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史册上，阿提拉的匈奴人所创造出的最为引人注目的非凡成就是他们经历了如此多的竞争。他们权力高度凝聚的时代随着453年阿提拉的去世而终结，之后伟大的日耳曼人的入侵最终消灭了西罗马帝国。莱茵河和多瑙河边界地区一度设防严密，在近4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护着罗马帝国的欧洲各省。成千上万座瞭望塔，由栅栏、甚至是石墙连接起来，巡逻队在其间巡逻，并有数百座堡垒作为支撑。尽管没有河道屏障，但是这些瞭望塔在英格兰北部形成了连绵的屏障，贯穿整个欧洲，从现代荷兰莱茵河的北海入海口一直延续到现代罗马尼亚黑海海岸的多瑙河三角洲。[1]虽然任何缜密的线性防御都无法阻止强敌的入侵，但东罗马帝国的边境防御系统——城墙（limes）——却为帝国提供了抵御突袭和劫掠的日常安全保障。
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游边界防御的逐渐衰败、遗弃和最终崩溃，是帝国公民的一大灾难，使他们面临掠夺和毁灭，甚至是更糟的命运。这场持久的悲剧几乎在每一本现存的当代文献中都有反映，不仅是历史故事和编年史，还有诗歌、书信和圣者的传记，甚至在相当多其他主题的文学作品中也被不经意地评论。这些著作描述了侵略者并谴责他们，包括日耳曼阿拉曼尼人（Germanic Alamanni）、勃艮第人（Burgundians）、利普里安法兰克人（Riparian Franks）、撒利亚法兰克人（Salian Franks）、格皮德人、强大的格鲁森尼人（Greuthungi）、瑟文吉哥特人（Thervingi Goths）、赫鲁利人、夸迪人（Quadi）、罗索莫尼人（Rosomoni）、鲁吉人、西里人、苏维汇人、泰法利人（Taifali）、原始的汪达尔（Vandals）人，以及来自伊朗的阿兰人骑士，可能还有斯拉夫安塔人（Slavic Antae）。
然而，阿提拉统治的匈奴人被认为是比上述任何一个族群都还要可怕的威胁，后世对他们的记忆经久不衰，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比在410年洗劫罗马的哥特人或因切断北非对意大利粮食供应而造成更大灾难的众所周知的破坏者汪达尔人更甚。
对于当代教会的作家来说，除了被描绘成神奇故事中最可怕的野蛮人以外，匈奴人还是上帝的大祸害，而阿提拉自己也是反基督者——正如利奥一世（Leo Ⅰ）时期的教皇基于事实所描绘的那样：
为了罗马的声誉，他不仅建立了大使馆，还亲自前往拜见匈奴国王阿提拉，使整个意大利摆脱了敌人的危险。[2]
由于被拿来与更古老、更可怕的希罗多德草原民族马萨格泰人（Massagetae）相类比，匈奴不可避免地成了《以西结书》（Ezekiel）中歌革（Gog）和玛各（Magog）世界末日战争的主角。[3]另一个教会的声音来自安布罗修斯（Ambrosius），即后来的圣徒，也是第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米拉诺主教，他虽然未提上帝和玛各，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匈奴扑向阿兰人，阿兰人扑向哥特人，哥特人则扑向泰法利人和萨尔马蒂人（Sarmati）。哥特人被驱逐出他们的家园，又把我们从伊利里肯（Illyricum）驱逐出去，这一过程还没有结束……我们正处于世界末日。[4]
这也暗示着匈奴人和哥特人的战争，437年冈达哈（Gundahar）国王对勃艮第人进行的大屠杀，以及阿提拉本人的故事，在几个世纪过去之后，他们曾穿越过土地上的人民对此仍记忆犹新。在古英语诗歌《威德西》（Widsith）中，诗歌主人公曾说过：“我拜访了武尔法尔（Wulfhere）和威尔默（Wyrmhere）；那里的战斗经常在维斯杜拉（Vistula）森林中展开，当时哥特人的军队必须用锋利的剑对抗匈奴的首领阿提拉，以保卫祖先的领地。”[5]甚至在遥远的冰岛也是如此，阿提拉在古老的北欧诗歌《赫洛斯和安哥特的谎言》（Lay of Hloth and Angantyr）中被记载。在诗中，阿提拉被描述为胡里（Humli），即匈奴之王和赫洛斯（Hloth）的祖父。《赫瓦拉传奇》（Hervarar Saga）中的一部分也描述了哥特人和匈奴人的战斗，这场战斗是由阿提拉与古德伦（Gudrun）的婚姻造成的。在《伏尔松加传奇》（Volsunga Saga）中，阿提拉被古德伦杀害，古德伦曾被迫嫁给他，这一故事源于较古老的英雄诗歌《阿塔拉维索拉》（Atlakviea）——也就是《阿特利之位》（The Lay of Atli），或《阿特拉欣格伦茨库》（Atlamál hin groenlenzku）里面的长篇版本，即《阿特利的格陵兰歌谣》（Greenland Ballad of Atli）。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阿提拉声名远播，甚至到了天涯海角。
更著名的是，阿提拉是《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中的伊泽尔（Etzel），《尼伯龙根之歌》是一部中世纪德语史诗，由瓦格纳（Richard Wagner）编成了大型音乐剧：格弗里德（Siegfried）被谋杀后，他谋求复仇的妻子克瑞姆希尔（Kriemhild）嫁给了匈奴王伊泽尔，血腥的混乱由此开始。在早期圣加尔修道院的埃克哈德（Ekkehard of St. Gall）所著的史诗《沃尔特里乌斯》（Waltharius）中，阿基坦（Aquitaine）的国王阿尔芬埃（Alphere）有一个儿子，名叫沃尔特里乌斯，当匈奴人入侵高卢（Gaul）时，他被送给匈奴王阿提拉当人质。在阿提拉的军队中，沃尔特里乌斯以战士身份获得了很高的荣誉，然后带着大量的金子逃离了宫廷。[6]
此前流行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性理论一样，认为个人的作用与历史进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一位重要的现代历史学家把阿提拉描绘成一个不太重要的傻瓜；而权威的匈奴研究学者则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反而把阿提拉比作哥特军阀西奥多里克·斯特拉博（Theoderic Strabo，“the Squinter”），他在473年向东罗马帝国皇帝里奥一世勒索了2000磅的黄金。[7]
传说中保留的同时代的舆论与后来的舆论有很大差别。虽然阿提拉本人没有被特别描绘为英雄——英雄是日耳曼人——但这些故事表明，阿提拉的匈奴被认为是非常强大的，比其他任何国家或民族都更强大。
还有来自更具分析性的文献的观点，从职业军官、睿智的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开始，在阿提拉出现之前就开始评估匈奴的战略重要性：“所有灭亡与苦难的种子都被愤怒的火星[8]所唤醒，［378年8月9日罗马在阿德里亚诺普（Adrianople）的惨败］让我们发现的确如此。匈奴人是如此出乎意料的野蛮。”[9]
因此，正是在枪林弹雨的情况下，匈奴人第一次在罗马战场上爆发。376年，大批难民到达帝国守卫严密的多瑙河沿岸——男人、女人和儿童——包括一些伊朗阿兰人（Iranic Alans），但大多数是日耳曼格皮德人（Germanic Gepids），还有更多的特文吉人（Tervingi）和格鲁森尼哥特人（Greuthungi Goths），他们都乞求得到帝国安全领土的接纳。他们当中有许多令人敬畏的战士，不仅有拿着长矛和剑的日耳曼人，而且有身穿盔甲和长矛的阿兰骑兵。然而，所有人都对那些从东方草原上向他们袭来的匈奴人一筹莫展。罗马人当时对匈奴一无所知，从3世纪中叶起，他们只认识哥特人和格皮德人，起初他们是帝国陆路和海上主要威胁的来源，后来成为几乎和平相处的邻居，大多在边境进行贸易，并为帝国军队提供雇佣军服务。在有条件地同意他们进入帝国疆域并为帝国服务后，由于罗马帝国政府未能按承诺为其提供粮食，最终引发了他们的叛乱。皇帝瓦伦斯（Valens）率领东部野战军镇压叛乱，但是并未成功，他自己也被杀，三分之二的东部野战军被摧毁。罗马人后来得知，哥特人、吉卜赛人和阿兰人，这些强大到足以击败他们的人，也已经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在匈奴人到达之前逃跑了。
一个多世纪后，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凯撒利亚（Caesarea）的普罗科皮厄斯（Prokopios）偶然且又极具启发性地写下了这段简短的历史评论：
从前的罗马皇帝为了阻止河对岸的野蛮人越过多瑙河，用堡垒填满了这条河的整个河岸，不仅仅是右岸，它也在另一边的河岸上建造了城镇和堡垒。然而，他们并没有强化这些据点，确保他们不受侵害，如果有人来攻击他们，他们也只是保证河岸不缺乏守备人员，因为他们认为野蛮人不知道攻城。事实上，大部分堡垒中可能只有一座塔，它们被称为“独角楼”，并且几乎没有人驻扎其中。但是当时，光是这一点就足以吓跑野蛮部落，使他们不敢进攻罗马人。后来，阿提拉率领一支大军入侵，毫不费力地将其夷为平地；然后，没有人反抗得了他，他掠夺了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10]
在他的作品中，除了具有诽谤性的《秘史》（Anecdota）外，普罗科皮厄斯总是孜孜不倦地解释那些有争议的论点，但他并不认为有必要为他的判断辩护，他认为阿提拉的匈奴是一种性质不同且更大的威胁。显然，这是他那个时代的普遍看法，早在被臣民和追随者瓜分之前，匈奴人就已经分裂了，有些人回到了草原，在那里他们被更成功的突厥民族吸纳，如阿瓦尔人、奥古尔人（Ogurs）、欧诺古尔人和布勒加尔人。[11]
匈奴人拥有如此特殊的威望是有原因的。他们用坚韧的蒙古小马把一种全新而高效的战争风格引入罗马世界，这注定要被西方世界采纳并加以调整，构成正在崛起的拜占庭军队的基础，使其从根本上不同于罗马的传统战术。[12]这种新的战争风格首先得到了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精准描述，他既是一名战斗士兵，也是参谋军官，具备相当专业的军事能力，因此他的言论十分可靠。从他关于4世纪晚期匈奴人的文章中，我们首先看到，他对匈奴的战术进行了详细描述：
你会毫不犹豫地称他们为所有战士中最可怕的，因为他们借助装有锋利骨头的投掷物或弓箭从远距离来进行战斗，不同以往，他们将弓箭与精湛的作战技巧结合起来；然后他们迅速穿梭到敌人的空隙中，用剑搏斗，奋不顾身；当敌人在防范他们锋利的剑刃时，他们把布条编成的圈套缠在对手身上，困住敌人的四肢，让敌人失去骑马或行走的平衡。[13]
这是所有优秀草原战士都擅长的战术，拜占庭人对此尤为熟悉，因为匈奴人的技术由阿瓦尔人、第一批土耳其人、欧诺古尔-布勒加尔人（Onogur Bulghars）、马扎尔人、格皮德人、库曼人、突厥化的蒙古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帖木儿汗国——所继承。拜占庭人最终成功地学会这些战术（套索除外），甚至对其进行改进。
首先，他们万箭齐发的速度非常快，箭从具有强大威力的弓（下面将会提到）中释放出来，甚至可以在远距离内杀死敌人，这是威力较弱的弓无法做到的。至于骨制箭头，如果它足够坚固，杀伤力不会低于金属箭头，文中还指出，匈奴的箭制作得出奇的好，它们的尖头在撞击时不会裂开。
如果不进攻，敌人就会因遭受箭雨攻击而蒙受巨大损失。如果进攻了，他们又无法对付那些骑着马的匈奴人。匈奴人一般不需要在地面上进攻——如果需要的话，那是因为他们对胜利充满信心，对这样的匈奴人发起进攻是草率的。
如果敌人想撤退以避免继续伤亡的话，匈奴人则会骑马迅速追赶，用他们的弓箭和刀剑杀死敌人。不能确定它们的军刀是直的还是弯曲的，文本中使用的第一个词是ferro，“铁”（iron）是出现最多的词，然后是粘刀（mucro），指刀刃或刀尖。
接下来，如果敌人没有退却，一旦他们已经消耗殆尽，冲锋者和乱战者就会随之而来，匈奴战士将一手挥舞刀剑杀敌，一手投掷缠结的拉索或套索，使之套在敌人身上。与匈奴弓不同，套索并不是一种新武器——它被草原民族，如阿兰人甚至哥特人广泛使用（除了日耳曼战士）。[14]但只有少数人会使用它，例如，草原的战士和牧民必须在没有围墙或篱笆的情况下，才能依靠套马杆（蒙古语中的urga，突厥语中的arqa）放牧，即将绳子绕在一根杆子的末端，用它来控制马群。
但是，所有的文献都称赞匈奴最伟大的技能是他们最重要的武器——复合反射弓：“制造美观的弓箭是他们的乐趣，他们的射术是可怕的；他们坚信他们的攻击会带来死亡，他们被训练成永远不会出错的狂暴战士。”盖尤斯·索利厄斯·莫德鲁斯·阿波罗尼斯·西多尼乌斯（Gaius Sollius Modestus Ablinaris Sidonius）[15]这样写道，他20岁时，阿提拉入侵了他的故乡高卢北部。[16]他不是军事专家——但他赞扬了高卢著名的马库斯·弗拉维乌斯·艾帕奇乌斯·阿维托斯（Marcus Flavius Eparchius Avitus），这是西罗马帝国最后短暂在位的皇帝之一（455～456），因为他使得帝国的士兵“在投掷技术上与匈奴人不相上下”，而这并不是他们原本的技能。[17]但毫无疑问，匈奴的箭术是战争史中的一项创新，既因为它与骑兵的机动战术、运作战略结合在一起，也因为他们在武器上的创新。
复合反射弓
自古以来，早期版本“锡斯弓”（Scythian bow）即为人们所熟知。但如果不是战争中匈奴弓更强悍的表现，它就不会吸引如此多的注意，直到16世纪，从奥斯曼帝国到日本，整个亚洲都在使用它。[18]这期间发生了许多变化，但缺少真正经过检验的案例、样本或可信的描述来证明匈奴弓被留存下来了——尽管一位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曾自信地断言，匈奴弓是不对称的，甚至提供了它的确切尺寸。[19]弓箭的上手柄比下手柄要长是有可能的，这样不对称的设计能让弓身更长，从而使弓更为有力，但是当骑手直接将弓执立于身前时，弓并未触及马的脖子。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今天唯一可观赏的骑射比赛——日本镰仓明治神社和其他仪式场所举行的流镝马比赛——中，可以看到从12世纪的小笠原群岛和武田学派延续至今的这种设计，而且他们所有弓箭的上下手柄都是不对称的，但是很少有骑手在使用时直立竖起弓箭，这是因为倾斜一定的角度可以使骑手更容易持住弓。不对称或许只是偏好的问题，而且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匈奴人偏好此类设计；顺便说一句，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形状饱满的蒙古弓是完全对称的。
即使我们已经充分确认了匈奴弓的形状设计，我们对其仍然知之甚少，因为这些武器的外表太具误导性：在当今的博物馆里，观察那些陈列着的没有弦的弓，我们看到的都是细长纺锤形的框架，表面上看起来是由漆过的木头制成的，但实际上它们大部分是由一层层的干马筋和骨板组成的。当弦被拉开时，复合弓在两端会积蓄能量，而任何一个能使用的弓箭样本都能释放出如此强大的力量，当把弦松开时，它会一下子扭曲翻转。[20]完整地说，复合弓主要由五种材质组成：木芯，它本身就是一个简单的“单体弓[21]”；弓腹——对着弓箭手的一侧，由动物角外部更有弹性的一层角质制成，通常是牛角；多层“筋膜”为其提供了大量张力，筋干燥后被一层一层地叠加；“弓耳”，在每个弯曲的弓臂末端伸附，以增加能量的积累；手柄，不是装置在弓箭中间，就是分别做成两部分弓片，然后将其插入或拼接在弓身上。由胶原蛋白组成的动物胶被从煮熟的皮或筋中剥离出来，匈奴人用它把动物角、木芯和干筋组合在一起。
牛角板在软化前可以被压缩4%，而最好的木材也只有1%左右的压缩空间；欧洲牛或印度牛的牛角是首选，或者可以选更好的亚洲水牛角。人们通过蒸或煮，使它柔韧，且更容易被切割成型。高度舒展的弓背上有多层干筋层，它们的伸展度大约是木材拉伸极限的四倍。由于从动物肌腱中取出，不管是来自其后腿还是背带，筋体的线都必须用在皮或筋胶的基体上，就像现代玻璃纤维的制造一样。[22]
这显然是一个比制造单体弓、反射弓、复合弓，甚至是美洲印第安人的背铺筋单体木弓都复杂得多的过程。单体弓只需要选择一个直而有弹性的木板；反射弓是通过切割弯曲的木板来制造的，被拉紧时能够反弹；复合弓是由多块木板捆在一起制成——著名的英格兰和威尔士长弓虽然是由单一的紫杉木制成，但实际上仍是一种复合弓——因为它的材料是从树的半径处切割而来的，有弹力的、可伸展的边材被制成弓箭的弓背，抗压缩的木芯被制成弓腹。
因为匈奴人的弓很难制造，所以即使在哥特人、格皮德人跟随匈奴统治者一起奋战的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也没有把弓作为武器，大概是因为他们缺乏专业的制弓匠，匈奴人中专业制弓匠的数量也不多。1929年，最伟大的匈奴研究学者奥托·马亨森·赫尔芬（Otto J.Maenchen-Helfen）访问了图瓦的巴里克-阿拉什-阿克苏地区（Barlyq-Alash-Aksu），古老的唐努-图瓦人（Tannu-Tuva）的聚集地，即现在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Tyva Republic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在那里，他遇到的老人告诉他，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只有两个人还能做复合反射弓。弓箭鉴赏家们可以在他的评论中发现无尽的政治意味：“弓箭手可以制作自己的弓箭……但（复合反射弓的）设计只能由从未持有复合弓的内阁学者来设计。”[23]
复合反射弓的外形具有欺骗性，隐藏了其威力。木制芯的张力和压缩力是最小的，允许更多的能量储存在弓中，通过释放弦而不是依靠其本身的质量来加快箭的速度。为了将黏合面积增加一倍，木芯和匹配的角板都是有槽的；当弓被拉伸时，胶接处受切变力而不是拉力作用，提升了其相对强度。最后，当弓被拉开时，“弓耳”呈现静态弯曲，把所有的能量加载到弓体中间的三分之一处。随着弓弦的释放，弦的有效长度增加，使得弦更容易被进一步收回。
如果能正确地将其固化，从皮或筋中提取的胶比现代最先进的黏合剂效果更强，但它是吸湿性的——即使用树皮中提取的单宁来改善，它也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这是一种古老而有效的亚洲式制弓方法。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欧亚大草原的弓箭手们就无法在更潮湿的北方气候中延续繁荣，从而限制了他们征服的地理范围。在《赫瓦拉萨加传奇》（Hervarar Saga）中，智慧的吉祖尔国王［（Gizur、Gizurr或Gissur，直到1973年，他的头衔才成为“瑞典、哥特和文德国王”Sveriges，G?tes och Vendes Konung）］在匈奴人和哥特人的最终战役前夕嘲弄匈奴人：“我们既不怕匈奴人，也不怕他们的角弓。”[24]这呼应着公元454年发生于潘诺尼亚（Pannonia），也就是现在的塞尔维亚的尼达欧之战（battle of Nedao）。在这场战役里，匈奴受到了来自前日耳曼人分支的历史性和毁灭性打击。毫无疑问，由于匈奴的骑兵队在使用其他武器时能力较弱，如果下雨时无法避免战斗，战局就容易遭受灾难性的逆转。
不仅很难制造，复合反射弓也很难被精准地使用，因为它施展的力量使它拥有相应的抗性。与剑、矛甚至单体弓不同，它在新手手中是无用的，他们甚至连弓弦都拉不开——因为铺了筋的弓背必须首先被倒转。有证据显示，远行的奥德修斯（Odysseus）在前往特洛伊之前留在他伊萨卡（Ithaca）宫殿中的弓箭显然是复合反射式的——他的妻子珀涅罗珀（Penelope）的追求者们甚至连弦都拉不开，他正是用这把弓箭对他们实施了处决：
他极为狡猾地命令他的妻子站在追求者、他的弓箭和灰铁（靶心）之前，让我们这些不幸的人和死亡做一场游戏；我们间没有一个人能把大弓的弦拉起来；不，我们的力量远远不够。可是，当大弓到了奥德修斯（Odysseus）的手中时，我们都大声呼喊着不要给他弓，无论他怎么说。但是，只有忒勒马库斯（Telemachus）一个人劝他继续并且命令他拿着弓。然后，奥德修斯经验丰富，他把弓握在手里，轻轻松松地把弓拉开，将箭射进了靶心。然后，他走过去，站在门槛上，放出了一支飞快的箭。[25]
伊萨卡人曾试图用蛮力把弓拉开，强迫弓弯曲到足以接住弦的程度——如果一个人至少有三只手，那么这是容易做到的，两只手把弓臂拉到适当位置，一只手用来在每个弦耳上系绳子或将绳子打结——只有两只手是不可能实现的。奥德修斯知道如何将反射弓的弦拉起来（如同弓就是他自己的一样）：他首先“轻松地”地通过绕在木棒上连接木板的“第三根弦”，把每一条弓臂拉到准确位置，然后将真正的弦套在倒转的弓上，最后去除掉木棒和“第三根弦”，从而开始对那些追求者行刑。
这种复合反射弓一旦被拉起来，在没有太多练习的情况下，仍然很难被正确使用，最好是从小就开始使用，但需要更多的练习才能在马背上和移动中有效使用这种武器。
这也是最初的个人武器——厚管的火绳枪，或者必须用三脚架才能支撑起来的更重的步枪——在用火药粉末、填充物、子弹进行枪口重新填装时的速度慢得多，更烦琐，而且也不太准确的主要原因，即便如此，只要它们保证数量，就能取代威尔士长弓和最高级的奥斯曼复合弓。（另一个原因是，巨大的火枪可以吓到敌人，恐吓未经训练的马匹。）[26]国王和军阀手中拥有黄金，可以通过提高步兵的数量迅速将其转化为军事力量——一周的训练足以使他们掌握武器。相比之下，有能力的弓箭手的供给是缺乏弹性的——他们的训练必须在几年前就开始。此外，一些步兵和大部分骑兵根本无法掌握弓箭技巧，这需要一些天赋和有强度的训练。对于飞弹来说，他们必须依靠投掷石头的吊索，而弓箭手们也携带这些弹弓作为后备武器，以防弓箭储备耗尽或者弓在太潮湿的条件下被毁。
然而，毫无疑问，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娴熟的射箭术是可以被教授和学习的。在公元6世纪，拜占庭骑兵和弓箭手取代了笨重的步兵，成为军队的核心，他们不是草原族群的后代，不过是训练有素罢了。
这种复合反射弓很难制造和使用，但是这些缺点却被训练有素和有天赋战士的表现弥补了。奥斯曼帝国弓箭手创造的最大射程记录都是无关紧要的，即便1795年奥斯曼帝国驻伦敦大使马哈茂德·埃芬迪（Mahmoud Effendi）在皇家弓箭手协会几名成员面前取得了著名的482码的成绩，因为这些都是没有穿透力或准确度的箭。[27]
还有证据表明，维吾尔蒙古族人（Uigarjin）对蒙古射箭术最具代表性的描述被刻在一做制造于1224～1225年左右的岩碑上，最初由当地的喇嘛解读，1818年曾在西伯利亚的韦斯特尼克（Sibirsky Vestnik）被报道，现在又出现在圣彼得堡的赫米蒂奇博物馆（Hermitage Museum）：“当征服了萨塔尔（Sartaul，穆斯林）后，成吉思汗在名为布哈苏吉海（Bukha-Sujihai）的地方聚集了所有的蒙古人首领，叶松克（Yesungke）（他的侄子）射出了335萨珍（sazhen）的距离[28]。”这大约是400米，但是在现代蒙古国，一个萨珍（sazhen）或奥尔德（ald）的长度是一个人张开双臂的长度，这样估计就有536米。[29]那支箭也不可能有任何穿透力。在蒙古国当代那达慕大会（Eriin Gurvan Naadam）的射箭活动中，男人的箭可以射出75米远，而女人则可以射出60米远。然而，这也使我们低估了复合反射弓的有效射程范围，因为激烈的竞争时需要强调射击的速度：男人必须射出40支箭，而女人必须射出20支，这是需要达到的数量。
可以肯定的是，与普通的弓相比，复合反射弓的军事价值仍是惊人的：（具备杀伤力的）有效射程达到150米，特别是当弓箭手可以将他们的箭射进密集的无装甲的士兵或马群中的时候；精确射程达75米，特别是在伏击和围攻中，当弓箭手作为狙击手有机会仔细瞄准单一目标的时候；60米的穿刺范围可击穿大多数形式的鳞片（缝在盔甲上）、盔甲（连接的围甲）、板层（相连的板）或装甲。[30]
匈奴人的复合弓和英国人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Agincourt）中屠杀法国装甲骑兵所使用的威尔士长弓一样强大，但与那种六英尺长的武器不同，匈奴弓足够灵巧，可以在马背上使用。当第一次与匈奴人对抗的时候，他们箭的穿透能力使罗马人大吃一惊。由此产生的冲击可以在当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描述中体会到。当匈奴人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弓箭推翻了先前的假设，在此之前，人们自信地认为依靠盾牌和盔甲就可以防止被箭射穿，直到匈奴弓出现，人们才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即使骑得很快，或者全速前进，甚至是后退当中，匈奴人也可以用最小的准确率射出他们的箭，在密集的人群中击中其中一个。因此，他们可以冷静地接近敌人，在100码左右的刺穿范围内射出他们的箭，或者到更近的地方刺穿装甲，而后他们回到敌人射程之外，转身重复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任何没有装备更优质标枪、弹弓或普通木制弓的步兵都会惨败，如果士兵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被他们发现，就会束手无策。罗马的轻骑兵在战场上的表现更好只是因为他们能够逃离，尽管“重装”骑兵训练有素，可以轻易驱散敌人，却不能真正击败大草原上的弓箭手，如果遭到敌人冲锋，匈奴人也没有理由呆滞地留在原地。因此，冲锋骑兵需要很好的装甲保护才能在他们的冲锋气力消耗后存活下来，匈奴射出的精心制作的箭至少可以在50码的范围内穿透他们的鳞片和盔甲。
因此，匈奴人在干燥天气的露天战场中拥有战术优势，这也是重要战役最频繁发生的环境。但是，在非常潮湿的天气条件下他们将处于不利地位，崎岖的地形中不利于马的发挥，稠密的森林将使他们的弓箭被阻碍，并且他们一直不擅长围攻这项战术——直到后来才在阿提拉的统治下得以改善。并且匈奴人缺乏后勤的持久供应力，特别是当他们依靠着大量自力更生能力更差的日耳曼民族的时候。因此，从战术上讲，如果尚不具备更高层次的战略能力，匈奴人最好将他们的主要军事能力限制在草原战场。
实战水平
战术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本构成要素，但战争是由双方更高明、更具操作化的军事战略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相比之下，军事战术上的成就自身并没有多少意义。例如，在正面战斗中，如果某一区的保卫能力比任何其他侧翼的保卫能力都更顽强，他们只会导致自我封闭，最终被包围，如果他们的同伴在侧翼战场撤退时，他们就会被擒。相反地，如果一个作战单位艰苦作战，伤亡人数要比任何其他作战单位都多，它刚刚攻占下来的领土就会被认为是脆弱、难以防御，容易被敌人突袭的，那么它可能会被命令撤退并放弃这片土地。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地面线性作战案例中可以看出，实战策略是战术最简单、最形象的表现，而且实战策略在所有形式的战争中都是存在的，不仅如此，它否定、认可或夸大战术的重要性和力量方面会更加微妙。[31]
匈奴的战术优势也是如此——在作战层面上，绝佳的灵活机动性使其优势被放大，这种机动能力超过了通常的骑兵。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32]写道：“他们几乎都粘在自己的马上了。”这被西多尼乌斯放大了：
当一匹马将他驮在背上时，婴儿都学会了在没有母亲的帮助下站起来。你会认为他们和马的四肢是长在一起的，骑手总是紧紧地抓住马，就好像他被固定在他的位置上一样；其他任何民族都是骑在马背上的，这个民族则住在马背上。[33]
这一次，西多尼乌斯并没有为了刻意的修辞夸大事实，他准确地描述了草原骑兵高超的骑术技巧，就像今天蒙古国和图瓦的骑手一样，它们是一个以马为中心的文明，在西多尼乌斯的描述中，孩子们一学会走路就开始骑马，那是早在他们能够骑上一匹小马之前。
在蒙古国那达慕大会的当代赛马比赛中，多达1000匹马可以参赛，他们的骑师都在13岁以下，更小的孩子是很普遍的：最小参赛年龄是5岁。2岁的马可以跑16公里，7岁的马可以跑30公里，这确实很远，尤其是在没有提前规划好路线的情况下，只面对着开阔的也不是特别平坦，且充满啮齿动物洞穴的大草原。不仅仅是骑术，关于骑射术，也有当代实证的反映，日本镝流马的弓箭手们在高速前进时，沿着一条255米长的跑道飞奔而下，只用膝盖控制着他们的马，同时用两只手把他们的弓弦拉开，拉到自己耳后便将箭释放。
在短距离内，草原骑手可以轻松地与西方骑手在大道上比赛，但他们的马鞍更加安全，让他们可以在马背上做更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骑马。我亲眼看到了他们拿着不协调的AK-47突击步枪，全速驾马疾驰，同时在前方、侧面和后方射击，就像他们的前辈们曾经用弓箭攻击一样，转身瞄准目标时，仿佛他们是在一个转椅上，没有丝毫失衡的不安。
在战斗中，最重要的是人马合一，这使他们可以适应在近距离混战中操纵战马，当他们追上和抓住没有被驯服的马时，他们会使用他们的乌尔加杆套（uurga pole nooses）。骑手和战马对彼此都非常有信心，以至于没有人会畏惧那些让西方骑手害怕的致命碰撞。
这样的骑术技巧可以被确信是出自匈奴人的，他们的“超乎寻常的运动速度”首先被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注意到，他还指出了实战层面的意义——它带来了异常灵活的机动性：
他们进入楔形（或砧形）编队的战斗中……装备轻巧，行动敏捷，出其不意，他们故意突然散开形成分队攻击，在混乱中四处冲撞，造成了可怕的屠杀。[34]
因此，他们的行动计划不能从战线意义上“解读”；后来的拜占庭军事手册《战略》（Strategikon）（第十一卷，第2页）警告说，与草原战士作战时，必须派遣侦察兵去探测他们队形的四周环境，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藏得有多深，军队的真实数量也不得而知。
根据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描述，匈奴人的作战方法是实施一系列出其不意的动作，比如战士们在有效射程内会进进出出，有时在安全范围内射箭，尽管如此，这些箭仍然可以穿透盔甲和其他轻型装甲，有时在敌人的队形被冲散时，战士们也会冲锋加入近距离的战斗。在古代战争中，战败的人通常可以安全逃离，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放下盾牌来逃脱任何步兵的追击。斯巴达人的母亲也许会告诉她的儿子：“获胜归来，或披甲战死。”但阿奇洛科斯（Archilochus）的建议更为实际：
有些幸运的色雷斯人得到了我的高贵盾牌：
我必须逃跑；我把它扔进了树林；
但我已经逃离了，感谢上帝！
所以挂起盾牌！
我会再拥有一个，就像以前的一样好。[35]
获胜的骑兵会乘胜追击并截击逃跑的敌人，但如果敌人的装备和他们一样好的话，他们就不会追了。此外，佯装劣势来诱使敌人进入陷阱开展伏击是一种非常普遍的骑兵战术，任何谨慎的指挥官都不会鲁莽追击。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中看到的，拜占庭军事手册建议追捕敌军骑兵时要格外小心，尤其是在地形破碎的情况下。而且匈奴骑兵的装备很轻便，就像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指出的那样，他们既没有金属盔甲，也没有沉重的长矛，所以他们的速度可以快过普通骑兵，也可以徒步打败敌人；他们也没有那么害怕伏击，因为他们的战术敏捷。除非有茂密的森林，轮廓分明的高地，或者附近有一座防卫森严的城市，否则，被匈奴打败的人只有等着被杀死或俘虏。这也是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认为：“你会毫不犹豫地称他们为所有战士中最可怕战士”的原因。
战地策略水平
实战水平影响的结果也是暂时的，因为战斗的胜利或失败可能被整个地缘环境里更大范围的斗争所抵消、确认或放大。例如，与在一个狭小的地理环境中赢得战斗相比，在一个广泛军区边缘赢得的战役有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在这场战争中，战败者有深入撤退的空间，然后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核心领地，重新集结、招募、补给、复原，最终反击。这就是现代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在入侵弱小的比利时时明显比入侵强大的俄罗斯更成功的主要原因，也是为什么在626年萨珊波斯对拜占庭帝国发动了所有进攻中最深入的一次——战线一直延伸到君士坦丁堡对面的海岸，但最终还是被打败了，萨珊波斯帝国也随之覆灭；如果萨珊波斯人执着于占领拜占庭叙利亚地区的狭小领土，他们可能会赢得战争。
地理“距离”会因为地形的障碍和可用资源（首先是水）的缺乏而增加，或是相反，由于道路、桥梁以及沿途可用资源的减少，地理距离将成为“战略纵深”，抵制人员、战马、手推车或货车的入侵——只要不被敌方的行军速度所战胜。[36]
在理想的条件下可以达到很快的行军速度。依靠新的马匹，在有利的天气、土地平坦且有良好道路的情况下，拜占庭官方信件可以在24小时内行进240罗马英里，相当于226英里或360公里。[37]这比远征军或骑兵部队的速度快了10倍，因为后者如没有装备食物、帐篷、工具、额外的箭和多余的衣服，或是带着牲畜（更有可能是马车，甚至是较慢的牛车）的话，就不能长期保持最佳状态。
据估计，如果地形平坦，驮运骡马的平均时速可达3.5英里，即5.2公里。但是，它们的负荷能力估计仅为152磅，即69公斤，而单头牛可以负荷400磅，一辆四牛车可以负荷一个短吨[38]，即2000磅或者907公斤。[39]
因此，10辆这样的牛车可以取代130只牲畜——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因为大量的驮马甚至骡子都难以管理，它们需要安全的牧场、饲料和水，很容易成为战役中的严重制约因素。牛也需要食物和水，但它不会四处游荡，也不需要被束缚或监视。因此，牛拉式的货车通常是大型部队运送物资时必不可少的，因为需要它们运送的补给来支持重要的战役。但是，就我个人的经验，牛的行进速度明显较慢，在较好的条件下，牛行进的最高速度为每小时2.5英里或4公里，每天不能行进超过20英里或32公里，因为它们需要8个小时的放牧时间和另外8个小时来咀嚼和休息。[40]这些也只是理论上的数字，因为牛、骡子特别是马，如果工作到极限，就无法生存很久，因此除非在平坦的地形上，否则比拥有自备马匹的轻型骑兵侦察部队实力更为充沛的拜占庭远征军，不太可能每天行进超过15英里或24公里。[41]
在真实战事中，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在没有任何阻挠的情况下，德国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补给车队预计将以同样的速度在最后的战线上移动15英里或32公里，更有可能是12英里或19公里。尽管德军宣传片中显示了飞快的机动化进度，但他们也主要依靠牲畜运输，他们的马车有橡胶轮，由两匹马而不是牛拉，因此在良好的天气情况下，训练有素且健康的马匹在平坦的道路上，最高行进速度可达每天20英里或32公里——即便如此，也是行进一天，休息一天。[42]
和德国国防军地面部队所面对的敌人相比，匈奴人的机动性优势相较于敌人来说更为显著。尽管他们也有马车来运送家属和财产，且没有先进的橡胶车轮（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过分修辞，XXXI，2.10），但他们的作战能力甚至达到了史上最高的地步，就像其他以马为中心的草原文化一样。部队以马的速度移动，而不是手推车或马车，在有利条件下每天移动50英里或80公里——这个移动速度通常是拜占庭军区部队最高行进速度的两倍。换句话说，匈奴远征部队的整体速度接近拜占庭轻骑兵的最佳巡逻速度。
即使是强壮的蒙古马，在携带作战人员、武器、装备和口粮时也不能保持这样的速度，但它们也不需要这样做。正如所有证据无一例外所证明的那样，匈奴人像他们的大草原继承人一样，驾驭着“一大群”马，而不是像传统骑兵一样只骑着自己的马，而且最多骑一匹。[43]在马匹筋疲力尽之前，通过频繁地换马，在几匹、几十匹或更多马匹中轻松地分配负载，保持即将接替的两匹马完全没有任何负载，大量的匈奴人可以在连续几天的时间里以每天30英里、40英里甚至50英里的速度穿越有利地形。
从战地策略层面上说，他们的优势是非常巨大的。匈奴人可以长途奔袭到达一个遥远的地方，并迅速发动攻击，以达到他们进行武力摧毁或掠夺的目的，并从他们所激起的任何反应中全身而退。这是一种相当正常的军事突袭形式，将成为日后拜占庭人常规的袭击方法，军事手册的主题。[44]确实，突袭战术正如战争一样古老。但在每一种情况下，要想取得一次突袭行动的成功需要具备相对的反应速度优势，突袭部队的规模也必须是很小型的，或者装备是轻便型的，或者可以获得敌人所缺乏的高级运输工具，或者实现全面战略突击，就像860年基辅罗斯（Kievan Rus）的集体舰队袭击君士坦丁堡那样，当时人们对这个非常新的国家知之甚少，也不知道什么是“维京战术”。撇开这些罕见的例外，就算突袭迅速发生且获得成功，也不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相对于任何一方的全部力量，这支行动队的力量必须是很小型的——这是一个突击队，与现代的旅或师不一样。
然而，匈奴人和草原上的其他骑手却并非如此。每一个人都有多匹马，全骑兵部队具有巨大的2∶1的速度优势，所以他们可以以整个军队的规模进行突袭，并取得相应的结果——不仅是数量上的，而且是质量上的，甚至可以完全使之变成另一种形式，不仅是袭击，而且是侵略。
数量优势可以转化为质量优势，因为它的速度优势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能够克服低级的战术失误和实战中的问题。例如，一支骑兵部队在茂密的树林里几乎没有用，因此可以尽可能地选择防守一个多林地的正面战场。但是这需要花费时间，并且，匈奴人可以在敌人部署林地正面战场前大规模地迅速移动，此时，敌人仍在穿过更开阔的地形，完全暴露在匈奴人的弓箭之下。
匈奴人的另一个主要战术劣势是，他们缺乏围攻技术。直到后来在阿提拉统治下，有一些罗马帝国的叛逃者进入匈奴人的营地，他们教匈奴人如何建造高架梁移动式战斗支撑、大型摇摆攻城锤、防护式缩放梯，以及“其他各种器械”，在那之后，他们在围攻城市时的相对劣势，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供给来养活他们众多的追随者。[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