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The Armenian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trans. R.W.Thompson，vols.1-2 （1999）（hereafter cited as Sebeos），chap.38.122，p.2：214.
[13] The Armenian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trans. R.W.Thompson，vols.1-2 （1999）（hereafter cited as Sebeos），chap.38.123，pp.1：79-80.
[14] The Armenian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trans. R.W.Thompson，vols.1-2 （1999）（hereafter cited as Sebeos），chap.38.123，p.1：80.
[15] The Armenian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trans. R.W.Thompson，vols.1-2 （1999）（hereafter cited as Sebeos），chap.38.124，p.1：81；ibid.，p.2：215；Kaegi，Heraclius，from p.12.
[16] Mary Boyce，“AdurGu?nasp” （1985）；Kaegi，Heraclius，p.122 passim.
[17] Kaegi，Heraclius，p.122 passim.
[18] Chronicon Paschale，p.171.
[19] Theophanes，no.315，AM 6117，p.446.
[20] Theophanes，no.316，AM 6117，p.447.
[21] Chronicon Paschale，p.178.
[22] Sebeos，pt.I，p.79.
[23] Chronicon Paschale，p.178.
[24] Kaegi，Heraclius，from p.156.
[25] Theophanes，no.316，AM 6117，p.447.
[26] Theophanes，no.316，AM 6117，p.158，has YabghuXak’an and “Kok” Turk；不过可参见Peter B.Golden，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1992），pp.135，236，and a complementary personal communication.
[27] Menander，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 14，frag.19，in R.C. Blockley，trans.，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1985），p.175.
[28] De AdministrandoImperio，sec.31，p.149.
[29] Theophanes，no.324，AM 6118，pp.452-453.
[30] Sebeos，pt.I，p.84.
[31] Theophanes，no.321，AM 6118，p.451.
[32] Theophanes，no.322，AM 6118，p.451.
[33] Theophanes，no.325，AM 6118，p.453. 在此处了解有说服力并引人入胜的史实再现，可参见Kaegi，Heraclius，from p.156；and post Nineveh，p.172。Kaegi指出，西奥芬尼斯可能编造了这个故事——即在厄运到来之前给了库斯劳一个被拒绝的得救机会。
[34] Theophanes，no.325，AM 6118，pp.177-178.
[35] Sebeos，p.2：224.
结语 大战略与拜占庭“作战守则”
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宏伟大战略，不管它们知不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大战略只不过是知识和说服策略的结合，或用现代术语来说，情报、外交与军事力量相互作用的水平，决定了这个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以及它自己的“大战略”。
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有一个宏伟的大战略，但并不是所有的大战略都是势均力敌的。当说服策略和军事力量都被准确的情报巧妙引导，然后相互协同配合，从可用的资源中产生最大的力量时，这一战略就具备了连贯性和有效性。更多的时候，也许这一战略不连贯，以至于说服策略的成果被错误的武力手段摧毁，或者武力来之不易的成果被笨拙的外交所破坏，这样的外交手段会激怒中立者，而鼓舞敌人，并让盟友感到沮丧。
拜占庭缺少中央规划人员以现代方式编制的国家战略性文件，或试图发布创新性界定“利益”的“国家战略”正式声明，包括阐述保护和增强这些利益的手段，以及如何以理性的或至少是合理化的方式将两者结合起来。拜占庭人从来没有说过“战略”一词——它甚至只是一个听上去是希腊语的词，不为古代或拜占庭的希腊人所使用。但他们肯定有一个宏大的战略，即使它从来没有被明确地表述过——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确实相当含糊的用语习惯——而且它确实被拜占庭人如此重复地应用，以至于人们甚至可以提取出拜占庭式的“作战守则”。
然而，首先必须界定两个问题：战略主体的身份和战略的性质，或者更确切地说，战略的矛盾性。
身份
拜占庭的统治精英们要面对外部世界及其无穷无尽的危险，他们的战略优势既不是外交上的，也不是军事上的，而是心理上的：一是由“三重同一性”支撑的强大精神信念，首先，他们比大多数现代基督徒更加虔诚，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尤其是通过迦克墩信经的教义；二是希腊文化，他们骄傲地制造了异教徒荷马、持不可知论的修昔底德和不敬神的诗人——但是“希腊人”（Hellene）是拜占庭人长期禁忌的一个词，因为它意味着“异教徒”；三是罗马人的身份，罗马人就是罗马人，他们以自己作为罗马人而自豪，至少在象征意义上，延续下来的罗马人并没有抛弃长期传承的罗马制度。[1]
但是，直到穆斯林的征服把黎凡特和埃及从帝国手中夺走之前，这三重身份也是当地居民对君士坦丁堡统治精英不满的根源，因为在这三种身份中，只有“罗马人”的身份被普遍接受。
首先，占叙利亚和埃及人口大多数的说西亚拉姆语（Western Aramaic）和科普特语（Coptic）的人，包括其领土内外的犹太人，都没有参与到希腊文化圈中。除了他们中的世俗精英，这部分人已经是拜占庭政权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确实经常被本土主义者攻击为“希腊化者”。至于其余的人，群众要么不知道荷马曾经的历史，要么很容易被歇斯底里的狂热神甫所引导，强烈地憎恨他们因太无知而无法享受的东西。
此外，拜占庭人拒绝希腊主义，因为他们反对罗马人因太过追求感官享受而洗澡的习惯，也拒绝了过于理性的迦克墩信经所定义的神人二性的基督教义（无论是人还是神），而是坚持更纯粹的基督一性论概念，认可单一的，神圣性质的基督。
埃及和叙利亚的科普特教会（Coptic churches）的基督徒，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Eritrea）的东正教教堂，印度雅各派（Jacobite）和马拉安卡拉（Malankara）的东正教会，以及亚美尼亚东正教使徒教会以更加微妙的方式仍然信基督一性论信仰。在这些促进基督教各派大联合的日子里，东正教信徒不再坚定地站在迦克墩信经争端的某一边，但6世纪和7世纪的拜占庭帝国面临被分裂的危险，一边是被追害的迦克墩派，另一边是基督一性论者的狂热，他们反对帝国对所有其他教义的妥协，特别是赫拉克勒斯的一元神论和单一主义。
所有这些因素都没有削弱基督一性论基督徒为帝国而战来对抗非基督徒的意愿，事实确实如此，而且他们有这么做的充分理由：一方面，大多数攻击帝国的非基督徒在教义上并不是反基督教的，有几个异教徒敌人皈依了基督教，特别是布勒加尔人、马扎尔人、基辅罗斯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另一方面，在教义上反对基督教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一样是纯粹的一元神论者，而且比迦克墩派信徒的人数还要多。
穆斯林的征服把帝国从这些深层次的分裂中拯救出来，打击了其中最激烈的持不同政见者。但即使在那之后，拜占庭语言也绝不是同质化的——在东方有许多讲亚美尼亚语的人，在西方有许多讲斯拉夫语的人，而在这两者之间，当地的语言，如色雷斯语，或者说贝西奇语（Bessic），在狄奥多西城墙附近被人们使用，城内的僧侣还将这种语言记录了下来。但这些都没有影响到那些想要参与希腊文化活动的人，而使用不同的原始语言也不会因教义上的分歧而产生任何分裂。因此，可以说，不像丢失讲拉丁语的信奉迦克墩信经的北非地区那样，丧失叙利亚和埃及对帝国不仅是单一诅咒：它带来了宗教和谐的前景，加强了文化团结。
图13 565年，1025年，1360年时的帝国
穆斯林的进攻建立了一个很庞大但不统一的帝国，如果运气不好的话，这个帝国可能会完全解体，并留下了一个更小、更贫穷但更加团结的帝国，这个帝国更加坚强，能够成功地经受住长达6个世纪的战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滥用十字军东征一词来描述拜占庭战争，但它确实有着宗教战争的色彩，当然，就像《前哨袭扰》中所描述的边境战争一样。）
这也是帝国统治阶级在经历严重危机，或在极度不安全的漫长痛苦时期具备巨大复原力的一种解释：当一切似乎都黯淡无望时，基督教信仰、古希腊文化和罗马人的自尊结合在一起，使他们拒绝投降，激发出坚韧意志。[2]
战略逻辑
“战略”是希腊人从来不知道的希腊词语之一，因为泛西方的“战略”一词（“strategie”，“strategia”等）来源于“strategos”，常常被误认为是“将军”的意思，但在历史上，它意指政治和军事统帅，因此这也是一个更好的来源解释，可以用来形容同样广泛的各类指挥活动。战略的逻辑并不那么简单。
“人们不理解……（对立统一的道理）：就像弓箭一样的‘向后拉伸’。”[3]因此，古人认为赫拉克里托斯（Herakleitos）或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of Ephesus）非常晦涩，但对我们来说，在经历了核威慑的悖论之后，我们完全是透明的，因此和平时期也必须时刻准备着发动反击，侵略者必须要谨慎行事，而核武器只有在不被使用的情况下才有用。威慑向所有人揭示了“自相矛盾”的逻辑，即战略目标与表面行动的矛盾，把对立统一道理的“向后延伸”变成了国际政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除了那些无法改变现状的无辜者，因为他们看不到在经历恐怖威慑之后才能获取安全。
在这一点上，第一位西方战略思想家赫拉克里托斯（他所言“战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所以他让神成为神，人成为人，他让一些人被奴役，一些人获得自由”[4]）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尽管早在他之前，许多狡猾的战士都本能地运用“矛盾”的逻辑来出其不意地攻击他的敌人，只有可以选择更好的作战方式，并可达到预期目标时，其他战术才有可能被故意放弃。当一支敌军部队出现时，在最笔直、最宽阔、最平坦的公路上攻击敌人是最糟糕的选择，因为这对敌人来说是最好的道路，选择一条险恶的道路伏击它可能更好。正是按照这种动态行动和反应的逻辑，一支前进军队的胜利一旦超过其成功的最高点，就可能带来失败，事实上，胜利会被盲信的过度扩张转化为击败。同样地，战争本身也可以依靠燃烧力量和继续战斗的意志来取得和平。
事实上，在“矛盾”熔炉中形成和锻造的一切，如果持续的时间足够长，最终会变成它的对立面——这是尼古拉·德·库萨（Nicola de Cusa）或尼古拉斯·冯·库尔斯（Nikolaus von Kues）所说的“巧对立面”的动态版本。没有必要在哲学上理解这一逻辑，也不是必须知道它的存在才能应用它——但没有人像罗马人那样在战争中建立了一个帝国，或者像东罗马人那样在几个世纪中维持了一个帝国，只有通过遵守这一逻辑才能做到这一点。从简单的静态矛盾开始（如果你想要和平，就准备战争），然后还有动态矛盾的逻辑：如果你保卫国家边界的每一英尺领土，你就不是在保卫边界；如果你赢得太彻底，消灭敌人，你则在为另一个敌人让路；等等。
唯一更复杂的是，矛盾在不同的层次上展开——大战略、战区战略、作战战略、战术——它们向下渗透要比向上移动容易得多。举一个现代的例子，阿道夫·希特勒在大战略层面上选择了错误的盟友和敌人——他有意大利和日本作为盟友，美国、苏联和大英帝国一起对抗他——这种战略层面的错误无法被德国在许多战术、行动甚至战区级别的胜利所掩盖，特别是1940年对法国的胜利；最后的结果不可能被更大战场上的胜利所改变。如果诺曼底登陆被击退，德国仍然会输掉战争，只是原子弹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柏林而不是广岛。即使没有原子弹，美国、苏联和大英帝国也会在几年内赢得战争。战术上的高超，作战上的机智，甚至战地上的胜利，都无法挽回存在缺陷的大战略，比较而言，一个连贯的大战略只需要战区战略、作战方法和战术作为条件。
只要有压倒性的优势，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或者两者的任何结合，就可以赢得战争，并维持和平，而不需要战略。实际上，当对手太弱时，战略无法有显著的反馈，胜利不在话下。由于距离、地形等原因，战争仍可能带来巨大的困难。但要克服物理上的阻碍，需要依靠的不是战略上的矛盾逻辑，而是完整的常识和作战程序中的“线性”逻辑。
因此，正是那些与困难做斗争的人，那些寡不敌众、陷入困境和野心过大的赌徒，试图充分利用战略的逻辑，并接受由此带来的风险——有时取得与其资源不相称的胜利，有时则以可耻的方式崩溃。因此，我们很自然地想到战略家中的伟人——拿破仑，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最终失败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赫拉克里托斯成功了；但是，大多数拜占庭指挥官在欣赏这两种战略的同时，更喜欢作战手册中所阐述的谨慎方式，即利用矛盾的逻辑——但仅仅是谨慎地接受其风险限度。我们已经看到，拜占庭人是如何全神贯注于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种可能的战术和行动优势，而同时又刻意不去过分依赖军事力量。
在各种各样的大战略中，可以用它们对代价高昂的武力的依赖程度来进行比较，而不是通过比较外交（“武装劝导”）、引诱（补贴、礼物、荣誉）以及欺骗和宣传来利用潜在的力量。对武力的依赖比例越小，就越有可能超越敌我物质力量的平衡，以较少的力量博得更大的成就。拜占庭人在这方面有许多先驱，他们已经成为并也许仍然是无可超越的大师。亚历山大在放弃侵略印度这一愚蠢而勇敢的计划之前，已经征服了对希腊而言唯一的超级大国，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从而赢得了千年的荣耀。他的宏大战略当然符合“矛盾”的逻辑：尽管他的策略是“强硬”的——利用步兵方阵发起正面攻击，以及让所有骑兵进行冲锋——但亚历山大的外交是“软性的”和包容性的，以鼓励马其顿-伊朗的联姻为标志，他赢得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其他附庸民族的支持。只有想将帝国扩展到印度这一尝试超过了他成功的至高点，因为他的军事力量中仍然有一个马其顿原始基地，而那时候，这个基地已经被过度荒废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被我们称为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在其战略上至少是罗马式的，当然，是在查士丁尼试图完全重新征服各地之后。帝国先后从东部受到萨珊波斯人、阿拉伯穆斯林，以及塞尔柱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从北方受到草原入侵者匈奴人、阿瓦尔人、布勒加尔人、佩切涅格人、马扎尔人和库曼人的威胁，到了9世纪，拜占庭人也不可能指望以传统的罗马方式征服或消灭所有来袭的敌人了。
消耗自己的军队，主要是昂贵的骑兵部队，以彻底消灭眼前的敌人，只会为下一波侵略者开辟道路。拜占庭宏伟大战略的天才之处在于，通过外交、欺骗、回报和宗教皈依等手段，将众多敌人转化为自身优势，诱使他们相互战斗，而不是对抗帝国。只有坚定自我形象，作为唯一真正信仰的捍卫者，才能维护他们道义上的平衡。在拜占庭战略中，军事力量从属于外交，而不是相反，并且主要用于遏制、惩罚或恐吓，而不是全力进攻或防御。
拜占庭“作战守则”
这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拜占庭式作战习惯，现在被称为“方法论”，直接表现为精干利落的命令，甚至是长辈风范式的谆谆建议——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其中提出的规定比第三人称语言更精炼而又不那么深奥。以下是我以最简洁的方式所定义的拜占庭战略文化的基本准则。就像下面的内容那样，现在的任何拜占庭文献来源中都有这样的描述，我们可以根据观察到的行为，以及拜占庭战术指南和作战手册中的不同建议进行合理推断。将语言重复减少到最低限度，形成规范性的摘要是定义作战守则的一种方式。[5]
1.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避免战争，但总是表现得好像战争可能在任何时候开始一样。集中训练单个新兵和完整编队，训练相互对抗的部队，准备武器和补给，随时准备战斗——但不要急于战斗。
最大限度战备的最高目的是增加根本不需要作战的可能性。
2.收集敌人和他们的心理情报，并不断监视他们的行动。轻型骑兵部队的巡逻和侦察探测总是必要的，但还不够。在敌人领土上需要间谍来提供战争威胁的早期预警，或至少报告战争的准备情况，并帮助确定敌人的意图。在战斗单位的侦察和便衣的间谍活动之间，中层情报收集往往是最有成效的：秘密侦察，即被动的观察和报告。侦察敌人和防止被敌人侦察的努力很少被浪费。
3.有力作战，实施进攻和防守，但主要用小单位攻击；强调巡逻、突袭和小规模的冲突，而不是全面的攻击。避免战斗，尤其是大规模的战斗，除非在极其有利的情况下——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要避免，除非敌人以某种方式陷入完全劣势的状态，就像被风暴严重破坏的舰队那样。
4.用机动的“非战斗”代替消耗战。在防御方面，不要对抗强大的优势部队；相反，要远离入侵的军队，保持在他们所能到达的范围之外，以便迅速突袭人数较多的分遣队、行李部队和抢掠队。在敌人行进的道路上准备大大小小的伏击，通过假装撤退引诱他们进入伏击圈。在进攻中，发动突袭，或者更好的是，在遇到顽强抵抗时迅速撤退。要依靠不断的行动，即使每一个行动的规模都很小，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敌人士气低落，并在物质上削弱敌人。
5.努力通过招募盟友来改变总体实力平衡，从而成功地结束战争。因此，在战争中，外交比在和平时期更为重要——说什么当枪炮响起时，外交官们会保持沉默，这样的愚蠢格言是不适合拜占庭的。在招募盟友攻击敌人时，他的盟友是最有用的新兵，因为他们离敌人最近，最了解如何与敌人的部队作战。能成功地为帝国利益服务的敌人指挥官是更好的盟友，而最佳可能是在敌人的宫廷或他的家庭中找到盟友。但即使是那些只能提供一点点帮助的外国盟友，如果可能的话，也会被招募。
6.策反是通向胜利的最佳途径。与战争的代价和风险相比它是如此便宜，以至于它必须总是被尝试，即便那些充满敌意或宗教狂热的最没有希望的目标也不例外。当面临即将到来的圣战攻势时，将军和高官最好成为边境城堡的埃米尔的朋友，给他们送上“礼品篮”。[6]对于已知的狂热分子也不例外：到了10世纪，拜占庭人肯定已经发现，宗教狂热分子也可以受贿，而且实际上更容易贿赂——他们为受贿创造出宗教性理由（“无论如何，伊斯兰教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7.如果外交和颠覆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战斗，就应该采取“关系”的行动方法和战术，避开敌人最明显的优势，利用敌人的弱点。为了避免消耗主要作战力量，可能需要耐心地削弱敌人的精神和物质力量。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它无关紧迫性，因为一旦一个敌人不再存在，另一个一定会取代他的位置，随着统治者和国家的起起落落，所有人都在不断变化。只有帝国才是永恒的。
注意：这里概述的作战守则不考虑历史演变。我在开始时声称，这里称为“拜占庭战略”的构想是在5世纪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发明的，我认识到，随后几个世纪中截然不同的情况在拜占庭战略上留下了印记。毕竟，拜占庭人和我们任何人一样，都从历史经验中汲取了教训：他们确实犯过两次、三次或四次同样的错误，但在那之后，他们不太可能再犯同样的错误，或者无论如何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犯同样的错误。在这里，我谨慎地提出这一主张——拜占庭历史有足够的连续性来界定这一“作战守则”，因此，我将他们8个世纪的战略合并在一起，这是我从杰出前辈们那里获得确认的。[7]
[1] 在数不清的著作中，我发现以下几种最有用：Agostino Pertusi，Il pensiero politico bizantino，ed. Antonio Carile （1990），with a three-part periodization （Justinian；after Justinian；from the 1261 reconquest）；Alexander Kazhdan and Giles Constable，People and Power in Byzantium：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Byzantine Studies （1982），esp. on religion，from p. 76；and Cyril Mango，Byzantium：The Empire of New Rome （1980），尤其是关于希腊文化及其边界的论述，from p. 13.
[2] Tia M. Kolbaba，“Fighting for Christianity：Holy War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2007），pp. 43-70，提到但并未正视边境战争的意识形态维度——mentions but does not confront the ideological dimension of frontier warfare—对两方的所有劫掠来说，伊斯兰圣战是足够真实的；比较而言，可参见 G. T. Dennis，“Defenders of the Christian People：Holy War in Byzantium” （2007），pp. 71-79.
[3] Number 51 in H. A. Diels and Rev. W. Kranz，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2004）；or number 27 in the stupendous M. Marcovich，Heraclitus：Greek Text with Commentary （1967），rightly dubbed Editio Maior.
[4] Number 53 in Diels and Kranz，Die Fragmente；number 29 in Marcovich，Heraclitus.
[5] 这里的“作战守则”表示一组可观察和可操作的行为规范；from Natan Constantin Leites，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 （1951）. 比较而言，可参见“Byzantine agreement” problem in computer science：L. Lamport，R. Shostak，and M. Pease，“The Byzantine Generals Problem” （1982）.
[6] De Velitatione，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1985），7，p. 162.
[7] George T. Dennis，“Some Reflections on Byzantine Military Theory” （2007）；Dennis，“Byzantium at War （9th-12th C.）” （1997）；and Walter Emil Kaegi Jr.，Some Thoughts on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1983）. Note：Charalambos Papasotiriou，in “Byzantine Grand Strategy” （1991），提供了一个历史分期：查士丁尼的过度征服是由内部平衡与单一物理条件决定的；从Herakleios到第二次阿拉伯人的围攻-与新军区组织一起实施的遏制战略；领土复苏，然后是巩固，然后由人口和经济改善推动适度扩张；“外交的胜利，843-959，”包括与哈扎尔人的成功联盟-当时西欧遭受斯堪的纳维亚海盗（“维京人”）、马扎尔骑兵，以及阿拉伯海盗和入侵者的同时攻击。然后出现了“力量的胜利，959-1025”，这是由于阿拉伯力量的衰退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安宁的间隔时期，直到塞尔柱突厥人的到来，并携带专业的野战力量。没错，但我认为基础在查士丁尼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附录 拜占庭时代的战略可行吗？
我早些时候写的一本书继续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这本书同时受到赞扬和批评，因为它把一项伟大的战略归功于公元1～3世纪的罗马人。[1]一些人注意到罗马人缺乏军事或民事规划人员，以及基本的精确地图，这就挑战了罗马人从战略上考虑一切的可能性，甚至是连贯地定义帝国整个边界的观念。[2]至少，缺乏精确的地图并不是什么大的障碍：人们已经习惯使用大规模的调查技术，而行程可能相当精确——甚至还有测距仪。[3]
至于罗马和拜占庭时期更大的战略可行性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定义战略。怀疑者显然把它看作一种基本的现代官僚活动，是明确计算和系统决策的结果，注定要有同样的系统应用。他们坚持强调地理知识的重要性，甚至暗示这一战略与被怀疑为伪科学的豪索费里安（Hausoferian）“地缘政治”之间的某种联系。[4]我认为，战略不是像棋盘游戏那样调动军队，而是要理解敌对势力的整个斗争，因为它们根本不需要考虑空间维度，就像武器和对策之间的永恒竞争一样。事实上，如今战略中的空间维度被相当边缘化，在某些方面，它一直都是如此。
正是敌对势力的斗争产生了战略的矛盾性，这与日常生活的常识性线性逻辑截然相反。在战略上，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坏的道路是好的，因为使用它们会令敌人意想不到；胜利被过度扩张而转变成失败，更多时候结果是相同的。因此，战略不是透明的，从来都不是，但它总是决定结果，不管人们是否知道它的存在。[5]相比之下，非实践者似乎接受了令人安慰的官方说法，即把战略作为一种以理性选择为指导的系统的群体思维模式，这种选择反映了一系列“国家利益”，其结果会在官方文件中逐项列出。诚然，由矛盾逻辑驱动、文化塑造和权力欲望驱动的决策，如今已经通过这种方式被程序化，但仅此而已。
战略实践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应用在任何地方的技术——它始终是整个文化的表现。因此，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唤起拜占庭的战略文化——我认为，即使是今天，或许尤其在今天，拜占庭的战略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所适用的。
[1]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 （1976/2007）.
[2] Pro：P. A. Brunt；Ernst Badian；Stephen L. Dyson，The Creation of the Roman Frontier （1985）. Detailed critiques：John C. Mann，“Power，Force and the Frontiers of the Empire” （1979）；at greater length，Benjamin Isaac，The Limits of Empire：The Roman Army in the East （1990，from p. 372. Also，among many others，Luigi Loreto，“La Storia della grand strategy un dibattito Luttwak？” （2006） and “Il paradosso Luttwakiano power projection，low intensity e funzione del limes” （2006）；Micka？l Guichaoua，“Lecture critique de Luttwak：La Grande Stratégie de l’Empire romain” （2004）；and Karl-Wilhelm Welwei，“Probleme r？mischer Grenzsicherung am Bespiel der Germanienpolitik des Augustus” （2004） from p. 675. Contra，among others：C. R. Whittaker，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 （1994）；and Susan P. Mattern，Rome and the Enemy：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Principate （1999）. 没人会接受军事史的自主性或军事行动的理论一惯性——这虽为常识，但在更广泛研究领域的从业者和学者看来却并非如此。
[3] Moritz Cantor，Die r？mischen Agrimensoren und ihre Stellung in der Geschichte der Feldmesskunst：Eine historisch-mathematische Untersuchung （1875）.
[4] A.D. Lee，Information and Frontiers：Roman Foreign Relations in Late Antiquity （1993），p. 87，and n. 29.
[5] Edward N. Luttwak，Strategy：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2001）.
帝国君主：从君士坦丁一世到君士坦丁十一世
305-311 君士坦丁一世伽列里乌斯（Constantine I Galerius），利济尼乌斯（Licinius），马克西米努斯·代亚（Maximinus Daia）
311-324 君士坦丁一世和利济尼乌斯
324-337 君士坦丁一世
337-340 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康斯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和君士坦斯（Constans）
340-361 康斯坦提乌斯二世
361-363 朱利安（Julian）
363-364 卓维安（Jovian）
364-375 瓦伦丁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和瓦伦斯（Valens）
375-378 瓦伦斯，格拉提安（Gratian）和瓦伦丁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
378-395 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
378-383 狄奧多西一世，格拉提安和瓦伦丁尼安二世
383-392 狄奧多西一世，瓦伦丁尼安二世和阿卡迪欧斯（Arkadios）
392-395 狄奧多西一世，阿卡迪欧斯和霍诺里乌斯（Honorius）
西罗马帝国
395-423 霍诺里乌斯
425-455 瓦伦丁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
455 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穆斯（Petronius Maximus）
455-456 阿维图斯（Avitus）
457-461 马约里安（Majorian）
461-465 利比乌斯·塞维鲁（Libius Severus）
467-472 安提姆斯（Anthimus）
472 奥利布里乌斯（Olybrius）
473-474 格利凯里乌斯（Glycerius）
474-475 朱利乌斯·尼波斯（Julius Nepos）
475-476 罗穆卢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
东罗马帝国
395-408 阿卡迪欧斯
408-450 狄奥多西二世
450-457 马西恩（Marcian）
457-474 利奥一世（Leo I）
473-474 利奥二世（Leo II）
474-491 芝诺（Zeno）
491-518 阿纳斯塔西奥斯一世（Anastasios I）
518-527 贾斯汀（Justin）
527-565 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
565-578 贾斯汀二世（Justin II）
578-582 提比略二世（Tiberius II）
582-602 莫里斯（Maurikios）
602-610 福卡斯（Phokas）
610-641 赫拉克勒斯（Herakleios）
641-668 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
668-685 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IV）
685-695 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被）
695-698 利奥提乌斯（Leontios）
698-705 泰比里厄斯三世（Tiberios III）
705-711 查士丁尼二世 （复位）
711-713 巴尔达尼斯（Bardanes）
713-716 阿纳斯塔西奥斯二世（Anastasios II）
716-717 狄奥多西奥斯二世（Theodosios III）
717-741 利奥三世（Leo III）
741-775 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
775-780 利奥四世（Leo IV）
780-797 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VI）
797-802 伊琳娜（Irene）
802-811 尼克福罗斯一世（Nikephoros I）
811 斯特雷托索（Straurakios）
811-813 迈克尔一世（Michael I）
813-820 利奥五世（Leo V）
820-829 迈克尔二世（Michael II）
829-842 狄奥斐洛斯（Theophilos）
842-867 迈克尔三世（Michael III）
867-886 巴西尔一世（Basil I）
886-912 利奥六世（Leo VI）
913 利奥六世和亚历山大（Alexander）
919-944 罗曼诺斯一世利卡潘努斯（Romanos I Lekapenos）
945-959 君士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都斯（Constantine VII Porphyrogennetos）
959-963 罗曼诺斯二世（Romanos II）
963-1025 巴西尔二世（Basil II）和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VIII）
963 狄奥法诺（Theophano）摄政
963-969 尼克福罗斯二世福卡斯（Nikephoros II Phokas）
969-976 约翰·齐米斯西斯（John Tzimiskes）
1025-1028 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VIII，唯一的皇帝）
1028-1034 罗曼诺斯二世阿尔吉鲁斯（Romanos II Argyr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