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7年5月6日，清晨的曙光没有照见罗马一贯的美丽。这座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城市正遭兵临城下。在法兰西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在文艺复兴教宗和领地邦王之间，对抗达到高潮。克莱门特七世与法兰西、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米兰结盟对抗皇帝，而此时战火已经烧到罗马城。早上7点，敌军已经在冲击城墙。皇帝虽然照例是天主教徒，但其军中有数千名信奉路德宗的德意志士兵，他们桀骜不驯，不拿军饷，对罗马满怀憎恶。一波又一波手持兵器的人来到街上，与此同时，罗马人纷纷逃回家中，护住自己的家人和财物。那些不顾极端不利的形势与教宗的瑞士护卫并肩作战的人都被消灭了。
在梵蒂冈，教宗克莱门特正在听弥撒，人们闯进来，叫他立即逃命。在罗马的一个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德萨拉查(Francisco de Salazar)听说，“当时真是千钧一发，要是教宗再耽搁片刻，多听三条信经，他就要在自己的宫殿中被捕”。与此同时，皇帝的军队正在横行杀戮，碰上他们的——不论是《圣母怜子图》(Pieta)中的小小孤儿，还是圣神医院(Hospital of San Spirito)的病人——无一幸免。这些路德宗的人尤其享受强奸修女、折磨神职人员，然后再享受将其杀害的乐趣：一名年迈的神父在拒绝施圣餐给一头驴之后被杀害。宫殿和教堂遭到洗劫和亵渎，图书馆被焚毁，来自古代世界的珍稀手稿永远地消失了。
罗马的屠城持续数日，“暴行之重，让人无法提笔记录，也没有谁的记忆能够保存”，德萨拉查写道。屠杀结束后，文艺复兴的罗马也成了历史。圣彼得大教堂中“死尸四散，其面容残损到难以辨认；靠近圣彼得圣坛的礼拜堂中则有大摊大摊的血、死马之类”。“这一切都像一场噩梦，”德萨拉查称，“此刻没人能去教堂，也无法在城里四处走动，因为死尸的臭气太重。”
这一震惊欧洲的消息仍在路上，与此同时，在英格兰，沃尔西照着国王的指示，在约克广场(York Place)秘密开了一次庭。亨利八世成了被告，被指控与嫂子凯瑟琳乱伦。他希望自己被定罪，从而不得不与她分开，这样教宗也会确认其婚姻无效。之所以要秘密进行，是为了让律师们能在凯瑟琳知悉此事前完成对二人婚姻的控诉，但开庭不到24小时她便发现了一切。愤怒蒙羞的她一面继续装作不知情，一面开始谋划要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女儿的继承权。6月1日，罗马遭劫的消息传到了英格兰，这让亨利八世计划的实施又增加一重障碍。
事实表明，教宗被皇帝困在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Angelo)中。在罗马的局势明朗前，继续约克广场的审判已经没有意义，于是庭审中止。期望落空又急不可耐想成事的亨利八世决定直接告诉凯瑟琳，他“发现”他们都活在死罪里。他指望她同意立即解除婚姻。凯瑟琳的反应令亨利八世大为震惊：她落下泪来。凯瑟琳一直让亨利八世很舒心，这一悲伤的表现却令人极不舒心。亨利八世呆若木鸡，试图让凯瑟琳放心，说解除婚姻是最好的选择。但他失败了。他还给她下了命令，要她严守这一秘密。这同样相当天真。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他废掉自己婚姻的企图此时已经“臭名远扬，简直好像已经由街头喊话传令地公布了一般”。
当亨利八世得知公众对他有意离婚这一消息的反应后，他的不安加剧了。经过十八年，凯瑟琳王后已经深受爱戴，在街上、在小酒馆里，人们纷纷对她所遭受的羞辱表示痛恨。一位善良的王后仅仅因为年老色衰，因为不幸无法给丈夫生养儿子就被抛弃，这令妇女们尤为愤慨，因为她们当中的许多人都经历过丧子之痛。有一次，王后出了布赖德韦尔的王宫正走上一座桥，一群伦敦人望见了她，便开始大喊她必会胜诉，不然神就要惩罚英格兰了，而他们都祈祷她会得胜。尽管如此，凯瑟琳同样需要国际支援。她首先求助自己的外甥，当时身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的皇帝查理五世。罗马皇帝的军队已经洗劫了罗马，教宗即便不对其俯首听命，也承受不了与他决裂。不出所料，皇帝做出承诺，称会支持姨母。
亨利八世还面临另一个大难题：他在最不利的时候选择了错误的话题。教宗权威正遭到马丁·路德和另一些人的质疑，任何可能削弱这一权威的问题——比如质疑教宗是否有权撤除《圣经》中禁止弟续兄孀的诫命——都必然会遭到强烈反对。尽管如此，沃尔西仍然前去拜访一位享誉国际的英格兰神学家——玛格丽特·博福特的旧友兼告解神父即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希尔——并请他就此提些建议。
费希尔是人称人文主义者的时髦学者团体中的一员。这里的人文主义指向的是借由希腊和罗马经典对文学、思想和政治学等人文科学所做的研究，无关于现代意义上不谈论神而只关心人的尊严的人文主义。这些人中有伊拉斯谟，他整理的希腊文《新约》已经出版，而这一版本的《新约》在后来成了一些新译本的原本。由于一个词的含义之侧重的改变可能导致对延续几个世纪的信仰的质疑，历史的精确和真实被赋予新的重要性。一些人文主义者后来成了我们所说的新教徒。这些人通常出现在所谓的“福音教派”中，因为他们希望除尽他们认为没有《圣经》依据的教会传统，回归“福音”(evangelium)，也就是福音书中所传的“好消息”。然而，也有许多人文主义者一直持守着正统的天主教信仰。
费希尔曾紧随国王的步伐撰写过许多有力的文章，反驳马丁·路德，支持教宗权威，他担心没有了罗马中央权威的管束，西方基督教世界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因而，当费希尔就沃尔西的问题给出他并不喜欢的答案，称在他看来教宗确实有权撤除《利未记》弟续兄孀的诫命时，沃尔西并不是很惊讶。费希尔引用《马太福音》，称若非如此，“基督（对首任教宗圣彼得）说的‘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就是徒然了”。
虽然如此，沃尔西却意识到，要走出困境，亨利八世还有一条路。凯瑟琳坚称自己同亚瑟从未发生过性关系，因此亨利八世的“顾虑”是毫无根据的。在这样做的同时，她无意中为废婚开启了另一条大道。沃尔西建议亨利八世承认凯瑟琳在同自己结婚时尚是处女。根据“公共正直”(public honesty)的原则，如果一个女人在法律上已经婚配，但尚未圆房，那么她与丈夫的兄弟结婚就应被禁止。教宗儒略二世的原始特许并未涉及这一情形。但对亨利八世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他坚信自己的婚姻受了诅咒，他解除婚姻的依据要能证实他的这一信念，也要能解释他同凯瑟琳二人何以无子。亨利八世想要的并非基于什么法律细则的废婚，而对沃尔西而言，就算仅仅暗示国王的论据站不住脚也会被视作不忠。
1527年9月，更糟糕的消息传来。沃尔西得知亨利八世想娶的是安妮·博林，而非某位可能在废婚一事上为国王赢得外国支持的公主。红衣主教刚刚访问法兰西归来，他照例请求与国王私下会面。信使回报称，他见到国王正同“一位名唤安娜·德波莱恩(Anna de Bolaine)的小姐”同住。她本人向沃尔西发出命令：“叫他过来，国王在这里。”沃尔西后来把安妮称为“夜鸦”。传说夜鸦是不祥的鸟，因此对沃尔西而言，“夜鸦啼鸣，征示凶年”。尽管如此，至少在当时，明艳动人的安妮和这位红衣大主教还是盟友，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帮助亨利八世废婚。让二人大感宽慰的是，教宗同意将亨利八世的案子留在英格兰审判。两名法官分别是沃尔西和洛伦佐·坎佩焦(Lorenzo Campeggio)，后者长年任英格兰的代言枢机(Cardinal Protector)，在罗马教廷中扮演英格兰利益的特别维护者。1528年10月9日，教宗回到罗马与查理五世议和三天后，坎佩焦抵达伦敦。
亨利八世相当焦急，他希望事情能迅速推进，安妮甚至更加急不可耐。据她的传记作者埃里克·艾夫斯估计，她当时已经27岁。在那个年代，女人到了30岁便已经被视为“过冬的干草料”，27岁对一个新嫁娘而言已经是相当的高龄了。安妮还担心时间拖得太长，亨利八世会对她、对再度结婚失去兴趣。多年来，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相濡以沫，要与这样的对手竞争对她而言并不轻松。宫廷礼仪意味着国王和王后常常一道出现，据法兰西使节报告说，二人表现出的样子让人们绝对想不到他们存在什么问题。沃尔西发现安妮的寓所与国王的住处离得很近，她向他表示感激，还请他常给她带“使节的新消息来，因为我衷心希望您带来的消息都是极好的消息”。然而，直到1529年6月，沃尔西才得以确认案子开庭。
针对国王婚事的审判在多明我会修道院的议事厅举行。在伦敦，多明我会因修道服的颜色而被称为“黑衣修士”(Blackfriars)。沃尔西的仆人乔治·卡文迪什描述称，一众法官、主教和法学博士都坐在桌边长凳上。亨利八世的座位设在一个平台上，椅子上方有一顶华盖，是“薄绸”材质的：这是金布中最昂贵的一种，由细细的金属线绣在天鹅绒或丝绸底布上制成。王后坐在“国王下方，同他有一段距离”。卡文迪什认为，国王和王后竟然“为了听他们自己的案子出庭”，“真是相当稀奇、相当罕见的一幕”。亨利八世首先发言，要求尽快判决。接着传唤凯瑟琳。安妮·博林后来表示，当和亨利八世面对面辩论时，凯瑟琳总是能赢，这次也不例外。在法庭上，王后做了一次精彩的表演。
在亨利八世讲述自己的“顾虑”后，凯瑟琳表示，尽管如此，“现在却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二人结婚已有二十年。亨利八世激动地说，他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他爱她，要是事实证明他俩的婚姻有效，那么对他而言是再好不过的了。听罢此言，凯瑟琳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身来，穿过大厅，绕过一众法官、主教和文书，来到他面前跪下来。“阁下，”她用自己带口音的英语说道，“求您顾念我们之间这么些年的爱，顾念神的爱，赐我公平和正义，也稍稍给我些怜悯与同情，因为我是个可怜的妇人，是生在您王国外的异乡人……我恳求您，因为您是这土地上公义的元首。哎，阁下啊！我哪里冒犯了您？……对您我从来是个忠诚、谦逊又顺服的妻子，总是叫您舒心，顺您的意……我也为您生育过不少儿女，虽然神照着自己的意思召他们离开这世界，但这并不是我的过错。”
亨利八世两次想要扶她起身，但凯瑟琳坚持继续跪着。她提醒他，他俩的父亲都是杰出的王，二人也咨询过不少有智慧的人，都认为他俩结婚是可允许的，“所以我感到奇怪，不知道人们针对我又找到什么新碴儿”。她要求上告罗马，称在英格兰就算有为她辩护的人，也是他的臣民。最后，凯瑟琳宣称自己完全顺服他的意思，自己的案子完全听凭神的决断，然后起身行个屈膝礼。举庭震惊。人们沉默地注视着她，以为她接下来会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但她看到一名自己的仆人，于是扶着他的手臂走出法庭。议事厅的下层、前厅和楼梯上挤满了人，大家都目送她走出去。国王高呼“凯瑟琳，英格兰王后，进法庭来”要她回去。“继续，继续，”她命令仆人道：“没什么，因为这庭审对我不公，继续走。”她没有再回来。
保护妇女是骑士精神的核心，而凯瑟琳完美地演出了“愁苦的公主”这一形象。不过，亨利八世却感到她表现得极度自私。王国的未来吉凶未卜，他也未能如愿以偿地速战速决，这令他相当沮丧。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患有严重痛风又发着烧的坎佩焦日日被人抬下床，抬上驳船，抬着出庭，抬着上楼与下楼。7月12日进行了亚瑟和凯瑟琳婚姻见证者的宣誓做证。见证者当中有亨利八世的叔祖父，欧文·都铎的私生子大卫·欧文。有人称曾见到亚瑟“阴茎肿胀”，而这表明二人必然圆了房，人们就此进行了评论。大卫爵士只是委婉地说，他相信二人有过“肉体结合”，因为“据他所知，在英格兰各处，人们都认为他们是合法的夫妻”。但对教宗使节而言，在法律上起决定作用的文件是教宗允准亨利八世和凯瑟琳成婚的特许令的完整手稿。手稿是1528年在西班牙找到的，10月，凯瑟琳将之呈给坎佩焦。教宗克莱门特希望同亨利八世保持友好关系，同时，意大利近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克莱门特和查理五世正预备和解，所以坎佩焦不愿意公开手稿。
克莱门特是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的一员，罗马被洗劫后，支持共和制的佛罗伦萨人起来反抗这个大家族。但克莱门特很幸运：这些人同查理五世的法兰西敌人关系密切，所以此刻查理五世正在考虑与教宗订立协议，帮助美第奇家族复辟。坎佩焦使尽浑身解数拖延对亨利八世废婚的决断，因为他知道任何决断都可能对自己不利，但国王渐渐开始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7月23日早晨，坎佩焦干巴巴地宣布，鉴于“收割”的季节已经开始，故决定休庭，待10月再开庭审判。闻听此言，亨利八世的妹夫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阔步走向两名法官，一拳砸在他们面前的桌上。“我以弥撒起誓，”他咒骂道，“现在我明白了，那句老话果真不假：在英格兰，教宗使节也好，红衣主教也好，统统不干好事。”他所表达的正是国王的愤怒。
英格兰国王婚事的案子很快被再次提交给罗马，正如第三任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其父曾赢得弗洛登战役）后来对西班牙使节所言，亨利八世相信，此刻查理五世“就算要他穿着小丑的衣服在大街上跳舞”，教宗也会依命而行。
沃尔西没能帮亨利八世办成事（迄今为止，能办事都是沃尔西成功的关键），这标志着其事业步入末日。亨利八世虽然不愿完全毁掉自己旧日的宝仆，但沃尔西得罪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尤其是安妮——她对他已经失去信心。在接下来的1530年，沃尔西在外交政策出现分歧时站错了队。同年10月，亨利八世收到消息：教宗发出一封训令命其与安妮分开。这事被怪到沃尔西这位红衣主教头上。他试图向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教会查理五世求助，希望为自己复职寻得支持，却给了人指控他叛国的把柄。1530年11月4日，红衣主教在约克用晚餐时被捕，当时他已名誉扫地，百病缠身。他在被送去伦敦受审的路上死于莱斯特，而审判的结果也必然是死刑。“我明白人们都针对我，也晓得他们会怎样诬告我，”沃尔西临终时说，“但如果我服侍神有我服侍王那般殷勤，他便不会在我白发苍苍时抛弃我。”消息传到宫中，为庆祝沃尔西的死，安妮的父亲安排上演了一出滑稽剧，表现下到地狱的沃尔西。“哦，苦哇/那可怜人就是终日巴结王公贵族那家伙吗！”威廉·莎士比亚笔下的沃尔西说，“他一旦坠落，就坠落如路西法/再无指望。”
