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阿提拉，温和而博学的狄奥多西二世（第一任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卡迪欧斯之子）和他过度自信的妹妹，他活跃的妻子，以及他宫廷里经验充沛的官员都难以招架。[1]他们不仅缺少对抗匈奴人的有效军事力量，还在其他前线有更紧迫的任务。
与以往一样，东罗马帝国面对的最强大的外国势力是萨珊波斯，在波斯皇帝伊嗣埃一世（shah Yazdgird）统治时期，两国之间的关系格外和平，直到420年；在他的继任者巴赫拉姆五世（Bahram Ⅴ，420～438年在位）在位时期，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虽然这并不是由巴赫拉姆导致的。[2]那时，关于亚美尼亚领土的古老争议再次爆发，涉及宗教的新一轮争吵也开始出现。尽管现代历史学家经常将亚美尼亚描述为“缓冲国”，但有证据表明，对处在两个帝国之间的亚美尼亚各州来说，相对于“缓冲”作用而言，其自治状态更容易引发冲突，因为两个帝国都在争夺难以统治的纳卡拉人（nakharars），即那些政治上作为亚美尼亚一部分的狭隘河谷地区的权威统治者。[3]
宗教上的争议是新近发生的，又因基督教帝国的东正派好战分子和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中的好战激进派的势力急剧上升而激化，但仍不清楚这与许多证据所表明的现象是否具备相关性：异教徒和犹太人受到的迫害越来越多，被认为背离了基督教而遭到审判的非希腊神职人员也越来越多，许多对非基督教徒及其礼拜场所的暴力攻击得到宽恕。［415年，基督教狂热者被哲学家希帕提亚（Hypatia）的异教徒行为激怒了，他们把她从马车里拽出，拖到恺撒神庙的教堂，剥去了她的衣服，杀了她，把她的尸体撕成碎片，然后将这些碎片带到其他地方火化，原因是，要虔诚尊重这个地方的神圣性。］
西奥芬尼斯自己也是一个宗教狂热者，并对这种过度的狂热表示谴责：
位于波斯帝国首都泰西封（Ctesiphon）的主教阿巴达斯（Abdaas），被崇敬神灵的热情所驱使，但他没有把这种热情用在适当的地方，而是放火烧了火圣殿（琐罗亚斯德教神庙，位于该信仰的政治中心）。波斯皇帝（shah）得知这一消息后，下令毁灭波斯的基督教教堂，用各种手段惩罚阿巴达斯，对基督徒的迫害持续了五年。[4]
两国在位于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尼西比斯（Nisibis，现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努赛宾）附近正式爆发了战斗，这座强大的城池是罗马人和波斯人战争中长久以来的焦点。这场战争始终没有显著进展，直到422年，赫里恩（Helion）执事长官（magister officiorum，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最高行政职位）前来进行和平谈判；匈奴人跨越多瑙河对帝国发起多次攻击；巴赫拉姆五世可能也在萨珊波斯的中亚边境受到了压力。以前的状态并没有改变。在那之后，亚美尼亚的麻烦更多了——而且是长期的——但直到441年才爆发战争。
一位新的萨珊波斯统治者上任后通常会展开军事行动——毫无疑问，这对他塑造自身权威有所帮助——伊嗣埃二世（Yazdgird Ⅱ）于438年接替巴赫拉姆五世的皇位，三年后又以惯常的方式对尼西比斯发动了正式攻击，直到亚纳多留斯（Anatolius，君士坦丁堡以东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又和往常一样，前来完成和平谈判。以前的状态再次得到恢复。之后，狄奥多西二世在世期间再没有爆发战事，部分原因是伊嗣埃一世一直活到457年，但无论如何，必须继续保持军队在波斯前线的驻防，因为在疏于防范的情况下，是不能长久维持和平的。跟阿提拉的入侵不同，萨珊波斯的入侵会导致帝国领土的永久丧失，因此保卫边境极为重要。
帝国的第二个战事前线在非洲，其边界止于利比亚，相当于现代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沿海的北非领土，这些领土甚至不属于东罗马帝国。
439年10月，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他们强大的军阀盖塞里克（Gaiseric）的带领下，经由西班牙占领了帝国非洲区的首都迦太基（Carthage），这是罗马和意大利中部的主要粮仓。[5]瓦伦丁尼安三世治下的西罗马帝国受到直接破坏，但迦太基是承担帝国大量造船业的主要港口，一支舰队正在建造中，因此东罗马帝国也受到威胁。就算君士坦丁堡离得再远、保卫得再好，得益于西风盛行，盖塞里克的舰队还是可以通过进攻亚历山大港切断埃及的粮食供应。
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马塞里努斯·科梅斯[6]《编年史》（chronicle of Marcellinus Comes）的语言虽简单朴实，却意味深长；在第九小纪[7]，“塞勒斯（Cyrus）独自执政期间”（对应的时间大约是440年9月至441年8月），我们读到：“波斯人，萨拉森人（Saracens，美索不达米亚的贝都因人），赞尼人（Tzanni，格鲁吉亚明格里拉人的祖先），伊苏利亚人（Isaurians，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山民）和匈奴人离开了自己的领地，开始掠夺罗马人的土地。”[8]
然而，行动刻不容缓。440年，盖塞里克的新舰队袭击了西西里岛，这是除非洲区之外意大利的第二大粮食来源地，东西两个罗马帝国都同意在441年派遣舰队对抗盖塞里克。根据西奥芬尼的说法，东罗马帝国的远征达到最大规模：
狄奥多西二世……派出了1100艘军舰以及由将军阿雷奥比多斯（Areobindos）、安西拉斯（Ansilas）、伊内因度（Inobindus）、阿林忒斯（Arintheos）和曼努斯（Germanus）指挥的罗马军队（这是支强大的力量，由水手和陆军组成，有三万甚至五万人。）当这支部队在西西里岛上停留的时候（距离迦太基约300公里），盖塞里克（Gizerich）被吓到了，于是派了一位大使去与狄奥多西二世和谈。[9]
作为“自创世以来的5942年”，第二年的到来解释了大舰队从没有抵达迦太基，而是迅速回到君士坦丁堡的原因：“正如我们所说的，当舰队在西西里……在等待盖塞里克的大使和皇帝命令到来的时候，阿提拉已经洗劫了希腊。”[10]但这次出征并没有被浪费：盖塞里克似乎完全被恐吓住了——无论如何，他从来没有袭击过亚历山大港或其他任何东部领地，直到455年，他的军队洗劫了罗马，这次洗劫显然比阿拉里克在410年造成的伤害更大。在《教宗名录》（Liber Pontificalis）中，利奥一世精华版的圣徒言行录说道：“在汪达尔灾难之后，他换掉了所有教区教堂（tituli）中的神圣银器，熔烧成了6个罐的银水……君士坦丁大帝曾举起它们，每个罐子重达100磅……他翻新了圣伯多禄大教堂。”[11]
对东罗马帝国来说，威吓对于盖塞里克是有效的，甚至粉碎了他欲征服和洗劫罗马的阴谋。但对阿提拉的威胁却失败了——即使是全力攻击，即使是以西西里1100艘军舰的体量对他发起陆地上的袭击，他也不会恐惧。
之后，拜占庭人运用出色的外交手段去对付来自大草原的敌人：拜占庭人一次又一次地说服不同的草原大国相互攻击，而不是进攻帝国。但是阿提拉的帝国太大了——拜占庭人无法在其帝国身后找到新的盟友。一位德高望重的匈奴历史学家写道，考证阿提拉帝国的领土范围是一项“不讨好的任务”，这样做会“与那些长久以来的神话相冲突”。[12]然后，他否定了更乐观的估计——阿提拉的领土包括莫姆森（Mommsen）地区——从而认为阿提拉的帝国是一个从中欧延续到黑海海岸的帝国。碰巧的是，我们有反面证据否定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没有标志性证据显示有任何独立的草原势力存在于伏尔加河西部，也就是说，存在于拜占庭帝国可及范围之内。所以，要么阿提拉统治着从多瑙河到伏尔加河的广袤地域，要么他可能做到过，因为在这个巨大的空间里，没有其他力量可以由拜占庭人所诱导去攻击匈奴人。
在不久的将来，即11世纪的时候，突厥游牧库曼人（Turkic nomad Cumans）［实际上是钦察人（Qipchaqs），或者俄罗斯的波洛维茨人（Polovtsy）］被说服攻击他们不再有用的前拜占庭盟友——突厥游牧佩切涅格人（Turkic nomad Pechenegs）。自9世纪以来，作为定期的利益交换，佩切涅格人一直在大力帮助拜占庭抵抗哈扎尔人于伏尔加河畔建立的突厥汗国，而哈扎尔人曾经也是拜占庭的重要盟友；拜占庭还要在更远的第聂伯河畔西部地区对抗基辅罗斯，即使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基辅罗斯与他们仍然是敌人，而不是朋友；拜占庭人还需要抵御在两地之间迁徙的马扎尔人。在马扎尔人成为帝国的麻烦并在佩切涅格人的压迫下转向后来的匈牙利或马加尔萨格地区（Magyarország）之前，他们也通过攻击布勒加尔人使自己据有一席之地，而布勒加尔人在成为拜占庭的主要威胁之前，也曾在7世纪通过攻击强大的阿瓦尔人而大大地帮助了帝国。
在这些草原大国之间，有些较小的国家、部落和军团，它们时而对抗帝国，时而为帝国而战。一切行为都受制于它们的草原畜牧主义：由于畜群不受限制地自然增长，它们对牧场的长期争夺使拜占庭更容易在其中找到盟友；同时，游牧民族虽然拥有大量的肉类、牛奶、皮革和牛角产品，但没有其他东西了，因此他们永远需要黄金来购买谷物和其他所有用品。[13]
伏尔加河以西的整个草原走廊贯穿森林、越过黑海，一直延伸到多瑙河，这整片区域都成为拜占庭外交的永恒竞技场，拜占庭人通常能成功地将潜在敌人间的矛盾转化为自己解决困境的办法。但在阿提拉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要么是因为草原上不太可能有其他民族的存在，要么是因为他的帝国确实延伸至多瑙河以东太远的地域。不管怎样，从外交角度来看，阿提拉的帝国可能已经跨越了整个大陆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因为当拜占庭最迫切需要更多东部的盟友，劝说其向西移动从后方进攻匈奴时，却一无所获，无论是大国家还是小部落。
这让拜占庭别无选择，只能使用一种较低级的，但仍然有用的外交手段：不是用黄金诱使他人攻击匈奴，而是用黄金来收买他们。将步兵和骑兵都留在国内后，狄奥多西二世派遣特使与阿提拉谈判，以劝导他在未来远离帝国领土。较之以前派遣部队却惨遭痛击，这种方法更为有效，而且比失去被蹂躏省份的税收更划算。早些时候，他们每年向阿提拉进贡几百磅的黄金，后来每年的黄金进贡增加到2000磅，但直到447年，在双方达成了一项全面协议后，这笔黄金才得以支付。协议要求一次性向匈奴进贡6000磅的黄金，以及未来每年进贡2100磅的黄金。这是一笔巨款吗？以今天的价格计算，6000磅黄金价值将达到75072000美元，当然，古代黄金的价值相对更大。帕尼姆的普里斯科斯当然也认为这笔款项是灾难般巨大的：
为了负担必须送给匈奴的贡品和其他款项，他们强迫所有纳税人做出贡献，即使是那些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司法裁决（法律豁免）或帝国的慷慨而免除了最重土地税的人也不例外。就连议院的成员也根据他们的地位排名，捐出了一笔固定数额的黄金。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这给他们上流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改变。由于他们对于被分配的需要缴纳的数额感到困难……以至于曾经的有钱人被迫在市场上变卖妻子的珠宝和他们的家具。这是战后降临于罗马人身上的苦难，结果是许多人死于饥饿或绞刑。[14]
一位仇富的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段话仅仅是过度夸张，或是为了团结富人阶层罢了。他还提供了一些有根据的对比资料：在473年，利奥一世（Leo Ⅰ，457～474年在世）每年进贡给哥特人“斜眼”西奥多里克（Goth Theodoric “Strabo”）2000磅黄金，以及一次性给他进贡了2000磅黄金和10000磅白银，而且皇帝芝诺（Zeno，474～491）也同意每年进贡给他1万索里迪（Solidi，一种古罗马金币）（约合139磅黄金）。在另一项对比中，利奥于468年对非洲汪达尔人的失败征战消耗的黄金不少于10万磅。[15]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能会从历史学家马科斯（Malchus）的幸存史料中得到更多的证据：“埃及总督通常需要向帝国缴纳50磅黄金，然而，他（芝诺？）需要埃及总督支付大约500磅黄金，似乎这个国家比以前更富有了。”[16]这并不是一笔巨大而离谱的薪金——这个数字本身就具有迷惑性——恰恰相反，这是为换取一份年薪（未具体说明）而支付给国库的资本金，正如现代的年金。[17]因此，给阿提拉的6000磅可以由6个最高级别官员的年金上缴所抵消，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也不是那么巨大。显然，普里斯科斯对向匈奴进贡的做法十分愤怒，或者这也只是一种夸张的姿态，因为贿赂蛮族向来是罗马人的标准做法，即使在他们权力的鼎盛时期，也是如此。
在这次事件中，拜占庭人的补救措施是成功的：阿提拉没有攻击东罗马帝国，而是向西罗马帝国进攻。到451年，阿提拉进抵高卢。此前一年（450年），有才华的马西恩接替了狄奥多西二世的位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拒绝每年向阿提拉进贡，但当时阿提拉正致力于攻击西罗马帝国，因此拒绝进贡没有产生任何糟糕的后果。
如果狄奥多西二世与萨珊波斯和睦相处，让普里斯科斯和保守主义者感到满意，让盖塞里克的汪达尔人独善其身，收容伊苏利亚人、赞尼人和任何其他棘手的部落成员，召集东罗马帝国所有军队以最大的力量对抗阿提拉，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帝国军队会被摧毁，帝国也会随之崩塌，因为没有什么能阻止波斯人、汪达尔人、内陆和边疆的部落以及匈奴与其臣民掠夺帝国的领土。
考虑到阿提拉军队的战术、实战和军区战略优势，以及他们大量听从指挥的战士，这是我们能够得出的第一个理论上的结论。
这也是我们基于经验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根据唯一的然而也是相当充分的相关证据——考虑到萨利克法兰克人（Salic Franks）、阿兰人、布列塔尼人、布雷顿人、利蒂西亚人（Liticians）［？］、勃艮第人、撒克逊人、莱茵法兰克人（riparian Franks）、奥利布里恩人（Olibriones），大量西哥特人，以及伊提乌斯率领的少数罗马人都只是在沙隆会战中成功地击退了阿提拉的军队，但并没有真正摧毁甚至损伤他们以阻止其随后入侵意大利，所以我们有理由断定，东罗马帝国军队将被匈奴击败。
用帝国的存亡去冒险的事情并未发生，在不造成大规模战争爆发的情况下，阿提拉匈奴的巨大威胁被遏制住了，直到匈奴帝国消失，他们也没有对拜占庭造成持久的伤害。因此，一项新的战略方针得到确认，这也标志着从罗马到拜占庭的又一过渡：外交第一，武力第二，因为前者的代价只是暂时的，而后者的风险可能导致灭亡。[18]
在这种战略下，各种各样的劝服手段得到应用，但黄金始终是最重要的。这也需要加上有效的军事力量从而为敲诈勒索设置上限，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许多危险的敌人被成功摆平——这就是说，贡品的成本要低于抵御侵略和被侵略付出的双倍代价，因为后者既包括军事开支，也包括平民生命和财产遭受的苦难。
从经济上讲，向敌人进贡并不会导致通货紧缩。黄金是在流通的，从纳税人流通到帝国国库，又通过帝国的各项薪金和开销从国库回到纳税人本身，向敌人支付贡品时，这种流通只是出现了短暂的转移罢了。而且，匈奴及其所有后继者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他们得到的贡金从帝国购买必需品和小玩意——双方针对边境市场议定了特殊安排——因此，除了珠宝那一部分微乎其微的财富，这些进贡给匈奴的黄金，很快就又在帝国内流通起来。可以肯定的是，贡品将本可以在本地消费的产品变成了无回报的出口商品，降低了帝国内部的生活水平。但是，支付贡品并没有抑制帝国内部的生产，事实上，它可能通过加快黄金流通的速度来刺激经济活动。
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向敌人支付贡品是利用帝国最大相对优势的有效方式，即它的金融流动性。
埃及更加富饶，美索不达米亚的部分地区也是，波斯更适合进行远距离贸易，既可以通过中亚路线进入中国，也可以经波斯湾路线到达印度和香料群岛：其他国家也有先进的工艺，但国民的财富是一件事，帝国的财富是另一件事。这取决于帝国的发掘能力，以及它们财政创收能力，正如我们所见，帝国拥有优越的财税系统。即使在1204年的灾难之后，迈克尔八世在君士坦丁堡重建了被削弱的拜占庭帝国，虽然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希腊王国，但其国库中的黄金仍然比欧洲任何一个王国都多，这仅仅是因为它经常征收税款，而其他王国却做不到。
战术革命
面对阿提拉出乎意料的巨大威胁，拜占庭的另一个回应策略是完全不同的，但它也标志着从罗马到拜占庭的过渡。
人们经常极其简洁地叙述道，在378年的阿德里亚诺普战役之后，骑兵取代了步兵，成为罗马军队的主要兵种。实际上，是坚固而又笨重的传统步兵式军团被取代了，普遍意义上的轻巧式步兵并没有被取代——而这一过程早在阿德里亚诺普战役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在加利亚尼（Gallienus，260～268年在位）统治时期，皇帝的大规模骑兵部队在危急时刻成为最有效的军事力量，无论是迅速击退外敌入侵还是在内部叛乱蔓延之前将其镇压，这些骑兵都同样有效；他的副手，骑兵指挥官奥雷连诺斯（Aurelianus）毫无意外地在270年成为皇帝。也是在阿德里亚诺普战役之前，君士坦丁（其于337年去世）统治时期，长期为帝国服务的具有野战属性的野战军（comitatenses）被派遣到省级边境地区。[19]
与这些庞大而复杂的变化不同，战术的创造者和时机选择仍然是我们研究的主题，这种战术革命是非常直截了当的：因为找不到有效的方法来击败匈奴的步兵和骑兵，拜占庭人决定模仿匈奴的骑射手，增加一些盔甲使士兵成为多面手。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草原狩猎和战争文化的环境中，草原民族对骑马和射箭技术的训导在童年早期就已开始，而缺少这种文化，就需要真正密集且持久的训练计划来弥补，这样才能将新兵转化为训练有素的骑手和弓箭手，尤其是要成为熟练的骑射手。
一年的训练时间不足以锻造出可以加入战斗的士兵；顺便说一句，当代的美英装甲兵可以在招募后的6个月内被派上战场。当然，复合反射弓是比现代步枪难用得多的武器，特别是在移动的马上操作它的时候。事实上，对于那些无法掌握必要技能的士兵，他们是有准备的；一些骑兵装备了吊索，而一些弓箭手则充当步兵。
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以及何时发生的，但当查士丁尼在527年掌权时，拜占庭军队中最有效的力量当然是它的骑射部队。即使他们缺乏草原骑手般充分的驾驭技能和耐力，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来做弥补：盔甲使他们更具复原力，他们背上绑了一支长矛，必要时可以将其拉出，进行冲锋和全面的战斗训练。为此，作为一名见证者，恺撒利亚的普罗帕科斯赞赏那些战术复古且并排战斗的部队，并且鄙视那些只从远处射箭掩护骑射兵的希腊式重装步兵：
有一些家伙……把今天的士兵称为“弓箭手”（这会被荷马鄙视），而对那些最古老的士兵来说，他们希望将其尊称为“徒手格斗士”“盾牌战士”和其他那种（有声望的）名字；他们认为那些时代的英勇丝毫没有流传至今……（而是）……（可笑的）荷马式弓箭手……他们既不骑马也不受长矛和盾牌的保护。事实上，他们的身体并没有受到任何保护。他们最不可能参与一场公开的决战。但是现在的弓箭手们都穿着盔甲（胸部和上背部装甲），装备的防具直到膝盖，右边挂着他们的弓箭，另一边则是刀剑。一些人还装备了（长矛）。[20]
因此，这些骑兵也可以参与近战，而不仅仅是像荷马式弓箭手用简单的木弓从远处射箭那样，给人留下怯懦的印象。这对匈奴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也可以用剑和矛作战，他们弓箭手也可以下马战斗，与讽刺画中将他们刻画成半人半马的形象相反，画中的他们在马上完成每一件事，是完完整整的每一件事，他们被描述为几乎不会行走，更不用说地面作战了。
战术革命不仅仅是战术层面的，它也具有明确的战略意义。古老的重型步兵军团是这样的：经过训练和装备的步兵牢牢坚守阵地，将其他人从阵地上赶走，并在近距离战斗中残酷地杀死敌军士兵，这最适用于“消耗战”，目的是以一定比例的伤亡为代价摧毁敌人。这种战术所默认的假设是，一旦敌人被摧毁，就会迎来和平。
拜占庭人了解得更清楚。他们知道和平只是战争暂时的中断，一旦一个敌人被打败，另一个敌人就会取代他的位置，继续攻打帝国。因此，失去稀缺而宝贵的士兵造成的损失是不可逆转的，而战略收益只能是暂时的。甚至毁灭敌人也不是绝对的收益，因为在无休止的战争中，昨天的敌人可能成为明天最好的盟友。因为他们完全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如军事手册中所论述的那样，所以拜占庭人放弃了老罗马人最大化消耗敌人的战术，他们次序有别地装备着精致的盔甲、沉重的投掷型长矛，以及经典的军团士兵短剑——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绞肉机。只要有可能，拜占庭人就会尽量避免可能造成高伤亡的正面攻击和强硬碰撞，而是依靠机动作战来对抗敌人，通过突袭进攻和伏击防御，通过围堵、迂回、包围及多种不同的方式来瓦解而不是毁灭敌人，从而赢得胜利。因此，他们更喜欢机动灵活的骑兵，而不是步兵，因为骑兵更适合各种形式的调遣，至少在开阔的旷野是如此，而且通常可以在遭到压力下安全撤退，而不是被困到最后。
因此，战术革命是一项重大的军事创新，并且超越了战术层面——除了攻城作战法和极罕见的，诸如在崎岖的山脉和森林中发生的战斗方式没有改变。这些战场仍然是轻步兵的领域，就像今天的大多数情况一样。
一方面，在进攻上，这种新的作战方法被很成功地应用于553年开始在北非对抗汪达尔人的查士丁尼征服战争，以及之后在意大利对抗东哥特王国的战争，还有在540年与萨珊波斯的新一轮战争中——尽管拜占庭的骑射部队在既幸运又有才华的阿纳斯塔西奥斯一世（Anastasios Ⅰ，491～518年在位）的带领下，已经参与了此前在502年发动的战争。
另一方面，在防守上，当阿瓦尔人赶到的时候，巨大的考验来了，这是继阿提拉匈奴之后第一个重要的草原势力。阿瓦尔人通常以亚洲内陆的蒙古族群为核心起源，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柔然人（Jou-jan人、Juan-juan人或Ruan-ruan人），他们在向西迁移的过程中吸收了突厥人和其他民族。[21]他们像阿提拉的匈奴人一样都是骑射师，但装备着更精良的盔甲和长矛，此外他们在战术上也取得了更多的成就，包括攻城战。在最重要的拜占庭军事手册《战略》中，有关于阿瓦尔人军事装备的特别解读，对于这部莫里斯（皇帝）的著作，我们将在第十一章中详细讨论。其中包含了历史上第一个关于马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的参考文献，并描述了“阿瓦尔式”的各种拜占庭装备。也许是来自他们的中国祖先，阿瓦尔人获得了拜占庭人急切想复制的技艺。但是拜占庭人已经从匈奴人那里学习了箭术，这让他们与阿瓦尔人的战术等同或足够接近，但在这一点上存在很大的不同：阿瓦尔人可以在开阔的地带战斗，除非敌我人数悬殊或在非常潮湿的天气里，否则匈奴人不会这么做。
公元557年，阿瓦尔人已经到达了位于里海北部的大草原（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境内）和黑海北部的庞特草原之间的伏尔加边界。在558年或560年的时候，在高加索阿兰人的协助下，阿瓦尔人派遣了一个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高加索阿兰人在拉扎卡（Lazica）也是就现在的南格鲁吉亚附近将使团介绍给拜占庭指挥官。当查士丁尼获悉后，他传召阿瓦尔人的代表团前往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史家梅南窦（Menander Protektor）提道：
一个名叫卡迪克（Kandikh）的人被选为阿瓦尔人的第一位使节，当他来到王宫时，他告诉皇帝，最伟大和最强大的部落来了。阿瓦尔人是无敌的，可以轻易地粉碎并摧毁所有挡住他们道路的人。皇帝应该与他们结成联盟，享受他们的可靠保护。而且他们只会对罗马国家有好感，以换取罗马帝国最珍贵的礼物，即每年向其进贡并提供足以安身的肥沃土地。[22]
梅南窦接着写道，查士丁尼当时又年老又虚弱，如果不是很快就去世了，那么他会“粉碎并彻底摧毁他们”，如果不是通过战争，那就通过智慧，梅南窦总结道：“既然不能打败他们，那么就选择另一条路。”他的确这样做了，但只是一部分，因为拜占庭人虽然给了阿瓦尔人礼物，包括金子，但没有割让“肥沃的土地”，因此阿瓦尔人继续向西迁徙。
虽然梅南窦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而且不像普里斯科斯那样迷恋英雄们的姿态，但梅南窦“如果查士丁尼能做到的话，那么他就会‘彻底毁灭他们’”的论断显然是错误的。
在那时，在阿瓦尔人居留地以西的大草原走廊上有突厥乌特里格尔斯人（Turkic Utrigurs）和库特里格尔斯人（Kutrigurs），他们定期威胁着克里米亚和黑海沿岸的拜占庭财产，在他们前面还有危险的斯拉夫安塔人，还有规模更为庞大的斯拉夫人（Sklavenoi）正压向多瑙河边界，并渗透到希腊中部。[23]阿瓦尔人确实在一代人之后成了帝国的巨大威胁，但在558年或560年，与所具有的治国理念相反，拜占庭人居然冒着巨大的军事风险，决定接受大规模伤亡的代价，“彻底摧毁”一个潜在的敌人，而这个潜在的敌人更可能很快变为他们潜在的盟友。事实上，阿瓦尔人确实开始进攻、扫荡，使乌特里格尔斯人、库特里格尔斯人、安塔人和许多斯拉夫人屈服。当阿瓦尔人在大约公元580年向帝国进攻时，新的战术方式展示了威力。由于指挥而非战术原因，拜占庭在皇帝莫里斯（Maurikios，582～602年在位）的率领下开始节节败退，但在590年前后，骑射手组成的强大拜占庭军队成功地击退了阿瓦尔人。
一位颇有价值但经常受到年代挑战、生活于近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提奥非勒·西莫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该词与一种鼻子扁平的猫的词意相同）保存了一篇关于罗马人进攻的叙述，那次进攻始于维米纳西姆（Viminacium）对面的多瑙河河岸（现为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省的科斯特里亚克），并继续向巴纳特边境的蒂萨河（Tisza）推进：
［普里斯克斯（Priscus），巴尔干半岛军队的指挥官］……严谨地将罗马军队编组为三支部队。接着，他坚定地让左右翼部队分头行动，然后诱敌深入，这样野蛮的阿瓦尔人就会被困在中间，当拜占庭军队包围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陷入意想不到的灾难。（3.3）这样一来，阿瓦尔人群龙无首，有9000名士兵被杀。（3.4）第10天，将军听说野蛮人再次来到了交战的地方；天将亮时，他给罗马人准备了战斗装备，有秩序地带领他们进入战场。（3.5）因此普里斯克斯又一次以三组编队的方式调动他的部队，而野蛮人……（组成）了一支独立部队。因此，普里斯克斯占据了战场的有利地形，并且以风作为助力，从高处向阿瓦尔人发起进攻，他的左右翼军队击败了敌人。（3.6）因为那个地方下面有一片沼泽，所以他把野蛮人赶向了水域。正因如此，野蛮人被击退在浅滩中，不幸面对沼泽，惨烈淹死。[24]
在早期的一场战斗中，提奥非勒写道：“罗马人把他们的弓箭放在一边，用长矛近距离地与野蛮人战斗”（2.11）——显然，这个例外是由地形（树林？）或天气（潮湿）的特殊情况造成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注意到这一点。至于弓箭的使用情况，在3.5章节上提到了“风的助力”，这证明了拜占庭人依赖于他们的弓箭，因为箭会被逆风所阻碍，因横风而偏转，并借助笔直向下的风力而增强，这是毫无疑问的。
阿瓦尔人确实令人生畏。他们克服了590年的失败，与大量斯拉夫人联合于626年到达君士坦丁堡，并围攻该城。巧合或是有意计划，萨珊波斯此时也展开了最凶猛的一次攻势，他们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对面的海岸。在626年的失败后，阿瓦尔人失去了对许多斯拉夫臣民的控制，这些斯拉夫人被拜占庭帝国的盟友们有效策反，这些盟友包括影响至今，后来成为克罗地亚人（Croats）和塞尔维亚人（Serbs）的部落。然而，阿瓦人仍然是帝国的威胁，直到他们向北迁徙到现在的匈牙利，在那里，查理曼大帝在791年的一场决定性战役中将其击败，不久之后，他们遭到布勒加尔人的攻击，随即四处逃散并被同化。总的来说，阿瓦尔人对拜占庭人来说是一种严重但可控的威胁，不像匈奴人那样，与之交战时总会遭到惨败，因为匈奴人也掌握了骑射这种高难度艺术。这场革命可能是战术上的，但它具有战略意义。
然而，有一个重大问题，其造成的后果也可能是战略性的：骑射术不仅是一项非常苛刻的技能，而且对战士个人和更重要的制度来说都是易退化的。除非该项技能是在童年时期习得，否则它绝对不是那种像骑自行车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不会退化的技能。武器训练师们知道，维持手枪和步枪的射击技能之间有显著差异；手枪技能的下降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如果没有严格的月度训练，普通的手枪射击者就会给他的同事们造成危险，而训练有素的步枪手通过每年一次的进修训练，就足以保持他的技能。骑射术对于手枪射击而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代的证据表明，在常规的进修训练中，即使是在流镝马骑射中，最资深的骑射手也是绝对需要训练的。
因此，当拜占庭军队的整体素质和精神状态阻碍骑射手的常规和强化训练时，骑射手相比其他士兵更容易失去优势，如果新兵们没有耐心投入训练，或者他们的兵力太少，整个军队就会很快丧失这种能力。似乎可以认为，仅这一因素就对拜占庭军队在11世纪末无力遏制塞尔柱突厥人（Turkic Seljuks）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提供了一个技术性解释，即为什么总是在各个战线都取得胜利的一支军队，却在1025年后走向没落。[25]
情报和隐蔽行动
在本书第三部分叙述的拜占庭军事手册中，指挥官们总是被要求尽最大的努力收集情报，因为在拜占庭式战争中，信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指挥官们不能仅仅使用一种收集情报的手段，而是要使用三种：（1）轻骑兵和步兵部队，用打了就跑的突袭方式来探测敌人的士气和作战技能，并激发敌人派出更多兵力，以便观察和评估——换句话说，即现代术语所谓的勘察，用更小、更快，但装备精良的作战部队在主力部队出击前作战；（2）在敌人控制的区域内，对地形和敌军进行隐秘侦察，由步兵或骑兵小分队深入敌后，并要避免激起任何形式的战斗而妨碍主要任务，只是侦察和返回报告，换句话说，即现代术语所谓的侦察，这是一项秘密任务，由没有伪装的士兵携带轻武器执行，不装备盔甲是为了借助地形躲避敌人的视线；还有（3）“隐蔽”的特工人员，他们要更深入敌方控制区搜集情报，如果可能，还要进入敌人的营地和要塞，甚至是政府所在地，他们不是隐藏在暗处，而是伪装成商人、普通平民，甚至是敌军士兵或官员，以虚假身份保护自身——换句话说，就是现代术语中的间谍活动。除了渗透进敌人内部的特工，还会安插一些“秘密朋友”，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即“驻地机构”，并招募敌方公民，或是官员、军事首领来提供敌方内部信息。[26]
拜占庭军事手册中描述了这些手段的区别并解释了它们的必要性。由轻骑兵小队组成的侦察巡逻队被称作“奔行者”（prokoursatores），最平常的表述即“向前跑的士兵”，因为巡逻队规模太大以至于不能以普通的方式跟踪敌人，但是仍旧可以观察敌人，毕竟其容易引起敌人的增援或谨慎的撤退。需要与敌人作战的侦察兵可能也不会太顺利地完成任务，因为他们装备的是轻型武器并且数量不足，故而将难以履行侦察和向上报告的职责。秘密侦察兵也不可能只是走出森林或下山进入最近的城镇就能成为有用的间谍，他们被当作士兵来训练，而非间谍特工，而专门用于特工的选拔、训练和管理的程序也在军事手册中被提到过。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情报收集的目的是要努力理解外国国民及其领导人的心态，而不仅仅是他们当前的意图；全面评估其军事力量，也包括其军队的供给情况，而不仅仅是军队力量如何及其部署区域——拜占庭人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对阿提拉和其匈奴族群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帕尼姆的普里斯科斯的详细描述，他被邀请加入一个拜占庭代表团，这显然是为了向帝国反馈和报告匈奴的文化——这种策略在塔西佗（Tacitus）撰写《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时就已经很古老了。除了拜占庭文献中记载的这些对异邦人文地理的探索之外，无论它们的目的是什么，系统的间谍活动仍然是存在的。从本质上说，间谍活动中必须较少留下文本记录——我自己可以证明，间谍活动中的各类建议常常并不实用。但普里斯科斯曾对拜占庭的间谍活动发表过著名的抱怨，描述了拜占庭间谍机构在那个时代是如何运作的，直到其被查士丁尼的吝啬毁掉：
间谍的问题如下。古代许多间谍都是由国家供养，以出售某物或其他设备为借口，他们会进入敌国和波斯人的宫廷中，在对一切进行彻底的调查之后，他们会返回罗马国土，在那里他们可以向地方长官报告所有敌人的秘密。他们带着这些具有前瞻性的信息时刻保持警惕，任何意外都不会降临在他们身上。
查士丁尼被指控“拒绝任何拨款”，这破坏了整个情报体系。据普里斯科斯说，许多错误随之而来，包括失去拉扎卡（Lazica，现代格鲁吉亚的南部），“罗马人完全没有发现波斯国王和他的军队位于世界的哪个地方”。[27]
秘密行动是间谍活动的自然延伸，它们在拜占庭式战争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这是一种可以减少甚至避免战斗和消耗的极其省钱的手段。通常，它们的目的是通过内部破坏来削弱敌人，也就是说，诱导敌人叛变。战地指挥官被要求与敌方阵营的外国盟友或辅军联系，并向他们赠送礼物、提供承诺，甚至也要向自己内部一些有自主权的军官，比如边防要塞的驻军首领赠送礼物。在战场外，他们持续地努力招募和奖赏较弱小的统治者、官员，以及次要的部落酋长，让他们将服务帝国凌驾于自身的主权之上，不管这是出于什么原因，从个人的怨恨、嫉妒或贪婪到对正统东正教的热忱，通通如此。
对于已经被策反的敌方军官来说，他们的任务可能是在军事会议中阻止敌人向拜占庭帝国开战，或是宣扬为帝国而战的好处，或仅仅是颂扬与帝国的友谊，所有这些手段皆可被视为拜占庭明智的治国之道。当叛变行为已经不能被掩盖时，当不忠行径已经昭然若揭时，想要颠覆其政权就更加困难了。
在第十五章最具戏剧性的案例中，萨珊波斯军队中非常出色的指挥官沙沙巴兹（Shahrbaraz）在626年的时候就一直通过各种方法渗透进君士坦丁堡对面的海岸地区，并曾因一次失败的战时谈判而与拜占庭政府有过官方与公开的接触，之后，证据显示其通过隐蔽手段私下与拜占庭政府保持联系，这在后来使波斯人的军事形势变得非常不利，并最终导致当时的波斯国王被推翻，与帝国的和平得以维持。
这是战略层面的策反，有证据表明，拜占庭是通过运用技巧和策略，将官方和私下谈判结合起来达成策反的，最重要的是通过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从而改变军事平衡，然而，在避免战事升级上，策反活动同样非常有用。沙沙巴兹完全不可能被纯粹的贿赂所策反：作为一个刚刚征服了帝国最富有的贸易城市的军队指挥官，他不太可能想要黄金，当时拜占庭皇帝赫拉克勒斯（Herakleios，610～641年在位）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缺乏资源——他甚至需要通过熔掉教堂的盘子和银器来支付军费。即使是在对待那些品行低劣的人时，我们也会看到，拜占庭的策略就是用奉承来美化贿赂，把它当作来自帝国仁爱的自愿馈赠，所有这些手段都使被策反者更容易接受贿赂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然而，在一个著名的案例中，几乎无法美化或掩饰策反行为，奸细需要做的不是在政府内阁中倾向于敌方，这可能都不被认作叛国行为，他需要做的是对他的统治者和长期至交——阿提拉——实施暗杀。这些情节是由帕尼姆的普里斯科斯记录的，他的叙述通常是可靠的，但在这个案例中，他对主角带有强烈的偏见：克里普希亚斯（Chrysaphius），关于他的职位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他是宦官（cubicularius，卧房管家），有的说他是保镖（宫廷仪式中的执剑手），但无论他的职位如何，作为狄奥多西二世的宠臣，他都是相当有权力的。尽管在我们的资料来源中他是出身卑微的宦官（姓Tzoumas）和无宗教信仰的勒索者［根据大主教和未来的圣·弗拉维安（Flavian）[28]的说法］，但克里普希亚斯在拜占庭战略家中仍然地位崇高。他对拜占庭的新战略有同样的美好主张，即直接使用军事力量消灭敌人不再是治国方略的首要选项，而是最后一个。普里斯科斯总是称他为“太监”，并指责他怯懦地向阿提拉进贡，但普里斯科斯却忽视了这个方法的低成本和高效率。
任何大战略都要求政策的广泛性和持久性，都不排斥在特殊时机采取特殊行动。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历史现象，阿提拉的个人能力极大地提升了匈奴的力量，我们可以合理推算，也正如事实将很快验证的那样，如果没有阿提拉，匈奴人就会被大大削弱。克里普希亚斯开始贿赂阿提拉所信任的官员艾迪克（Edeco，或Edekon，他曾作为一名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让他杀死自己的主人。普里斯科斯叙述了克里普希亚斯的谨慎操作：
太监（克里普希亚斯）问他是否可以自由地接触阿提拉……艾迪克回答说……他和其他从领头人物中挑选出来的人被一起安排护卫阿提拉（他解释说，在固定时期，他们每个人轮流带着武器护卫阿提拉），太监说，如果艾迪克接受并宣誓，他就会告诉大量对他有利的信息。而这是需要闲暇时间的，如果艾迪克独自前来参加晚宴，没有大使跟随，他们就会有空闲的时间交流……
艾迪克前往太监的住所吃晚饭。在维吉拉斯（Vigilas，克里普希亚斯安排的翻译）负责翻译的情况下，他们紧握双手，交换誓言，艾迪克发誓即使他不为其出力，他也不会向别人透露克里普希亚斯对他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