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有城墙的城市准备好了抵抗围攻的物资，储备了可供长时间使用的食物和水，城墙和塔楼都能在他们的守备线上保证有足够的人，那么骑射手就无能为力了。如果匈奴人有罗马叛逃者的帮助，知道如何破坏城墙或组装攻城器械，那派来增援守城部队的官员就会知道如何进行反击，如何破坏攻城器械。
但是，这同样需要时间，不是几周就是几个月——在准备工作完成之前，匈奴人的迅速到来可以很容易破坏这一进程。在441～447年，匈奴人征服了在巴尔干半岛上组成罗马权力轴线的要塞城市，从君士坦丁堡的腹地色雷斯一直到瑟尔米乌姆（Sirmium，Sremska Mitrovica，位于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总长600公里，其间通过塞尔迪卡（Serdica，保加利亚的索菲亚），纳索斯（Naissus，位于塞尔维亚的尼什），维密西恩（Viminacium，库斯特拉克），马格斯（Margus，靠近杜布威卡）和辛达乌姆（Singidunum，贝尔格莱德）。在这些城市之中，纳索斯、塞尔迪卡和多瑙河畔的拉提利亚（Ratiaria，保加利亚的阿尔卡）是最后被攻占的，作为在色雷斯对君士坦丁堡实施突袭的前奏。[46]
另一种观点认为，领先的速度给了匈奴人重大的战略优势，一封公元399年的信说明了这一点，这封信由当时的观察家，现在被尊称为圣·杰罗姆（St.Jerome）的尤塞比乌斯·希埃罗尼乌斯（Eusebius Hieronyus）撰写。在信中，他描述道，他从来没有注意到在伯利恒（Bethlehem）的归隐住处有武装的匈奴人，但是他有报信者，而且他当然知道如何用花言巧语说服富裕的罗马女士来投资他无私、神圣的项目：
当我在寻找一个适合如此伟大女士的住宅时［法比奥拉（Fabiola）从罗马来，非常富有，离婚，再婚，但为了这个罪而忏悔］……突然间，信使们飞向这条路，整个东方世界（Oriens Totus）都在颤抖。我们被告知，成群的匈奴人从遥远的麦奥泰德（Maeotide，亚速海）汹涌而来，在冰冷的塔奈斯河（即顿河，但前者更准确）和马萨格泰人的野蛮部落中间，亚历山大的大门（“里海之门”？）阻止着那些来自岩石丛生高加索地区的野蛮人。
其描述的地理位置是可疑的，但随后的战略洞察是深刻的：
我们的情报人员说，这些侵略者可以在他们敏捷的坐骑上飞来飞去，给世界各地都带去流血和恐慌……他们的战术让人出乎意料，他们行进的速度超过了消息传播的速度，因此即使在他们发起攻击之后，也仍然保持着战略上的出其不意……将军报告说他们的目标是耶路撒冷。安提俄克（Antioch，土耳其的安塔利亚）的城墙曾在和平时期被忽视，如今被匆忙修复。提尔（Tyre，黎巴嫩的苏尔）渴望将自己从陆地上割出，再次寻找她古老的岛屿（在一片狭窄土地上的城堡）。我们也被迫准备船只……以对抗敌人的到来；比起沉船，我们更害怕野蛮人。我们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自己的生命，而不是贞节。[47]
他们确实是圣·杰罗姆的当务之急。这次入侵是真正的入侵——在399年，匈奴人经过高加索，在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进行了突袭攻击，并带着他们的战利品、俘虏和追随者撤退。[48]问题是，即使在该地区有强大的罗马帝国军队——378年，位于阿德里亚诺普的机动部队大量丧失，再加上此后发生的太多麻烦——但实际上帝国已经不可能拦截匈奴人的长驱直入了。他们在不同的方向移动得太快了——就像杰罗姆写的那样，“在他们的敏捷的坐骑上飞来飞去”。
在理想的情况下，可以想象出这样一个策略顺序，匈奴在特定的方向上移动，被帝国军队提早发现；帝国信使以创纪录的速度向罗马的指挥部发出警报，超过了匈奴的行进速度；但是，由于突袭者非常多，而不是少数，为了避免溃败，必须集结大量的部队，以拦截他们预期的前进路线。如果运输战利品的纵队需要分别行动，则匈奴人每天可以行进30英里或更多，而罗马军队可以行进超过20英里。
当然，在这个具体的案例中，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一条来自叙利亚的消息说匈奴人还突袭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地区，显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接近那个被称为“波斯皇家之城”的城市（泰西封，在巴格达以南大约35公里的地方）。“波斯人追赶他们，截杀了一支部队。他们带走了所有的赃物，释放了18000名俘虏”[49]。解决办法是不去这么做，波斯人只攻击了那个特定的部队，因为这支部队掠夺和俘虏的太多了，也因为匈奴人在他们的首都和军事总部附近冒险，使他们变得更容易被攻击。
相反，正确的解决办法是罗马人和波斯人干脆搁置分歧，联合驻军，关闭在高加索山脉仅有的两条通道，这两条通道通向仅可以容纳一群马的牧场：关闭现在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之间的达里亚山口，和如今位于俄罗斯达赫斯坦的“里海之门”，这是一条位于高山和里海之间的狭窄沿海地带。在共同遭受苦难后，这两个帝国所做的正是562年“五十周年”和平条约中规定的内容。
这些是匈奴在战术、实际作战和军区战略上的优势，第一批草原上的弓箭手来到西方，他们注定会有很多继承者：阿瓦尔人和他们的敌人，第一个突厥草原帝国或卡格纳特（qaganate，汗国）；布勒加尔人和哈扎尔人（Khazars）分别组成了自己的汗国，后来还有马扎尔人、佩切涅格人、库曼人和最后的蒙古人。但是，除了战略上的冲击之外，可以这么说，匈奴人还带给西方不可估量的文化震撼，因为这是他们的族类第一次到达西方。
程序与个性：阿提拉
尽管匈奴人实力雄厚，但直到433～453年，阿提拉统治下的匈奴才成为东罗马帝国生存的威胁，而在阿提拉死后，匈奴人逐渐沦为流民、海盗和雇佣兵。在他的领导下，匈奴人的不同部落和所有愿意或不愿与他们在一起的人都团结起来，每个具有卓越能力的战士均被赋予了集体的力量；他还为战士们的战术、运作和军区战略优势提供了一个集中的方向。诚然，即使在阿提拉的统治下，匈奴仍然是掠夺者而非侵略者，但他们的规模如此之大，甚至可能危及一个帝国。
阿提拉的崛起被乔丹尼斯和（或）他的主要信息来源卡西奥杜勒斯（Cassiodorus）描述如下：
因此，阿提拉是蒙德祖克斯（Mundzucus，Mundiuch）的儿子，他的兄弟是奥克塔（Octar）和鲁亚斯（Ruas），据说他们在阿提拉掌权之前统治过一片区域，但他们与阿提拉的统治范围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死后，阿提拉和他的兄弟布莱达（Bleda）一起继承了匈奴国。为了……和他所准备的远征一样，他试图通过谋杀来增强他的王朝力量。这样，他就从毁灭自己的亲族（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开始，直到摧毁其他威胁者……现在，当他的兄弟布莱达（他统治了匈奴的大部分地区）被他杀死时（445年），阿提拉把所有的人都团结在他的统治之下。他还将许多其他族群聚集在他麾下，他试图征服世界上最重要的民族，罗马人和西哥特人。[50]
阿提拉不仅利用他无可争辩的指挥权统一了匈奴的各氏族，还塑造了王朝的合法性，或者至少将其打造成一个受人尊敬的宗族，因为匈奴人不是特别受限于王朝原则；它公平地分享战利品和贡品收入；还有所谓的“魅力型领导”的精心设计。来自帕尼姆（Panium）的普里斯科斯（Priskos）作为拜占庭代表团的一员，449年被派去和阿提拉进行谈判，在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阿提拉使用了特殊手段来增强他的权威，在当时，这些手段就已经很古老了，但依然有效；事实上，同样的手段在不久前被其他“伟大的历史人物”所运用，一场晚宴才刚刚开始：
当所有的人都入座的时候，一位侍者走到阿提拉身边，给他一杯酒，酒杯是用木头做的。他接过酒杯，按顺序向第一个在座者致意（这是一种尊卑秩序，依照地位高低排序——这只能由阿提拉决定）。被阿提拉致意的人站了起来，出于惯例，直到他尝了酒或将酒一饮而尽，把木杯还给侍者后才能坐下来。
这是在察言观色——就像斯大林的酒会一样，通过荣誉和耻辱的暗示，使他的部下们保持平衡和稳定。
阿提拉的仆人首先端上来满满一盘子的肉，之后，那些服侍我们的人把面包和熟食放在桌子上。当其他的野蛮人（匈奴领主）和我们享用盛在银盘上的丰盛菜肴时，阿提拉的木板上只有肉。他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了节制。在筵席上，金杯和银杯被递给宴席上的宾客，而他的杯子是用木头做的。除了干净，他的衣服很朴素，与其他普通的匈奴人的衣服并无太大不同。无论是他身边悬挂的刀剑，或他的蛮族靴的紧扣，还是他的马的缰绳，都不像其他的人（匈奴领主）那样用金子、宝石或其他值钱的东西来装饰。[51]
这让我们想起了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身着普通棕色制服，吃着汤和蔬菜的模样，与此同时，四周围坐着的，因被授予奖章而熠熠发光的将军和陆军元帅们却在享用着肉和香槟。然而领袖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表现得谦逊，在人民面前，他们需要通过仪式来增强权威：
阿提拉进来的时候，年轻的姑娘们前来迎接，细长的白色亚麻布幔一行行排列着为他引路，布幔由两旁的女人用双手支撑着。这些布幔伸展得如此之长，每一条布幔旁边都有7个或更多的女孩。很多这样的姑娘在布幔边列队，她们还唱着匈奴的歌曲。[52]
这与那些滚动的鼓声，巨大的横幅和纽伦堡集会的火把截然不同——匈奴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宣告对权力的掌控，这来源于萨满仪式，而不是军事游行或瓦格纳歌剧。在我们如今的时代，有些国家的领袖实际上是塑造了狂热个人崇拜的“萨满”，在公开场合得到大批贞洁的年轻女孩们的狂热歌颂。
但领导也是人民中的一员，或者至少是一部分人中的一员；他们的妻子可以声明接近权力，同时保持适当的地位，从而成为普通人和伟大领袖之间的桥梁。
当阿提拉靠近奥尼吉修斯（Onegesius，他的主要下属，是匈奴人）时，奥尼吉修斯的妻子和一群仆人向他迎上来，一些人拿着食物。还有一些人拿着酒……为了取悦这位密友的妻子，他坐在马上吃东西，随行的野蛮人把银盘高高举起。[53]
不管它的来源是什么——合法性、掠夺、魅力技巧、威慑——阿提拉的权威使他能够将匈奴人团结起来，然后让阿兰人、格皮德人、赫鲁利人、格鲁森尼人或东罗哥特人、鲁吉人、西里人和苏维汇人臣服于他，尽管上述部族都是让罗马人敬畏的日耳曼战士，但他们却臣服于阿提拉。他们的农业技术养活了不愿意耕种的匈奴牧民，他们的战士们也不得不跟随阿提拉去远征，以他们庞大的数目为匈奴人的特殊作战技能添色。
最后，阿提拉将自己卓越的治国才能贡献给匈奴的军事力量。当然，他依赖暴力，又小心地控制暴力：与一开始就施展军队的力量相比，阿提拉更倾向于谨慎地使用武力——比如在严峻的局部战争中，不是为了获得领土，也不是为了削弱敌人，而是为胁迫和勒索打下基础。451年，在阿提拉去世两年前，他发动了一次大规模且代价高昂的战役，但这是个很大的例外——通常，只要通过暴力威胁，他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不必在大规模战斗中动用他的部队。
无论是在冰岛的传说中，还是在当代的想象中，阿提拉都是一个野蛮的战士，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阿提拉也是一个“谈判”的信徒。他经常要求帝国派遣使节到他的营地中，也经常派使节到君士坦丁堡和拉文纳，后者仍属西罗马帝国。一位现代历史学家将他描述为一个外交“蠢货”，并记载了他的失误。[54]也许确实如此，但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国王，在与两个罗马帝国进行谈判的同时，又在他的宫廷里讨论穿越遥远的高加索山脉入侵波斯帝国的问题，这至少也是一次重大失败——以前从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直到蒙古人在真正统治中国和主导了整个俄罗斯的时候，才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况。在一段非常有趣的文章中，东罗马帝国代表团的信使普里斯科斯认真听取了西罗马帝国代表团经验丰富的特使的意见；当时，这两组谈判的进展并不顺利：
当我们对阿提拉的勒索要求表示惊讶时，经验丰富的特使罗穆卢斯（Romulus）回答说，阿提拉庞大的财富和他被赋予的巨大的权力使他如此傲慢，以至于他只理会对他有利的建议。以前的锡西厄（Scythia，草原）或任何其他地方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过如此大的成就。他统治着海洋（波罗的海）中的岛屿，除了整个锡西厄之外，还强迫罗马（两个帝国）向他进贡。他的目标并不局限于目前的成就，为了进一步扩大帝国版图，他还想进攻波斯人。[55]
阿提拉故意将武力和谈判两种手段结合起来，他通常一入侵就提议举行和平谈判。这也是他分裂敌人的一种方式，因为每一次君士坦丁堡或拉文纳的主战派进行全面战争的请求都被无一例外地否决。
这也是他通过法律，或者至少法律上的论据来使他的要求合理化的手段之一。在449年普里斯科斯与他在一起时，阿提拉向西罗马人索要一套由逃犯典当的金杯作为自己的合法战利品，并从东罗马人手中夺回了一些逃跑的囚犯。阿提拉的要求是否真的符合法律依据，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即使只是做做样子，也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并不是要说服法庭，而是想分裂他的对手。面对阿提拉时，主和派总是参照薄弱无力的法律原则去接受他的要求。另外，他确实尊重外交游戏规则。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被不成文的法律束缚了手脚，即使是受到严重的挑衅，他也会保证特使的豁免权。
在所有这些方面，阿提拉将他的骑兵和日耳曼战士的战术、实战和军区优势转化为具有时代特色的大规模与快速战略机动性的结合，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治国之道。
从他精心建造的位于匈牙利中部多瑙河岸边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或者在罗马尼亚的班纳特（我的出生地，但它确实符合证据[56]）的总部，阿提拉可以自由选择将他的部队派遣到东南方向去攻击色雷斯和君士坦丁堡，直线距离大约800公里，陆地距离或多或少是其两倍。或者，他可以派遣军队向西进攻高卢，尽管西罗马帝国正日益衰落，但是罗马人仍在那里生活，两地直线相距大约1400公里，陆路距离可能有2000公里。或者，他可以派遣他的军队朝西南方向进入意大利，那里仍有大量的财富可以掠夺，通过东北通道到达阿奎莱亚（Aquileia，靠近现代的里雅斯特），这就完全避免了阿尔卑斯山脉对骑兵的阻碍。或者最后，当匈奴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时（与399年相比），他可以重演超大范围却又极度获利的攻击性远征，派遣部队向东出发，穿过第聂伯河、顿河，通过高加索到达亚美尼亚和卡帕多西亚，然后通过西利西亚一路回到君士坦丁堡。这当然是一段很长的路，至少有3000公里的陆地距离，但这样的远征可能是对君士坦丁堡发动直接攻击的一个绝好的前奏，因为它会诱骗走君士坦丁堡的防御者。即使是由蒙古人发起的规模更庞大的骑兵队远征，与匈奴的行动比起来也毫无优势。
只有最后一种可能是阿提拉未曾尝试的。公元441～447年，阿提拉确实指挥他的军队穿越多瑙河，正如之前所描述的那样，从瑟尔米乌姆到塞尔迪卡，占领了那些疏于防范的要塞城市，然后继续进入色雷斯，到达距君士坦丁堡100公里的阿卡迪乌波里斯（Arkadioupolis，Lüleburgaz），然后转向西南方推进，到达其著名半岛上的卡里波里斯（Kallipolis，加利波利）。尽管他的大事记年表是不可靠的，但是最重要的拜占庭编年史家西奥芬尼斯（Theophanes Confessor）记述了这场远征及其结果：
阿提拉……占领了色雷斯。狄奥多西二世……派遣阿斯帕尔［Flavius Ardabur Aspar，阿兰人，也是帝国最高级别的军官“大元帅”（magister militum），军事大师］和阿雷奥比多斯（Areobindos）、阿根斯克罗斯（Argagisklos）[57]率领军队一起对抗阿提拉。此时，阿提拉已经征服了拉蒂里亚（Ratiaria）、奈索斯（Naissos）、菲利普波里斯（Philippoupolis，保加利亚的普洛夫迪夫）、阿卡迪乌波利斯·科斯坦蒂亚（Constanaa，罗马尼亚的康斯坦纳）和许多其他城镇，并掠夺了大量的战利品和囚犯。在将军们被匈奴彻底击败之后……阿提拉向“两海”前进，向波托斯（Pontos，黑海）前进，向流经卡里波里斯（Kallipolis，马尔马拉海）和塞斯托斯（Sestos，土耳其的埃杰阿巴德）的地方前进，奴役了除阿德里亚诺普（Adrianople，Edirne）和赫拉克里亚（Herakleia，Marmara Ereèli）以外的每一座城市。因此，狄奥多西二世被迫派大使前往觐见阿提拉，并提供了6000磅的黄金以求匈奴撤退，并同意每年向他进贡1000磅黄金，以维持和平。[58]
447年的交易是普里斯科斯参加449年谈判的起因。[59]
这些事件的影响非常大。即使是6世纪马尔切利努斯简略的大事记也回顾了这场入侵：
这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比前一场更大，是阿提拉国王带来的。它几乎摧毁了整个欧洲（欧罗巴省），城市和堡垒被侵略和掠夺。阿提拉国王步步紧逼，一直到塞莫皮莱（Thermopylae）。阿涅基斯克洛斯（Arnegisklos Magister militum per Thracias，阿斯帕尔的下属）在达契亚保卫战中英勇作战，于乌图姆（Utum，维特河）河畔被阿提拉杀死，当时大多数敌人（一支一路劫掠而下的匈奴部队）已被摧毁了。[60]
这次袭击造成了帝国战略和政治上的巨大损失，因为被征以重税的公民没有受到保护。只有到了可以确保从被蹂躏的土地上征收更多税收的时候，阿提拉才会收手，但是这已经来不及了。这一政策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要么以一场代价高昂的、巨大和成功的远征，用真正罗马人的方式来摧毁阿提拉，以抵御他的入侵；要么在阿提拉入侵前向他进贡。
451年，匈奴的西向进攻开始了。[61]阿提拉的军队横扫了现在的德国和法国，在4月横渡莱茵河，可能是为了攻击位于图卢兹的西哥特王朝。这段历史与阿提拉声称拥有半个西方帝国的著名传说交织在一起，因为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Valentinian Ⅲ，425～455年在位）的妹妹贾斯塔·格拉塔·霍诺利亚（Justa Grata Honlia）与管家尤金尼厄斯（Eugenius）私通，尤金尼厄斯因其厚颜无耻的罪行而被处决，随后贾斯塔·格拉塔·霍诺利亚主动送戒指给阿提拉求婚，以求后者将她从被迫嫁给一个臭名远扬之人的婚姻中解救出来。这个故事发生在帝国最后黄昏中的拉文纳，充满各种各样的性丑闻和阴谋诡计。即使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抗拒不了其无可辩驳的吸引力，部分原因是霍诺利亚的母亲加拉普拉·普拉奇达（Galla Placida）确实是一个难对付的人物，但可悲的是，这一切都应该被视作拜占庭宫廷的八卦。[62]
随之发生的还有另一个故事：阿提拉正带着“一支据说有50000士兵的军队”向高卢前进；我们的信息来源乔丹尼斯，或他的线人普里斯科斯小心地使用了“据说”（ferebatur）一词，但其军队的真实数字一定非常庞大，即使他们不是真正的军队（exercitus），而是由大量的匈奴人、阿兰人和日耳曼战士组成的团队。乔丹尼斯提到，他们都是在阿提拉的战略指导下到达高卢的——但除了他自己的战斗部队外，其他人不在他的控制之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服从阿提拉的命令，而是出于行动上的需要，因为部队的体量很大，独立的部队不得不从队伍中分离，大范围地寻找足够的食物和饲料。乔丹尼斯写道：“他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撼动各国，成为所有国家苦难的根源，国外有关他的可怕谣言吓坏了所有人。”[63]
阿提拉的目的是恐吓，为了更好地劝说敌人停止抵抗——既为了保护自己的部队，也因为阿提拉一定更喜欢接受由请求撤退的使节带来的包装整齐的黄金，而不是从他自己部队中的幸运战士那里榨取零碎的金子。如果劝阻失败，他们就会恐吓敌人使其士气低落，从而诱使人们逃离以寻求安全，使他们不会顽强地阻挡阿提拉的道路。似乎阿提拉确实成功地恐吓了高卢人，至少是诗人西多尼乌斯：
突然间，野蛮人的世界动乱四起，将整个北方逼至高卢……在好战的鲁吉人之后，凶猛的格皮德人来了，盖洛尼亚人（Gelonian）也在接近；勃艮第人追赶着西里人；匈奴人向前推进，贝隆那人（Bellonotian）、纽里安人（Neurian）、巴斯塔纳人（Bastarnian）、图林根人（Thuringian）、布鲁特伦人（Bructeran），还有法兰克人，他们的土地被奈斯尔（Nicer，准确来说是Neckar）的河水洗劫而去。海西运动形成的（黑）森林径直倒塌，树木被凿成船型，由这些木材组成的网络覆盖了莱茵河；现在阿提拉和他令人生畏的部队在比利时的平原上展开突袭。[64]
由于他的恐慌，或者更有可能是由于他对于文学性的需求，西多尼乌斯关于阿提拉队伍的描述中包括已经死去很久的巴斯塔纳（Bastarnae）、布鲁特朗（Bructerii）、戈洛尼（Geloni）、纽利尼（Neurii），还有贝隆奥提（Bellonoti）等人，其实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那时，一支强大的军队应该从意大利到此与阿提拉作战，但罗马军队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只有西罗马帝国的顶级军事指挥大元帅弗拉维乌斯·伊提乌斯（Flavius Aetius），他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高卢，“带领着一支并非由真正士兵组成的单薄武装部队。”（正义军，sine milite）。
然后，我们看到了埃尔修斯（Aetius）的出现，一个被极度传奇化的人物（“最后的罗马人”），他在451年夏初来到这里，率领着他那支简陋的小型军队，打败了人数众多且最强大的敌人。他是名副其实的匈奴专家：年轻时，他曾在阿提拉的宫廷中做过人质，后来组建并成功指挥了匈奴雇佣兵，因此了解匈奴的策略和战术。[65]埃尔修斯显然希望在高卢的诸多侵略者中招募盟友来阻止敌人的新侵略，他是成功的——但根据我们诗人的说法，伟大英雄埃尔修斯成功地招募了侵略者中最强大的人——西奥多里克一世（Theodoric Ⅰ），即阿拉里克（Alaric）的私生子和维斯（Vesi）的国王，后来维斯人被称为西哥特人；西奥多里克一世加入了与“希望奴役整个世界的领袖”的战斗。
阿提拉本可以很容易地避开拦截——至少他的匈奴核心部队比他的敌人速度要快——但显然他接受了在卢瓦尔河谷附近、离特罗耶斯和奥尔良东北部不远的莫里亚库斯举行战役（Campus Mauriacus），在那里，敌人抵挡住了他的进攻。乔丹尼斯记录道，在这场通常被称为“沙隆之战”的加泰罗尼亚战场上，埃尔修斯和西奥多里克联合指挥的部队有“法兰克人、萨尔玛提亚人（Sarmatians，阿兰人）、阿尔莫里卡人（Armoricans，布雷顿人）、利蒂西亚人（？）、勃艮第人、撒克逊人、里帕利亚人（Riparian，法兰克人）、奥利布隆人（Olibriones，被誉为最佳辅助部队的前罗马战士），还有其他一些凯尔特人或德国民族“以及许多西奥多里克的哥特人和少数埃尔修斯的罗马人。[66]阿提拉也有为他效力的哥特人部队——东哥特人（Ostrogoths），以及“无数”的吉卜赛人和“无数不同民族的人”，包括勃艮第人——他们为作战双方进行战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在别人眼中可能只是一个民族，而他们自己只看重部族和部落的身份。
在随后发生的这场伟大的战斗中，西奥多里克被杀，埃尔修斯奋力战斗，许多人伤亡（“尸体堆积成高高的小坡”），阿提拉把他的部队——或者更有可能仅仅是他自己的匈奴战斗部队——撤到一个由马车阻隔的营地里。“就像狮子被猎枪射中一样，它们在洞穴的入口处来回地走动，不敢跳起来，但仍用咆哮来恐吓周围的人。即便如此，在海湾地区，这位好战的国王也让他的征服者们感到恐惧。”[67]但是，并没有展开全面野蛮式的攻击，也没有决一死战。相反，阿提拉却得以自由自在地经由欧洲中部撤退，回到他的首都，也没有人追赶他。
乔丹尼斯很简单地解释了这个谜团：尽管西奥多里克的长子索利斯蒙德（Thorismund），亦即西哥特王国首领的接班人渴望进攻，但他首先咨询了埃尔修斯，因为埃尔修斯“更老到更聪明”——事实上，就算对索利斯蒙德而言并非如此，但至少对他自己和帝国来说是这样的：
埃尔修斯担心，如果匈奴人被哥特人完全摧毁，罗马帝国也将不堪重负，于是他迫切建议索利斯蒙德回到自己的领地，接管他父亲遗留下的王国。否则，他的兄弟们可能会夺取父亲的财产，并获得西哥特人的统治权。索尔斯蒙德接受了这个建议，尽管没有察觉到它的双重意义。[68]
因此，我们可以从埃尔修斯身上看到典型的拜占庭式智慧，除非情况被研判得过于简单以至于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治国才能：如果匈奴的力量“现在被消灭了，西罗马帝国将很难在西哥特王国面前捍卫自己”。但同样是这位历史学家，他指控埃尔修斯既诡诈又天真，这的确是一种罕见的组合，因为阿提拉在战后远没有感恩，而是再次发动攻击。[69]或许这里所涉及的治国之道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不是为了赢得阿提拉的感激之情，而是为了达到力量均衡的固有优势：对于罗马帝国内部衰弱的残余者来说，两个不会联合起来对抗它的力量对它更有好处，因为其中任何一个力量都可以轻易地摧毁它。当两方势力均衡，就有可能说服一方为了帝国的利益与另一方作战——就像之前发生的那样；如果一方独大，罗马帝国就没有办法避免屈服或毁灭的命运。
乔丹尼斯把战后的阿提拉描绘成一只受伤的狮子，现代历史学家也把发生的事情归为一场毁灭性的失败。[70]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同样的证据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和往常一样，阿提拉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突袭，但仍然是一次入侵，而不是占领。由于遭遇了太多花费巨大的抵抗，他在经历了无法挽回的战斗损失后，取消计划返回家乡。在乔丹尼斯的书中我们了解到双方有18万人阵亡。[71]他和他的线人都不可能知道真正的数字，但不管数字是多少，可能阿提拉一方损失更多的是他的日耳曼步兵战士，而不是他自己的匈奴部队——他们骑在马背上从远距离攻击敌人，而且可以通过躲避战术来避免损失，而阵型严密的步兵则无法做到。
这是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唯一可能的解释：同年，即451年9月，刚从高卢回来的阿提拉，派出了一支匈奴突击部队穿越多瑙河。君士坦丁堡迎来了一位新皇帝马西恩（Marcian，450～457年在位），他拒绝每年向阿提拉进贡，并要求对匈奴采取反击，但如果阿提拉在高卢被彻底击败，损失惨重，那么他很难在新战线上发动进攻，他没有间隙进行休养恢复，也没有时间为他的军队招募新的士兵。这不是一次小规模或短程的突袭：我们从马西恩在尼西亚（Nicea，znik）召集的一个主教特别会议上得知这次突袭的规模，尼西亚是一座宜人的、位于普罗庞提斯（Propontis，马尔马拉海）内陆方向的湖畔小镇，但后来特别会议被匆忙迁往卡尔西顿（Kad?k?y），径直地穿过君士坦丁堡的水域。[72]［在这个卡尔西顿会议上，关于基督本质的争论造成了迦克顿教会的人神一性派（Chalcedonian human-and-divine）与神圣非迦克顿教会（non-Chalcedonian Monophysite churches）之间不可修复的裂痕，在伊斯兰教于7世纪传入时，宗教已使帝国深陷分裂。］
乌兹尼克和卡尔西顿两地的不同之处在于，从后者那里，所有聚集在一起的主教都可以立即被带到有围墙的首都安全地带，即使是通过划艇——对于匈奴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抵达卡利波里斯（Gelibolu），他们肯定记忆犹新。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第二年，即452年，阿提拉向第三个方向发起了第三次进攻，这一次是向西南推进，进入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现在位于亚得里亚海海滨。在那里，阿尔卑斯山脉延伸为朝向海的斜坡，没有对马匹构成任何障碍。匈奴人从那里往西向意大利内陆进发，第一个目标是阿奎莱亚，这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有一座造币厂和帝国皇宫。奥索尼乌斯（Ausonius）将这座城市视为排名第九的帝国城市，人们称赞它为“最负盛名的港口”。这些丰盛的财富得到了稳固城墙的充分保护，这城墙以前曾抵抗过强大的攻击。攻城专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形容这座城市是“一座地理位置良好、繁荣的城市，在其四周环绕着坚固的城墙”；他指出，他的英雄皇帝朱利安（Julian，361～363年在位）“曾回忆读过和听说这座城市确实经常被围困的情形，但它从未被攻下，也没有向敌人投降”[73]。尽管如此，朱利安的军队在内战中进攻康斯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Ⅱ，340～361年在位）时，用各种先进技术围攻了这座强大的防御系统，但没有成功。1个世纪前，马克西米纳斯·塞拉（Maximinus Thrax，235～238年在位）在罗马的远征中，竭尽全力用他能干又有创造力的潘诺尼亚军队攻占了这座城市：
士兵们……保持在箭的射程之外，在整条城墙的各个地方建立据点，由队列和军团守卫，每一作战单元都要负责守卫一个区域……士兵们不断地围困这座城市……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攻城机械，用他们所能召集的所有力量攻击这堵城墙，穷尽攻城技术之极……他们几乎每天都发动无数次进攻，全军把城市围住，城市就像被网困住一样，但阿奎莱亚人（Aquileians）坚决反击，展示出对战争的狂热。[74]
这座城市并没有沦陷，最终，幡然醒悟的军队杀死了马克西米纳斯，而不是英勇的阿奎莱亚人。
围攻术并不是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的专长，但他们却能胜任这样的任务：“建造攻城槌，将其配备在各种战争机器上，借助这些机器，他们就能迅速闯入城内，把它夷为废墟，瓜分所得，残忍地摧毁城市，片甲不留。”[75]这样的破坏不是毫无目的的——它是为了阻止其他城市的抵抗而故意设计的。阿奎莱亚人以其强大的防御工事而闻名，当听到在阿奎莱亚发生的事情后，阿提拉征途路上所有城市（一直到米兰和蒂米宁）的当权者，都认为打开大门、放弃抵抗是最好的办法。
被波河一分为二的意大利北部广阔的核心平原曾经历过罕见的饥荒，当没有遭受特别毁坏或近期的蹂躏时，它一直是农业资源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自从阿拉里克在408年前往罗马途经此地后，它就没有被入侵过。阿提拉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因为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要么“买”下了他们的豁免权，要么被彻底掠夺。然后，正如历史所叙述的那样，教皇利奥一世同禁卫军统领特雷盖蒂乌斯（Trygetius）和非常富有的元老院首席议员根纳迪乌斯·阿维努斯（Gennadius Avienus）一道[76]，从罗马来到这里与阿提拉进行谈判。正是因为一定有很多俘虏需要被赎回，所以有人会认为这三个人必定不会忘记带上黄金，而且也不会是小数目。
这些并不是现代历史学家（即使是他们中最优秀的人）对失去权力的行为进行的描述：“阿提拉的战争结果比失败更糟糕……他们获得的战利品或许是相当可观的，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多的匈奴骑兵死在意大利的城镇和田野上。一年后，阿提拉的王国瓦解了。”[77]
第二年，即453年，阿提拉死在他自己的床上，据说是在庆祝他与一个年轻美丽妻子的新婚而举行的盛宴之后——这个荒诞的故事可能真实的——成为征服者又有什么用呢？随后他的儿子们确实开始争权夺位，并致命地毁掉了他的帝国。但是，关于匈奴的衰落与覆灭的叙述像是纯粹的宿命论，这实际上也令人怀疑：战利品只是“相当可观”吗？真的有许多匈奴骑士战死了？并没有这样的证据。但是，相反的证据表明了帝国的活力，阿提拉一从意大利回来，就要求君士坦丁堡按照议定重新开始向其提供年度贡品：
阿提拉……派使节去见东罗马帝国皇帝马西恩，威胁要摧毁帝国各省，因为前皇帝狄奧多西二世此前答应的贡品没有送达，他威胁会对敌人施以更残忍的手段。
乔丹尼斯再次重复普里斯科斯著作中丢失的一些片段，但我们其实有原版的连贯文本：
当阿提拉要求得到狄奧多西二世此前同意的贡品并威胁要开战时，罗马人回答说他们要派使节去见他，于是他们就派了曾担任将军（战略家、策略师）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前去。他越过多瑙河，但没有得到野蛮人的接纳。而且阿提拉很生气，因为他说，他的贡品由更高贵的、更具皇帝气概的狄奧多西所允诺，他不接受这样的讨价还价，而且他也不会接待（使节），因为他鄙视那个派他来的人……然后阿波罗尼乌斯就离开了，什么也没做成。[78]
如果这个信号是消极的，那么可信的证据表明，阿提拉的确打算对帝国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但他并没有像过去的敲诈勒索那样威胁阿波罗尼乌斯，他没有送出什么，阿提拉甚至没有接待他。在成功攻破阿奎莱亚强大的城池后，阿提拉计划围攻君士坦丁堡，并且肆意掠夺，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毕竟，他仍然拥有骑兵在战术和部署上的优势，仍然垄断着骑兵快速进攻的强大优势。从阿提拉的儿子们之间即将爆发的狂暴争斗，阿提拉以及匈奴部队和叛乱的哥特人、格皮德人、鲁吉人、苏维汇人、阿兰人、赫鲁利人的交手中可以知道，阿提拉麾下仍然有许多不同种族的臣民，他们都是高效的战士。
如果匈奴真的与东罗马帝国再次发生战争，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阿提拉会像他在447年那样再次获胜，尤其是他可能会持续展示其破坏力，直到被帝国收买。然而，他死了，但在那之前，他带来的巨大威胁出乎意料，并引发了一系列短暂的历史回响，但这种短暂回响很快就汇聚成一种更广泛、更持久的东西，并影响深远。
[1] 综述概要请参考 C.R.Whittaker，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1994），from p.132.
[2] Liber Pontificalis，47.7，in Raymond Davis，trans.，The Book of Pontiffs （1989），p.39；金钱易手。
[3] 歌革和玛各出现在《圣经》的创世记、以西结书、启示录以及《古兰经》中。他们有不同的形象，例如人、超自然生物（巨人或恶魔）、民族团体等。歌革和玛各广泛存在于各文化的神话和民俗中。——译者注
[4] Ambrosii，Expositio Evangelii secundum Lucam，X，10；Migne，Patrologia Latina，vol.15，cols.1806-1809.
[5] Wulfhere sohte ic ond Wyrmhere...：From the Exeter Book，ca.975.参见Kemp Malone，ed.，Widsith（1936/1962），pp.118-121.
[6] Theodore M. Andersson，A Preface to the Nibelungenlied （1987）。
[7] E.A. Thompson，The Huns （1996），举例来说：“在物质文明中，匈奴处于畜牧业的低级阶段”（p.47）——从资本化过程的角度可以分析这一论点；Otto J.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 （1973），p.226.彼得·希瑟（Peter Heather）不认为这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倒台（2006），from p.300。
[8] 匈奴人所持的剑被称为火星之剑（Sword of Mars），所以匈奴人的攻击被描述为火星的愤怒。——译者注
[9] ⅩⅩⅪ.2.1.，in Ammianus Marcellinus，trans. John C.Rolfe （1935）（hereafter cited as Ammianus Marcellinus-Rolfe），p.3：381.
[10] Peri Ktismaton，De aedificis，IV.v.1-7；translated by H.B. Dewing （with G. Downey） as Buildings （1971），pp.7：266-267.
[11] Peter B. Golde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Ethnogenesi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1992），p.92.
[12] The horses：“duris quidem sed deformibus” of Ammianus Marcellinus，ⅩⅩⅪ.2.6.
[13] The horses：“duris quidem sed deformibus” of Ammianus Marcellinus，ⅩⅩⅪ.2.9，Ammianus Marcellinus-Rolfe，p.385.
[14] 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p.240，可参考许多案例，包括Josephus，The Jewish War，VII.4，249-250，针对公元72年Tiridates I of Armenia 被阿兰武士俘获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