克勒斯，库斯劳的部下至少打败了其中一支部队，该部队由最杰出的萨珊波斯战地指挥官萨拉巴（Shahrbaraz）领导，在此之前，他的军队驻扎在这里过冬。
625年3月，赫拉克勒斯从亚美尼亚迅速撤退到安纳托利亚东南部温暖的平原，并穿过西里西亚山口［现在土耳其的古利克·博伊兹（Gülek BoèAzi）］。有一次，萨拉巴再次追击他，但是波斯人联合起来对抗赫拉克勒斯高度机动部队的所有企图都失败了。这是我们在第十章中讨论的一种异常持久的、特别成功的作战方法，它是由《论战略》（Peri Strategikes）建议的，建议的内容包括如何在数量上不具优势的情况下作战。
这场战争是在安纳托利亚进行的，安纳托利亚是帝国的领土。[17]大部分是山区，但即使这样，也分布着肥沃的、水源充足的山谷，在南部的安纳托利亚则有更富饶的沿海平原卡帕多西亚和西里西亚。这就解释了赫拉克勒斯的军队是如何生存的。显然，不是君士坦丁堡的国库在为他的军队提供给养，而是依靠在当地收税，征用这些地区教堂和修道院的募捐。毫无疑问，赫拉克勒斯还会使用强制性的征收手段。此外，所有文献来源都认为，每一年随着冬天的临近，双方的行军和战斗都会结束。这个时候在安纳托利亚作战可能是非常严酷的，不仅在崎岖的山地是如此，而且在平原，至少在内陆地区都是一样，那里的平原甚至大多都是相当高的高原。
在冬季的战斗活动中，军队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硬——罗马指挥官们偶尔会这么做，但他们作为严格纪律的信奉者在所有天气都把人藏在帐篷里，并因此而出名。然而，如果能有所作为的话，这并不是赫拉克勒斯可能会模仿的一种做法：他的前任，可以说是他直接的合法前任皇帝莫里斯，在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后，命令军队在冬季开始对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发动进攻时，被叛乱分子推翻并杀害。像之前的许多前任一样，他们的领导人福卡斯夺取了帝国的权力，但他缺少获取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才能，由此产生的动乱为库斯劳的入侵提供了机会。
萨珊波斯的部队人数超过了赫拉克勒斯的部队人数，并且他被不止一支波斯军队追赶，如果萨珊的军队还没有在他前面停止作战的话，赫拉克勒斯的军队就不会在寒冷的天气到来时停止行军——他们必须这样做。这并不是说萨珊军队不如拜占庭军队强壮，而是他们的马需要饲料才能生存，因为10月份以后，安纳托利亚山区绿色牧场的草料耗尽了，所以他们不得不撤退到冬季的军营中，在那里储存饲料，或多或少要待到春天。
这一后勤细节在随后的事件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人们已经预料到，无论赫拉克勒斯做什么，萨珊波斯的军队都会退回到安纳托利亚的帝国领地，于冬天到来之前在储备充足的地方避难——就像他在624年和625年所做的那样。
这为627年出其不意的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当时赫拉克勒斯在整个冬天继续前进。拜占庭的马和萨珊波斯人的马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世界上确实存在非常特别的马，它们很快就会以最戏剧化的方式到达战场。
626年6月29日，赫拉克勒斯仍然远离君士坦丁堡，这时，这座城市遭到了阿瓦尔人的集中攻击，他们携带着围攻机械，追随者包括斯拉夫人和萨巴拉的萨珊军队。据《复活节编年史》记载：
（一些阿瓦尔人）接近神圣马加比（Holy Maccabees）的崇敬教堂［位于加拉塔（Galata），君士坦丁堡对面的黄金角］；波斯人在君士坦丁堡对面的亚细亚陆地上聚集了一群波斯军队，他们通过火焰信号向人们展示了自身的存在。[18]
阿瓦尔人和波斯人以前都去过那里，不过是分开去的。他们在626年协调行动共同进攻这座城市是有可能的——西奥芬尼斯说：“至于萨拉巴，他（库劳斯）派遣他和他剩下的军队进攻君士坦丁堡，目的是在西匈奴人（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之间建立联盟，从而向城市进发并包围它。”[19]
即使双方在政治上完全协调一致，也无助于两军的行动协调——军队的主力袭击了君士坦丁堡的海滨城市，那块区域只有狭窄的陆地一侧伸向海洋，而且戒备森严。萨珊波斯人和阿瓦尔人都没有船，更不用说战舰了。可汗的解决办法是让他的斯拉夫臣民乘坐他们的小船，即由一棵树做成的独木舟（monoxyla，dugouts），攻击君士坦丁堡面对黄金角的向海一侧，那里有一道保护堤，但远比三重厚的狄奥多西城墙脆弱。同样的小船将载着萨珊波斯军队横渡。他们“用独木舟从多瑙河带过来的士兵人数众多，填满了黄金角的海湾”。[20]斯拉夫人的船无法与拜占庭的海军战舰匹敌，后者拥有熟练的船员和弓箭手。所有灾难性的失败，确实导致帝国失去了它最宝贵的土地，以及它的大部分军队，但这些都不能对一个在北非、西班牙南部、西西里、意大利、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和许多爱琴海岛屿拥有海岸财产的帝国海军造成同样的损害。
拜占庭海军经历了起起落落，但是从626年的7月29日到8月7日，阿瓦尔人和萨珊波斯人都放弃了他们的围攻，在这段时间里，拜占庭海军的力量是足够强大的。在《复活节编年史》中，我们读到：“我们有70艘船驶向迦勒（Chalae），尽管风向不利，会阻挡它们（有轮独木舟）横渡。”[21]虽然不是战舰，但它们是一些大大小小的船，并非普通的“划艇”，而是一种平底划艇。逆风航行的细节意味着它们具备熟练的船员并装备了精良的船帆，同时拥有战斗能力强大的弓箭手。亚美尼亚塞博斯的《亚美尼亚历史》中记载了“一场海上战斗，波斯军队在这场战斗中蒙羞而归。他们失去了4000名士兵和所有的船只”。[22]
他们击沉了船只，杀死了在独木舟里发现的所有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步兵）也从（海）防护堤中冲出来，向圣尼古拉斯（St.Nicholas）附近的门廊开火，而借助独木舟潜逃的斯拉夫人认为，由于大火，那些位于海边的阿瓦尔人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就被亚美尼亚人杀死了。[23]
当放弃围困时，萨拉巴的萨珊波斯军队撤退到东安纳托利亚，再次追击赫拉克勒斯，可汗在休战的情况下拆除了他的攻城机械，同时威胁波斯人要返回领地，尽管他手下的许多斯拉夫人已经在彼此不和的情况下离开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的内部分裂可能受到了拜占庭人的支持和激励。
由于没能占领这座城市，在长达一个月的围攻中，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肯定把周围的东西都吃光了，他们只好到别处去找吃的。在正常情况下，行动中的拜占庭军队可以像之前的罗马人那样召集满载食物的大型车队，因此，即使在城市周围被洗劫一空时，他们也可以坚持度过长达数月的围困期。
阿瓦尔人没有这种基于税收的补给——他们依靠的是贡品和简单的敲诈。很明显，这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除了为战士、家庭成员和仆人们准备了许多马匹外，“阿瓦尔人”还可以在很大的活动半径范围内觅食，以维持长时间的围攻战。斯拉夫人的马更少了——看起来确实很少——因为如果马匹数目太多的话，就不能依靠围困者的食物来喂养它们。于是他们离开了，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迫使可汗放弃围困，因为虽然阿瓦尔人在战术上占主导地位，他们可以吓倒许多斯拉夫人，但他们人数太少了，不足以围攻6公里长的狄奥多西城墙。
624年3月以来赫拉克勒斯一直在进行的机动战争，在627年的秋天发生了巨大变化。[24]
他又一次向东进入高加索，毫无疑问，随着冬天的来临，他将再次撤退。但这并不是一次突袭，而是一次全面的、深入渗透的进攻，是一次“战略性”的进攻。赫拉克勒斯的强大增援部队使得这成为可能，这支部队现在经验丰富，机动性很强，但规模仍然较小。这支增援部队骑着小而坚韧的战马（Orponies），第一次是和匈奴人一起出现，并在600年之后最后一次和蒙古人一起返回欧洲，后者是穿过里海平原到达此地的草原骑射手，根据西奥芬尼斯创世以来6117年的说法，“这是40000名勇敢的战士”。[25]
他们是由一个比阿瓦人大得多的突厥部落可汗带来的：西奥芬尼斯口中的“西贝尔”，但毫无疑问的是，统叶护可汗是从中国一直延伸到黑海地区庞大的突厥帝国西部汗国的主要统治者，而那个帝国后来解体了，或者为它的后来者哈扎尔人的可汗所继承——或者两者都是，因为哈扎尔人肯定来自更大的突厥汗国。[26]尽管如此，统叶护可汗治下的人民是萨珊波斯曾经的盟友和现在的敌人，而波斯在中亚的影响力自然使其与突厥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无论以何种名义——伊朗和图兰（Turan）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持续的）竞争。此外，他们还是阿瓦尔人世世代代的敌人，统叶护可汗最初统治了突厥人，后来阿瓦尔人脱离突厥人向西逃亡。对于突厥人来说，那些没有占领君士坦丁堡的阿瓦尔人是“奴隶……他们逃离了主人……（只适合）被践踏在我们的马蹄下，就像蚂蚁一样”。[27]
即使是最大胆的拜占庭攻势也不可能仅仅包含军事行动。拜占庭人在此之前有可能并且随后也有可能进行积极的尝试，来确保盟国的安全，并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分裂敌人。
增援骑兵的到来不是偶然的。拜占庭人数十年来一直在与西突厥可汗进行谈判，派遣特使经过漫长而危险的跋涉前去斡旋。《帝国行政论》声称，赫拉克勒斯的特使们在推动未来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政治分离上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从阿瓦尔人的斯拉夫追随者的无差别群体中分离出来，然后被帝国说服积极对抗并摆脱阿瓦尔人，最终向北逃往他们至今仍然居住的地方。[28]
赫拉克勒斯显然是一位伟大的战地指挥官，但如果不同时努力说服、诱导和劝阻他的敌人，他几乎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他未能安抚库斯劳或阿瓦尔人的可汗，但他做得更好，他诱使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部落从阿瓦尔人中叛逃，当然，最重要的是与统叶护可汗结盟。
据西奥芬尼斯称，赫拉克勒斯所做的努力还要更多，他成功地策反了库斯劳的最高将领萨巴拉，当时君士坦丁堡被围攻时他们很容易接近萨巴拉。[29]然而，随后发生的事件让我们对萨巴拉的忠诚产生了怀疑，西奥芬尼斯所记录的复杂阴谋可能是他虚构的。
随着成千上万强大的骑射手加入他的部队，赫拉克勒斯显然可以更自由地机动作战，因为萨珊波斯的追击部队更有可能掉头逃跑而不是应对如此可怜的胜率。突厥盟友还带来了其他优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骑兵的优势：虽然拜占庭骑兵和萨珊骑兵的马至少必须在冬天得到喂养，但突厥人的蒙古马（或称小马）几乎可以在任何有植被覆盖的环境下生存，即使是在冬天寒风凛冽、覆盖冰雪的草原上，以及赫拉克勒斯所在的伊朗西北部山地中，它们也能存活下来。
赫拉克勒斯于627年9月从现在的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Tbilisi）出发，带领着他的小规模军队和他强大的盟友，在伊朗西北部的乌尔米亚湖（Lake Urmia）上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行军转移，他们向南移动，穿过大扎布河（Greater Zab River），到达位于底格里斯河畔的尼尼微（Nineveh）。该地曾经是“创世纪”（Genesis）中提到的亚述古国的伟大首都，现在是伊拉克巨大而又不起眼的城市摩苏尔（Mosul）。库斯劳派遣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罗克·维汉（Roch Vehan）的领导下，追击赫拉克勒斯。尽管波斯人无法追赶上拜占庭人，并迫使他们参战，但在627年的12月12日，正是赫拉克勒斯选择了战斗，他突然转向面对萨珊波斯军队。亚美尼亚主教塞博斯的著作对这场战斗有所提及，足以肯定赫拉克勒斯作为战地指挥官的战术风格——第一步是将敌人迷惑，让他们感到惊讶，然后对其发起攻击：
联合部队（萨珊波斯人）追击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把他们引到尼尼微平原，然后转身猛烈攻击他们。平原上有雾，直到互相碰撞，波斯军队才意识到赫拉克勒斯诱骗了他们……拜占庭人将他们全部屠杀了。[30]
赫拉克勒斯要的是耗尽萨珊波斯军队的力量，但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新因素是，赫拉克勒斯的部队已经渗透到被库斯劳军队征服的广袤领土深处，并可能在现在伊拉克中部的萨珊帝国权力中心发动袭击。这个帝国绝对是波斯人的，但萨珊王朝的首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底格里斯河畔，距离现代巴格达以南不到20英里的地方。这当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现在它暴露在拜占庭人的攻击之下，因为库斯劳过去的胜利和征服造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战略问题：萨珊人的军队散落在从远方的埃及到叙利亚和更遥远的安纳托利亚的广阔战线上——所有这些部队都距离太远，无法及时回归，无法在赫拉克勒斯造成更多破坏之前进行干预，以阻止他的破坏。如果萨珊波斯人不像以前每年冬天那样确信赫拉克勒斯会在冬天再次撤退，他们肯定会从埃及和叙利亚撤出足够多的部队来保卫核心领土。
对赫拉克勒斯来说，在尼尼微的胜利首先意味着解决了他所有的后勤问题。库斯劳有许多宫殿，而不只是一两个，这是萨珊人的习惯，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当政时期的做法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每一个宫殿都给周围制造出权威力量的象征。此外，库斯劳的宫殿是按照经典的波斯风格建造的，那里有大型的、天堂般的花园，而建筑物不是特别大，包括圈养各种家畜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动物园——所有的动物都是为饥饿的士兵准备的：
他在一个（宫殿）里发现了300只以玉米喂养的鸵鸟，在另一块圈地里发现了大约500只以玉米喂养的羚羊，另外还有100只以玉米喂养的中亚野驴，他将所有这些都给了士兵们。他们在那里庆祝新年的第一天（不是我们历法中的1月1日）。他们也发现了无数的羊、猪和牛，全军都心满意足地休息了。[31]
接下来，赫拉克勒斯继续向南前往首都泰西封，在628年1月底穿越小扎布河（Lesser Zab），然后越过迪亚拉河（Diyala）约200英里，占领了位于达斯塔加德（Dastagard）的另一座更大的宫殿。西奥芬尼斯对战果津津乐道：
罗马军队在他的宫殿里发现了300面罗马旗帜，这些旗帜是波斯人在不同时期缴获的。他们还发现了……相当数量的芦荟……与很多丝绸和胡椒。更多的亚麻布衬衣、糖、姜和许多其他商品……他们还在这座宫殿里发现了大量的鸵鸟、羚羊、野驴、孔雀和野鸡，以及在狩猎公园里发现的巨大的活狮子和老虎。[32]
也有证据表明赫拉克勒斯的行动是多么迅速，以及他的出其不意所带来的震惊有多大，因为西奥芬尼斯记录了许多宫廷官员被俘的情况。
就其本身而言，作为纯粹的军事事件，在尼尼微的失败，甚至随后拜占庭军队沿着底格里斯山谷向泰西封的推进，对库斯劳来说都不一定是灾难性的。他麾下仍然有大批完整的部队，这些部队仍然占领着新赢得的大片领土，这显然需要大量的驻军。他的战地指挥官萨巴拉当时在叙利亚，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可以抽调回来保卫首都泰西封。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表明，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战争终于耗尽了萨珊统治精英的力量和对库斯劳家族的宽容。赫拉克勒斯可能给他写了一封信，为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向库斯劳求和，从而刺激了这一进程。据推测，库斯劳拒绝了这封信，信中写道：“我敦促你与我一起加速实现和平。火烧波斯并非我的意愿，而是因为受你逼迫。因此，让我们现在就放下武器，拥抱和平。让我们在大火烧尽一切之前把它扑灭。”西奥芬尼斯继续说：“但是库斯劳不接受这些建议，因此波斯人民对他的仇恨增加了。”[33]
相反，库斯劳动员了他最后的“侍从、贵族和仆人”，派这些圣战者去与赫拉克勒斯经验丰富的老兵作战。这是最后一次豪赌。据西奥芬尼斯称，628年2月23日，当赫拉克勒斯似乎即将进入泰西封并终结萨珊帝国时，库斯劳的儿子卡瓦德·西罗伊（Kawadh-Siroy）在一次政变中推翻并杀害了他，西罗伊开始了和平谈判，并提出交换俘虏。
随之而来的不是投降而是谈判——在战场上仍然有大量的萨珊军队，他们的归来可能会打破战场平衡。赫拉克勒斯并没有进入克泰西封——方圆大约30平方公里，其规模可能会令弱小的萨珊军队感到恐惧——赫拉克勒斯向东北移动了300多英里，于628年4月回到扎格罗斯山（Zagros Mountains）脚下他们所熟悉的塔赫特·苏莱曼（现为甘扎克）。[34]
赫拉克勒斯并没有阻止泰西封宫中发生的致命政变——如果卡瓦德·西罗伊能夺取王位，为什么其他人不行呢？卡瓦德·西罗伊本人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萨巴拉推翻——后者也是赫拉克勒斯过去不止一次与之交战过的战地指挥官。萨巴拉正式开始就条款进行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所有帝国失去的省份，从埃及到叙利亚，再到安纳托利亚的西里西亚，都被归还给拜占庭统治者，但萨珊波斯人似乎保留了自己河岸一边最初的征战成果——实际上那些领土是他们重新征服的，因为这些地方早先就是萨珊波斯的领土。[35]
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古老帝国文化的继承者，萨巴拉知道如何谈判：皈依基督教是他一系列让步的一部分——当然，这种皈依很快就被放弃了。
赫拉克勒斯在帝国面临被库斯劳入侵（比过去4个世纪断断续续的战争深入得多的萨珊入侵），以及626年夏天阿瓦尔人直接攻击君士坦丁堡的直接威胁下，已经崛起为一个强权统治者。他并没有击退萨珊波斯人或阿瓦尔人及其追随者的必要军事力量，更不用说抵抗这两种人联合发起的进攻了。虽然他在陆地和海上都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在城墙上和城市前面的水域上抵抗他们，但无法拯救一个被敌军淹没的帝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626年7月，当君士坦丁堡四面楚歌的卫士们等待覆亡之际，他们的命运很可能和1453年5月没什么两样。
由赫拉克勒斯设计的解决方案将外交和策反手段结合在一起（在两个敌方阵营中皆如此），在整个军区范围内采用高风险的关系策略——这本身就是一段罕见的历史。这场战争的“关系”对拜占庭也是非常有利的，赫拉克勒斯连续的季节性突袭使库斯劳和他的幕僚们习惯了大胆、深入地侵袭帝国，但他们的侵袭最终没有结果，这些袭击持续了几个月，直至冬天到来，战略形势也没有改变。的确，战争的破坏有时是痛苦的，就像摧毁塔赫特·苏莱曼伟大的琐罗亚斯德神庙一样，这是对库斯劳及其王朝威望的真正打击。该神庙声称拥有祭司的权威——它是以阿纳希塔神庙（Temple of Anahita）的大祭司、创始人阿达希尔的祖父萨桑（Sasan或Sassan）命名的——在阿杜尔·古纳普的“皇家”圣火被拜占庭人扑灭之前，它的统治者是神圣的。
但库斯劳显然认为，即使是极具破坏性的突袭，也无法证明唯一完全可靠的补救措施耗费的成本是合理的，那就是从新征服的叙利亚和埃及土地上撤出萨珊波斯部队，转而守卫帝国的旧有边界及其美索不达米亚的核心领土。这将意味着放弃库斯劳的伟大成就——其对拜占庭领土的空前征服。
实际上，在关键的627年，萨珊波斯人没有从西方撤退，因为他们确信，一旦突袭行动完成，赫拉克勒斯就会再次从东方撤退。然而并没有，结果是一个持续了4个多世纪的王朝和帝国的终结。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包括黎凡特人和埃及人统治区域在内的北非地区最终被穆斯林征服，但这并不能使赫拉克勒斯史诗般的胜利化为乌有，因为库斯劳想要的是萨珊帝国本身的强大，并非他所声称的为恩人莫里斯皇帝复仇，或是为了收复已经失去的领土。
当帝国进入它最悲惨的岁月时，黑暗的日子中仍然闪烁着对赫拉克勒斯远征军丰功伟绩的美好回忆。对此，我们有主要文献来源西奥芬尼斯的证词，他于818年去世：从他的散文中可以明显看出，两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对那些辉煌历史的记忆仍然没有模糊。
[1] Ammianus Marcellinus，trans. JohnC. Rolfe（1935），bk.Ⅶ，5；关于萨珊王朝的克制，参见以下讨论：A.D. Lee，Information and Frontiers：Roman Foreign Relations in Late Antiquity （1993），from p.21.
[2] 我认同Walter E.Kaegi Jr.，Heraclius：Emperorof Byzantium （2003），summarized at pp.324-326中的编年。
[3] Andrew Palmer，The Seventh Century int he West-Syrian Chronicles（1993），text no.13；pp.133-134 关于Dionysius的复原；p.134 n.303，叙利亚的迈克尔拥有120000磅.
[4] Indiction 14，year 16. Chronicon Paschale，284-628 AD，trans.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 （1989），p.174.
[5] Chronicon Paschale，p.179.
[6] Chronicon Paschale，p.175.
[7]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et al. （1997）（hereafter cited as Theophanes），no.303，p.435；no.304，p.436.
[8]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et al. （1997）（hereafter cited as Theophanes），no.303，p.436.
[9]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et al. （1997）（hereafter cited as Theophanes），no.304，p.436.
[10] Chronicon Paschale，p.161.
[11] The Armenian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trans. R.W.Thompson，vols.1-2 （1999）（hereafter cited as Sebeos），chap.38.122，pp.1：78-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